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关联

制度关联（精选10篇）

制度关联 篇1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上市公司出于资本运作的需要, 以及融资或避免被摘牌等各种考虑, 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违规操作的现象层出不穷, 并通过对关联方及其交易的不充分、不及时甚至虚假披露, 以掩盖其背后的违规操作。这种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 对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了巨大威胁, 并严重影响到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违规关联交易的分析, 揭示了违规关联交易的类型、手段及特点, 并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提出了治理违规关联交易、完善会计准则的对策。

一、上市公司违规关联交易的现状

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情况统计, 2006年至2008年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颁布与实施期间, 上市公司被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事件中, 因关联方及其交易引起的谴责问题最为常见, 并占有较高的比例。这说明有部分上市公司基于利益驱动, 甘愿冒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风险, 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违规操作。需要特别提示的是, 违规的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22家上市公司) 、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13家) 、故意隐瞒关联方关系 (2家) 、利用关联关系虚增利润 (1家) 、违规出售或转移资产 (2家) 。同时,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进行违规关联交易时都采取不履行或违规使用相关决策程序 (如不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部分上市公司故意错报违规资金占用金额或违规担保金额, 企图降低关注和不良影响;甚至当证监会和交易所就关联问题进行问讯时予以否认。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 几乎所有违规上市公司隐瞒其违规行为时都是通过拖延披露时间、故意遗漏重要信息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不规范的信息披露直接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由此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特别是广大小股东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 并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同时资料也表明, 2008年上市公司的违规关联交易明显减少, 说明随着监管的加强, 会计准则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二、会计准则的制约作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及其交易披露的内容和具体要求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做出更严格的规定, 既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又结合了当前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际状况, 加强了对上市公司关联方及其交易信息披露的规范和治理。

1. 规范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披露。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正常商品的购销、日常劳务等交易, 具有交易标的物复杂、发生频繁的特点。非日常交易是指重大资产收购与出售、关联担保等交易, 且具有发生次数较少、交易标的单一的特点。由于偶然的关联交易数额大且上市公司进行此类交易目的较为特殊, 因此信息使用者会关注此类交易, 但是这类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相对短暂, 利益流向比较清晰。与之相反, 信息使用者往往对日常事项关注度不够。但日常交易发生频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持续的、长远的、隐蔽的, 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较大影响, 而违规交易隐藏在多项日常交易中难以被发现, 利益流向更是难以识别。原会计准则只要求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披露中从交易的金额和比例选一项披露即可, 上市公司往往会利用这一规定对敏感的关联交易进行不完全披露。修订后新准则取消了关联方交易金额或比例的披露选择, 企业必须同时披露交易金额和交易额占该类总交易额的比例。此项规定为信息使用者判断日常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提供了明确的信息, 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增加了关联交易披露的透明性、直接性, 降低了企业掩盖甚至篡改交易额的可能性。此项规定制约了上市公司日常交易的模糊披露。

2. 规范关联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披露。

针对违规关联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会计准则扩充了交易要素的具体内容。为防范治理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 36号准则在未结算项目中加入了必须披露未结算资金的条款、条件以及坏账准备金额的内容;在治理违规担保方面, 36号准则规定对上市公司有关提供或取得担保的信息进行强制披露。上述规定加强了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资金往来及担保的透明度, 贯彻了充分披露的原则, 对违规关联资金占用及担保的发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及治理作用。截止2009年7月31日, 被沪深证券交易所谴责的违规关联交易担保交易仅为两项, 未见资金占用违规交易。

3. 治理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行为, 是指通过谋划将实质上的关联方交易转换为形式上的非关联方交易, 借以规避相关会计准则和法律法规的约束, 隐瞒违规操作, 降低关注度。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已成为近年上市公司违规关联交易的主要趋势。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日益复杂, 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有完全的掌握, 而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无法逐笔监管每一家上市公司股权变动, 因此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具有极强的隐敝性。针对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36号准则首先明确了关联方的定义, 将关联方的内涵扩展至“两方或多方同一共同控制、施加重大影响”, 外延拓展至“该企业或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和“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间接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关联方内涵和外延的扩大, 使上市公司关联方范围扩大, 制约了上市公司隐瞒关联关系。其次, 36号准则还明确了控制关系的披露层次。准则规定:“母公司不是该企业最终控制方的, 还应当披露最终控制方名称;母公司和最终控制方均不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 还应当披露母公司之上与其最相近的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母公司名称”。从而制约了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可间接控制或影响的上下两级以上的公司来完成各种牟利交易的行为。

三、关于完善会计准则的思考

36号准则扩充并完善了关联方披露的内容和要求, 并在上市公司规范关联交易治理违规行为的会计实践中发挥了制约作用, 但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范的实践看, 36号准则还应进一步完善:

1. 定价政策披露的改进。

36号准则只要求上市公司对定价政策进行披露, 没有说明具体披露的详细程度, 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对定价政策的披露标准不一、披露程度不一。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只是披露关联交易遵循的是“市场价格”、“协议价格”、“评估价格”等类别, 没有说明对于这些定价类型和非关联方之间交易采用的价格有何区别, 更没有说明选择定价类型的理由。这种披露停留在原则化和表面化上, 所能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披露的模糊性使信息使用者无法确定该关联方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因此, 36号准则应对披露定价政策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范, 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规定不同的价格披露标准;此外要明确各种定价方式, 并要求上市公司说明关联交易价格与非关联交易价格的区别, 并解释关联方交易定价的具体依据。

2. 关联方关系界定的范围。

36号准则对关联方关系的界定做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 在空间上防范了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但也应从时间上给予足够防范。如关联公司在与上市公司形成关联方关系之前或上市公司与其解除关联关系之后的一段时间, 按会计准则规定, 它与上市公司之间并不是关联关系, 仅作为潜在关联方。但此时潜在关联方很可能对上市公司施加影响, 进行非公允的交易, 却不用在关联方交易里进行披露。这也是形成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一个手段。因此, 36号准则应规范“潜在关联方”的披露。从而更好地防范治理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3.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披露。

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关联方都是通过利用有交易背景的经营性占用来进行违规资金占用的。通常使用一系列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目占用资金, 并且出现利用预付账款占用的趋势。这类资金占用交易不会改变上市公司原来的资产负债结构, 并且通常在期末集中还款, 因此隐蔽性极强。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对未结算项目只披露期末金额和比例, 但上市公司通过期末集中还款就可降低余额, 隐藏真实的资金占用情况;又因为余额仅是一个时点数据, 会计信息使用者无法根据被借款人的资金占用费金额倒算出资金占用费率, 不能客观地评价交易的公允性。因此, 在资金占用方面应披露关联方加权平均资金占用费金额或最高资金占用费金额。

制度关联 篇2

第一条 为了规范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关联交易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第三条 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发生交易活动时，相关责任人应审慎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果构成关联交易，应在各自权限内履行审批、报告义务。

第四条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并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合同或协议内容应明确、具体。

第五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章 关联关系及关联人

第六条 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第七条 对关联关系应当从关联人对本公司进行控制或影响的具体方式、途径及程度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

第八条 公司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和潜在关联人。第九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

（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三）由第十条所列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四）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

（五）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

第十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第九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条第（一）、（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五）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第十一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视同为公司的关联人：

（一）因与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做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第九条或第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九条或第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第三章 关联交易

第十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销售原材料、燃料、动力；

（二）购买或销售产品、商品；

（三）提供或接受劳务；

（四）委托或受托购买、销售；

（五）代理；

（六）租赁；

（七）提供财务资助；

（八）提供担保；

（九）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

（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十一）签订许可协议；

（十二）赠与；

（十三）债务重组；

（十四）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十五）购买或出售资产；（十六）租入或租出资产；（十七）属于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公司关联交易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回避表决；

（四）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必须予以回避；

（五）公司董事会须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本公司有利。必要时可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或专业评估机构；

（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需发表独立意见。

第十四条 关联交易的价格或收费原则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对于难以比较市场价格或订价受到限制的关联交易，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润的标准。公司应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予以充分说明。

第十五条 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关联人以垄断采购和销售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公司的经营，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第十六条 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关注公司是否存在被关联方挪用资金等侵占公司利益的问题。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提请公司董事会采取相应措施。

第十八条 公司发生因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或可能造成损失的，公司董事会应及时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保护性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

第四章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第十九条 公司关联人与本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必须采取必要的回避措施：

（一）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

（二）关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本公司的决定；

（三）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予以回避，但上述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有权参与该关联事项的审议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二十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十一条 前款所称关联董事包括下列董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

（一）交易对方；

（二）在交易对方任职，或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者该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

（三）拥有交易对方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四）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参见本制度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参见本制度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六）公司认定的因其他原因使其独立的商业判断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士。第二十二条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除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时，公司有权撤销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董事在向董事会报告上款所称关联关系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接受其他董事的质询，如实回答其他董事提出的问题；在董事会对该等关联关系有关事项表决

时，该董事应当回避；其他董事按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会议程序对该等关联关系有关事项进行表决。

在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的事项时，与该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退场回避，不参与该事项的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表决票数不应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董事无法回避时，董事会在征得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可以按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董事会决议中作详细说明。

未出席会议的关联董事不得授权其他董事表决，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董事表决。

第二十三条 如果公司董事在公司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事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的内容，公司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有关董事视为做了本制度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披露。

第二十四条 董事在履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义务时，应将有关情况向董事会作出书面陈述，由董事会依据相关规定，确定董事在有关交易中是否构成关联人士。

董事会会议在不将有关联关系的董事计入法定人数的情况下，进行审议表决，作出决议。

董事会会议记录及董事会决议应写明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未计入法定人数、未参加表决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说明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作出详细说明。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表决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自动回避，并放弃表决权，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关联股东回避；如会议主持人需要回避，到会董事或股东应当要求会议主持人及关联股东回避并推选临时会议主持人（临时会议主持人应当经到会

