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与机（精选7篇）
危与机 篇1
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制造”未能幸免于难。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国制造”该如何把握?“之前, 中国的制造业速度有余而高度不足。我们的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低端位置, 过去几年没有明显的改善。”日前, 在“中国制造·中国速度全国行”搜狐2008大型年度报道总结论坛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此次金融海啸,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逢的好机会。短期是‘危’, 但中长期肯定是‘机’。”
“金融危机对工程机械装备行业是个严峻的考验, 但也是使工程机械国际化的良好契机。”徐工集团副总经理、徐工重型总经理张玉纯表示, “面对严峻的形势, 徐工集团已经做好下一步打算。第一, 继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第二, 加快实现三个方向的产业拓展。一是向产业链上游快速拓展。二是快速推进挖掘机、重卡、高空作业平台等产业线的裂变。三是利用产业的关联效应和协同效应, 向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领域拓展。第三, 坚定国际化发展方向不动摇。”
海信集团常务副总裁郭庆存说:“应对危机, 海信会继续执行既定的两条战略:一是技术立企, 二是稳健经营。海信不仅要做高端产品, 还要做产业高端。这样抗击打、抗风险的能力相对会强一些。”
“冲击是早晚要来的。轻纺行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25年, 其中至少有五六轮的大洗牌。”雅戈尔集团副总裁、雅戈尔服饰总经理陈志高表示, “最困难的时候应该2009年上半年。现在很多企业还能扛得过去, 因为前几年良好的业绩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积累。但是, 服装企业要长久生存必须强化产品品牌和产品设计。”
“我们要感谢金融危机。”宇通集团营销公司副总经理赵焱表示, “对于客车行业来说, 这个冬天很冷, 但是整个行业和宇通客车一定能够走得过去。2009年宇通不会进行裁员。”
“每个企业都应该理性地看待这场金融危机, 在2009年和2010年要注意应对现金流的问题, 包括成本的控制和供应链的控制两个层面。在不明朗的情况下, 不能随便抄底, 而应该保证资金的安全。”赵焱说。
“我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 会是一个U型的走势, 也希望它是一个U型走势。在U形底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 会逼着企业去创新, 做品牌、做管理、做渠道、做产品质量、做研发等。待创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市场就会开始回升。对制造业来说也一定会出现凤凰涅槃。”张文魁最后总结道。
危与机 篇2
2013-07-12 22:28 作者：王菲菲 王学涛 胡靖国 周润健 来源：半月谈网 编辑：梁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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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后沟古村比城市多了一份清凉和静谧。在这个被黄土山坡环绕的村庄里，大多数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社火、庙会、祭祀等风俗延续千年。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千年古槐树下乘凉，耳边传来鸡鸣犬吠之声„„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像后沟这样的村落众多。它们如同社会的基因一般，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信仰。然而，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却在日渐凋零，建筑坍塌、民俗淡化，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在岁月沧桑中守望着那份古朴与宁静。
古村哀鸣，人走屋塌
“古村哀鸣，我闻其声。巨木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令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发出如此呼声的是位于山西晋城泽州的洞八岭村。
这是一座房屋上下畅通、户户贯通、院院连通的古村落，具有全民防御特色和完整的排水系统。据全球谢氏联谊总会名誉会长谢小品介绍，洞八岭村是谢氏源头，是周宣王为其元舅申伯（谢姓始祖）分封建造的古谢城“活化石”。
然而，现在的洞八岭村却一片萧条，年轻人都搬了出去，只有寥寥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村里。由于没有人居住，村里55%的建筑物已然倒塌，坍塌的墙体、椽檐、门匾触目惊心。
同样的遭遇也出现在山西宁武的王化沟村。这个村子有着独特的居住形态，村民把房子建在半山腰的悬崖绝壁上，整个村子面向峡谷，房前只有一条走廊，仿佛“天上人家”，因此有着中国“悬空村”之称。
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王化沟村经历了明显的“瘦身”。常住人口最多的时候能达到140多人，但目前村里只有20多人。“三个儿子都出去打工在外结了婚，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待上几天。再过几年，村里的老人过世了，就没人了。”63岁的村民王虎生伤感地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和现代人居需求发生冲突，村落的原始性、文化性正在逐步瓦解，濒临消亡。”山西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霍耀中说，传统村落的消失或破坏，毁掉的不仅仅是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丰富传统民俗：从宗族谱系到祭祀礼仪，从婚丧嫁娶到饮食服饰，从乡规民约到节庆民俗，不一而足。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被誉为中华民族的DNA。“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自然村，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多年来，冯骥才一直为传统村落的保护而奔走呼吁。他介绍，目前全国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还剩下两三千座，而在2005年这个数字是约5000个。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表示，当前古村落的保护很困难，因为它不是文物，而是依然活着的古老社区，如今它正在发生飞速的量减质变。正因如此，也有学者感叹，保护一个古村落比保护故宫还难。
另一种担忧：商业利用与保护如何平衡
事实上，传统村落的巨大价值正日渐被人们知晓和重视。许多地方也在探索多种保护模式，但与商用旅游等挂钩似乎成为一种普遍性选择。
山西省晋城市皇城村位于太行、王屋两山之间的沁河岸畔，是清代名相陈廷敬故里。走上这里的标志性建筑——百尺山河楼，眼下一边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鳞次栉比、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另一边则是崭新的别墅式小洋楼。
国家5Ａ级旅游景区皇城相府以这里的古建筑群为载体，较完整地保留了原貌。原来居住在村里的村民则被迁出，在附近建了新村。据介绍，皇城相府属于对传统村落博物馆式的展示，很多村民都可以回古村工作，对皇城相府的记忆和感情得以保留，与村落的关系也不会断绝。
然而，没有人居住的古村落还有“魂”吗？
后沟古村在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之后，也开始了它的商业利用之路。山西一家民营企业持60%多的股份，榆次区政府和后沟古村分别持股20%多和10%多。要想进入这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村子，首先要买40元的门票。村子很整洁，没有其他农村随处可见的垃圾和牲畜粪便。为了增添村子的古风，这里新建了豆腐坊、酒坊、香油坊和老醋坊等古作坊。
