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制度

合适成年人制度（精选6篇）

合适成年人制度 篇1

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 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有关人员到场制度 (以下简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予以确定, 但规定的较为原则, 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一些细节问题未予明确。本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分析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意义, 理清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选择和选任标准, 呼吁对合适成年人进行专业化培训, 阐述了检察机关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监督职能。

关键词：起源,意义,选任标准,监督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 也是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制度立足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的特征,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相关成年人参与提供咨询建议, 并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 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国家机关办案人员沟通, 为其所面临的刑事诉讼营造一个相对轻松、理性的环境。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含义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规定于新刑诉法第270条。该项制度溯源于英国的费肯特案件, 主要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司法机关讯问时, 应有合适的成年人 (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合适成年人) 到场。该项制度是保护未成年和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490条对上述规定作了细化, 主要包括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通知到场人员的范围、到场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到场人员提出意见和阅读讯问笔录的权利、女性检察人员的参加、一般不得使用械具等几方面重点内容。

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与修改前相比, 一是将原来的“可以通知”改为“应当通知”;二是夸大了到场人的范围, 设立了一种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 由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替代性措施;三是明确规定了到场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此, 通过规范化操作, 既避免了过往司法实践中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随意性, 更体现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合适成年人到场主要是指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 如果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 应其他成年亲友或者合适的其他成年人 (多为社会组织指定的专业人士) 一名或者两名参与询问、讯问、法庭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及后期帮教工作。

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意义

作为对讯问、审判时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保障和衔接,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具有如下意义:

一是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制止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司法人员侵犯的情况。新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权利, 应当说较之以往规定而言, 操作性和可行性更强, 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力。

二是有利于未成年人正视自己的错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方面来自自身成长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和不安, 另一方面还要因犯罪遭受法律的制裁。如果在讯问或审判时有合适成年人在场, 这将为迷途的未成年人勇于正视自己犯下的错误增强信心和动力, 不至于感到无助和困惑。

三是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 有利于开展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讯问或审判时, 合适成年人通过现场教育活动, 对大幅度地减少犯罪具有直接影响。不仅如此, 对于预防犯罪也有潜在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不谙世事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讲。

三、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

(一) 立法尚不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取得重大进步。但许多问题都需要法律的进一步细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第一次讯问时才确认是未成年人的, 侦查机关是否应立即停止对该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并立刻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侦查机关无法通过年龄以及相关体貌特征, 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为未成年人时, 此时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 明知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 仍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 所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等。

(二) “合适成年人”的选择规定不够明确

相对于我国新刑诉法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强制性规定而言,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的缺陷, 并且不具有强制性。例如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选择、怎么选择, 如果选择的其他成年人不愿到场又该怎么办, 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长此以往难免会有存而不用之嫌。同时如何理解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中的“合适”一词也具有较大分歧, “合适”由谁进行判断, 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所谓“合适”, 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的抵触情绪和接受程度综合进行考虑, 但是法律并未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择权。

(三) 合适成年人选任标准不明确

应当说, 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是此项制度的关键所在。若选任缺乏专业性, 责任意识不强, 未成年人工作经验不足的成年人, 制度运作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甚至流于过程。在现实中, 合适成年人选任的标准并不明确, 甚至参差不齐。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存在一定心理问题, 或缺少家庭关爱、或缺乏社会认同, 选任的成年人应当具备一定心理学知识, 能够在制度运作中充分获得未成年人的信任, 并且帮助未成年人有效化解心理障碍。这样, 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教育功能, 又能确保未成年人取得良好的矫治效果。

四、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完善建议

(一) 完善相关立法

在新刑诉法中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原则, 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 可通过司法解释对其进行完善细化: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 侦查机关发现其为未成年人后, 应立即停止讯问, 并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 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继续进行讯问;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若侦查机关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为未成年人, 但犯罪嫌疑人应在18岁左右的, 侦查机关也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当场;对于违反合适成年人到场规定的, 侦查机关所取得的证据是否一律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应当由司法机关对违法程度以及讯问过程、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综合考量, 但是需要明确侦查人员违反此项规定的制裁措施。

(二) 统一合适成年人选任标准

笔者认为, 选任的出发点应当是从未成年人的根本利益出发, 并且针对年龄、品行、能力、学识等条件进行考虑。总体上来说, 合适成年人年龄不宜太低, 保证其能满足“代理家长”的法律性质, 在品行端正的基础上, 应当热心公益事业, 具有很强的责任心。此外, 合适成年人应当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最好拥有相关工作经验。为了在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 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 合适成年人应当具有较高文化程度, 有相关教育学、心理学及法律的知识背景。当然, 还应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以及与本案存在关联的人均应排除在外。

