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精选12篇）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1

在国外, 一般把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称为“人格调查制度”、“量刑引入社会评价”、“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在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少年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均有强制性规定。我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制度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直到2012年,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才对其有了明确的规定。自此, 我国也从明确的法律条文中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及内涵

(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含义和内容

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又被称为“量刑引入社会评价制度”, 也可称为“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部门亲自或委托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通过走访社区、家庭、学校、派出所等,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发生前的一贯表现、家庭生活环境、犯罪原因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做出的关于其人格、素质、心理状态的制度, 进而使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1)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和调查目的。首先, 在我国社会调查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调查的主体大多是专门人员和专门机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包括控辩双方、法官、相关社会团体组织。其次, 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人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和生活环境。最后, 在调查的方式上一般采取走访调查和专门机构的科学鉴定, 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存在的人身危险性, 进而检察机关考虑是否起诉, 法官考虑如何定罪量刑等等。

(二)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报告的定性

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后相关部门会制定调查报告。但是调查报告往往在整个司法程序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定性。首先我们应该排除它是意见证据, 因为报告的内容并不是对案件的推理、猜测和评论, 所以不能认为其实意见证据。有的学者将其归类为品格证据, 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笔者比较支持前者的观点。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社会评价、所居住环境, 工作和学习环境、性格特点、是否有前科等的综合调查, 因而它是品格证据的一种。

二、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为了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司法文明化, 建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必要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可以更加全面的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对未成年人将来进行司法教育和跟踪帮教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使我们很好的区分了成人司法与少年司法。虽然未成年人犯罪其自身首先存在过错,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父母、国家、社会存在的责任和过错, 因此这个制度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是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社会调查的信息, 我们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庭审时就可以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指正, 寻找“感化点”, 对症下药, 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及时改过悔罪, 教授矫正和帮教, 早日回归社会, 不再继续走上犯罪道路。

最后, 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公平、公正的处理未成年案件, 规范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和公正合理的量刑。

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和困境

(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都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法律条文, 例如1999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2001年) 第9条、第21条,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的规定以及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等等。然而这些规定都是纲领性的, 缺乏系统性和原则性, 在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非常困难。2011年, 新刑诉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最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秉承“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的原则,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1. 调查的主体混乱, 诉讼地位模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相关司法解释与各地的试行规定我们不难看出, 调查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法院、控辩双方、社会团体组织。但是他们的主体混乱、诉讼地位不清晰。在不同的地区主体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地方是社区矫正机构, 有的叫专职调查员, 有的是妇联、教育工作者和团委。虽然它们认定的主体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但是明显过于混乱、可能导致互相推卸责任、重复调查或者其它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2. 调查员的权利义务不清晰, 而且其素质普遍不高。

调查员的权利义务模糊。调查员的权利义务的不明确严重影响社会调查的质量, 而且使调查工作很难名正言顺的进行, 责任分配进而也不明确, 从而使调查员缺乏监督。加之, 我国目前对调查员的选任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各地区对调查员的选任标准也不尽相同。各地区调查员缺乏专业的知识和专门的培训, 素质参差不齐。

3. 社会调查的能力不足。

我国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的内容比较广泛, 因此调查的主体应该具备相应的调查能力, 才能使作出的调查报告真实、客观、全面。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现状而言, 法官、控辩双方, 社会团体组织等的调查能力普遍不足。如果出现调查对象的户籍所在地不再本辖区, 不管是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对其进行社会调查。或者调查只局限在外围, 即只对其亲属和同学、邻居进行调查, 那么就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深入性等等。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原则和立法建议

(一)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1. 全面调查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要求社会调查人员调查的内容既包括犯罪的基本事实情节, 还要包括未成年人的生长环境、家庭结构、身心特点、社会交往、人格特征、一贯表现等无关犯罪基本事实的内容。该原则是全面贯彻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能够对未成年人做出全方位的调查。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关立法中均有体现, 反映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2. 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指导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是指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体现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全面履行承担净化社会、惩治犯罪的职责, 也就是说它是对未成年人和社会的双向保护。因此, 调查员不能先入为主, 加进自己的主观臆断, 而是要使报告内容客观真实, 不偏不倚, 在程序上也要注重主体、形式、方式合法, 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3. 客观、中立原则。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中, 客观、中立是司法人员的职责, 是全面保证未成年人审判公正的重要原则。它是指调查员应当客观全面、事实求是的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犯罪背景材料、基本情况, 不能受案件以外其他因素的干扰。调查员在进行调查时, 不能受未成年人亲属、受害人、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干扰, 做到调查结果客观真实。要做到这些, 那么调研员必须要实事求是, 客观中立。

(二)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法条中所说的“可以”进行存在明显不妥, 而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调查在侦查阶段应该必须进行。因为我们设立基本情况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成可以调查, 没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 那么就不是很绝对的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五、结论

我们都知道, 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 更加需要国家、社会、集体的关心, 也更应该在法律上予以呵护。建立一套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 不仅体现了对这一特定团体的保护, 更是完善我国现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中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对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方面有其显著的特征和优势。笔者主要从该制度的内涵, 存在现状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进而得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建议和原则。

关键词：社会调查,品格证据,帮教

参考文献

[1]下树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M].北京:西苑出版社, 1999.

[2]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06:73-82.

[3]魏培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D].兰州大学, 2013.

[4]刘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D].燕山大学, 2009.

[5]刘立霞等.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1版.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2

论文摘要 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调查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一贯表现、成长经历等现实情况，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种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并进而寻求对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处理方式。在我国健全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

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

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习性，因此，应在不泄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查阅、复制服务，方便律师、监护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习性，以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则不应予以披露。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构建

2012 年3 月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其中第268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的规定，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的里程碑，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适用基础。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化的规定，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和具体操作上看，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试在分析目前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指派人员或委托其他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各个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对其身体情况、一贯表现、性格特点、精神状态、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学习教育情况、社会交往经历、犯罪行为特征、犯罪动机及原因、认罪及悔罪态度、犯罪前后及羁押前后表现、社区及家庭帮教监护条件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在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和评估其自控力、社会危险性及责任程度，并形成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司法机关做出涉罪未成年人处遇决定及制订其帮教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

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全面掌握涉罪未成年人的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有效参考，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原因及社会危险性等进行判断，从而作为对其个别化处遇的依据，例如，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可以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对涉罪未成年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及其捕后羁押必要性、量刑建议等作出适当决定；另一方面，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和矫治的重要资料，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针对性教育和犯罪预防及矫治，依据社会调查报告体现的其个性化因素制订帮教方案，提出犯罪预防和矫治措施，提高帮教和矫治的效果，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10月27日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12月28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0年11月15日通过）中均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2010年8月14日发布）中也专门用了八个条款对社会调查制度作了集中阐述，足见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重视。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诉讼法更是在法律层面强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但由于上述规定原则化、宽泛化的表述，也使得在实践中进行社会调查时面临诸多问题。

（一）多个调查主体参与调查引发的问题

新刑诉法虽然确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均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辩护人的诉讼角色也决定其有义务将其收集到的社会调查情况提交给司法机关，但有观点指出司法机关或辩护人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可能会因工作角色而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性，且各个诉讼阶段若均进行社会调查也难以避免产生重复调查、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而现实中司法机关由于人力、财力、时间的限制，也往往不能指派人员亲自调查，而多是委托其他机构或组织进行社会调查。