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半数以上通过），非关联股东均有权要求关联股东回避。对会议主持人及关联股东要求回避的申请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以书面方式提出。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不参加投票表决时，其持有的股票不计入有表决权票数，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非关联交易方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能形成决议。

如有特殊情况关联交易方股东无法回避且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关联股东可以参加表决，但应对非关联交易方的股东投票情况进行专门统计，并在股东会决议中详细说明，只有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被提出回避的股东或其他股东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定性为被要求回避、放弃表决权有异议的，可提请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就此作出决议。如异议者仍不服的，可在召开股东大会后向有关部门投诉或以其他法律认可的方式申请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第二十五条所称关联股东包括下列股东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东：

（一）交易对方；

（二）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四）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五）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

（六）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自然人。

第二十七条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金额在30万元（含 30 万元）至 3000 万元（不含3000 万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不含5%）的关联交易应当由董事会批准。

第二十八条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300 万元（含3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含0.5%）至2500 万元（含2500 万元）之间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不含5%）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批准。第二十九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在25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第三十条 公司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做到：

(一)详细了解交易标的的真实状况，包括交易标的运营现状、盈利能力、是否存在抵押、冻结等权利瑕疵和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

(二)详细了解交易对方的诚信纪录、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情况，审慎选择交易对方；

(三)根据充分的定价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四)公司认为有必要时，聘请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或评估； 公司不应对所涉交易标的状况不清、交易价格未确定、交易对方情况不明朗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对于报董事会审批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须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第三十二条 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应及时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需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结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与公司日常经营有关的购销或服务类关联交易除外，但有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公司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需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三十五条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无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下（不含5%）股份的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第三十六条 公司处理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为：

（一）公司经营层根据第二十七、二十八条的规定，向董事会提交关联交易议案；

（二）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如适用）；

（三）由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四）公司董事会根据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股东大会提交关联交易议案；

（五）公司相关部门将关联交易履行过程中的主要文件交董事会办公室备案，以供董事、监事、投资者及监管部门查阅。

第三十七条 监事会发现公司董事会所做出的关联交易决定有损害公司或者股东权益的，可以向董事会提出质询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超过”，都含本数。

第三十九条、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四十条、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制度关联 篇3

关键词：广义灰色关联分析；海洋产业；陆域产业；联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陆域资源、空间及生态环境因长期的开发利用而承受的压力日趋增大，人类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和保护宝贵的海洋资源。从地理构成上来说，我国是一个陆海二元国家，海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所以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要注重与陆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海陆产业之间在资源、产品、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海洋产业可以说是陆域产业向海洋延伸的结果，陆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海洋产业作为新的支撑点[1]。充分发挥海陆产业之间在物质、技术等方面的相互转换性和互补能力，使海陆产业在生产、技术、效益、分配等各方面处于协调状态，推动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产业聚合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实现海陆产业关联达到最优平衡，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1+1>2的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快速、健康、持续发展[2-5]。

由于海陆产业在产业生产要素上具有共同性、流动性，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趋同性，在产业布局上具有依赖性，决定了海陆产业之间存在着复杂、深刻的有机联系。发展海陆产业，在技术规律、经济规律的支配下，通过合理的关联机制建立各产业部门之间协调、持续、稳定发展的最佳数量比例和有序关系，从而实现海陆产业关联的最优平衡。海陆产业关联研究对于海陆产业的联动发展，陆海统筹规划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关于产业关联的研究，侧重于应用投入产出法研究各个产业之间中间投入和中间产出的关系，由于海洋产业经济统计系统关于投入产出的数据不易获得[3]，本文尝试运用灰色系统理论解决海陆产业关联度计算的问题。通过更为精确的广义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我国海洋三次产业以及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之间关联度进行计算和分析，以期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海陆产业的关联。

1理论基础与数学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的多因素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统计序列的几何关系进行比较，从而分析系统中多个因素关系的紧密程度，统计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越接近，则表明它们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由于两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态势一致性主要由总体位移差、总体一阶斜率差与总体二阶斜率差等方面来表现，目前现有的几种灰色关联度模型均是在充分考虑因素间的位移差、斜率差的基础而建立的，所以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深刻地剖析事物间相关的实质与内涵。[6]灰色关联分析比起其他统计分析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灰色关联分析是按系统要素发展趋势来做分析，因此对研究对象的样本量没有过多要求，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其分析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广义灰色关联分析是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基本原理，克服统计序列的非连续性问题，同时既可以体现统计序列曲线间的相似程度，又能反映统计序列曲线间相对变化趋势的接近程度。广义灰色关联度包括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灰色综合关联度。[7]广义灰色关联分析的模型如下：

设序列xi（k）=（xi（1），xi（2），…，xi（n）），（i=0，1，2…，m）

记折线（xi（1）-xi（1），xi（2）-xi（1），…，xi（n）-xi（1））

为x0i。

令si=∫n1x0idt

|si-s0|=|∫n1（x0i-x00）dt|，（i=0，1，2，…，m）

则灰色绝对关联度为：

ε0i=1+|s0|+|si|1+|s0|+|si|+|si-s0|

灰色绝对关联度是用两条序列折线间所夹面积的大小来测度两个序列之间关联性的大小，ε0i越大，说明两个系统行为序列在几何上形似程度越大，可以反映两个序列绝对增量间的关系。

通过变换序列折线的方式，记折线（xi（1）/xi（1），xi（2）/xi（1），…，xi（n）/xi（1））为x1i，此时带入灰色绝对关联度的计算公式，得出灰色相对关联度。其主要反映的是两个序列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一般记为γ0i， γ0i越大，说明两个系统行为序列的变化速率越接近。

通过灰色绝对、相对关联度，计算灰色综合关联度ρ0i，

ρ0i=θε0i+（1-θ）γ0i

灰色综合关联度是一类较为全面表征序列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数量指标，θ是灰色绝对关联度与灰色相对关联度的权重，θ取值大小根据所研究问题来确定，如果更关心序列形状的，则θ取值相对大一些；如果更关心序列变化速率的，则θ取值相对小一些。本文取0.5，ρ0i的值越接近1，则两序列之间的关联性越强。

2海陆产业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托2001-2012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选择各个产业的增加值作为计算关联度的数值，与以往计算灰色关联系数不一样，本研究运用广义灰色关联分析模型，通过纵向的时间序列综合考察海陆产业在研究期间的灰色综合关联度。

2.1海洋三次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及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

运用广义灰色关联分析法，分别以海洋三次产业产值作为原始序列，以陆域三次产业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比较序列得出灰色综合关联度。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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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海洋三次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及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结果

国内生产总值陆域第一产业陆域第二产业陆域第三产业海洋第一产业0.711 320.695 630.702 080.697 40海洋第二产业0.706 110.761 250.729 930.737 35海洋第三产业0.738 980.776 690.764 100.772 33结果表明：我国海洋三次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都在0.7左右，其中海洋第三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关联度最高（0.738 98），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海洋第三产业总体占海洋经济比重比较高，另一方面与海洋第三产业部门与陆域产业联系较大有关。通过图1，可以清楚地比较出海洋三次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海洋第二产业其中海洋第一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的关联度大体相当，且相比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关联度最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与陆域第一产业关联度最高，其次海洋第二、第三产业与陆域第三产业关联度排名次之。

图1海洋三次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及

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结果雷达图

2.2主要海洋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以12个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为原始序列分别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陆域三次产业进行广义灰色关联分析，计算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陆域三次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结果与排序见表2。2.2.1主要海洋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实证结果分析按照主要海洋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综合关联度的大小对12个主要海洋产业进行排序，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业>海洋矿业。从各个主要海洋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综合关联度大小排序来看，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综合关联度较高，其值均大于0.6。一方面由于这些产业在海洋产业中所占比例较大，另一方面这些海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陆域产业的依赖性较强，与陆域产业的互动关联最多，海洋交通运输业作为传统流通部门，源源不断为陆域产业提供交通运输服务，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从原有的陆域产业部门直接转移过来，其技术以及生产能力依托陆域相关产业的发展，滨海旅游业是海陆产业在空间布局相关联的重要纽带部门。其他主要海洋产业虽然相比之下与国内生产总值关联度较低，主要因为这些产业在海洋产业中所占比例不高，但是随着动态的发展变化，一些新兴的主要海洋产业部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会有所提高。

表2主要海洋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灰色综合关联度计算结果及排名

主要海洋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排序陆域第一产业排序陆域第二产业排序陆域第三产业排序海洋渔业0.684 3920.726 9010.676 9230.672 943海洋油气业0.612 8240.578 8750.619 7740.622 914海洋矿业0.516 99120.510 74120.517 93120.518 3912海洋盐业0.571 6590.617 7640.568 0690.566 399海洋船舶工业0.581 7770.558 5070.586 9370.589 237海洋化工业0.577 7180.552 7590.582 3580.584 498海洋生物医药业0.543 11100.527 13100.545 48100.546 6410海洋电力业0.542 60110.526 24110.544 89110.546 0211海洋工程建筑业0.603 0350.569 6260.609 1550.611 995海水利用业0.591 1660.555 6480.596 0160.598 436海洋交通运输业0.702 8610.717 8020.695 3810.691 132滨海旅游业0.681 2130.648 7130.694 4720.699 831

2.2.2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灰色综合关联度实证结果分析海洋产业相对于陆域产业总体起步较晚，虽然海洋产业系统在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生产对象等方面不同于陆域产业系统，但是为解决沿海国家和地区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迫切需要，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使得一些较为成熟的陆域产业逐步向海洋产业延伸。海洋产业部门的兴起，会吸引传统陆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及生产资料从原来的产业部门转移出来，进入到海洋产业领域，从而使海陆产业在产业结构上具有关联性，每一个海洋产业群的形成与发展不但与陆域产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而且也体现了陆域产业经济和科技的总体实力。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的三次产业划分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关联性。[8-9]为了更全面深入地分析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的关联关系，本文根据主要海洋产业分别与陆域三次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结果及排名，同时结合各个主要海洋产业自身的特点依次分析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三次产业的关联性。

