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危机（共3篇）
关联危机 篇1
―、引子
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政府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村税费改革从安徽试点到大陆所有省市都彻底取消农村税费的历史性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政府随之又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惠农政策改革实践。以税费改革为肇端的新一轮农村改革浪潮是为了化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演愈烈的以农民负担不断上涨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破解世纪之交的“三农”难题(贺雪峰等,2008)。也就是说,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理解之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是农民负担,而以之为核心的治理性危机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全国范围的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二是群体性对抗事件日益增多,组织化程度迅速增高,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三是部分乡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郑自俭,2007)。从改制后的实践效果来说,中央政府推出的新一轮惠农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与农民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巩固了执政党在乡村社会的执政根基。然而,新一轮改革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负面效应:基于政治运作逻辑的改制重新型塑了基层政权的角色,促使原本积极行政的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转变成了“悬浮性政权”组织(周飞舟,2006)。由此导致乡村社会出现了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性危机(赵晓峰,2009),并在逐步酝酿新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困境(田先红、杨华,2009)。在笔者看来,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乡村治理性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乡村基层组织难以有效作为以为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难以适应改制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需要。
学界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农民负担是税改前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核心,治理缺位是税改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轴心。而更深一层的推理逻辑则是国家治理技术难以解决税费征收中“钉子户”和“贫困户”纠葛的难题是农民负担不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吕德文,2008),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组织成了“悬浮性政权”组织则是“治理缺位”得以显现的根本原因(赵晓峰,2009)。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结论尚缺乏农民主位的视角,不能反映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乡村治理带来的潜在影响,难以展现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村庄逻辑。本研究认为立足于农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在不同时期之不同表现形式是造成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困境的村庄内因,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贯通解释两个时期乡村治理性危机的真实逻辑
二、立足于农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的生成维持机制
贺雪峰在分析农民难以低成本地合作建泵站供水而选择高成本地修建单家独户专用灌溉用机井的案例时说:“在行动中,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此外,赵晓峰也认为农民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念是造成客观上已经具备必要性的农民合作行为难以成为现实的重要原因。这里谈到的农民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念归根到底是农民的一种公平观念。究其根源,笔者认为公平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平均主义观念,二是依附于平均主义之上的公正观念。它既表现为农民不愿意比别人少得(基于平均分配基础之上的)好处,又表现为农民不愿意比别人多付出(基于平均分配基础之上的成本)而让别人从自己的付出中得到好处,即农民在作出各种抉择时往往不是以己而是以他人为中心来作为“成本一—收益比”的考量前提。农民的这种公平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决定着单个农民自身的行为逻辑,而且还进一步决定着村庄中大多数村民的行为逻辑,决定着村庄的基本样态,必然也会影响到乡村治理的绩效好坏。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里梳理农民公平观念的生成及维持机制可以发现其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里面,公平和平均就似一对孪生兄弟,无均则无公,公以均为载体。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曾经确立了以井田制为主导的土地制度,其典型特征是确定土地边界和按劳力平均分配土地,而这应该是土地制度中平均主义分配观念最先的体现形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又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重要思想,“均财富则民无所谓贫,民心和则民无所谓寡,民得以安,则国家就无倾覆之患(唐泽玉,1984)”。由此来看,在儒家文化里面,均财富是国家得以稳定之根本。孔子的这一仁政思想影响至远至深。在春秋之后的北魏、隋唐等时代都一度保存过以确保某一社会阶层中各成员占有土地相对平衡为特征的“均田制”。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中,“均田免粮”、“耕者有其田”等蕴含平均主义和公平主义思想在内的动员口号不断闪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再现着农民对土地制度变革的期待与渴望,以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平均’、‘均等’、‘大同’的观念经由传统文化诸多流派的演绎及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土地变革和农民起义实践逐渐沉淀下来,并日渐渗透到民众心理、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各个层面,最终成为一种影响制度安排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高海燕,2007)
