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策略

合伙策略（精选7篇）

合伙策略 篇1

城市发展投资基金是指主要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专项基金。城市发展投资基金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剂。有限合伙型城市建设投资基金是指由专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发起, 将成熟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 形成独立资产, 由基金管理人进行专业化透明的封闭式管理, 投资于特定城市开发项目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城市建设的融资工具。相比其他融资模式 (银行贷款、信托、发债、增发) , 基金具有融资时间短、融资较为容易、政策风险低、资金监管松、退出机制灵活、对被投资项目要求相对较低等优势。

我国城市发展投资基金现状

国务院已将清理城投债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 目的在于减少政府的偿债风险。因此, 对大多数城市而言, 城投债的再发行、增加新的银行贷款已很困难。中国人民银行6月1日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指出, 2008年以来,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平台数量增长过快, 贷款规模迅速扩张, 相关运营问题逐步出现, 潜在风险需引起关注。

报告指出, 地方政府通过平台贷款方式筹集资金, 对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有效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 由于平台贷款普遍额度大、期限长, 用途监督存在一定困难, 信用风险仍需予以关注。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带动下,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积极利用银行信贷来拓宽融资渠道, 导致贷款数量猛增。据有关统计, 2008年1月底, 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而截至2009年底, 各级政府融资平台达到8200个, 债务余额已达6万亿元左右。调查表明, 其中80%为项目贷款, 且绝大部分是2009年突然出现的。有资料显示, 仅截止到2009年9月底, 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已占政府收入的240%。这么大规模的融资平台债务, 当进入偿债高峰期时, 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能保证持续较快增长, 假如融资平台自身偿债困难, 就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地方政府正常的财政运行, 特别是让那些本已困难的基层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另外, 部分平台运作机制不健全, 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自身风险也不容忽视。

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改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 有效发挥市场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督约束, 势在必行;此外, 拓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地方城市建设投资领域, 降低资产负债率, 也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建设投资领域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组建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 如社保基金、保险资金、慈善基金、上市公司股东、富有家庭及个人均可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目前国内有广泛的投资人群体。在今年两会期间,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谈到要鼓励城市发展投资基金更多地使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更多地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这正好为募集广泛并投向灵活的有限合伙城市建设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该基金不仅可充分利用周边资源, 合法合规取得资金, 避免非法融资基金或有可能取得当地富有投资群体及外埠等机构投资者的亲睐, 而且还可得到担保公司、第三方理财平台、银行大客户等渠道资源的支持。

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对当地政府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限合伙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对当地发展战略具有深远影响。首先, 基金不仅可以为当地政府打造永不落幕的融资平台, 而且可以此项结构性融资, 为地方政府建立信誉平台和新的品牌窗口;同时, 基金也将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当地GDP、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起到积极作用;其次, 基金还可以建立政府政绩促进政府金融创新法律法规的完善;基金不仅可以通过融资垫付市政、路桥、土地一级开发款等方式为当地政府减轻负担, 而且还有利于当地资金利用的高效率, 发挥资金杠杆效果;最后, 作为创新的政府融资平台基金先行者, 基金在以高收益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永续投资的同时, 还起到了疏导社会闲散资金、规避非法集资、规范企业经营等重要作用。

有限合伙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具备以下优势: (1) 安全性:城市建设投资基金通过专业透明的封闭化模式对基金进行管理, 保证了投资人资金的安全性, 也为投资人的进入渠道奠定了合法性和安全性基础; (2) 稳定性:通过专业管理人对基金的资金进行管理, 并对投资的项目进行跟踪, 使投资项目公开高效运行, 并确保基金投资回报, 保证投资者投资回报的稳定性; (3) 规范性: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充足, 但缺乏一个规范性的通道盘活这些资本, 借助于城市建设投资基金这一平台, 能更高效规范地发挥社会闲散资金的有利作用; (4) 熟知性: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将基金份额向当地富有群体进行发售, 投资人了解当地政府开发的项目, 对项目的了解和熟悉程度高, 可增强投资者信心。

城市发展投资基金的操作策略

1.前期筹备。包括选定拟投资人和资金积累系列法律文件, 包括投资基金流程 (包括合伙意向书 (MOU) 等文件) 、基金合伙人协议、招募说明书、基金与管理公司委托管理协议、基金与银行的托管协议。选择合适LP群体, 有的放矢;获得政府支持将有利于LP (有限合伙人, 也是投资人) 的进入;同时准备好拟投项目资料及分析数据, 减少LP疑虑;资金募集成功后, 基金以不同投资结构进入被投资主体, 利用法律手段规避投资风险。

