文化考古

文化考古（共12篇）

文化考古 篇1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实物史料即各种遗迹和遗物, 大多数埋藏在地下, 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它们, 进行研究, 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 进而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复原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古代历史, 考古学有其特殊的作用。”[1]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 而这种保护作用又具体体现在许多层面, 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 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首先体现在它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上。因为发现发掘是基础与前提, 只有先发现发掘, 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如果没有发现发掘, 保护又从何而来呢?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在发现发掘作用体现的实例, 不胜枚举。例如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 就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 因该遗址遗物中有彩陶, 故又称“彩陶文化”遗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 经古地磁法测定, 其绝对年龄为距今约70—23万年, 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发现40余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

由此可见, 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 是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只是第一步, 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关键, 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中主要是对文化遗址与文化遗物的保护。例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 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 其中主要是文化遗物———文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例如殷墟,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 为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商代自盘庚到帝辛 (纣) 在此建都共达273年, 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第一个都城, 也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在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 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甲骨等, 有关专家都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辞, 早在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在此首次发现, 后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 先后出土多达10万余片, 上面的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 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500字左右, 已认识的有1700字。历代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的研究, 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甲骨学, 包括甲骨文历史、甲骨文流传、著录、卜辞内容研究、龟甲兽骨种属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湖南长沙东效马王堆汉墓, 对其文化遗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书、帛画、彩绘、丝织品、乐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 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这些文物, 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与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然,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除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外, 还与国力的强弱弱有关。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个, 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 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国后发现发掘的文化遗迹与遗物, 则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三、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并不是消极封闭、被动静止的, 而是消极开放、主动动态的。其中的重要之点, 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很多。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 系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与宫廷史迹, 也是古代艺术博物馆, 珍藏历代艺术品和明清历史文物多达100多万件。现在已对外开放, 供游人观赏。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 经考古专家与音乐专家合作, 对全套曾侯乙墓编钟音乐进行了全面研究, 并进行了复制。由湖北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组成编钟乐团, 并和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作, 于1984年建国35周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陈禾》、《满江红》等曲目, 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向当代观众展现了2400年前的编钟等古乐器的风采。”[2]

摘要：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十分明显。本文从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作用三大理论层面, 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这一重要命题。

关键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发现,发掘,研究,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辞海[M]缩印本P149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付翠屏韩义军编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观[M]P126.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文化考古 篇2

姓名：任晏数

学校：重庆医科大学学号：2010221603专业：预防医学指导教师 ：杨华2011年5月

长江三峡地区特殊的埋葬习俗

-----悬棺

摘要：三峡地区墓葬资料内容丰富，从目前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获知，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种葬法：一为土坑葬；二为瓮棺（罐）葬；三为崖葬墓。其中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悬棺。

关键词：三峡地区；埋葬习俗；悬棺

在我国的东南方的武夷山地区，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北至重庆的小三峡，大约有10多个省市，发现了放置在悬崖绝壁上的棺木，甚至于近来在陕西的商洛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崖葬。悬棺不仅中国有，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也有。这些悬棺或崖葬，有的在崖洞中，有的搁在横木上，有的近贴水面，有的高离水面，遥遥在上。这些悬棺或崖葬是什么时代的？它们属于什么人的葬俗？又因为有的悬棺或崖葬处在离水面60至100米的绝壁或绝壁的洞中，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怎样被放置进去的？这些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

一：三峡流域悬棺出现的时间

小三峡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是长江支流大宁河风光最秀美的一段。这里也散布着许多悬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大宁河上游取下一具棺木，从棺木的主人和殉葬品判断，这具棺木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四川珙县麻塘坝和苏麻湾两地的僰人悬棺，起于秦，止于明。四川内江发现的古代崖墓，其年代为东汉。

二：何人留下的悬棺葬

秦汉时期，武夷山属闽越，是闽越人的活动中心。三千年前，《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之民。”“七闽”，经学家郑玄注解：“七乃周所服之因子。”《逸周书》载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东部，四方贡献方物：“东越海直(蛤)，颐人蝉(缮)蛇”。再上溯《〈商书·伊尹朝献〉中记伊尹为四方令，管理四方部族，正东有“沤(颐)深之民等九夷十蛮，越沤(颐)箭(剪)发文身......”武夷山可归入越沤之中，这是三干五百年前。因而就推断，武夷山的悬棺是闽越人的遗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江西贵溪龙虎山船棺,据考察推断也是越人遗迹。陕西商洛一

带的崖葬，据推断是古巴人的葬俗。重庆巫山小三峡的悬棺，据推断当属古代巴人所为了。东汉至唐，湘、川、黔、鄂边境的五溪蛮，有悬棺葬之俗，为古三苗后裔所为。三国时浙江临海境内的“安家族”，葬俗与武夷相似。明代，四川珙县悬棺属于僰人。也有人把僰人和古越人关联了起来。

有人据于悬棺或崖葬风俗的沿续性考虑，认为散布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的悬棺或崖葬都是古越人及其后人所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考虑到进行这种葬俗的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影响。

人类的许多风俗是自然形成的。越是在早期，人类就越受到当时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所制约，他们不可能去作对自己来说很不便的事，或者不容易办到的事。据此认识，我认为，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悬棺或崖葬大都是古代一些渔民所为，至少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是和船有关

其一、从已发现的悬棺或崖葬来看，均在溪流的悬崖上，且大都在大江大河支流及其末端，两岸高山峻岭、断崖绝壁，中间溪水流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渔民才有可能在此生产和生活。而且，这些地方都远离农耕区域，这就可以排除农耕民所为的可能性

其二、在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的悬棺中，有几具船形棺。可以设想：悬棺的主人是以船为家，也就把棺椁造成船形了，使死去的人能像活着时一样生活；或者在最早时，就是以船作棺来存放尸体的，渐而成俗。考古工作者曾对一具船形棺进行研究，发现随葬品中有龟形木盘和许多鱼骨，棺的主人生前很可能是个渔民了。

其三、葬制规格低，除了处在崖洞和悬崖外，葬法简单。陪葬品少或无陪葬品。这种葬制符合山溪渔民的社会结构。这种山溪渔民的社会组织基本以家族为主，家族与家族之间无隶属关系，也就无严密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就无极富和极穷，所以除极个别可能有什么特殊性外，葬制很平淡。这很符合山间小溪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或许有人把悬棺葬与道教文化联系了起来。但是本人认为，悬棺葬与道教文化基本无关。其一，悬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已是商周时期了，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要到东汉才形成；其二，作为道教的思想道家虽然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但它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并且，道家的思想是无为，薄葬，与悬棺葬不相容；其三，同为道文化发祥地之一，并且就在龙虎山北邻的三清山，有同样的悬崖绝壁——西海岸，却并未发现悬棺葬或崖墓葬。

三：悬棺是如何放置的确定了悬棺和崖葬是古代山溪渔民所为后，对我们认识这些渔民为什么要把棺木放置在山崖和怎样把棺木放上去很有帮助。作为渔民，他们特有的本领是造船和织网了，而在建筑、农具制造、手工工具制作等方面，肯定要落后于农耕民了。所以，同时代农耕民已有的技术，渔民不大可能具备。像现在大家所推崇的吊装法，需要有技术、物资、人力和财力，以家族为主的渔民很显然无法办到。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是为把棺木草草地放置到天然的崖洞中或简单地搁置在插入崖壁的两横木上究竟又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能以农耕文明来设想山溪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许，他们放置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