(三) 加强专业化培训, 形成稳定的队伍

组建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使命感, 对未成年人充满爱心的合适成年人队伍, 对于合适成年人到场这项行之有效、实之有用的制度而言,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具有一定社会阅历及工作经验, 拥有教育、心理学、法律等知识背景的社工或者志愿者组织起来, 通过培训、考核, 成为常态化的志愿者队伍, 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 已是我国某些区域得以落实。

五、检察机关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监督

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应当承担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监督职责:一是对合适成年人的身份进行监督, 通过核实身份证明材料以此确认核实成年人身份, 若发现不适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情况应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 避免对侦查行为与诉讼过程的效力带来影响。二是对合适成年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 不允许合适成年人在讯问或庭审过程中, 擅自发言、传递消息、探听案情妨碍未成年人如实作答等, 一经发现应及时制止。若劝阻无效, 合适成年人应被带离现场, 取消其参与诉讼的资格。对于合适成年人在此过程中有泄露案件信息或者串供、毁匿证据等妨害诉讼行为, 应依照情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三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法院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在对未成年人讯问时, 侦查机关为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而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以《纠正违法通知书》进行书面纠正, 要求公安机关完善证据形式, 并要求写明完善方式。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庭审时, 法院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 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应当提出反对意见并建议延期审理。

合适成年人制度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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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冬虫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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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翡翠

合适成年人制度 篇3

关键词：新刑诉；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未成年人

新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解决了之前困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很多问题，辩证的看来，制度的设置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制度本身还是存有很多缺陷与不足的。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合适成年人的任职资格不够具体

并非所有的成年人均适合参与到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过程中，必须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对于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的父母能否作为合适成年人，适用标准由于各地标准的不同而不同。除此之外，其他类别合适成年人的选任也没有统一的规定，选拔的标准也未统一。由于存在上述的问题，各地合适成年人参差不齐，职责效果也大打折扣。

2.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监督与制裁措施规定不够明确

一项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与制裁措施加以制衡，权利也只是一纸空文。我国虽然明确规定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但是并没有规定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时讯问取得口供效力的问题。

3.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法律只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必须到场，但并没有细致规定合适成年人到场或者不到场对应的相应权利与义务，不利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从目前存在的现状来看，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还是存有缺陷的，进一步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才能够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与其他合法利益。

1.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范围

笔者认为除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能够作为合适成人之外，还有两类人也能够被赋予合成成年人资格。其一是律师与基层法律工作者，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律师业归入到合适成年人的范围之内，那么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就毫无区别可言，那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就不能真正起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作用。然而笔者认为，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是能够作为合适成年人的。其最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员具有非常专业的法律知识，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讯问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分辨出刑讯逼供和诱供的行为，以达到有效监督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的作用。当然，案件的承办律师不应当担任合适的成年人，而应当由其他律师来担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偏远律师缺乏律师，法律工作者也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以此来保护未成年人。其二是社会工作者，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地区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进行了探索，如云南省盘龙区、上海市长宁区等，一般由筛选出来的热心于青少年工作的志愿者担任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但是，目前除了云南盘龙区有一支由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专职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外，其余都是在共青团等部门从事青少年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兼职成年人。而且盘龙区的专职合适成年人队伍人数非常少，只能在小范围内参与讯问。如果将这种模式向全国推广，则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笔者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职合适成年队伍是不能够实现的，但可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做试点，由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对专职的合适成年人进行培训并给与相应的补贴，从而建立一支相对比较稳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其三是高校学习法律、犯罪学等专业的学生与老师，之所以认为这类人员也能够担任合适成年人的理由，首先是因为这类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比一般人更能发现讯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因为这类人员相对于律师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员来说更能够冷静机智的处理问题，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2.明确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

合适成年人在讯问未成年人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此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与应当履行的义务也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合适成年人在参与讯问过程中应该享有在司法人员讯问前获得通知的权利，参与讯问的权利，监督司法人员的权利，知情权，有权知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身心特点、家庭背景、教育条件、成长经历、日常表现等基本情况，查阅权，可以查看讯问笔录，对笔录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等提出意见，并在讯问笔录、庭审笔录上签字。当然，合适成年人在享有权利之外，还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及时到场义务、遵循讯问规则义务、不干扰讯问正常进行义务、保密义务等。

