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通用12篇）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篇1

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六论(续)

从典籍史料、出土文物、尤其是不断发掘的`郭店楚墓竹简等考察研究表明:中原文化对楚文化影响深广而悠久,这在楚夏同源、北人南下的文化传播、楚地出土文物与中原文化、楚人与中原儒家经典的情结、楚与中原的制度文化及方言现象、楚与中原文化的龙图腾及其文化习俗等六方面最为明显,由此可以证明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楚文化的代表《楚辞》确有诸多之影响.

作 者：李金坤 Li Jinkun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刊 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23(3)分类号：G04关键词：中原文化 楚文化 《诗经》 《楚辞》 影响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篇2

关于文化的结构和分层, 文化学界有很大的分歧。有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等不同的区分[1]3。其中, 庞朴同志提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成为我国文化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他从物质和心理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角度, 认为广义的文化结构包括物质文化层、理论制度层和心理文化层。他的理论经过其他学者的不断修正, 最后成为“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结构三层次的学说, 并且逐渐为我国文化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本文试图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探求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在秦人时期，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不大，蜀人甚至蔑称秦人“牧犊儿”。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真正有影响，还是在秦并巴蜀之后。公元前316年，秦派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初设巴、蜀二郡，后分巴蜀置汉中郡。从此巴蜀置于秦的郡县制的统治之下。之后，秦对巴、蜀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实行对巴蜀文化的整合。由于秦王朝多次大批移民巴蜀，其华夏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等逐步对巴蜀产生了影响。

一、从物质文化层面看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根据文化学观点，物质文化既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 又包括由人类加工自然物所创造的各种器物，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物质文化构成了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2]。

1. 从生产工具看。

生产工具是物质文化的重要方面。自春秋时期铁器出现以来，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等方面，铁器逐渐取代铜器而跃居主要地位。至秦及汉初，这一变化在中原地区已趋完成。随秦对西南地区的经营，这一现象在西南地区也呈现出来。据文献记载，秦灭赵后迁入临邛的卓王孙家族就在临邛“即铁山鼓铸”，然后卖给滇蜀之民而富至僮仆千人，另一位从山东迁来的程郑“亦治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3]在这种情况下，铁制的兵器、工具和日常用品随着官府、商人和移民等多种渠道在西南地区传播开来。建国以来，在巴蜀地区的汉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器，主要有四川西昌、越巂、喜德等地，分布十分广泛。

2. 从生产方式看。

生产方式主要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岷江流贯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虽然有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但也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一些古典文献记载了蜀人治水、进行水利建设的史迹。被秦国任命为蜀守的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 察访水脉,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使都江堰排、灌水利工程初具规模。此后历代进行进一步兴建, 形成今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兴利除害的水利设施的修建加快了巴蜀之地农业生产的封建化过程。

3. 从生产产品看。

大量铜陶玉器的出土也反映出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1953年四川省文管会在成都羊子山发掘了一座大型木椁墓，编号M172，出土了大量铜陶玉器。随葬品可分三类：一是无盖羽状蟠夔纹大铜鼎、涡纹铜罍、甑鼎合体的甗、玉具剑、彩绘漆器等楚式器物。二是侈耳鼓腹矮蹄足的小铜鼎、带圈足的茧形陶壶等秦文化器物。三是三角援铜戈、带辫索纹耳的铜鍪、圜底圆腹的绳纹罐等巴蜀文化器物。这座墓应当属于秦惠文王后元年（前316年）司马错灭蜀后，葬俗受秦影响的蜀人后裔[4]。

二、从制度文化层面看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制度文化层次[5]。从制度文化层面上看，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体现在巴蜀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秦灭巴蜀后，采取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式相结合的政策，并根据两地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对两地的制度文化进行构建。

1. 对巴地的制度文化构建。

秦在将巴蜀纳入秦郡县体制的同时，不改变其血缘的社会组织结构，保留大姓统治。政治上，秦仍以巴地大姓首领为君长，继续其血缘集团统治，并企图通过世代通婚的形式和交纳赋税的形式，从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维系与巴地首领的政治统属关系。对巴地大姓统治下的部民，则通过普遍赐予不更爵级来广揽民心。经济上，秦在巴地迅速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舍地税人”的征税方法，按户按口征收赋税。同时，为了安抚巴地民众，又规定血缘大姓集团的部民免服更卒之役。秦昭王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川东这一战略基地，以支持秦对东方六国愈演愈烈的统一战争，又借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利于民之机与之订立盟约，“乃刻石为盟, 要复夷人倾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6]这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终秦之世，川东巴地一直未乱，成为秦在关中以南地区的战略大后方。

2. 对蜀地的制度文化构建。

比较而言，秦对蜀的改造则要复杂得多。秦对蜀的政治改造是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公元前314年秦虽置蜀国守，但同时又分封蜀侯，使其有国、有相、有臣僚，基本保留了原蜀国的政府机构，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到秦昭王时，由于秦在蜀地成功进行了土地制度变革，改变了蜀地原来的经济结构，造就了大批拥护秦国政权的个体小农，从而争取到广大蜀人的支持，使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的时机臻于成熟，因而借口“蜀侯绾反”，诛之而国除。经济上，秦昭王四年，秦在蜀地大规模变革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即把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实行的辕田制在巴蜀地区的推行。这样，秦王朝的封建土地制度和法令就在巴蜀全境实施。

三、从精神文化层面看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实质上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进一步提炼。它是整个文化的核心部分, 也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重要标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现形式。

对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学者们所持观点不一，但很多学者都提出“人文精神”一说。庞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7]。李中华归纳了中国文化的七个基本特征，虽没明确说非宗教性（人文主义）最基本，但他也指出“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似乎导致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泛道德性、和平性以及社会政治的突显性等。”[8]因此，从精神文化这一层面而言，古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特征是背离的。古巴蜀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较为匮乏的，因为古巴蜀文化的精神动力来自从古相传而不衰的宗教崇拜与观念，占卜、方术、神仙术等十分发达。由于古代医术的不发达，人们伤残疾病往往求助于此，对中原文化知之甚少。除此之外，巴蜀是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9]，蜀地则有“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10]。这些民族都很古老，拥有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性等。《华阳国志》卷一《巴志》称其：“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秦并巴蜀后，巴蜀上层人先学东方来的七经，以后再衣冠、嫁娶、丧葬各个方面都向秦学习，甚而当地男子“世尚秦女”[11]，可见巴蜀人对秦文化的爱好，这有力地促进了巴蜀的汉化。“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18文中所举，都是秦移民入蜀后的种种文化变迁，而其原因归根结底乃在于“染秦化故”。