当来到小三峡，一定会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禁不住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网上查这种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是由于水流等外力沿岩层裂隙的冲刷作用，当下部或底部岩层（块）被冲蚀或侧蚀掉，上部岩块失去了下部或侧部的承载体，在重力作用下，只要被触发就会沿构造纹理或裂隙而发生崩塌作用，沿裂隙或软弱岩层面，岩块不断的自由崩落，残余形成了悬崖绝壁。山体崩塌，这种局部的地质地貌的变迁，使我们的先民有了“安身”之处——悬崖。山体崩塌还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景象。在长江三峡大坝未建之前，国家年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加固三峡地段两岸的山体，以防止山体崩塌。设想，三峡中的某一山体如果崩塌了，那么，水运不通，下泄的水流被堵，从崩塌处往上游，水位抬高，两岸被淹，河道变宽，还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这启示我们，山体崩塌还会使河道堵塞，形成天然的水坝。水坝以上的水位抬高，形成湖泊，而且完全有可能将水面抬升几十米乃至百米。这当然要看山体崩塌的位置和崩塌的规模了。龙虎山悬崖上的天然洞穴就证明水位曾到过近百米的高度。因为据地质专家推断，这些洞穴就是由水流冲刷而形成的。溪流一旦成为湖泊，经过几年的积蓄，水美鱼肥，能不吸引渔民吗？而且这样的湖泊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存在着。

早期湖泊的形成为早先的渔民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死后葬到哪里呢？崖壁上不是有天然的洞穴吗？渔民从船上把棺木抬上去一放。最早来到这些地方的先民不会用深奥的思想去考虑怎样安葬死去的亲人更符合本民族的特性。还要说明的是，他们用的木材也是就地取材的。棺木上发现的手柄就是为扛抬的方便而设的，发现的绳索也是抬棺木用的。

但是这种早期湖泊形成的水坝是不牢固的，随着溢出坝体的水流作用，坝体的高度渐渐下降，水面也跟着下降，到最终达到现在这样。在水面的下降过程中，也自然要有人死去，亲人们也会依照先例，把他们放置到崖壁上。但水位已经下降，也就自然地把棺木安放到低一点的位置上了。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序”排列了。而早先贴近水面的洞穴，现在看来也就高高在上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山体崩塌，山体形成直上直下的悬崖，塌下的泥石在溪流中形成天然的堤坝，堵塞水流，水位抬升，形成湖泊，渔民或船工生产生活于此，过世后就把棺木放置在临近水面的悬崖上，堤坝渐次下降，棺木也往下排列，到堤坝全部垮塌，这些棺木就成了后人所见到的悬棺，有的高至百米。先民的这种葬制无需奇思妙想，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葬制。

重庆巫山小三峡崖葬，就可以解释了。假如在大宁河汇入长江处的灵芝峰一带出现山体崩塌，那么，从灵芝峰往上，水位将大大提高，大宁河就成了一个水库，成为湖泊。这样，大宁河就成了渔民捕鱼的理想之地。于是就有一批渔民在此长期“捕鱼为业”了，死了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葬在岸边，即现在的山崖。至于古栈道，也有可能是在山体崩塌后，为了行船拉纤的需要而作的。从大宁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古栈道直达陕西镇平、湖北竹溪的情况来看，大宁河是古代关中通往巴蜀的一条水上通道，可能在军事和经济上曾承担过重要的作用。当大宁河的水位抬升后，迁道就不得不作在了崖壁上，而在塌下的泥石被冲走后，这些古栈道就自然地高高在上了，留下了一道景观和一个千古之谜。

当然，在人们的葬俗观念形成后，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到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后，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某种追求，采用某种方法把棺木放置到高处。但那肯定是属于后来的事。

至于认为葬得高为求吉利的观点，也是后人在解释前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臆想。在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有几处僰人悬棺，所处的悬崖下有可至棺木的斜坡，明显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在四川的珙县，有几座悬棺所在山，人是能很方便地爬上去的，当然也就能安装“天车”了。但这肯定是在悬棺葬的风俗形成且已有一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后才能做到的。而且，那时这些早先的渔民可能已经上岸成为农耕民了。悬棺葬的最初目的已经发生改变了。

参考文献：1.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东南文化200年第三期长江三峡地区远古人类埋葬习俗(墓葬)资料的考

古发现与研究杨华。

3.参观重庆三峡博物馆

4中国国家地理西南区

文化考古 篇3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程序

中图分类号：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256-01

在文章的一开始，作者首先就开门见山的指出由于考古学命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导致一些问题，然后指出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根本原则还要设计体现这些原则的关键程序。这既是本文的写作目也是全文的内容概要。

“夏鼐‘命名四原则’”为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由天文学上命名发现的新星导致的命名分歧而引出考古学文化命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显示出作者具备宽阔的学术视野。然后作者回顾了国内考古学文化命名和命名方法研究的学术史，并转述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推导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第四条原则，即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为了证明“四原则”的正确性，作者引用了安志敏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条目下，其中有一节论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的—些观点。对此，作者认为安先生的观点可以当做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来理解，并且是与夏鼐先生“四原则”的精神是—致的。对于作者将夏鼐先生“三原则”发展为“四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还有待商榷。首先，三原则是指导我们如何判定一支“文化”是否能够命名其为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也是其自身要成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所必须达到的条件，这一点，在夏鼐先生原文中也有明确表述。而这所谓的第四条原则，其实是如何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方法和手段问题。在夏先生文中，其实早已提出这其实是属于如何命名的问题，这在夏先生原文中有明确的表述，前三条原则才是夏先生原文中要讨论的第二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命名的问题”。其次，不难发现，安先生的观点尽管和夏先生的相似，但仔细观察可以认为其观点分别对应“三原则”的第—条和第三条，即并未超出“三原则”的范畴，所以王先生用这点来证明自己发展出来的“四原则”的正确性是很难站住脚的。总之，王先生将原则和方法等同起来，这一点让我们无法认同。

紧接着在“命名分歧”这一部分中，作者开始分析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分歧现象。首先，作者归纳出严文明、张忠培、张国硕等先生对此问题的观点，即分别强调“第一次发现”和“典型遗址”。其次，作者用二里头文化、鲁南苏北大汶口文化以及仰韶文化等例子得出导致命名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已有的命名原则不够成熟和完备，并且研究者各自对原则的理解有较大差异。最后，作者殷切希望在21世纪，中国考古学能够对有分歧的考古学文明命名进行整合。

随后，在“考古学文化‘三要素”’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考古学文化定义的思考来讨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问题。首先，作者归纳出夏鼐、安志敏、严文明、张忠培等先生的观点，认为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_的定义没有太大分歧，“三要素”论是大家的共识。其次，作者分析了要研究透彻“三要素”之后才为某支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不可行性，提出在命名考古学文化中首先应考虑其本质特征，时空框架可以作为后续研究来进行。然后，作者认为选择首次发现的遗址或典型遗址的原则在于所取的遗址是否体现了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最后，作者提出了具体的命名方法。这一部分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思维。由考古学文化的“三要素”展开，进而提出三要素中的核心即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后由此推论出选择首次发现还是典型遗址取决于能否反映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得出命名方法也是水到渠成。

