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框架（精选11篇）
社会框架 篇1
1 引言
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转移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然而由于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过去空间的城市化并没能相应的产生人口的城市化。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使得大量新移民可以在“户籍制度”破除的背景下实现迁移活动, 此时移民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从农村到城市, 并且移民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打工型移民。由于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逐渐增大, 城际间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和创业型移民也占据很大比重。这部分新移民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生存权和居住权, 而是希望获得更好社会支持、职业地位以及资源配置。社会网络是成员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 是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可“工具性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渠道。因此城市新移民的自适应发展, 归根结底是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和融入行为交互影响的, 理清这一耦合演化机制对加强新移民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 提升该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内涵, 如王桂新等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其与城市社会和原居民双向互动和接收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二是从宏观劳动力流动迁移的角度, 探索了新移民城市融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任远的研究表明, 新移民的能力发展和社会参与才是城市发展真正的驱动力。三是基于新移民个体的微观视角, 探索其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方大春等由公共品服务入手, 分析了医疗、教育、文化、交通设施等要素的供给对移民社会适应带来的正负效应。苏昕则聚焦于城市移民的公民权, 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移民身份导致的社会排斥才是阻碍该群体城市融入的关键。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二元体制引发的制度性困扰已逐渐减弱, 学者们开始关注于移民如何更好的在城市拓展生存空间, 续构社会资本, 重塑主体身份, 避免行为失范等新问题。上述研究领域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要找出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生活结构和决策的转变机制, 而Lin提出的结构行为理论则明确了社会网络是个人行为和群体交互的载体和基础。目前对移民社会网络的描述大都采用静态网络分析方法, 如孙秀林采用“拜年网”、“讨论网”等多种网络形式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及公共事务参与。在国外, Lee也论证了宗教关系网络在韩国城市移民多样化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局限于实证数据, 只能测量现有的网络规模及特征, 却忽略了移民社会网络会伴随时空序列发生动态变化, 如环境的改变, 职业的流动等。然而Litwin指出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正是一个嵌入在其自身社会网络上的复杂动力学系统, 二者交互影响互为因果, 移民的适应行为会影响网络拓扑结构, 新的网络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移民下一步的行为选择。Carley据此尝试将实证数据 (empirical data) 和计算机模拟 (computer simulation) 结合起来, 构建出动态网络分析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框架, 但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跨领域的理论方法是研究新移民自适应发展的核心所在, 是未来城市社会融合主攻的重点且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评述可知, 以往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的协同研究都是沿袭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质上是利用静态的截面数据验证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网络重构和融入显然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 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量化衡量新移民社会适应程度?如何描述新移民社会网络断裂重构的微观机理?如何计算新移民在网络结构演化中适应能力的变化?这就必须在外界政策环境的影响下, 基于新移民的个人特质, 对其社会网络的建边机制进行精确描述, 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理清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演进的具体路径。本文尝试突破单一方法的局限, 跨领域的将实证、动态网络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合起来, 从“定性→定量”、“个体→群体”、“静态→动态”三方面开展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框架研究, 并解决了跨领域方法集成应用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2 研究框架
以往的对城市移民迁移和立足的研究, 要么从输入地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的来源、迁移目的、就业方式、行业职业、收入进行分析;要么从输出地的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外出人员特征以及外出后对家庭和家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些大都关注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其动因在于“生存压力”和“经济驱动”。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中, 城市移民群体的组成有了很大变化, 由于驱动个体进城的动因发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群体在城市社会适应结构的改变, 期望需求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此时新移民群体不再简单的关注于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破冰后, 关注其是否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的职业发展等问题。而这些就不是经济政策等有形资本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考虑附着在社会网络上的无形资本———社会资本。所以新移民在城市社会网络的重构是驱动其社会适应的关键, 社会适应程度又会反馈影响自身的社会网络演化。量化这一协同演化机制, 实现可视化的过程预测, 可以为制定城市新移民扶持政策提供最低成本下的决策支持。
从城市新移民个体决策和群体互动两个层面, 探讨如何用实证数据、动态网络分析以及计算机仿真来开拓新移民流动迁移研究的新领域, 以实现对新移民社会适应情况的精确预测和过程管理。本课题预计分三部分开展研究, 具体内容安排及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3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 这使得该研究对象的边界十分模糊, 很难给出统一的量化标准。所以这部分研究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经典文献和理论的梳理, 找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具体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概念模型, 然后进行数据采集和假设检验。第二步是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分析和挖掘, 由于社会学变量的模糊性, 在样本数据处理上, 可借鉴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将测量条目视为显变量y, 各影响因素视为隐变量x, 再将量表得到的一系列离散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利用GEP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拟合出移民社会适应程度与各因素间的非线性数学模型, 以此得出可测变量到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测量关系, 如图2所示。
4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社会网络是新移民获得城市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途径, 是其利用社会资本的载体, 所以探索其动力学过程就显得至关重要。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会使城市新移民的网络发生自组织演化, 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离散的阶段:原生网络的维护和新网络的选择。此处尝试研究时机条件变化下, 新移民社会网络的自适应调整机制, 包括内部关系节点的增减, 社会关系的重连, 结构洞等核心位置的易主, 空间联系和资源的变动、行动目的计划的修正等, 并将其应用到移民社会行为的活动态势监控, 移民社会资本运用的绩效评估上。
这部分研究可采用动态网络分析将过去的静态方法与人工智能联系起来。第一步先将新移民主体、原居民客体、政府、城市资源等定义为网络中的节点, 加权连接表示各种程度的交互联系;第二步将各主体的个性特征、认知能力、信息、事件等组成的概念化元网络嵌入其中;第三步根据差序格局构建移民的初始网络, 并设计其社会网络的断裂建边机制;第四步, 预测新移民未知或未来可能产生的链路, 运用ORA来探索这一多模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 如图3所示。
5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演化形成了一个自适应系统, 个体适应程度带来不同的行为决策, 会影响到网络拓扑结构的分布。而网络连接的增减及强弱变化又会对移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从而又影响到移民下一步的适应行为, 如图4所示。这一动态演化的反馈回路必然自下而上形成一系列涌现性现象, 需要在整体层面实现上述新移民个体, 社会群体和政府政策调控的协同演化, 构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协同体系的虚拟实验平台。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面向组织行为、决策科学、社会网络等多领域, 以及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层次, 因此需要采用多领域建模方法。如用MATLAB开发移民社会适应程度的计算模型, 用ORA实现新移民群体社会网络动态分析, 最后采用AnyLogic来描述两者协同演化的涌现性过程进行集成研究。选择某一城市的调查访谈数据挖掘作为系统的输入, 调节系统参数来观察移民社会适应演进的微观机理, 开展过程化控制和优化决策, 如图5所示。
6 结论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困难重重, 主要是因为该领域存在行为主体人的异质性、关系网络的动态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行为规范的模糊性等一系列传统理论和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下,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是新移民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研究这一社会行为的过程机制和社会网络的扩展是保障新移民获得公平社会支持、良好职业地位以及公用品供给的关键。在社会网络环境下, 城市移民的异质性、交互性是影响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该从群体和动态的角度对水库移民社会网络进行演化研究。从过程预测的角度, 对城市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进行阶段管理和精确管控, 而仿真模拟平台可以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在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 必须实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思路, 这就需要将社会网络分析、系统科学、计算科学等跨领域的理论方法集成起来进行研究。本文的框架研究将链路预测、社会计算、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心理学相互集成, 设计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入的协同实验平台, 实现了移民个体和群体, 社会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方法创新不仅能对融合机制进行微观、定量、动态化的研究, 为移民城市融入过程提供基于过程的精确决策, 而且也为数据、人文和计算机的平行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摘要：在解决生存危机后, 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已成为城市新移民关注的焦点, 而实现该群体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理清其适应行为在自身社会网络上的交互协同机制。为此尝试通过跨领域方法的集成, 构建实证数据来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发展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 从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设计了具体的内容框架, 并解决了其中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社会网络,交互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桂新, 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 2011, 26 (2) :28-46.
[2]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4) :134-139.
[3]方大春, 杨义武.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 2013, 57 (8) :75-84.
[4]苏昕.“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缺失及回归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12, 28 (5) :46-50.
[5]Kim H H.Transnational ethnic networks and the creation of immigrant social capital:A multilevel analysis[J].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3, 50 (3) :349-358.