（1）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第一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排序为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业>海洋矿业。其中海洋渔业与陆域第一产业灰色综合关联度为0.726 9，其关联度是最高的，海洋渔业与陆域第一产业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陆域第一产业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捕捞、养殖技术以及饲料、肥料等，同时海洋渔业的丰富资源促进了陆域第一产业的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为陆域第一产业提供优质、低成本的货流运输。陆域第一产业的各种产品流向滨海旅游业，丰富了旅游资源。海洋盐业为陆域第一产业提供各种无机肥料与原料。其他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第一产业的关联度较小，从产业自身特点来说关联性不强。

nlc202309050029

（2）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第二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排序为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业>海洋矿业。陆域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历史悠久，制造业、机械工业、建筑业、能源工业等早已成熟，陆域第二产业为主要海洋产业提供机械装备、基础建设、能源支持等，促进了海洋产业的发展。与陆域第二产业关联度最高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关联度为0.695 38）由于其运输服务能力强、成本低的特点，在我国陆域第二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运输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3）12个主要海洋产业与陆域第三产业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排序与陆域第二产业基本相当，与陆域第三产业关联度最高的是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排名次之。陆域第三产业包括流通部门与服务部门，整个陆域第三产业都表现出与主要海洋产业的强关联性。首先，流通部门为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运输、仓储、信息服务以及推动海洋产业产品流向广阔的陆域消费市场；其次，生产生活服务部门为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讯、科技服务，助推海洋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主要海洋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陆域第三产业发展，通过经济扩散效应沿海地区高附加值海洋产业的发展不断带动周边及内陆区域的发展。滨海旅游业与陆域第三产业关联度最高（0.699 83），主要由于滨海旅游业属于生活性服务业，可以说是陆域第三产业中旅游业在海洋产业中的进一步发展，海洋为旅游业提供优质的旅游资源，传统旅游业为滨海旅游业提供信息、制度支持，产业关联作用强，前、后关联的产业部门较多。截至2012年，滨海旅游业实现增加值6 931.8亿元，是我国海洋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在推动我国海陆统筹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显示海洋产业具有关联度大、渗透力强、辐射面宽的特点，海洋产业的发展可以带来社会经济的强劲增长，可以增强对内陆的辐射力，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内陆经济发展；同时陆域产业通过与海洋产业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发展，产生乘数、规模效应，促进新兴的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海洋产业发展。我国正处在海陆联动发展的新阶段，海陆二元结构正在朝着海陆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前进，通过海陆产业各种联动发展机制助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针对本文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几点促进海陆联动发展的建议：（1）加强海陆产业管理部门的统筹与协调。建立海陆产业综合管理机构，以改善海陆产业各自为政、管理部门界限模糊的问题，真正做到从宏观层面统筹规划协调海陆产业发展。（2）增强海陆产业联动发展能力。通过大力发展临海产业和加强海岸带建设，增强海陆产业的紧密衔接。以临海产业、海岸带为纽带，将海洋产业优势资源转移到陆域产业系统促进陆域产业发展，同时将陆域产业积累的优势技术、资金延伸至海洋产业，带动海洋经济增长；（3）海陆产业联动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海洋是人类的宝贵资源，海陆产业联动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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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rine-land Industrial Relevance with

Generalized Grey Incidence Model

ZHOU Jingnan，BAI Fuc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88）

Abstract：Marine-l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the extraction of marine-land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o the marine-land industries association. This paper select generalized grey incidence model in order to resovl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industri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mine marine industries and GDP， the land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ed： marine industries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while the marine industr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 relevance，strong penetration，radiation wid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policies， like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marine and land department ， enhance to the ability of marine-l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ak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principle while marine-l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optimal balance of marine and l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o make the whole national economy highly improve.

Key words：Generalized Grey Incidence Model；marine industry；land industry；marine-land industries association

制度关联 篇4

一、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似乎都与土地制度有关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贯穿我国农村改革的主线,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所在。针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现已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出发,只有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农地制度,才能根除农业生产发展的阻碍,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长久以来,我国土地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源于制度性的弊端。现行的农地使用制度在土地使用权被分割并归属于农户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农户或企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要求都会遇到其他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进而影响到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来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必然选择[1]。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也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效率,而且取决于与其相关的其它制度的运行情况。作为农村一项基本的经营制度,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传统土地制度承担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职责,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机制的建立必须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为条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必须考虑农村土地制度这一现实基础[2]。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解决好农地制度问题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反过来则会促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会促进土地流转机制的加快形成,进而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

1.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要保证。

农村社会保障对农地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影响。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使用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实行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要提高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农业的经济效益,需要土地规模经营。土地的规模经营以农村土地的流转为前提,而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后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以及问题的解决在于部分农民的生活如何得以保障的问题,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存、医疗和养老等问题,这是一个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变迁的问题,是传统保障形式向现代保障形式转化的问题。

以土地保障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障是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的实质所在。土地制度是农村一切制度之根本,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要素,也是为其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土地在承载其经济功能的情况下,同时还承载着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这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导向是在利用土地保障功能的前提下形成的,政府通过保证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使用权方式来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将农村保障建立在依附于土地保障基础之上,土地承载着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土地作为农民的一种资产,无论其进城务工还是赋闲在家,都可以为农民提供土地收益,使得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功能得以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失业保障,土地对于农民具有抵御就业风险的功能,拥有土地,农民在非农产业失业后,可以退而务农。由此可见,我国农地的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农地的生产功能。

2. 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推进有利于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化。

产权明晰的农地制度安排和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会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构建。明晰的土地产权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还会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传统的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强化紧密联系,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会使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城镇谋生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为这部分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为支撑,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将难以实现。

创新农地制度实现农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推进。规范农地流转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可以使具有土地经营权转让意愿的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改变农民“亦工亦农”的兼业化状态,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提高农地流转的效率,加速农地集约经营的进程。由于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推进,从而为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提供有效的推动力;同时,完善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资金保障,从而有助于推进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

3. 现行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保制度相互牵制。

第一,现行的农地制度促成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造就了以土地保障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3]。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土地在充当农民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了农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正因为农民有土地作为依托,国家将社会保障的重心转向城市,在城市,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国家仅实行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致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集体所有制,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使得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家庭联产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经营、转让及收益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直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载体和保障基金的来源,从而为土地保障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土地的集体所有导致了土地的福利化,土地的福利化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超过了土地的生产功能[4]。

第二,现行农地制度阻碍了以农村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整体上还表现为剩余模式,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没有转向以农村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一方面,就集体而言,在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情况下,集体难以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进而难以承担农村社会保险费用的重担;另一方面,就农户而言,土地制度具有土地保障功能,土地的福利化倾向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强于土地的生产功能,农民依靠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获得了社会保障,因此对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筹集资金的行为缺乏积极的态度,甚至视为一种负担。所以说,土地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地的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得以显化[5],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缺乏一个稳定的外部条件。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更为依赖现行土地制度所具有的保障职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的进程中,因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形式,进城后依旧要依靠传统的土地保障形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陷入“两难困境”。首先,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强化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为了保证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稳定性,宁愿粗放经营、撂荒弃耕,也不愿放弃农地承包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必要的土地流转机制难以建立,因而无法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其次,由于土地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对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力不从心,这使得以个人缴费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无用武之地,土地继续承载相应的保障功能。此外,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时,以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农地制度改革难以推行,由此进入了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

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在互动中同步推进。一方面,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是实现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必由之路。

二、黑龙江农村社保现状与农地规模经营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长期以来就面临着国家粮食安全目标与地方农民增收目标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靠国家政策的调节和支持,但更现实的做法是要靠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而农业集约经营的基础就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其核心是农地的规模经营。目前,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

1.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黑龙江农村社会保障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少且保障水平低。目前,黑龙江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基本上是补贴性、救济性的单项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依然比较窄,项目不全、社会化程度不高。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是农村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其他保障项目基本没有开展,而且,现有的保证项目也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主要面临三方面内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就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而言,根据2006年统计,黑龙江省低于国家确定的低保线(683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72.7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76%。2007年农村低保线(提高到8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88.3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4.56%,接近低保边缘的贫困农民群体150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7.75%[6]。由数据可见,尽管黑龙江省农村低保标准在逐年提高,但从数据来看,黑龙江省低于国家低保线的农村人口仍旧呈上升趋势,这也说明目前的救助标准还是偏低,需要适当加以调整。

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言,2003年,黑龙江省开始开展新农合试点工作,2007年,黑龙江省的132个县区的农村居民已经全面进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覆盖范围,参加农民人数为1312.88万人,参合率达到92.12%[7]。然而,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模式主要针对大病,大病主要以住院为依据,不包括门诊病,但是很多门诊病与多发病由于其就诊的持续性造成了累计费用高昂,甚至超过住院费用,农民难以支付。

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窄,共济性差。2005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58%,至2008年这一比重已达9.2%,这表明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08年城镇、乡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城镇、乡村人口比重分别为10.66%和7.32%,较2005年分别上升了1.25和0.12个百分点。而据调查,2008年黑龙江省“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口占31.63%,但是分城乡来看则差异较大。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中由“家庭成员供养”的占25.14%,而乡村占42.95%,城镇依靠“劳动收入”的占7.27%,而乡村占40.74%[8]。由此可见,当前城乡间的基本养老保险相差甚远,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由以上分析可见,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真正解决农民的生存、养老和医疗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农民仍旧依靠土地来实现其生活保障功能,从而弱化了土地的生产功能,进而阻碍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推进。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2808万亩,仅占农村土地承包面积的21.3%;农地规模经营的耕地总面积为1803万亩,仅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13.87%(1)。

2. 黑龙江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

农地规模经营的关键在于要客观地估价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以及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态度。由上文已知黑龙江省目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现状并不乐观,农村常住户中土地流转户所占比重较小,连片经营难。那么农户未能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原因何在?笔者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调研。

