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完善建议

改革与完善建议（精选10篇）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1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逐步发展深化, 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实践也相应性地显现出了逐步深化的现实态势。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之下, 财务管理工作在有效助力我国当代事业单位组织实体良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 如何适应现实社会环境的发展要求, 并找寻到切实可行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开展方案已经成为全新实践背景之下的现实性话题。本文将针对现有的实践运作背景之下, 我国当代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实体的财务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完善建议展开简要的探讨, 预期为相关领域的一线工作人员以供借鉴意义。

一、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中的现存问题简析

( 一) 在管理体制以及在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

第一, 在财务预算管理体系方面的缺陷。 在现有的发展阶段, 我国各类社会性组织的财政体制改革事业往往都是由政府中的财政部门来实施推动的, 在实际的业务内容运作过程中, 预算单位的参与程度往往都比较低, 在信息资源的供给与处理实务过程中具备着较为明显的被动性特征。 所以在开展相关改革的过程中, 应当逐步将外部预算部门在提升财务管理工作开展水平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实现对我国事业单位实体财务管理工作云集自作水平的有效提升。但是在现有的发展阶段条件下, 我国政府职能状况转变过程中, 比较强烈地引致了事业单位组织实际拥有和支配的财权项目逐步增多, 使得在实际的业务运作过程中, 在兼顾发展目标与业务运作成本的双重内容的过程中,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性, 对相关工作实际预期目标的取得造成了较为明显的阻碍。

第二, 引致财务管理功能弱化趋势的制度性因素。财务管理工作的最为主要的作用, 就是要稳定有序地开展资金对象的筹集以及投放管理实务。由于我国现有的事业单位在其业务的运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政府层次的严格制度约制, 使得事业单位在有关方面存在明显的职能缺失状况。

1.筹资工作方面:我国现有事业单位其业务运作的过程中, 其主要的资金支持以及筹集行为, 势必要依赖政府财政部门的资金拨付, 以及日常化业务运作过程中的经济性收益。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由于对风险事件以及法规约制内容表现出了过分的规避性实践倾向, 使得较少有事业单位会以增加债务的形式来开展资本筹集行为, 而且社会资本力量也相应地较难进入到事业单位的资本支持体系之中。

2.投资工作方面:缘于事业单位本身在组织的社会属性层面的突出特征, 使得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众多财经领域的法律条文表述内容, 都对事业单位实体的对外投资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规范和约制, 事业单位在开展投资决策的过程中, 往往会重点致力于强调对风险的规避, 在寻求事业单位业务稳定安全运行目标充分实现的现实背景之下, 也导致了事业单位内部持有的资金对象在使用与投资实务过程中的较低效率状态特征。

综合考量我国事业单位在投融资工作实施方面所招致的制度约制, 财务管理工作附属的投融资工作的两个基本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存在着明显的缺位格局, 进而引致事业单位在日常的业务运作实践过程中, 难以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重视。 财务管理工作预期设定的对事业单位业务流程的控制与监督职能相应地也就面对着较难实现的客观状况。

(二) 在资金使用效益方面的问题

事业单位日常化业务运作过程中的绩效考核问题, 是公认的历史性发展难题。缘于事业单位在日常性的业务运作过程中, 其实际的经济资金投入与产出状况较难实现量化衡量, 直接导致事业单位的资金筹集与使用过程, 难以建立相对应的科学化绩效状况衡量标准, 因而只能依照在业务实践完成后, 针对业务的实际经济收益状况展开单纯化的量化核算, 而不去具体考虑资金投入行为的经济性综合效应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事业单位主体的资金使用行为难以取得较高水平的效益。

在现有的理性研究视域背景之下, 事业单位尽管应当被归属为非物质生产类社会组织体系, 可是却依然应当被视作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环境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趋向不断深化, 我国事业单位在业务运作资金的来源角度也日渐呈现度多样化的特质,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之下, 事业单位实际面对的经济活动实践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客观变化, 逐步引入了一定强度的竞争性发展机制, 而在竞争性发展环境的现实背景之下, 事业单位想要实现自身的稳定有序发展, 就必须找到相应的针对性发展战略。

二、提升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有效策略

为切实且充分地实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实施水平的有效提升, 应当切实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一) 在体制建设改革以及制度建设层面

1.对现行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恰到好处的针对性改革实务过程, 要依照现实的时代发展环境特征, 逐步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实务中, 引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因素, 使用权责发生制原则开展事业单位部分日常业务的会计核算工作;要对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对象实施计提折旧, 实质提升会计核算信息的质量水平, 以及对事业单位发展决策行为的影响水平, 要逐步在现行的会计核算工作实施体系中增加关于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经济业务的核算内容, 取消计提修购基金科目, 逐步实现事业单位主体资金流转意识的有效提升。

2. 放宽相关领域的制度约束力度, 切实帮助事业单位实现投融资渠道的拓宽目标。

在融资工作方面, 应当逐步放宽对事业单位资金融合筹集实务过程中的渠道性限制力度, 保障事业单位在运用政府财政支持资金进行日常业务活动运作过程中的同时, 也能够充分运用自身持有的各类资源, 实现对社会性资本支持力量的有效寻求, 对于少数的有条件的事业单位, 在实际的业务运作的过程中, 也可以通过借债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筹集目标, 切实利用财务杠杆的综合性作用, 实现事业单位的业务开展效益水平的扎实提升。

在投资工作方面, 要从政策性的发展实践角度, 切实减轻对事业单位投资实践行为的约制力量, 树立科学充分的风险收益均衡发展与控制理念, 致力于在事业单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范围内, 适度进行风险状况的承担行为, 要积极现实金融市场中的理财产品, 实现对事业单位现有闲置资金的有效盘活, 并提升资金项目的使用效益水平。

( 二) 转化理财实践理念, 实现科学理财

为了切实加快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步伐, 我国当代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财务管理工作部门的主管人员, 应当切实加强对财经法规以及经济理论的学习深度和广度, 切实认识财务管理工作对事业单位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提升工作实务过程中的理财意识和管理意识, 树立充分的风险性收益均衡理念, 在已有阶段的风险承受范围内, 选择最佳的理财行为实施方式, 确保事业单位实际持有的业务运转资金, 以及闲置资金能够取得最佳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形态, 提升事业单位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