儒家文化的均平思想和农民战争的周期性循环构成农民“平均”、“公平”思想长存不灭的深层根源,而近百年的农地制度变迁则是其由理想走向现实的基本载体。吴海燕分析认为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历程大致经历了“绝对平分→中农不平分→平分富农多余土地→中间不动两头平→保护富农和中农土地”等几次演变,促使“平”、“均”的精神内涵深入人心,以至延展到建国以后国家的土地政策实践当中。人民公社时期,单家独户的农民不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集体所有制下农业劳动剩余的分配大多实行按人口和劳动量的不同比例进行分配,既要保证村社内部每个成员的生存权,又要以工分制的形式保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落实。然而,在这一分配制度下,农民基于“均”、“平”思想之上的公平观念受到了挑战,“磨洋工”的现象开始出现并日益普遍,以致于最终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土地制度,促使实行“大包干”的小岗村得以成为拉开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旗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实行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除了一些地方保留下来的少量的机动地外,基本上完全按照家庭人口的比例来分配村集体土地的经营权。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生产剩余实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之分配制度。甚至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不少地方还一直保留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可见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如何得深入农民的骨髓。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公平观念既体现在土地严格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权利诉求上,又体现在按人地比例交粮纳税的土地承包义务履行上,俨然构成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任何挑战这一制度的国家政策和他人行为都必然会激起农民情绪和行为的强烈反弹,进一步影响到乡村治理状况的好坏。
三、税改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农民负担、钉子户与治理失效
既然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是以农民负担不断上涨为核心的,那么要想深化对当时的乡村治理困境的认识就必须抓住农民负担不断上涨的现象做深入的剖析。学界对农民负担上涨的认识大多都将之纳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认为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压力不断上涨的地方政府还不得不完成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组织之间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层层下达下来的各种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达标升级任务及指标,为此就不得不积极行政以开拓税源,以致在广大中西部欠发达的农业型地区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增加税赋的黑手伸向农村,由此导致农民的负担不断上涨。笔者认为上述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事实并不尽然。因为如果完全依照上述的分析框架,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就必然成了“千夫所指”、“万口难辨”的刻意恶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视角,从村庄内部向上看,从依托于土地制度的农民公平观念说起,则可能会有新的进一步的发现。
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依托在农地制度上的农民公平观念主要表现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缴纳税费的义务之间是一种对称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说,农民的公平观念与村社成员权紧密相关,如果你足额缴纳了依附于农地制度之上的农业税费,你就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否则就应该丧失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而如果村集体不能在村社范围内实现农户浓缩于土地之上的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平衡,在部分农户拥有了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而没有履行相应的缴费纳税的义务之时,村集体缺乏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不能收回其在村社土地上的承包权利,就会激发村社内部其他农民强烈的不满情绪,引发更多的人不愿意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2008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在湖北荆门地区调查时就发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税费上涨的压力促使荆门蒋村所在区域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现象,并由此导致在地方政府“土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本地“要逃离的”农户与外来“要进入的”农户之间通过买卖房屋连带“流转”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小农经济逻辑的土地流转实践形式。在这种小农经济逻辑的土地流转实践中,本地急着要逃离的农户不愿意再经营土地,自然也就不愿意再承担依托于承包地之上的农业税费。而在地方政府看来,既然农户不愿意再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相应地就不应该再享受土地承包的权利。因此,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政策的变通操作将逃离农户的土地落户到通过买卖房屋新进入村庄的外来农户,并注销了逃离的本地农户的户籍,为新来的外地农户注册上了新的本地户籍(赵晓峰,2008)。2009年元旦期间,我们在湘南廖村调查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当地的农业税费长期以来都是按照“人四地六”的人地分成比例征收的,在农业税费负担大幅上涨,村庄内开始出现农户抛荒或是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而外出寻找新的出路时,这些抛荒或是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还必须得承担“人四”分成而来的相应份额的农业税费,其“地六”的部分则由愿意接受抛荒地或是流转地的农户来承当。否则,在下一轮的土地调整中,那些没有承担“人四”分成农业税费额度的农户就会彻底丧失对土地的承包权利。由此可见,分田到户以后,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和必须缴纳农业税费的义务是对称的平衡关系,如果村集体不能通过有效作为实现二者的平衡以约束村民的不缴纳税费的行为,就必然会给乡村治理工作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在税费征缴年代,乡村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能否有效地治理“钉子户”,以避免农民的公平观念遭到现实的挑战。
在乡村治理的基层操作实践中,钉子户的问题是和贫困户的问题搅合在一起的。根据一些学者抽样调查的研究结果,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11,1996年更攀升至0.4327,已经明显超过了合理的临界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多,贫富分化程度也随之越来越大,不同农户之间承担农业税费的能力也出现了分化。然而,我国直至到税费改革前仍然保持着落后的直接平摊税费的“直接税”的农业税赋征收办法(周批改,2003),已经很难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需要,这在无形中就会导致村庄内少部分真正贫困的农户难以承担按人均收入水平制定并执行的统一的征收标准所应该缴纳的农业税赋,税费征收中贫困户的征收难题随之突显。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来讲,扶持贫弱、保证每个人生存的权利是其基本职责,也是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在面对贫困户时,以国家权力代言的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一旦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在贫困户问题上做得过火,就会造成既违背村庄内部的互惠、救济传统,遭到地方小传统的抵制,又会带来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形象的恶化和上级政府的相应指责,遭到国家大传统的反制,于民于己都不利。一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乡镇工作的乡镇干部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次收缴农业税费时遇到的窘境。那时他还是专抓农业工作的副乡长,一次带着一个由乡镇驻村干部和村组干部组成的清缴队到某个村庄的一个农户家去收税费,一进院子就感到后悔了,因为进门一看就知道此农户一定是一贫如洗。果不其然,此农户家只有公公、婆婆和孙子三个人,儿子、媳妇都出事故死去了,公公还常年卧病在床。看到一大帮子人进来收税费,婆婆很紧张地拿出了50元钱,哀求副乡长收下,并说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等有了钱一定交。这位副乡长当时脸都红的不知道什么样子了,可同志们都还站在旁边看着,如果此户不收下面的收缴任务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实在不能收,也不忍心收,最后灵机一动就把钱塞回到婆婆手里说:要交就全交,只交这点不行!话没说完就带着一帮人走了出去。对于那些长期工作在基层的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来说,此情此景可能是其经常会面对的。但是,正如这位副乡长的担心,如果此户不收,下面的征收工作就难以进行了。这是因为其他的农户都在盯着清缴队看呢。