汉初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 篇3

【关键词】楚文化；楚辞；司马迁；史记

楚文化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华丽的风格，对汉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汉初之际，对当时政局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多为楚人，更是对楚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则试探着说一下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并进而窥探楚文化对汉初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一、楚文化在汉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楚辞的特征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要把楚文化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研究，自然非《楚辞》莫属。在此，笔者就把《楚辞》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谈一下《楚辞》在汉初传播与接受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屈、昭、景三大姓皆为故楚贵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三大姓作为楚国贵族，应该非常熟识屈原及“楚辞”，而楚辞作为楚文化的结晶，自然也会伴随他们迁入关中。在巫风的盛行、人神为一的楚国，使得楚文化充满了原始的自然气息和神秘的浪漫色彩。《楚辞》作为楚文化精神的载体，深受刘姓皇族及其周围人的追捧。刘家王朝“文尚楚风”，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习楚文化、善为楚歌。楚文化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

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每个时代统治集团的好尚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指导作用。汉初文人折服于屈原和楚辞，于是楚骚以他们为主力在汉世传播。其中汉初文学家贾谊是最早受屈原作品影响的汉代文人之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贾谊之后，名重一时的文士，无论是聚于王侯门下的、还是随侍宫廷的，无不雅好楚辞而热衷于骚体赋创作，骚赋作品蔚为大观。

二、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

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司马迁出生，十多岁来到长安。此时的长安有很多来自荆楚一带，曾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旧将功臣后裔，这些功臣后裔身上还保留着许多荆楚地区的习俗，社会上还流传着刘邦、韩信、萧何等楚人的传奇故事。司马迁二十岁那一年开始周游天下。这次漫游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史料，为史记的成书作准备。荆楚地区的文化历史对司马氏父子来说还很神秘，司马父子急迫的想打开这个谜。因此，司马迁的漫游首先选定广大的荆楚地区。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直出武关，就进入了战国时楚国所属地区。进入楚地后，原楚都所在地江陵应是他必游之处，很可能还到过楚国初都地秭归。过江陵以后，司马迁渡长江，过洞庭，下沅水，直奔湖南南部的九嶷山。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舜帝死葬之地。司马迁自九嶷山顺湘水北返，过长沙，还特意至汩罗江凭吊屈原。之后，他又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也是司马迁游览的重点，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是刘邦、韩信、樊哙、萧何等汉朝开国君臣的故乡，这些人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到处流传，是秦汉时期楚文化的精萃所在，因而司马迁在这一带逗留时间相当长。他在这里收集到了刘邦等人的许多历史资料，高祖在大泽斩蛇起事的传奇，韩信淮阴市上胯下受辱的故事，夏侯婴被刘邦击伤而反坐系狱的事等等，后来都成了《史记》一书中最精彩的材料。

三、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

鉴于以上说过的个人与外界原因，司马迁在书写《史记》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楚文化的痕迹，而从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中，也可以以小见大的看出楚文化对当时整个汉初文化，尤其是历史散文的影响。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抒情性

《楚辞》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许多时候是诗人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诗人内心的世界坦露无遗，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君爱国、伤时忧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史记》属于史传文学，一般来说，史传应秉承“实录”精神，而抒情则是应被拒绝和排斥的。但是《史记》不但不拒斥抒情，反而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这些抒情性表现在司马迁鲜明的主观判断上，即作者《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有着自己鲜明的评价；也表现在抒情化的结构方式上，以及《史记》富于情感的语言上。

（2）楚地人物

《史记》全书重点记叙的人物有几百个，其中楚地人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像淮阴侯韩信、伍子胥等都展现了楚人刚烈、多才的风貌。其中屈原对司马迁影响最大。司马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对其人品和作品都极为推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对楚文化表现出的接受意识和认同感。

（3）楚歌

司马迁很看重楚辞、楚歌，他常用楚歌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史记》收录的楚歌有：《垓下歌》、《大风歌》、《南风歌》、《瓠子歌》（二首）、《麦秀歌》、《美人歌》、《楚狂接舆歌》、《耕田歌》、《鸿鹄歌》、《採薇歌》、《易水歌》、《山居歌》，共13首。这13首楚歌，从舜帝到汉武帝相距数千年，司马迁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以满足《史记》的需要。《史记》中收录的楚歌大多悲壮慷慨，呈现出一种悲剧美。司马迁通过《垓下歌》把项羽的性格弱点、英雄风度表现的栩栩如生。

楚歌蕴含的生命观和司马迁的生命观相吻合，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喜欢运用楚歌，与楚歌深处的悲壮产生共鸣。因此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以楚歌作为展现情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载体。

小结

楚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像一抹绚烂的鸢尾花，撇上一眼就让人惊叹不已。它在汉文化的发展中一定有着其独当一面的地位，要想研究出楚文化真正的价值，汉代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楚辞的抒情性、楚国人物、楚歌、楚文化的尚奇性对《史记》的影响，亦可以推出楚文化对汉赋铺张扬厉、求奇求异之风的影响，更进一步研究汉初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参考文献：

[1] 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篇4

内容提要：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楚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历史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地域文化开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现。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地，就发现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对楚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竹简、人骑骆驼铜灯等。尤其是对楚郢都纪南城和雨台山500余座楚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飞鸟、鸳鸯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杆、砝码等。江陵天星观一号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发掘的遗物有2400余种，对研究楚国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对纪南城的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城址的面积、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宫殿区、制陶、冶铸作坊区等，并大致确定了其存废的年代。接着在湖北当阳、襄阳、宜城等地也发现了不少楚国墓葬和遗址，当阳赵家湖楚墓群发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们对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统的.认识。

特别是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及随枣地区近百座曾国墓葬的发掘、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把对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铜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仅青铜器的重量就有10余吨。其中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轰动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域文化的传统观念。大冶铜绿山遗址从1973年起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出采矿井巷近500条，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生产工具和多种器物，证明铜绿山遗址至晚在西周时已开始开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们摸清了先秦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情况，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新型学科的成立。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各个相关学科纷纷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对楚文化的渊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学特征、’楚国的物质文化成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各种各样类型，反映了楚国丝织工艺在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在湖北潜江龙湾发掘了l号放鹰台宫殿遗址，被认为是楚章华台遗址，从而对楚国的大型宫殿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湖北荆门挖掘的战国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简，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通过几十年来所挖掘的数千座楚国墓葬和遗址，对楚文化的认识已由模糊趋于清晰，对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统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荣。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后重新认识到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区域的精神内核，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并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某一历史时段延伸到对一个地域从古至今的文化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探索，力求形成区域的独特文化氛围，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为建立健康创新的地域文化开辟道路。

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凝聚力，它在塑造本地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是在塑造着本地区人的素质，从而对本地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浙江温州地区资源贫瘠，但它能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当地的重商传统和注重功利的人文精神分不开，与温州人四海为家，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创立家业的地域文化精神分不开。挖掘本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培养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各地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秦文化广场竣工验收汇报材料 篇5

秦文化广场位于礼县县城东西南路以西，东新西路以南。该工程由礼县文化体育局投资开发，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陇南昌欣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监理，勘察单位为天水中核建设工程公司，由陇南武都兴朝道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在此，我代表公司及项目部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在施工中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下面，我将工程概况及秦文化广场施工情况作简要汇报：