2.对拟投资主体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对项目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以保证项目增长性、保障基金投资的安全性, 规避风险;对项目进行合理估值, 确定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签订保障性股权投资协议, 如是债权投资则需资产质押。

3.基金管理人对所投资项目进行跟踪和监管。专业管理团队对项目进行跟踪、监管, 根据被投资主体现状规范企业发展, 选择合理有效的发展策略, 以确保企业达到预期增长。

4.分红和退出。投资期限届满, 基金按照《基金投资协议》从被投资主体取得基金收益, 如是股权投资由回购, 债权由公司还本付息。基金向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分配收益:LP收益可通过固定回报或者投资收益分成等模式实现;也可通过开发商回购实现:开发商可约定回购价格无条件回购, 保障LP权益;通过引入第三者收购基金所持股权;也可通过事先约定, 项目结束清算退出。

城市发展投资基金必须避免非法集资

由于近年来国内社会上闲散资金渐多, 而理财产品和投资渠道又相对狭窄, 一些地方民间借贷渐成规模, 甚至形成非法集资, 危机社会安全。因此, 在有限合伙城市发展建设基金的筹建过程中, 应避免对投资人承诺固定回报、面向公众募集、超范围投资等情况发生。基金管理人 (GP) 应依法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

综上所述, 有限合伙城市发展投资基金是依照《合伙企业法》设立, 由专业的管理公司 (GP) 进行管理, 对投资人规范募集股权私募投资基金, 实现了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的有效结合, 充分发挥了双方的管理及投资优势。地方政府有了这个平台之后, 可利用基金较强的复制性特点, 还可以不断扩大募集资金规模, 并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永不落幕的融资平台”。

合伙文化与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篇2

从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丁平准的著述中可知,当今中国第一批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产生非常之艰难。1994年批准成立的第一家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深圳高威所,合伙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矛盾,三人三条心。这也说明我们的合伙文化还有不少问题。丁平准认为:“搞合伙事务所没有一批真正的、高水平的、与国际接轨的合伙人队伍,要想搞好合伙所也只能是—句空话。”“合伙会计事务所最重要的关系不是财产关系,不是‘资合’而是‘人合’。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合伙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而是看他的专业技术、职业道德、工作经验、组织能力。”

专家认为我国合伙所内部矛盾冲突严重,尚未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事务所文化。他们认为,适合CPA行业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合伙制,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改制的结果却绝大部分是有限责任制。这种组织形式上的错位,导致了事务所在内部管理上无所适从,因此,事务所在脱钩改制后,还应该进行二次改制,完成有限责任制向合伙制的转变。

客观地讲,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建立会计师事务所,与该社会所处的地域、人与环境的互动及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很大关系。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当该社会中的成员,特别是注册会计师、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反观和用其理论观点思考自己的社会建制时,这种反观和思考本身亦将影响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建制。

合伙文化作为体现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的精神基础,表现为其行为的某种倾向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当合伙文化能够促进其奋发向上,团结协作,勇于开拓,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时,表现为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向上的行为,从而可以逐步壮大,事务所的壮大又会进一步促进合伙文化向有利于事务所发展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局面。但是,由于外界因素影响,以及合伙主体理想目标的狭隘,会使会计师事务所丧失发展壮大的创新精神,进而导致合伙文化阻碍事务所的发展,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新建会计师事务所还是改制会计师事务所,价值观的形成总是会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会计师事务所继承下来的等级结构;二是把会计师事务所看作组织机器。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提倡对上级的绝对顺从,导致的结果,或是注册会计师脱离该所另谋高就,或是大家联合起来将主任会计师罢免,不然就是事务所停滞、动荡乃至解体。我想“身在此山中”的主任会计师能体会个中滋味。