[6]Dai T, Liu X, Xie B.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host country crime[J].Economics Letters, 2013, 119 (2) :157-161.
[7]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0.
[8]孙秀林.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J].社会, 2010, 30 (1) :46-68.
[9]Lee S K.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in ethnic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n Korean immigrant's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4, (43) :289-303.
[10]马德峰, 李风啸.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述评[J].学术界, 2011, 26 (11) :220-227.
[11]Litwin H.The social networks of elderly immigrants:An analytic typology[J].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995, 2 (9) :155-174.
[12]张文宏,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8, 23 (5) :117-245.
社会框架 篇2
2011-11-10 在宪法统帅下,按照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将我国法律规范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分别是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规章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的统一整体”。
七个法律部门所包含的主要分支情况大致如下:
一、宪法相关法部门四个:(1有关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方面的法律,包括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强制执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制法、选举法、代表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2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3有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包括反分裂国家法、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戒严法、缔结条约程序法、国旗法、国徽法、国籍法等;(4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包括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宪法相关法方面的法律38部和一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截至2011年8月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80多部。
二、民商法部门两个:(1民事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婚姻法、继承权、收养法等;(2商事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商业银行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企业破产法(试行、信托法等。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民法商法方面的法律33部和一大批规范商事活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授予各类专利389万多件;有效注册商标达460万多件,其中来自17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有67万多件。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0年,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收缴侵权盗版复制品7.07亿件,行政处罚案件93000多起,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2500多件。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074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078.58亿美元,充分表明中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
三.行政法部门没有明确的分支划分,数量众多的行政法律涉及国防、外交、国家安全、治安管理、司法行政、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行政管理领域。主要法律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教师法、幼儿园管理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药品管理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传染
病防治法、体育法、国境卫生检疫法、食品安全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医药条例、反兴奋剂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枪支管理法、消防法、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看守所条例、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驻外外交人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防动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和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科学技术普及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长城保护条例、电影管理条例
截至2010年底,共颁布13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中国还不断加强环境领域行政执法,近5年来,共依法查处环境违法企业8万多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7293家。
四、经济法部门六个:(1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包括预算法、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管理税法、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税收征管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2有关规范市场秩序和竞争规则方面的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3有关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方面的法律,包括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4有关促进重点产业振兴和发展方面的法律,包括农业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公路法、电力法、煤炭法、建筑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港口法等;
(5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方面的法律,包括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发、清洁生产促进法、;(6有关经济活动规范化、标准化方面的法律,包括标准化法、计量法、统计法、测绘法等。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经济法方面的法律60部和一大批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五、社会法部门两个:(1有关劳动关系、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就业促进法、工会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国家赔偿法、等;(2有关特殊社会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包括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法律援助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社会法方面的法律18件和一大批规范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7700万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中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切实共享发展成果。
六、刑法部门内容和形式皆已高度整合,没有分支划分。主要法律有刑法。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8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并通过了9个有关刑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七、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部门内容相对单一,大致有两个分支:(1有关诉讼的法律,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引渡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2有关仲裁的法律,主要是仲裁法。包括:人民调解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
社会框架 篇3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农民工；研究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66-03
“国家与社会”范式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分析框架，一些学者将这一研究框架运用到国家与农民工关系的研究中。借用张静对国家与社会研究方向的划分，中国农民工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市民社会”方向、“国家中心”方向和“社会中的国家”方向。“市民社会”方向的理论成果较少，主要分析农民工组织的生长和发展及其是否具备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独立自治的精神。“国家中心”方向的研究强调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对农民工行动机会的控制。但是它整体论的、宏大叙事的研究视角，无法解释国家和社会各自的灵活性的行动。
因此，国内一部分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沉默的大多数”，在方法论上引入“策略行动”分析。这些研究认为，传统的理论中隐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的二元对立，这种重叠的二元对立过于简单化。在实践过程中，政府中具体的职能部门及基层组织的行为和民众的行为，都体现了一种自组织的性质。政策执行过程中偏差、走样，民众也会采取策略性行动维护自身利益。
一、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制度变通
国内学者对制度变通进行了研究，其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变通”是两种比较有普遍性的提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本质上与变通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强调了“下”对“上”要求贯彻政策的一种应对，更多地带有完成任务而非制度革新的含义，而变通则带有更灵活性的、创造性的含义。
在农民工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共谋，制度在各级政府、各管理部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弹性。王春光发现，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推进公平化的社会政策，赋予农民工更多的机会和权利。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政策文本规定与实践之间的严重错位[1]。郑广怀指出，官方文本承认农民工的地位和权利，但在实践中却对农民工权益漠视与侵犯[2]。原因在于，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民工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3]。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其目标、利益与责任上存在矛盾和冲突，他们的实际行为与社会角色之间出现断裂[4]。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同盟，共谋利益，农民工的利益被忽视[5]。因此，出现了地方权力和资本一方面积极地在文本或话语层面赋予外来劳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以制度连接的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对工人的权益进行“合法”地剥夺[6]。
上述研究关注农民工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变通。在各级政府、各管理部门中，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是偏离、走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意志将会很难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国家对农民工将会失控。但实际上，国家对农民工也并没有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因此，上述研究无法解释为何国家的意志在农民工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
二、农民工的策略性行为
1.通过正式制度获取体制内资源
项彪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通过两种方式利用正式制度。一种是积极的方式，即采取系列策略性行动，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以“变通”现有制度分享体制内资源，而体制内行动者也出让体制内资源以谋求利益，形成某种“跨体制的利益结盟”；另一种是消极的方式，“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默然的态度”，“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关系，通过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7]
应星和蔡禾等人的研究注意到当农民工的利益受损时，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通过正式制度进行利益诉求。应星对移民上访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表明，上访最初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技术和象征仪式，农民却可以在精英的指点下在实践中将它用作“弱者的武器”，它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新的权力技术。农民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以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8]。
蔡禾在2006年进行的珠江三角洲企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28.2%的人通过行政投诉进行利益抗争。农民工往往只能以个体的能力进入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过程，而相对于资本或权力，单个农民工是不具备实现平等对话和博弈的能力。因此，他们把诉求的对象直接指向政府，寻求政府行政干预和解决[9]。
苏黛瑞认为，农民工与官方的关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能缓解有繁冗的规定和腐败的审批过程造成的影响，而且至少可以部分地克服有农村户口造成的不利影响。”与国家建立某种合作联系，并因此整合到国家系统的某些部门中去，可以获得某种公民权[10]。
2.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网络内资源
正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所言，移民并不是孤立的站在一个与之文化相异的群体中，而是处于一个同质的群体中。移民在目的地稳定的生活后，会将其社会关系（亲属、朋友）吸引过来，因为他习惯于在旧有的同质的社会关系（初级群体）中获得呼应和承认[11]。
社会网络帮助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获得工作，提供情感支持，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代表农民工与政府机构打交道，进行利益诉求。王春光认为，通过群体的聚集和互助找到合理的谋生和发展手段是非精英移民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12]。研究还发现，城中村的农民工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聚居，分工协作，形成了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内部市场和内部交易信用[13]。社会支持网也是农民工情感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面对污名化及其制度性排斥的社会情境时，农民工在社会互动和关系纽带基础上形成的以城市适应形态为中心的集体化应对策略可以化解新环境的生存风险[14]。王桂新、武俊奎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5]。苏黛瑞认为，农民工是否属于某一关系网及关系网的性质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工作待遇及生活方式。关系网可以使他们获得庇护，甚至建立与国家的联系[16]。蔡禾等在对利益受损农民工的抗争行为研究中发现了社会网络的作用，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可以增强农民工体制内的利益谈判能力、实现有序诉求[9]。
当然，社会网络也有负面作用，移民的社会网络和适应性会形成路径依赖，阻碍社会融入[11]。
3.通过利益抗争获取公民权
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权。农民工为获取公民权，维护自身利益，展开了抗争行为。
农民工利益抗争的方式主要包括体制内投诉、体制外集体行动和沉默。体制内投诉主要是指农民工运用行政投诉的方式，寻求政府行政干预和解决。而农民工在体制之外，则以群体的形式与企业去进行集体协商、讨价还价，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工民间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17]。詹姆斯·C·斯科特用“弱者的武器”来解释农民日常的抗争形式，它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农民的反抗更多凭借的是“合法的反抗”形式，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18]。农民在日常实践中的那种种“计策”和伎俩既可能在微观意义上构成对权力的反抗，也可能进一步生产出基本的权力关系[19]。
一些学者归纳了农民工抗争行为的特征。孙立平认为，他们的抗拒行为与市民社会非常不同，他们并不想与国家建立制度化的关系，其中的领袖也并不想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精英[20]。于建嵘认为，农民的抗争活动以具体的经济利益及其他法定权益为诉求目标，已经具备了“以理维权”和“以法抗争”的特征[21]。而应星对此观点进行批判，指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22]。
上述研究分析了农民工的三种策略性行为：通过正式制度获取体制内资源、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网络内资源和通过利益抗争获取公民权。由此可以发现：首先，农民工是有自主意识的主体，在与国家面对面或间接接触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国家支配。因此，“国家宰制市民社会”的观点并不成立。但由于农民工并没有形成一种集团来协调自身行动，不具备与政府平等对话和博弈的能力，彼得·伊文思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在中国还未实现。其次，农民工是一个不断分化的群体，其中的精英和普通农民工运用正式制度和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和方式也不同，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进行区分。最后，国家与农民工几乎没有日常的、制度化的沟通和互动的媒介，而上述研究并未说明如何构建国家与农民工良性互动的渠道和机制。
三、讨论与结论
“社会中的国家”方向的农民工研究试图摆脱社会学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引入的“策略分析”对政府和农民工的自组织行为有很强地解释力。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比如各级政府、各管理部门的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是偏离、走样的，但制度变通无法解释为何国家的意志在农民工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另外，该方向的研究发现国家与农民工几乎没有日常的、制度化的沟通和互动的媒介，但是却未说明如何构建国家与农民工良性互动的渠道和机制。这些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2]郑广怀.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J].社会学研究，2007，（2）.