虽然这里大部分村民仍以种地为生，但也有人经营起了农家乐。“一年能挣两万多，比种地强多了。不少在外面打工的人也纷纷回来了。”一位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为了吸引游客，后沟古村打算继续增设新的景点。“如果不搞旅游开发，没有钱，怎么保护？”村支书张春贵说。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更多新建景点是否会破坏村子的古风古貌？
“商业利用可以改善村民生活，吸引外出打工村民回流，商业资金也可对古村落建筑进行维护。”霍耀中说，“然而，这只是一种短暂的模式，只是保护了‘壳’，却没有了‘核’。商业利用只是将古村落当成一种产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古村落的文化进行保护。”
更何况，有的传统村落过度开发，变成开发商的“摇钱树”。只重视外表，忽视内涵，随意新建、翻建古建筑，各类现代建筑与乡土环境、历史风貌极不和谐。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古村街道两边开满商铺，吆喝声此起彼伏，古朴宁静已然不再。
“适当开发有必要，但要有度。”冯骥才认为，现在的古村落开发已成套路，首先是找有资本的开发商，然后不经过专家论证也不向当地百姓公示，完全按照商业营利的需要制订方案，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把无法当景点和卖点的文化遗产甩到一边，最后是“腾笼换鸟”，迁走甚至迁空原住户，使古村落失去活的记忆和生命。“套路化的开发带来的必然是粗鄙化的旅游，同时使古村落的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留住民族之根，融入新乡村文明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地扎在农村。”冯骥才说，“无论从它的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中国古村落都是一个最大的文化遗产”。无疑，传统村落真实地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经济和极富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对于历史的传承，比文字记载更准确、真实。然而，它又是极其脆弱和不可再生的。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是困扰传统村落保护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要下拨传统村落抢救保护的专项资金外，还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规定地方各级财政对古村落保护投入资金占本级财政支出的最低比例。
冯骥才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需要全民的自知、自觉、自省外，第一保护人就是政府。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看领导者的文化意识，政府既可以成为文化遗产最大的保护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因此，政府官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对文化失职，更不能失语，要有文化责任和眼光。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村落消亡不可避免，但那些具有价值的村落一定要保护和保留。“城镇化不能摊大饼，不能盲目发展，更不能裹挟新农村建设，而要与之相得益彰，和谐发展。”张玉坤认为，只有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也才有利于古村落的保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乔晓光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不能只有口号，要有“户口本”，要对古村落的家底进行彻底的普查，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第一批共646个传统村落保护名单，今年年内也将颁布第二批约1000个传统村落保护名单。
冯骥才认为，普查完后，要确定古村落的发展规划，同时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当然，还要建设新的乡村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代的文化设施、开发旅游等等，要统一考虑，相互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能“除旧更新”。“古村落保护，应该是一个村一个方法，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村落必须首先是人居住的环境，作为聚落中的人也需要现代化生活和现代文明。”霍耀中说，古村落的保护不仅是古建筑的保护，更有其蕴含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以及与现代文明融合演变，要在保护中重构新乡村文明。“其实传统村落保护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我们应该采取‘有机修复’的理念，既让村民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福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又要保护好古村落建筑和文化景观。”（记者 王菲菲 王学涛 胡靖国 周润健）
铁路投资危与机 篇3
作为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条合资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历经十余年漫长的争论、研究、博弈后，终于开工在即，由此再次引发了业内外对投资中国铁路的兴趣。
中国合资铁路最早可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铁路投资期长，回收慢，加之中国铁路尚未实现政企分开，建设经营过程中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涉及定价、调度及与铁道部收益分成等问题时，往往容易引发各种矛盾。
所以，中国合资铁路发展缓慢。截至2006年底，合资铁路营业里程仅为0.89万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11.5％。
但这种缓慢的发展格局，正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大目标下面临瓦解。
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9万公里以上。近两年，铁道部力推合资铁路发展，专门成立了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并先后与30多个省、市、自治区签订了合资建设铁路的战略合作协议，组建了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合资铁路公司。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包括民营资本，正在加入这股铁路投资大潮，但他们面临的各种难题与先期进入的铁路投资者们一样：如何度过漫长的还债周期，以及如何在铁道部大一统的调度安排中找到合适的运营模式。
「还贷危机」
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开行）是铁路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几乎经历过铁路投资不同阶段的各种难题。据开行营业部副总经理马健介绍，铁路新建线路回收期很长，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左右，运量才能规模增长。“而在投产初期，亏损十分正常，一般都需要‘输血’。”
铁道部经济规划院的调查显示，新建铁路亏多盈少，其中，亏损线路占60％，盈利线路占40％。而在全部盈利线路中，85％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亏损线路中73％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而铁道部独资的铁路线路之所以能够保持100％的还本付息率，主要得益于用全路征收的铁路建设基金统筹还款，以盈补亏。