合伙会计事务所在以下几个方面凸显合伙的基本特征:(1)通过长期磨合,从高级员工中“慎选合伙人”;(2)合伙人共同决策、经营和执业;(3)采用以“按劳(智力贡献)为主”的利益分配原则;(4)合伙组织不应是纳税主体;(5)在工商注册登记中,应明确合伙人的变动将导致原合伙组织的解散,新合伙组织的成立。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日益体现在合伙文化建设及其效率的较量中。那些有助合伙制事务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型塑造的合伙文化,犹如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事务所的运作,维系其生命。同时,凝聚着人心的合伙文化是事务所发展的“根”。越好的合伙文化,就能得到越多的回报。合伙文化对合伙组织而言是重要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是继人力、物资、资金和信息之后的第五大资源。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文化,是为促进社会经济、合伙注册会计师等方面全面发展,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物质环境、知识系统、价值体系、管理制度、教育方式等的总和。显然,这里的合伙文化建设主体是合伙注册会计师,主导是市场。认为市场“创造”合伙文化,合伙注册会计师仅仅被动“接受”合伙文化的看法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合伙文化建设是以合伙注册会计师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合伙注册会计师的学习和发展,本身就构成合伙文化的主要部分和动态发展。如果没有合伙注册会计师及其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形成相应的合伙文化。衡量和检验合伙注册会计师合伙文化建设水平和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合伙注册会计师群体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效果。我们所提倡的合伙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文化,是以合伙注册会计师为本位的,而不是以市场为本位的;在合伙文化建设与创新过程中,合伙注册会计师是主体,市场是主导,其主导作用在于引导合伙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合伙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生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行为、习惯等,深深地埋藏在中国人精神深处,这些可以感觉到、捉摸到的因素,应该在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时充分地加以考虑。我们可以制定很好的新的注册会计师法规、制度以及各项改革措施。但是最难控制的,还是人的心理与行为因素。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要使人们习惯于在这种新的法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注册会计师自觉地做允许他们做的事。这就需要这一切都比较符合人们的文化传统。如果不符合人们的固有文化传统,改革就会遇到阻力,而且强到改革的效果也不会理想。

合伙中以合伙财产抵押的定性分析 篇3

随着经济的发展, 融资渠道的拓宽及融资方式的多样化, 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担保类型,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了合伙组织以其财产进行抵押的担保方式, 触发了一些疑问与反思, 所以带着问题意识对合伙中以合伙财产进行抵押寻找定位。

二、合伙财产抵押的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抵押财产的范围, 该法条的第一款前六项都没有涉及到笔者欲在本文中论述的合伙财产, 但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抵押财产的范围包括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物权法规定这一条款的用意是鼓励实践中出现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抵押类型的创设, 使当事人的担保设立不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为抵押人融资提供便利以及为抵押权人交易安全提供保障。也就是说根据合伙协议形成的合伙以其合伙财产设立抵押进行融资符合该条的规定, 属于可以抵押的财产, 这样在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情况下, 抵押无其他无效要件时是可以有效设立的。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是合伙组织以其合伙财产进行抵押的法律依据。

三、合伙财产抵押的定性

合伙财产的组成包括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进行的出资以及合伙在日后的经营中产生的合伙收益, 合伙财产属于合伙人共同共有。那么以合伙财产设立抵押,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被抵押的合伙财产应当被看成一个包含了合伙经营中的动产, 不动产, 流动资金, 以及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集合体, 还是看成各个独立的财产。这个区分影响到我们是把以合伙财产抵押定性为非共同抵押还是共同抵押。笔者认为, 合伙财产的抵押应当看成是一个集合体的抵押。

因为共同抵押属于数个物数个抵押权, 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 属于当事人约定的一并抵押, 其表现形式为为担保一个债权的实现, 对数个财产都设立抵押权, 数个抵押权有物上的连带担保责任, 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个财产行使抵押权, 如果其中一个抵押权的行使足以实现抵押权人的债权, 则其他财产上的抵押权自动消灭。如果一个财产的抵押权的行使不足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则可以就这数个财产或者其中一部分财产行使抵押权。而我们在将合伙财产进行抵押的时候,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每一个财产上都设立一个抵押权, 而且各项财产在抵押权设立后并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它可能随着合伙的经营而发生灭失, 增值或者减值, 各项财产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发生浮动的, 所以我们应将其看成一个抽象的财产集合体, 各项财产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集合, 用于支持合伙组织的存在与运行。用这一集合财产进行抵押, 有些类似于国外的财团抵押权。

财团抵押权, 是指以企业财产 (包括不动产、动产、权利等) 集合体为标的设立的抵押权。关于财团抵押, 有两种不同的制度, 一种是德国式的铁路财团抵押, 即抵押的标的物在设定抵押权时需要特定, 抵押权设立后, 其中的物或权利不得与财团任意分离。另一种是英国式的浮动担保制度, 抵押设立时到执行抵押权这期间, 抵押财产处于浮动的状态, 即因为抵押财产包括现有的财产和将来所获的财产, 将来所有的财产不能既定, 从而产生浮动的抵押。