一，工程概况 项目建设总面积43864.7平方米，总投资XXX万元。建设内容为礼县秦文化博物馆室外工程施工图以内的土建、广场铺装、地下管网给排水、花坛绿化、照明、水景、浮雕墙、南北秦阙、围墙、浮雕墙、南北浮雕游廊、景观桥、浅水道、跌水池、化粪池、秦公壶、人工湖、停车场、卧壁、安全通道及广场附属工程等25项工程。广场工程范围内的土建项目较多，绿地分不大，距离长。施工总体布置上分为：土建施工区、园艺施工区、安装施工区、配套工程施工区几个施工区。

二，施工情况 本工程于2010年X月X日开工；基坑土方，支护，防水于2010年X月X日完工；土方回填于2010年X月X日完成；打桩于2010年X月X日完成；地下室砼垫层于2010年X月X日浇筑，2010年X月X日完成养护达到使用强度；地下室底板第一块于2010年X月X日浇筑，最后一块于2010年X月X日完成浇筑；面层铺装第一块于2010年X月X日完成，最后一块于2010年X月初完成；并在2010年X月X日竣工初检。

三，施工质量控制资料情况：无支护土方-合格；桩基-合格；底下防水工程-合格；土方回填-合格；地下室底板基垫层施工-合格；防水混凝土-合格；涂料防水层-合格；卷材防水层-合格；钢筋工程-合格；钢结构焊接-合格；钢结构组装-合格；钢结构预拼装-合格；剪力墙施工-合格；梁与板施工-合格；砼-合格；后浇带砼-合格；模板-合格；现浇结构-合格；砼垫层-合格；找平层-合格；板块面层-合格；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合格；室内排水系统-合格；室内采暖供应系统-合格；管道冷热（媒）水系统安装-合格；卫生器具安装-合格；管道的防腐与绝热-合格；电器照明安装-合格；建筑电气-合格；门系统安装-合格；广场水池给排水系统安装-合格；广场照明灯具安装-合格。

本工程钢筋主要规格有XXXXXXXXXXXXXXXXXXXXX，共XX批；钢材原材料XXXXXXXXXXXXX，共XXX批；复试结果均合格。本工程商品混凝土采用XXXXXXX有限公司的商品混凝土。商品砼，预拌混凝土合格证为XX份，均合格。本工程水泥采用XXXXXX由有限公司产品，进场XXX批，共XXX吨水泥，测试结果均合格。本工程红砖采用XXXX有限公司的产品，测试结果均合格。防水材料使用的是XXX有限公司的产品，测试合格。底下官网采用的是XXX有限公司的产品，共XX批，测试结果均合格。

混凝土中采用的沙，碎石级配均符合设计要求，检测合格；混凝土的配合比均严格依照设计规范，检测合格。混凝土的养护过程也符合规范要求，检测合格。四，工程其它资料情况

本项目隐蔽工程均由监理验收认可后进行隐蔽，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均由监理签字，记录完整且符合要求。本项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经公司项目总工审批，报监理，建设单位审核审批，完整且符合要求。

砼的施工日记，施工日记于工程同步，记录内容详细具体，施工记录资料完整且符合要求。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篇6

拓玲

一个山西的年轻人一年来带着相机奔走全国各地，拍摄了不少秦晋商贾们明清时代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图片，寻访到很多秦商昔日的神奇与辉煌。近日他来到古城，欲用镜头展示尘封的历史。

“为了它们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只是想记录下秦晋商贾们明清时代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将这种会馆文化传承下去，也让我们这些秦晋商人的后裔有机会了解祖辈们曾经创造的辉煌。”这位摄影人的名字叫荣浪，来西安已几日，他正在联系以个人名义在此组织一场公益展览，吸引更多公众加入到保护秦商会馆文化队伍，是荣浪此行的最大目标。

在山陕会馆中寻访秦商踪迹

若不是2006年的一次甘肃之旅，多年在北京为时尚杂志工作的摄影人荣浪绝不会与“山陕会馆”有什么联系。因参加了央视“玄奘之路”活动，2006年3月，荣浪应邀随中国佛教协会来到甘肃张掖拍摄大佛寺。“那里面一尊关公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听说我是山西人，当地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座建筑就是清朝时山西商人盖的会馆，类似的山西会馆在晋商鼎盛时遍布全国各地，但现在它们也将面临被拆毁的危险。”作为一个山西后裔，看到保存精美的会馆，让荣 1 浪为之震惊。也就是从那一刻，为寻访山西商人的足迹，荣浪开始了一年的旅行生涯。

然而从河南到四川，荣浪发现由于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两个地区曾经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他们的名字往往被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我走过的地方，大多数是山陕商人将他们的会馆合建一处，叫做山陕会馆。个别地方也统称为西会馆。”

在我国明清时期，由于个体经商力量微薄，为避免受到地方势力侵扰，身处异地的山陕商人结合后，在很多城镇建造山陕会馆，会馆之地方便了大家议事言商，同时在团结秦晋地域的商人，互通商情、维护同乡和同业商人利益、调解商业纠纷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山陕会馆大多改建自当地关帝庙，关公殿、戏楼、厢房、春秋楼衍生着会馆的各项“职能”。

拿着一幅幅老照片，荣浪说，关公被山西人奉为智信仁勇及诚信的化身，商人们议事都在关公殿。春秋阁是商人们祭祀关公的地方。厢房则体现出秦晋商人仁义之气，因为它有救助同乡的职能。凡是从秦晋故乡来会馆投奔的商人，都可住在厢房。富商还会给他们“创业启动资金”，帮助他们在当地立户。

戏台飞檐八角高挑、飘飘欲飞，楼宇则被技艺高超的木、石雕刻及风格独特的彩画艺术装饰得美轮美奂。山陕会馆中的诸多戏楼修建 2 得相当精美，因为戏台总是会馆中最热闹的地方，据聊城山陕会馆史料记载，每逢庙会，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昆曲等都会在这里演戏曲娱乐，让当地老百姓免费观看。然而对于众多秦晋商人来说，也许千里行商的离愁，只有在聆听家乡戏中得以释怀。

山陕会馆再现秦晋商贸昔日繁华

提起中国的晋商无人不晓，但从寻访山陕会馆的历史中，荣浪坦言，“其实在当时的商贸领域，秦晋商人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张连卖布》是脍炙人口的秦腔剧，从其中的一段唱词足以窥见秦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张连卖布》中言：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长期研究并关注秦商，他曾在书中言，明朝时期，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名震全国。并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的西北、3 川、黔、蒙、藏势力范围，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虽然辉煌已成过往，但从现存的山陕会馆中，仍然可见秦商昔日风采。

从2006年5月至今，荣浪的足迹踏遍了郏县山陕会馆、社旗山陕会馆、聊城山陕会馆、亳州山陕会馆、开封山陕甘会馆等地。“社旗山陕会馆算是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