而合资铁路通常是“单枪匹马”，一家公司只有一条路。在没有其他保障的情况下，合资铁路公司的贷款偿还只能依靠本公司的运营收入，因而在运营初期极易出现还贷危机，甚至收入连当年运输成本和贷款利息都不能偿付。“每年不仅不能消化部分负债，反而形成一定数量的新债，变成恶性循环。” 马健告诉《财经金融实务》记者。
例如，三茂铁路建设贷款偿还期限多为3年－5年，通车两年后，自1993年起进入还贷高峰期，仅1995年到期贷款就达8.8亿元。企业的运营收入只能还贷1.9亿元，其余都要借新债还老债。而新借商业贷款利率高于基建贷款，且需支付逾期罚息。到期贷款越重，续贷越难；逾期越多，罚息越高，资金运用陷入被动。
开行是中国铁路项目贷款余额最大的银行。截至2005年3月底，开行合资铁路贷款项目20个，余额189.8亿元，占全行铁路行业贷款余额922.72亿元的21％。同期，开行合资铁路不良贷款项目有5个，贷款余额64.5亿元，共欠息3.3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的40％。受合资铁路不良贷款影响，整个开行铁路行业贷款不良率达到7.6％，而同期全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铁路行业的不良贷款为各行业中最高。
「先天不足」
合资铁路的债务风险与其自身特征密不可分，除了“一条新线打天下”造成的势单力薄，合资铁路还有其先天不足。
通常情况下，合资铁路的兴建都是出于地区经济开发的迫切需要，建成之时沿线经济尚不发达，所以，建成初期，甚至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免运量不足。
部分合资铁路的线路、设备与国铁（指铁道部独资建设的铁路，为现有铁路网中的主体）差距较大，难以与国铁网络纳入一体化经营，因而无法通过大规模集散增加运量。
由于建设资金紧张、债务沉重，很多合资铁路往往降低标准，意图先“简易通车”，运营盈利之后再投资改造，但是，事实上，项目甫一建成通车即遭遇还贷压力，合资双方大多不愿意再注资。广西沿海铁路、阳涉铁路建设时节约投资，日后运营成本却大大增加。
资本金比例偏低的问题在合资铁路中普遍存在，原有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一般在35％－65％之间，近几年新上项目要求在50％左右，但仍不能摆脱合资铁路整体负债较重的局面。
资本金不足更加剧了运营现金流“前低后高”的痼疾。运营初期，公司往往不能达到还本付息要求，需要股东追加投资或补贴还款。
然而，项目建成后，由于缺少补充资本金的有效机制，各股东方进一步出资的意愿不强，股东担保也不能真正履行，这使得合资公司始终处于信用状况差、资金紧张的状态。“本来前景好的项目都可能被拖垮。”马健告诉记者。
平南铁路公司即为一例。其建设方案原本计划投资3.28亿元，几经变更后增加到10亿元。到2003年，平南铁路总资产9.71亿元，负债总额8.5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8.3％，年付利息额达6400多万元，公司难以为继。
「不公平竞争」
“与民航、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铁路的特点决定了它大约在400公里－800公里的运距上具有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告诉记者。但合资铁路能够获得的线路与此相距甚远，并由此导致了对国铁的强烈依赖性。
目前，合资铁路平均里程不足280公里，一般不具有规模效益，在短途运输服务上无法与公路竞争，很大程度上需利用国铁的网络规模，通过为国铁干线集散运量，获得自己的收益。
处于同一路网上的合资铁路与国铁本应平等竞争与合作，但里程短、位置偏、等级低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合资铁路在路网中的劣势地位，客、货运输必须依靠国铁路网才能有所作为。一般而言，两端与国铁主干线相连的合资铁路运量和收入持续增长；位于国铁主干线延伸线上的合资铁路公司，运量和收入就会有波动。
“合资铁路公司的运量和收入不仅与其在铁路网上的位置和地位有关，更与国铁对其分配的上线、上网运输能力和清算价格密切相关。”一位铁路业内资深专家告诉记者。然而，调度、清算等种种“裁判”权力仍然掌握在与合资铁路同为“运动员”的国铁手中。由于列车运行图与列车编组计划为全国统一编制,合资铁路的过轨、排空、接重、运量分配、车流径路和“限制口”装车量等,均纳入当地铁路局编制的运输计划,服从国铁的集中统一指挥，合资铁路基本没有支配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区铁路局不可能为了顾及合资铁路经营机构的效益而损失自己的运输量或运输市场。“在线路存在竞争时，国铁会优先让自己‘吃饱’。”上述专家如是说。
大部分合资铁路所在地区的经济尚不发达，对异地物资的需求远小于将本地丰富的资源发送出去的需要，因而，货运量的发送量远大于到达量，但由于调配权掌握在国铁手中，某些合资铁路有货运不出去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与国铁交易的过程中，合资铁路申请列车难以满足，整列空车通过还要收取货车占用费，得不到“运行图资源”的优先权，如此种种，屡见不鲜。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荣朝和总结说，“任何由外部投资者建设并连接在国铁网络上的线路与设施，都可能由于国铁的自利动机而在行车指挥权方面受到歧视对待。几乎所有的地方铁路和国铁未能控股的合资铁路，都在与国铁系统的车流交换方面遭受过排斥，造成客货流与运输收入被迫流失。”
在清算关系上，国铁与合资铁路的运价政策和环境也并不一致。二者定价权决策部门不同，上下浮动权的标准各异，双方价格浮动决策的层次和程序也有差别。国铁通常按去向、品名享有价格优惠，合资铁路则按区域制定运价政策。
此外，国铁代理合资铁路的运输进款缴纳、客运自营收入和货网清算收入时均收取手续费，而合资公司代收国铁各项收入时，其货运收入部分无法得到足额补偿，手续费清算政策不对称。
「化解之途」
对于上述种种难题，合资铁路投资者也有一些局部缓解之道。
合九铁路北起合肥，贯穿安徽省西南地区，至湖北省黄梅县境内与京九铁路接轨，总长320公里，总投资32.5亿元，由铁道部和安徽省共同投资建设。由于运量不足、负债过高，合九铁路自1997年开始拖欠开行本息，最高时欠息达到5400万元，逾期本金35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72％。
为化解该项目风险，2002年末，铁道部和安徽省按2∶1的比例为合九公司共同注入资本金2.6亿元，偿还了亚行、开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的债务，并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核销部分债务，开行给予贷款展期，使合九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随后，该公司连续两年盈利，提前归还了开行部分贷款。
金温铁路起于浙江金华市，终于温州市，是浙江内陆通往沿海的交通动脉，总里程252公里。金温铁路最早由铁道部、浙江省和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1998年4月全线通车前夕，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将股权悉数转让给铁道部和浙江省，金温铁路变为铁道部和浙江省分别持股45％和55％。金温铁路项目总投资28亿元，资本金仅占26％，负债率偏高导致企业的偿债压力沉重。为解决项目资本金偏低问题，2002年，铁道部和浙江省按股比替金温公司承担了2.5亿元债务，其中铁道部承担开行1.1亿元贷款，作为资本金投入；浙江省将原来省财政借款1.4亿元作为资本金投入。实施增资减债后，金温铁路资本金比例提高到35％，偿债压力有所减缓。
会展大国的危与机 篇4
广交会、高交会、上交会、图书展、机床展、纺机展、车展、航展……在中国,名目繁多、层次不一的会展早已让人应接不暇。
中国会展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已经在展览数量、规模、面积、总量接近世界第一位,但还只能算是一个展览大国,而非展览强国。中国会展理事会理事长、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刘海莹认为,全国上下场馆建设过热,从目前情况来看,场馆供大于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炎认为,与国际高水平会展相比,我国会展业在树立品牌项目、营销队伍、市场规范等方面还亟待提高。现在国内会展业还存在题材重复、缺乏创新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展览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觊觎中国会展业的蛋糕,中国本土的会展业何去何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关行业又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会展业方兴未艾