(三) 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

1. 实施内部控制的方法。 事业单位在开展内部财务控制实务的过程中, 应当基于实用性和有效性角度展开充分的考量。并重点关注组织结构, 预算管理, 会计记录等环节。

第一, 组织控制法。组织控制实务是事业单位实现内部控制工作目标的基础环节, 是事业单位内部其他的控制管理工作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 组织控制利用组织内部结构设计, 员工个体岗位设置, 职务分工, 职权明晰等方式, 实现对个体化的员工主体的控制和管理。事业单位在进行内部员工工作结构的设计与实务过程中, 应当切实关注员工之间在部门性职级分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事业单位内部员工关系结构的合理性特征。

第二, 授权控制法。 指涉及的事业单位内部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类岗位的相关员工, 在开展工作行为的过程中, 应当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化授权行为, 并在授权方案的客观约制之下, 实施相关的业务职业行为。

第三, 预算控制法。 预算控制法是事业单位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合法性控制制度, 它通过使用财务预算的实践手段来实现对财务收支水平的有效控制, 开展事业单位实体的预算控制工作, 重点应当致力于关注预算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严肃性特征, 将相关领域已经批准的预算性方案视作法令, 切实保障相关的财务预算工作方案能够落到实处。

第四, 实现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核算信息的科学系统化, 保障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预期目标顺利实现。要保证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实务的全部内容能够充分承载事业单位实际发生的全部经济活动内容。

2. 内部控制的执行。 在事业单位的预算方案执行实务过程中, 应当切实推行充分的岗位责任实践制度, 针对重点岗位以及发展实务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展开充分的控制, 做好岗位员工的责任控制和监督工作, 切实提升事业单位内部制度建设工作的实现水平。

(四) 切实提升事业单位预算方案编制工作的实施水平

1. 建构坚强而充分的组织保证。

事业单位实际编制的部门性业务发展预算本身设计了极为广泛的业务运作场域, 在相关工作的实现过程中, 切实做好有关工作的协调实务行为。应当协调好如下三种基本关系: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财务部门内部各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要针对预算方案的编制实务工作, 专门制定有针对性的编制实务行为小组, 切实实现形成组织建构层面的强有力保障特征, 要在工作小组的内部运作结构中, 逐步确立权威稳定的领导核心, 要使得小组在人员组成方面同时包含事业单位财务与业务部门的专业人员, 保障有关编制实务人员能够对事业单位相应的业务实践流程形成充分的了解, 抓住预算方案编制实务过程中的关键点, 切实实现预算编制工作的最佳效果状态。

2. 要有足够的时间保证。

事业单位开展预算工作方案的编制实务工作, 只有保障充分的实践时间支持水平, 才能充分实现最佳的质量水平。 各预算单位要在制定全年性工作实施计划的客观过程中, 切实为预算方案的编制实践工作预留出充分的实践空间, 在实际启动预算方案的编制实务环节的客观过程之前, 要充分做好相关基础资料的收集、分析和归类, 使得实际的预算方案编制实务过程能够顺利稳定实现。

三、结语

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质量, 对其本身的长远性历史发展实务过程, 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针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现状, 以及改革提升策略展开了简要的探讨, 预期为相关领域的一线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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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完善 篇2

关键词：量刑建议；理论基础；刑罚权；路径

中图分类号：DF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69-05

我国刑法对不同犯罪不仅有很宽的量刑幅度，而且同一犯罪规定多种不同的刑种，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在这种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又没有良好的程序安排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让当事人、公众能够看见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法官量刑活动的透明度就显得十分必要。确实，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们能理解程序及判决理由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解决其争执的判决。……法院就根据理性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听证或审理时提供的理由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作出判决。”

有学者曾对某区法院四起盗窃案的判决做过比较：判决一：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年。判决二：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个月。判决三：盗窃财物共计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3000元。判决四：盗窃财物共计980元(一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2300元。前两起案件中盗窃数量相同且时间相近却有相差十几倍的刑罚差距；后两案中，刑罚相同，但盗窃数量却相差十几倍。类似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由此引发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面对判决如此悬殊之情形，可能有如下解释：第一，判决是公正的，进行比较的案件各有其不同的情况，如此大的判决差异体现了个案公正；第二，判决是不公正的，法官关于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了，所以才会在相似的案件中产生差异巨大的判决。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显然已经违背了法律设置自由裁量权的初衷，伤害了法律的实体公正，这样的判决不应当产生法律效力，需要被撤销而重新做出；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即便判决是公正的，且案件的判决之间形成这种差别是正当的，但从判决中却看不出产生这种差别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刑罚正义产生怀疑。基于此考虑，在我国司法审判中讨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是必要的。

一、量刑建议权的国内外实践

一部完备的刑法典并不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合理程度与公众满意程度的较高的充分条件。正如上文分析，判决既要实现实体的公正，又要实现程序的公正。因此，凡是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为保证量刑最大限度的合理性，在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都设计了一系列相关的保障性制度。在程序设计方面，除了定罪请求之外，一项重要的制度便是量刑建议。

虽然两大法系有不同的法律体制，但在追求刑罚正义方面却殊途同归，在一定程度上都践行着量刑建议。这里首先介绍美国的量刑建议制度。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高频地运用在有罪答辩中。在有罪答辩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审判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进行协商，检察官以减轻指控或建议较轻刑罚为交易条件以换取被告承认有罪。被告人一旦承认有罪，检察官应当就所达成的协议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而法官都会按照检察官的建议对被告人作出量刑判决。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都做有罪答辩，因此通过辩诉交易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在整个量刑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除了诉辩交易外，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还存在于通过审判宣告被告人有罪的案件中，法官在对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作出量刑判决之前，按照程序应当举行量刑听证会。量刑听证会的举行时间一般在有罪判决后一个月以内举行。听证会通常在法院公开进行，控辩双方被要求出庭，庭审中，针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和缓刑执行官的量刑建议，辩护方发表看法并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意见。法官通常基于控辩双方的建议及判决前的报告作出量刑判决。