[3]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4]江立华，符平.断裂与弥补——农民工权益保障中的法与政府角色[J].社会科学研究，2005，（6）.
[5]王春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实践[J].浙江社会科学，2009，（1）.
[6]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J].社会学研究，2005，（3）.
[7]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8]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上海：三联书店，2001.
[9]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09，（1）.
[10]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1]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2]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13]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社会学研究，1997，（1）.
[14]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
张友庭.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迁的个案研究[J].社会，2008，（4）.
[15]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
[16]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7]刘林平，郭志坚.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J].社会学研究，2004，（6）.
[18]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9]应星，景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J].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辑，2000，（6）.
[20]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J].战略与管理，2002（1）.
[21]于建嵘.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J].领导者，2008，（2）.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构建 篇4
从国内看,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侧重于城市和市民。目前, 城市居民大部分已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和农民却被隔绝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农民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仍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
从国际上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业经济的分散化经营特征以及众多的农村人口使社会保险的正规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非常有限。占世界人口3/5左右的20亿农村人口还没有任何类型的社会保障。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第一,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有利于降低社会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从本质上说, 社会保障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 社会和谐发展的“减震器”, 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器”。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有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 减轻家庭负担, 增加农民福利, 促进社会和谐, 缓和社会矛盾, 降低社会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第二,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发展的“调节器”和“安全阀”, 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 通过对不同阶层和劳动者按不同的比例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这不但有利于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而且有利于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有利于扩大内需, 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稳定农民消费预期, 极大地刺激农民消费行为, 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目标。
第四,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 实现社会公平, 保持社会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 也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第五,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有利于完成“十一五”规划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 建立和完善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完成我国“十一五”规划的客观要求。
三、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分析
1、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1) 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 地区差别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不平衡。一般说来,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亦较高, 而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 集中了中国大多数贫困人口, 农村社会保障程度仍然很低;二是农村地区各种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在东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社会医疗制度的同时, 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
(2) 政府在农村推行的保障项目实质是社区保障, 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性质, 保障项目的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
(3) 传统的“土地保障”方式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每个农村居民都获得了一块长期使用的集体土地, 土地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基础, 形成了农村特殊的土地保障。同时, 土地保障职能的存在, 使得农村人口即使完全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也不愿放弃土地的使用权, 并仍将土地作为将来遭遇困难时的最后依赖, 这对农村农工商的合理分业、土地的规模经营以及农村城市化都是不利的。
(4) 现行农村保障项目管理混乱, 不够科学规范。管理体制不顺, 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成本高, 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费用曾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基金运营不合理, 保值增值程度低。
2、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二元社会保障使城乡保障差别过大, 城乡劳动者的境遇不平等。我国长期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侧重于城市和市民, 农村和农民被隔绝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平衡发展, 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扩大了城乡差别, 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认识的误区, 政府在财政方面投入偏向城市, 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偏少。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差, 自身缺乏利益诉求的渠道。
四、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1、各级党政部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力争早日建成我国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2、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以指导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
3、搞好农村社会保障的普及教育和宣传, 增强农民的社保意识, 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首先, 要让广大群众有知情权, 宣传农村社会保障的法规及农民的权利与义务;其次, 要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通过电台、电视等向农民群众全面宣传;再次, 政府定期对本地区社会保障执行情况向农民公示, 允许农民咨询和投诉。
4、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补贴能力和个人缴费能力, 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
5、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构, 理顺管理体制, 明确职责分工, 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 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6、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管, 包括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 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潘莉.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2006.
[2]左敏, 朱德云, 李森.社会保障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社会框架 篇5
2012-09-26 09:09:04 中国信息化【大】【中】【小】 评论：[0] 条
如何让智能交通诱导系统成功帮助行驶中的车辆了解路面信息，在突发情况面前能够做出及时预警和判断，成为北京市交通委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届时，物联网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也将成为技术领域的又一应用实例。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北京市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创新。2004年，东城区实施了万米单元网格管理办法。2010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在东城、朝阳、顺义开展以网格化为重点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西城、海淀、密云等区县也结合实际积极开展试点工作。2012年，北京市不少城区的“万米单元网格”开始全面升级，其中，东城区城市管理中心变成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从区、街道一直到社区和网格，建立了四级管理体系。
在推进全市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各区县制订出网格化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完成划分网格、明确网格功能、搭建工作平台、确定工作力量等项工作任务，构建起全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框架。
管理升级
在网格化管理的进程中，东城区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总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北京市东城区被划分为589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等7名管理人员。这样的模式被称为东城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
据了解，东城区是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确定的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之一。网格化管理借助信息技术，改变了现有的社区管理模式，降低了群众上访数量，更加有效地防止了群体事件的发生，因而不仅被中央政法委等部门所赞赏，更引起了很多城市极大的学习兴趣。
东城是北京市最核心的城区，辖区内有故宫、天安门、北京市政府、各大中央部委等重要场所，相较于中国任何其他城区，可以称得上是维稳压力最大的一个，也一直是北京市城市管理的要害所在。在全区589个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了7类人员，包括网格管理员、网格警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支部书记、网格司法人员、网格消防人员，7种力量按照职责分工承担网格内了解社情民意、维护治安秩序、环境监督整治、排查化解矛盾、落实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和服务群众等职责，同时开展好流动人口、社会组织等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此外，通州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将区内每个社区、村都划分成2至8个网格，年底前逐步实现对全区的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公安、城管、工商、市政市容、消防、卫生、文化等多个部门工作将逐一整合到网格中。
记者了解到，按照部署，通州网格划分以社区、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充分考虑辖区自然条件，本着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原则，以道路、街巷及其他易于辨认识别的标识为边界进行划分，将社区、村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社区、村划分成2至8个网格，公共区域也要划入相应网格，实现无缝衔接和全面覆盖。这些网格将覆盖通州全区，全区网格总量控制在2500个以内，为保持完整，空间设施不跨网格，所有网格将无缝对接、任务相当。各部门将在完成网格划分的基础上，绘制辖区网格地形图，以便对接信息地理系统。同时，通州区将建立三级平台、四级服务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即在区、街镇、社区三个层面搭建信息平台，在区、街镇、社区、网格四个层面开展服务，形成一网多纲若干格的立体工作架构。并逐步将公安、城管、工商、市政市容、消防、司法、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工作充实、整合到网格中，推动信息共享、工作协同，实现社会服务管理的政策集成、资源集聚、力量集合。
维稳效应
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朝阳区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已经启动，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流程再造、业务集成与合作治理方式建立的数字化、精细化、高效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是朝阳区在多年数字化城市管理基础上技术提升和业务扩展的产物，是提升朝阳区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朝阳区在社会服务管理专业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各类数据实行实时的量化统计、量化分析，实现空间管理的网格化。该系统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政府与社区、单位、市民的合作，政府与院校、企业的合作，政府与其他国内国际机构的合作，实现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克服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形成了全体社区居民和全体社区单位共同参与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包括十个模块，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经济动态、法律司法和党建工作，十个模块，总共3452个细类。
系统分析网格化管理方式可以看到，维稳成为网格北京管理方式下的一个重要目标。从这一角度来说，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工具，保障安全是重中之重。面对 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立交桥地区积水严重，许多车辆浸泡在水中无法行驶的情况，交通领域的维稳需求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虽然没有明确将其列入到网格管理的范围内，但其对维稳的需求与网格北京的维稳效应相吻合，同时也成为城市管理中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工程。
如何让智能交通诱导系统成功帮助行驶中的车辆了解路面信息，在突发情况面前能够做出及时预警和判断，成为北京市交通委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届时，物联网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也将成为技术领域的又一应用实例。
北京市交通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树森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中，一是要尽快完成对既有积水点监测设备和数据传输链路的检测，确保既有数据传输准确、稳定。二是要立即组织相关力量，研究在城市下凹式立交桥安装积水监测设备，并开发综合分析平台的工作方案，并以最快速度拿出初步的工作方案。三是要尽快对积水监测系统进行必要的改进，并率先选定试点区域进行积水监测系统以及交通诱导显示系统安装，以便该系统的全部投入使用。四是在京港澳高速选择深槽路段进行积水监测系统以及交通诱导显示系统试点安装，并尽快投入使用。五是加快进行城市道路调头阀的改造建设，并加快投入使用。支持配合市公安交管局、市首发集团做好城市道路施工工作。同时，按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推进安装积滞水监测系统及交通诱导显示系统。
社会框架 篇6