通常而言,会展业是会议和展览的总称。会展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被称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国外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会展业:“如果在一个城市举办会展,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在该城市的上空撒美元。”还有专家和学者用“1和9”的说法,指出会展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即如果办展会的场馆收入是“1”,那么相关的收入就是它的9倍。
作为“城市经济的助推器”,“城市的面包”,“走向世界的窗口”,会展业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接待属于“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统计范围的国际会议近200场,举办各种展览会5000多场,举办各种节庆活动7000个左右。全国每年举办的重大规模的会展活动创造的直接收入超过百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关联产业的经济产出约有近千亿元。据统计,按照展览业实际展出与配套服务业的收入计算,2010年会展业产值达1500亿元人民币,仅上海世博会旅游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到800亿元人民币。
目前,中国会展业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西安、昆明等会展中心城市的环渤海会展经济带、长三角会展经济带、珠三角会展经济带、东北会展经济带及中西部会展城市经济带等五大会展经济产业带框架。同时,各地场馆建设也继续升温。2009年,在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保8”增长目标的推动下,新增建的场馆如雨后春笋。
国外大型会展集团企业已对这块“蛋糕”觊觎了很久。近10年,许多国际展览公司进入了中国市场。随着美国会展业发展出现滑坡,欧洲会展业经过金融危机刚刚恢复增长,国际会展业十分重视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会议希望举办的地方,上海已获得2013年ICCA会议的举办权。
会展经济喜忧参半
在我国,展览活动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促进贸易、投资、技术、文化交流等事业发展的重要促进手段与载体。因此,我国的展览活动大量由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主导,这也是有别于全世界其他展览大国的一个显著特色。目前,中国会展业仍然处于成长阶段,会展业的发展受到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篇第十五章明确提到,要“促进广告、会展业健康发展”。
陈泽炎介绍,中国的会展活动遍布于大江南北,从首都到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再到地市级城市,乃至一些县城或者是城市的镇、区,都在办展会。全国发展会展业的城镇大约有300个左右。目前,我国已有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有会展场馆并每年举办会展活动。同国际知名会展相比,我国的一些会展缺乏明确定位,让参展厂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在国外,每个国家的会展活动均集中在本地知名城市,如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米兰、法国的巴黎等,品牌定位十分明确。
刘海莹表示,在中国,会展业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很不完善,由于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导致全国没有完整、规范的数据统计,可以说这个行业的家底至今还没有摸清。
其次,我国没有会展业的统一发展规划,很多条例的制定出台也有很多缺失,没有统一的部门来推动。再次,我国会展业的法制进程十分缓慢,尚处于初级阶段。
同时,在会展业的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比比皆是。会展业并非真正的“无烟产业”,如果管理不善,会展活动也会带来较多的环境问题。刘海莹表示,绿色会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更是竞争所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也指出,现代会展业必须顺应低碳环保的潮流才能健康发展。
会展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服务理念、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预见性和熟练的外语,但我国会展业目前的从业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缺乏系统的会展知识和相应的操作技能,严重制约着会展业组织水平的提升和会展业的专业化、国际化进程。
公关助推会展业提升
中国会展业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西方国家,会展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为0.2%,而目前我国该比重仅为0.004%。中国会展业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了国家GDP的增速。业内人士指出,会展业是我国今后十年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十大行业之一,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
越来越多的国际展览巨头垂涎中国会展业的“钱”景。国际展览业协会董事总经理文森特·吉拉德指出,虽然目前中国在世界会展市场上所占份额尚小,但发展潜力巨大。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亨·维特表示,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该公司的重点市场。
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和市场两大因素。近年来,我国的机床展、电信展、纺织机械展、印刷展、冶金展、汽车展等一批专业性会展迅速发展,并且跻身于世界同行业发展先进行列,依靠的是我国相关制造业整体提高这一产业背景优势。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科技和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为我国会展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强有力的产业背景支持。
企业的危与机 篇5
老苏的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用煤和取暖用煤的中间销售。“我们从煤矿拉煤过来，直接对用户销售，一年营业收入六七千万，纯利润300万元左右。”
近几年，随着标煤价格下降，煤炭产业供应端和需求端都出现了新变化。“小煤矿关了不少，还有一些煤矿直接通过坑口发电，不再通过我们销售了。另外，因为我们这儿棚戶区改造，农民上楼，民用煤这块也基本没有了。”
更致命的是，老苏的“大客户”——辽宁盘锦一家大型央企的自备电厂即将关停。“那也是一个大企业，有1000多员工。不过因为设备老化、排放不达标，马上要停止运营。我这生意也眼瞅着没法做下去了。”老苏苦笑着说。
老苏的烦恼也是现阶段煤炭企业集体遭遇的发展困境。
“危”中有“机”
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炭产能过剩10亿吨。仅中煤集团2013年的营业利润就减少了74.16亿元，同比下滑55.7%。近期高层重习总书记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煤炭领域更是首当其冲。
“现阶段，煤炭企业的经营确实比较艰难。但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煤炭生产转型的大好时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有生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企业正面临着新一轮洗牌，只有做到清洁、高效、绿色、安全的企业才能活下去。