（二）调查内容不详实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情况。有的涉罪未成年人由于不在户籍地居住，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或村委会无法得知其迁移后的生活及表现情况，不能如实地对其社会经历等情况进行描述，而街坊邻居、学校、教育部门、社区矫正部门也仅了解涉罪未成年人与各自相关的部分情况，无法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其社会调查情况。这就导致了受委托的机构或组织通常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即要么仅将上述部分的社会调查内容制作成报告，要么用表格形式让上述人员或部门自己填写社会调查内容，这样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敷衍了事、流于形式，内容简单空洞，带有随意性，其实用性、真实性和客观性都难以保证，并且没有挖掘和分析涉罪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这样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到了司法机关手里也几乎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社会调查启动时间过晚

由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比较宽泛和具体，有时遇到外来人口犯罪还需异地协助，因此需要较多的时间去收集材料和进行调查分析，现实中有的司法机关由于没有意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直到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但因时间仓促该调查也容易流于形式。因此，若社会调查没有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进行，将使司法机关无法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作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作为对其是否适用强制措施、羁押必要性等的参考，从而无形中增加涉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时间。

三、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专门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公正性、客观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可以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建立社会调查员机制，参照鉴定机构做法，由司法机关主导社会调查，委托该专门机构进行社会调查，避免多头调查。同时，加强异地委托调查，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协作网络，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1]。

（二）规范社会调查程序、充实内容

新刑诉讼法基于其原则性的规定不能对社会调查的内容给予过多阐述，实践中应当从社会调查报告的功能及作用出发，把握社会调查报告的总体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调查综述，包括社会环境、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教育或职业情况、涉案前后表现等；二是综合评价，即结合调查综述对其人格品行、可塑性、人身危险性等作出总的评价；三是附所访人员的签名、所访单位证明、相关凭证等[2]。

（三）在侦查阶段即开始社会调查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就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由此得出的社会调查报告不仅可以作为公安机关是否对涉罪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依据，也可以作为移送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或起诉的参考，从而避免社会调查拖延至审判阶段，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别化处遇和帮教。（作者单位：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徐俊美、洪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及出路，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8-5。

[2]盛长富、郝银钟，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社会科学家，2012-2。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4

(一) 调查主体多元化

社会调查制度的调查主体无非是法院法官、公安侦办人员、办案检察官、社会社工等人员。但是从司法审判实践情况来看, 社会社工成为了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人员, 而其他角色人员参与社会调查工作的积极不高, 可行性也不大。

然而, 许多经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的法院、检察院、公安经办人员都一致认为, 社会调查由未成年人案件的经办人员来启动不是很合适, 特别是法官们即要做裁判员依照社会调查报告情况来审理案件, 又要作运动员积极参与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 这是有违于司法公正原则, 而公安、检察院经办人员则会因为参与到社会调查工作中, 而不由自主地对于少年犯的情况先入为主有了主观判断, 很难始终保持着客观中立的状态, 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是不利的, 也难以保证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之初的目的有效贯彻执行。

(二) 调查专业化水平不高

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中, 除了调查主体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 有以上不公允的情况, 即便是社区工作者, 多数也不是专业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 都属于跨领域作业, 这样社会调查的专业化程度肯定不高。同时现行社会调查方法主要为访谈法、问卷法等, 缺乏统一规范的调查分析体系, 由于人力资源、精力有限, 短时间、小样本的调研走访, 深入调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收集的材料信息与能否为法官对于少年犯的量刑之间不能有效衔接, 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调查制度形同虚设、社会调查报告不能起到对于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挽救矫正的作用。

(三) 调查制度设计不严密

按照未成年人挽救矫正的立法初衷, 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动机、客观因素及其发展演变, 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以及社交风险因素都应该成为社会调查的必须内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 现有了法律规定、有具体文件规定要求, 但是没有具体实施细则, 制度设计的严密性不高, 直接导致了社会调查制度执行不统一、调查内容不规范, 大大阻碍了社会调查制度设计初衷的有效实施。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建议

(一) 完善社会调查配套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审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 是刑罚个别化理念的体现。我国现有刑罚法律制度实行定罪量刑一体化程序模式, 社会调查报告在法官定罪量刑中并非起到了直接相关作用, 只是从挽救未成年人和矫正犯罪的角度, 让社会调查报告起到一定参考作用。在这个问题上, 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经验, 适当引入对于社会调查报告当庭质证的程序, 未成年人被告、检察官、辩护律师都可以对调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质疑, 而承担调查报告工作的人员也可以适当接受询问, 这样既可以保证社会调查制度的公开公正, 又可以让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充分全面考虑到社会报告中提及的内容。

(二) 设立社会调查专业机构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模式, 设立专业社会调查机构, 可以设置在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建立未成人法庭这样专门部门, 并对专业从事社会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提供社会调查中所需要的心理学、医学、社会学以及法律知识, 最终形成专业性高、严密完整有效的调查报告提供给法院。

同时, 有些地区的检察机关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 将社会调查等工作交予一些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 这种做法也是不失为有益的探索。许多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工工作, 本来就对社会学、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通过参与社会调查实

习, 了解熟悉现行的刑事审判体系程序, 学习必要法律知识, 可以将社会调查工作与未成年人失足挽救、犯罪矫正等联系在一起进行, 更有利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再发生概率。

(三) 构建社会调查标准化体系

未成年人处于人的成长特殊时期, 无论是生理情况还是心理状态都属于多变期, 社会调查标准化体系就是要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学几种不同类型, 分类开展社会调查, 形成不同结论、不同类型的调查结果, 从而能够指导刑事审判。罪错行为时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社会调查给了未成年人在成长中不断改进蜕变的机会。社会调查标准化体系可以从心理学上的五种人格因素上去考量, 就是五大人格维度: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适宜性、谨慎性, 以此综合评判未成人的心理成熟度, 为进一步的司法量刑和社会矫正提供依据。

三、结语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明天,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社会焦点问题, 社会、家庭、学校、司法机关都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在各自角色里积极发挥作用, 凝聚全社会的力量, 将社会调查制度做好、做实、做得更有效。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是对于未成年犯的性格、家庭、社交、成长以及所犯行为进行综合考量, 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 为附条件不起诉等程序提供依据。然而, 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尽如预想的那样, 使得司法程序中启动社会调查的概率很低, 许多社会调查流于形式。

关键词：未成年犯,刑事司法,社会调查,法律建议

参考文献

[1]艾佳慧.刑罚轻缓化的法经济学考察[J].法律适用, 2012 (06) .