首都城市副中心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是经济社会多领域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建设需要现代系统方法论的指导，其中的整体优化原则、结构层次原则、开放创新原则也就成为设计和实施该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系统整体性思考是一种立足全局的战略思考，它在局部与整体的多维辨证关系中体现整体优化的特征。城市副中心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在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中完成的，但它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各管理部门与各社会领域资源的相加，而是涉及到权力、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优化配置，正是这种整体优化的谋略才使得城市副中心的网格化体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特征。
首先，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的设计并非是一场对现行体制的革命，而是在保持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强调进一步强化“条上”的行政管理责任和“块上”的属地管理责任。在全区范围内科学地划分网格是重要的基础工作，但从技术形式上来看，这项工作并非是体系建设的难点。在网格划分之后，问题的关键在于“网责”的落实和执行。因此，在总体性的谋划层面上，立足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实际，重点加强城乡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制定并严格遵守全区统一的入格标准，切实把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单位、人员、任务、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网格，建立“条块”有机联动，部门和属地齐抓共管的机制，形成完备的责任体系，建立并完善结案核查反馈机制，就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思考。
其次，网格化体系要以完善信息系统为基础，以整合相关信息资源为依托。在技术上，网格化是一种数字化管理模式，是依托信息网格技术建成的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系统搜集、整合、分析、汇总相关信息和诉求。这就要求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项目指标、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建立科学高效的社区、街镇、区三级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以整合后的信息系统为依托，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畅通诉求渠道，加强互动交流。定期对社会服务管理各类业务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同时加强对信息采集、更新和共享的科学管理。
从全局来看，它的系统设计也会结合通州区信息发展规划中的许多重点工程。如新城智能管理工程是确保“国际新城”城市功能高效、健康运行的基础工程，要求通州区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建设新城市政综合管理平台，普及基层数据“一表化”采集，实现对人口、市场、食品、卫生、生产、建筑、人防、应急等领域的精细化管理；打造包含规划、土地、房屋、交通道路、地下管线等城市要素的区级三维地理数字空间体系，实现与视频监控信息的整合；建立程序化、规范化、实时化、集成化、可视化的领导决策智能支撑系统，以通州信息大厦为载体，集成新城发展、经济运行、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类实时运行信息和分析数据。
另外，资源全面优化的目的是为了借助网格化体系提升综合管理执法机能。对于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平台的积极作用，采取集中办理、联合执法、综合整治等方法处理解决。众所周知，这样的效果只能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建设中体现出来。传统的管理模式由于固有体制的约束，只能做到“形合而神不和”，因而无法做到城乡社会服务管理的无缝隙对接和动态化常态化管理。所以，在网格化体系设计中要避免这些弊端，要在空间上实现全区域覆盖，时间上实现全天候服务，工作上实现无缝隙衔接，才能实现运行上的动态化管理，服务上的全方位加强，诉求上的立体化响应。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网格化体系是一种常态化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精细化社会服务的机制，它的正常运行需要健全的监督评估体系来保障。网格化体系的信息化优势为实行技术监督提供了技术基础，也为实时监控问题的发现、报送、分析、派遣、处置和反馈等情况提供了便利。事实上，根据信息系统自动记录的数据资料，就可以定期形成对街道、乡镇和有关部门的评价结果。只有制定科学的量化指标，形成动态的、社会公开的评价结果，并将指标纳入到党政领导班子的考核内容体系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反馈链条。
二、结构层次原则
系统论认为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而系统稳定性就得益于系统结构的自我稳定性和功能的自我调节能力。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要由过去的“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由“防范、控制型”向“人性化、服务型”的功能转变，就必须形成不同层次的新结构序列，才能达到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方式的目的。
（一）管理主体的结构层次性
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四部分组成，体现出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参与的特征。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社会管理格局中，这些管理主体在地位上是有层次性的，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这种层次性原则要求各个主体之间既有区分又有协同，避免了传统管理模式下的单主体运行。同样，在网格化体系的设计中，这种主体的层次性也应该体现出来。
首先，在区级层面的组织设计上，应尽快设立区网格办和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中心。在职位责任的界定上，区网格办负责加强对“三级平台、四级服务”的指导，并对网格化建设及运行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中心负责收集由街镇、社区和网格上报的各类急难险重事件，并结合属地和部门实际，根据条块权责对事件进行分拣部署，加强督办和反馈。对权责不清、争议性大的问题，提出办理建议提交区委、区政府进行研究。
其次，在区级以下层面的设计上：（1）街道（乡镇）党政“一把手”对辖区网格化管理工作负总责，党（工）委副书记具体负责对辖区网格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在各个街道（乡镇）及区属有关职能部门成立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分中心。城乡社区则成立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综合工作站，构建三级（区级、街镇、社区）平台、四级服务（区、街镇、社区、网格）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组织工作体系。（2）各社区（村）党组织书记、居（村）委会主任为辖区网格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两委班子每位成员要至少联系一个网格并兼任网格指导员，在社区（村级）层面积极处理和协调解决网格问题。（3）每个网格设置一名专职网格长，负责本网格内各类事件的发现、收集、上报、协调处理等工作。
nlc202309012125
总之，作为一种常态管理体系，区级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主体结构设计处于核心地位。在主体结构划定的基础上，解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结构问题，并使两条线可以在结构上有交叉，但功能上不能重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良好运转。
（二）系统平台的结构层次性
网格是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基本单元，但是它的功能是在整个网格化体系中实现的。具体而言，在系统结构的层次上，搭建区级、街镇、社区三级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平台，并在区级、街镇、社区、网格四个层面提供不同需求的服务与管理。显然，这是以把全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到一张社会管理网之中为基础的，也是在把所有的人、地、事、物、组织、资源等内容进网入格以后的结构化设计。
在结构的层次性上，区级平台、街道（乡镇）平台和社区（村）级平台的地位功能是不同的：在地位的层次关系上，社区平台是基础；街镇平台是中枢；区级平台是龙头。因此，实施中要充分发挥社区（村）级平台的基础作用，调动街道（乡镇）平台的中枢作用，加强区级平台的指挥和龙头作用。同样，在区级、街道（乡镇）级、社区（村）级和网格级的网络建设中也能看到这种服务与管理的层次性，这是有效实现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功能运转的基础。
（三）运行机制的层次性
在工作运行中，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要形成“信息采集、源头发现、任务分派、问题处置、核查反馈”于一体的系统闭环工作流程，构建“更清晰地掌握情况、更及时地发现问题、更迅速地处置问题、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运行机制。这主要包括：
信息采集更新机制：它要求以网格为单元，建立及时更新的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数据库，要做到有人负责本部门相关信息的搜集、核查和上报。
问题源头发现机制：问题发现的途径是多元的，可以通过网格巡查制度，及时发现核实并报告各类社会问题的源头隐患；可以广泛运用热线电话、短信平台、视频探头等多种手段，拓展发现问题的渠道。
任务协调处置机制：这是在发现问题以后，通过科学划分和评估的问题层次，按照不同职责范围上报到社区平台或街道（乡镇）分中心乃至区级中心，进行协调处置。
分层处理解决机制：对工作中反映、发现的问题，实行自下而上分层解决办法。网格内能够协调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在格内尽快解决，社区内能解决的不出社区，如果本层级解决不了，应该按照职责和权限，逐层向上一级报告解决。
综合管理执法机制：网格化体系实施的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应该充分发挥各级平台的积极作用，采取集中办理、联合执法、综合整治等方法处理解决。
总之，在技术结构上，网格化是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它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整合资源为手段，以优化服务为核心，以加强管理为重点，以建立起“精细化管理、个性化服务、社会化统筹、协调化推进、多元化参与、高效化运转”的工作机制为目标，从而逐渐形成与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通州特色的城乡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三、开放与创新原则
位于首都北京东部的通州，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它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信息交汇的中心地带，这种环境上的开放性既为现代化国际新城的加速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加大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社会管理服务的压力。但是，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必须适应和接纳这种开放性，并对这种开放性的影响因素做出前瞻性考量，才能体现出未来城市副中心发展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一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社区类型和性质的划分。如在国际新城建设过程中，今天被视为核心区建筑工地的网格，以后就会成为高档商务服务区的管理网格；在首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现在的农村社区也会变为城市社区；而今天的城市社区也会变为未来国际新城的国际社区，这样的变化都是开放性的，在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设计中必须关注这种适应性调整和创新性适应。
二要关注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的底层开放性。在健全的网格服务管理体系中，网格层面的自治、社会参与和社会共建的力度应该是逐渐增大的。一方面，要动员相关的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居（村）民代表、楼门院长及各类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与管理；另一方面，传统的职能部门、各街道乡镇，特别是社区（村）两委、社区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等工作力量下沉到网格，是在底层自治的过程中进行的。所以，在遵循基本原则、统一规范标准的基础上，要以开放的意识鼓励底层积极探索、以活动建团、以辖区共建单位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创新形式。
三是管理主体思维模式的开放性是系统主要的主观因素。首先，网格化管理要求领导干部要从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思维模式。领导干部要从立足新城国际社区、智慧城区、城市副中心等要求和标准转换思维模式，不断适应和推动网格化管理的开展和实施。其次，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信息化手段是管理与服务的技术工具，领导干部不能建网而不见人，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发挥信息化优势，借助虚拟手段，达到现实中的工作效果，领导干部要尽快转变工作思维模式，尽快塑造形象，做社区型干部，并将工作业绩真正体现到干部任用工作中来。
总之，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社会服务管理精细化，解决传统社会机制遗留问题、破解当前社会建设问题和许多难点问题的重要模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在加大调研力度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了解和掌握其中的薄弱环节，摸清先行先试工作的真实情况，才能在逐渐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的基础上逐渐体现城市副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赵静）
社会框架 篇7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 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 (Eugen V.B觟hm-Bawerk) 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 (Karl Marx) 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 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 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 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P.Bourdieu) 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 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S.Coleman) 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 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 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 (卜长莉, 2005)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 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 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 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但从正面来讲, 这种网络 (或资源)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 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 是与规范的组织 (团体) 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 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 (互惠) 、参与、共享等。
目前,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 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 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 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 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 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 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 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 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 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 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 这不仅将贫困与低 (货币) 收入相联系, 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 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 (Rowntree) 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 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 提出了“初级贫困” (即绝对贫困) 的概念, 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 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 (朗特里, 1901) , 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 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 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 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 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 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 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 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 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 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 (Human Poverty) 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 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 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 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 (经济角度) 拓展到了多元维度 (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 , 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 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 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 《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 加入了能力因素, 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 加进了“脆弱性” (Vulnerability) 的涵义, 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 ”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 (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 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Sen) 。