但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浮动抵押对设立主体和设立对象都进行了限制, 设立主体为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营者。设立对象只能是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这样就将财产集合体组成部分的不动产和权利排除在外, 所以合伙财产的抵押是不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浮动抵押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将合伙财产的抵押怎样定性, 笔者认为, 应当定性为共同共有人共有财产的抵押, 共有财产抵押的标的物特定, 即标的物为合伙财产这一集合体。但不既定, 即合伙财产在出资财产不变的基础上会获得经营收益或亏损。我们将其定性为共同共有财产的抵押应该注意的问题是, 因为这一共同共有的财产即合伙财产处于一个浮动的状态, 这样可能造成在债务人无法偿债的情况下, 作为担保的共同共有财产因为亏损无法足额实现其债权, 可能会让债权人承担一定的风险, 但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当事人设立这类担保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我们不能因法律未创设该抵押类型而否定该抵押的效力, 因为否定该抵押的效力, 只会更大程度上的增加债权人的风险, 使其变成无担保的债权。但上述的共同共有人的共有财产的范围应当进行限缩, 不包括劳务出资、非专利技术出资等具有一定人身性的无形资产, 具体原因放在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行使部分进行阐述。

四、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设立与行使

(一) 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设立

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设立, 需要参照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 对于共同共有物的处分,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外, 必须征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且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共有财产进行抵押时, 须经全部共有人同意, 若无其他导致无效的因素, 应该认定抵押权有效。若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 抵押无效, 但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 抵押权有效。

同时合伙的财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 不动产采登记生效主义, 动产采登记对抗主义, 就浮动抵押来说虽然抵押标的物不是单一的, 但因其对抵押标的物的限制, 其实质是动产的浮动抵押, 所以它也是登记对抗。但是合伙财产, 因为其特殊性, 即合伙财产是以集合物的形式存在的, 其中包括不动产, 动产, 权利等无形资产, 这种情况下, 应当统一的进行集合物的抵押登记, 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不同类型的资产可能分管不同的登记部门登记, 但笔者建议为便利担保双方办理登记应规定一个机构可以对该集合物进行登记。

(二) 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行使

合伙财产抵押权的行使, 可以通过拍卖, 变卖, 折价等方式, 但抵押权行使的范围应当与所担保的债权相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问题, 合伙的出资形式多样, 包括劳务出资, 非专利技术出资等, 这些合伙的无形资产在出资时是进行过估价的, 是合伙人出资组成, 也就是合伙财产的一部分, 但这部分资产由于具有一定的人身性, 如果将其也作为集合物的一部分, 会导致抵押权难以实现。所以我们不得不将这些无形资产排除在该集合物之外, 但以土地使用权出资, 知识产权出资的, 由于该权利具有可转让性, 所以应该包含在集合物之内。

在抵押权行使时应当注意, 虽然合伙财产是以集合物的形式进行抵押的, 抵押权人必须以债权的范围来确定抵押权行使的范围, 行使抵押权可以选择集合物的部分进行, 但要尽到一个善良的理性人应当尽到的义务, 即抵押权的行使如果会对合伙经营造成一定的损害, 必须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 如合伙财产中有生产设备, 有货物, 原材料等, 这种情况下, 抵押权人应当选择货物和原材料来实现其抵押权而不是生产设备, 即抵押权人应当选择与生产经营关联度较小的财产行使抵押权, 这是对赋予抵押权人选择权的合理限制。如果抵押权的行使致使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 那么合伙组织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

在合伙组织为他人提供担保情况下, 债权的担保期间合伙组织解散的, 应当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重新提供担保或者提前清偿债务。在合伙组织为自己提供担保的情况下, 合伙组织应当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可以在合伙财产清理后, 已支付了清算费用, 合伙所欠招用的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合伙所欠税款的情况下, 要求清算组织偿还债务或行使其抵押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实现其债权。

参考文献

[1]马俊驹.民法原论[J].法制出版社, 2010:439.