女工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篇5

1.1为加强对女工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1.2本制度规定了女工和未成年人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1.3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内所有女工和未成年人（包括招用的临时合同工）等。总则

2.1 根据女性生理特点安排劳动就业以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安排女性就业时，对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应尽可能多招些女性；对那些使女性生理机能不能保持正常状态，对女员工和下一代健康有不良影响的职业，禁止或限制女性参加。

2.2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企业招工对象的年龄一般为16～25周岁。因特殊需要招用未满16岁的学员，应经本地劳动部门批准。3 职责

3.1办公室负责在招工及工种安排中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总则要求，合理安排女工或未成年人的工种、工作。

3.2 安全部负责检查、督促各单位执行本制度的实施情况。

3.3 工会负责监督各单位执行本制度的实施情况。

3.4 各单位、车间负责严格执行本制度。女员工特殊保护

4.1 各单位、车间不得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为理由而拒用、辞退女员工或降低其工资。在员工的定级、升级、工资调整等工作中不得歧视女性，必须坚持男女平等。

4.2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禁止女工从事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Ⅲ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作业）和有毒有害的作业。

4.3 根据女员工的生理特点，女员工在月经、怀孕、生育、哺乳期、更年期的特殊保护期内，可暂时调任适宜的工作或不上夜班。

4.4 女员工在怀孕初期及临产三个月或哺乳期内，每天应给以1小时工间休息和哺乳时间；按规定工资照发。

4.5 由医院每年定期对女员工进行体格检查，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工作。

4.6 对一些有害女员工身体健康的工作，车间应采取缩短工作日、轮班制、四班三运转等改变劳动组织的措施。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5.1 根据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学生的学习、劳动、休息时间的暂行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学生，在进行生产实习时的劳动时间规定为，第一学年每天不得超过6小时；第二学年每天不得超过7小时；第三学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

5.2 各车间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加班加点工作。

5.3 未成年工在安排劳动时，不宜从事特别繁重的劳动、高空作业和对身体有害有毒的作业等。

5.4 在录用未成年工时，必须经过体格检查，以便根据身体状况安排

合适的工作。考核

浅析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篇6

关键词：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委托监护；亲权；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 G913.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2-0065-05

一、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概述

（一）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概念

留守未成年人相关概念提出的最早时间还得追溯到1994年。上官木子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文中提出了“留守儿童”这一概念[1]。目前对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概念问题，学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认识便是段成荣和周福林的主张。他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因外出打工而离开户籍所在地，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因此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2]。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对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概念进行界定。一方面，是对“留守”状态和时间的界定；另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的界定。

“留守”的前提是指一个家庭中，未成年人的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双方离开家庭，到外地打工谋生，留下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在家中由其他亲属进行照看。但是，对于父母离开多久才能称得上是“留守”，社会各界也存在争议。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离开其父母的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他们的成长状态就会受到明显影响，即无论是在心理上的成长还是在生理上的成长，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当未成年人离开父母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便具备了“留守”的时间要件。我们可以将处于以上情况之下的未成年人称为“留守”未成年人。

“未成年”的概念已经很明确。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1）。

综上可知，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是对在农村中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其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双方离开家庭到外地打工谋生，留下他们在家中由其他亲属进行照看，时间长达半年以上的这一类人总称。

（二）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群体特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这样一来，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数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留守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监护、犯罪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纵观留守未成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08年3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3]。而2013年5月10日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提到：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六千万，总体规模扩大；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约242万[4]。

2.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力度薄弱

留守在农村的未成年人大多数是由其父母委托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进行照看，而这些所谓的“监护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自身的照料都成问题，就更不要提及他们对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就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3.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问题愈加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断增加，例如抚养问题、监护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和犯罪问题等不断暴露出来，加之家庭和社会对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地处理和解决，导致问题的严重性不断积累，这势必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一大隐患。

二、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民通意见》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未成年监护制度的相关内容，并且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框架基本上已经搭建。但是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有关立法已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其中对于未成年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远远不够。原因主要在于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实际操作性偏弱、相关内容规定得也过于简单、粗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护制度覆盖亲权制度的立法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我国理论界对于亲权的概念界定不一，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均认为“亲权系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以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5]而一般来说，监护指的是对于不在亲权照护之下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民事行为能力不充分的老人、连体人、植物人等，为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照护而设置的民事法律制度[6]。亲权和监护是两个不一样的法律制度，这一点从它们的概念可以看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体不同。亲权制度的主体仅为父母；监护制度则还涉及亲友、组织机构。第二，客体不同。未成年人是亲权针对的唯一对象，而精神病人、连体人、老人等却还是监护制度的范畴。第三，内容不同。亲权的内容是关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而监护强调被监护人人身、财产的监督和保护。

从上面的比较可知，监护和亲权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却采取监护制度覆盖亲权制度的方式，这势必造成实践中对两者的混淆和认知错误。因此，我国监护制度的缺陷之一就是将监护和亲权不区别立法。endprint

（二）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和委托监护在立法上过于笼统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转移的主要依据，来源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和《民通意见》第22条的规定（1）。但是该内容只是给未成年人委托监护权提供了合法依据，而对于委托监护的法律性质、父母与受委托监护人在监护事务中的权限、受委托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受委托监护人违反监护职责或要求提前辞去委托是否需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7]。目前，以口头形式设立委托监护是我国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监护的通常做法，这种非要式合同的行为将导致委托权限不明、委托事项含糊的结果，再加上委托的期限一般都比较长，一旦父母与受委托监护人在监护事务中的分工不明确，就必定导致受委托监护人不能全面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并且部分留守未成年人还频繁更换受委托监护人，这对于留守未成年人的成长来说都相当不利。

（三）我国关于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了监护人职责，《民通意见》第10条对其进行了补充。从法条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监护人职责上，我国立法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内容，这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监护人对其职责片面履行的情况。此外，部分委托监护人自身监护能力的欠缺也造成他们履行监护职责的缺失。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留守未成年人”数量超过5800万人，其中的79.7%由祖辈抚养。这种隔辈监护对于留守未成年人来说，加大了其健康成长的风险性。理由如下：

首先，从监护的内容上看，由于监护人一般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健康状况不佳以及教育方式传统滞后，导致隔辈监护通常情况下只能照护留守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而对于未成年人的文化课学习、心理需求满足、法制教育等方面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对于留守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他们与自己的父母聚少离多，自身心理状况跟正常未成年人肯定不同，此时如果监护人不能够对留守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和价值观、社会观的良好培育的话，很容易使其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严重的还会使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此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留守未成年人监护人在性教育方面几乎是缺失的，这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来说也是一大隐患。据法制网报道，留守女童被性侵的比例高达94%。

其次，逆向监护使留守未成年人的成长也十分不利。在一些经济落后且资源不足的农村，因生活所迫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未成年人此时交由祖辈照顾。但是由于一些老人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佳，他们不仅无法尽到自己身为临时监护人的职责，甚至还需要留守未成年人来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在此种情况下，留守未成年人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实在令人担忧。

（四）缺乏科学有效的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是我国监护监督制度的主要法规（1）。但是，在这些法规条文中都只是一般性的规定，在实施程序和要求上都模糊不清。这对于实践的应用来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成熟完善的制度，必须配备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我国在监护监督制度上的缺失必然增加留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机率，同时也对留守未成年人的全面成长十分不利。