由贫困户的征收难题自然就牵扯出了钉子户的征收难题。正因为潜藏在税费背后的是村社成员权力的基本体现方式,是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缴纳税费义务的对称关系,一旦有人开始不交税费,就会给其他人带来只享受土地承包权利不履行税费缴纳义务的借口,引发“抗费不抗税”及“既抗税又抗费”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起税费征收危机。实际上,贫困户问题凸显只是税费征收危机得以引发的导火索之一,而村庄内部的“赖皮户”、“刁民”总是存在着的,当国家权力难以对之形成有效规制的情况下,问题就开始激化了。因为在村社内部,浓缩于承包地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作为一种地方“小传统”一旦形成就会被村民广泛接受,成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具有道德规制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有人的行为违背了这些公认的“小传统”,而没有遭到相应的村民期待的制裁,就会使长期延存的地方“小传统”出现“合法性”危机,促使更多的人不按规范行事。而如果村民们开始不愿意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其抵抗手段则无所不在,远比斯科特所描绘的“弱者的武器”更繁杂多样。一般来说,除了极少数真正的“无赖”、“刁民”会横下一条心“只要你有本事把全村(组)其他人的税费都收缴上来,我家绝对不会欠你一分钱的”外,大多数人都会寻找诸如村组干部在某些工作上没有能够有效作为来当做不缴纳税费的借口,基本上不会拿自己与那些真正交不起税费的贫困户相提并论。既便如此,绝大多数村民都会在心底与那些贫困户和钉子户相比,凭什么他们可以不交税费,难道就我“老鳖一”(无能的意思),好欺负。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刻,由于中央政策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少数人还开始拿国家政策当“盾牌”来抵抗基层干部清缴税费的行为。
在税费征缴年代,村民在缴费纳税时往往不是只专注于自身是否有能力或是不是应该缴纳税费,而更多的时候是与周边的人做比照,不单是关注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还关注别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状况,一方面是不能让自己吃亏了,另一方面则是不要让周边的人笑话自己“老鳖一”,更何况“公家”的东西白欠谁不欠呢!在农民这种朴素的源自于公平观念的小农经济思维逻辑作祟下,乡村治理的绩效关键就看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能否在钉子户激发的问题产生扩散效应之前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或是一直将其遏制在较少的范围内不扩散。否则,就必然会导致原本应该收10元税费的,必须得收13元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吕德文,2008),如此循环往复,农民负担不上涨那才是不正常的呢。可以说正是乡村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不能制服基于农民公平观念引发的“刁民”、“赖皮户”的“无赖”行径,才导致乡村治理出现了失效、失控的局面,使之走入到治理困境当中。因为农业税费征缴难度越大,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程度就越高,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动用黑恶势力的动力就越强,激发的干群矛盾就越多越突出,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也就越多,基层组织借债垫付农业税费拖欠的额度顺应也就越大,乡村治理性危机更是积重难返。
四、税改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治理缺位、政策刚性与抗争柔性
如果说理解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是农民负担的话,那么理解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就是治理缺位。治理缺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悬浮”,尤其是村级组织不作为,导致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给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带来了极大的隐性成本损失。先前的研究大多从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本身入手,认为经过税费改革后陷入财政困境的基层政权沦落为“悬浮性政权”是造成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尚缺乏村庄内部的视角。笔者认为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公平观念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负面影响,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还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在税费改革还处于试验阶段未彻底取消前的时候,针对农业税费尾欠清缴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暂停征收农业税费尾欠。这就意味着那些尾欠户同样享有了土地承包的权利,却可以无限期地不履行缴费纳税的义务,欠的很有可能也就白欠了。禁止征收农业税费拖欠的国家政策过于刚性,丝毫没有给乡村基层组织留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其“一刀切”的做法既是对农民长期依托于土地而存在的公平观念的极大挑战,也是造成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
“缴费纳税,天经地义”是大多数村干部和村民的普遍理念,谁也不会想到国家有一天会彻底取消农业税费,并且还会没有说期限地暂停征收税费尾欠。在税费征缴年代即便是村干部没有办法及时把所有农户应该缴纳的税费征收上来,迫于乡镇政权的压力,他们也会被动地借债先把应该交给上级政府的农业税和乡统筹部分交上去,自己来承担背债的压力。在村干部的借债行为预期中,农民拖欠的农业税费是迟早要征收上来的,自己因此欠下的债务也是可以偿还的。然而,国家一纸禁令的刚性压力无疑是一个“杀手锏”,即便是村级组织有极强的清缴税费拖欠的冲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强制征收。在这种情况下,村组干部先前欠下的债务就没有了还款的来源,成了死账。但是对村组干部来说,债权不能行使了,债务却不得不继续承当,毕竟国家政策不可能规定乡村债务不再归还债权人,暂时也不可能规定说乡村债务由国家财政来一手承担。如此一来必定使村组干部陷入空前的被动当中,巨大的还债压力令其难以缓过气来。笔者2009年元旦在湖南廖村调查时,村支书就说如果国家现在出台政策说农业税费拖欠永远不再征收了,后果将不堪设想。隐藏在村支书此话背后的意思至少有三层:其一是村级债务将把当时被动借债的村组干部彻底“淹没”掉,毕竟村级债务的债权人不会管你有什么理由,也不会在乎国家政策如何规定,“欠债还钱”在农民的朴素观念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是在税费征缴年代拖欠时任村组干部的工资将永远不再可能归还。以廖村为例,村委会现在还拖欠很多时任村组干部的工资报酬,并且许多都是拖欠了10多年,数额都在万元以上。先前的工资不能收回,现在的报酬每年又仅仅只有几千元,还不如出去打两个月的工,将来退休了还没有任何保障,这就必然造成现任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丧失了有效作为的驱动力源泉。其三是乡村治理秩序将会进一步的混乱。