合伙策略 篇4

2009年, 被告人曾某某在重庆市巫山县做煤炭生意时, 认识了湖北省宜都市长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长盛商贸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高某某。曾某某找高某某商量, 借用长盛商贸公司的资质经销煤炭, 高某某同意并给了曾某某一枚长盛商贸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长盛商贸公司相关证照的复印件以及一份委托书, 授权曾某某可以用长盛商贸公司九江办事处的名义签订合同, 但合同需经公司备案, 合同款项受公司财务管理。后被告人曾某某为自己能独立经销煤炭, 伪造了一枚“宜都市长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 并冒充高某某签名, 在江西省九江市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性质为分公司的“宜都市长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九江办事处”, 并办理了税务登记, 从而以宜都市长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九江办事处的名义对外经销煤炭。

2011年4月9日, 被告人曾某某与谭某合股同邹某、余某某、易某某签订《合伙协议》以“宜都市长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九江办事处” (以下简称九江办事处) 的名义经营煤炭销售生意。曾某某系办事处负责人, 即合伙执行负责人, 负责经营、代管合伙生意事项 (含煤款资金的收缴) 。2011年8月24日被告人曾某某隐瞒合伙收入现金45.666万元, 拒不归还。之后采用伪造公司印章、变更银行账号和截留煤炭销售收入的不法手段, 于2011年12月7日和2012年1月7日分别将合伙人煤款收入30万元和94.8万元转入私人账户后潜逃。被告人曾某某于2012年7月30日被巫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抓获。

巫山县公安局以伪造公司印章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被告人曾某某移送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被告人曾某某伪造公司印章罪成立, 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不成立, 告知当事人以侵占罪向巫山县人检察院走自诉程序。

2013年3月11日自诉人邹某、余某某、易某某、谭某向巫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请求:1.依法追究被告人曾某某侵占罪的刑事责任;2.依法判决被告人曾某某赔偿自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136.77万元 (45.666万元+30万元+94.8万元-公安追回33.7万元) 。

【意见】

对于本案是否构成侵占罪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本案应构成侵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不应构成侵占罪。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曾某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侵占个人合伙的资金应当按照侵占罪进行处理。以下分为三个层级进行阐释:

1. 法院有没有权力对企业的性质进行直接认定。

九江办事处从法律角度来看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组织对本案的处理来说是前提与关键。但目前对法院有没有权力对企业性质进行直接认定仍然存在争议。对此, 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法院不能就企业的性质进行直接认定。理由在于工商部门行使的是行政权力, 行政部门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进行运作, 法院对企业的性质进行直接认定就有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嫌疑。第二种观点认为, 法院有权对企业的性质进行直接认定。在涉及到相关案件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法院就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企业的性质进行认定, 从而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现实的依据。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198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49条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 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 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 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应按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对待。”根据上述相关规定精神, 在企业性质和工商登记不符的情况下, 应当以企业的实际性质进行认定。

2. 既然承认法院拥有对企业性质进行直接认定的权力, 具体到本案, 九江办事处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又成了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准确认定九江办事处的性质, 是法院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对此, 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九江办事处属于分公司。虽然被告人曾某某采取的手段不合法:伪造长盛商贸公司的行政公章、伪造长盛商贸公司的股东会决议, 假冒长盛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某签名等方式, 通过欺骗九江工商局进行登记, 但这只能说明九江办事处的成立是有瑕疵的, 可撤销的。而九江办事处却是实实在在地拥有了各种证照, 且都是合法真实的, 不是虚假的。从法律上看, 九江办事处就是合法的长盛商贸公司的分公司。第二种观点认为, 九江办事处不是长盛商贸公司的分公司, 就是各自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 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公司法人的权力机关和意思决定机构, 它除总公司委派的业务负责人 (经理人员或支配人) 外, 各项重大事项要服从总公司权力机构或经营决策机构的决议或决定。而九江办事处的各项经营决定完全是通过被告人曾某某与邹某、余某某、易某某、谭某共同协商决定的, 长盛商贸公司对九江办事处的决策不构成任何影响。 (2) 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资本, 其营运资金是总公司资本的一部分, 分公司的财务核算虽然有其相对独立性, 但不是完整的独立核算, 其本身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 其盈亏不直接向股东负责, 只有总公司的统一核算向股东负责。而九江办事处的资金完全是各个合伙人通过签订合伙协议的方式, 按各自所占股份的比例出资的。经营的赢亏也完全按照合伙协议进行处理。九江办事处的资金状况完全独立于长盛商贸公司。 (3) 分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活动, 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股东不能仅以分支机构的营运资金作为承担责任的界限, 总公司应对所属分支机构的债务责任负责。九江办事处则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且各出资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作为“总公司”的长盛商贸公司当然不会对九江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责任, 当然也不可能分享权益。综上分析, 九江办事处完全属于一种个人合伙经营的方式。