“不是用不用煤，而是如何用煤。”结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董秀成教授也告诉《经济》记者，在开采、利用煤炭的环节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是煤炭企业今后的发展重点。
其中，集中利用煤炭发电，减少终端分散，已经成为行业专家的共识。
“以前用化石能源提供热的这一部分，以后完全可以用电来提供。一方面，因为电能的清洁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未来能源也应集中利用，协同合作，这样煤炭、天然气集中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也可以集中处理。”张有生分析说。
不过，伴随着“史上最严”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施行，一批火电厂被迫关停也是不争的事实。“提高排放标准，企业成本肯定会上升，我们估计这是其收益无法补偿的。”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鸣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但他同时表示，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提高燃煤发电的环保标准，才能既满足能源需求又控制环境排放。
调整煤电排放标准确实“革”掉了一批企业的命。但同时，新标准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方向。
近日，煤炭巨头神华集团的“燃用神华煤电站锅炉安全高效超低NOx燃烧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通过电机工程学会鉴定。该技术可以在确保锅炉参数稳定、不降低锅炉效率的前提下，使得锅炉省煤器出口的氮氧化物排放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高效燃煤发电机组等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自然而然地带动了相关设备的生产。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民营能源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董秀成说。
“电能替代”的好时机
与煤炭集中发电相对应的，是目前倍受推崇的“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的能源消费新模式。
2013年，国家电网公司完成替代电量140亿千瓦时。今年的总目标是300亿千瓦时，仅一季度已完成替代电量102亿千瓦时。根据计划，到2015年，将实现替代电量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12座百万千瓦级火电厂的年发电量。
同时，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二季度工作会议传来的消息显示，将加快推进电能替代：在京津冀鲁、长三角等地区实施经济性好的蓄热式电锅炉、电动力车、热泵、港口岸电等替代项目，推广家庭电采暖、电炊具应用；年内建成北京集中电采暖示范工程；加强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上半年建成充换电站65座、充电桩3000个。
另外，伴随着松绑特高压、重启核电等等引导意见的逐步落地，在这场能源革命中，国有电力企业似乎安全无虞，甚至极有可能越做越大，完全不必担心被“革了命”。不过，电力行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民企难以在短期内进入和生长。
“我国整个电力行业长期以来可能都要国家来控制，承担很多政策性任务。长期具有公用事业性是其主要特征。这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不相符。”曾鸣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进来觉得有风险，政府让民营企业进来也觉得有风险。
然而，这似乎与雷声颇大的“电力体制改革”相矛盾。
曾鸣进一步解释说：“就电力领域而言，能源体制革命的总方向是建立节能环保的电力市场。”换句话说，既希望实现市场化，又希望能够节能环保。但实际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目标很难协调一致。“市场化（打破垄断）仅仅是手段，不是目的。由竞争产生的经济效率与节能环保相比较，目前后者更重要一些。”
两害相权取其轻。曾鸣判断，民营企业想进入电力领域，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借着能源革命这“东风”，民企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机遇也是随处可见的。
“非常规”蕴藏大机遇
为了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张有生判断，增加天然气的用量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除了海外进口以外，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油气企业的发展重点。
2011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将页岩气列为中国新的独立矿种。仅隔3个多月，国家能源局就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让页岩气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
工程院报告显示，我国最终可采页岩气的储量约11万亿立方米。张有生告诉《经济》记者：“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每年可采页岩气能达到1000亿立方米。而国内常规天然气约为2500亿立方米/年，一旦‘非常规’发展起来，天然气的产量可能会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三桶油”在此领域也早有布局：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获取成熟、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竞速勘探开采国内的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
2013年10月30日，国家能源局下发《页岩气产业政策》后，11月12日，中石化即在官网宣布，重庆涪陵地区投资的页岩气项目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示范区”。随后，中海油、中石油也相继进入。
近日，国土资源部评审认定，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是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
而此前，山西华瀛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技术资源有限公司，分别中标国土资源部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出让的两个区块。但此后却频频传出开采不利的消息。
业内人士甚至用“骑虎难下，哭笑不得”来形容两家民营企业页岩气开采的现状。
记者致电山西华瀛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不便透露页岩气业务的进展。当记者提起有开采不顺利的传闻时，工作人员解释说，“资源勘探开采需要时间。”
不過，自2012年中标以来，两家企业页岩气探矿权有效期已经过半，但其勘探情况确实难言乐观。
“国家能源局出台36条以后，能源领域基本放开了。从体制机制的设计上，民企、国企都可以参加。然而，能源行业自身的特点就是：高投入、高科技含量，。从资源角度上看，民企投资资源开发风险也很高。”张有生总结说，民企没有本领能力吃这块“蛋糕”。
董秀成也指出，我国民营油气主要集中在产业中、下游，上游比例极小。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统计，截至2013年11月，从事石油开采的民营企业有31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0.43%；从事天然气开采的民营企业有7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5%；从事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606家，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的42%；从事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365家，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的51%。