通过以上对现状的分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容小觑，而对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完善应该以这些问题为基点，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想法来完善制度的构建。新刑诉法修改中专门制定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转折点，此外，一项制度的确立需要理论同我国实践相结合，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同时，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参考文献：

[1]丁寰翔，叶仙邓，陈文晖.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价值[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02：28-29

[2]周馨雨.新刑诉法改革后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06：108-113

[3]戈琳.浅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3，02：77-78

[4]陈德伟，林琦源.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探索[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3，05：50-51+53

[5]钟勇，高维俭.少年司法制度新探[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03

作者简介：

陈恪玮（1990年8月～），女，湖南省永州人，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

浅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篇4

对于法律政策的制定者而言, 未成年人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为了顺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保护,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围绕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在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规定, 即刑事诉讼中“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相比较1979年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可以”通知,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合适成年人替代制度模糊。根据刑诉法270条合适成年人的范围中可以看出替代人员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和适用位阶, 增加了被滥用和适用形式化的风险。比如说何为“其他成年亲属”和“代表”?以及“其他成年亲属”和“基层组织”有没有具体的范围?再如, 这三类替代人员在适用上是否存在顺位关系?选择上有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何者的意愿确定?以上这些问题在270条中均没有体现, 明显忽视了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 容易导致实践运行混乱。

第二, 缺乏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刑诉法第270条中存在着较多强制性规定, 如“……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等。“应当”表明办案机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但是该条款中并未规定违反这些义务的处罚措施。此外, 270条中明确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可以提出意见。然而对提出的意见办案人员是否应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或给予答复, 以及办案人员对意见不予理睬或不纠正违法行为的是否给予处罚等均未规定。这种对违法行为制裁措施的缺失, 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刚性不足, 容易被虚置。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 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替代制度

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学者们对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替代制度纷纷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建议, 如谢登辉教授认为, 在一般情况下合适成年人之间可以按照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老师、未成年组织代表及未成年人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的顺序来确定合适成年人的到场。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 虽然国外一些国家, 如英国的合适成年人在法律适用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我国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因身兼数职或被动到场等情况, 难以及时到岗、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现象普遍存在, 且针对聋哑、少数民族等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 在限定的范围内真正能满足条件的人数较少, 无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因此, 严格限定其范围显然是不合理的, 有必要进行扩展。至于到场顺序笔者认为, 办案机关有自由裁量权, 但应在保护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和该合适成年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样合适成年人到场后, 能够很快与未成年人建立信任关系, 缓解其紧张、恐惧情绪, 保证讯问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与合适成年人被动到场的情况相比, 自愿到场的合适成年人会更加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 及时纠正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二) 确立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制裁措施

制裁作为法律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对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 凡是发现办案机关提取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 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规定的, 都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且不适用补正规则。之所以不适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要是基于审讯和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 警察作为执法系统的一部分, 最终可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指控为有罪, 任何由警察来进行的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 都将会蒙上一层强制性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因素下, 外加审讯环境本身的强制性, 对未成年人来讲, 很可能出现判断力下降、精神混乱的情况, 从而影响供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于这种特殊性, 办案机关在没有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在场情况下获得的有罪供述均应排除。关于于合适成年人对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意见却不被接受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增加相应的救济措施, 如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赋予合适成年人拒绝签字的权利。

摘要：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保障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重要方式。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制度的规定十分模糊, 且相关配套制度缺失, 导致司法实践中运行混乱, 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对该制度的具体实施细则做进一步的完善, 以更好的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参考文献

[1]蔡勤.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 2007.

[2]谢登科.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15, 36 (3) :110-115.

[3]梅文娟.英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及其借鉴[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4, 1:65-71.

合适成年人制度 篇5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加强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及其他未成年诉讼参与人 (证人、被害人) 的保护, 在内容上专设一章, 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少年司法改革的重大进展。其中, 第二百七十条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 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 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 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 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 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这一特别诉讼程序的合适成年人制度设立的依据, 选任、职责权利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合适成年人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讯问或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及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时, 在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宜到场时, 由司法机关从相关成年亲属或机构中确立的行使监护、阅读笔录及司法建议权, 以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适宜人员。这一制度设立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拟补未成年人诉讼能力的不足, 以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二、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法律渊源

加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着力于教育、感化、挽救已成为世界当前的发展趋势。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是司法的第一价值。这就为合适成年人的诞生创造了基础, 为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参加诉讼的情况下,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10年8月, 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讯问或者开庭审理时, 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 可以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从基本法的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定位。综上合适成年人制度已同样具备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诉讼制度所应有的社会价值基础和法律渊源。