3. 被告人侵占个人合伙的资金应当按照侵占罪进行处理。

个人合伙的资金属于共有财产的性质。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 (公民或者法人) 对同一项财产享有所有权。共有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项财产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共同关系, 共同享有一物的所有权。结合本案的证据, 各出资人签订了合伙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三方自愿合伙经营, 总投资为500万元, 甲方占全部股份的54%, 乙方占全部股份的36%, 丙方占全部股份的10%。” (甲方指余某某、邹某, 乙方指被告人曾某某及谭某, 丙方指易某某) 。第二条约定:“合伙双方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负盈亏, 所有盈余按照合伙三方所占股份比例分配。”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各出资人对投资以及盈亏在各出资人之间是约定了明确的比例的, 也就意味着各出资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共有财产能否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呢?笔者持肯定态度。从按份共有的角度来分析, 行为人侵占了别人份额内的财产, 当然构成了对别人财产法益的侵害。当然, 理论通说认为, 本人财物是不能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的。如果行为人将按份共有的财产以各种方式进行侵占, 在计算犯罪数额的时候, 就应当扣除行为人按其出资比例所应有的那一部分。因此, 本案在计算被告人侵占罪犯罪数额的时候, 就应当把被告人侵占的财产中属于被告人自己的那部分财产扣除, 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在共同共有的场合, 财产在分割之前是不划分比例的, 各个共有人的权利及于整个共同共有物。在这种情况下, 共有物既是行为人的自有财产, 同时也是其他共有人的财产。行为人处分共同共有物就要依据法律或者依据各共有人的决定, 如果行为人擅自处分共有物, 而又没有将其他共有人的应有份额交付给共有人, 就应当按照侵占罪进行处理。综上, 本案个人合伙的资金作为一种按份共有的财产, 被侵占之后应当按照侵占罪进行处理。

【结语】

合伙创业的雷区 篇5

合伙人的4条标准:人品第一、价值观第二、工作态度第三、能力第四。4条标准, 缺一不可。

价值观不同是分手的主因

建议:

1.合伙人必须在同一个单位共事过一年以上

因为人的工作面和生活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人可以当很好的朋友, 但不可以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只有共事过才能看出来是否合适。

2.时刻掌握主动权

在没有看好合伙人之前, 最好不要轻易合伙。即使合伙了, 自己必须要在整个企业经营中掌握主动权, 如人事、财务、客户资料、上游供应商的关系等核心资源。如果出现问题你才有能力去处理, 防止互相扯皮的现象, 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的伤害。

3.股东要签订竞业及商业保密协议

合作期间和合作结束两年内不得从事同行业和高相关度的行业。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个人私心的膨胀而导致分裂。竞业协议可延伸到企业核心人员和中高管理层, 在新员工入职前就实施, 先小人后君子。

4.对待能人的方式

公司发展需要很多的能人, 这些人的能力特别好, 但不一定适合当股东。我们可以用高薪+分红方式来留人, 而非用股份的方式。

5.处理冲突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股东间出现分歧, 自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做到心中有底, 处理问题时就会以比较平和的心态、理性去面对, 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在不违反原则性前提下, 要本着不伤和气、好聚好散前提处理事情, 合作不成还可以继续当好朋友。

6.在合作中建立良好的沟通

合伙人在合作过程中最为忌讳的是互相猜忌, 打自己的小算盘, 这样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的。出现问题要本着真诚、互信、公心态度来解决, 有什么事情放到桌面上来讨论, 就事论事, 大家如果都是出于公心, 分歧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

7.不要让任何股东的亲戚在公司上班

合伙人 篇6

合伙人是指投资组成合伙企业,参与合伙经营的组织和个人是合伙企业的主体,了解合伙企业首先要了解合伙人。房产合伙人制度的出现,把员工变成了主人,有利于在“白银时代”留住人才,在冷市中“抱团取暖”。

【拥趸者】

万科总部推行扁平架构,推出员工“小草计划”,提供平台鼓励创业,积极尝试合伙人机制,风险共担成就共享。

碧桂园积极放权重用职业经理,完美渡过“去家族化”难关;首家试水合伙人思路,成就共享+同心共享,破解利润下滑困境。

旭辉拿地决策源头即做跟投,解决拿地博弈难题,项目全程自主操作,圆梦“员工化身老板”。建业连续4次管控模式调整,组织架构大幅合并精简;总部充分下放事权、人权,谨慎试点推合伙人机制;巧用互联网改造管理组织,寄望打造内控平台型企业。

