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活着论文

胜利的活着论文（精选3篇）

胜利的活着论文 篇1

《活着》是著名作家余华9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自问世以来, 就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也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人究竟为什么而活、人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作者余华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活着, 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 也不是来自于进攻, 而是忍受, 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者还说, “作为一部作品,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 《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徐福贵活着, 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的死去。在这出关于死亡的戏剧上演之前, 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不务正业, 终于在一夜之间把祖辈留下来的全部家当输了个精光, 由一个远近闻名的阔少爷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 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家当之后, 死于由老宅迁往茅屋的当天。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 而破败后的少爷没资格伤心, 他只能租种着曾属于自己家的五亩田地, 过上了农民的生活。此后的日子里, 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七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了, 而他却依然活着。

我觉得, 整篇小说最使我感动也曾使我流泪的地方共有三处。其一, 就是当福贵破败成了佃农后, 他们家以前的长工并且后来已经成了叫花子的长根两次回来探望他们。每看到此, 我都会被长根难得的情义所打动, 甚至到现在我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长根, 形容这份感动。人真的是要经历了, 才能看清楚什么才是最可贵的。其二, 就是福贵想方设法地对妻子家珍隐瞒儿子家庆的死, 所谓患难见真情, 我为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而感叹。家珍是福贵的妻子, 也是他的生存导师。从福贵落难前后对家珍态度的明显变化, 我们看到了福贵的悔悟, 更看到了家珍的善良与可贵。正是家珍在痛苦中表现出来的坚忍和宽容以及家珍和家人对福贵的不离不弃才把福贵从死亡的边缘拉回, 她们用温情唤醒了福贵, 才让福贵有机会感悟生命的责任和意义, 才有了福贵与家珍后来的相濡以沫。其三, 就是七岁苦根的死。苦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懂事得让人心疼。当福贵提出要给他买几颗糖时, 作为一个只有七岁的儿童, 苦根却只是说:“买一颗就行了, 我们还要买牛呢!”最后, 苦根却因为吃毛豆过多而被撑死了。在生活富裕的今天,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因为吃多了而被撑死, 那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理解当年人们生活的苦难和艰辛。于是, 我们除了伤心地落泪, 也只能感叹岁月的苦难了。苦难虽然摧毁了福贵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 将他的亲人一个个从他的身边夺走, 同时却也给了他与家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机会, 让他在活着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 让他拥有了爱别人和感受爱的能力。在这种付出和得到的过程中, 福贵的生命也有了质感和张力。可以说, 人间的伦理亲情是支撑他活下来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

苦根死后, 福贵实现了他们共同的心愿——买回了一头牛。那本来是一头正要被宰杀的濒死的老牛, 它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 就算不杀它恐怕也活不长了, 但是, 因为不愿看着老牛再哭, 福贵买下了它, 并给它起名也叫福贵。

一晃十年, 徐福贵和老牛福贵这“两个老不死的”居然都还活着。福贵吆喝着老牛福贵犁田的时候, 嘴里也一遍遍地喊着所有亲人的名字, 慢慢咀嚼着对亲人的爱。

我不知此时的福贵在想些什么, 在所有亲人的死亡和生活的苦难的伴随下, 他一个人这样活着究竟意义何在?尽管有许多人对《活着》所阐述的“活着”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既然所有的亲人都已死去, 此时的福贵也许早已麻木了, 他活着也许只是因为“命运”没让他死。

福贵, 显然不是一个命运的反抗者, 而是一个命运的承受着。他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却并没有否定生活, 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承受中走向了超脱。我们不得不为他这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精神而打动, 这或许就是余华所谓的活着吧!

苦难永远是文学的主题, 也是《活着》反复渲染的内容, 作者余华用最原生态的的生活让我们认识了苦难的真正涵义和活着的真正意义。我想以我现在的阅历可能还无法真正理解作者, 理解《活着》, 或许在许多年后, 我回过头来看我走过的路, 会有同样的感触。

参考文献

[1]、余华, 《活着》.南海出版公司, 2003年1月第2版.

[2]、王庆生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3]、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李娜.《笑着活下去——余华<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生存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月.