同属一个法系的英国，虽然在传统上都强调法官独立量刑，不受他人干涉，但是量刑建议却在法官的决断过程中发挥着现实的影响。大体说来，英国的量刑建议通过以下形式行使：一是对于犯简易罪的被告人，通常由治安法院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由治安法院的书记官提出量刑建议。二是英国的量刑指导委员会提出量刑建议。虽然英国检察官一般不就量刑问题向法院提出建议，然而，对检察官不介入量刑的这一做法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起诉人不向法院对判决提出建议的传统与另一个真正的量刑时的普通法原则即听取双方之间的原则相矛盾。在普通法中，法官判决是以对抗制为基础，但是到量刑时，该制度却奇怪地被抛弃。”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是传统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检察官拥有求刑权，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从制度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对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未有明确划分，但量刑建议制度在许多国家存在。《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诉讼协商程序和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应当向法庭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日本，“求刑”是检察官“论告”的落脚点，对那些事实比较清楚、是否有罪争议不大的案件，公众所关注的、被告人所关心的主要就是检察官在论告(公诉词)中提出的量刑建议，这个量刑建议对法官的量刑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也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公诉，并应当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但是在实践中，俄罗斯检察长建议刑罚的具体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只提出应适用的刑罚的种类，也可以建议一定的量刑幅度，直至确定的刑罚。

在追求“公正和效率”的前提下，为促进司法公正，实现检察活动的公益原则，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开始尝试当庭提出量刑建议。2000年以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江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镇江市检察机关等基层人民检察院陆续开始积极稳妥地开展量刑建议权的试点工作。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将量刑建议列为检察改革试点项目，并指定11个单位开展试点。应该说，这项改革对于强化审判监督、促进量刑公正、实现刑罚正义，有重大意义。

二、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内容

刑法学界对于刑罚权所包含的内容公认有四个形态，即制刑权、求刑权(我国学者称之为公诉权)、量刑权和行刑权。根源于刑罚权的特殊性，此四种权力在刑事立法与司法等不同环节中呈不同形态，且不同形态各有其执行机关。刑罚权是权力而非权利，是国家统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依法给予犯罪分子刑事惩罚的权力。

公诉权是法定机关代表国家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在程序工具主义意义上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助权”，是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落实的基础和条件。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司法机关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或拒

绝公诉机关对案件的事实确证、法律定性，并根据已确证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公诉机关行使司法请求权时，其请求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请求司法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其次，是请求司法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行使量刑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两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两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基础，没有前者，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后者；后者是请求确认前者的目的，如果没有刑罚后果对定罪的责任现实化，定罪请求也就仅仅只是一个请求而已。因此，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既然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理应享有量刑建议权。只不过我国长期公诉实践中只重视定罪请求权，忽略了量刑请求权的行使。基于传统形成的这一认识误区，将量刑问题完全付诸人民法院，并形成了“量刑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这一错误思想，进而把量刑请求权消弥于无形之中。

从法律层面讲，推行量刑建议权也不像学界所言的那样无法可依。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一百六十条也有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内容，这些法律条文都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空间。

在讨论量刑建议权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较清楚的认识。在社会学上，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他人贯彻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权利仅仅是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话语，这种话语因为天生的软弱且依赖较为复杂也较为迟缓的权力反应作为后盾。如在上文所述，国外在理论上或者实践层面，量刑建议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显型或隐型的方式影响着法院的裁判权力。所以实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刑罚权力的天然组成部分，并具体体现在刑罚权力四形态之一——公诉权中。

从公诉实践的角度看公诉权应当包括：(一)是否判处刑罚；(二)判处何种刑罚；(三)量刑幅度的选取；(四)量刑情节功能的请求；(五)是否判处缓刑等等。作为权力的形态之一，公诉权只能隶属于国家机关。那么如何理解和区别与公诉案件相似的另外一种司法救济途径——自诉人向审判机关提起的诉讼?如果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那么自诉人是否也应当享有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属于公权，并对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形成一种制约。那么自诉人的量刑建议权是否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同等效力?从权力和权利的发展历史看来，笔者认为自诉人的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明显区别。

从人类发展史考查，在人类社会早期，冲突的解决通过私力救济，如依靠有威望的首领来解决。伴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野而治，私人冲突蕴涵的社会意义不仅为双方当事人的冲突，也是对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于是公力救济出现了。当某些社会冲突被认为是损害个人利益的行为时，是否对侵害人进行追究和惩罚，取决于被害人是否通过自诉向国家审判机关提出控告。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由于对犯罪性质认识的更新和国家机器的强化，控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分离，公诉与自诉分离，现代意义上的公诉产生了，被害人自诉逐步为国家公诉所取代。

不过，自近代启蒙思想后的法治历程表明，公诉有了较强意义的转变，人们不仅关注代表私人利益的公诉是否提起，更关注代表人民利益的公诉是否存在滥诉、追诉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进一步侵犯私人利益及审判机关的审判量刑是否存在不公正等方面，这源于人们对权力“善”之倾向的天然不信任。权力的发展史就是权力不断受监督的历史。在刑事诉讼层面表现为对公诉权的限制和司法裁量权的监督。而私人诉诸公权期待保护其私权仅具有程序的启动意义，愿望能否实现，仍然依靠公权机关通过规范性的程序审查和实体判断。换言之，私人对公权机关的每一项救济诉求都只能称之为具有诉求性质的权利，决断权体现在司法机关的规范性决断中。公诉机关的每一项请求权不仅具有诉求性，也具有对另一机关的制约性。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的诉讼中自诉人要求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当然可以包括量刑建议权，但这种建议权仅仅是一种权利，与公诉机关对司法机关的权力制衡性质的量刑建议权(力)不可同日而语。量刑建议权为公诉机关独具。为了避免称谓上的混淆并结合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司法实践，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量刑建议权定位于公诉权之中，并称之为公诉权。将自诉人的定罪请求权、量刑请求权合称为诉权。

三、量刑建议权对司法产生的现实影响

既然量刑请求权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权力形态，那么这种权力的行使便不能如同私权行使那样，仅仅对另一机关具有建议性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告诉我们，权力之间的行使有严肃性、正当理由性。既然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有机组成，如何理解公诉权与法院量刑权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量刑权与公诉权是上下承接的两个形态，是审判机关获自国家的在定罪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处刑以及处何等刑罚的权力。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公诉权仅仅具有程序上的请求性，本身不具备终结性。确认或否认定罪请求和刑罚请求的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机关在查明当事人犯罪事实后，必然会应公诉机关的请求对罪犯考虑是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刑罚以及是否适用缓刑刑罚方式。