廖村村支书对乡村治理秩序恶化的担心是非常现实的。国家政策禁止征收农业税费拖欠,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承认“钉子户”以及贫困户不缴纳农业税费拖欠是合理的,法律也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本来在农民的公平观念里,农业税费即便是当下拖欠了,将来也必然是要偿还给村集体的,否则就会面临被剥夺土地承包权利的危险。而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在我们近几年所调查过的河南、湖北、山西、湖南等地的大多数农村都按照国家新出台的土地承包政策开展了土地延包确权确证活动,并在农户承包土地“长期不变”,乃至“永久不变”的政策宣传中使村集体基本上彻底丧失了对农地的调整权,从而也使村集体再也没有能力维持农民公平观念中土地承包权利与缴费纳税义务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国家配合税费改革推出的以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为表现形式的惠农政策中,国家以撒胡椒面式的办法直接与农民打起了交道,同样没有剥夺那些有农业税费拖欠的农户享受国家惠农新政的权力。既然,承不承担义务,交不交纳税费一个样,都能享受承包土地的权利,还能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那么,“别人欠得,我当然也就欠得”。而且,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借助于已经普及化了的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传播媒介,国家政策都是“一竿子就能插到底”直到农民那里的,以致农民对中央政策的把握能力极强。因此,在后税费时代,虽然国家推出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来替代在税费征缴年代通过乡村基层组织向农民征收农业共同生产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等手段来向农民提供农村公共品的办法以弥补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不足,但是在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国家推行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不是乡村基层组织不想落实,而是越来越没有可能。既然农业税费拖欠都可以不收,原本的钉子户就更牛气了,变相地激励他们对村集体经手的所有的收费活动都嗤之以鼻,甚至还促使他们敢于对村干部冷嘲热讽:“我就是不交,你能拿我怎么办”。而那些原本老老实实缴纳税费的农民心底就更加的不平衡了,由此就必然会导致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随之在村庄内部蔓延,“别人连农业税费都欠得,凭啥让我交钱啊,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农民的普遍不满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农民对村集体经手的所有的收费项目都采取不配合的态度,“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款、南方稻米产区客观上必须要征收的“抗旱排涝费”等收费项目即便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执行决议,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村民不愿意缴纳相应的份额。在廖村,拖欠村集体款项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的比例已经大约由税费征缴末期的20%,上涨到当下的80%。而拖欠款项最少的仅仅只有几块钱,在很大程度上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想出一口气,免得别人看不起。正是刚性的国家政策触犯了农民心底那种朴素的公平观念才导致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从根本上就丧失了执行的社会基础,还激化了农民对国家政策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怀疑,既给农村公共品供给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使乡村社会陷入到新一轮治理性危机当中,更对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不利,对执政党执政形象的改善和优化不利。
五、余论
综上所述,农民公平观念由来已久,已经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变量。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根本上是由于国家政权难以在避免农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频发以威胁乡村社会稳定和自身合法性塑造的前提下有效治理“钉子户”的抗税抗费行为而导致的农民负担螺旋式上涨以致农民不堪忍受重负而出现的治理失效现象。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由于刚性的国家政策挑战了农民的公平观念,以致出现了村级组织的不作为或“悬浮”,以及农民更加普遍的不合作行为,导致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难以正常有效进行,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等治理混乱现象。换句话说,税改前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与农民的公平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治理技术来应对“钉子户”对农民公平观念的挑战行为而出现的。正因此,如何有效治理“钉子户”难题,维护农民的公平观念不受伤害是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作的一大难题,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摘要：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农民公平观念,乡村治理性危机,农民负担,税费改革,农地制度
关联危机 篇2
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受此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 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针对这种状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着力稳增长、调结构。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联系和数量比例。产业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看, 它主要指三大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从广义上讲, 它主要指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之间的联系和数量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 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调整产业结构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中心环节, 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探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我国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而产生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适合于对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不确定信息的系统 (即灰色系统) 进行分析。它通过对某一系统一定时期的不同序列数据的相关程度 (即灰色关联度) 进行分析, 判定引起该系统变化发展的主要、次要因素及其关系。与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相比,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 而且计算量小, 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1]。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 可以明确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 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我国学界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一些研究。