“‘命名确认’程序”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所在。作者匠心独运的提出未来要建设“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并为此机构的运作设计了“考古学文化命名操作程序”，最后以“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确认书”作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命名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标志。可以说，作者不但有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的愿望，更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但在当前考古学文化命名存在诸多问题，依靠研究者们的“自然”淘汰短时间内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尽快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似乎是合情合理又迫在眉睫的。而这样的提议，早在夏鼐先生的那篇文章中就已萌芽，他说道：“最好采用群众路线办法来解决，例如可以在全国性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

综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一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的原则和程序问题在继承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又提出新的看法，对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等问题有所助益。但是，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也不是由“三”增加到“四”这么简单，它需要从根本上讨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定义、文化和类型的关系、形成原因和发展动力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这当然也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此文也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定的尝试，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我看来，尽管理论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最典型的遗址，也很难说服所有研究者认可某一遗址是某文化中的典型遗址，但是一旦某文化出现了多个遗址并争相命名的时候，我们不可任由研究者们各自发挥，创造越来越多的命名。同样，也不能因为有些文化的命名，例如二里头文化替代洛达庙文化，没有经过机构裁决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对象，而放任其“自然”淘汰。因为这种“自然”淘汰的过程过于漫长，不利于研究的开展，这个例子也不能接近其他文化命名的分歧，也就很难说自由争论而“自然”淘汰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建立“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利大于弊，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文化考古 篇4

一、什么是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概念是指汤灭夏以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即《殷本纪》所载契至汤十四位商族先公为代表的商族活动踪迹。关于什么是先商文化，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1）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并提出了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等三种类型，以邹衡为代表；（2）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是先商文化，以吴秉楠、高平、许顺湛、李仰松、孙飞、安金槐等为代表；（3）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以赵芝荃为代表；（4）用下七垣文化来命名漳河型、辉卫型遗存，避免直呼其为先商文化，以李伯谦为代表。陈昌远、陈隆文同意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的漳河型、辉卫型，全称下七垣文化，不同意将南关外型、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和晋南、豫北的二里头文化视为先商文化，也不同意将文化来源说成是多元的或说成是影响[1]。

由于对相关文献解读、理解的不同，对先商文化特征掌握有异，因而在先商文化遗存、分布范围、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商族来源等学术问题的研究，便需要有更多的新见解问世。先商文化的年代与夏文化同时，即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二、契至汤八迁之地望及商族先公之活动区域

《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地望，王国维专门作了考证：契自亳迁居蕃是一迁；昭明自蕃迁居砥石是二迁；昭明自砥石迁商是三迁；相土自商迁商丘是四迁；相土自西都商丘迁都东都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五迁；商侯自商丘迁殷是六迁；殷侯复归商丘是七迁；汤始居亳是八迁[2]。

蕃，王国维疑即鲁国的蕃县，就是相土的东都，在山东滕县境，得到傅斯年、郭沫若、徐中舒等支持。邹衡、丁山等则疑在易水流域，即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王震中认为在古漳河边上，今磁县境。张荫麟认为在河北平山附近。

契封商，王国维相信契为帝喾之子，因创契居亳之说，邹衡认为绝不可信。联系“契居蕃”的地望，蕃既在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分布地区，商也应该在同一文化分布区内。考古学证明，这个名商的地区就是今漳河地区。田昌五也认为商在漳河流域。

砥石，丁山认为是泜（砥）水与石济水的混名，约今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这一地区与契居蕃的平山县相邻，正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分布地区。王震中认为，昭明居于这一带，表明商族向北的扩展，其势力可达石家庄一带。田昌五认为在砥水流域。

商丘，邹衡认为，相土西都商丘，与商王都无涉。田昌五、王震中认为在濮阳。相土居此，使商族的活动地域由冀南扩展到了豫北地区。

东都泰山下，邹衡认为很渺茫；田昌五认为可能在巨野泽地区。

殷，邹衡认为在今安阳殷墟一带，殷墟地区已发现了先商文化漳河型，并把有关王亥、王恒、上甲微与河伯、有易的故事联系起来，考论了商人的远祖在漳河一带的活动情况，其活动足迹似乎到达不了今天的易水流域。有易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著名的“河伯娶妇”故事，就发生在滨于漳河的邺地。翦伯赞先生推断“河伯”即商之远祖“冥”。丁山更举出卜辞中有祭王亥、上甲于河的记载，证明上甲微假河伯之说。看来，河伯与商的远祖的确是有关系的，这自然为商的远祖王亥、上甲微曾经活动于南易一带提供了旁证。

亳，邹衡认为在郑州，田昌五认为在濮水流域。在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讨论中，先商亳邑之地望等问题的探索，已成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界限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于商族先公的活动区域，邹衡认为，成汤以前，商人活动的地区，最早不出漳河型的分布区，即在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该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稍后，则渐次向南扩展，直到成汤时才渡过黄河，占领郑亳，展开西向征夏的斗争。这一结论，无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能够大体与之相符合的。田昌五认为，是以今之濮阳为中心，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已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王震中认为，契和昭明时期商族主要在冀南的漳河地区。从冥至成汤，商族一直活动于冀南豫北地区，故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冥至成汤时期以商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其中安阳至濮阳地区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特别是在年代上与杞县鹿台岗接近的遗存，则应该是汤居内黄郼（yi）亳时期的文化；而鹿台岗遗址所代表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则应该是成汤与东夷联盟以及对“韦—顾—昆吾—夏桀”等进行征伐时所留下的文化。商族先公活动于夏族势力比较薄弱的豫东地区，从而完成了在豫东地区的扩展，尔后，先商势力似又折而挺进西北，途经尉氏、中牟一带，到达郑、洛地区，完成商灭夏的历史进程。郑州南关外期应是商汤灭夏到达郑州地区的遗留。在今濮阳、菏泽、商丘地区范围内存在的与二里头类型大致同时或稍早的考古学文化，应即我们所要寻找的先商文化[3]。

三、商族起源之考古学验证

关于商族起源于何地，自司马迁至今，大约有过陕西上洛说、东方说、冀鲁豫说、河北说、东北说、山西说、浙江说等不同的观点。可以得到考古学验证的是：

以邹衡为代表的山西说，认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大体包括了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公里、东西宽约二三百公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其代表。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河下游、卫河上游一带，基本是辉卫型的分布范围。在郑州，南关外型的分布并不限于南关外，在二里冈、商城区也有发现。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发展而来的，而又受到夏文化很大的影响。与夏文化相比，先商文化分布的范围要小得多，比较集中在太行山东麓一线。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发现典型的夏文化遗址，且连文献上有关夏人的传说也很少。尤其是在漳河及其以北，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不是夏人活动的范围，而是商人的老家。先商文化与山西境内的古代文化的确是有密切联系的[4]。陈昌远认为，先商文化只能有一个源头，即晋中南，而后封于商（漳），活动于漳河流域。商族从晋中南地区迁徙到豫北、冀南后，而在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吸收周围文化的有利因素，从而形成独立的辉卫型先商文化。先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大体在今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中部。北界与燕山军都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邻，他们之间的交汇区就在河北沧州一带；东界与岳石文化交汇处是在濮阳。商先公最初活动区域，应在漳河流域，其次扩展到淇水，沿卫河，西边最初以沁水为界，以后突破沁水到沁水西岸。东部、东南部以濮阳、杞县为界，北边以拒马河流域为界[1]。

关于东夷说，王震中认为，作为东夷系统的高辛氏，最初从东方来到濮阳，然后从濮阳北上来到磁县一带的漳水地区与有娀氏相合，因通婚而融合，形成商族[3]。孙玮从先秦文献记载、鸟图腾信仰、商的远祖居地及所都之地名考察等支持之[5]。