河南社旗镇原名赊旗店，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商业古镇。据有关资料记载：该镇初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清代康乾年间最为繁盛，民间有“天下店数赊店”之称。当时该镇为水旱码头，为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全国有13个省的商人在此经商，尤多秦晋盐茶大贾，仅各省商人建的同乡会馆就有：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十余个。位于镇中心的“山陕会馆”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古建筑群，系清代山西、陕西旅居赊旗镇的富商大贾接客迎仕、联谊集会和焚香祭奠的场所，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十八年落成，共经六帝137年。

该会馆占地面积10885平方米，建筑面积6235平方米。琉璃照壁、悬镒楼、大拜殿和春秋楼等主体建筑，与东西马厩、钟鼓二楼、东西廊房等陪衬建筑相互对称，气势雄浑。建筑物上的石雕、木刻、火铸等装饰图案非常精美。据碑文记载，18年中该建筑群“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耗白银达到数百万两。之所以社旗山陕会馆得以较完好地被保存下来，是因为1988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荣浪说：“当地一位副馆长告诉我，当时修建会馆的银两足以养活全山西人口两年有余。”

山陕会馆中的“历史之最”

在社旗山陕会馆中，还藏着我国会馆历史的“两最”。

其一为，在社旗山陕会馆主殿大座殿前设有嵌着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龙”、“虎”二字碑。在全国的会馆建筑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碑的上方刻一方形篆体御印章，内为“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九字。左额亦题“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九字，中间的草书“龙”“虎”二字字体潇洒刚劲，一气贯通。作为民间商会建筑而能得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弥足珍贵。

第二，就是馆中的商业道德规则碑，碑帖中的内容大致为“商会成员不准以次充好、漫天要价，必须做到童叟无欺；商户间同样不允许恶性竞争、违反条令者将被严肃惩罚”等内容。其中《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矩》碑，对规范度量衡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公议杂货行 5 规》碑则以倡导诚信精神为核心，对各种商业行为做出多达十八项的严格规定；《过载行差务碑》则对支应官府的席片数量作出分解公示。这三块碑石也是我国现存会馆类建筑中所存最早也最为全面的商业道德规则碑记。

陕西会馆遗存现状期待关注

“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从河南、湖北到江西、云贵川，一年多，荣浪分两次走过了全国23个山陕会馆，随着对会馆文化的不断深入，秦商留下的陕西会馆，成为了他去年10月起第二次寻访的目标。

“四川自贡市的西秦会馆，是陕西人在经商上创造奇迹的一个物证。可惜的是许多人尤其是陕西人却并不知道。”荣浪惋惜地说。

西秦会馆是清初雍正十年（1732年）时，陕籍盐商买地修建的庙宇。乾隆十七年（1752年）竣工，道光七年至九年（公元1827—1829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与扩建，较旧地址拓出十数丈，比之前更加壮丽，共占地3451平方米。木雕石刻装饰多达数百件。解放前，西秦会馆曾作为中华民国自贡市政府的所在地，也曾遭遇年久失修、濒于毁圮的危险。如今这座记载着秦商历史的殿堂已更名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同在四川的阆中陕西会馆，也为全国不多的几处保存较好的陕西会馆，但沧桑过后，这座会馆却至今没有由当地政府出面管理，变成了一处蚕桑制种基地。

阆中古为川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清代嘉、道时期，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诸省商贾纷纷在阆中设会馆，其中陕西会馆规模最大。该馆建成后香火旺盛，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曾六次修葺，这些修葺史料在墙内尚存的碑文中至今依稀可见。会馆占地面积二十余亩，额坊象鼻斗拱，琉璃筒瓦屋面，雕梁画栋，富丽恢宏。仅天花板上的藻饰彩绘就百余幅。1938年，因殿堂年久失修，会馆被蚕桑实验场租为了永久固定场址。远去了豪迈的秦腔，阆中陕西会馆已无奈地被“阆中蚕种场”的名声所替代。

天水是陇南的重镇，也是关陇古道的必经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人文地缘，使天水成为了古时的商贸聚集之地。天水的“陕省会馆”如今依然屹立在市中心。与别处的秦晋商人联合盖馆不同，天水相邻的会馆却分别悬挂着“陕省会馆”和“山西会馆”的匾额。荣浪说：“这至今仍是留给我们的一个谜。讲解员说也许与天水境内活动的晋陕商帮有关系，也许是由于城市拓建造成的。”今天天水的山陕会馆合起来占地大约只有一亩，“原先的规模很大，后来在城市道路建设、城区改造中被占去了一部分，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荣浪说。走进陕省会馆，昔日秦商聚会之处已变成了天水市文化馆所在地，定期举办书法绘画作品展览。

陕西会馆遗存现状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云南昭通古城，如今的西安会馆已破落不堪；在新疆昌吉县，始建于清光绪光绪19年（1893年）的陕西会馆坐落于该县县医院内，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该馆遭到破坏，墙壁上精美的墙饰已荡然无存……

荣浪拍摄山西会馆的事经当地媒体宣传后，他已带着自己的作品走进北京大学、山西省内展览馆及内蒙古等地，山西电视台今年也开始了山陕会馆纪录片的拍摄整理工作。遗落在祖国各地的陕西会馆还远不止荣浪寻访过的几处，他希望在陕西举办山陕会馆图片展，吸引公众参与保护秦晋会馆文化，希望陕西文化部门及相关专家、学者能与山西及更多省市联手传承会馆文化。

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川自贡西秦会馆。

西宁的山陕会馆已被淹没在一片高楼中。

天水的“陕省会馆”。（图片均为荣浪提

楚文化元素之图形设计的应用 篇7

成熟期的楚文化, 是以萌芽期的楚文化为本源、以华夏文化为主体、蛮夷文化为助力, 经过不断交流、融合发展起来的, 它与中原文化一起成为我国上古时代灿烂文化的南北表率, 拥有极高的设计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

凤纹的流行是楚文化鼎盛期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描绘凤的形象时, 楚人把美好的特征和性格都赋予凤。

楚墓中常见的虎应鸟架鼓。鼓架以凤、虎为造型, 虎混沌敦厚, 匍匐负重, 凤高大俊拔, 引吭高歌;虎鸟对比, 凸显出凤鸟的图腾意义。凤的造型夸张、整合, 绝非自然界客观模仿, 造型无中生有, 分解、异化和重组, 设计语言独具特色, 显现出楚人在艺术发端时期不同凡响的创造力和观察力。“集壮、美、奇于一身”正是楚文化鼎盛期的象征, 其创造意图不在表现某个具体动物, 而在表现由若干生命力喷发的动物所映照出的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楚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图腾的崇拜, 使造型夸张奇特, 并开始趋向抽象化、符号化。

楚文化中, 除了楚凤, 最具有代表性的3个元素就是钟、车、简, 编钟以其独特的音乐性能和工艺上的高技术含量, 象征着楚国的艺术和科技;战车以其高大的躯体和显赫的威势, 象征着楚国的军事与政治, 竹简以其丰富的文化信息, 象征着楚国的思想和艺术。