第一,农户流转土地与规模经营的困境。农户不愿流转土地的原因以及规模经营的困境分析的问卷中,本研究设计了二个问题:(1)您想转出土地而实际未转出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2)如果您和城里人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您是否会进行土地流转?针对问题(1),在给出的六个选项中选择“土地是养老保障”和“土地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分别占61.6%和49.7%。这说明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要远远强于土地的生产功能,正如有专家所说:“有些农民在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后,仍然把承包地看成是‘活命田’和就业‘保险田’”。在此种情况下,多数农户宁可粗放经营,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由此可见,在土地的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没有改变之前,土地流转难以真正实现。而对于问题(2),“如果您和城里人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您是否会进行土地流转?”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选“是”的占68.84%,选“否”的占31.16%。这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多数农户愿意流转土地。

第二,农户对政府推行农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意愿。农地规模经营既要靠市场经济引导,又要靠政府的积极推动。针对此项,本研究设计了问题“在土地流转中,您最希望政府落实好哪些政策?统计数据显示,六项指标中有三项指标超过了50%,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居于首位,占61.4%。由此可见,在农地规模经营中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还是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也说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关键。

由以上调研的结果可见,黑龙江省农户未能流转土地的根源就在于担忧失去土地后的生存和生活保障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造成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强。由于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保障存在内在的关联关系,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的生活、就医、养老问题将成为流转土地的障碍,进而阻碍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未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使农民彻底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目前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其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密切关系,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共时推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障项目多样化、保障水平多层次、保障资金来源多渠道、责权利相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遵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淡化土地的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

1. 就农地制度改革而言,土地资本化是实现土地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转化的有效途径。

政府部门应有计划地推进以农地资本化为中心的农地制度改革,进而实现农村土地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化。农地资本化可以实现“土地换保障”功能,不愿耕种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承包权入股把土地经营权集中在股份合作经营组织,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农户通过股份分红获取土地使用权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农民土地保障形式的创新。根据各国发展经验,由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向以社会保险为主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土地基本生活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低级形态,而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高级形态[9]。在过渡的过程中,首先是使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占社会保障的比例逐渐下降,进而淡出其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增加社会保险的比重,加快社会保险的增长速度,最后实现社会保险覆盖全体国民,土地的保障功能被其他更低成本的社会保险所代替。

2. 就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而言,在土地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由传统保障形式向现代保障形式的转变,要经历一个传统保障为主、传统保障和社会保障并存、现代社会保障为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未找到其它手段取代土地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物质条件之前,政府部门应进行统筹规划,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大病救助、子女教育、农民工保护等,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渐弱化土地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险功能,逐步健全和发展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二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三是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四是完善农村受灾群众的救助制度;五是发展以扶老、助残、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3. 就城乡统筹发展趋势而言,通过构建城乡统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性创新。

从长期来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革除社会保障在行业、地域和身份上的差别,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论是农地制度改革还是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都应在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去把握。农地制度改革既要促使部分农民逐步摆脱对土地保障的依赖,更要为传统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提供便利和有效对接[10]。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应制定总体规划,设计一个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能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运作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衔接创造条件。城乡统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应当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农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就业保障体系,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生育保障体系,农民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社会优抚体系等。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重点就是要将农村已迁入城镇的人口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范畴。在此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给农民提供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的经验。例如,在德国,从事独立经营的农民与具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和职员一样,能够享受所有社会保障。

4. 就资金保障而言,积极开拓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元融资渠道以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顺利推进。

在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要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客观、合理、可行地设计缴费比例和累计缴费年限,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负担起相应的社会保险费,从参加社会保障中真正获益。要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力争满足不同层次保障对象的需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总之,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土的安全感和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因此,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后顾之忧,推进农地规模经营,使广大农民从土地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必须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农村依靠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方式的转变,淡化土地的保障功能。

摘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导向是在利用土地保障功能的前提下形成的,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目前,农地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限制了农地的自由交易,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由于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推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的实质因素,只有通过土地资本化运作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同时进行与农地制度改革互动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才能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整体发展,进而推进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关键词：农地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关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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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肖绮芳,农地制度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整体性变迁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99-200.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篇5

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二）集团公司财务部根据双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编制关联交易结算清单，包括拟结算项目、业务量、金额、收、付款时间要求等信息，经办业务的部门或子（分）公司领导审定确认后交集团公司财务部，报总会计师审批后办理结算业务。

制度关联 篇6

一、对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制度分析

不公平交易的发生, 主要是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提出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目的并非禁止关联交易, 而是规范关联交易, 防范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编制虚假利润和制造虚假资产;2、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3、占用公司资金或无偿拖欠公司货款;4、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不公平的资产买卖;5、收购或转让股权的价格明显高于或低于通常交易条件;6、控制股东的债务与公司债权充抵;7、控制股东掠夺公司利润。我国的关联公司普遍存在利用从属公司的独立人格, 通过非法关联交易, 歪曲公司治理结构、虚增资本、粉饰业绩、操纵利润、规避法律或逃避债务税务, 妨害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阻碍资本正常流动, 引发公司财务风险, 通过不在当竞争加固企业联盟导致垄断, 侵害竞争对手、从属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等问题。

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是控制股东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滥用其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公司法人制度不过是股东为降低投资风险、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借以实现其盈利目标的工具, 作为一种议事规则也是公司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亦有可能被曲解和滥用。控制股东利用其资本优势和选择管理者、作出重大决策、请求分配股息等权利, 拥有了对公司实际控制的能力, 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公司的决策权实现个人或少数人的逐利主张, 甚至将公司作为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工具, 追逐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因逃避法律或契约义务受到法律追究时, 往往又主张只承担出资额以内的有限责任, 致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董事有时运用其控制权, 利用家人、朋友与公司做交易, 目前法律还没有未纳入关联人范围, 因而在认定时就比较困难, 其中表决回避制度并未成为广泛规定, 而是仅限于上市公司关联董事, 未充分规制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 尤其对于如何证实违法关联交易及判断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尚未规定统一且具操作性的标准, 这些问题仍有待于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 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中“有限责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多数决”等原则本身的缺陷和被曲解和滥用成为不公平关联交易发生的重要因素。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关键对滥用这些原则的行为作必要的限制。

二、完善预防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法律制度

防止因资本多数决的滥用而导致不公平关联交易的产生。对于因不公平关联交易而导致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企股东, 可以通过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非执行董事制度, 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 从程序及实体方面确保受害者的利益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

(一) 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

公司进行选举董事、监事时, 当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半数, 股东依一股一票表决权所得的投票权平均地投给自己提名的候选人, 可能会出现自己所信任的候选人无法被选举为董事或监事。我们可以通过补充选举规则, 强化少数股东的选举权。即当在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时, 股东每拥有一股份, 便获得与候选的董事、监事职位总数相同的投票权, 从而股东可以依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候选职位总数的乘积所获得的投票权, 在候选人数范围内决定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数并予以投票。即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候选人。从而有效地保障少数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的利益关系, 预防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在决策程序中的“合法化”。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 该股东或其代理人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它有利于堵住拥有多数股份的控制股东在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交易中滥用表决权的可能性, 对于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

(二) 完善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当有控制地位的股东迫使公司为不公平关联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时, 由于控制股东牢牢控制了公司, 而且往往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很难、甚至不可能向侵权人提起诉讼, 以挽回公司的损失。此时, 由于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 少数股东的利益间接受到损害。为防止某些恶意股东滥用股东代表诉讼, 滋扰公司, 破坏公司的运作体系, 可以对原告的身份、持股时间和持股数量作相关规定。很显然, 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在持股东时间上, 原告必须在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发生时持有公司股份, 原则上股东不得对其成为股东之前公司受到的损害提出代表诉讼, 但如其行为或后果在原告成为股东之后仍在持续进行或对公司产生影响, 他们便有权提出代表诉讼。在持股数量上, 可规定原告股东单独或共同持股的最低比例, 可规定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控制股东、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均可作为被告,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及少数股东的利益。

(三) 完善公司非执行董事监管制度。

即规定大股东以外的社会知名人士在董事会中的任职比例。非执行董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们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作用。非执行董事在保障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合理进行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上市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相关人员应于第一时间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公司不应对所涉交易标的状况不清、交易价格未确定、交易对方情况不明朗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非执行董事有责任保证关联交易是根据正常商业条件进行的, 并不比公司与第三者进行类似交易的条件差, 只有得到非执行董事的签字确认, 关联交易才能生效。

(四) 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控法律制度。

上市公司应加强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活动的控制, 建立相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 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资产 (包括权益) 的, 应当确保在收购后能够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确定公司关联方的名单, 并及时予以更新, 确保关联方名单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发生交易活动时, 相关责任人应仔细查阅关联方名单, 审慎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果构成关联交易, 应在各自权限内履行审批、报告义务。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将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事务等事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作为检查和评估的重点。

三、健全关联交易中的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制度

1、关联交易人的法律责任认定。关联交易直接涉及关联人的切身利益, 在其进行交易时大多会牟取私利而违背诚信义务, 实践中可从审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否正当, 交易动机是否出于操纵市场、转移利润或财产、虚构报表、逃避税收等恶意, 以考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关联公司之间就收益、成本、费用与损益的计摊不合理或不公平, 涉及价格方面常表现为显著低于国际或国内市场上正常合理价格, 变相转移利润, 给予关联公司 (如代理商) 高额利润, 无息融资或以明显低于正常融资成本之利率相互借贷, 对部分人员给予高额工资。因此, 我们应当参考市场交易惯例, 并参考审计、评估等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认定关联主体是否滥用控制权。关联交易人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 给公司造成现实的或明显可能的损失, 侵害了公司、中小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关联人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公司法并不禁止关联交易, 合法的关联交易, 法律给予保护, 但对于关联人违反诚信义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人应对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关联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给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关联人应对内向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对外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董事应承担的监管法律责任。董事应当对授权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董事审议授权事项时, 应当对授权的范围、合法合规性、合理性和风险进行审慎判断。董事审议重大交易事项时, 应当详细了解发生交易的原因, 审慎评估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长远发展的影响, 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董事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应当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意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作出明确判断, 特别关注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包括评估值的公允性、交易标的的成交价格与账面值或评估值之间的关系等, 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防止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应当对关联交易 (含公司向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资金。) 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参考文献