《豫东杞县发掘报告》认为，郑州先商文化直接来自冀南和豫北地区外，豫东西部的杞县一带，也极可能是其直接来源之一。漳河型先商文化除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孕育出辉卫型先商文化外，还沿濮阳———浚县———滑县———长垣———杞县这一通道，先入豫东，继入郑州，直抵夏王朝统治区之东陲，并最终取代了二里头文化。杞县境内的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当分别为夏代的夷、夏、商三个不同民（部）族所创造。这一发现，填补了“豫东夏代”这一学术上极为敏感的时空范畴的空白，也为探讨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域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6]。袁广阔认为，杞县考古发掘解决了先商文化直接来源的问题，印证了古代文献关于商人先祖曾居于豫东的记载，表明商人在豫东是拥有一定势力范围的[7]。

总之，寻找先商文化，就是寻找商文化的来源，商史研究应该走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三者紧密结合的道路，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

摘要：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 即《殷本纪》所载契至汤十四位商族先公为代表的商族活动踪迹。先商文化的发掘与研究, 对我们认识商族起源和商族先公活动区域提供了帮助, 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殷本纪》,先商文化,商族起源,活动区域

参考文献

[1]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J].历史研究, 1987 (1)

[2]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A].观堂集林·史林四[C].中华书局, 1959.

[3]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J].中原文物, 2005 (1) .

[4]邹衡.试论夏文化[A].夏商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C].文物出版社, 1980.

[5]孙玮.商族起源新探[J].安徽史学, 1999 (4) .

[6]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豫东杞县发掘报告[M].科学出版社, 2000.

文化考古 篇5

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考古--读《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我们今天的经验中,儒家传统都是一个有诸多关涉的既定存在,如果不能厘清“儒家传统”这一能指与我们的整个意识背景之间的关系,就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尚未完全具备对“儒家传统”之现代意义的意识,因而不仅对它的.谈论将会出现混乱,而且对现代价值及文化走向的判断也会混沌不清.

作 者：海上天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B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B)年，卷(期)：“”(4)分类号：B2关键词：

文化考古 篇6

随着风靡的热度，来自各方的关注应接不暇。采访刚开始，李子一就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画起了“考古漫画”的主人公，一只像狮子、花猫、狸子的阿三，子一笑称她是自己，是高中时期偶然间创作的形象。

李子一就读于郑州大学考古专业，虽然没有专门学习动漫，但是她从小就喜欢动漫，特别是日本的像《七龙珠》之类，从小看到现在，可以说是动漫的铁杆粉丝。她也基本上没有学过专门的漫画画法，但是几乎天天都在自己练习。一些学习美术的朋友在她创作“考古漫画”的时候，也会给她一些指导。

“考古圈一画画的，漫画圈一挖墓的”，这是李子一此前在微博上的个人简介，去年9月，她开始在微博“郑州大学官庄考古队”上用漫画记录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以漫画的方式让人们了解现实的考古世界，吸引了不少考古人的关注。

三个半月的实习经历，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画画的方式让她重新燃起了对考古的热爱。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画。“其实我也不懂漫画家到底用什么笔，我专门买了一套画笔，觉得比较适合，就在一直创作着。”李子一告诉记者。

“考古漫画”都是通过随手涂鸦画的，主要包括3大块内容，里面那只主人公狐狸阿三，正是代表了李子一。“内容的第一部分是李子一实习间的所见所感，用漫画写日记，来纪念实习生活；第二大部分是针对普通公众普及考古知识的，也就是告诉大家考古是个什么样的职业；第三部分是画给考古专业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看的，用漫画表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漫画科普考古 愿追随者理性对待

“好多人都以为考古像“盗墓笔记”一样，非常刺激，可现实和我们想像的差别非常大，考古很累很脏，体现的是个人的综合能力，其中的难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不能因为一时好奇而盲目追随。”

在很多人眼里，考古不太适合女生做，而李子一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专业呢？“我学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盗墓笔记》和《鬼吹灯》的影响。”李子一告诉记者。刚开始，她觉得考古很好玩，后来觉得不太适合了，这才开始用漫画记录实习生活，也重新燃起了对考古的热爱，没想到一发不可收。

有多少人把考古想象成《盗墓笔记》，走进这个误区，但事实上上了大学实习后才发现不是想象的那样子。“实习的时候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分配的小方格土里，一点一点地挖掘，是很枯燥的。但是后来会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能够发掘历史，找到一小片的历史拼图，就会很高兴，也逐渐得到肯定”。

其实考古对知识和能力的考验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田野作业，特别的辛苦，需要体力、耐力。然后就是学化学的人用化学手段来判断历史与真假，学医学的可以发现一些人物的人体特征等，最后你会发现考古是考验一个人综合能力的工作，文、理、工、医等方面的知识都要储备。

“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漫画，让大家对考古学能够有新的认识，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迷幻小说之类的，把考古理解为‘盗墓’或者‘鉴宝’。”李子一说道。当然也不太希望由于兴趣和好奇而产生的盲目报考、参与，毕竟考古是考验综合能力的，原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很少，应该理性地对待漫画本身，及其科普作用，理解考古是干什么的最重要。

享受考古 享受漫画 享受生活

当记者问及李子一最希望过怎样的生活时，她说，考古和漫画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希望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感受风土人情，可以通过画画、表演、教课等来养活自己，但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体验生活，来更好地发现自己。

李子一从小就对动漫很喜欢，但是动漫在传统的观念里还是不太受家长赞同，好在她一直都在关注动漫，也在练习画画。“成功的漫画并不完全在于技术的表现，反而更多的是故事。我现在的画风在一些学院派，甚至是漫画家的眼里很可能是不堪一击，但是我有最为重要的精髓，那就是素材，考古的故事”。

在未来一段时间，李子一也将继续深造，为了深爱的考古专业。“其实在国外考古是属于人类学的，其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样，考古对人类历史的探索确实十分有意思，但是我不想把自己仅仅局限在“考古”上，希望能从人类学的学习当中，拥有更为广阔的思维方式。”李子一说道。

自从漫画受到关注以后，也有来自于老师和同龄人相反的看法，传统思想的人认为是不遵循术业有专攻，而更多的是赞赏这种创新的精神。一些读者也给了她很多支持，他们说，能够通过漫画从中了解到很多考古知识，这样的科普效果还是令他们很开心，也体现了画这些漫画的初衷。

“把普及考古知识的行动贯彻到死去为止！告诉公众考古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个考古人的责任。”这是李子一挂在嘴边由衷的话语。如果大家本来觉得考古很枯燥、无聊，希望看了漫画后能有所改变。李子一说，考古虽辛苦，也带给她很多乐趣，她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下去。