森关于可行能力 (capability) ———贫困视角的提出, 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 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 (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 、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 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 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 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 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 (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 即收入) , 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 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 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 CDP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 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 。应该说, 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 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 但仍有其不足, 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 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 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 (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因此, 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 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 还包含边缘性贫困, 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 (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 , 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 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 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二、从发展角度看“资本”概念的演进:物质资本 (技术资本)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 人们对资本这个通过一定的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资源有着不断深入、递进的认识过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 (自然资源) , 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 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后来发现仅仅从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其所获得的回报, 于是, 人们开始关注技术, 并且较为看重人力资源开发, 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 指出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受教育程度, 乃至身体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追加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回报, 但局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释所获取的全部回报;因此, 再到后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 (组织) 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 在行动中还可以借助与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 以获得更多利益回报及其便利, 并可能节省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因而以网络、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仍然能够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回报, 体现出资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构成资本, 是因为它能替代某些资源, 也就是说, 它能节省没有它而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尽管人们在获取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会因人而异, 然而这些资源一旦以资本形式存在都会以“义务———期望”的社会逻辑发挥“赊欠———回报”的投资机制作用。而这种投资的特征在于, 一是体现在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二是它能够给社会资本拥有者带来增殖, 是无形资产 (这里所谓的“增殖”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看, 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 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 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由此可见, 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 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 (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 , 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 (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 , 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 和文化资本 (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元素) , 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 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 而这种认识也为人们探讨反贫困的路径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质资本 (技术资本)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反贫困功能
通过前文对贫困认知的简单回顾, 可以发现, 从资本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维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出发, 来解读和治理贫困问题是适当而必要的。
1、物质资本维度
无偿或低偿地赋予贫困者以一定的物质资本 (包括技术资本) , 为这些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这也正是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为有劳动力的穷人建立“资产账户”的意义。由于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他们逐渐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自立意识, 并且逐渐习惯了现有的状况。如果仅仅将这些人群纳入低保的范围, 就很难打破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 从而也谈不上使他们跳出贫困的陷阱了。使贫困人群拥有物质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 它可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心态, 树立起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强的信念;另一方面, 一定的物质资本赋予贫困者一个较为平等的创业起点, 保证了已脱贫者拥有持续脱贫的潜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 不至于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再次陷入贫困。
2、人力资本维度
对贫困者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贫困策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 (Theodore W.Schultz) 就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贫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 因此人的素质的改进对于反贫困战略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 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开发性投入 (货币、资本或实物) , 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 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为劳动能力提高、劳动产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投资行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是多方面的, 关于这些, 舒尔茨等人提出了通过教育支出、职业培训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支出、保健营养支出等, 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投资要素。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 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 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 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 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 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3、社会资本维度
虽然业已存在的种种论据表明社会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恰好也是贫困产生和反贫困困难的原因所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 (格鲁特厄特, 1996) 。组织和制度可以为特定的贫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平台, 进而推动了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进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 信息的获得渠道较少, 对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缺乏判断能力, 对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 (即使知道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金的缺乏而放弃) 。相关社会资本的构建将有助于向贫困人口传播充分和正确的信息, 整合扶贫资源, 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 从而推动其脱贫进程。
其实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 即社会网络资本。通过它人们可以减少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 社会资本的意义体现在:它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 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 这样也就相当于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社会资本发挥保障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 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与非营利机构 (主要指民间组织) 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涉及的领域。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的, 如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保障作用, 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提供给需求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物质保障作用, 社会资源的转借起到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也正是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斗争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研究 篇8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化,概念框架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时期。研究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 是高校学生工作者们面对的共同课题。而准确掌握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是研究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基本前提。从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界定、内容、特点、影响因素、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学生社会化的实现模式等方面研究了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
1 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界定
社会化是众多学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社会化是阐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化概念, 一般是指人的社会化。在国内外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中, 社会学家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社会化研究属于狭义研究, 即主要以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人们对于社会化问题的研究范围开始扩大, 出现了广义社会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学派直接推动了这一研究。20世纪60年以后, 社会学家普遍接受了广义社会化的概念, 即社会化不仅研究童年期的问题, 还包括一切角色学习在内的社会化;社会化被认为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 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 理解和认同社会规范和制度, 培养自己的社会角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成为能够履行一定社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
大学生的社会化只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过程,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进行理解。从个性发展角度, 它是指大学生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文化角度, 它是指大学生接受时代积累的文化遗产, 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过程;从社会结构角度, 它是指角色学习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领悟并遵从社会对这一地位的角色期待, 并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等等。综合上述, 我们可以把大学生社会化界定为: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社会化的基础上, 以校园文化为依托, 通过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 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从而使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大学生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2 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