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并阐明己方理由，法官必须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理性选择。法官接受了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说明他与公诉人产生了共鸣。法官拒绝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并做出一个内容不同的刑罚裁决，这是司法独立或维系裁判权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自由裁量的理性限制，法官向公诉人、当事人及公众说明其没有采用量刑建议的理由应当成为其法定义务。在这种透明可见的法院说理后，诉讼参与人、公众如果认为它是公正的，就可以达到刑事审判的效果。反之，如果认为它是非正义的和不可接受的，但因为有了程序的观赏性看出决断过程的不正义，便可进一步实施救济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请求不被接受，是否必然会引起抗诉的后果。大致说来，量刑建议不被接受，可能有如下结果：其一，担心本部门的工作前功尽弃并影响以后工作的积极性；其二，影响检察机关在一般群众和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故量刑建议一旦不被接受，检察机关必须抗诉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在笔者看来，并不肯定如此。量刑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只要法院的理由说明是正确合理、令人信服的，能够让被告人、被害人信服，并且在检察机关的可接受范围内，抗诉并非就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在此需要解决的是，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什么程度的量刑“误差”内是可接受的?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下，尚无明确的量刑标准可供参照。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与法官一样，也是主要

依赖于办案经验及对具体量刑情节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掌握等。笔者认为，经验的基础在于操作，而司法中的操作对象就是判例，故对判例的系统归纳也就显得格外重要。针对大量业已判决的案件作为实证调查对象，以计量方法查明各个细节，并予以归纳。案例一旦经过归纳，通过演绎推理适用到具体个案上，量刑不均的情形便将大大减少。

四、实行量刑建议权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社会相关矛盾激化到相当程度后妥协的产物。换言之，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必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利益相关者。虽然量刑建议权不能说是一项新的制度，但在被长久遗忘后重新澄清与强调行使，所带来的冲击无异于新制度的实施。制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其价值和生命，但制度也是在实践中遇到其生命和价值实现的最大障碍。结合我国各地已经开展的量刑建议试点经验，我们可以发现，量刑建议要想焕发活力，则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革新诉讼理念，破除思想障碍

思想观念层面的障碍是最多最复杂的，也是影响司法改革的大敌。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量刑建议的实施前提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法院与检察院最好制定共同的量刑标准。但是，试想一下，这种共同的量刑标准是否有利于对抗机制的形成，对抗机制一旦无法形成，我国所谓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改革是否前功尽弃?故笔者认为，共同的量刑标准不是必备条件。因为量刑以公平、正义为其目标，这个目标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统一性标准，量刑应当具有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二是个别化标准，只有真正做到了刑罚的个别化，才是全面贯彻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者从根本上讲又是统一的，如果说单纯的统一性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那么个别化则是从动态上来体现统一性，是量刑公正的个案体现。检察机关长期追求的被法院承认的量刑建议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它忽略了刑罚的个别化，与刑事诉讼改革所寻求的“对抗主义诉讼模式”的精神是悖逆而行的。如果公诉方与审判方在庭审前多次商讨形成定罪意见和量刑意见后再行开庭宣读判决，司法公正在检法两家的合力下(未经辩方同意)则被抵消，进而量刑建议权制度完全可能在检法两家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失去原本意义。这一点也是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所排斥的。因此，继续加大庭审对抗色彩，构造控辩对抗机制是量刑建议制度建立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是来自司法实践中的实务者的担心和忧虑。但笔者认为，立场不同，认识自然不同。现今各种认识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集团之上的狭隘见解。如有不少的法官认为，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但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左右受掣。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论证环节，修正了实体法对量刑幅度宽松规定，有利于保障量刑公正。如果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法院要么同意公诉人的意见，要么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要么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且在判决书中必须说明理由、分析论证。在此，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制约，但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消除了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不合理怀疑。

有的学者担心量刑建议一旦制度化，将会降低诉讼效率浪费诉讼资源。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上诉(甚至对一些量刑适中甚至量刑偏轻的案件，也进行上诉)、检察院抗诉都是基于判决书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与自己预期相差较大导致的。相反，如果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法院在量刑方面加强说理论证，控辩双方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能很好地把握是否行使上诉权、抗诉权，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可能来自律师界的疑问是：与公诉人只提出定罪建议相比，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律师的辩护空间。但笔者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恰恰给辩方开拓了量刑方面新思维，辩方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而且，这种抗辩加强了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这种责任设置也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对抗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二)建立参与机制，增加抗辩色彩

量刑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必须有一个多方参与的诉讼机制。那我国诉讼中是否已经建立了完善量刑多方参与机制呢?

依我国刑事程序设计，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公诉的控方，在公诉意见中指出被告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等情节，请求法官酌情裁判，但对于量刑并不提出具体意见。辩方概括地提出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干脆不提。实际上，控辩双方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形式上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叉，没有形成直接对话。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仅能获得对做出适当的量刑判决非常有限的信息。正是具有对抗性质、看得见的正义的诉讼程序缺失，裁判的合理性便疑窦丛生。

如果公诉人能够在法庭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辩方与公诉人意见不同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反驳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这样就可以在量刑问题上与公诉人展开辩论，量刑环节即体现出了明显的对抗性，刑事审判的抗辩性得到了加强。同样在辩论阶段，辩方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将支持自己量刑意见的理由和证据充分展示，这为辩方拓展出一个新的辩护空间。如果诉讼各方在一个法律适用过程中都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真相就更可能被发现，法律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适用，从而使程序产生公正的结果。要知道，事情的客观性不是越描越黑，而是越辩越明的。只要我们不断引导抗辩性走上正轨，诉讼参与角色意识的强化必将为保证审判公正助一臂之力。

(三)化解司法阻碍，提升检察官素质

通过良好的监督制度取得良好的监督效果的重要条件就是执法者的法律监督能力。当前，以下因素制约着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能力：(1)量刑工作本身的特点制约。量刑对于检察机关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量刑本身要求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公诉人不仅要熟悉案件的所有相关事实，而且要通晓相关的法律知识，掌握同类案件量刑的规律等。同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对公诉人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一直沿袭着传统庭审运作方式的大多数公诉人来说，是一种巨大挑战。(2)观念制约。这项改革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等改革不同，上述改革在减化环节、提高效率方面的效果立竿见影，因而很快能得到公诉人的认同。而此项改革不仅增加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审查工作的标准要求，而且在没有相关配套制度约束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诉人为提出量刑建议所付出的劳动并不一定被法官肯定和社会承认，由此很容易产生诸如“在公诉时提出量刑建议是自讨苦吃”的想法。此外，非诉讼机制以外的其他机制、规则等缺陷同时也是制约检察机关量刑监督能力的重要因素。