后记

试析艺术考古与一般考古的关系 篇7

一、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

一般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 其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 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 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植根于一般考古, 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一些著名的艺术文物都来自于一般考古发掘中, 如国宝级文物汉代长信宫灯、错金银博山炉就出土于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葬的考古发掘中, 青铜纵目人面像发掘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著名的西周铜方壶是虢国墓地考古时出土的等。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艺术考古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对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般考古通过对古人类遗物、遗迹的研究来表达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 揭示物质现象及其隐藏在其后的人与物、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 甚至是人的精神活动等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美的创造。所以对出土艺术文物体系化的研究与其文化意义上的研究远远大于其欣赏层面的价值。艺术考古其实也是在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于发展, 人类文明性质与特征。如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人头型彩陶瓶是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同时她为考古提供的信息也实极其丰富, 人头型彩陶瓶造型优美、彩绘图案精致, 这就说明新石器时期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制陶和彩绘技术;彩陶瓶的造型宛如穿着花衣的美丽少女像, 从人像的发式来看, 正是古羌族的披发样式, 圆鼓鼓的瓶身和人头像结合又像是一个孕妇的形象, 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类对人类繁衍生息的崇敬 (如图1) 。再如, 黑龙江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阿城市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是金源文化的摇篮, 记录着金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风貌, 反映着当时的历史辉煌。其中的铜坐龙精美别致, 既是龙, 又不是通常所见的龙, 是金人心目中的龙, 龙与麒麟的合二而一。这既体现出金人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龙的传人, 又体现出金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如图2) 。

距今5000年的舞蹈文彩陶钵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这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 内壁饰三组舞蹈图, 图案上下均饰弦纹, 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 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 脚下的平行弦纹, 像是荡漾的水波, 小小陶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 情绪欢快热烈, 场面也很壮阔。舞蹈纹彩陶盘是直接反应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艺术品, 它既表现了古人类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同时为考古研究古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提供了有力间接资料。马踏飞燕, 又名铜奔马, 是东汉灵帝时期青铜器, 奔马三足腾空, 一足踏飞燕着地, 飞驰向前, 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 从这件艺术文物的研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大汉名族的自信。

艺术文物会影响文化的面貌与特征, 艺术考古为丰富一般考古研究中某文化遗址的精神和文化类型分析提供直接资料。大地湾的彩陶钵内, 绘有红色的独体符号, 已发现有“↑”“+”“×”“‖”等14种, 大部分属于指事符号, 有的符号可能与数字有关。据一些专家判断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彩绘符号, 是继起的半坡类型彩陶上刻划符号的前奏, 这也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这些图案、器型、符号等的分析, 考古专家得出大地湾文化和半坡文化同属于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结论。这就是艺术考古在一般考古中文化类型方面的贡献。

艺术考古所采用的方法常是一般考古中的田野考察、类型学等, 其研究对象大多数也都来源与一般考古, 所以说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但同时随着艺术考古的深入开展, 一些一般考古无法解答的问题也得到了更专业, 更透彻的分析, 从而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意识形态的变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资料, 但笔者从具体案例分析出发来讨论艺术考古作为一般考古的重要分支为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怎样处理好这种关系也将成为关心艺术考古和一般考古发展的每个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琳.《美术考古》.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4.3.

文化考古 篇8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在遗址保护展示方式、遗址价值认知建设、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公益性等方面独具特色, 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模式。

一、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概况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城市中心区, 与城市建成区为叠压关系。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 周边现代道路环绕, 高楼林立, 区位条件优越。 遗址总面积达25 平方公里, 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被评为20 世纪中国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扶持的郑州大遗址片区中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

自20 世纪50 年代起,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郑州商城的整体格局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商城平面上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郭构成。 宫城居中, 是商王临朝起居之所。 内城围宫城而修, 周长七公里。 外城环内城而筑, 呈拱卫防御之势。 宫城区域发现大型建筑基址、输排水设施、人头骨祭祀遗迹等, 内外城之间设有众多制铜、 制骨、 制陶作坊以及青铜器窖藏坑等。 整体布局体现“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的中国古城址的基本规制, “外圆内方” 的城郭布局契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包括宫殿区遗址、 汉代城垣遗址在内的郑州商城城垣遗址完整环状范围, 北面结合金水河与现有紫荆山公园, 东南城角结合规划的商都博物院等重要节点和开放空间, 适当扩大覆盖范围, 共计131.5 公顷。 遗址公园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保护一城 (7 公里商城内城墙) 、建设一带 (环城绿化带) 、建设五个展示片区 (黄委会宫殿展示片区、遗址博物院片区、城隍庙片区、书院街片区、夕阳楼片区) 、建设八个展示节点 (人民广场地下城墙展示节点、紫荆山公园城墙断面展示节点、 商都艺术馆商城发现地展示节点、城北路城墙断面展示节点、东大街商城复原展示节点、 紫荆山路城墙历史年轮展示节点、西南城角城墙遗址展示节点、商鼎公园城墙遗址展示节点) 。

二、积极推进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建设目标, 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规范和加强以城垣遗址、 宫殿区遗址和青铜器窖藏坑为重点的郑州商城遗址的整体保护。 二是探讨对城市中心地区大遗址在本体保护基础上的展示功能和展示方法, 促进郑州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提升, 强化郑州历史文化名城整体形象。三是以历史文化为媒介和主题开辟宜人城市绿化开放空间, 创造优美的郑州中心城区城市环境。 四是整合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现代化要素, 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的有机联系, 促进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与郑州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

郑州商城遗址, 是一处历经3600 年的大型夯土城址。 虽然城址在历朝历代不断修葺利用, 但是自民国初年彻底废弃以来, 经年的风雨侵蚀, 尤其是其位于城市中心区, 无规划的城市建设对遗址造成了巨大破坏。 2011 年以来,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对商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文物本体保护并对周边实施绿化工程。 其中, 内城城垣遗址的东城门段、内城南城垣西段与东段, 采用覆土植草和培土支护的方式对城墙墙体进行保护展示; 人民广场段主要采取地下揭露、 地上建保护棚的方式进行保护展示。 此类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 有效地保护了遗址本体的历史原貌, 遗址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大大延长了文物本体的寿命。

2015 年,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先后实施了商城遗址南城垣外侧绿化工程、南大街—西南角段木栈道和防护围栏工程、紫荆山路城垣断面遗址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西南城垣北侧防护围栏工程, 以及郑州商城遗址文物看护管理用房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的实施, 是郑州商城遗址保护工程的具体工作内容, 也是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阶段正在推进的, 还包括城北路城垣遗址“隞墟”断面的保护展示工程, 该项目内容与紫荆山路城垣遗址断面的保护展示工程类似, 建成后会形成又一个关于商城遗址的重要保护展示节点。

目前正在推进的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建设项目, 是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面宣传、展示、研究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和开展文物保护研究、 进行学术交流的综合性文物保护设施, 前期拆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三、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公益性作用,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郑州商城遗址这一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郑州商城遗址价值认知建设, 让大遗址真正融入社会大家庭, 融入市民生活, 使之为提升城市活力、服务市民生活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 也在工作中积累了诸多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经验。

一方面,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在具体的保护展示措施上坚持只保护、 不扰动的原则。 保护工程针对城墙本体进行了必要的覆土植草保护, 并进行了环境整治和绿化。 另一方面, 文化内涵的阐释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在城墙周边铺设的木栈道、 步道上设置商城历史文化的说明牌。 同时, 在城垣景观带的设计上, 疏密有致、一线串珠, 在城垣周边一些重要节点设置了数量较多、 面积较大的开放空间。 在遗址公园的建设中, 未采用复原、模拟、数字化等现代、高科技展示手段, 保持着一种自然质朴的表达方式, 在展示层面上更多地保留了遗址原本的面貌。 为实现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目标, 遗址公园没有围成独立的区域, 出入口遍布整个公园的各个节点, 并实行对市民全天候免费开放。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这一展示理念, 是基于三个层面考虑的。 首先,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城市中心区, 区域内城墙本体周边建筑密集, 环境较差, 发展空间不足。 将城墙周边空间打开形成开放空间, 可以缓解区域建筑密度, 缓解空间局促。 通过对空间的绿化和环境整治, 可以满足遗址环境风貌需求。 其次, 郑州市域人口已近1100 万人,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大, 郑州市民业余生活、休闲娱乐、健身锻炼等均需要一定的场地。 考虑到民生问题, 以上各因素均迫切要求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以整体开放的形式融入整个区域。 再次, 郑州商城遗址作为大型夯土遗址, 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 至今已经十分脆弱, 所以展示方式与展示设施的设置不宜对遗址产生较大干预。栈道与说明牌的搭配简单易行, 是较为稳妥的展示方案。至于更多、更深入的阐释, 可以通过遗址博物馆、书籍刊物、网络信息发布等方式实现。