[1]许彩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若干问题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1年第12期)

[2]刘新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对策谈政法论丛 (2002年第4期)

制度关联 篇7

一、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

制度决定经济绩效, 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源泉。制度及其制度结构决定企业理财的环境, 理财决策是从相关的选择集中做出的, 即使存在相同的偏好, 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企业理财决策也会不同。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制度与经济组织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诺斯 (1989, P1) 曾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为激励人们的经济活动, 恰当的制度安排促成了有效率组织的产生。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构下, 创新者利用这种有目的的实体组织可实现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的最大化 (诺斯, 1993, P100) 。而组织活动的经济后果会带来经济条件的变化, 经济条件的改变产生制度变化的需求。制度的变迁有两条路径 (诺斯, 1993, P9) : (1) 随组织发展中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演进, 其中激励结构是指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交易成本影响的大小; (2) 因人类对机会变化的认识与反应反馈为制度的演进。

威廉姆森 (2001, P273) 认为, 经济组织在不同治理结构下的经营绩效取决于制度环境和经济主体的特性。1995年, 他提出了一个制度环境与经济组织相互作用的三层次框架, 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按照三层次框架, 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既受到制度的影响, 也受到微观个体特征的影响, 其中制度是各种替代参数的集合, 它的变化会引起治理的比较成本的变化, 而个人则是行为假定的最终实际实施者。如图1所示, 产权、契约法、规范、习俗等制度环境决定了“游戏”规则, 如果它们发生变化, 则会导致经济组织治理的比较成本发生变动, 通常表现为经济组织的重组。影响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另一重要因素, 是作为行为最终实施者的个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上升。

可见, 无论是诺斯, 还是威廉姆森, 都是从效率的角度对制度与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和交易进行的解释。组织与市场、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关系的变化, 也可采用效率原则来进行解释。效率是测量资源分配有效性的一个标准, 效率机制是决定消费者和组织行的一个基本因果机制。经济组织效率目标的实现需要必要的制度环境保证, 产权制度、契约法律制度等外部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否, 特别是基于产权形成的激励机制。处于经济组织中个体的选择和决策应该受到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限制, 规制确保了经济组织参与者的行为与经济组织效率目标的关联。

另一方面, 经济组织实际上是由单个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 这些个体参与者并不是“被雇佣的劳力”, 他们带着个人的价值观、能力、抱负、计划和兴趣加入组织。这些具有不同个性的组织参与者依靠情感纽带, 在同一经济组织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 这种人际关系结构的形成有赖于正式制度的约束, 也受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社会共同认可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的约束。风俗、习惯、伦理价值、道德观念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内化于行动者之中, 约束着每一行为主体的行为, 约定了交换的原则, 限定了人们在资源配置中各自的责任、权力和利益, 也包含着对违规者的惩罚等。可以这样说, 强制性的制度的有效性, 取决于制度合法性被受控者认同的程度, 而在制度合法性的获得上, 社会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制度影响公司理财的一般路径

这里的制度, 指的是公司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制度对于公司理财影响的一般路径, 分为三条路线:

其一, 公司内部的制度按照公司内部不同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制定, 不同的制度对于公司运营中的责权利的分配不同, 不同的责权利的分配意味着不同的财务关系, 不同的责权利也导致了财务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下诱发不同的理财行为, 当然一定的理财活动会形成不同的财务关系, 而财务关系的不同又会影响理财活动的进行, 两者共同作用, 形成不同的理财结果。不同的理财结果, 自然会反馈到公司高层, 如果没有完成公司高层既定的经营目标, 公司高层自然会微调公司内部的相关制度;不同的理财结果, 实际上就是资源的不同配置, 而资源的不同配置自然会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 经济后果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影响公司外部的制度。

其二, 公司外部的制度, 比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等很多法律法规通过影响公司内部的制度, 从而影响公司理财。

其三, 公司外部的制度, 比如《企业会计准则》, 不仅可以影响公司理财, 还可以直接影响公司理财的结果;《税法》等可以影响公司的财务关系, 进而影响理财结果;公司IPO制度、股票增发制度、债券发行条件等, 可以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活动, 由于融资约束, 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活动及其他公司理财等。此外, 公司外部的制度还可以通过调节利率、价格等而间接影响公司理财。

(一) 均衡状态下制度对公司理财的影响

如图3, 企业理财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 企业的理财活动的结果表现为企业的经济业绩;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理财行为受到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心理等影响着的法律及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而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心理、法律及其他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它们所处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习惯的力量、好奇心或创造力及习得, 其中习惯的力量是指不必依靠理性来贯彻的力量, 任何传统必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力量, 否则无以称之为“传统”;好奇心或创造力是与习惯力量几乎针锋相对的力量, 它促使人类文化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它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的另一种驱动力;习得, 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能力, 它是所有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最显著的特征, 它不仅是继承习惯所必需的能力, 更是创造力产生的源泉。

(二) 演进状态下制度对公司理财的影响

如图4, 企业理财蕴涵于经济行为之中, 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作为最基础的制度, 无论何人, 只要身处其中, 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当然公司不能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 不同的社会环境, 其政治经济机制都是不同的;这些都会对企业理财行为参与者的心智结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理财行为参与者的心智结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理财行为方面的差异, 他们的理财行为又决定了企业经济资源的配置与经营绩效;经济资源的配置, 经过价格体系的调节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会形成新的制度环境和新的制度。公司理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一个社会化、专业化分工以及协调分工的过程, 制度本身也是一个演进过程。

三、公司理财制度建立的基点——交易费用

目前, 交易费用已经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区别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点, 交易费用产生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立, 抑或产生于环境的不确定。科斯 (1937) 最早提供了交易费用的思想, 阿罗 (1969) 最早作为术语使用了“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 (1975) 则对交易费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社会分工的出现,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技术知识的不对称分布和个人之间经济交往的复杂性, 由此产生了获取和积累知识“制度知识”的必要性。当交易活动的双方以一种特殊的专业化方式通过购买和销售与他人交往时, 都必须耗费一定的协调成本 (机会成本) 。这些协调成本已被阿罗 (1969) 称之为“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市场是个人和组织展开合作和竞争的场所, 法治为所有参与者制定出一般普适性约束, 这两者对于促进个人和组织协调其计划和行为都是必需的, 这些制度安排的运作不可能不产生成本。

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每个人的选择空间都受到其他人的行为选择的限制。现实中, 经营一个企业的大部分成本发生在协调活动中, 包括企业职工的协调活动和企业与其在市场中交往的各类主体。一个企业的总成本中, 大部分是用于管理内部组织、市场调研、技术研发、采购和销售、借贷、获得和使用法律建议以及其他协调活动。当个人或企业保有用于交易的某项资源的产权时, 他们必须要为此支付排他成本;而当企业在构想一桩商务交易之前, 必须获得大量的知识:存在哪些与该商务交易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的质量如何?他们属于谁?得到它们将付出什么代价?哪些个人是可能的契约伙伴?在履行契约业务上能否信任他们?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要这些契约伙伴支付什么样的价格?还必须掌握哪些必要的环境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都需要付出费用, 但这些也是企业成功进行交易活动所必须支付的;接下来, 他们需要为了进行商务交易而进行缔约谈判并签订契约, 这会进一步耗费资源;当产权被投入交易或与比人拥有的生产要素中的产权相结合, 以及人们通过缔约在市场中运用他们的产权时, 会持续产生协调成本;最后, 他们必须维护契约的履行, 并对履约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 如果必要, 还有可能进行裁决和惩罚, 这也是代价高昂的。依靠制度,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交易成本, 但是制度的制订和运作执行需要借助集体行动的组织支持。政府在运用外在制度时会发生代理成本, 这些成本通常会通过税收的形式来收取, 而除了政府的代理成本之外, 企业或个人自身因此会发生相应的服从成本, 如必须在按政府的规定行事上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保存相关记录、收集文书、填写表格、聘期会计及会计师, 还必须向政府机构做出报告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这些规定等, 企业所发生的交易费用日益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可用于交易的资源越来越多, 资源的产权属性也变得愈加细微和丰富, 细微产权属性的界定费用会越来越高, 企业或个人在进行交易之前也需要获得更多交易资源的信息, 更多信息的获取, 一般意义上意味着更多成本的耗费;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加精细, 造成技术知识的越加不对称,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获取的难度;经济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 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仅受到本国制度的制约, 也会受到交易涉及国的制度的约束。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成本使得社会总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 但相对于经济组织而言, 因制度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协调, 却使得经济组织的单位交易费用降低了, 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摘要：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 通过不断调整这种制度规则, 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得到不断提高。公司是在一系列制度约束下为实现既有目标而创建的组织, 制度是组织的运行环境和结构框架, 决定了组织的运营规则。本文探讨了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析了制度影响公司理财的一般路径和公司理财制度建立的基点——交易费用, 得出制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公司理财的效率和效果, 但制度与组织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关键词：公司理财,影响路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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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关联 篇8

一、企业政治关联产生的制度动因

国内外学者都对企业政治关联产生的制度动因作了深入探讨,国外学者研究的动因大致包括:弥补市场化程度不足的缺陷(Faccio,2006;Chen等,2011),获取政府的扶持(Khwaja和Mian,2005;Goldman等,2009),获取企业日常经营便利和财税支持(Mobarak和Purbasari,2006;Boubakri等,2008;Xu等,2010)等。下面本文侧重分析我国企业政治关联产生的制度动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但是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仍不完善,具体体现为: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股东权益保护制度不完备、“关系”等“软制度”依然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作用等几个方面。目前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管制较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严重(Chen,2005);企业利益受到乱收费、乱摊派和腐败的侵蚀(白重恩等,2005);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造成民营企业融资难(林毅夫等,2001);并且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有严重的信贷歧视(卢峰等,2004);此外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还遭受产业进入壁垒等不公平待遇(刘小玄,2003)。