三、我国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

亲权与监护权概念的混淆导致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失，将亲权与监护权区别开，明确亲权是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保护，而监护主体不限定为父母，保护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利。这能消除社会上存在的“父母健在，别人都不能为监护人”的错误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对亲权与监护权分别作出规定，即在有亲权人存在的情况下不适用监护制度，因为亲人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相比于监护人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维护留守未成年人的利益。这样的一个立法体例有利于明确二者之间的区别，使我国的监护制度更加完善。我国可以在法律中分别规定亲权和监护制度，在亲权方面可以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未成年人在亲权方面的人身权具体可以分为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和惩戒权，而在财产权上可以分为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处分权和财产代管权[8]。在设立亲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亲权制度的使用优先于监护制度，只有当亲权人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监护制度。而对于那些不能由委托监护人行使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惩戒权、生命健康权等，必须由亲权人亲自行使，不得委托于其他监护人。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

众所周知，未成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和身心成长的决定性时期，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在提高家庭生活水平、为子女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初衷下，应提高认识，清楚子女最本质的需求是父母的关爱。权衡利弊，父母应尽量将子女带在身边抚养和接受教育。没有条件的，应该从子女的最大利益出发，为留守在农村的子女选择合格的委托监护人，明确约定委托监护人应尽的职责和享有的权利。在定期给子女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要经常通过网络视频、电话或书信与他们进行沟通，对子女进行精神上的教育，在精神层面上确保亲情到位。节假日时，进城务工人员应常回家看看，或将子女接到身边生活一段时间，增加与孩子面对面生活的时间，缩短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期限。对于留守的未成年人来说，委托监护是非常重要的。针对委托监护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重视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监护人的形式问题，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一般是不存在书面合同的，但是在处理留守未成年人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订立书面合同，这样能够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遇到纠纷时也能依据条款解决问题，不会伤害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有利于维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委托监护都需要订立书面合同，例如短期的委托监护就不需要订立书面合同，而且如果是留守未成年人的近亲属也不需要订立书面合同。其次，委托监护人的资格问题。亲权人在选择监护人的时候，不仅应考虑监护人的道德品质，还应对监护人的教育水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应为留守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资格设定一定条件限制。例如，可以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宜作为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是下落不明满6个月以上的人不适合作为监护人，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作为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等等。最后，监护人的权利问题。委托监护毕竟只是亲权的一个补充，我国法律应允许其有权辞去监护人的资格。同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委托监护是无偿的，这其实不利于更好地保护留守未成年人的权益。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给予监护人一定的报酬，这样能促进监护人更好地维护留守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让留守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endprint

（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职责

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关于监护人职责的规定操作性不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结合实际，以维护儿童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原则，改革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具体规定监护人及代理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违反监护制度的惩处措施，并且规定对监护人进行监督的相关制度。目前我国民法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权利问题有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义务规定却相对较少。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义务方面法律规定应更加明确。例如，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可以适当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承担部分责任等。并且，在监护人违反监护制度的相关规定的情形出现的时候，也应当具有相应的惩罚条款，不能让监护成为监护人不承担自己责任的借口。最后，笔者还认为，应制定监护制度的监督制度，无论是从公众个人角度监督，还是从国家社会新闻媒体的角度监督，我们应当在法律上先完善这种监督制度，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四）建立监护监督机构，为保护留守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监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对于监护人的监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在法律上建立一个至上而下的体系，从国家层面说，可建立一个专门的留守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要负责监护成立的登记管理，监护人、监护监督人的选任、更换与撤销，被监护人财产目录制作与移交的审查，监护人报酬的确定等工作[7]；在基层，我们可以要求居（村）民委员会定期对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情况进行登记，这样定期的登记能够起到对监护人的监督作用，促使监护人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而且居（村）民委员会也可以将孩子的近况和监护人的监护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孩子的家长，能够使家长及时发现问题并尽早解决。这样更加有利于留守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对监护人进行监督，例如我们可以让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对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进行监督，这样能够更加全面地对监护人进行监督，从而更好地保护留守未成年人的权益。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数量不断上升，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出现许多新问题。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特性，导致当前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力，难以行之有效地保护留守未成年人的权益。因此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十分必要。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现状，配之以对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分析，适度考量国外相关方面的立法，探索既适合我国国情，同时又利于保护留守未成年人权利的监护制度。希望此研究能够完善和丰富我国的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参考文献：

[1]上官木子.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J].神州学人，1994，（6）：15-16.

[2]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1）：18.

[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R/OL]（2008-03-05）[2014-05-18].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531/09/983037-30437383.shtml.

[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R/OL].（2013-05-18）[2014-05-18].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3-05/18/content-28862083-2.htm.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58.

[6]杨立新.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1.

[7]孔东菊.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的民法研究—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08，（4）：33，89.

[8]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64.

Analysis of Rural Staying Minors Guardianship System

LUO Yanyuan

（School of Law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Fujian350117，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continues to grow， the corresponding minors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due to the lack of necessary care， rural staying minors with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growing， for example， stay minors support issues， education issues， custody issues， crime and so on. These problems have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rural staying minors from starting， by staying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rural Minors analysis to identify at which deficiencies and propos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blem.

Key words： minors left in rural areas； guardianship system； delegate custody；parental rights； system improvement.

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调查制度研究 篇7

1.1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人格调查制度, 是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入司法 (诉讼) 程序之后, 由案件处理机关指派工作人员或者由其委托特定的社会调查主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身体条件、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 作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参考的一项制度。

1.2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必要

首先, 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前提;其次,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基础;最后, 宽严相济的政策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关键。

2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实困境

2.1 公安机关内部规定不相一致, 规范开展社会调查难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但实践中公安机关极少开展社会调查, 制作调查报告的更是微乎其微。

2.2 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凸显, 细化开展社会调查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 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 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 检察机关以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主, 以必要补充调查为辅, 还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看上去检察机关的社会调查工作任务量较小, 但实则不然。

2.3 司法行政机关调查模式固定, 实际开展社会调查难

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委托社会调查的对象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 人民法院开展社会调查的模式基本上是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但上述两种委托调查因为司法机关社会调查存在的弊端:一是司法行政机关社会调查结果与其将要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二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派出机构条件有限, 不能确保社会调查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三是基层派出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不能将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与成年人审前评估区别对待。

2.4 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制约乏力, 监督开展社会调查难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理应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 但实际上此项监督存在以下困难:一是难以发现因相关人员违纪违法而造成社会调查不真实、不客观的问题;二是难以发现审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检察机关内部难以对社会调查进行监督制约。

3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途径

3.1 规范公安机关社会调查程序

一是加强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专业程度。要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或办案小组, 由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工作认真细致的民警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二是加强公安机关社会调查的强制程度。尽管《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但基于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应当提倡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地区强制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以保证涉罪未成年人处理的客观性、公正性。

3.2 做好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工作

鉴于检察机关遇到的实际困难,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化解检察机关社会调查困境, 做好社会调查工作:一是丰富社会调查工作的方式方法;二是加强社会调查工作的沟通协作;三是完善社会调查工作的实际进程。

3.3 加强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力度

一是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要采取一定的回避与监督措施。鉴于司法行政机关社会调查结果与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的问题, 应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机构与工作人员相分离, 以保证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