越秀地产推出国企版合伙人,首个跟投项目试水佛山,意图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代表作】

7月8日,万科成都与德瑞集团举行教育合作发布会。与德瑞集团副总同台揭牌的是万科成都一位资深合伙人。事业合伙人代表万科出席重要活动,这仅是万科事业合伙人制的一个缩影。

从2014年3月起,郁亮时代的万科就试图挥别“王石时代”一贯推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尝试以事业合伙人制度开启新的地产变革大潮。几个月后,万科盈安合伙运作内幕被曝光,首批1320名重要的事业合伙人浮出水面。

职业经理人追求的是共创、共享,而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在共创、共享之后,又加了一个“共担”,即共担风险,要对项目失败负责。也就是说,事业合伙人制度对万科各个层级及具体项目运作要求更高, 但基于旧有格局下的部分中高层,对这种新的制度模式要么适应,要么走人。看似残酷的抉择,让万科被动陷入高管频频离职的怪圈。但与人才流失不同,郁亮将其定义为“扁平化管理”的必然。

不得不说,在万科新的制度下,参加事业合伙人的公司中高层人员的身份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如今的扁平化管理,可以改善原来金字塔构架下信息传递失真的弊端,鼓励地方区域个性化运作,发展特色项目。

【辣点评】

合伙策略 篇7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一、引言

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PE) , 是指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少数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募集资金, 主要向未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 最终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而获利的一类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 从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和设立形式上, 我国初步形成了公司制、信托制 (契约制) 和有限合伙制三种类型。其中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 由于有效解决了基金管理人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投资决策效率等制度性问题, 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有限合伙制的具体组织形式上, 实务中公司作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已屡见不鲜, 但在理论上对公司能否作为普通合伙人仍有一定争议, 因此本文拟从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两方面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在运行私募股权基金时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探讨, 以求对该问题提出较为明确的意见。

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分析

有限合伙制是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组织形式, 在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如约缴纳出资, 并不参与合伙企业经营, 仅需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而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专业投资人, 具体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管理经营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管理经营者在获得较大收益的同时, 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普通合伙人在私募股权基金中所体现的作用看, 一方面私募股权基金要求普通合伙人在经营管理合伙企业、投资决策等专业方面有较高水准;另一方面需要有较高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能力。从这两方面分析, 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有较之于自然人莫大的优势:

首先, 公司可以组织经营管理团队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 并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具体实施;而自然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虽然能以合伙企业的名义雇佣相关专业人才组成管理团队, 但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时间一般较短, 且存在巨大风险, 可能对高水平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 另外由于不同投资项目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决策, 这就要求合伙企业有较大的人才储备, 成本较高。

其次, 由于公司相对自然人有较大的资本实力, 一方面可以吸引较多的投资者, 同时也更有抗击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出现普通合伙人无力承担合伙企业债务时, 公司可以通过破产制度退出, 而自然人在我国由于无破产制度的支持, 无法通过破产保护自己, 当然也无法为债务划上法律意义上的句号, 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降低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做大做强私募股权基金的积极性。

从上述两方面因素考虑,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要发展壮大, 就必须引入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三、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合法性分析

在国际上, 大多数国家允许法人作为合伙人, 在这样的国际立法背景下, 我国引入私募股权这样的经济词汇和经济现象时, 是否也引进了类似的配套法律制度, 公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在我国是否有法可依?笔者从法理及法律规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公司是法人的典型形态, 是法律拟制的民事主体, 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财产并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公司的独立人格意味着它应当有充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来处理自己的财产。

尽管公司投资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 并作为其普通合伙人, 承担的是无限连带责任, 但这仅仅意味着公司在此种类型的合伙企业中以公司自身的全部资产为限承担无限责任, 这种“无限责任”并非不可计算, 与个人普通合伙人一样, 以公司现有的全部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 而与他人无关。所以, 在法理上不存在使其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障碍。

(二) 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有法律中, 涉及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规定有:

《公司法》第15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合伙企业法》第2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 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3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公司依法可以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因为尽管《公司法》第15条规定, 公司可以向合伙企业投资, 但不得成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即不能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然而该条款并未完全禁止公司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只要法律另有规定即可。由于该条对公司对所投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做禁止性规定, 因此, 法律的除外规定必须以明确的文字予以确认方能使公司成为所投资企业的债务连带责任人。而《合伙企业法》第2条明确规定, “本法所称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该规定以明确文字赋予了公司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资格, 且该法第3条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做上述规定逻辑和文法上的前提就是“公司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另外作为对同一事项的类似规定,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也优于《公司法》的规定。因此, 我们得出,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是符合法理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