针对此情况，我们检察机关的干警就要从自身的基本功抓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刑事法律的理论知识，跟随时代发展变化的潮流不断与时俱进，把自己培养或锻炼成学术型的优秀检察官。另一方面，注重实践的操练，做一个有心人，学会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积累经验、超越自我，以理论指导自己的业务，以业务反促理论学习的深化。

(四)总结案例经验，推进量刑建议适用

完善资源税改革方案的几点建议 篇3

1、现行资源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

资源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的新增税种, 税率由税务总局制定, 税收归地方政府, 征收范围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盐等, 实质上是一个矿产资源税制。2004年以来, 我国对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部分调整,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资源税当时的设计思路是想通过征收资源税达到保护资源、限制矿产开采的目的, 如今森林资源、水资源、草场资源和滩涂资源等开发利用已相当普遍, 却没有对其征税, 导致资源破坏现象严重。这显然与目前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一致, 因此, 我们应从税制的构成要素上改革。

2、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总体偏低

目前资源税执行的仍是1994年的税目, 征税对象分别以吨或千立方米为单位, 征收固定的税额, 应税资源品中最高税额60元/吨, 最低税额0.3元/吨。以原油和煤炭资源为例, 我国一直惯用的每吨8—30元的原油资源税直到2005年7月1日才进行了初次调整, 调整为每吨14—30元;煤炭是在2004年做了初次调整, 结束了煤炭资源税额20年不变的历史, 接着又在2007年将焦煤的资源税税额确定为每吨8元, 据悉, 这是首次按煤种进行上调, 上调额度为历史最高。从上述资料中不难看出, 执行的税额总体偏低且多年来很少调整。

3、现行资源税税负与资源价格相脱离

从量定额计征方式使资源税丧失了对资源级差收入的“自动调节”功能。这种计征方式割断了资源税与应税产品价格的联系, 使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动完全丧失了“弹性”。近几年来, 矿产品价格迅猛上涨, 矿山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 使得公共收益流入小集团手中。从量定额征收只与数量有直接关系, 税收不与资源市场价格挂钩, 资源产品高价低税矛盾凸显, 税负与资源价格相脱离, 产生了新的税负不公平。

4、从量定额计征不能凸显资源稀缺性特征

我国经济属粗放型增长, 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 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 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 根据国土资源部门掌握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 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为15%, 个体煤矿回采率更低, 比国外低20个百分点之多。我国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0%, 并且煤炭是不可再生矿产资源, 可开采储量有限, 回采率如此之低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而如此之低的回采率又与从量定额计征方式有关, 这使得资源稀缺性特征得不到体现。

5、从量定额计征不与资源的相关指标挂钩

资源税是按自用量或销售量为课税数量, 征收税额与消耗的资源储量、资源利用的回采率等指标不直接联系或不直接挂钩, 这样开采企业就会忽视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不愿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矿产资源的深入开采。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调查披露, 不少乡镇煤矿和个体煤矿在采矿过程中, 采取“吃菜心”的采掘方式, 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易弃难、采大弃小, 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由于税率过低, 税额取决于自用和销售数量, 而与该资源开采造成的资源储量消耗、资源利用的回采率和环境影响无关, 并且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 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 因而不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6、资源税税收低于全部税收平均增长幅度

据统计, 1994—2007年期间, 我国资源税收入由45.5亿元增加到261.3亿元, 平均年收入为95.6亿元, 平均年增长率为14.19%, 大大低于全部税收17.89%的平均增长幅度。具体来看, 除1995年收入增长较快外, 其他年份均增长缓慢, 1999—2000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1997年还出现下降态势, 其增长停滞趋势, 同其他税种以及整个税收的高速增长形成较大的反差。2004—2007年国家先后调整了部分资源税税额, 资源税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 2005—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3.9%、45.37%和26.05%。即便如此, 2007年资源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也只有0.53%, 与1994年的0.89%相比, 资源税的比重下降了近一半, 地方政府资源税税收增幅缓慢。

二、进一步完善资源税改革的建议

在“十一五”规划中, 我国政府明确指出, “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在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目标中, 资源税的作用重大, 必须彻底改革现行资源税。本文将从改进计征方法、提高税负水平入手, 针对具体实施中的税率测算、价格改革、税费改革、税收优惠、收入分配、分步改革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提出进一步完善资源税改革的建议。

此前不久, 多家媒体报道称资源税改革方案已基本成熟, 即将报请国务院审批。改革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扩大征收范围、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内的资源税改革的大方向已定。本文认为改革后的资源税的立法精神应以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 改革计征方法应该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 以产品金额为单位乘以一定的税率来计算税额, 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能起到更大的调节作用。提高税负水平方面需要在现有税负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税率, 按照销售收入的5%~10%计征;同时扩大征收范围, 将国家目前已经立法管理的一些资源纳入其中, 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滩涂资源等实施税务管理。此外, 还要建立完全的资源价格体系, 既反映资源的供求和稀缺状况, 也反映社会环境成本。

2、按现有资源税目分类测算实行浮动税率

对资源税目中的矿产品, 根据矿区工业矿石的平均品位 (用于衡量整个矿区贫富程度的指标) 、剥离系数 (指露天开采矿床或矿体, 开采时需剥离的覆盖物量与埋藏的矿石量之比) 、原煤加工综合回收率等确定资源等级。其参考因素有资源的赋存条件 (采出矿石品位、矿石储量、矿石硬质系数) 、开采条件 (剥采比、采矿深度、能力参数) 、资源的优劣和稀缺性、资源的开采量和价格高低、选矿条件 (选矿实收率、磨矿细度) 、辅助生产条件 (水、电、运输等) 、综合系数等。通过对具体项目的考察预测, 规范回采率系数及浮动税率来体现税收的弹性调节作用。税率设计要考虑资源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影响, 对不可再生资源、非替代资源、稀缺资源要相应课以重税, 以限制掠夺性开采。