二是大力加强基层司法所的社会调查力度。基层司法所应当充分重视社会调查工作, 指派所内非社区矫正人员从事该项工作, 以保证社会调查的客观效果。

三是认真区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与成年人审前评估。基层司法所要克服困难, 指派专人从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 将其与成年人审前评估工作严格区分, 加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一定的应用。本文从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一般理论出发, 指出了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提出了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方式和途径。希望本文能够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顺利运行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充分体现了长期以来我国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 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8

关键词：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随着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教育刑的转变, 非行刑化及行刑社会化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在这一大背景下, 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终于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 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只能从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中寻找法源的窘态。虽然早在1997年实务界就开始了对此制度的广泛试验, 但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仅笼统的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规定, 而对相关的诸多细节并未涉及。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之憾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过程、犯罪动因、监护状况等进行调查。纵观本条之规定不难发现,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着少许遗憾之处。

首先, 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被规定为一种或然制度。“可以”二字表明, 是否启动这种调查, 由办案机关视不同情形裁量决定, 法律上没有做强制性规定, 从而使此制度易流于形式;其次, 本条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检察院、法院不尽合理。公、检、法部门办案压力大, 时间精力不足, 很难对每一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开展细致深入的调查, 从而无法使社会调查制度发挥最理想的功用。且公安机关着力于对案件的侦破, 并无需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检察机关无论是在审查逮捕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 都处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对立面, 而让法官亲自调查更是与其中立地位不符。第三, 本条之规定过于原则, 操作性不强, 尤其是对社会调查的程序、标准、方法等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 易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随意性较大, 形成地区差异。

二、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易走入的误区

自1997年实务界就开始对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 各地司法机关纷纷以司法改革为名, 进行着大量的制度创设, 但在基层司法机关推动下运行着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实际存在诸多问题。

(一)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味迁就和盲目娇纵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重新回归社会,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审判的一系列环节中, 办案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倾向于轻刑化。这种轻刑化倾向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说的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过分迁无异于纵容犯罪。笔者曾在看守所里接触过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他对于自己犯下的罪行不以为然, 却一味强调“我是未成年人”, 十分理直气壮。不由使人反思, 在当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贯彻“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政策, 提倡行刑轻缓化, 时机是否成熟?同时, 在这种轻刑化倾向的影响下, 为避免在羁押场所的“交叉感染”而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处罚或不处实刑的观点, 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监管场所, 相互接触交流后可能接触掌握更多的犯罪方法和技能从而达不到改造的目的, 但是不能因为监管场所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从监狱诞生到目前为止,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还没有摸索出比监管场所效用更高的措施。因此, 因监管场所产生的副作用而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处罚或不处实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 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简单归结为社会责任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中, 最常见、最格式化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即国家、社会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消极的角色, 因此国家、社会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但一味夸大多种社会因素而忽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原因未免有失偏颇, 且社会因素导致的犯罪即使具有普遍性, 也不能将这种普遍性套用在个体身上用来论证个体犯罪的不可避免性。

(三) 实践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易于得出格式化结论

调查员年轻化的趋势, 预示着社会阅历的欠缺, 在此现实下要求得出深入、客观、全面的调查结论就未免显得有点强人所难。有些社会调查员由于社会阅历的不足, 在不接触被害人的情况下极易基于同情心理陷入感情冲动得出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结论, 有些结论的得出极为随意, 甚至前后矛盾。这些调查报告严重欠缺深度, 甚至不少属于重述普遍真理, 基本没有触及“问题少年”之“问题”所在, 一些报告对事实列举粗糙肤浅、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 很多结论一般不必调查只需想想就可能得出。依据这种深刻性严重欠缺的调查结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很难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价, 很难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提供有效的参考, 也难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三、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虽然《刑事诉诉法》对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做出了规定, 但是在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及调查方式上有待明确化或具体化。建议通过司法解释,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 社会调查主体

鉴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处的或对立、或中立地位, 由从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中选定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有其优越性。由于社会调查的对象涉及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领域, 调查工作复杂, 可以发动居民自治组织、离退休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社会调查。既可以保证调查内容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又可以从未成年保护组织的特殊角度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 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 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位

社会调查报告着重记录着被调查人的品行事实, 这种事实与其有无犯罪、罪行轻重是没有相关性的。但是这种品行与被调查人的量刑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 因此, 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是通过走访、查询等方式获得的信息, 其中一些信息可能来自社会调查主体直接对未成年人家庭、邻居的观察, 另外一些信息则来自与之相关的人员, 这些信息传递给司法人员后, 就变成了传闻证据, 仅凭社会调查报告这种传闻来定案, 往往是不大可靠的。

四、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的运用

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挽救, 才能促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认罪悔改。

(一) 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运用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检察院更好的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在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 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 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 慎用逮捕措施。

(二)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运用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人民检察院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作出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 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 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道德品质、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判断, 为办案和针对性教育提供参考。

(三) 在缓刑建议中的运用

根据《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第十编第49条的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 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犯罪情节较轻;有明显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调查可以为检察院决定做依据;同时能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

五、结语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社会工作, 而不应仅仅局限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这项工作可以使我们充分的认清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基本特征, 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期望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裨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必将推进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邓君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论纲[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4

[2].冯卫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7.1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9

一、基本案情

1.犯罪嫌疑人李某, 男, 1998年2月12日出生 (阴历, 阳历3月10日) , 汉族, 在金岸中学读书。

2.犯罪嫌疑人郑某, 男, 1996年8月7日出生 (阳历) , 汉族, 在读网络工程师 (需要读两年) 。

3.犯罪嫌疑人周某, 男, 1996年8月10日出生 (农历) , 汉族, 初中文化, 现在家务农。

2012年3月24日16时许, 嫌疑人李某伙同姜某 (在逃) , 在遂昌县妙高镇凯恩路太保殿桥头凉亭边遇见路经此处的林某, 二人即上前向林某索要钱款, 遭到拒绝后, 姜某即从林某身后将林抱住, 使之无法反抗, 李某则对林某某进行搜身, 并从林裤子后袋内搜走人民币11元。

2012年4月1日21时30分许, 嫌疑人李某伙同嫌疑人郑某、周某在遂昌县妙高镇凯恩路太保殿桥头凉亭边遇见路经此处的林某, 李某即向林某借手机使用, 并以林不给钱则不还手机的方式向林某索要钱款。林某因拒绝给钱, 遭到李某、郑某、周某的殴打;嗣后, 由李某、郑某强行对林某进行搜身, 并由郑某强行从林手中抢走人民币21元。21时40分许, 三名嫌疑人在案发地附近被警方抓获。归案后, 三人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并退还了部分赃款。经鉴定, 被害人林某伤势系钝器所致的胸部皮肤软组织挫伤, 未达到轻伤。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原则

(一) 严格规定条件

所犯罪名必须是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轻微犯罪, 并且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刑罚的。对此, 规定了四种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情形, 包括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犯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缓刑或假释正在考验期的等。

(二) 规范四项程序

包括启动、调查、决定、宣告和送达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前, 必须听取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其监护人、所在学校或单位、社区或村委会、辩护人、被害人及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审查报告经科室讨论, 提请检委会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宣布后, 要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 强化监督执行

设立考察小组, 负责教育、监督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执行所附条件。成员为3-5人, 可由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关工委、共青团、教育局、街道或乡镇等部门成员组成。附条件不起诉人、监护人、所在学校或单位、社区或村委会负责监督所附条件执行。考察小组监督执行人落实帮教措施, 定期汇总各方意见、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并监督执行人履行职责。