四、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公司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优势, 在私募股权基金运作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实务操作中, 公司委派到合伙企业中的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时, 可能会出现管理人违背善良、尽职的管理义务, 进而打破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投资初衷, 也影响到了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同时, 实务中还常常出现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参与决策的情形, 此时如何规制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从而达到维护第三人权益的目的。为此, 以下便以投资公司与管理人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 投资公司与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公司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专业投资人, 具体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管理经营合伙企业, 往往是由于公司有着擅长经营、管理基金的人才,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成立之后, 公司便委派这些专业管理人才在合伙企业中实际负责基金的运行。此时, 基金的经营管理人身份并不独立, 他仅仅是公司的代理人, 体现的是投资公司的意志, 执行的是投资公司的决议。管理人自己无权与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对话, 亦无权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从这个角度看, 委派到合伙企业中的管理人实际与公司内部的经理并无实质区别。

不过, 管理人的这种隐身身份也仅仅是从纯粹的法律角度去分析的。在实际操作中, 管理者个人的意志不可能也无法不影响其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和运作, 个人的职业道德在此显现出来, 管理人能否尽到善良管理和忠实的义务会直接影响基金的运作成效, 从而影响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承担。实务中, 部分不良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为了自己的私利, 实施暗箱操作等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影响到基金的运作并发生了亏损后果, 公司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主体。赔偿之后公司只能通过公司机制向作为公司代理人的基金管理人追偿。

所以, 由公司委派到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管理人与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 无论是对公司所投资的合伙企业还是对该合伙企业投资的第三企业, 公司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仅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二) 投资公司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 有限合伙企业中, 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执行合伙事务并对外代表合伙企业;而有限合伙人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同时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 仅能参与有限合伙的管理, 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关系也不例外, 而且有限合伙制更能调动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专业投资公司的积极性和专业优势,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游戏规则下, 形成与投资人高度一致的价值和利益。

然而在实务中,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 有限合伙人真正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现象不在少数。由于我国的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投资人不能完全接受其资金由其他管理人进行管理, 于是有限合伙人便通过参与合伙事务达到监管资金走向的目的。而对于这一点, 普通合伙人也只能默认。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8条采用列举式的方式列举了8项不视为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 即在这8项行为之外, 若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合伙企业的管理, 就视为是在执行合伙事务, 从而与普通合伙人的地位和角色完全相同。这样推导出来的结论应该是有限合伙人承担与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责任, 即无限连带责任。但遗憾的是, 在我国的《合伙企业法》中并未对此做出相应规定。

实务操作中能否依据有限合伙人角色的变化及其对合伙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为由要求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不同的主体应当承担不同程度的举证责任。对于合伙企业内部, 普通合伙人要求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由于他们是知情人、当事人, 所以应当要求让普通合伙人承担较高程度的举证责任, 如必须提交有关会议记录、有签章的决策文件等, 以此达到规范各方合伙人行为、避免推卸责任的目的。而对于向合伙企业主张债权的第三人, 要求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则可以降低其证明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的证明程度, 只要第三人能够以有限合伙人的外部行为表征证明有限合伙人有意且确实参与了合伙企业的实质经营管理, 即可认定为有限合伙人同普通合伙人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鉴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特殊性, 认定有限合伙人是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还有待于我国立法的完善及司法经验的积累。

“有限合伙制度”是英美法国家普遍运用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制度, 如美国80%以上的私募股权基金均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 但有限合伙制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来说却是全新的组织形式, 由于股权投资管理决策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因此具有相关资产和基金管理经验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募集私募股权基金, 或在投资者欲通过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引入具有相关基金管理经验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来运作基金都有相当的实际需求, 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浅陋分析为我国私募股权的立法及实践提供微薄之力。

摘要：随着深圳南海创投基金的设立, 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实务中私募股权基金通常采用的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中, 普通合伙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有着其特有的优势。文章就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合法性及它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以期有利于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参考文献

[1]、邹菁.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与运作——法律事务与案例[M].法律出版社, 2009.

[2]、方流芳.关于合伙的几个问题[J].法学研究, 1987 (5) .

[3]、晓富.有关合伙企业法中的几个问题[J].中外法学, 199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