上述做法, 实际效果令人满意。 当地居民因为有了休闲的公共空间, 对郑州商城遗址公园抱有较高的热情。 游客表示, 看过说明牌之后对商代早期的城墙遗址有了一定认识, 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郑州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墙及城墙两侧的开放空间、绿化带, 也正在成为郑州市区新的活力空间, 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 除此之外, 遗址公园的道路与公共空间也为城市短途通勤人群提供了交通便利。 可以说,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在做到本体保护与环境改善的同时, 也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进做出了积极贡献。

遗址公园建成并开放后, 在市民中逐步有了超高人气。 来到遗址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 总能见到市民活动的身影。 在东南城墙之上的历史文化步道上, 遍布着三三两两散步的行人, 相隔不远的僻静之处, 往往会有一些人在合唱歌曲。 在遗址的东城墙东大街北侧的广场上, 聚集着一些跳广场舞、打羽毛球或者打拳健身的人们, 此外还有打太极、练剑、跑步的市民等。 遗址公园的平民化情结, 使遗址更接地气, 更容易被市民接受, 已成为城市的“绿肺”和市民喜闻乐见的乐园。

四、考古遗址公园模式的思考

当前, 建设融考古发掘研究、遗址展示、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无疑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成功模式。 国内成功的案例, 有西安大明宫模式、成都金沙模式、隋唐洛阳城模式、安阳殷墟模式等, 都是结合遗址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和亮点、量身定制的成功范例。 但对于一些观赏性不强、知名度不高、民众认知度低的大遗址, 并非都适用以上模式。大型夯土遗迹的保护展示, 由于各地区、各遗址的实际情况差异较大, 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 在保护展示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积极探索、深入挖掘自身优势, 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科学定位, 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顶层设计十分重要。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 为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遗址的存在和价值, 在保护好遗址的同时, 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并架起了遗址和群众沟通的桥梁。 郑州商城作为我国早期历史上一座重要的大型夯土城址,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遗址的观赏性不强、 民众认知度不高是公园建设的一个短板。 根据郑州商城遗址的实际保存状况、现有区位优势,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采取了覆土保护、考古发掘地下展示、断面节点展示等方式, 配以多层次遗址价值标识、解说系统等宣传手段, 在力争保护商城遗址历史原真性的同时, 高度重视遗址所在区域内市民的参与和关注。 “大巧若拙”的遗址展示手段, 使普通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遗址进行深入全面的阐释, 将作为后续工程。 随着丰富系统展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遗址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和更系统的文化内涵将会更完整地阐释与解读出来。

中考古试题赏析 篇9

1.(2006河北)《九章算术》是我国东汉初年编订的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在它的“方程”一章里,一次方程组是由算筹布置而成的.《九章算术》中的算筹是竖排的,为看图方便,我们把它改为横排,如图1、图2.图中各行从左到右列出的算筹数分别表示未知数x,y的系数与相应的常数项.把图1所示的算筹图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程组形式表述出来,就是类似地,图2所表述的算筹图我们可以表述为()

答案:(A)

2.(2007河北)我国古代的“河图”是由的方格构成,每个方格内均有数目不同的点图,每一行、每一列以及每一条对角线上的三个点图的点数之和均相等.图3给出了“河图”的部分点图,请你推算出P格所对应的点图是()答案:(C)

3.(2007湖北荆门)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的“勾股圆方图”是由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与中间的一个小正方形拼成的一个大正方形(如图4所示)如果大正方形的面积是13,小正方形的面积是1,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分别为a、b,,那么(a+b)2的值是____.

分析:由已知,大、小正方形面积之差等于四个三角形面积,即:2ab=13-1=12,又a2+b2=13,所以(a+b)2=a2+b2+2ab=25

考古档案学初探 篇10

一、考古档案学的现实意义

考古档案学的现实意义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1.考古档案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 考古档案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 考古学的发展突飞猛进, 进入到了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然而, 考古学资料的管理和归纳等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有必要引入档案学的管理方法。由于种种原因, 某些发掘地点的出土材料没能得到有效的整合, 更因缺乏有效的管理而遗失,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不少材料因此而堙没无闻。另一方面, 由于考古发掘的周期过长, 发掘简报的编写效率难以满足学者们研究的需求, 也因此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跟进。笔者认为, 有关问题的改善端赖于管理方法的改善, 尤其是档案学方法的引入。2.考古档案学的可行性。笔者将考古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如下几类: (1) 文字材料。有关的文字材料尚分陶文、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以纸为载体的文字等。秦汉以后的出土文字材料自不待言, 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先秦的文字材料则更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已发现了众多的刻画符号, 尤其是距今5300～4200年、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 所发现的刻画于陶器和玉器上的符号很可能是殷商甲骨文的滥觞。 (2) 出土器物。现代考古学以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两大基干。尤其是类型学, 侧重于器物的排谱、归纳, 故科学的管理是开展有效研究的题中之义。出土器物涵摄了古代的文化密码, 对其信息的破译有赖于科学的方法。 (3) 发掘遗址。除了文字材料和出土器物之外, 发掘遗址也是重要的内容。然而, 发掘遗址的保护困难重重, 相关的的资料管理也存在诸多阻碍, 故发掘遗址材料的有效归档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文字材料、出土器物和发掘遗址皆涵摄了历史与文化的大量信息, 其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毋庸置疑, 而其可行性亦可成立。3.考古档案学的指导意义。考古档案学的指导意义在于: (1) 对考古学材料进行有效、科学的管理。上述考古学材料管理方面所存在的一些不足, 都可以从档案学的角度予以弥补。档案学管理方法的引入, 必将有助于考古学材料有效、科学的管理。 (2) 进一步促进考古工作的开展。考古学材料的科学归档是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的前提, 也是其题中之义。档案学相关管理方法的介入必将进一步促进考古工作的有效开展。 (3) 有利于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考古学材料的收集、整理等方面皆是为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服务的。唯有考古学材料的科学归档、整理, 才能为研究人员提供便利的资料平台, 有助于考古学研究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

二、考古档案学的内容

笔者认为, 考古档案学的内容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考古学材料的收集。田野考古与文献检索不同, 面对的是出土的器物等遗存, 故对考古学材料的收集会有一定的困难。考古学材料的收集和归档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也是深入开展考古工作的保障。 (2) 考古学材料的整理。考古学材料的整理极为琐碎, 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 也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考古学材料的整理主要依赖于类型学的研究, 而有关材料的整理同样需要档案学的方法论支持。对考古学材料的归类、立卷、编号等工作都是考古学材料整理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3) 考古学材料的鉴定。就出土材料而言, 鉴定其年代与类型谱系是主要工作内容;而就采集材料而言, 在鉴定其年代与类型谱系之前, 鉴定其真伪则是首要工作任务。 (4) 考古学材料的利用服务。考古学材料的收集、整理、鉴定在于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提供便利, 故如何使考古学材料更方便研究者利用是应首要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 考古学材料一般以考古简报的形式予以公布, 而一些价值稍逊的考古学材料则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外, 虽然有相关的简报发表、出版, 但研究者难以接触实物, 也难以对出土材料做直观的把握。