3、进一步完善煤炭价格及资源税费改革

中国煤炭行业市场发育不成熟, 煤炭价格种类繁多, 存在矿场车板含税价、坑口价、港口平仓价、到站价等多个价格, 统一计税价格是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重点。专家们认为, 从煤炭生产加工过程看, 以原煤和选煤为计征对象, 以矿场车板不含税价格为计税依据较为合理。煤炭资源税改革应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挂钩的浮动税率制度, 根据不同采区回采率实行累进税率, 资源回采率越低, 税率越高。资源税改革要与整个价格改革的进程相配套, 同时在资源税费并存的局面下, 理顺、规范管理部门, 与国土资源等部门联合, 对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等与资源税合并征收, 使税费改革同步进行。

4、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这次资源税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应为前期优惠, 鼓励技术创新, 鼓励寻找替代能源, 鼓励产业集中。一是在前期勘查及开发阶段应适当鼓励, 对勘查和开发阶段的费用, 税收可实行优惠处理 (加速折旧、扣减、资本化、当期摊销等) 。二是对用于节约能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必要的扣除。三是对先进设备引进等实行优惠鼓励, 并推行耗竭补贴。四是允许优秀企业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一定比例扶持衰老矿区, 用于寻找新矿体, 并通过税收优惠减免等措施扶持那些表现优秀的大型企业。五是将回采率或资源开采后污染的处理情况, 与资源税的税负水平联系起来, 制定鼓励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 促使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

5、理顺地方与中央关系

调整资源税归属为共享税,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从公平分配的角度出发, 合理的分配应该是中央和地方都从中有所收益, 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应该保持一个适所有权征收的权利金或特别收益金、红利等应归中央所有, 统一划入中央财政, 再对相关部门进行分配, 而体现采矿外部成本的资源税则应归地方。地方政府需要有效监督各矿山的计税额度及资源储量, 并和国家有关部门一起制定税负标准, 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 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税率。

6、资源税改革应按税目分步实施

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为按照销售收入征收, 但由于该税种涉及到多种矿产资源以及能源产品, 其测算体系相当庞杂, 对各种不同产品税率的研究也将十分不易。另外, 资源税调整将影响到资源产品价格, 而后者有着很强的价格传导效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 改革资源税须分步进行, 不可一蹴而就。具体来讲, 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种征收方式应暂时并存:按销售收入征收资源税, 部分资源改革难度较大, 应先完善价格及相关的配套改革, 弱化由于资源垄断而导致税负向消费者的过度转嫁;对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暂时采用从量定额征收, 但要适度提高税额;采用国外的做法试用按储量征税, 选择部分优质煤炭产区为试点, 与回采率挂钩分级征收。这样不断夯实改革基础, 按税目分步实施, 成熟一批, 改革一批, 逐步到位。

7、尽快设立环境税

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许多地方是依靠自然资源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而自然资源的开发往往伴随着生态破坏, 尤其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破坏较为严重。开征环境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解决资金问题, 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和资源税一起构建起我国的环境税收体系。

8、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

从现实看, 资源税的改革将会是一个艰难的多方博弈过程。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 牵涉到许多重大利益关系重新整合, 包括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中央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从长远看,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 和谐社会也要求可持续发展, 而目前我国的资源消耗相当一部分依靠进口维持, 经济高增长的后续基础并不稳定, 所以资源税改革的理由是充分的, 就资源税改革本身来说, 越早推出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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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地方税知识1000题[J].资源税, 1995 (12) .

对完善我国陪审制的认识与建议 篇4

摘要作为一项司法民主制度，陪审制在我国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仍有很多留存价值，不应废除，而应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司法民主的作用。

关键词陪审制；司法民主；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F84文献标识码A

陪审制作为一项司法民主制度。一直被视为司法民主化的表征。英国实行陪审制较早。主要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后为许多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所使用。这种制度到了大陆法系国家后却成了实质的参审制。中国的陪审制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实质上也是参审制，其本身的弊病以及在中国“名存实亡”的现状引起了中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讨论。笔者认为陪审制有其固有价值，不应废除，应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司法民主的作用。

一、中国陪审制度的建立-9发展

由于我国封建文化根基较深，抵制封建文化、象征司法民主的陪审制引入我国较晚。第一次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的中国法律文献是20世纪初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建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沿袭的是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审判制度最早在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作了规定。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和重建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同时得以重新建立。同年通过的宪法中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但我国1982年制定的第四部宪法却取消了陪审制度。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陪审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做出了相同的规定。

二、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存在价值

现代国家设立陪审制度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通过民众参与司法，实现司法民主：二是增强普通民众对法官的约束；三是强化判决的社会认同度，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具体讲，陪审制的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功能、司法监督功能、保障司法公正功能、保证审判质量功能、弥补法官力量功能、教育功能等。

陪审制完全符合我国依法治国和追求司法民主的目标。在当代中国，人民陪审制的作用应定位于参与审判的同时监督审判。我国法院系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名存实亡，要避免系统内的上下袒护，外来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若有由一般民众特别是不惧权势的专家学者作为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不仅可以切断法官与检察官之间由来已久的联合，而且由于裁判意见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做出的，法官在做出裁判时所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有利于抵制外来干预。

三、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尽管陪审制有诸多弊端，以致于有的学者提出了“废除论”，但陪审制还是有留存价值的。我们应对陪审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从陪审制在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人手，正确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推进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司法公开、司法廉洁高效，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1.对陪审制进行法律的强制规定

陪审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必须有一套规范、严谨、操作性强的程序规则。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四部宪法，仅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对陪审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虽然其他基本法律对陪审制度也给予了肯定。但我国现行宪法取消了对陪审制的规定。造成了陪审制度无宪法可依。《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陪审制也未作强制性规定。是否适用仅由法院决定，这就造成了许多法院由于诸多法律以外的原因而不采用陪审制，不利于陪审制的广泛采用，无法充分发挥陪审制的各种功能。

宪法依据的缺失和法律模棱两可的规定潜在地影响了当事人享受陪审的权利。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法律势在必行，这是完善现行陪审制度的基础。也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发展的可靠制度保障。

2.明确陪审制的适用范围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制度仅适用于一部分一审案件审判。至于应邀请哪些人民陪审员参加，完全由法院自行决定。自《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很多法院不再使用陪审制，有些偶尔使用陪审制的也是因为审判中法院人数不足。这种灵活的法律规定很容易导致陪审制度名存实亡。不能保证审判过程中的司法公正、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也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正。