我国受本身文化特征、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不可能全部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完善(Allen等,2005)。如果以樊纲、王小鲁(2011)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市场化指数》中的法律环境指数来度量法制水平,从2001-2010年以来,在全国总计31个省市的法制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yao等(2009)研究表明,完善的法律制度需要有效的实施,而转型国家的执法效率相对低下。中国的法律一经产生,其首要目的是强化对企业的政治控制(蔡宝刚,2005),并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对人们的行为哲学和处世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关系”等“软制度”在现代社会仍然发生作用。194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重要概念,准确而生动地概括了传统中国“关系”的特点。在现代社会,虽然传统的中国“关系”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重大变迁,但“关系”仍然有生存的土壤,并且被赋予了现代内涵。“关系”起作用的领域并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杨瑞龙等(2010)就指出,政治关联本质上也是一种“关系”,是先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后上升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周彬彬(2003)、汪伟等(2006)研究表明在我国的新兴加转轨的经济环境下,缺乏足够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和融资约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吴敬琏等(2003)指出我国民营企业长期面对非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虽然有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保护不到位的产权和各种门槛限制,但是民营企业仍然获得快速的发展。白重恩等(2005)研究指出,民营企业获得的蓬勃发展说明其有一系列自我保护机制来规避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罗党论等(2009)也指出,民营企业在各种不利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其内在必然存在着某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政治关联。在转轨经济法律框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得到稳定保障(王利平等,2010)。企业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便利企业融资和促进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企业政治关联的收益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常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Fisman,2001)。企业家通常利用与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更多经济上或日常交往中的活动为企业获得政治关联,这使企业获得诸多利益(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梁莱歆等,2010;邓新明,2011;许年行等,2013)。具体来讲,这些好处主要体现在企业资源禀赋的获取、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表现、企业日常运营等方面。

(一)政治关联有益于企业资源禀赋获取

(1)信贷资源获取便利。Charumilind等(2006)以泰国企业为例,研究发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长期贷款,同时只需向金融机构提供较少的抵押资产。Edmund等(2008)以越南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越南的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对政治关联企业发放贷款。Faccio(2010)对全球47个国家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不是因为政府政策的支持,而是因为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隐性的担保。Ifante等(2010)以意大利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得到的银行贷款利率更低。Chan等(2012)研究了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与融资约束,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受到很少的融资约束,企业因此获得巨大的利益。Lashitew(2014)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拥有较强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信贷支持。毛新述和周小伟(2015)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为企业获取公开债务融资提供了便利。

(2)享受税收优惠。Adhikari等(2006)利用马来西亚的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实际税率和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享受了非常低的实际税率,并且政治关联在关系型经济中成为实际税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吴文峰等(2009)以1999-2004年中国A股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税收方面获得诸多利益,特别是在企业税负较重的省市,政治关联公司享受了较低的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税率。罗党论等(2013)发现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享受了更低的实际税负水平。陈维等(201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给中国上市公司带来所得税优惠和政府补贴等好处。

(3)获得政府扶持和救助。Goldman等(2008)对美国标准普尔500相关企业进行的研究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合同,为企业赢得利益。潘越(2009)以中国A股ST公司为例,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得到政府救助,当然前提是地方财政必须有充足财力。杜兴强等(2011)对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所做的实证检验表明,拥有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的概率越高,民营企业进入管制性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薛爽等(2013)研究了河北、山西、河南和内蒙四省的有色金属行业,发现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得到充足的电力资源支持。Correia(2014)研究美国企业的数据发现,通过捐赠来获取长期政治关联的企业和高管人员平均来说很少会被SEC处罚,或者即使被SEC处罚时也将面临很低的成本。

(二)政治关联有益于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表现

(1)IPO发行便利。胡旭阳(2011)等研究了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准入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股票发行核准制下,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时更有可能通过股票上市审核。章铁生等(2012)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越高的民营企业越有可能通过发审委IPO审核。蔡卫星等(2013)以2009-2011年公布招股说明书的创业板申请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融资角度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获得IPO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IPO机会的可能性更大。

(2)降低权益资本成本。Francis等(2009)以中国A股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在公司IPO过程中政治关联产生了重大影响,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较高的发行价格,享受更低的成本等好处。赵峰等(2011)基于法与经济学角度的视角,研究了转轨国家私有企业的权益成本问题,研究发现:在法制不完善时,政治关联可保护私有企业产权,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Boubakri等(2012)以25个国家的企业为样本,发现政治关联这种机制能使企业花费更少的资金在权益资本成本上。

(3)提升企业价值。雷光勇(2009)利用2003-200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法制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较大。Niessen等(2010)以德国证券市场为例,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德国企业在股票市场比非政治关联企业表现的更好。Wong(2010)对中国香港的数据研究表明,从股权回报率和净股价比方面看,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表现的更好。曾萍等(2012)认为政治关联可以提升公司价值,而且这种影响高于总体水平。田利辉和张伟(2013)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提升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长期绩效。

(三)政治关联有益于企业日常运营

Mobarak等(2006)以印尼企业为例,发现政治关联企业在获得进口许可上更加容易,并且其利润额巨大,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更加外向型。张天舒等(2011)针对我国经济转轨这一背景,研究了沪深两市的公司数据,发现政治关联可促使企业在上下游产业上获取垄断利润,进一步地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加强垂直整合。李维安等(2012)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江雅雯等(2012)研究了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发现在研发积极性上,政治关联起到了促进作用。蔡地等(2014)利用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同时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受政治关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使民营企业更加积极地进行创新投入。张雯等(2013)以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并购数量及并购规模上,政治关联都有促进作用。魏江等(2013)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了109家高技术上市公司183次并购事件,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利于其在本产业内实施区域内或跨区域并购,而具有中央政治关联的企业则有助于其在本产业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并购。

三、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

企业无论是建立政治关联还是维持政治关联,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政治关联在给单个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企业自身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其他相关成本。张洪刚等(2014)以2006-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为例,发现政治关联确实为企业带来成本,且企业的政治关联度越高,政治关联的成本也越高。企业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所导致的成本既包括社会层面成本,也包括企业层面的成本,具体如下:

(一)导致寻租和腐败

政府官员或政治家通常在给企业提供稀缺政治资源的同时会为自己谋取利益,此时企业需把一部分政治利益或政治租金转让给政治人物(杨其静,2010),租金抽取的多少与政治人物相关,租金份额与政治人物的强势度是正相关的(Shleifer和Vishny,1993)。Murphy等(1993)对寻租进行过分类,租金转让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表现为政府掠夺,此时资源和财富从企业转移到政府手里;一种表现为贿赂和腐败,此时资源和财富从企业转移到政府官员个人手里。杨其静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会导致租金耗散和不公平竞争,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成本主要表现在:寻租成本与政府掠夺、过度投资、慈善捐赠等。杜兴强等(2010)以民营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情况,发现在以超额管理费用作为寻租的替代变量条件下,政治关联与超额管理费用正相关,这也表明政治关联的存在使寻租发生。田利辉和张伟(2013)认为,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不仅会导致政府偏袒,而且带来社会负担,政治关联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引致新型的“政企不分”。蔡吉甫(2013)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常常伴有高昂寻租成本,造成新的资源配置扭曲。

(二)降低法律执法效率

许年行等(2013)从资本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他们以2000-2010年中国A股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公司为例,从立案及时性、高管离职、市场回馈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会显著降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主要表现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被惩处的周期较长,其高管的被迫离职率也较低。沈红波等(2014)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研究发现虽然政治关联并不能降低民营企业受证监会处罚的概率,但却可以削弱政府监管对盈余质量的改善幅度,从而降低了证监会执法的治理效应。

(三)阻碍企业技术创新

谢家智等(2014)以世界银行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对研发投资会产生负向影响作用。袁建国等(2015)从诅咒效应的视角出发,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投入低于无政治关联企业,且创新效率较低。政治关联的诅咒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形式来阻碍企业创新,使得企业仍然延续之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没有动力在技术创新上增加投入,从而最终无益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党力等(2015)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他们发现,建立政治关联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于企业来说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手段,政府的反腐败政策增大了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相对成本,从而使得企业转向增加其创新投入,这从相反的角度印证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

(四)降低资本配置效率

粱莱歆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高低与政治关联度的强弱成正比。张兆国等(2011)研究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借款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胡国柳等(2012)通过运用2006-2010年间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个人背景数据以及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对于管理者而言,具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比担任人大或政协代表更易引发其过度自信心理的形成;同时,在政治关联所引起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作用下,企业会提高其过度投资水平。肖永慧等(201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降低IPO公司的资本成本,这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IPO公司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强化政治关联降低了中小投资者的股票预期回报率,从而在事实上降低了投资者的福利;其二,政治关联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IPO公司实物投资的净现值,导致稀缺资本配置效率下降。

(五)增加慈善捐赠支出

李四海(2010)、贾明等(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并且捐款支出更多。薛爽等(2011)研究了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民营企业捐赠行为的变化,发现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捐赠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使得企业捐赠支出增大。汪佑德等(2013)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发现企业政治关联会对其捐赠行为产生影响,出于政治目的捐赠很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六)降低公司治理效率

游家兴等(2010)以高管变更为切入点,从公司治理效率的角度研究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发现高管的政治关联度越大,因企业业绩低劣而被迫辞职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减弱了公司治理对高管应有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此时高管的政治关联非但不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反而遏制了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杨其静等(2010)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产生影响,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唐松和孙铮(2014)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发现在控制了影响高管薪酬的公司治理因素后,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高管获取过度薪酬的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关于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本文做了较为详尽的归纳和整理,但是企业到底该不该建立政治关联?应该如何权衡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这不仅仅涉及到单个企业的利益,政府、中小股东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和损失也都应该考虑在内。本文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作了框架性的归纳和梳理,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权衡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未来仍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总的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发展较为迅速,但是缺乏从整体性、系统性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和深度挖掘的研究。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成本收益法对政治关联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了比较详尽的梳理,这对于丰富和拓展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未来展望