楚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反映出楚人的社会久盛不衰的巫风, 这种社会风尚必然会反映到文化上, 所以楚文化也称巫文化。在艺术风格上, 其主要表现为追求挺拔、清秀与诡奇、绮丽的结合, 使纹样呈现出匪夷所思的怪诞的美, 这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独特性。

二、序曲———对设计的思索

艺术设计的诞生、发展, 都离不开产生这一文化的地域、民族和时代。艺术设计作为一极具文化内涵的设计类别,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自然形象中提炼, 通过楚人的悟化、抽象为符号, 具有深刻而特定的内涵, 符号一旦普及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便会渐渐淡化为一股图案而失去其特殊意义。

楚人的这种艺术创造方式对今天是有所启示的。从事艺术设计不能只是对传统图形的挪用、模仿或根据绘画模式由写生得到包装形象。艺术设计的特点要求新、奇, 设计师也只有让思维插上翅膀, 才能创造出让消费者耳目一新的作品, 使图形更具有实用性和信息性的特点。我们从对西方设计潮流涌入的盲从、学习阶段, 到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新珍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发现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楚文化, 竟是如此的率真、浪漫。

楚文化中的图形纹样的设计和组合为我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设计在今天, 消费者要求日趋人性化、个性化的时代, 楚文化中的图形组织方法可以在设计中进行再创造, 细密的描绘手法对主体事物的烘托, 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美好的创造典范。

三、高潮———为设计赋予楚文化之神韵

楚文化是奔放的、浪漫的、真情四溢的。楚纹饰图样拥有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水准, 具有极高的设计价值与文化价值, 通过对其艺术形态的解析, 对湘楚文化艺术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从创造手法、创造思维上将会给我们提供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对文化的提炼和思索, 该创作的灵感思路为采用湖北雕花阴阳刻这种表现形式而赋予楚文化元素的神韵, 借物寓意, 对图形进行分解、组合、填充、阴阳雕刻、不完整雕刻等等。

通过图形, 纹样的叠加, 不完整的表现, 使画面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扩张力和想象力, 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给人以视觉的享受和无尽的想象。

该设计作品图形创意亮点在于多种表现形式的结合, 个体即可单独作为一个整体, 几个单体又可同时组成一个整体, 同时设计着重注意实用与装饰性能相结合, 对楚文化深刻的研究才能抓住其文化元素特点, 使设计有特色, 让人直接感受到楚文化元素和文化, 无形中宣扬地域文化特色。

四、尾声———回归现实的应用

楚文化符号是楚文化高度浓缩的视觉形象代表, 将其引入当代设计创作, 是拓展现代设计的重要取向和研究课题。

旅游纪念品, 在通俗意义上指的是和旅游业相联系的一系列带有旅行纪念意义的商品。旅游纪念品不是单纯的商品, 它浓缩一个地方的民俗风情, 沉淀一次旅行的记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对旅游纪念品推陈出新, 传承旧工艺, 提出设计新理念, 开发新种类, 设计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新时代的旅游纪念品, 对完善我国旅游业市场, 宣扬地域文化特色, 以及拉动我国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摘要：文章以楚文化元素的物象表现和艺术涵义为切入点, 提取纹饰图样等典型元素符号, 通过对其艺术形态的解析, 对楚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将楚文化符号引入图形设计创作中, 具有极高的设计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

关键词：楚文化元素,独特性,图形设计,应用

参考文献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2]、张正明.楚文化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北交展示全新“楚”文化等 篇8

北交展示全新“楚”文化

11月4日，修改后的交响乐《楚》将在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季音乐会上正式与听众相见。音乐会由谭利华执棒，女高音歌唱家阮余群、古筝演奏家刘西、二胡演奏家刘虹、琵琶演奏家赵洁、笛子演奏家艾鸿波都将加盟演出阵容之中。

作曲家叶小纲在2002年创作了交响乐《楚》，这部作品原是为庆祝武汉乐团成立10周年委约的作品，曾于2004年12月首演。首演后作曲家认为还有很大修改和调整的空间，于是他潜心修改并等待再次演出的机会。今年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再次向叶小刚提出修改《楚》的委约，使得交响乐《楚》的第二稿能以崭新面目呈现于观众面前。

交响乐《楚》是根据灿烂的古代楚文化为依据而创作的一首具有现代思维的交响乐作品，它以楚文化主要要素及表现形式构思而成，力图弘扬我国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本场音乐会上，北交还将在上半场的演出中，诠释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b小调第二（勇士）》交响曲。 ■北宣

民乐《英雄》敬献特奥“英雄”

10月14日，由上海民族樂团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合作主办的大型民族交响史诗《英雄》献演上海音乐厅。本次音乐会特别邀请2007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700多名志愿者前来观看。这批幕后英雄们本着“奉献、友爱、互助”的精神，在这次特奥会上奉献了自己的爱心和力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热情、友好和蓬勃朝气。他们的精神体现着当下年轻人的英雄本色，与这台音乐会的主题相互呼应。

音乐会由王甫建团长指挥。上演的曲目既有《浪淘沙》《霸王卸甲》这样的传统乐曲；也有《日月山》这样的现代新作；还有《黄河——文明的传承》《思想起》等委约首演作品。这些不同时代背景的作品，多角度、深层次地演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顶天立地、不畏艰险、浩然正气的“英雄”气概。

《浪淘沙》和《黄河——文明的传承》分别以长江、黄河为创作背景，展现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和无穷无尽爱国热血的涌动。《嘎达梅林》和《霸王卸甲》就在展示“英雄”铮铮铁骨的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英雄”的苍凉和孤寂；《思想起》和《日月山》歌颂的是坚定不移的民族精神。其中，《思想起》的澎湃旋律还体现出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民族深情和对祖国统一的顽强决心。

浅析楚文化中的丝绸植物纹样 篇9

关键词：装饰风格；楚文化；丝绸纹样

中图分类号：K87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29-01

一、植物纹样产生的人文背景

（一）装饰风格的变化。

商周两代，起源于原始宗教哲学的饕餮纹和窃曲纹等，以狰狞威严的风格充斥了装饰的领域，相对愉悦而柔和的植物纹样少见踪影。尤其在周代，礼制是一种高度集中、显性的制度形式，它严格按照社会的等级区分，规定人们在社会生存和活动中的方式与规范，这一时期的审美形象也因此表现出极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表现在装饰形式上，就是那些被礼制神圣化了的，具有强烈威慑力量的造型形式被广泛而单调的运用。