(四) 注重日常考察

要求附条件不起诉人必须每周记录成长经历, 思想状况, 反思体会, 定期提交考察机关。考察小组定期对被考察对象进行考察。通过走访调查、与被考察对象谈话、品德量化考核、监督公益劳动等方式考察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思想变化、学习状况以及成长经历, 并反馈给监督机关。监督小组汇总考察意见, 及时了解被考察对象思想动态, 修正考察条件及帮教措施。

三、结合案例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操作程序

9月18日, 该院对上述案例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李某、郑某、周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这是刑诉法修订后丽水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案件。

(一) 尝试启动的及时性

2012年3月24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和姜某从林某处抢走人民币11元;4月1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郑某、周某再次对受害人林某进行搜身, 抢走人民币21元。当日, 三嫌疑人被警方抓获。三人案发时均未满16周岁, 其中两名为在校学生。如何妥善处理该案, 必将成为三位未成年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引起了丽水市人民检察院院领导和办案部门的深思, 决定对此案作为首例附条件不起诉案件, 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尝试。

(二) 审查该案的适宜性

从年龄看, 三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均为已满14周且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量刑看, 抢劫数额较小, 且均未造成林某轻伤以上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项第4款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 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从社会影响看, 两次抢劫行为均发生在公共场合, 时间段均在群众活跃期。因此, 本案三人作案时, 旁观者多、社会影响大, 若不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 必然会给公众传递出错误的价值导向。从悔罪表现看, 三人在归案后, 悔罪态度良好, 各自的父母也赔偿了被害人损失, 得到了被害人谅解。因此, 该案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及条件。

(三) 论证该案的可行性

首先为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 对该案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开展了可行性调查。2012年8月,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成立调查小组, 对该案作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行性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围绕三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情况展开调查。采用实地走访与品德量化考核以及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先后听取公安局、教育局、司法局、三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并实地走访了各犯罪嫌疑人就读的学校、所在村。通过走访调查、与被考察对象谈话、品德量化考核、监督公益劳动等方式考察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思想变化、学习状况以及成长经历, 并反馈给监督机关。最后形成可行性调查报告, 提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

(四) 启动程序的适时性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调查组通过走访三人现所在的学校或村委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三人的思想状况、行为习惯均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三人有被教育挽救的可能。对三名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建议提交院检委会决定。2012年9月, 院检委会根据《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暂行规定》, 同意对三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决定, 并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实际情况制定了考验期、考察方式和监督办法。9月18日, 在院党组主持下, 在市院、县关工委、县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参与下对李某、郑某、周某宣布附条件不起诉, 启动后续帮教、监督等工作。

(五) 设置条件的差异性

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 又要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赋予一定条件, 促使其发生改变。因为未成人可塑性极强, 易受外界影响, 没有良好的教育与合理的引导, 难免会再次误入歧途。因此合理的条件是必须的。合理的条件既让未成人犯罪人看到重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又不让他因轻易得到机会而不去反思与悔改, 进而真正失去改正的机会。

(六) 共同帮教的广泛性

对三名嫌疑人宣布附条件不起诉后, 后续的帮教、考察工作紧跟落实。为能更好体现公正执法理念, 有效整合家庭、单位、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帮教管理资源, 由丽水市人民检察院牵头, 成立帮教小组和考察小组, 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关工委、县教育局、团县委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作为成员, 并确定三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长、学校或村作为帮教责任人。实行日常考察与终期考察相结合, 量化考察与综合考察相结合。

四、附条件不起诉案例适用带来的启示

(一) 建章立制, 规范程序, 确保执法的规范与公正

“无程序便无正义”, 这句朴素的语言阐明制度的重要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切实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坚持全面把握、区别对待的原则, 深刻领会新刑诉法附条件不起诉设定的理念, 借鉴各地先进经验, 从制度的完备性、可操作性、正义性等方面精心设计,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经过反复讨论修改, 制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暂行规定》, 明确和规范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前提调查程序、决定程序、被害人权利救济等相关程序, 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力求实现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社会效果最大化的目标。

(二) 全面审查, 细致调查, 确保决策准确和案件质量

1. 以“审”形式, 进行案件全面分析评判。

坚持把大案办成铁案, 把小案办成和谐案的办案理念, 对李某、郑某、周某抢劫一案进行全面细致审查。从犯罪原因来看, 导致涉案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心理上不成熟、法制观念淡薄、父母疏于管教和教育方式不当等;从年龄看, 三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均为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量刑看, 抢劫数额较小, 且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从悔罪表现看, 三名犯罪婚疑人在归案后, 悔罪态度良好, 各自的父母也赔偿了被害人的指失, 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因此, 该案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及条件。

2. 以“访”方式, 进行可行性调查。

2012年8月, 该院成立调查小组, 对该案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开展了可行性调查。围绕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情况展开调查。调查组走访了三人所在家庭、学校、村委会等地, 了解到三人归案后, 各自的家长均开始重视对孩子的管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三人的思想状况、行为习惯、价值观、人生观均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具有教育挽救的潜力, 有被教育挽救的可能。

3. 以“听”方式, 进行可行性论证。

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附条件不起诉的设想, 采用实地走访的方式, 先后听取了县公安局、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关工委、三名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到各嫌疑人就读学校、所在村进行多次走访, 均得到各方的支持, 并对三人将设定所附条件进行多方论证, 形成可行性调查报告, 提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

(三) 把握价值导向, 做好风险评估, 力求办案效果

调查小组成员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进行预测评估, 专门找被害人谈话, 征求其对此案的看法。被害人认为三人虽然触犯法律, 考虑到他们还年轻, 且事后积极赔偿了损失, 有悔改表现, 愿意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做附条件不起诉并不是不处罚, 而是设定条件, 让三人改过自新, 重新回到社会, 这种做法得到相关单位部门的认同, 同时也把处理该案的风险降到最低, 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四) 因人而异, 设置考察条件, 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未成年人可塑性极强, 易受外界影响, 没有良好的教育与合理的引导, 难免会再次误入歧途, 因此合理的条件是必须的。合理的条件既让未成年犯罪人看到重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又不让他因轻易得到机会而不去反思与悔改, 进而真正失去改正的机会。针对三人不同情况, 因人而异设置不同的所附条件内容。针对李某、郑某系学生, 对其设置条件之一就是让其在学校努力后能达到学习成绩在班中的排名来确定。周某务农, 就设置条件让其在家劳动一年, 并在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等方面设置条件, 如在思想道德方面:每星期抽出半天以上时间, 阅读法制书籍或观看法治节目, 并记录体会, 每周应写一篇周记, 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 思想状况, 定期交给考察机关;在行为习惯方面:每月抽出一天, 到养老院等场所照顾老人, 考察机关或承办人定时回访核查。对未成年嫌疑人进行一次全方位洗礼和塑造, 使失足的未成年嫌疑人能真正得到改化和挽救。