李懿洋通过2002~2008年三大产业与GDP的数据对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隋博文将广西1978~2011年的三大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分3个阶段进行了关联分析[3]。李静运用2006~2010年三大产业与GDP的数据对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詹云娇、刘庆春、刘一可对2002~2006年山西省三大产业与GDP的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5]。邵俊岗、詹小燕通过2003~2007年三大产业与GDP的数据对江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6]。程福寿通过将1978~2006年的数据划分为不同阶段, 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关联分析[7]。杨猛、宋飞、户涛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出了新疆社会经济总量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8]。刘小利、刘定祥对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三次产业变动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9]……总之, 以往的研究有两个特点: (1) 大多是对一个省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2) 多选取三大产业与GDP的数据从狭义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拟选取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三大产业及国民经济分行业的数据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简介
一般来说, 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方法和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 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根据选取的数据, 建立参考数列X0 (k) ={X0 (1) , X0 (2) , …, X0 (n) }和比较数列Xi (k) ={Xi (1) , Xi (2) , …, Xi (n) }。
第二步, 对变量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常用方法是初值化与均值化。初值化是对每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用第一个数据除得到新的数列;均值化是用平均值去除所有数据以得到新的数列。经济序列数据通常采用初值化方法处理。
第三步, 求差序列和两极最大差、最小差
差序列的计算公式为:
两级最大差与最小差的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 求关联系数
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ρ称为分辨率, 0<ρ<1。
第五步, 计算关联度
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计算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不同关联度后, 通常要对关联度进行排序并结合有关理论探讨其中的道理。
3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三大产业与GDP的关联分析 (狭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本文选取了我国2008~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 同年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作为比较序列。
亿元
注: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3) 。
经过对变量序列进行初值化处理后, 求出差序列及两级最大差和最小差, 再进一步计算得出关联系数表。
最后, 根据计算公式, 求三大产业的关联度。
计算结果表明, 我国第二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程度最高;第三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程度居中;第一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程度最低。可见, 我国三大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呈“二三一”的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二一三”状况相比, 我国的产业结构伴随着经济增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 与发达国家目前“三二一”的关联程度相比, 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协调。总之, 从狭义产业结构来看, 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有所优化但比例仍不协调。
3.2国民经济分行业与GDP的关联分析 (广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我国2008~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 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4754-2011) 所列出的19个分行业的产值作为比较序列 (1) 。
亿元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其中X1属于第一产业, X2~X5属于第二产业, X9~X19属于第三产业。
经过对变量序列进行初值化处理后, 求出差序列及两级最大差和最小差, 再进一步计算得出关联系数表。
最后, 根据计算公式, 求19个行业的关联度并排序。
在19个行业中, “制造业”的关联度排第1位, 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贡献,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关联度分列第2、3、4位, 一方面说明随着经济增长, 我国居民对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需求和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农林牧渔业”居于第6位, 说明我国作为人口大国, 农业是居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 其基础地位不可动摇。“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列第5、7、8位, 说明我国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的相关度较大, 也说明我国人口多、区域广,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排名第9位, 说明我国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加大了民生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教育”排在第10位, 说明我国教育规模较大, 需求旺盛, 但也说明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列第11、12、13位,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在公共设施、资源能源、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的短板仍然存在、不容忽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列第14、15、16位, 说明我国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经济发展得不到信息技术、研究开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有力支持。“建筑业”、“房地产业”分列第17、19位, 说明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 但由于本研究数据取自2008~2011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特殊时期, 所以我们对房地产的风险不能掉以轻心。“采矿业”排名第18位, 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资源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的现实。总之, 从广义产业结构来看, 我国各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明显的阶段特征。