不过，随着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开采技术的日臻成熟，中石化也计划推进页岩气整个产业链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张有生指出，相应的设备制造、化工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都将给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抱团发展才能抓好机会
北京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贺山告诉《经济》记者，能源革命离他还很远。“我大概了解，好像是习总书记的一个讲话吧。真不是我们不关心，实在是对我们没啥影响。”
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为石油勘探开采提供信息化服务，合作对象大都是国有油气企业。“别说是直接影响，就是间接影响也没有。10年以后才能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下游企业。倒是前一段时间石油反腐，很多为油田提供技术服务的中小企业都垮了。”
提起中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和中石油管道资产转让，李贺山更是连连摇头。“我们哪有本事去参与？只想做好眼前这摊事。”
董秀成也认为，我国民营能源企业技术不够、资金不足，基本没有实力涉足能源体制革命。“今后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能还是以社保基金等社会资本为主，以规模大的民营企业为辅。”
不过，董秀成和张有生不约而同地指出，民营能源企业要“抱团”发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比如油气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张有生看来，如果一家民企没实力接盘，几家企业抱团分摊就相对可行一些。
董秀成则更进一步指出，“我国民营油气企业的资产全部加在一起，那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民企不‘抱团’，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就低，也没有话语权——既没法和政府要政策，又很难和国企谈合作。反过来看美国的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bp、壳牌，无一不是通过兼并重组发展起来的。”
危与机 篇6
一、金融危机爆发简述
2007年始自美国的次债危机最终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 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金融市场中的资产估值泡沫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不仅拖累了美国经济, 还拖累了世界其他经济体, 一场日益严重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迅速向全球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深度蔓延, 几乎所有国家都未能幸免。
次贷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给金融等行业带来一定的亏损;对我国外贸出口形成巨大“挤压效应”;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国外企业对我国企业欠款坏账大幅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等等这些, 为国内经济造成空前压力, 部分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劳动就业困难加大, 通货膨胀压力加剧, 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严峻。
二、次贷危机给电信业带来的影响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联动效应大大增强, 任何经济体都不能独善其身, 而身处资本市场的全球电信业也同其他行业一样, 由于次贷风暴而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电信类服务具备日常消费品的特性, 但总体经济环境的波动多少会影响电信业的发展前景。
首先, 金融危机给电信业带来严峻的阻力。一是运营商融资困难将成为妨碍其发展的一堵墙。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 银行业普遍不景气, 运营商普遍存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美国电信业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近日就表示, 由于受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 资本货币流动紧缩, 公司不得不依靠寻求短期融资。二是全球电信行业并购活动的下降。在次贷危机带来金融风暴的环境下, 杠杆收购者很难得到信贷服务, 因此其“出手”时会更为谨慎, 这就导致
的实体投资减少。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 资本市场普遍不景气, 投资的热情大大降低, 运营商从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能力将受到考验, 这将直接导致运营商不得不减少对于实体的投资, 以确保充足的资本过“冬”。四是高端集团用户的已经开始流失。当雷曼兄弟及贝尔斯登这样的大企业用户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 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电信公司显然将面临一大笔亏损。五是全球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通信开支削减。对于通信业来说, 不利之处在于, 本次经济危机将使得全球经济的活跃性降低, 从而降低通信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在面临成本压力的情况下, 有可能寻找替代性的通信手段, 如求助于免费的互联网。
其次, 金融危机在给全球电信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一是通信消费可以减少差旅成本。本次危机可能迫使企业削减差旅费用, 而更多采用远程沟通的模式维持经营运作, 如视频通话、视频会议。二是通信信息化手段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 迫使企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运营成本, 如移动信息化。此外,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考虑选择更节省成本、人力、物力的电子商务等信息化应用, 从而更大范围地寻找交易的可能也是通信业所擅长的。