一般而言, 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社会化, 是指接受现存政治体制, 以政治规范约束个体行为, 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内在一致。主要包括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内政外交的态度、对社会发展的理想等。政治社会化表现为个体学习、掌握既有规范以适应政治要求的顺应性过程。二是道德社会化, 是指在社会和教育的影响下, 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逐步内化, 成为个人的道德品质, 使大学生形成文明的举止和良好的个人品德, 从而形成合乎社会道德标准的道德信念的过程, 它的发展与人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世界观社会化。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将要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 大学教育则对其世界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是法律社会化, 是指使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 形成法制观念, 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五是性别社会化。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两性世界。因此, 性别意识、性别任务、性别角色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大学生们的体验范围和认知范围。六是知识能力社会化, 就是要努力学习知识, 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 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专业知识框架, 培养从事各种工作的能力,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七是职业意识社会化。当今社会, 大学生与职业之间的双向选择法则得到广泛运用, 但缺乏就业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是当今大学生的突出现象。职业竞争意识的缺乏说明了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的滞后。八是大学生经济社会化, 是指大学生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 通过一系列的认识、学习和实践活动, 掌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行为规范的过程。九是大学生生态观念社会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因此, 大学生必须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
3 当代大学生社会化的特点
可塑性。大学生作为高文化层次的思想活跃的青年群体, 他们的社会化比一般青年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因为他们的身心发展还未完全成熟, 很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所以, 可塑性则成为其社会化进程的重要特点。
广泛性。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黄金时代, 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而且大学生活动量大, 兴趣广泛, 人际交往频繁。这种广泛性的活动, 必然使得大学生社会化过程呈现出广泛性的特点。
主动性。大学生群体具有独立思维的基础、具有敢于思考的品质, 因此他们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接受社会现象和观念, 而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为标准, 从自我理想和自我需要出发去衡量并有选择地学习和接受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技能, 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个体性。传统的大学生社会化强调的是学生的共性发展, 忽视了个性的塑造。当代大学生社会化适应现代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 重视学生的个性完善, 注重个性与自我发展的统一, 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互动性。大学生既是社会化的对象, 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社会的各种作用和影响, 但已经比较成熟的他们, 可以有条件地发挥主动精神, 不但自我管理, 还可以起到“化”社会的作用, 以自己行为去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和改造社会。这就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产生的互动。
实践性。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生成才的必然途径。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 使现实社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这就迫使大学生只有参加实践, 使自己的知识得到践行, 才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才能顺利成才。
4 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大学生社会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先天决定的遗传因素, 还是后天面临的社会基础, 实践活动, 对大学生的社会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 遗传因素是生来就已经决定的, 无法以人的意志来改变的事实。所谓社会基础, 是指影响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全部社会环境。它包括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等。
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一直都在受家庭的影响。在大学生社会化的全部过程中, 家庭的影响始终存在。
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在学校中形成的。学校是大学生社会化的正式组织, 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正规性的特点, 在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辈群体指处于某一年龄阶段或年龄组的人所组成的人群集合体。同辈群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俗话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主要包括同学、室友和社团成员。由于大学生与同辈群体朝夕相处, 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近的生活经历, 有着同样的烦恼和需求, 他们在频繁的互动中相互影响, 尤其在具体的行为上, 更是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
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介是社会化的实施对象, 是影响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主体对人们, 特别是大学生人群的社会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5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三大类情况:社会化不足;过度社会化;虚拟 (假) 社会化。
社会化不足表现在缺乏自我认知能力、耐挫折能力较差、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心理素质脆弱、职业准备不足等方面。
过度社会化是指社会化任务的完成在量上或质上过了社会成员心理和生理年龄承受的程度, 从而出现了不利于该社会成员长远发展的后果。当前大学生过度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个人感情生活过度社会化;盲目追求金钱, 过分热衷关系;片面强调社会行为知识的学习和体验, 热衷交际, 阔谈享受, 不思进取;学习目的的功利化倾向, 等等。
虚拟 (假) 社会化是指在大众媒介, 尤其是计算机网络中进行的社会化。大学生对网络对于传统社会价值的冲击造成的虚拟现象的认同, 代替了对社会现实和规范的认同, 由此产生了“虚拟社会化”。它具有以下特征:施化者的虚拟性;社会化过程的双向性;行为方式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社会化脱节;个体化的社会化内容。虚拟社会化与真实社会化的断裂造成了大学生角色认同的危机。
6 大学生社会化的实现模式
转变观念, 加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化的教育。大学生社会化教育是指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主动、系统研究时代和社会的规律, 并引导学生把其纳入个人的自我成才体系, 从而保证高校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因此, 家庭、社会、高校、学生本人都应该积极转变观念, 四者协调统一, 营造教育和受教育的良好氛围, 加强大学生的社会化教育。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德育课程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青年学生头脑, 帮助大学生树立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完善的健康的人格, 使之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大学生社会化教育中, 要充分调动大学生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
强化宿舍文化建设的功能。宿舍是大学生生活的基本单位, 也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宿舍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 会在学生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指导的作用, 给学生带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对其精神面貌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营造团结、文明、友爱、积极向上的宿舍文化环境, 加强以审美文化、思想道德文化、人际交往文化、行为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宿舍文化建设, 是加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学校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 应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主导作用。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书、育人。学校的社会化教育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的, 带有半强制性, 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所以, 必须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的社会化功能,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
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培养人、教育人的一种活动, 是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社会实践就是让大学生走出校园, 了解社会, 了解人生, 既获得知识, 又培养能力, 并在社会大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自觉地进行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准备, 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投身社会改革和建设作好准备。社会实践具有开放、具体、多渠道的特点, 打破了单一、平面、封闭的教育方式, 因此,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社会化必不可少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童心刚, 成祖松.大学生社会化的实现模式[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2]杨延林.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研究[J].决策探索, 2005 (7) .
[3]王连喜等.大学生社会化内容浅析[J].安康师专学报, 2005 (3) .
[4]王静.大学生社会化问题新探析[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 .
[5]沈敏敏.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几点思考[J].科技资讯, 2007 (10) .
[6]马艳萍.论大学生社会化的基本途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 (9) .
[7]李淑霞.对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社会框架 篇9
1 管理会计框架中的社会责任
1.1 社会责任的影响
现阶段在社会责任观念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理念中时,对一个发展中的企业来说,之前的管理会计框架也在受着极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责任改变了企业的一些变量,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的。随着社会责任观念的不断发展,内部员工的人权、道德、环境等变量也都会对管理会计产生较大的冲击,像企业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就会导致全球温度变暖,这就是每一个企业都避免不了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责任风险的重要性有了很大的提升。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就一定要从管理框架的角度对企业的一些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最好是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点问题来探讨,这样就能够逐渐将传统的治理结构取缔。
1.2 社会责任投资治理
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企业的向前发展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当企业在想到社会责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证企业是建立在始终盈利的基础上,而社会责任这一框架的形成都是与企业的工作人员、消费者等等与企业利益相关的人员构成的,也就是说只有保证这些利益人之间的管理平衡,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他的经济利益,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这也是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之后奠定的核心基础。社会责任除了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以外,还能够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这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以社会责任伦理观为基础的框架重构
2.1 重构导向
我们将企业管理会计分为诊断、道德行为、相互作用和信念四个方面。此次以伦理观为基础,对管理会计框架进行了完善和更新,其目的就是将管理会计的工具和社会责任融合起来。伦理理念包括预防伦理和积极伦理两方面内容。预防伦理主要是以道德和法律为准绳,将社会责任中的一些特征充分的体现出来;而积极理念则是以经济和贡献为基础,主要是以援助活动的形式来保证企业健康发展。这两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管理控制与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区分,企业也可以根据这一准则来进行管理。我们还可以将社会责任充分的融入到管理控制系统中,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信念责任
从信念控制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会发现,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还需要重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企业的基本方针要得到充分的落实;第二个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第三个就是企业社会贡献的范围一定要得到充分的扩充。我们可以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部门,这一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止企业出现诈骗,让企业的发展方向与社会的实际状况紧密的结合起来,以社会责任的标准来定义企业发展的趋势,并在企业中制定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评价体系。除此之外,还要明确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之间的联系,大部分的企业都是运用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表一是2012年———2015年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与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对比。
由表一可以看出,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企业要以社会责任伦理观为主要基础,改善管理会计框架非常有现实意义。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所以企业需要找到更好的、更合适的管理会计工作,让企业的运转负荷能够再降低一些,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2.3 进一步开发服务社会的产品
企业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就需要以社会贡献为基础,不断完善新产品的看法。除了要考虑产品投资的回收效率,还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考虑成本问题,因此信念控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3 结语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风险,不能将其单纯的作为企业发展的阻碍,需要将风险当成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动力,这种风险意识的树立能够很好地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管理会计体系,这也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随着社会市场的不断变化,企业的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怎样更好更快的发展企业,这就需要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管理会计的运用也能够极大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需要以社会责任为根基,而此次对管理会计框架进行重构的目的也是为了多角度的达到企业的最终目的--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摘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中必须要承担的义务之一,社会责任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一个企业对当前自身以及社会的一种认知,更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企业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定,因此人们逐渐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研究上,而对当前企业的管理会计框架进行完善就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和手段。
关键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管理会计,伦理观,框架
参考文献
[1]徐艳梅,陈小文.生态组织视角下的企业责任[C]//首届亚洲质量网大会暨亚洲质量研讨会——首届中国质量学术论坛论文集(第二卷).2013.