4 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发展现代化农业, 加强二、三产业对农业的支持。我国应在工业的扶持下加强农业技术改造, 提高农业生产装备水平,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依靠科技兴农, 提高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水平, 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 加强对农产品流通与营销的服务, 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强农户与企业的合作, 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提高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水平, 推动农业信息的网络化建设。
依托技术更新改造, 推进第二产业优化升级。我国应加快工业的技术更新改造, 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分工层次, 提高加工深度和精度, 提高研发、设计水平、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培育, 延伸产业链条, 从过去单纯数量优势和价格优势转向到重视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的优势;加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提高相关配套能力, 通过它们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扩散等, 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努力实现良性互动。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 提高整个服务业的现代化程度, 能向社会提供多样化、高质量、价格合理的服务产品;要提升传统服务业的质量和分工层次, 加快发展现代新兴服务业, 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产业化和工业改造升级的支持, 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刘思峰, 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第5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23
[2] .李懿洋.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企业经济, 2011, (5) :20~23
[3] .隋博文.广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论坛, 2012, (9) :38~40
[4] .李静.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4) :80~83
[5] .詹云娇, 刘庆春, 刘一可.基于灰色关联的山西省产业结构发展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8, (11) :116~117
[6] .邵俊岗, 詹小燕.江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消费导刊, 2010, (1) :37~38
[7] .程福寿.上海产业结构变迁的灰色关联分析[J].北方经济, 2008, (1) :54~56
[8] .杨猛, 宋飞, 户涛.新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北方经济, 2010, (5) :76~77
[9] .刘小利, 刘定祥.重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13) :122~124
[10] .王丽红, 等.云南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与协调性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 2011, (3) :15~24
关联危机 篇3
2009年大学毕业生达到610万左右,中国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调查失业率有可能超过9.4%。同年江苏省高校毕业生45.9万人,较2008年增加3万人,增幅7%。加上外省江苏籍毕业生、外省生源到江苏就业及往年积存尚未就业的毕业生,预计实际需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将超过60万人。劳动力不断激增,市场需求量却增长缓慢,早早地到达了饱和状态。在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大学生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与风险。我国正处于知识经济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之中。就经济而言,地区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多级技术水平并存,企业制度处于调整变革之中,产业结构处于大的变动之中,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亟待提高。知识经济呼唤新型知识型劳动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氛围正在形成。社会经济状况直接反映到职业的经济地位和行业的经济状况上。近几年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直线上升,对人才需求数量大幅上升,质量要求较高,毕业生就业出现结构性矛盾,表现为专业与需求,层次与需求的失衡现象。由于学校培养周期与社会需求变化的频率非同步发生,学校针对社会需求的调适往往是滞后以致错位。2008年开始,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长下滑、各大企业纷纷裁员、更大幅降低招聘新员工计划、拉动就业能力减弱和就业岗位减少。在其冲击下,出口较大幅度下降和FDI流入减少,意味着对制造业的投资下降。这不仅带来制造业的就业需求减少,而且也会对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产生影响,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严重挤压。
大学生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本人的人生价值实现,也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一个收益过程,还是高等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更是人力资源投入社会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牵动着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用人单位等各个方面。特别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马太效应体现在社会分层体系通过教育体系有效地实现自身的阶层封闭与自我循环,高等教育为这一分层链中重要的直接因素。一般而言,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的畅通与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封闭或开放的重要标志,社会流动率的提高是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就业难的增加正在影响到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作用的发挥,影响到了社会流动。大学生群体接触社会经验较少,缺乏判断力,易受社会不良因素误导,对庞大未就业人群如不能及时给予安置或适当处理,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纵观以上各点分析,大学生就业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存在着复杂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们对于大学生就业风险度的调查和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转型期,不仅能就毕业生就业给出参考意见,也能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大学生是具有较高素质和文化的社会群体,是国家建设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随着我国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的转变,及高等教育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高校毕业生往往面临着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未就业大学生人数不断增长,不仅增加了社会就业问题,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稳定持续发展。