三、考古档案学的建议与措施

难忘的“考古”挖掘 篇11

一天下午，下班回家的妈妈神秘地对我说：“张振辰，为了奖励你期终考试表现良好，妈妈给你买了一个玩具，包你喜欢。”兜了半天圈子，妈妈亮出了这份神秘的礼物——一个模拟发掘的“异特龙”骨骼遗骸模型。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盒，里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膏板，一把小毛刷，一把小铲子。细看说明书后，我知道里面沉睡着的是我一直心仪的“异特龙”骨骼模型。“妈妈，晚饭前我要结束考古工作。”我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一边用小铲铲石膏，一边用毛刷细致地清理，不时地用嘴吹气，清除附着在毛刷、小铲和手上的石膏粉。不大的书写台上，我的头发、眉毛上都满是白白的石膏粉，但我全然不顾，只是期望目标尽快出现。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目标还是没有出现，握铲的手指又酸又胀，我有些心浮气躁起来。就在这时，铲子碰上的一个硬物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是一个类似于筷子粗细的棍状物，我心里一阵欣喜，因为我知道“异特龙”的骨骼就将重见天日了。于是我耐下性子，更加细致耐心地挖掘起来，生怕由于自己的马虎，损坏到它。不一会儿，一支完整的“大腿骨”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这个成果似乎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刺激得我连挖带铲。不一会儿我又挖出了“尾骨”，接着是“头骨”“肋骨”“前爪”“盆骨”…… “异特龙”骨骼遗骸一一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发掘工作一结束，我便急不可耐地把这些骨骼拼装起来，并冲洗了一下，一具完整的“异特龙”骨架诞生了。细致观察它骨架上的纹路，好像真的被埋藏了几亿年之久，看着它修长的腿骨和尾骨，它的奔跑速度可想而知；看了它锋利的牙齿，它生前一定是个顶级的掠食者！我兴奋得像只兔子一样又蹦又跳，乍一看，我灰头土脸，银发白眉，还真有几分“考古专家”的范儿。

简评《中国音乐考古学》 篇12

真正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应始于“五·四”, 鼻祖刘复在介绍西洋科技并用于研究国学尤其是乐律学方面做了重大贡献。他的《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并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他是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此后, 杨荫浏在音乐史方面的收集和著述, 黄翔鹏对曾侯乙编钟等乐器的研究, 李纯一的上古出土乐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的面世, 直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发行, 以及王子初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音乐考古学》, 至此中国音乐考古学理论体系才和大家直面对视。

作为新兴的学科, 其在理论、实践上都有很多不足, 需要不断充实完善。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领域系统理论的许多不足, 对这学科的成熟与完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是一本理论性著作, 且有着明显的实用教育教学目的, 是学习和研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知识读物。以下是笔者对该书的一些看法和感触。

一、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音乐考古学涵盖范围非常广泛, 涉及到考古、历史、音乐、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 对研究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都要求很高。王子初先生凭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以科学的方法, 严谨的态度, 深入浅出, 在撰写《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过程中, 定位准确, 目的鲜明。以清晰的行文线索, 合理的结构体系安排, 通俗易懂的文字, 对音乐考古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使想接触并深入认识这门学科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书第一章就对音乐考古学的定位、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时空范围以及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涉及的相关学科作了重点的介绍, 使人们对该学科有了大体的了解。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史前时期、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七个时段, 以各时期乐器的种类加以著述。该书以音乐考古为依托, 纵横结合, 把每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列举出来, 以历史发展为轴承, 各时期的音乐形态为依据, 将历史跟实物对应起来, 来突显每个时期的特定音乐现象, 通过不同时期考古文物的相互对照, 使读者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了然于胸, 对各个时期的音乐状态印象深刻, 条理清晰不易混淆。

如:青铜乐器的起源, 阅读后我们可知道, 最先可能是由陶玲、陶钟发展而来的。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和冶铸工艺的高超, 人们开始用铜来制作铃和钟, 铜作的铃和钟在声质上更明亮, 音乐性能更优良。“礼乐文化”的出现使乐器成为王权制度的一种展现。作为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人们对乐器的形制、音响、规模, 有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 形制更大的铙、镈开始出现了。至西周“礼乐制度”的推行, “乐悬制度”的出现, 钟磬类大型编悬乐器应运而生。人们对乐器的音乐性能也更加注重, 出现甬钟、纽钟。直到曾侯乙编钟的出现, 这类青铜乐器不论是规模、形制、还是音乐性能都达到了巅峰, 是中国古代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辉煌的乐律学理论在此得到完美的体现。由此我们看到, 音乐考古不仅是对音乐文物的考证, 作者通过对历史背景、演变过程的分析, 再加上对文物细节的刻画, 使我们对该乐器的出现及所处时代的关系有了更深的领会和了解, 增进了我们对音乐史的了解, 是学习音乐史的一种很好的辅助手段。

第九章, 著者阐述了音乐考古学的各类研究方法, 包括田野考古方法、断代方法、测音方法、音乐文物的命名法及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等, 使得全书的教育目的跃然纸上, 让初学者对中国音乐考古在研究方面的基础性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极具学习意义和实用价值。最后一章是著者近年来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的几篇专论, 为后辈学子以借鉴和参引。

二、图文并茂, 生动形象

《中国音乐考古学》是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基础上撰著的, 拥有大量的第一手新资料, 使文章的论述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体现了作者著书的客观实践性。书中作者并不是单纯的对文物进行描述, 而是附以黑白的图片展示, 运用绘制的线描图和系列表格图来进行阐述, 图文并茂的解说使我们对乐器及规模有了更加形象直接的了解。

以錞于为例, 古来有不少的记载, 如《周礼·地官·鼓人》的:“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 錞于也。圆如碓头, 大上小下, 乐作鸣之, 与鼓相合。”据此, 我们仅知道錞于是一种乐器, 对其形象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由于缺少实物出土, 而錞于的形制复杂又非片言只语能描述清楚, 因此其形象一直争议不断。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在其《东坡志林》中也曰:“记者能道其 (錞于) 尺寸之详如此, 而拙于谴词, 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髣髴, 甚可恨也。”而王子初先生不仅对錞于的形制、性质、流行年代及地域进行详细的介绍, 更附了许多出土文物的图片给予对照, 使錞于的形象跃然纸上, 直观的展现于读者面前, 相信读过此书的人, 不会再有诸如东坡先生这样的感叹了。

又如, 作者在谈到曾侯乙编钟时, 还附上曾侯乙墓室中器物的分布图及原貌图, 让我们有幸目睹这一世界第八大奇迹, 也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三面分布的编排正好符合《周礼》中所说“三面, 其形曲”的轩悬之制。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是研究周代礼乐制度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