[2]张文涛,刘刚.企业管理最新趋势跟踪研究报告[G]//"2014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资料汇编.2014.
[3]张彦宁.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创新创业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立新功——在2014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的讲话[C]//2014年全国企业家活动大会论文集,2004.
[4]本刊编辑部.SA8000体系认证制度简介[C]//湖北省罐头工厂代号考评工作专题会议论文集.2014.
[5]何莎莎,何酉宁.企业教育捐赠的公益行为分析[C]//2014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论文(二).2014.
[6]刘大洪,廖建求.论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和谐机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拷问之下[C]//城市经济与微区位研究——全国城市经济地理与微区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7]王妍.论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社会责任[C]//城市经济与微区位研究——全国城市经济地理与微区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8]姜明.论出版企业的双重责任[C]//出版转制与编辑工作——中国编辑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14.
[9]胡道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保障员工的可行能力[C]//中韩伦理学讨论会国内学者论文集.2015.
社会框架 篇10
在这种决策情境中,“理性人”的假设是不适用的——当决策者选择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选项时,决策者只是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并未考虑对方的利益。但是有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偏好的决策中,决策者的行为并不遵从“理性人”假设,有65%的决策者选择了亲社会性的选项,实现了自我和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研究结果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证实(Balliet&Joireman,2009)。
对社会偏好的研究与狭义自我利益假设并不一致,甚至更加复杂。本文首先回顾了社会偏好理论框架的发展。然后总结了已有社会偏好的测量方法及其优缺点,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1 社会价值取向的框架
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社会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探究决策者在博弈中的不同行为表现的框架(Liebrand,1984)。如果在一个坐标系中,横坐标代表决策者的收益,纵坐标代表另一个人的收益。尽管会有无限种不同组合的结果,但是当以(50,50)为圆心,50为半径划圆,圆与横纵坐标的交点及交点与交点的中间点此8个坐标更能清晰地说明决策者与他人关联利益的组合结果。例如,在x=100,y=50的点表示决策者的利益最大化,即表示他的社会价值取向是自我中心主义;而在x=85,y=85的点表示联合收益最大化,就表示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亲社会性的(Liebrand,1984)。
确定个体在关联收益分配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决策者在分配博弈中的行为表现。分配博弈通常用来区分社会偏好和策略倾向。在分配博弈中,决策者不仅仅要求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进行决策,而且要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的分配。分配博弈在研究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中被大量使用(Van Lange,1997)。独裁者博弈就是一种分配博弈。目前有多种方法用来测量社会价值取向,包括9点三优势量表(Van Lange,1997)、利他量表和效用测验等。
2 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
本部分主要概述测量个体对资源分配偏好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主要有5个标准,前2个是心理测验问卷最常用的标准,即信度和效度。每种方法只报告相关的预测效度、一致性效度和再测效度。第3个标准即能否区分社会价值取向和策略倾向。第4个标准是在使用过程中能否有效地进行大规模测量。最后一个是此量表相对于其他量表的优势。
2.1 利他量表
利他量表最初由Sawyer设计用于测量决策者对自我和他人的利益的关注程度(Sawyer,1966)。在Sawyer的量表中,使用联合收益测量的方法估计决策者对他人利益关注的权重(w)。计算决策者利他程度的一个标准就是自我和他人共同利益结果的组合的偏好排列等级。实验中,要求被试想象与另一个学生一起参加研讨会,并且在研讨会结束后获得教授的等级评分(A,B,C)。然后要求被试对自己和另一个学生的表现分别进行九点评分。利他的指标a可以表示为:
当决策者更关注他人的利益时,就会分配给他人得到A等级选项较高的分数,而分配给他人得到C等级的结果较低的分数。在这个例子中,当a为正数时,表明亲社会取向;当a为负数时,就表明竞争取向;当a等于零时,就表明个体主义取向。Sawyer认为,w的取值范围从-1~1连续变化,表示完全竞争取向(w=-1)到个体主义取向(w=0)再到完全亲社会取向(w=1)。
利他量表是早期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积极的探索,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1)分配矩阵的计算比较复杂,经不起比较研究的检验;(2)被试者可能并不能准确地估计分配给另一个人的等级,从而可能出现有偏差的数据;(3)量表不能区别联合收益最大化的亲社会动机和不公平厌恶。
Sawyer报告的利他量表的信效度都比较低(Sawyer,1966)。直接量表测验和用等级排列法之间的相关仅仅是0.32.Sawyer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任务复杂程度的差异和在等级排列量表中等级维度比较多。
2.2 九点三优势测验
三优势量表由Kuhlman和Marshello首次用来测量分配博弈中的社会偏好(Messick&Mc Clintock,1968)。在九点三优势测验中,每道题都会出现亲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主义价值取向和竞争取向。九点三优势量表的最后得分就是数量最多的取向的数量。如果某个决策者选择了6个或更多亲社会价值取向的选项,表明此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就属于亲社会价值取向;当选择的数量少于6个时,此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类型就不能确定。
尽管九点三优势测量是使用最普遍的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有:(1)九点三优势量表只能把被试者分为三种社会价值取向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并不能提供别的信息;(2)三优势量表并不能区分联合收益最大化和不公平厌恶;(3)九点三优势量表测量的是被试的首要偏好,被试的次要偏好无法测量。鉴于以上的优势,九点三优势量表被认为是测量社会价值取向最高效、简单的方法。
九点三优势量表的再测效度较高,在两次重复测验中,大约70%~75%被试者的社会价值趋向相同(Murphy,2011)。
2.3 效应测验
效应是对某个决策者对于在决策中的收益回报的主观估计(Thurstone,1931)。收益回报不仅仅指具体的金钱或者其他有形资源,也指一些抽象的资源的收益的衡量。决策者对于收益的主观估计取决于不同回报所涉及到的其他因素。在Thurstone的研究中,被试者需要比较两组不同的物品,例如2顶帽子、4双鞋或3顶帽子、X双鞋,X根据实验中的情况发生变化(Thurstone,1931)。
社会偏好中的联合结果被看作是捆绑的结果,即决策者的决策要考虑自我和他人的共同受益。而在具体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个体差异是因为每个个体赋予效用的主观值不同,并且对关联结果作出不同的主观判断。
在心理学中,Wyer使用联合效用来估计博弈过程中决策者的选择行为(Wyer,1969)。他把对于结果的偏好转换成效应。Wyer在1973年提出了效用的一般线性模型:
u(PS,PO)=(I·w1·PS)+[(1-I)·w2·PS]+(w3·PO).(2)式(2)中:PS为自我收益;PO代表他人的收益;w1,w2,w3为自我和他人收益分别的权重;I为指标函数。
当PS>0时,I=1;当PS≤1时,I=0.在实验中,Wyer使用21点量表测量被试者对自我和他人收益的权衡。实验中,研究者问被试者他们给自己2分给另一个人-3分的意愿程度。量表的变化范围为-10~10.得到的结果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被试者对自我的收益和他人的收益权衡的程度。对自我和他人的利益的分配表示被试者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异。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者的w1和w3的值均为正,并且近似相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w1是正的,并且很大,而w3的值为0;竞争价值取向的w1是正的,而w3的值则是负的。
使用效用函数来估计社会偏好的方法主要是建立简单的模型来估计决策者对自我和他人收益的权衡(Loewenstein,1989)。因此,此模型并不能预先知道某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是通过建模推测出最佳的自我/他人收益权衡的参数。
效应测验同样存在缺陷。首先,在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函数计算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因此,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无法同时进行比较。第二,在效应测量中,决策者并不进行选择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权衡不同自我/他人收益的组合。
因为效应测验并不局限于测量社会偏好,而是只是一种测量方法,因此它的信效度的检验比较复杂。
3 讨论
社会价值取向是社会和行为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本文详细地论述了相关研究中所用到的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包括社会价值取向概念的结构及其发展以及各种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社会价值取向对于更好地研究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决策者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在真实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最终的决策更具有亲社会性。尽管假设越简单对于模型的发展越有利,但是对于人们真实社会偏好和动机的描述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模型的发展。理论模型越注重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细节,就越能提供丰富的数据,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动机的发展规律。
社会偏好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结构的概念,并且能够用多种方法进行测量。在社会学、认知、行为学领域,研究者们都对社会偏好有着极大的兴趣。目前来看,九点三优势测验是使用最广泛的测量社会偏好的方法,但是测量表只是提供了亲社会价值取向、自我主义价值取向两种分类的相关信息。九点三优势量表阻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并且使用此量表时,我们对决策者在某个情境中的收益权衡的大小不得而知。