（二）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周文化处于衰退的地位，各诸侯领域在延续了殷、商、周的传统时空观和天人秩序的基础上，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对其重新加以修订和界说，楚文化就是这一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形式。它成长于江汉地区，即华夏与蛮夷之间，楚人兼采夷夏之所长而力求创新，作出了一系列成就。楚人钟情于植物花草纹的运用是其标新立异风格的写照。这可从楚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探究到一些原由：楚国崛起之地——江汉平原，气候适宜，花木繁茂；加之楚人以农耕为生，自然对植物中的花草情有独衷；况且东邻吴越，西邻巴蜀，栉蛮风，沐越雨，使他们的精神文化较之中原地带有更多的原始成份、自然气息和浪漫色彩。[2]这种浪漫色彩表现在文学上，是诗人神游四极八方的自由精神的恣意抒发；表现在造型艺术上则是打破传统，超越模拟的象征性手法和崇尚自然生活气息的写实性手法的综合运用。那些丝织品上风格绚烂的花鸟纹饰充分表现了在殷周凝重的装饰风格突破之初，楚人极具开创性的创作精神，它与同时期北方地区的严守法度、执着规范的理性设计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二、纹样的形式美

（一）纹样的造型特征。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湖北江陵马山 1 号楚墓出土了大量丝绸刺绣品，纹样以凤鸟花卉纹为这些纹样以刺绣工艺为主。刺绣的手法在纹样造型上不受织造工艺的局限，形象更加生动。它们或柔枝嫩叶、或含苞、或舒瓣；在结构上，有的以细长的花茎分隔或连接图案单元，有的作朵花或枝花，为凤所佩，有的则直接以凤尾的形式出现。楚国的花卉纹样是极具装饰性的，整幅图案中，花茎可随纹样的走势任意伸展连接，花中生出茎蔓，茎蔓又生花；茎蔓在转折中，时而直线，时而曲线，时而作几何式利落的转折，时而又如微风吹动般自然弯曲，这种直线与曲线的并用，产生了刚柔相济的造型效果，同时也为整幅作品的布局创造了生动的空间。也许从内涵来看，这些与凤纹组合的花草纹应属于辅花的地位，但从纹样造型布局看，却 是整体纹饰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楚国的这些丝绸植物纹样中可以看出，设计者已 熟练掌握了对形式美规律中节奏和韵律的运用，且借助花草植物本身所具有的形态优势，进行了艺术的创造：从构成学的角度来看，花草植物这种花、蕊、枝、叶于一体的生态结构，使它天然具备了构成中点、线、面的 三大造型元素，对这些点、线、面，也即花、蕊、枝、叶的成功的穿插组合，成就了楚国丝绸植物纹样的艺术性。相对于在玄奥寓意作用下的史前植物纹，以及同时期流行于铜镜背后的，以四方八位为定式的四叶纹，这些丝绸植物纹样的造型体现了更多的装饰性和审美趣味。此外，在色彩上，绣制纹样的绣线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朱红、橘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钴蓝等多种色彩，以色彩的变化来使纹样的层次和造型更加丰富，有人由此将其看作是一种特殊材质的绘画。

（二）纹样的内涵。

对于楚国的丝绸刺绣纹，学术界许多学者将重点放在了对主体纹样——凤纹的探讨上，通常认为凤纹是“风神”信仰的体现[1]。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与凤鸟组合出现的植物纹：《山海经》中记载了我国远古的一些植物迷信观念。例如“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 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南山经》）又 如“有木焉，员叶而白柎，赤华而理黑，其实如枳，食 之宜子孙。”（《西次三经》）神鸟栖于神木是合乎情理的，由此可推知这些植物纹是一些具有神秘意向的神木或生命树。曾侯乙墓衣箱漆画上，绘有两株枝干挺拔、枝叶繁茂的大树。一些学者结合大树枝端状如太阳的圆形纹饰及树下所绘的射手持弓弋射形象，认为此为后羿射日图，图中所绘大树乃扶桑树。这些植物纹都是将神话、传说、巫术等精神领域的东西以物化图形表现的结果。由此可见，楚人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对人与鬼神精神沟通的渴望，以及伴随天象知识的丰富而产生的上天入地的幻化空间意识，作用于艺术的造型思维中，成为植物装饰纹样造型形成的精神因素。

三、楚文化丝绸纹样艺术的展望及意义

通过对楚国丝绸纹样艺术发展、演化、形成的基本特征和特殊规律的分析，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它具有的现实意义。在展示古代艺术独特性的同时，重点为当今设计艺术创作提供观念、营养和源泉。楚国丝绸纹样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视觉样式，由此，去挖掘更多尚未被我们发现的中国上古丝绸纹样艺术的视觉特性和艺术理念，以扩展我们对中国丝绸纹样艺术传统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中国丝绸纹样艺术精神的理解，从而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

四、结语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篇10

一、荆楚地区楚文化旅游纪念品首饰发展现状

楚文化的发祥地在荆楚地区,有着悠久的楚文化历史,楚文化博大精深,古人在800多年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楚文化是古代楚人在楚地创立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在青铜器、漆器、织丝品、刺绣、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器物,浪漫活泼、富于幻想的文学,富有智慧、源于自然的哲学,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巫术,都极富特色”。楚文化的辉煌成就,其经典性仍然是当代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在对楚文化发展和创新方面,楚艺术表现还有很大的空间,楚文化旅游周边产品开发、生产的潜力也是巨大的。更好的发挥楚文化的特色,把楚文化与现代审美观相结合,追求意境设计,将楚文化渗透到纪念品首饰设计中,并通过游客的体验,使楚文化得到提升。充分挖掘楚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无形的文化内涵渗透到具体的产品设计中这才是设计的重点。

据调查显示,国内外有关于从荆楚地区楚文化的角度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很少,而且基本上是从经济学和营销学角度进行研究,从设计审美和实用性的角度对旅游纪念品首饰的研究几乎为零。到目前为止,各旅游景点的纪念品首饰如出一辙,极其符合工业化时代大批量生产的特征,而当地特有的传统手工艺及文化内涵毫无体现。荆楚地区楚文化并没有在相应的旅游纪念品首饰中得到很好的重视。

全国各地现有的一些旅游纪念品首饰都有着很普遍的问题,太过意大众化缺乏创新,关于旅游纪念品首饰的创新力度不够。旅游纪念品首饰的实用性不强,对特色的挖掘力度还不够,商品的开发人员缺少积极开拓和探索的精神,对特色的挖掘只是停留在表面。对于旅游纪念品首饰的开发没有得到及时的专利保护。

二、发展荆楚地区旅游纪念品首饰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尊重历史、珍视文化、继承发展、综合创新的优秀文化传统。旅游纪念品首饰作为一种体现地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深受广大旅游者的青睐,目前许多传统文化都依附这种形式去实现它们的当代价值。旅游纪念品首饰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人们在看到纪念品首饰时能忆起景区鲜明的文化内涵、民俗风情和地域特色。可是现有的旅游纪念品首饰只处于简单开发阶段,与旅游地独有的特色完全脱节,缺乏文化内涵及韵味,选择的物质载体也干篇一律,难以凸显地域特色,无法体现纪念的意义。

通过荆楚地区楚文化对旅游纪念品首饰的研究,发挥荆楚地区楚文化最大的优势,融入到湖北文化产业建设中,成为产业支柱,向全国乃至世界传递荆楚地区楚文化的精华。湖北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荆楚地区楚文化的发祥地,传承了荆楚地区楚文化的博大精深。荆楚地区楚文化,作为南国文化白勺一种,不仅瑰丽多彩,而且具有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北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