再次, 次贷危机对中国电信行业影响有利有弊。第一, 在如今这个经济敏感的时刻, 中国通信行业面临资本市场、低消费市场紧缩、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下降等一系列的挑战。一是消费者消费能力下跌令运营商利润下降。一旦金融领域的影响蔓延到实体经济, 进而缩减开支、降低成本, 最终必然影响到通信行业上下游的设备商、内容供应商等。次贷危机带来了消费市场的紧缩, 也对电信业务的市场需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电信运营商所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 其对通信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降低。二是移动数据类业务的发展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以及机构分析来看, 多数观点认为数据业务受影响较大。这是因为该类业务目前尚属于高端业务, 对支付能力的变化比较敏感。用户在经济衰退期收入降低的情况下, 首先减少的就是此类业务。三是产业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同时加速了产业的调整及升级, 而产业调整是一个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 它先作用于大环境, 进而作用于整个通信行业, 最后涉及到具体的各个运营商。产业调整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企业的迁入、迁出和消亡, 涉及到劳动力转移, 人口流动性增强, 所以产业转移会导致运营商存量客户的流失, 包括个人层面和集团客户层面的用户。上半年通信市场新增用户发展已经趋缓, 这其中就有产业调整带来的一定影响。四是股价产生直接影响。作为上市公司, 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的通信企业, 特别是这些企业的股票产生影响。第二, 金融市场的疲软可能给中国电信业的某些领域带来冲击, 但是却有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一是信息化类产品应用增减。电信业甚至可能从此次经济衰退中获益, 其原因是, 企业因收入下降而进行成本控制, 导致信息化类产品增减, 越来越多的人减少出行, 代之以电话、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通信方式沟通, 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差旅活动等。二是通信消费日常化。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人们多会取消或是推迟耐用型产品的消费计划, 但是通信、娱乐、网络社交等活动则依然进行。三是产业转移带来的正面影响。产业转移对
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中后期得到迅猛发展, 至今已成为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交易从业人员素质提出新的要求, 运营商的在线培训、远程教育等业务可以满足人们对技能培训的需求。这些都可能推动电信设备和移动数据类业务的发展。
三、电信运营商的应对策略
(一) 紧抓信息化服务的契机
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企业竞争力、渡过次贷危机带来经济不景气的难关的观点, 已经成为各界共识, 特别是能够帮助开源节流的产品, 也就是能够实实在在节省企业运营成本和管理费用以及提高产品销售额的信息化产品。所以电信运营商应该借此契机, 推出针对集团客户具体情况的相应信息化解决方案, 在切实帮助企业客户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找到集团客户的切入点。
(二) 把握政策动向, 获取发展机会
面对经济新形势, 也结合政府管理新需求, 推出一系列信息化服务加速实现电子商务、信息化远程监控和管理等功能, 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使企业快速发展。电信运营商可凭借自身强大的信息化技术优势送教下乡, 为普及农村劳动技能而作出有益贡献;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 多层次、多途径、多手段地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对在岗职工进行技能提升;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信息服务。
摘要: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交易中心, 其繁荣与其价格体系密切相关。该市场群的价格体系呈现价格水平低、价格差异大、价格竞争激烈等特点。要改善该市场群的价格体系, 首先应改善产品质量, 提升品牌价值, 其次应灵活运用定价策略, 还应该实行精细化管理并提高服务质量, 最后建立多层次的、健全的价格体系。
关键词: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价格;质量;品牌
(三) 维系存量客户, 开拓新增客户市场, 满足用户新需求
次贷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要在一个相对动态的环境里尽量维系存量客户, 开拓新增客户市场, 并满足用户的新需求。
首先, 为了减少客户流失带来的影响, 运营商需要对产品进行梳理, 划分具备日常消费特征、奢侈消费特征的产品, 在客户消费需求下降时, 有针对性地重点营销具备日常消费特性的产品, 以维系存量客户。
其次, 运营商要通过不断开发新兴市场 (农村市场) 进一步扩大内需, 扩大消费, 从而有效分散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市场风险, 在一片低迷的市场中, 走出自己的高增长之路。
再次, 运营商需要对用户需求再次开发。产业转移带来新型人才流入将促使个人客户群体素质的提升, 个人客户对通信产品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所提高以及消费需求重点将有所改变;人均消费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有利于通信行业挖掘新业务。
(四) 苦练内功, 提升自身盈利能力
面对次贷危机, 国内电信运营商需要通过自身的升级、开源节流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掌握当前产业实时动态, 便于公司及时应对大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中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 芦淞服饰市场群已成为占地1.5平方公里, 现拥有十万产业人员, 汇聚了4000多国内外知名品牌, 年成交额逾200亿元。2005年至今先后荣获全国十大服装批发市场、中国服饰名城、中国商贸名城、中国女裤名城等荣誉称号, 得到了国家和行业的一致认可。
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的繁荣与其价格体系密切相关。该市场群的产品价格普遍较低, 但是各种差价却比较大。而且, 在市场群内部还存在较严重的恶性价格竞争。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群的形象, 对提升市场群的整体档次和影响力形成障碍。
一、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价格体系的
一方面应通过大力培养人才, 提高客户经理、行业经理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水平, 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及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应完善和巩固良性发展的产业链上下游、社会资源的合作模式, 优化现有实体渠道, 大力发展电子渠道, 借助第三方社会量 (优秀代理商、分销商) , 规范与完善社会渠道, 从而实现开源节流的目的。
(五) 投资应谨慎把握机会
国内电信运营商应该关注海外并购机会, 同时防止投资上的冒进行为。
在次贷危机影响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坚定执行稳健的财务政策, 由于现在还无法判断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但经济衰退期是海外并购的最好时机, 国外很多优质资源的价值受到低估, 可以挑选高投资价值的企业进行谨慎并购, 实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开拓国际市场。
特点
(一) 价格水平低
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产品价格水平普遍较低, 特别是批发价格, 相比湖南及其周边地区, 这里的服装价格属最低水平。在长沙售价为100元左右的服装, 在这里的批发价也许还不到30元。这曾经是促进该市场发展壮大的主要推动力, 但如今它却成为束缚市场提升档次和形象的重要阻碍。虽然最近几年, 政府也在不断地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改革, 在价格档次和质量档次上逐步将各大交易市场的差距拉大, 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 其价格水平还是非常低的。这既是该市场群的竞争
浅析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群的价格体系
■皮菊云
参考文献
[1]、袁燕.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定价及其管制[J].企业改革与发展, 2009 (1) .