(五) 整合资源, 凝聚力量共同帮教, 全面落实教育挽救

1. 措施到位, 强化执行。

帮教注重教育疏导, 有利于促使他们摆脱心理危机和困惑, 激发新做人的信心, 有利于达到矫治犯罪的目的。成立考察小组监督责任人落实帮教措施, 定期汇总各方意见、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并监督执行人履行职责。实行日常考察与终期考察相结合, 量化考察与综合考察相结合, 做到挽救与公正同行, 实现预期目标。让失足的青少年在宽松环境中接受心理和行为矫正, 实现自身的转变和回归。

2. 严格条件, 注重日常。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基金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不是仅靠一部或者几部法律法规, 或者某一个某几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必须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利保障法律体系。

一、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与不足

(一)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都规定了老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赡养费的权利。《劳动法》中规定了劳动者在年老情况下有权获得帮助和补偿, 劳动者在退休后有权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刑法》中规定, 对于年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另外2012年12月28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全票表决的通过, 进一步完善了养老法律制度。近年来, 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老年人权利有效实现的法规和政策, 通过这些法治渠道, 加强了对老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二)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养儿防老是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的传统方式, 上述各法律的规定也都体现了这一传统的老年人权利保障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 传统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主要依靠家庭养老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歧视、漠视甚至侮辱、虐待、遗弃等侵犯老年人权利的现象, 有时还较严重。这就使得家庭保障难以支撑。另外, 尽管我国在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但目前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老年社会服务受各方面条件限制, 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老年人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

二、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一) 信托制度概述

我国《信托法》第2条将信托定义为:“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信任是信托关系的基础, 它贯穿着信托关系的始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受托人在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应该以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信托制度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财工具、高度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它可以对诸如资金、有价证券、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和财产权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还可以从事投资、贷款、出租、出售、财务顾问等多方面的业务。

(二)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信托制度的高度灵活性使得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优越性日益彰显,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 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来解决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 比如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养老问题。美国信托法权威Scott教授曾说:“信托目的与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没有限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养老保障信托, 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压力。

信托制度所独有的优势,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财产的安全, 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低风险、低成本、有效市场回报率的财产管理, 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三、老龄者在养老保障信托制度中的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 老龄者是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 应该享有以下的几种权利:

(一) 养老保障信托中的老龄者作为受益人, 无可厚非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

在信托存续期间直接享有信托财产收益的权利, 是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的一种债权性质的给付请求权。养老保障信托目的的最终归属即为老龄者的受益权, 其所有的其它权利都是以受益权为中心展开的。

(二)

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受托人承担, 因为向受益人提供与信托运作有关的情况是受托人应尽的义务。

(三) 对受托人处分行为的撤销权。

我国《信托法》第22条、第49条规定了受益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行使撤销权:一是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二是受托人因违背管理职责, 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养老保障信托是以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 因此只能提供优质高效的理财服务, 而不能丝毫威胁到老龄者的财产安全。撤销权的行使有利于防范和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案件, 从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利用了信托这样一种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将养老问题与信托制度原本没有关联的两个事物联系在了一起, 本着保障老年人权益为目的, 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因此,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设立养老保障信托制度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郑则鹏, 邓慧博.养老信托业务的国际比较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12 (10) .

[2]中野正俊, 张军建.信托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3]吴欣欣.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研究[D].烟台大学, 2013.

[4]陈尚尚.老龄化社会下的老年人权益保护[D].河南大学, 2012.

[5]曾忠东.养老基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适用性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4 (11) .

浅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篇11

关键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念转变；机构完善

一、研究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意义

首先，从必要性角度分析，据最高人民法院的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显著，犯罪人数逐年攀升，形势十分严峻；犯罪主体低龄化趋势明显，闲散人员居多；犯罪类型增多，趋向暴力性、恶性化、团伙性和科技化。远期的有李天一轮奸案举国上下传的沸沸扬扬，近期的有刚刚爆出的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学生殴打六岁男童，类似的相关报道不断涌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探讨如何改善现状遏制不良风气的发展从而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势在必行。

其次，从重要性角度分析，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后备军，他们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能否跻身于世界前列，常言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对其犯罪的处理是否妥善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和祖国的前途命运。对于家庭而言，它不仅是父母的希望所在更是幸福的组合体，一个未成年人的失足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家庭。故于国于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預防和适当处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在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仍有很多缺失和不当亟需改善。尽管在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和区别对待，但这些制度在现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下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在实际执行操作过程还会存在偏颇，如未成年人犯罪的档案封存主体不够明确，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缺乏专门法庭和组织人员，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总体依然依附于普通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惩罚措施相对单一，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理念出现偏差未能明显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等等，对此在文章的下一部分将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现状

1.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理念方面我国采用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思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的规定均体现了该思想。虽然这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为理论界所认可但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上依然受传统重刑思想影响，司法机关“宁重勿轻”“杀一儆百”的刑罚思想根深蒂固。近期较为典型的“李天一轮奸案”中，外界舆论所传递的重刑思想，伴随在整个案件审判的始终，社会的焦点自始至终都是聚焦在加害人行为的危害性，基本完全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罪中的加重情节，和普通成年人犯该罪的处理并无明显差异，在对李天一本人属于未成年人这一事实却较为轻描淡写，对这一特殊性考虑不多，两审判决均以十年有期徒刑而告终。

2.在具体法律规定方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在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和诉讼程序上都作了特殊规定

一是对未成年人如何定罪量刑方面对哪些负全责哪些负部分责任哪些不负责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在如何定罪方面规定了不认为是犯罪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和特殊行为的定性；三是如何处罚方面，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则：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四是对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如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询问不满18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14—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18岁未成年人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等。

上述实体法和程序法均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上的特殊性。但相对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现状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仍是处于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的状态，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专门司法人员的缺失，缺乏贯彻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挽救理念，在刑罚适用上除开禁用死刑和慎用无期徒刑外仍然基本上和普通成年人一致，缺少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做的以教育为主的刑罚种类。

3.在于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与之配套的非处罚性教育监督措施和后期帮助失足少年早日回归社会也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记录做出了新的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在诉讼法上，为落实《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所设置的配套程序规定。规定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犯罪人被“标签”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重新回归社会。目前在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瑞士等都有类似规定。

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大进步的一个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公检法机构而是将社会这个重要角色纳入其中配合公检法机关一同教育感化失足少年犯，同时也兼顾考虑到到未成年犯日后融入社会的问题，明细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从而保障其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去。但目前对社区矫正主要还是运用于成年人犯，对于未成年犯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区别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属于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而犯罪封存记录虽然是针对未成年犯做的特殊规定，但这一规定本身就带有其一定的缺陷，如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还是可以查询的，这一规定就将封存的价值大大缩水，此外，对封存主体、封存程序、封存不善责任承担等方面均未明细。这些都将导致此项特殊规定在实践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三、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前景

首先，在思想理念上，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教育导向”的思想以保护、教育、未成年人利益最（下转第21页）（上接第19页）大化的宽宥思想替代以惩罚、监禁为主的“惩罚导向”的严厉思想，对于“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很容易偏离初衷，偏向惩治而忽略掉教育。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宽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也较为显著。

其次，在立法方面，加强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如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将其审判程序、审判主体、司法强制措施等与成人区别开来，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的保护表现的更完整、具体、可行。将其与成人明显区别开。