三、合适成年人的选任与职责

(一) 明确合适成年人选任的范围

新刑诉法实施前, 如何选任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合适成年人, 司法实践中各地规定不一。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 可以按照如下规定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范围, 并依此先后顺序进行选任, 即如果未成年人强烈反对或者第一顺序的合适成年人无法担任, 则由下一序位的人出任。

1.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宜到场时, 其具有密切信任关系及具有完全诉讼能力的近亲属为合适成年人的第一顺序人选。但他们在场时, 办案人员要注意避免他们因为情绪激动而影响讯问的顺利进行, 甚至要注意他们是否会诱导未成年诉讼参与人改变供述或陈述。

2.未成年诉讼参与人的所在学校、单位的老师及其他适宜人员。如果未成年人系在校生的, 让其教师担任合适成年人, 该未成年诉讼参与人也比较易于接受。如系非在校生, 应征求未成年诉讼参与的意见是否同意其担任合适成年人。

3.共青团、居委会、村委会等青少年保护组织及基层组织的人员或社会工作者。因为该类人群具有青少年保护的工作职责及职业追求, 其本职工作的宗旨就是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 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 又系在同一地域环境内生活, 让其担任合适成年人, 未成年诉讼参与人与其较易建立互信关系, 有利于合适成年人作用的发挥。

4.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律师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条规定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 将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机关从法院扩大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法援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 首先可利用其法律专业知识及技能更好地发现建议办案人员避免讯问、询问时的逼供、诱供等违法不当行为, 另一方面在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沟通后, 能更有效地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基本案情有充分的了解, 在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方面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当然律师在未成年被害人及证人涉及刑事诉讼时, 也可成为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对象。

(二) 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程序

各地在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实践中, 可由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综治办、街道居委会、村委、学校、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各自审核推荐若干名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员, 由司法部门纳入“合适成年人志愿者库”。该库的合适成年人人数可定期更新, 并应明确登记各具备合适成年人资格的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住址、联系方式、单位等。

(三) 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如果合适成年人发现在询问、讯问、审判中有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可以提出意见, 但这一规定过于模糊, 合理合法意见的提出需要对于案件诉讼情况的了解, 对于案件诉讼情况的了解需要权利的支撑, 因此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

1.明确合适成年人享有以下权利:

①知情权: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心、家庭等基本情况的权利;询问、讯问或庭审前, 在办案人员陪同下向未成年诉讼参与人了解其健康状况、合法权益有无遭受侵犯等情况;②建议权:第一、发现办案人员有诱供、逼供或其他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向办案人员所在机关反映;第二、在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中, 合适成年人基于信任, 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后续的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能够予以充分的了解, 进而提出较为可信的意见建议;第三在涉及拘留、逮捕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时, 可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提出合理、合情、合法意见、建议;第四、没有分案关押的可予以建议监督;③会见权:在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通知下, 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 应携带有效证件, 在羁押场所与其会见、通话;④核对权: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可要求阅看未成年诉讼参与人的询问、讯问笔录或庭审记录, 核对无误后可签字确认等权利;

2.明确合适成年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①接到办案机关通知后及时到场、向未成年诉讼参与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承担的职责, ②安抚未成年诉讼参与人、进行正确的心理辅导并帮助消除不良情绪与对抗心理。③在帮助未成年诉讼参与人正确理解询问、讯问的含义时, 不得阻碍、干扰办案;保守案件秘密, 不得泄露案情, 不得以欺骗、诱导、暗示等方式等帮助未成年诉讼参与人串供、串证等;④不得宣扬未成年诉讼参与人的个人信息。⑤发现自己所参与诉讼的刑事案件与本人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不宜继续担任合适成年人的情况后, 应及时通知司法机关, 退出诉讼。

(四) 明确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程序的过程

合适成年人介入的阶段为侦查阶段、审查批捕及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等三个环节。在实践中, 各司法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应迅速与其法定代理人联系, 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不宜到场的情况下及时指派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避免过去在讯问阶段才开始联系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参与滞后的问题。合适成年人到场后, 应当亲自向未成年诉讼参与人表明其身份并告知其参与的内容及作用, 告知时, 办案人员应当在场, 以避免发生串供、诱证等不法、不当情形。讯问、询问结束后, 合适成年人也应当在讯问及询问、讯问笔录、庭审笔录签字。