必须明确界定陪审制适用的具体范围。基于陪审制的主要功能以及陪审员法律素质有限。陪审制限于一审的普通案件比较符合实际。此外就具体诉讼而言，鉴于合议庭组成人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在案件审理中是否使用陪审制应交予当事人决定，这与我国司法审判过程中追求司法民主的动机相迎合。也是陪审制度司法民主的最直接体现。

3.严格规定对陪审员的选任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未作明确规定，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也只是做了笼统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和产生程序方面都未作出具体规定，这导致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陪审员素质不高，盲目随从法官，是影响陪审质量的关键。

我国应制定相关专门法律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和程序。为了保证人民陪审员整体参审素质和参审技能的提高，必须考虑陪审员应具备的地域、职业、年龄、性别等因素，不局限于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还应包括普通公民等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代表。另外，为了防止陪审制的“官化”倾向。应排除人大代表和党政机关人员等的陪审资格，以利于陪审活动顺利进行。

4.明确陪审员的权责

完善陪审制度还必须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与审判员具有同等权利。”这条规定显然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的权责也只是作出类似的抽象规定。陪审员的权责不明使陪审制度在运作中弊端重重。陪审员是独立的自由身份者，一经产生就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我国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却未负有同等的义务。这不符合当今社会权利与义务一致的法理。

我国应参照发达国家陪审团制度的要求和特点。对审判员和陪审员的权责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大部分人民陪审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参加陪审不属于份内之事，参审意识不强，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因此应强调，陪审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应明确规定，若无正当理由陪审员不能拒绝陪审。否则予以罚款或达到一定次数后取消陪审员资格。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独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不受任何意志左右，在法庭上的参审意见不应受到调查和追究；陪审员的义务也与法官基本相同。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忠于事实和法律。另外，还应建立错案追究机制，应对合议时每个陪审员的意见作笔录，以便日后追究责任。防止陪审员随意发表意见或盲从职业法官，从而保证司法公正，避免错案发生。

5.保障陪审员顺利进行陪审活动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也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手段。由于一般情况下案件不能在短期内审结，这必然会占用陪审员一定的时间，使其不能正常工作。陪审员为了很好地完成陪审任务，必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应对陪审员进行一定的金钱补助。但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以往法律规定陪审制的无偿服务或由陪审员单位进行补助的方法已不再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因此在完善我国陪审制度时，要建立一套有效、健全的陪审员权利保障机制。人民法院应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助，保障陪审员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从而调动陪审员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陪审。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5

一、部门预算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是改变传统预算编制形式,改进预算编制方法,打破传统的“基数加增长”预算编制方法,根据各个部门职能任务和现有公共资源的配置,实行了零基预算,实行定额定员管理。二是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部门预算,杜绝预算内、外“两张皮”现象,同时对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财政预算的完整性,堵住了单位不合理开支。三是细化项目预算编制,预算约束力有了明显增强。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预算科目能够细化到类、款、项、目,能够全面反映支出的详细情况,能够解决“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的问题,便于人大和社会监督。四是预算编制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好,上报的预算内容逐步符合实际情况,“一个单位一本预算”的管理目标基本实现。五是实行部门预算后,单位超编制发放工资、超编制车辆发生的费用、财政超财力安排预算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随意性增加支出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

二、部门预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单位负责人对部门预算改革认识不到位,预算编制质量不够高

造成预算编制质量不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单位没有严格按照部门预算文件的要求去编制当年预算,编制过程只是走形式,走过程,部分单位负责人不把部门预算当一回事;二是部分单位预算会计在编制预算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收入方面存在虚报、漏报问题,在支出方面存在会议、培训的天数虚报问题。三是部门预算中项目经费编制存在有“水分”现象,随意性大,部分单位随意改变项目资金用途,最终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年末结余过大。四是部分预算单位在编制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外收入计划不准确,与实际完成数出入较大。五是部分预算单位没有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导致专项资金追加过多,特别是在车辆采购、办公设备采购等。

(二)预算审批时间不合理

根据《预算法》第10条规定,我国预算年度实行历年制,即从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这种规定虽与《会计法》规定会计年度是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与人大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不吻合。我国人大会议一般在3月份召开,地方人大会议一般开完全国人大会后4-5月召开,6月或7月人大批复预算才能到达各个预算单位,甚至更迟。如果预算年度不调整,再加上拨款不及时,造成预算单位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互相挤占,经常性支出挤占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挤占经常性支出,最终造成了财政资金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三)部分支出定额标准不合理,有待完善

一是根据财政部规定,部门预算中招待费是按照四项公务费的2%来执行,但现行执行标准年终招待费总计远远超过预算中核定招待费基数,造成与实际不相符。举个例子,一个一级预算单位的四项公务费标准每人全年1 800元,在职人数35人,四项公务费合计为63000元(1800×35),招待费为1260元(63000×2%),而实际开支远远超过此数,按照现行执行招待的标准,一年1260元招待有的预算单位还不够一桌饭钱。二是部门预算中幼儿管理费是按照在职人数每人每月1.5元核定的,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单位支出远远超过核定的金额。例如,一个单位有正式在编人员50人,这个单位部门预算全年幼儿管理费为900元(50×1.5×12),这个定额显然有些偏低,不够实际支出,因此只能想方设法用部门预算中公用经费或项目经费来弥补。三是部门预算中交通费是按照在编车辆每车每年18000元(二级预算单位)核定,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大部分预算单位全年的交通费超过核定的金额。例如,有个一级预算单位有编制车4辆,财政核拨的交通费为72000元(18000×4),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资产负债表中交通费高达16万元(不含司机出车补助),平均每车4万元交通费,远远超过预算核定的标准。