再次，组建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组织，建立相对独立的刑事司法体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必不可少的。鉴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门机构基本没有建立，专门人员亦属于普通刑事司法机关，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要改变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依附于普通刑罚制度，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审判法庭，培养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未成年犯专审法官是必须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以适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业化的需要。未成年犯处于特殊阶段，身心发育尚未健全，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未成年犯都与其所成长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针对这类群体就需要熟知心理学兼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的专业人士对其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降低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以温和友善的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循循善诱，最终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错误，自愿主动改正积极早日融入社会。

具体而言，一是在以公安机关为主的侦查机关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侦查部门，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清案件事实，还要充分考虑到国家对这类团体的特殊保护，采用适度宽松的刑侦手段，如尽量减少逮捕和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的方式和态度及策略均应区别于成年犯罪嫌疑人，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的初级阶段处理阶段就贯穿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从而为后续未成年人犯罪件的审理和未成年犯改造阶段奠定基础。二是在审判机构应完善少年法庭的设置，充分发挥其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功能，聘请或录用深谙未成年人心理的法律工作者來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三是就检察机关而言，要加强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追究，并采取一定的追责措施。

只有公检法三机关各尽其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改变传统理念，才能使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最后，加强对刑罚结构重新构建，特别是未成年犯刑罚制度改革，扩大对其非监禁刑的适用，将社区服务、心理咨询等方法都纳入矫治措施，把人身监禁刑作为最后刑罚手段，充分发挥缓刑、假释阶段的教育，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尽快完善起来，真正使失足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蕊.浅谈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制与社会》，2015.5（上）.

[2]杨旭.司法社工在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以意大利经验为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2015.2.

[3]孙敏英，张宏波，伍淑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法治与社会》，2015.4（下）.

[4]杨旭.温和与宽宥：意大利少年司法理念探析—件论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少年司法》，2014.第6期.

[5]胡小丹.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法制博览》，2015.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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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篇12

关键词：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完善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 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在身心发育上略显的不成熟, 在性格方面上和成年人相比也具有不完整性, 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极其不稳定, 没有规律可循, 其主要表现为情绪具有较大的反差, 不听从他人的管理、情绪难于控制。以上的种种因素导致未成年人更加容易触犯法律法规, 从而走进了诉讼程序中来。然而未成年人的身体和智力处于不完全的状态, 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尊重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 使诉讼更符合常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一) 什么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想要探讨什么是未成年人审判制度, 就需要先将未成年人的概念进行规定, 而未成年人这一个概念又分为一般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和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一般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没有达到成年状态的人;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以年龄作为区别的, 指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称为未成年人,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提出年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同样要有相应的处罚。虽然其他国家对未成年的人给予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但是他们不能对未成年的法律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本文笔者认为, 按照本国的教育体制, 通常在高中毕业时处于十八周岁左右的年龄, 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和大学生的心理发育阶段具有加大的区别, 具有可塑性, 所以将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定为十八周岁最为合适。将未成人的概念界定后, 是对刑事审判制度作出相应的定义, 这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控辩双方和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共同参加, 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程序, 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是人民法院需要严格遵守的程序, 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严密的审查, 并且依法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未成年人在心里和生理上相对的不成熟行, 所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决上不同成人的刑事审判处决, 具有相对的特别性。

(二) 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

刑事诉讼原则是指立法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过程是诉讼程序的一种, 所以应该遵循刑事诉讼的远见, 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又不同于成人刑事案件, 具备很多特别因素。这就导致未成年的诉讼程序有自己的原则。

1.不公开审理原则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我国开始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所有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并由第469条规定:“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等资料。”

2.寓教于审的原则

什么是寓教于审, 就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应该利用能够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的每一个环节, 增强对未成年人的挽救工作, 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 从新回归社会。这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原则, 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对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进行相应的保护, 使其获得法律的保护, 不能只重视刑罚而忽略对未成年人的改造和挽救。

3.迅速简约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之中, 人民法院应当采用不拖延的方式, 使未成年被告人快速脱离司法程序, 避免了诉讼进度缓慢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未成年人对被指控的案件中没有异议的境况下, 可以适当的简易程序。遵守迅速简约这一原则可以做到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用, 降低其不良影响。

4.全面调查的原则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 不单单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还需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因后果进行相应的调查。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 不仅仅调查犯罪行为的关键法律因素和条件, 还需要获得未成年人的身心情况以及生活环境, 方便对其进行教育和感化。

5.分案处理的原则

在未成年人诉讼的过程中, 司法人员需要将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相应的分离办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庭处理的原则, 给予未成年人最根本的保障, 不让其受到二次污染, 使司法机关能更好的开展挽救感化工作, 让未成年人区别于成年人的待遇。

二、国外未成年人刑事制度

世界上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法庭模式、福利治疗模式和社区参与模式, 法庭模式的代表是德国, 德国于1923年制定了《少年法院法》这项法规是以教育思想为特征, 并且建立的少年法庭和少年司法制度。这项法规的目的是, 使青少年顺利适应社会并约束自身不再犯罪。福利治疗模式的代表者是瑞典, 在瑞典未成年人在犯罪后要在一个隔离的机构进行相应的治疗, 这个隔离的机构只针对未成年人, 并且是对个人犯罪的预防, 还有一个理念是, 避免将未成年人起诉到法院中。社区参与模式的代表者是新西兰。在新西兰未成年人在犯罪后不是通过法庭来解决的, 而是在社区之中对未成年人所犯的罪进行矫正, 家庭会议制度是社区参与模式的典型代表。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制度的不足

(一)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在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上不是很妥善, 大多数未成年人法律法规都是套用成人法律法规, 不具有教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效果, 还会导致脱离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 甚至会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抵触审判的不良心理。未成年人立法不具有独立性,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形式独立性, 这是我国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应该重视的问题。

(二)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机构确实

我国少年法庭发展的成效见涨, 但是少年法庭因为其本身的缺陷, 只是少年法院的垫脚石, 终究会被少年法院所代替。而我国至今并没有设立少年法院, 这不同国际主流,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少年法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而且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人员没有较为专业的队伍。

(三) 审判方式存在缺陷

寓教于审的原则和对抗审判方式冲突, 未成人对于法院的严肃性难以适应, 会产生畏惧的心理特征, 违背了寓教于审的初衷。再者法官主导性和法官中立性不兼容, 法官通常处于消极中立的态度, 而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 法官需要引导未成年人, 导致法庭教育难得其果。

(四) 社会调查缺乏规定

调查主体不具有专业的素质, 并且在调查方式上不具有全面性, 不能准确的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 分析和预测他的行为, 还有调查主体不完善, 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了在社会方面的调查难以得到预期的成果。

四、总结

我国在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走势, 而且数量再逐年增长, 发展成为了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所以,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建设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而且可以给予未成年人更多更好的保护。做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的一项长远的治国方针, 具有非凡的意义。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只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 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 就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 各部门互相配合, 不断的完善立法体制的进程, 使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不断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柴靖静.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 (12) :38-40.8.

[2]高维俭, 梅文娟.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制度比较研究——基于特别隐私权的理论视角[J].天中学刊, 2015, 30 (1) :5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