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合适成年人制度要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除了制度的完善, 仍需各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 具体到实际工作上就是人员、经费、具体案件衔接的密切合作配合。在刑事诉讼中, 每一个司法工作者都有义务给未成年人一个更完美的生命与世界, 这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及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 未成年诉讼参与人被询问、讯问、审判时, 为拟补他们诉讼能力的不足, 选任合适成年人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选任依据, 选任范围及合适成年人的职责上作出探索。

浅论合适成年人选任制度 篇6

一、合适成年人制度释义

所谓的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如果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愿到庭,且在任何途径均无法找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有关组织代表时,经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同意,可以聘请符合条件的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到庭,代行其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职责,参与刑事诉讼,以维护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即是强制性制度又是权利性制度。强制性在于公安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参与,否则将以程序违法为使取得的证据被归为非法证据而无效。权利性是指该项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法益。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如果公安司法机关没有尽到告知合适成年人参与的通知义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此要求通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是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人权的珍视。其意义在于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二、合适成年人所应担负的职责探析

1、旁听监督职责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较之成年人相比不够健全,对于讯问人员在讯问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因此可能产生受到侵害而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基于这种情形,合适成年人的在场参与能有效的约束讯问人员的举止,避免不当的作为方式。

2、有效沟通职责

由于多数未成年人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认知不足,同时因处于被讯问的状态导致精神高度紧张致使未成年人产生表达障碍,因此,借助合适成年人的有效沟通,搭建讯问人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未成年人对专业性的刑事法律术语有准确认知,也使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未成年人能够将真实的意愿加以表达。此外,合适成年人的沟通,也能有效推动讯问的进行,因为在面对讯问人员的专业讯问过程中,未成年人极易产生防御心理,这种心理使讯问过程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此种情形下,借助合适成年人的居中沟通,能使未成年人消除戒备心理,使其配合讯问,最终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3、心理安抚职责

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之前,已经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境地。这种境地将会使未成年人产生焦虑与恐惧心理,如未能及时加以安慰,甚或会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疾病,使其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合适成年人要担负起安抚职责,帮助未成年人消解紧张情绪,克服焦虑,控制恐惧心理。

4、法制教育职责

在询问过程中,合适成年人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正面价值引导,使未成年人建立起正确的人身观和世界观。

三、合适成年人的遴选

1、遴选原则

对于合适成年人的遴选而言,首要原则是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即对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完全是以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为中心和出发点,并以此原则为导向,有针对性的对合适成年人进行遴选;其次合适成年人的选任过程中,还要遵循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严格精准的合适成年人选任程序方能最大程度的保障未成年人相关诉讼权利的实现。

2、遴选标准

笔者认为,对于合适成年人的遴选应注重下述要素的把握:

(1)年龄要素。当前各地对合适成年人的适格年龄标准并不统一,不同地域的合适成年人年龄跨度较大。根据我国公民的就业年龄整体状况,笔者认为,三十岁至五十五周岁年龄段的公民为相对合适人选。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已经进入职业的确立期和稳定期,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同时,其成熟的心智也使其不会为情感所左右而失去价值中立的判断标准。

(2)道德要素。合适成年人应拥护党的领导和政策;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自律。

(3)知识构成要素。为了使合适成年人更好的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因此合适成年人有必要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免因对法言法语的陌生而以“应景式”的态度怠于履行职责,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未能获得有效保护;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的参与过程中还担负着教育职责,因此合适成年人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以便把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态,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致成为空洞乏味的说教,通过善意的引导化解其心中的症结所在,对其不安的情绪也能加以抚慰。

(4)沟通技巧要素。合适成年人在办案人员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间起着桥梁作用。因此,合适成年人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并凭借卓越成效的沟通方式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快速建立起信任关系,进而使其“准法定代理人”的诉讼角色得以实现。

四、合适成年人遴选过程中应引起注意的相关问题

从人权保障的方面来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刑事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保障方式,因此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借助有效的监督,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诉讼参与的身份应被归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守护者”。尽管在实际的讯问过程中,基于教育和引导的需要,合适成年人也会在讯问过程中担负起部分的“教化者”和“推动者”角色,但这些角色不能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护者”的角色发生定位错位;合适成年人更不能基于对案情的个人义愤、无视其所拥有的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转而充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二次讯问者”,否则将背离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因此,在合适成年人的遴选时,通过对其权利和义务的明确界定,帮助其建立理性的法律参与意识。

摘要：基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需要,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纳入其中。本文以合适成年人制度释义为切入点,借助对合适成年人所应担负的职责探析,探讨了合适成年人的遴选以及遴选过程中需要给予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

参考文献

[1]刘宗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完善[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6).

[2]姚建龙,储国樑,张卫东,田相夏.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人民检察,20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