激烈竞争导致现代大学生心理压力过重,对其身心健康发展、能力技术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拓展均产生消极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得到合理的解决,将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度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大学生就业中各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理论界也涌现出大批相关著作与文章。张雅强在[《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及知道对策》,《前言》2007.3]中指出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矛盾性十分突出;人才需求只是相对过剩;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趋于明朗。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著名劳动就业问题专家谢维和教授认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关键是用人单位、毕业生和高校。影响用人单位引进毕业生的主要因素是人才成本,即利用较低的价格获得较高的人才使用效益。影响毕业生择业主要有三对相关因素:安全/风险,期望/报酬,个体偏好/舆论压力。影响毕业生就业的高校因素主要是毕业生供应量、高校声望、高校专业与社会的适应程度等。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决定教育结构,教育结构反作用域经济结构。高校在快速扩招的同时,未能及时将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起来,导致高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1)大量采用定性方法分析问题,具备一定指导性,但缺乏定量分析的科学性;(2)罗列可能因素,但缺乏对根本因素的重要性分析与比较。
理论研究方面,文献1-2指明了我国近一段时间内,时下学生就业形势,并针对时下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予以分析。文献3-4将造成就业风险的原因分类,列举了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学校、用人单位等划分的方法。文献5将问题细分化,突出了高等教育对于就业的重要影响。文献6提供了应用灰关联分析的方法与说明,定义了参数,指出灰关联在分析发展中系统因素影响程度的科学性,提供了因素比较的方法。
1 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分析
本文研究的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是指可能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一系列衍生问题发生的潜在原因。通过研究已有文献,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将大学生就业风险划分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及用人单位五个方面分析考虑,提出影响因素。
1.1 大学生自身的能力,即个人因素,是影响其就业的主观因素之一
在就业过程中,一些企业会要求一定的学历证书或技能认证,学历与学习成绩成为了是否能够成功就业的门槛与第一位的筛选标准。一定的面试技巧也作为重要的个人技能逐渐得到重视。当代大学生还存在学历与能力分离的问题,面对出现大量持有名校证书,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具备实践能力,或与他人相处交往能力较差的求职者的状况,交际能力、做事与处世技巧、工作、实习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开始成为求职过程中必须考察的个人因素。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应具备合理预估与自我定位能力,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1.2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不
能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制约,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服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规定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处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革中。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效率的提高,相同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就业岗位已大大减少,社会发展和就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业人数过多、政府政策、求职中的性别歧视、人才类型需求变革等社会因素。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前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从国务院到各个部委,包括人事部、劳动保障部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最好的政策环境和就业体系。”
1.3 家庭因素对于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我国尤为明显
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积淀,子女与父母之间依赖与被依赖、控制与被控制性较强。受其不同情况的影响,大学生在择业中表现出缺乏自主的勇气,依赖于父母的经验等情况。有的父母怕子女缺乏经验,生活阅历浅,控制子女的择业行为,不允许其自己做主。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或受父母控制的程度更强。有的父母支持和鼓励子女主动选择,自己做主,并提供参考意见。也有的大学生因为父母的从业境况或能力欠缺等原因,通过较有影响的亲友做主或征求其意见,根据其认同与否来决定自己的择业去向。
1.4 从大学教育来看,大学教育是按照专业门类来培养学生适应职业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通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活动和其他教育活动,使学生从某一专业的逻辑起点达到能够解决该专业一定问题的理论和技术修养水平,从而形成适应某类或某种职业需要的专业特长。也就是说,大学生所受的专业教育直接制约着其职业适应的范围。如果大学生所学的专业面较窄,其职业适应的范围就小;反之,职业适应的范围就相对宽广。因此,高校也要不断地根据社会职业的需要来设置专业或对业已形成的专业结构进行调整,扩大学生的就业范围,增强适应能力。近年来,针对毕业生知识面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动手能力不强、组织管理能力不高等问题,我国高校努力通过改革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来培养专才与通才相结合、文理交叉、工管相兼的复合型人才。除了教育方面的因素,现在的高等院校还以就业指导讲座、就业心理辅导、模拟招聘会等方式,更好的帮助学生在求职中获得成功。
1.5 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因素,同时存在用人单位因素导致的
就业满意度问题的风险。企业所提供的薪水、福利待遇、工作发展前景、升职潜力等等问题,作为求职者筛选职位的标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2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主因素分析
2.1 针对筛选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的调查
问卷以2008年11~12月期间,江苏省南京市各大高校,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正德学院在内的本科专科院校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针对上文所划分的五个可能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的方面,分别列出几个从社会现状观察与统计资料显示影响较大的因素作为选项。采用多选、优先排序的填写方法,以求在结果中体现更直观的重要性。其中个人因素涉及面试技巧、学习成绩、交际能力、工作实习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做事与处世技巧、证书或技能认证、合理预估与自我定位能力八个维度;社会因素涉及就业人数、政府政策、性别歧视、人才需求变革四个维度;家庭因素涉及家庭社会关系、家庭所在地区、家庭环境及父母要求、家庭教育或传统四个维度;学校因素涉及就业指导讲座、就业心理辅导、模拟招聘会、学校声誉、社会实践、专业课设置六个维度;用人单位因素涉及薪水、福利待遇、专业是否对口、工作发展前景、升职潜力、企业类型六个维度。预期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因素重要性的排序,科学的获取每个方面的主因素,以更好的认识、评估大学生就业中面临的风险,合理采取有效规避措施。