三、“二重证据法”贯穿始终

“二重证据法”是上世纪20年代, 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的释读成果提出的古史研究方法, 即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方法, 来考证客观的历史实在。它比单一的古文献考释更具超越性。文献的记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人类的音乐活动远在文字出现前就发生了, 导致很多音乐史实得不到记载;其次,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 许多音乐史难免被遗漏或被迫筛掉;第三, 在撰史的文人中, 既懂乐律又有音乐实践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因此很多音乐都被片面或歪曲的记录了下来;第四, 古代重“道”轻“器”的观念, 使音乐技术理论得不到重视, 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因此, 仅依据文献来考察音乐的发展历史是存在很多欠缺的, 这就需要通过文物与文献相互参照, 来对客观的历史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正是采取了“二重证据法”并把它贯穿始终, 以有力的实物作为证明, 力求在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和众说纷纭的音乐历史事件中, 复原历史的最原貌。其优点是:第一,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如, 以往人们对箜篌的了解, 主要是来源于佛教洞窟壁画或历代乐舞俑、砖雕石刻等一些形象资料, 直到1996年新疆且末县箜篌的出土, 人们才得以见到真正的实物, 证实箜篌的真实存在。第二, 文物对文献记载的查漏补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 展现了我国先秦音乐文化的超高发展水平, 其3755字的铭文更是一部壮丽的乐律学理论, 它的出现, 填补我国先秦乐律学理论的空白。第三, 对众说纷纭的学术问题

北川羌族情歌的歌词艺术

杨梅 (绵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教师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北川羌族情歌的歌词反映了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 深刻隽永, 本文将从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的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和方言使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歌词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特点;修辞

中图分类号:J607

“5.12”大地震对北川等羌族聚居区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巨大创伤。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 各方各界都伸出援手、出谋划策。地震后, 许多音乐院校及相关单位都成立了保护、研究羌族文化艺术的研究中心, 对抢救、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川地处汉族与羌藏族的结合部, 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族聚居区, 表现在羌族情歌上便是歌词的写作手法, 显示出较强的汉学功底。北川羌族情歌分羌语情歌和汉语情歌两种形式。羌语情歌歌词较多保留了羌族语言的特点, 汉语情歌歌词则是羌汉文化交流的产物, 显示出羌族人民较强的学习借鉴能力。北川羌族情歌里没有某些现代流行歌曲中的情歌那样无病呻吟的内容, 抒发感情往往与生产生活相联系, 可谓艺术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其歌词常借景比兴, 借景、借物抒情, 歌唱内容健康、积极、开朗, 情绪轻松自然。以下将从歌词的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和方言使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的艺术特点:

(一) 结构形式分析

北川羌族情歌句式的使用较灵活多样, 特别是在用羌语演唱的情歌中, 句式变化无太多规律可循, 完全是根据演唱者演唱该句内容多寡而定。不过用汉语演唱的情歌句式一般较有规律, 可分为规整句式和非规整句式。

规整句式即“整句”, 又称骈句, 是相对散句而言的句子结构形式。它指结构相同或相似, 字数大体相等、排列整齐的一组句子。此类句式大体包括五言句式和七言句式。

五言句式, 即每句字数采用五字构成的句式。北川羌族情歌采用的五言句式主要有五言二句式、五言三句式 (见词例1《绣福包》[1] (P.286) 第1-3段) 、五言四句式等类型, 此句式在北川羌族情歌中占有相当比重, 歌词大多简洁明了, 常用于叙事。

给予最客观真实的解答。当人们还在为“一钟一音”或“一钟双音”争论不休的时候, 迄今规模最大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了, 它钟上的铭文清楚的写了“一钟双音”, 而实际演奏也是“一钟双音”, 在客观事实面前, 人们的争论戈然而止。曾侯乙编钟再次显示了音乐考古学的力量。

音乐考古学以“器”出发, 将其置于大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中, 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音乐背后的人类音乐生活及其文明程度, 并探求其不同时期的审美标准与文化诉求。它改变了以往传统研究方法重“道”轻“器”的研究理念, 而将“器”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 使“道”与“器”相互依托。

四、总结

通读《中国音乐考古学》, 我们不得不被王子初先生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面对纷繁复杂的古代音乐现象, 要把它清楚有序的整理并浓缩在一本书中, 这不仅要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了然于胸而且还要融会贯通, 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去看待和把握, 对浩瀚的音乐资料拿捏得当, 筛选自如。王子初在考古实物的基础上, 运用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地质学、工艺美术图像学等交叉学科进行著述, 运用图像、数据、表格等一系列定量分析、历史的系统归纳、逆向的研究方法, 且行文生动, 赋予文学化的动人辞藻, 给现代中国音乐史学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提

词例1:

绣福包 (片段)

腊月梅花开, 情哥带信来, 要个福包戴。

你要福包戴, 咋不自己来, 然何带信来?

说是那门说1, 福包说不脱, 给他绣一个。

七言句式, 即每句字数采用七字构成的句式。此句式在羌族情歌中使用最广泛, 最常见的是七言四句式, 用于情歌对唱, 可延伸至多段体。另外还有七言五句式 (如《不为幺妹我不来》见词例2) 、七言六句式、七言七句式等。

词例2:

不为幺妹我不来

久不唱歌唱不来, 久不走路起青苔。

不为幺妹我不来, 溜溜路儿跤跤绊, 早晓绊跤我不来。

非规整句式, 即长短句式。指结构不同, 长短不齐的一组句子, 在句法上造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语言美。长短句式在北川羌族情歌实际运用中, 大致有五五七五句式 (如《十送》片段, 见词例3) 、六七七七句式、六七五七句式、六六六四句式、六七七七句式、七七七九句式、五五七七句式等, 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五五七五句式, 每段四句中, 一、二、四句各五个字, 第三句是七个字, 如下例所示:

词例3:

十送 (片段)

送郎一根帕, 是奴自己扎。

手脚粗笨你莫骂, 请你要收下。

第二种是六七七七句式, 每段四句中, 第一句为六个字, 后三句为七个字, 如下例所示:

词例4:

你要唱, 我才来

你要唱, 我才来, 我在山上才下来。

壶壶里头装菜籽, 慢悠慢悠倒出来。

你在唱, 我在听, 隔山隔岭听不清。

翻过梁子听清了, 一声还你几十声。

此外, 北川羌族情歌中还有将几种不同句式在一首歌曲中混供了可贵的研究专著。然, 受理论基础和学科本身条件的制约, 该书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作者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局限, 他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以叙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物为主要叙述方式”, 一方面, 之所以没有定名为《音乐文物学基础》而定为《中国音乐考古学》,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该书研究文物的目的, 在于研究中国的音乐历史及其规律, 而不仅仅在于探究这些琳琅满目的音乐文物自身特质及其艺术、经济价值”;另一方面, “采用以各个历史时期块面所见音乐文物分类叙述的写法, 也是由于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门新学科自身的局限。”因此, 在他的新著《音乐考古》中对体例进行了调整, 以弥补《中国音乐考古学》之不足。总之, 《中国音乐考古学》作为一本较为系统、全面的关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理论化学术成果, 它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音乐考古学而言,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促使中国的音乐考古学朝着日益充实的方向发展。

摘要：《中国音乐考古学》是王子初先生在音乐考古理论方面的一部力作, 他在深入考察和掌握音乐文物的基础上, 本着明确的实用教材的编写目的,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纷繁复杂的考古理论进行诠释, 是第一部体系化的音乐考古学科基础理论著作, 学习音乐考古学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 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

关键词：《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考古,王子初

参考文献

[1] (宋) 洪迈.客斋随笔·续笔[M].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2]陈四海.“二重证据法”演绎下的音乐研究——评王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J].黄钟, 2005, (2)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