决策者的效用不仅仅受自我收益的影响,而且受他人收益的影响的观点由来已久。Edgeworth在1881年提出此观点,并且大量地研究验证了社会偏好的重要性以及狭义自我收益论的局限性(Kanagaretnam,2009)。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使用有效的方法测量决策者的效用,用扩展社会决策的理论确定真实情景中人们的社会偏好的能动性。
摘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偏好的概念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社会偏好的测量,不同的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这为后继研究者获取一致的研究方法带来极大的不便。首先回顾了社会价值取向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然后系统回顾了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相关量表及其适用条件和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社会价值取向,理论框架,测量工具,社会偏好
参考文献
[1]Griesinger D.W.,Livingston J.W..Toward a model of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 in experimental games.Behavioral Science,1973(18).
[2]Homans,G..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New York,NY:Harcourt,Brace&World,1961.
[3]Lewin K..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New York,NY:Mc Graw-Hill,1936.
[4]Loewenstein G.,Bazerman M.,Thompson L..Social utility and decision-making in interpersonal contex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
[5]Luce R.D.,Raiffa H..Games and decisions: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survey.New York,NY:Wiley,1957.
[6]Mc Clintock C.G..Social motivation:A set of propositions.Behavioral Science,1972(17).
[7]Messick,D.,Sentis K..Estimating social and nonsocial utility functions from ordinal data.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85(15).
[8]Murphy R.O.,Ackermann K.A.,Handgraaf M.J.J..Measuring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2011(6).
[9]Roch S.,Samuelson C..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in resource dilemma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7(70).
[10]Thibaut J.,Kelley H..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New York,NY:Wiley,1959.
社会框架 篇11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保障机制是民生问题的第一层面, 也是民众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 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问题, 社会养老保险则是社会保障机制重中之重的内容。养老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问题, 随着中国老龄化浪潮的逐步加剧和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收不抵支情况浮出水面, “未富先老”给中国养老金支付带来巨大压力, 近年来,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了相当的规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分别从1998年的1459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6310亿元, 每年递增在20%以上。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因此倍受民众的关注。
二、研究现状和现实问题
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到2012年, 我国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将开展绩效审计,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必不可少。”因此, 社会养老保险绩效审计要建立一套具有理论依据和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审计工作的难点和重点。然而, 我国审计机关目前对养老保险审计仍然采用传统的财政财务审计思路, 重点审计有关缴费单位和个人是否按时缴费、历年欠费的缴纳情况、养老保险基金是否存在违规挤占挪用情况、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是否及时到位等情况, 而没有从政策上、制度上、管理上系统地研究问题, 维护社保资金的安全完整, 提高养老保险绩效审计的效率与完整, 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空缺, 本文将政府绩效审计和平衡计分卡的理念引入养老保险基金审计领域。并就理论界有关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构建基于预算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绩效评价思路。
从养老保险目前绩效审计的目标来看, 可以总括为“在确保养老保险项目实施合规性的基础上, 实现养老保险的高效和使养老金发放达到全覆盖的效果, 并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施控制”。目前的研究为两个方向。
(一) 根据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 按照取值基础不同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历史标准、经验标准等四个类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宋生良和朱英梅, 2007) 。
(二) 将政府绩效审计引入养老保险基金审计领域, 并就理论界有关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构建基于预算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理论框架和养老保险基金绩效评价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评价 (吴叶青, 2010) 。
但从研究理论来看, 尚未建立起一套针对养老保险各个关键环节的完善绩效评价方案,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潜在风险等情况没有能够有效的纳入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当中。因此, 笔者针对目前紧需解决的问题结合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特点, 利用平衡计分卡原理对养老保险绩效放评价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理论分析
绩效审计是对照统一标准, 按照一定程序, 采用特定方法, 通过定量和定性多角度对比分析, 对项目在一定时期内的效益和业绩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价。其评价标准是对养老保险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尺度, 是评价养老保险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依据, 同时也是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的重要依据。因此笔者认为, 在设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 多元化原则。
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以合规与效益为主线, 兼顾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定量与定性指标、短期与长期指标、结果与业务指标等, 实现对养老金保险绩效的全面考核。
(二) 系统性原则。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去考量筛选评价指标, 都要从大局出发, 以绩效评价的目标来选取相应的指标并加以系统化, 有利于促进规范养老金保险基金的全过程, 有利于被考评者自觉从指标约束的各层次实施政策, 有利于考评者全方位考查基金实施效果。
要贯彻这两条原则, 则需要利用平衡计分卡这一工具, 以平衡计分卡作为基本的框架, 可以促使将养老金实施效果体现在财务、社会 (市场) 、内部管理、学习这四个维度上, 综合出财务结果与非财务结果、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之间的协调。
四、指标体系的设计
设计评价指标, 应当是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结合的双重评价, 也应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的整体, 对于经济效益的评价, 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 而对于社会效益, 则倾向于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综合评价遵循的原则, 在设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时, 笔者以建立以平衡计分卡为框架的考评体系, 预期目标尽可能按刘家义审计长提出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人们共同认知或约定的标准”进行确定, 主要在以下四个维度进一步设置关键绩效指标。
财务方面:可以将经济性指标嵌入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评价中, 来反映基金财务运作的状况, 主要是包括基金获得经济性、基金使用经济性、基金管理经济性。获得经济性是指是否能以最小成本收取基金, 包括的指标有资金拨付率、管理费用率等。使用经济性是指能否以较低成本完成或实现基金有效管理, 考核指标有投资收益率等。管理经济性是指能否以总支出最小化的理财观念来管理基金资源, 包括管理费用节约率等。三者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衡量基金资金管理的绩效情况。
社会方面:养老保险基金绩效的好与坏能在社会反应上显现出来, 因此可以通过效率性指标和效果性指标来约束、激励和考评基金管理部门的行为。效率性指标主要反映基金是否体现了成本效益原则, 通过计划执行效率性和实际执行效率性两方面进行评判。效果性原则指标主要是考察基金管理系统的运作是否健全、机制方面能否保障运作的正常开展。
内部环境方面: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内部环境的考评实际上是对基金管理及每个流程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费用控制等的过程评价和公平效果的评价。指标考评上有养老金执行性和养老金保障性等两方面, 其中养老金保障性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进行考评。
学习与成长方面: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人员往往是关键到基金收支、管理、投资运营的效率和效果, 是工作质量好坏的关键资源, 这也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既定目标能否顺利完成。因此在这个维度, 可以选择服务满意度、人员培训达标率等指标来考评薪酬制度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效果。
具体指标设计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