结合当前的研究进展,本文对于企业政治关联问题的未来研究作出展望:

第一,对政治关联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进行量化研究。当前,多数文献仅仅侧重于政治关联成本和收益的某一个维度,并没有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对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统一比较。因此,当前的研究显得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此外,由于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有多个维度,如何把各个维度分别量化,如何构建成本指数和收益指数,并把成本和收益分别加总,统一进行对比,这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企业政治关联的价值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因此,对政治关联成本和收益比较的量化研究将会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二,政治关联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关系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政治关联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当前关于政治关联的一些文献结论存在争议,背后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忽略了企业所在国家的特殊制度环境。有的国家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是执法效率低;有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忽视了企业所在国家的特殊制度背景,对于政治关联的效应研究就有可能得出迥异的结论。因此,未来政治关联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关系研究也会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近年来企业的政治关联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政治关联的内涵如何界定、政治关联与法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企业日常经营和企业价值如何受政治关联的影响等方面,但鲜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政治关联进行研究的文献。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归纳出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和收益,并在最后作了总结和展望。

制度关联 篇9

上述管家和代理人行为主要表现在:上市企业普遍存在集团内部关联交易频繁、上市公司为关联企业弥补亏损等现象。例如, 上市家族企业麦趣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年报告期内为麦趣尔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19笔, 担保金额合计1.2亿元;而麦趣尔为麦趣尔集团提供的担保也有5笔, 担保金额逾2亿元。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现象广泛存在的背后往往涉及家族利益集团掏空企业的目的。本文以此为背景, 通过分析制度环境因素对关联担保行为的调节效应, 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通过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上述行为的交互影响, 了解制度环境因素之间的替代与补充作用。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家族治理与间接掏空行为

家族企业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这种由家族控制企业的形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早期的研究中, La Porta et al. (1999) 针对全球27个发达地区的研究发现, 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在全球广泛存在, 且其相对于上市公司、国家控制企业具有更为复杂的公司治理特征。Anderson等 (2003) 研究发现, 美国标准普尔500强中约1/3的公司长期被家族拥有, 这些家族平均持有约19%的股份。那么, 家族对企业的高度控制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现有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家族的涉入会降低企业财务绩效并侵蚀企业价值 (Bennedsen et al., 2007;Bloom and Van Reenen, 2007;Maury, 2006) 。随着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人数的增加、企业的所有权逐渐转移到核心家族成员手里时, 家族成员将侵占企业资产并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一些非最优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Le Breton-Miller et al., 2011) 。Villalonga and Amit (2006) 认为当大股东是家族或个人时, 掏空和控制企业的动机显得非常突出, 股东间的代理成本增加。就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 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 (陈晓红, 2007) 。石水平、石本仁 (2009) 认为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负相关。

在有关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文献中, 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掏空行为普遍存在, 但大多数研究均采用间接指标测量家族的掏空行为, 例如利用企业价值、Tobin Q值、资产回报率等指标 (Miller, 2013;Henk Berkman et al., 2009;陈文婷, 2008) 。然而, 家族的掏空行为并非是引起家族企业绩效下降的唯一原因, 要深入研究家族的掏空行为, 应当从掏空的具体形式来分析。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表明, 大部分控制股东通过资金侵占、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企业的资产 (Henk Berkman et al., 2009;Johnson et al., 2000;王化成, 2007;李增泉, 2004;高雷等, 2006;陈晓、王琨, 2005等) 。其中, 关联交易是一种常见的隐性掏空形式, 控制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将资产转移到关联公司以实现对母公司掏空的目的。由于家族上市公司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多为家族成员, 这便使得关联交易更容易操控、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更加显而易见。最近的一些报道指出:在银根收紧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不断提高对外担保额度, 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系统风险,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 包括*ST申龙、ST金谷源、东方金钰等20家上市公司的担保总额已超过了公司的净资产。一般情况下, 关联担保行为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由于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大量企业存在增资扩容的需求, 但民营企业的不稳定性使得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因此通过关联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担保成为其获取资金的普遍现象。这同时也成为了上市公司掏空的手段之一。家族上市公司大多以集团化的形式经营, 并且其关联子公司大多数由家族所控制, 上市家族企业通过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将企业的利益输送到子公司, 从而达到家族掏空企业的目的。现有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现实情况。例如, 宋理升、徐向艺 (2011) 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同关联担保负相关。基于此, 本文认为由家族控制的家族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对外担保额, 使企业遭受严重的隐性掏空风险,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家族控制的促进效应) :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正相关。

(二) 家族企业股权结构

现有对企业掏空行为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从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探讨掏空行为, 认为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存在“利益协同”效应和“壕沟”效应。一方面, 当家族股权集中度较高时, 家族和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协同”效应, 家族管理人员将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 (Gomez-Meja et al., 2011) , 家族企业将给后代创造更良好的就业机会和保障 (Lansberg, 1999) , 并且家族企业也代表着一个家族的遗产和荣耀 (James, 2006) , 即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可以给整个家族带来一定的无形收益, 此时家族成员将会像管家一样为企业付出, 而不是谋取私利, 从而给企业创造更大的收益。另一方面, 当家族股权集中度较低时, 家族和企业之间存在“壕沟”效应。随着大家族中成员的增加, 家族内部的感情距离由此产生, 矛盾便时常发生, 企业唯有通过过度分红、安排不能胜任的家族成员在单位任职等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 (Bertrand and Schoar, 2006) 。而受到矛盾及家族间的亲戚关系影响, 家族上市公司CEO做出的决策往往会因感情因素而违背正常的经济规则 (Kets de Vries and Miller, 1984) 。

在利用关联担保这种具体掏空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的实证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担保存在相关性。许慧 (2009) 发现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担保呈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担保呈负相关关系, 从而二者整体上呈倒“U”型关系。饶育蕾、张媛等 (2008) 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60%时, 持股比例越高, 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形式的掏空程度越低;相反,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 则持股比例越高, 掏空程度越高。基于此, 本文认为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中, 家族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存在激励效应, 会抑制内部掏空的行为,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股权集中度的抑制效应) :上市家族企业家族股权集中度会抑制家族控制的促进效应。

(三) 制度间的交互影响

在新兴经济体中, 利用制度理论去解释组织和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 (Kiggundu et al., 1983;Peng et al., 1996) 。制度基础观理论重点讨论制度与组织间的动态作用, 认为企业战略决策是上述相互作用的结果 (Peng, 2006) , 即企业战略决策不仅会受到行业现状和企业能力的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某些特殊制度背景下正式或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Bruton et al., 2007;Carney, 2005) 。Mc Millan (2007) 认为发达经济体市场正常运转时, 以市场为主导的制度便成为一种无形力量;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运行不良时, 制度 (尤其是正式制度) 的缺失现象尤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制度环境对组织决策行为势必会产生一定影响。从制度基础观的角度出发, Peng (1996) 认为企业在制定决策时, 如果正式制度较为薄弱, 企业内部的不正式制度将会代替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在我国现阶段不均衡的制度环境下, 家族企业中家族的行为将是内部制度与外部市场化制度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企业关联担保行为的实证研究中, 诸多学者认为企业对外担保的情况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性 (甘丽凝, 2007;郑建明等, 2007;高雷、宋顺林, 2007)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市场化的抑制效应) :各地区市场化会抑制家族控制对上市公司掏空行为的促进 (正向) 效应。

目前, 关于制度冲突对家族掏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陈文婷、李新春 (2008) 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治理与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 为了适应不同的市场化程度, 家族企业会做很多自适应的调试。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可能是一种自我保健机制, 是为了防止外部环境因市场化程度低而可能给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又可能会转化成一种自我阻碍机制, 阻碍了外部高度市场化环境有可能带给企业的有利影响。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制度基础观的理论, 本文认为家族企业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家族管理将弥补制度缺失, 进而创造更好的市场优势, 获得正面收益;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投资者保护程度高, 整个市场都相对更加发达、制度更加完善, 这时家族企业的家族管理不会带来更多的市场优势, 为了满足家族内部的需要便可能会采取一些掏空的手段。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会抑制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对掏空行为的促进 (正向) 效应。

假设3.2:发达地区的市场化会促进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对掏空行为的促进 (正向) 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并对样本做了一定的筛选工作。首先, 在样本中剔除金融行业的企业, 因其行业性质、主营业务等与一般企业不同;其次, 为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 将上市日期为2007年以前且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剔除;最后,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家族企业的情况, 因此选择企业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478家上市企业2 306个面板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

(二) 变量设计

1. 隐性掏空行为 (LG) 。

本文用上市家族企业关联担保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上市家族企业隐性掏空的程度 (宋理升、徐向艺, 2011) 。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利用企业的业绩指标 (如净利润率、Tobin Q值、ROA等) 来衡量家族治理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Miller et al., 2013;陈文婷、李新春, 2008) , 但这只能说明企业业绩降低的结果, 本研究将企业的具体行为———关联担保作为因变量, 具体分析导致企业业绩降低的根本原因。

2. 家族控制 (FC) 。

本文自变量为上市家族企业控制权, 表示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对公司是否拥有控制权力 (Claessens et al., 2002;Anderson et al., 2003) , 用虚拟变量表示, 如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则为1, 否则为0。当家族拥有企业控制权时, 家族可以操控企业的具体行为, 因此选择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来反映家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从而分析家族是否存在操纵利益的行为。

3. 股权集中度 (CON) 。

现有大量研究表明企业的掏空行为会受到股权集中性的影响 (Miller, 2013;陈文婷, 2008) , 故本文调节变量为上市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 表示上市家族公司中家族持股的集中程度。模型中选择控制家族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 反映股权集中度。