基于荆楚地区楚文化的旅游纪念品首饰不单单是一件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更是一件特殊的文化商品,既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同时又将荆楚地区楚文化元素与现代物质载体相融合,让旅游者了解荆楚地区楚文化的精华所在,更直观的感受荆楚地区楚文化的韵味,让荆楚地区楚文化形象视觉化。它充分反映旅游景区的风土人情,希望通过巧妙的设计,将旅游景区的地域文化融入到纪念品中,在馈赠给亲友的同时又可将旅游地的信启传播到各地,间接的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从而达到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完美地实现旅游资源和地域文化的整合。

三、发展荆楚地区楚文化旅游纪念品首饰的途径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从荆楚地区楚文化的旅游纪念品首饰角度出发,具有很高的文化附加值和实用性,能够随着旅游者留传到各地,对湖北地区旅游业能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扩大湖北旅游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能给本土的纪念品首饰生产厂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设计上一定要有实用性,满足自身的需要,但也要尽可能的考虑到游客们的审美需求。人类是情感的动物,设计不能够太生硬,一定要带有人文情感在里面,才能得到游客的共鸣,旅游纪念品首饰才能够带有生命力和内涵。旅游纪念品首饰要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在设计中要体现美好、创造美好,尽量突出旅游纪念品首饰的功能性。旅游本身就是在大自然中寻找美,反应大自然中的没等事情,从而能够从旅游纪念品首饰就想到旅行时的美好。旅游纪念品首饰在设计上要按照美学原理创造美感,把简单的美感通过设计和开发产品变得精致,打造具有娱乐性、审美性的设计作品,能够让更多人都喜爱,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使人们看到旅游纪念品首饰就能够想到荆楚地区。因此,在设计的时候要把打造良好的情感体验作为重点来考虑。采用一些新颖的方法,不仅体现出旅游纪念品首饰的价值特征,而且可以使旅游纪念品首饰的设计更具有美感。如在定位上可以集中体现自然美,营造楚文化风韵,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让游客在观赏美景的同时,能从地域文化熏陶中获得乐趣,享受完美的体验。

四、结论

管窥秦派二胡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 篇11

一、研究现状综述

经笔者的查阅搜集, 其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是以秦派二胡为主题的论文, 第二类则是以秦派二胡作品分析与研究为核心的论文, 以下将对两者进行具体分述。

在以秦派二胡为主题的论文中, 主要包括秦派二胡总体发展规律以及秦派二胡代表人物创作与演奏研究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较具代表性的是鲁日融的《“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 乔建中的《民族器乐地方派别的新景观——从“秦派二胡”的生成与繁盛说起》, 第二个方面, 近些年来亦出现了关于秦派二胡代表人物的一系列研究, 朴东升的《秦派二胡与鲁日融》等、苟先维的《金伟秦派二胡艺术研究》, 陈程的《李长春二胡艺术初探》等等。

在以秦派二胡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则主要是针对秦派二胡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展开——如《秦腔主题随想曲》、《兰花花主题随想曲》、《秦风》等等。此类文献研究视域包括演奏技巧与体会、艺术特色两大方面, 并已呈逐年递增态势。

二、管窥秦派二胡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

作为文化的具体承载, 任何艺术作品都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 这点在音乐作品中体现更为明显。不同地域、民族之间, 其音乐作品的形态注定也会存在诸多不同。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 秦派二胡的发展亦不能离开独具特色的陕西地域特色与精神特色, 以下, 笔者将通过对秦派二胡的地域文化内涵, 进一步阐释秦派二胡所独具魅力的文化性。

从地域角度看, 陕西地处西北要道, 兼有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 叠嶂与沃野, 赋予了陕西以娟秀而壮丽的山川景致, 在此之下, 其音乐亦具有醇厚、粗犷的特点。这点在地域的“名片”——戏曲音乐方面犹有突出表现, 比如秦腔、碗碗腔等独特的剧种便驰名中外。人们喜爱陕西的戏曲音乐, 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声腔韵律, 亦是因为其具有扑面而来的中国大西北粗犷而别具一格地域文化特色。而从秦派二胡作品与戏曲音乐的关系来看, 可以说, 秦派二胡创作亦牢牢依附于戏曲音乐, 乃至大西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鲁日融先生曾说, “中国的西北主要是黄土高坡,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 民间音乐, 尤其是歌曲都是比较高亢的。”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 秦派二胡作品可谓深具地域三昧。比如秦派二胡的经典之作《秦腔主题随想曲》, 其素材便与秦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乐曲开始的第一段便取材于秦腔曲牌《杀妲姬》, 其尾声则采用秦腔曲牌中“扭门栓”的旋律。而在鲁日融另一首叙事曲《曲江吟》中, 则选用了陕西地方戏曲音乐中的迷糊和碗碗腔作为创作素材。而在我们审视数量众多的秦派作品中, 亦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音乐作品虽呈现出百花争鸣的具体形态, 但其中对戏曲音乐的借鉴所呈现出的, 西北所独具的地域文化特色, 则是清晰可见的。

另外, 从音乐作品的处理上, 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深刻的秦地、秦人的独特风貌。比如, 在对音阶的运用上, 秦派二胡作品常常出现“欢音 (微降si, 微升fa) ”与“苦音 (mi, la作为骨干音) ”, 从而使作品具有陕西独特的声韵特色。再如, 从秦派二胡更为具体的演奏处理上看, 比如在大量作品中出现的搂弦、压弦以及回滑音、上滑音的特殊位置等等, 则使作品本身呈现出独特的欢乐与悲苦。很难想象, 当这种陕西独具特色的演奏手法运用到南方音乐作品中会出现怎样的发展——或者说, 秦派二胡的演奏手法, 正是其本身形成为一个流派的所依所靠, 这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鲜明特色。而亦是这种独特的精神表达, 使秦派二胡作品形成了其独具的魅力与意义。

秦派二胡的发展离不开对陕西文化的持续关注与思索, 换言之, 只有保持地域审视及其独特的精神审视, 才能使陕西的音乐作品——进而是秦派二胡的研究与发展实现一个又一个跨越与发展。而从这个角度看, 本文对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与精神文化内涵的关注仅仅是一个开始, 亦是一个启示——在传承秦风秦韵时, 不可只砥砺乐既, 亦需砥砺乐思——思索秦派之秦韵、思索秦派所独有的文化内涵, 唯此, 可期千里之行。

摘要：秦派二胡如今已是二胡艺术当中一个重要的地方流派。笔者试通过分析既有理论研究成果, 阐释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拓宽秦派二胡的理论范畴, 并为接下来秦派二胡的创作与研究抛砖引玉。

关键词：秦派二胡,作品,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鲁日融.“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 2011, 01.

[2]乔建中.民族器乐地方派别的新景观——从“秦派二胡“的生成与繁盛说起.人民音乐, 2010, 10.