胜利的活着论文 篇2

摘要:活着的意义？这是个大话题，挺沉重。文中说，生活是平淡的，但并不是说它无聊，我们渴望的幸福和羡慕之种种其实就在身边。活着就是希望，希望就是活着的力量。去读一下这本书，它一定会让你对人生、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

活着的内涵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思考过，我也不例外，我曾反复地问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是为了什么？生存，还是为了实现价值或其他？我久久思考不得其解，甚至常常陷入思想的困顿和盲区。直至读到余华的《活着》，我才仿佛醍醐灌顶，如梦初醒，对待生和死、苦难和希望以及活着的本身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小说用平静而缓和的语气叙述了主人公“福贵”悲剧色彩的一生。福贵，年轻时是一个地主少爷，经常在城里吃喝玩乐——嫖妓、夜以继日地豪赌并乐此不疲，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风光，然而好景不长，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很快让他付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代价——由于半年赊帐的积累，把祖辈留下的家产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由远近闻名的阔少爷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所有的风光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荡然无存。他也从此一蹶不振，日子越过越穷苦，厄运的阴影总是追随着他的脚步。父亲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在从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死了。他为病了的娘到城里买药时被抓壮丁，此后的日子饱尝颠沛流离、飘无定所之苦。快两年时，他终于死里逃生，回到了家，得知母亲已病故，女儿凤霞因为一次高烧，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原以为一家人终于团聚可以过好日子了，谁料，苦难才刚刚开始——唯一的儿子在一次意外的采血事故中被冷漠的医生夺去了生命；女儿凤霞终于长大成人还找到了一个疼爱自己的丈夫却死于了生产；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她一生忍受苦难，唯一的心愿就是与福贵从今以后再不分开；女婿二喜死于工地的事故；死神连他年仅7岁的外孙苦根都不肯放过，居然因吃豆子而撑死了！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相继死去，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四十年后，他仍然活着！并买了一头老牛，取名“福贵”相依为命。

这是一本沉重的书，他能让每个铁石心肠的读者落泪，读完这本书也使人感受到那种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心理历程。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书之一。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丽·卡特对该书的评价是：“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品”。因为它用最朴实无华、最平铺直叙的语言向读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谛！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情始终是压抑的，一直被作者有意无意制造的死亡阴影笼罩着，虽然人的终点不可避免都是死亡，但是如此脆弱而无常的生命让人难以接受。福贵的爹被气病而跌死，母亲因贫病死，儿子有庆为救县长夫人，被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生子时难产而死，妻子家珍由于困扰她多年的软骨病,累病而死，女婿二喜搬运时的一次意外事故中，被水泥板压死，外孙苦根因贫，吃豆子时被撑死……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脆弱，而且越往后读，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测的成分就越大，越能体会到命运的可畏和活着的不易。生命虽是脆弱而无常的，但是生命的坚强在这本小说中却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主人公福贵在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下，我没有看到他呼天抢地、哭哭啼啼，风雨过后，他的淡然和乐观，用最平缓的语气向小说中的“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还买了一头老牛与其度过残年，这让我感到淡淡的释怀。在外人看来，他活着已毫无意义，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击垮他！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人的忍受力是无限的，对希望的期待也是无限的，生命力在极端的状态下仍然可以顽强地生存，这是因为有了希望！我曾经在《读者》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行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是没有走出沙漠，却耗尽了所有的粮食和水，只剩下了五颗子弹。于是，其中有个人对另一个说，我去找水，你在原地不要动，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开一枪，好让我知道你的方位，如果你五发射完，我还没有回来，那我就是死了，你自谋出路吧。四颗子弹用光了，留在原地的人还是没有看见那个人的影子，他绝望了，于是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没过多久，他的朋友捧着水壶，顺着枪声找到了他的尸体。这虽然是一个故事，却让我体会到希望的力量，活着就是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希望，才有勇气去求生。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苦难面前，我们将选择怎样的生活状态呢？不幸和苦难虽然是整个小说的基调，但正是因为在那样层出不穷、一波接着一波的苦难像风一样袭向人的生命之旅时，才让人更加深刻体会到坚韧和不屈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人的生存环境自古以来就是战争多于和平，苦难多于幸福。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用不屈不挠的斗志向后人诠释了在那样苦难的日子里，我们是如何脉脉相承的！时间冲刷了屈辱，消磨了痛苦，以前我不知道在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安逸和平的年代，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苦难、对困境的承受力有多少。但是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使我为之振奋，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女排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淋漓尽致的表现让我感动，使我鼓舞。一直被国人寄予厚望的中国女排过五关斩六将打败劲旅古巴后顺利进入决赛，国内媒体已经提前将这块金牌入了帐，但是却忽视了俄罗斯争夺这块金牌的决心和实力绝对不亚于我们。她们的强攻使女排连负两局，第三局的开场又是打得那么不顺，所有的人都不免产生出拿银牌也不错的想法。但是中国女排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挽狂澜、气如长虹的气势让每个人都为之征服，连俄罗斯的魔鬼教练在第四局还没有落败的情况下都不再咆哮，苦笑着挥手认为他们大势已去。果然，这块让国人等待了足足一代人的金牌在经历了一场殊死较量后终于又落在了我们的手里。与其说我们胜她们一筹的是技术，更不如说战胜她们的是我们的精神和心态，先失两局，第三局一开始比分紧咬，又多次发球失误，胜负一线间，女排队员顶住压力，决不服输，连扳三局，终于取得了胜利。