[2]、王红梅.电信全球竞争[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
中国自主汽车的危与机 篇7
“未来一二十年内，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一定会因成本问题破产。”2001年，当吉利汽车董事_长李书福在一次汽车高峰论坛上抛出这惊人观点时。许多人将其当作老李一贯的“雷人”语录冷嘲热讽，但如今一语成谶。在4月份的最后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克莱斯勒申请“破产重组”。此前，奥巴马政府还不止一次暗示，“破产重组”也是通用汽车的最佳选择。
没到10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中的两家就已经轰然倒塌，另外一家公司福特汽车在出售了旗下一系列庞大的资产后，正瘦身为一家专注于小型车生产的专业汽车公司。
美国引领全球汽车业百年的历史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中国汽车2009路线图
正如当年李书福所预料的那样，世界汽车工业的重心正向亚洲、向中国转移。今年一季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这一出人意料的变化，也让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汽车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但低价汽车却因此受到消费者的追捧。4月份，廉价汽车制造商韩国的现代起亚，在美国的销量达到5.9558万辆，市场占有率破天荒地达到7.6％，并在23年来首次超过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
面对这一难得机遇，自主品牌汽车已经做好了冲击欧美发达市场的准备。在4月底结束的上海车展上，自主品牌所展现出来的整体水平，让常年在汽车圈摸爬滚打的汽车记者都感到大吃一惊。
吉利汽车展出了全球鹰、帝豪、上海英伦三大品牌下的22款即将量产的实车、9款发动机、3款变速箱，并一口气公布了12款车型的投放时间表，涉及B级、c级家用轿车，以及SUV、MPV等车型和所要达到的安全碰撞标准。奇瑞也展出了四大品牌32款新车。
除此之外，上汽、东风、长安等也都有自主品牌新车力作亮相，就连进军轿车市场才两年的长城汽车。都展出了12款全新车型、3款发动机。
这些自主品牌展车在外观造型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并逐渐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造型是制约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改变造型水平落后国外几十年的被动局面，吉利、奇瑞、长安、长城、华晨等厂商纷纷聘请国外设计公司或请国外设计师操刀造型设计。
长城汽车总裁王风英及李书福等人都毫不讳言地表示，这些即将上市的车型不乏全球战略车型，在开发时已充分考虑到欧美市场因素。
如果熟悉汽车产业，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会发现，李书福等人此言不虚，有些车型甚至专门针对的就是欧美国家开发的，在中国几乎就没有市场，例如柴油车和高档皮卡。上海车展时，有摄影记者拍到有趣的一幕：一个外国记者钻进吉利的“小劳斯莱斯”车下观察其底盘构造。以推断其技术的先进性。
除在造型这一看得见的地方下大力气改进外，自主品牌还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也狠下功夫。吉利、奇瑞、长城等在本届上海车展还都展出了自主发动机。在3月末，吉利还收购了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DSI自动变速器公司，DSI是全球第二大独立于汽车整车厂商之外的自动变速器公司。自动变速器与发动机是汽车动力总成的两大重要部件。也是最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其技术水平决定整车的先进性。
中国政府曾投资8亿元，组织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家研发自主变速器，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前，吉利虽然开发出可以用在低档车上的小扭矩变速器，但还不能开发出用于中高档车型上的大扭矩变速器。完成对DSI的收购后，中国在自动变速器这一短板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吉利汽车承诺，将以具备竞争优势的价格向所有自主汽车厂商提供DSI技术的自动变速器。
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吉利的国际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早在2007年，吉利汽车的高层就向笔者描绘了其进军国际市场的蓝图：第一步，利用成本优势打败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第二步。取代那些缺乏核心技术的欧洲普通汽车制造商；第三步，是挑战日本汽车公司。与现代起亚进行全面火拼。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在完成对DSI公司的收购后，吉利汽车或将收购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动机公司。从而加速这一战略目标的完成。
不过，虽然金融危机使跨国汽车公司减缓了研发、放慢了新车的投放速度。给了中国自主品牌一个赶超的机会。但进军国际市场前景如何仍未可知。
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鲜有成功经验。不久前，联想创始人、已经退居二线多年的柳传志被迫宣布再度出山，原因就在于联想并购IBM电脑业务失败。此前，TCL等公司也走了相同的道路。
豪赌新能源
与家电业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与国际著名的汽车企业相比，也存在缺乏关键技术、制造水平相对落后、品牌知名度差等诸多问题。
虽然自主汽车厂商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提高传统汽车制造水平的同时，纷纷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普遍被认为与国际汽车巨头处于同一技术水平的领域投下重兵。上汽、长安、奇瑞等公司都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新能源汽车投资计划。
不过从世界汽车工业目前发展的状况看。在新能源汽车上的“淘金热”更像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本轮新能源汽车热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为了获得政府的资金援助，避免破产的命运，通用汽车推出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新能源汽车研发计划，但结果仍然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与通用汽车在新能源汽车上的豪赌不同，大众汽车致力于提高传统燃油汽车的经济性，不仅巩固了其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其命运也截然不同。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垒球汽车市场大幅下滑，通用等汽车巨头亏声一片。但大众汽车在全球仍销售新车630万辆，同比增长1.3％，销售额达到1138亿欧元，同比增长4.5％：全年营业利润达到63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3.0％；税后利润达到47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大众汽车决心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崛起，成为全球汽车业的新霸主。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丰田混合动力的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任何一家汽车公司都不会再沿着丰田的技术开发新车型，这也是通用等公司淡化混合动力直接开发电动车的最主要原因。
这一幕与当年彩电业的技术之争极其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为了扭转索尼凭借特丽珑技术在传统显像管电视机上形成的绝对领先优势，松下、LG等公司推出了等离子技术，而三星和夏普则致力开发液晶技术。最终，液晶战胜了等离子和特丽珑，三星也因此跻身国际著名跨国公司行列。
这一根本技术的改变，也让中国彩电企业在传统电视机制造技术上所做的努力前功尽弃，不得不重新走上“买技术”的老路。
当年，中国一些彩电企业也曾打算自主研发大屏幕液晶显示器，但因为投资巨大、前景不明，最后不得不放弃。
与彩电业相比，汽车是全球化程度更高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因此中国汽车企业很难在这场新能源汽车竞赛中脱颖而出。但彩电业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虽然加入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追逐是‘找死’，但不加入这场竞赛就是等死”，两者结果虽然都一样，但前者至少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因此中国自主汽车厂商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的蜂拥而上，虽令人担忧，但也显示出中国汽车业的强烈进取心，这一点与彩电业大不相同。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汽车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广汽等大的汽车集团，在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同时，还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抓紧推出为旗下合资公司拥有的子品牌，凭借合资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积累，与自主品牌联袂出击国际市场，从而摆脱“代工厂”的尴尬局面，这也是中国大汽车企业迎来的另一个难得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