[3]牛苗苗.秦派二胡的专业教学与学科建设.乐器, 2009, 05.

[4]李宝杰, 王青.秦派二胡艺术的文化阐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1, 03.

[5]朴东升.秦派二胡与鲁日融.人民音乐, 1998, 07.

她把楚文化卖遍了五大洲 篇12

创业艰难，她凭着“花招”一路闯关

2000年元旦前夕，卜诗艳来到了岳阳楼公园，卖起了琳琅满目的旅游工艺品。

从这天起，卜诗艳的生活掀开崭新的一页：白天，她用那特有的笑容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人，细心地帮他们挑选各色纪念品；下班后，她回味着一天来所成交的每一笔生意，总结出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到了晚上，她又一头扎进了繁浩的书海，从中寻找有关古城岳阳的诗词典故及名人传说。由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卜诗艳的工作越来越出色：一个月以后，她每天的营业额长期占据全公司的第一位；两个月后，她就被老板，任命为公司第一分店的经理。

2000年8月，一心要做老板的卜诗艳离开了风景秀丽的岳阳楼公园，她找亲朋好友筹借，加上自己近一年来的积蓄，凑齐了4万块钱启动资金。通过熟人的介绍，卜诗艳很快与东湖风景区磨山管理处签订了租赁楚天台旅游工艺品店面的协议。

经过紧张的前期准备，卜诗艳的生意终于开张了。谁料，一个月后，盘存的结果与她当初的预期相去甚远，营业的所得除去成本外，剩下的仅够支付一名员工的工资。怎么办?当天晚上，卜诗艳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灯下，呆望着那些积压的一大堆纪念香币和那些生肖饰品，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卜诗艳在武汉联系了一个专业厂家，将那批滞销的香币重新加工，背面分别压制成十二生肖，同时她又托人上印刷厂弄回一箱淘汰了的字模。这样一来，原本单一的景区纪念吞币便有了多种文化内涵——购买者不仅可选择相应的生肖，还能够在香币的空白处刻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此种功能的增加，使得郧些旅游者除了自己必买一枚香币外，不少人还要替亲朋好友捎回若干。虽然吞币的加工成本较原来提高了20％，但加工后的售价却翻了一番；卜诗艳的生意也由此发生了可喜的转变。

然而，随着季节的变换，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店里积压了不少过时的商品，如果不及时将它们卖掉，无疑会大大降低经营的利润。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着实让卜诗艳伤透了脑筋。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卜诗艳看到几个游客在景区的草坪上玩扑克，她发现那是一副江西龙虎山风景区的纪念扑克。她当时就来了灵感：假如将东湖风景区的风光也制作成一副扑克，然后每卖一件滞销商品送一副扑克，没准也能出奇制胜呢。

她立马收集风光照片，联系生产厂家，前后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将扑克运了回来。一个月后，店里的滞销商品就所剩无几了。

虽然生意有了起色，可卜诗艳还是决定转型，做旅游文化产品的经营。

她首先将规格单一的小编钟变成了多种规格的系列产品，同时她还请专家仿制了曾乙侯墓出土的磬、损、呜嘟、琴等其它十余种古乐器，并将风光扑克牌也印制了一批英文的。与此同时。卜诗艳开始加大了对外宾的关注度，只要是有外宾进店，她都会亲自接待，尽量使用英文与对方沟通。

一次，她认识了武汉市怡文外语学校的外籍教师大卫。通过多次交谈，她从大卫的口中了解了一些有关欧美游客对旅游工艺品的独到看法。

不懈追求，水乡妹成了“卖”文化的专家

2001年5月，卜诗艳成功地做成了一笔大生意。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武汉市嘉叶公司的经理陪一位美国客户来磨山参观。中午时分，他们一行来到楚天台浏览旅游工艺品，卜诗艳开始用流利的英语向对方推销一件仿制的编钟。客人接过编钟略为端详后便禁不住大声叫了起来：“天啊，真是太美了，太奇妙了！”

接下来他又遗憾的一个劲地摇头：“可惜太小了，如果大点的话，我可以用它来演奏《欢乐颂》的！”卜诗艳可不想放弃逸即将到手的生意，经过一番交谈，她得知这位详先生不仅爱好音乐，家里有一个体积较大的乐器陈列柜，这样小的编钟既不能用来演奏，放在柜里也不美观。于是她提议为对方订做一套像模像样的复制品，没想到对方却一口气要了三套，并当场预付了1000美元的订金。就是这笔生意，卜诗艳整整赚了两万元。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武汉钢铁公司请来的外国专家——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阿寥夫也成了卜诗艳的座上嘉宾。那天下午，有关方面的专家陪同阿寥夫参观磨山，客人们经过一番游逛后来到了卜诗艳的柜前。卜诗艳热情地找来几把椅子让他们休息。见客人们并没有表示出购买工艺品的欲望，机灵的卜诗艳自个儿拿起出土古乐器中的埙吹了起来。殊不知那位洋院士童心未泯，当他看见面前的小姑娘捧羞一个圆圆的玩艺放在口边，里面流淌出一道道美妙的声音时，连忙拉着卜诗艳的手央求。道：“姑娘，这种音乐太美妙啦，你一定要教会我怎么吹!”

一个小时过后，洋院士不仅学会了埙的吹奏方法，而且买下了几套包括编钟在内的仿古乐器，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带回去作为礼物送人不仅高雅，也有一定的收藏和鉴赏价值。

2002年夏，卜诗艳碰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男青年，他叫李正强，是浙江温州人，也是做旅游工艺品生意的。两人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李正强的出现，给在创业路上孤身奋斗的卜诗艳增加了无尽的活力，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努力，他俩筹资50万元注册成立了武汉东方正强商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旅游工艺品的交易和旅游文化项目的设计、策划及推广。

诚立公司后，两个年轻人按各启的专长作了分工：精手买卖的李正强负责旅游工艺品的进货与销售；而对于旅游文化已有一定造诣的卜诗艳则负责项目的策划设计工作。2003年5月，卜诗艳从网上看到有一对湖北夫妻在长春市新建了一家名为“楚风楼”的酒店，该店正面向社会征集内部陈设方案。卜诗艳立即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设计方案用电子邮件发了过去。3天后，对方打来电话表示满意，并委托卜诗艳代为定做编钟、漆几、凤标、庄王壁挂、仿古服饰等物件。酒店开张后，对方还专门请卜诗艳过去对酒店的服务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文化培训。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2004年春节前夕，卜诗艳又和上海的湖北风味餐馆“楚炫堂”取得了联系，同样成功的为他们进行了楚文化设计包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卜诗艳联系业务的人越来越多，正强公司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它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楚文化项目设计的权威机构。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2004年8月，卜诗艳请专业人士替公司做了个网站，公司的生意由此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当年9月，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客商就是通过互联网与卜诗艳联系上的，对方一口气就和她签下了307美元的订单。

截至2005年9月止，卜诗艳通过互联网先后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美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客商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精美的楚文化工艺品，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精髓的同时，她自己也走上了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