2.2 基础数据及分析
对于重要性评价首先进行频数的基础比较,即根据被选择次数排序,根据所获得的频数结果排除1~2个频数最小的因素。继续分析剩下的因素,此时采用打分的方式,由于问卷问题设计为优先排序的方式,对于n个因素依据被选择次序打分,重要性排在第一的因素为n分,依次为n-1分、n-2分…0分。重要性评价中的n个维度得分分别为该维度被调查对象得分合计除以调查对象总数。因素得分越高代表其对大学生就业风险影响越大,即可被认为是该方面主因素。采用该方法,一方面可直观反映被调查对象对于可能导致其就业风险的因素的预期与重要性排序,结合打分的方法,亦排除了因素被选频数高,但重要性排序差导致单一频数分析结果预计过高的可能(见表1)。根据调查数据得,家庭教育或传统被选次数明显低于一般水平,因此排除该因素。对于剩下的三个维度进行打分,可得:家庭所在地区因素得分大于家庭社会关系与家庭环境及父母要求因素得分。于是可得家庭所在地区为家庭因素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即为主因素。使用频数与打分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这五个方面的主因素分别为:交际能力,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
2.3 基于灰关联的就业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对于五个方面下包括的各因素(Xi)进行百分制的打分,即根据选择中排序以100,90,80…递减打分。根据每个被调查对象打分分数的最高值确定参考数列X0。计算△i(k)及Max△i(k)与Min△i(k),其中△i(k)为对应的参考数列值与该被调查对象对于每个维度打分结果的差,Max△i(k)与Min△i(k)经过处理后分别为每个维度△i(k)的最大与最小值。确定Max[Max△i(k)]与Min[Min△i(k)],即Max△i(k)与Min△i(k)的最大与最小值。计算ξi,γi(取ρ=0.5γ)i
根据各维度γi进行排序,i值越大代表该因素关联度越高,即对大学生就业风险影响越大,可认为是该方面主因素。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选择解释变量的方法称为灰色关联度法,它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接近程度。加权关联度则经过进一步改进,以确定非平权情况下的关联度。这是一种科学而有效的处理大量数据,化复杂计量问题为简单的确定主因素的方法。以家庭因素为例:
第一步:对于各因素(Xi)进行打分,确定参考数列X0={100,100,……,100},见表2。
第二步:计算△i(k)及Max△i(k)与Min△i(k),见表3。
第三步:确定Max[Max△i(k)]=100,Min[Min△i(k)]=0
第四步:计算ξi,(取ρ=0.5)
得到:γ1=0.6428,γ2=0.7456,γ3=0.6256,γ4=0.4414,γ2>γ1>γ3>γ4,即家庭所在地区为家庭因素方面主因素。
使用加权灰关联分析得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这五个方面的主因素分别为:工作实习经验,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意义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是一致的,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度较小。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在本文研究中,即被比较因素与就业风险同步变化程度越高,则确定为关联度较高的主因素。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做到主因素的筛选,还可以量化比较各因素对就业风险的影响程度,较之单纯的定性分析更为科学与合理。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五个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造成大学生就业风险,以上五个方面均存在着各种问题与责任。本文利用理论论证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科学使用打分与加权灰关联的方法对于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得到五个方面分别的主要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大学生个人、家庭、学校、用人单位与社会应针对以上所得到的主因素,采取更有效的规避措施以降低大学生就业风险:(1)个人方面面对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不断完善个人能力,在迈入社会前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积极参与实习以获取经验。(2)家庭方面应鼓励大学生走向对人才需求量更大的地区寻求机会。(3)学校方面为帮助本校学生更好的获得就业机会,应努力提高自身声誉,让毕业生在求职的过程中赢在起跑线上。(4)用人单位方面应努力使求职者了解其工作发展前景,以使求职的大学生明确其意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作。(5)社会方面,结合刚刚结束的“两会”关于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实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的战略,促进高校与企业改革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变革的需要,建立、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预测、预警系统,对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动态变化、市场供求结构变动、各行业发展速度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等进行前瞻性的预测预警。
3 结论
本文以灰色关联度法为中心,通过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旨在筛选、确定及比较影响大学生就业风险的因素,为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合理规避大学生就业风险提供帮助。分析确定:交际能力与工作实习经验,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为主因素。本文的分析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分析大量数据时,计算量与工作量较大。使用灰关联法进行打分时,反映问卷数据的方式略显科学性不足。而且,对于获得的结果仍需要后续规避方案的研究以实现其意义。
摘要：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成为人们广泛重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重点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的主要因素,旨在对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的原因获得更科学认识,为评估风险及寻求控制风险方法服务。论文首先介绍了目前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及研究导致就业风险因素的意义。通过研究已有文献,分析统计数据,从个人、社会、家庭、学校及用人单位五个方面提出导致风险的因素。通过频数、灰关联等量化方法,分析问卷结果得到对于导致就业风险的主因素。最后对得出的结论提出思考。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主因素,灰关联
参考文献
[1]吴宏志.大学扩招与就业问题[J].当代青年研究,2005,(2):15.
[2]石博文.大学生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下的就业问题[J].中国外资,2009,2:110.
[3]王宝义.论大学生就业发展趋势与对策[J].辽宁教育研究,2004,(5):39-40.
[4]张建伟.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05,14-17.
[5]Neville Bennett,Elisabeth Dunne&Clive Carre.(2000).Skills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Buckingham[England];Philadelphia,PA: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Open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