胜利的活着论文 篇3

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

（一）叙事角度的不同

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二）生活背景以及谋生方式的变化

小说《活着》中，福贵一家是生活在南方的农村，以种地为生，一生贫困。而电影《活着》福贵的生活背景变成了北方的小城镇，以唱皮影戏为生，虽不富裕，但至少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小说中，福贵被国名党带走后士兵争抢食物、大跃进期间凤霞和王四争抢地瓜、家珍拖病到娘家拿回一小袋米、凤霞被送人这一系列的情节让读者时时刻刻体味着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这就使小说以一种冷色调一贯到底，压抑、沉闷。其实皮影戏的引入为电影中福贵的形象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福贵的谋生方式由作佃户改为走南闯北唱皮影戏，出色地为整部影片牵出了一条线索，影片的时代背景也得以很好地凸显。先是作为地主家的公子哥赌博输了以后借唱皮影戏解闷自慰，其次是输光家产后用唱皮影戏维持生计，到后来被共军俘虏，在军营里给解放军唱戏作为军营里的娱乐活动，最后在大跃进时期又给村里人唱皮影戏作为慰劳，还有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烧掉了用了多年的皮影用具。皮影戏为我们打开了回忆历史的大门。张艺谋在影片中加入装皮影戏的木箱为道具，让它在片中几经风险，依然完好如初，演绎了他的人生信念：纵使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替会左右个人的命运，但家庭是岿然不动的。基于如此看法，电影《活着》的结尾是温馨而有希望的。

（三）时代背景的转变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福贵一生的时间流程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福贵亲人们的相继离去，有现实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某种难以把握的神秘命运。除了父亲被气死、母亲和妻子因病而亡外，儿子、女儿、女婿、外孙的死基本上都属于意料之外。儿子有庆为人献血被过度抽血致死，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二喜死于从天而降的横祸，外孙苦根则因过量吃豆被撑死。