4. 市场化程度 (MAR) 。

本文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樊纲、小鲁, 2009) 提供的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异 (卞琳琳, 2013;陈文婷, 2008;甘丽凝, 2007) 。同时, 由于最新市场化指数数据只公布到2009年, 且市场的作用大多滞后若干年才显现, 故本文将每年的市场化指数推后三年作为相应的经验数据进行验证。

5. 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 在模型中拟加入一些控制变量, 具体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 在模型中依次加入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乘项, 并进行标准化, 以分析调节变量对家族控制促进掏空行为的影响。基于此, 建立如下基础模型:

其中:β0为截距, ε为残差项, βi (i=1, 2…)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数据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2008-2012年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关联担保与总资产的比值平均为21%, 最高达到16倍, 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相当恶劣。关于解释变量, 股权集中度的均值为11.27%, 最大值为72.64%, 反映出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情况较为普遍;而市场化指数的均值为9.04, 最大值为10.53, 最小值为-4.66, 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 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本文应用STATA11.0分析软件, 将筛选后的2 605个数据带入模型, 得到表3的回归结果。首先, 利用hausman检验, 结果显示强烈拒绝H0, 因此选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次,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的家族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 将样本根据所属地区划分为两个区域 (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是华东、华南、华北三地的为发达地区, 所属地区是华中、西北、西南、东北的为中等发达地区) , 据此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 得到表4的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家族控制、制度冲突与企业隐性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在模型 (4) 中, 家族控制 (FC) 显著正相关, 即家族控制会促进对家族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 证实了假设1;关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模型 (4) 中家族控制与股权集中度 (FC*CON) 显著负相关, 说明股权集中度会抑制家族控制的掏空行为, 证实了假设2;关于市场化的调节效应, 模型 (4) 中的家族控制与市场化指数 (FC*MAR) 显著负相关, 说明市场化会抑制家族控制的掏空行为, 证实了假设3。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p检验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0.1、0.05、0.01。

表4的结果表明,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将存在一定差异, 家族掏空行为则可能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在模型 (5) 、 (6) 的结果中, 发达地区家族控制 (FC) 不显著, 而家族控制与市场化的交乘 (FC_X_MAR) 也不显著, 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家族的掏空行为并未得到适当的遏制;而在中西部地区家族控制 (FC) 显著正相关, 家族控制与市场化的交乘 (FC_X_MAR) 显著负相关, 说明在市场化不太发达的地区, 家族的掏空行为得到了适当的遏制, 证实了假设3.1和假设3.2。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p检验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0.1、0.05、0.01。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利用下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 以企业的ROA作为因变量, 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结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次, 以企业的担保额作为因变量, 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结论也无实质性的变化。通过上述检验, 可以证实本文模型的可靠性。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2年的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 考察了家族治理和制度冲突对企业隐形掏空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1) 由于家族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特征, 例如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具有较高的控制权和关联性, 这将导致一些损害非家族股东权益的行为发生, 即家族控制与企业隐性风险正相关。 (2) 家族的股权集中性将影响家族的决策行为。高股权集中的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存在协同效应, 家族的掏空行为将得到抑制, 从而激发其管家行为。 (3)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 因此在不同地区家族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也不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由于外部制度的相对缺失, 企业内部制度会代替外部制度对企业进行治理, 从而抑制家族的掏空行为;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外部制度相对较为完善, 企业的外部制度充分发挥了其治理作用, 市场化对家族控制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虽然本文多数假设均得到验证, 但文中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 本文从家族上市公司中的家族股权结构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对掏空行为的影响, 并未涉及股权制衡的影响;其次, 本文选择中国家族企业进行分析, 结论在全球范围内不存在普遍性。这些问题将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摘要：本文以2008-2012年间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制度冲突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正相关, 即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掏空可能性;家族股权集中度会抑制家族控制对企业掏空行为的促进作用, 企业的隐性风险降低;市场化程度会影响家族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隐性风险的调节作用, 即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家族企业的风险较低, 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家族企业的风险则较高。

关键词：家族企业,关联担保,股权集中度,制度冲突,掏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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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关联 篇10

关联理论是斯珀伯 (Sperber) 和威尔逊 (Wilson) 在他们的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对研究人类交际提供了新的方法, 与以往的理论不同, 它着眼于人类的认知方面, 因此, 它被称为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试图探索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

关联理论引进了其核心概念———关联。关联是人们在交际中无意识遵守的原则。使交际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在交际者和其接受者之间实现最佳关联。关联取决于语境效果和认知努力。同等条件下, 所获得的语境效果越大, 关联越大, 所需的认知努力就越小。既然关联理论是对人类交际的认知解释, 那么它也就能对翻译进行阐释, 能引导译者找到符合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可以用于翻译, 它把翻译看作人类交际的一部分。2004年格特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其着重于人的交际能力, 把翻译看成一个认知和推理的过程, 具体描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

这一理论能引导译者找到符合作者交际意图最佳关联。译者是利用原语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来完成这一过程的, 关联理论则主要探索在交际中听话人如何理解说话人的意图, 而根据这一理论, 我们就能更深入地探讨在翻译中译者在处理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时大脑的机制是如何运用的。人类交际的目标不是最大关联, 即听话人以最小的加工努力取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而是最佳关联, 即以必要的加工努力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斯珀伯 (Sperber) 和威尔逊 (Wilson) 作了两个基本的假定: (1) 人类认知倾向于最大关联; (2) 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设想自己处于最佳关联 (Sperber&Wilson, 2001:260) 。他们把第二个假定称为关联原则。关联理论的核心假定是人类交际按最佳关联的期待进行, 那就是, “期待听话人在试图理解时以最小的处理努力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 (Gutt, 2004:32) 。即交际者和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追求目标是使交际获得成功。

2. 最佳关联

交际者有责任按最佳关联来表达自己。因此, 一个人总是设想以与听话人形成最佳关联的方式进行交际, 那就是: (1) “使听话人不需要付出不必要的努力来找到交际者的意图”, (2) “交际者的意图值得听话人付出的努力, 也就是, 它能带给听话人足够的利益” (Gutt, 2001:43) 。

交际中最佳关联的功能取决于关联原则, 这是人类心理机制内在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无论何时一个人进行交际时, 他都应自动地按这样的假定来交际, 即他要说的会与听话人构成最佳关联。这样, 对最佳关联的追求把听话人不仅引导到说话人的语境而且引导到说话人的意图。必须指出的是, 人们并不总是在头脑中意识到这些过程, 它们是下意识发生的 (Gutt;qtd.in Hickey, 2001:43—44) 。

关联不可精确测定, 它不能作为量的判断。关联标准本质上是最佳关联的原则对翻译提供了新的阐释。它意味着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必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因此, 译者不得不考虑如何在翻译中找到最佳关联。对最佳关联的传达可以这样来理解:译文的语境效果应最大程度地与原文的语境效果相似。

这个关联标准既不把自己局限于等值, 也不对直译和意译的优劣进行比较。在考虑了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和接受水平之后, 译者将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他认为适合目的语读者的方法来表达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 将努力使他的译文实现目的语读者的期待:领会原文的意图。由于不同认知环境的差异, 所以译者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避免目的语读者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

2.1 最小的认知努力

在翻译中表达出所有的信息会比较累赘, 需要太多的加工努力, 特别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在语境中产生语境效果。根据最佳关联的原则, 译者应致力于那些对于语境最有意义的因素。因此, 信息不必要全部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即译者可以突出原文的主要信息, 这样, 目的语读者的加工努力就能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这意味着译者应提供在特定语境中能构成最佳关联的信息。

例如:满树金花、芳香四溢的金桂, 花白如雪、香气扑鼻的银桂, 红里透黄、花多味浓的紫砂桂, 花色似银、季季有花的四季桂竞相开放、争妍媲美。进入桂林公园, 阵阵桂香扑鼻而来。

The Park of Sweet Osmanthus is noted for its profusion of Osmanthus trees.Flowers from these trees in different colors are in full bloom which pervade the whole garden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ir blossoms (陈刚, 2004:203—204) .

在汉语文本中, 作者为了吸引游客列出了许多珍贵的花的名字来改变受众的认知语境, 同时, 四字格和平行结构被用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习惯。在英语译文中, 桂花的名字和优美的描写则被省略了。因为译者考虑了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没有对各种各样的桂花作详细的描写, 只概括了汉语文本的主要信息, 意在让英语读者对公园的景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产生要看一看各种桂花的兴趣, 所以译者删去了很难与英语读者在认知语境中构成关联的表达, 这样, 英语译文就很容易为英语读者所理解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 为实现最佳关联, 译者应把与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有联系的主要信息传递出来。“信息处理的目的是以最小的加工努力来获取尽可能多的语境效果” (何兆熊, 2003:480) 。

2.2 最佳的语境效果

在言语交际中, 意义取决于新信息与语境假设的相互作用, 这样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语境效果。语境效果对于关联是必要的, 语境效果越大关联就越强。“最佳关联来自最佳的语境效果” (何自然, 1997:139) 。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足够的语境效果。在翻译中, 译者应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接受水平和审美期待, 提供充足的语境效果信息, 这样就能实现目的语读者与译文的最佳关联。

例如:节日期间, 家家户户酿米酒, 包粽粑, 走亲访友。

During the festival, each family makes rice wine and zongba (a kind of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and calls on friends and relatives (杨平, 2003:325—327) .

粽粑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食品, 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里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译者对之进行了解释以便于理解。因此, 成功的翻译在于译者提供了最佳的语境效果信息。

3. 结论

从以上可以看出, 在翻译中要寻求最佳关联。因此, 译者应提供足够的语境效果信息, 以避免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加工努力, 其关键在于译者与原作者在认知语境中要建立互相明示。为此, 译者要考虑译文要为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由于不同认知环境的文化差异, 译者需要考虑读者的认知环境, 要考虑如何使他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结合, 而不应使读者在理解作者意图时感到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不快。

参考文献

[1]Gutt, E.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 ss, 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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