电影《活着》明确标出三个时间段：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以便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故事，但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三个年代的特定历史内涵：40年代对应着解放战争，50年代对应着“大跃进”，60年代对应着“文化大革命”。与其说张艺谋在银幕上标示时间是为了叙事的便捷，不如说他是要强化时间背后的历史记忆，是要唤醒观众对“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那段荒谬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四）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的改变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福贵亲人的相继离去以及福贵一生所承受的苦难和悲痛，只是命运的安排和福贵对苦难的默默忍受，并没有把它们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在电影《活着》中，为了凸显既往历史、荒谬政治运动对小人物的摧损，张艺谋把叙事的重心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上，将人物的命运与现实社会密切勾连。在小说中，有庆、凤霞、二喜、苦根都死于意外。电影不仅让二喜、苦根（改名叫馒头）好好活着，而且大幅度改写了有庆和凤霞的死因。电影中的有庆是被倒塌的围墙砸死的，死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和大人一起昼夜炼钢，缺乏睡眠，沉睡在学校围墙边，围墙又因为区长连日视察炼钢情况不得休息开车出错而撞倒。凤霞则直接死于把持医院的红卫兵们的无知。为了进一步揭示“文革”的荒谬，张艺谋完全抛开原作，添加了一个原作中不存在的人物——被“打倒在地”、关入“牛棚”的医学权威王斌教授。但二喜费尽心机请来的王教授也没能留住凤霞的生命，他因饥饿过度一口气吃了七个馒头而噎晕未能去对凤霞实施抢救。影片着力渲染有庆和凤霞死时令人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悲哀，批判的锋芒直指“大跃进”和“文革”。同时，影片中的一些细节设计也别具匠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反讽色彩。如凤霞和二喜结婚时照的全家福，每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是巨幅放着光芒的毛主席像，前景是扬帆远航的巨大轮船。二喜娶走凤霞时，虔诚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今天我把凤霞接走了”。尤其是二喜在医院中为了凤霞的安危，表面上对王教授慷慨激昂地申诉，私下里却诚恳急切地请求。现实政治的荒谬以及人在时代语境威压下的苟且与无奈，在幽默而尖锐的嘲讽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露。就因为如此，所以影片更能引发的是观众对那个时代的反思。此外，还有一个与福贵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春生的改编。小说中春生是个十五六岁的兵娃子，可以说与福贵处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背景中；而电影中，春生则是赌场上倒茶的伙计，福贵赌输家产后，春生则是福贵唱皮影戏的伙伴。这样，福贵和春生就站在了一样的政治背景中，而二人在政治上的不同追求则导致了以后不同的政治命运，对比之下，显然突出了福贵“活着”哲学在历次政治**中顽强的生命力。“福贵以柔韧性格去面对变乱生活场景，所获得的是一种平和体验，是一种内心平静，是一种洞悉人生祸福悲苦命运无常之后的冷静与安宁。”[1]

（五）幽默因素的加入

小说《活着》从开始到结束，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不会有一丝欢快、高兴的感觉，反而内心充斥着恐惧、悲伤、苦难的情绪，毫无幽默感可言。而电影《活着》中首先出现的皮影戏作为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有趣的表演和唱腔使得影片多了小说《活着》所没有的幽默性。另外，张艺谋导演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幽默的台词以及喜剧化的表现。有庆看到小孩欺负姐姐凤霞，在食堂吃饭时特意在面条中放了许多的辣椒，然后从小孩的头上倒下去。有庆和家珍为福贵精心调制的那一碗特别的“茶”，让福贵喝下后吐在了戏幕上。这些镜头的出现，使影片变得轻松惬意，在苦难的夹缝中出现了丝丝欢快。

小说是语言艺术，电影是视觉与听觉艺术的综合，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给了读者和观众不一样的心灵感悟与震撼。它们各有各的表达寓意和表现方式，小说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读者慢慢引入了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生活的感悟，随着故事的此起彼伏与悲欢离合，读者的心灵也跟着一起悲，一起喜，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感受到了命运的坎坷和生命的强大。

电影则从视觉与听觉方面入手，给予了观众不同的感受。较之小说，电影在人物背景、历史寓意等方面进行了变动，更具有时代的烙印。影片给人的沉痛感并没有小说那样强烈，甚至影片也是以较为圆满的结尾而落幕的，这让观众感受到了影片带给人的一种温情。

余华通过《活着》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经历了众多苦难之后更加坚韧的生命，福贵老人在经历了一个个亲人离自己而去之后变得豁达和麻木，仍然坚强地活在世上。作品中体现的人世兴衰让读者感受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宿命感。“福贵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潜伏着死亡降临的危机，而支撑福贵在绝望中活下去的，不是信仰、信念或信心，更多的只是本能和宿命。同时，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这种没有理由、没有英雄、没有叛逆甚至没有希望‘活着’，其本身显示出的坚韧和顽强。”因此，小说《活着》更能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

纵观余华《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活着》，虽然二者运用了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从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但是却都取得了殊途同归的效果，都深刻阐释了“活着”所蕴涵的令人回味不尽的人生命题，都从更深的人性层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体现了小说家和导演深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