(四)预算执行没有完全到位

一是部门预算中人员支出未核定临时职工工资、加班工资、合同制职工资、残疾人保障金,但实际执行是各个单位都在用项目经费发放本单位临时职工工资、加班工资、合同制职工工资、残疾人保障金,且临时职工工资、合同制职工工资标准不一致,有高有低,与实际不相符。二是部分预算单位存在项目与项目经费互相挤占,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互相挤占。三是“收支两条钱”管理没有完全到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单位存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不缴专户的问题,比如房屋出租出借收入有的单位不缴,变成单位“小金库”,有的单位缴到实有资金账户(往来账户);部分单位存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未纳入预算的问题;部分单位虽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缴了专户,纳了预算,但存在留用比例过高,随收随支,未能真正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四是部分预算单位的项目资金不能根据预算落实和使用,互相挤占,财政资金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五是部分预算单位在支出报销方面存在未纳入预算的支出。比如残疾人伤残补助金、超编人员工资、超编人小汽车发生的费用等。

三、完善部门预算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思想认识

要进一步加大部门预算宣传力度,提高各方面的思想认识,使部门预算改革得到预算单位领导重视,改变传统观念,大力做好预算会计培训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逐步实现“综合预算、零基预算、保证重点、收支平衡”的部门预算目标,正确认识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科学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标准,建立项目支出绩效考核制度

一是适当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部分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例如招待费、幼儿管理费等,切实保证预算与实际相符;二是要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支出项目资金,严把项目资金支出关,使预算与实际相适应,使项目资金能够准确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项目,能够全面地反映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收支全貌,有利于人大的监督;三是逐步建立项目支出绩效有效机制,使项目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要把项目资金与上年该项目实际支出挂钩,或者说与该项目结余挂钩,对哪些不花或花一小部分的项目,财政部门要在当年对此项目不予安排;四是完善项目管理机制,杜绝随意安排项目;五是将预算单位临时职工工资、合同制工资、残疾人保障金纳入部门预算,同时要制定临时职工工资统一标准;六是修改《预算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修改与部门预算编制改革冲突的地方,使其与部门预算改革相链接,相适应。

(三)进一步规范资金拨付程序,提高预算下达率和资金拨付到位率

一是建议修改预算编制时间,将人大审批预算时间提前开人大会之前,同时每年第三个月,财政部门要提前按照进度下拨预算中项目资金,防止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互相挤占,专项资金和经常性支出互相挤占;二是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快专项资金下达时间,切实解决年终结余过大的问题,能在上半年下达的专项资金,上半年必须下达,不要推迟到下半年。同时,将这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中。三是要进一步简化财政资金审批和拨付程序。如单位每月工资都一样,可以探索每月工资直接拨付,不需要一步一步再审批。四是将每年调整预算提前到11月1日,11月15日前全部要调整完。五是设置年终拨款有效时间,解决年终资金结余过大问题。比如说每年12月25日可以停止对市直预算单位拨款,当年末拨的项目在下一年度第一个月拨付。如果个别单位有特殊需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当日拨出,务必在12月31日之前将资金全部支出去。

(四)加大对项目资金的监督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部门预算项目中会议费、博览会、交易会、培训费审批时,要求预算单位提供开会人数、姓名、行程以及发生费用,然后根据此费用核拨项目资金,同时将此审批的复印件与报销费用一同报销,由会计核算中心严把项目资金审核审批关。要求市财政局各业务科室严把部门预算基础数据初审关,严格控制预算单位随意调整或者追加预算,提高预算执行约束力。同时,预算单位要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的原则,严禁大手大脚花钱,反对一切铺张浪费行为。对经费使用未突破预算指标的预算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反之,要通报批评,同时核减下年度有关资金。

(五)推动各项配套改革,切实解决预算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篇6

一、高台县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基本情况

历年来县财政支农资金的预算分配都以全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据,在保障人员费和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支农资金的安排适当予以倾斜,特别是对涉及民生保障、教育卫生、支柱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点支出都优先予以保障。支农资金每年均保持25%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县本级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三农”支出占县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也都有所提高,增长速度有逐年加快的趋势。

2011-2013年,全县共安排“三农”专项资金18228万元,其中:2011年4664万元,2012年6178万元,2013年7386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76%、32.46和19.55%,分别占本年度县本级财政支出的15.04%、15.49%和16.35%。按支农资金的类别划分,其中:安排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资金17类共计4429万元,占总支出的24.3%;安排对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7类共计2935万元,占总支出的16.1%;安排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资金2类共计4130万元,占总支出的22.66%;安排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23类共计6734万元,总支出的36.94%。

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当前,落实财政支农政策,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截至目前,中央已连续十一年聚焦“三农”,出台了十一个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基本形成了我国农村发展改革的政策框架。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从实际来看,支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

(一)部分支农政策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虽然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需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但金融机构出于自身长期运营考虑,造成对支农信贷门槛高,仅依靠农业自身发展的积累,农业经济很难形成良性循环。农村“一事一议”操作难、标准低,议而不决,难以达成共识,兴办农村公益事业困难重重。财政补贴资金项目分散、名目繁多、资金量小,涉及部门多,发放工作量大,行政成本高。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不大,资金使用分散,整体效益不高。

(二)支农资金管理相对滞后

目前,直接补贴一般只与农村经济政策挂钩,而忽略从农业发展的长远规划考虑。支农重点不够突出,平均分配资金,分散使用,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整体效益的发挥。部分支农工程项目“重建设、轻管护”,缺乏长效机制。支农资金虽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的监管,但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多头监管,责权划分不明确,部门配合不协调,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三)支农资金运行效率不高

支农支出实行分块管理,相互之间不协调、重复投入,力量分散,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同时,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支农事业费比重较大,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科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资金绝对数比较小,无法起到很好的投资拉动作用。

(四)对支农资金管理不完善

在“吃饭型财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的现状下,部分支农任务与配套能力不相适应。由于地方财力的限制,政府支农配套资金常常难以足额到位,项目资金不足,项目计划难以全面完成,项目建设效益差;有些项目实施单位受到利益驱动,利用已建项目套取上级资金,有的部门对专项资金管理不严,没有真正做到专款专用、按期使用,对资金的操作和运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五)对支农资金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

制度上的不健全,管理上的不规范,必然导致资金在使用上的损失浪费。而财政支农资金项目工程实施中也存在“勤跑项目、重要钱、轻管理”的现象。另外,受维护地方利益驱动,即便监督部门发现问题,也不能从严治理,助长了不正之风。

(六)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

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徘徊。县级政府受财力所限,虽然表现为县级政府对农业资金投入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支农投入总体来看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意见建议

(一)转变观念

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摆上重要位置,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来安排项目和资金,防止出现“口头农业”和“口号农业”,切实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原则,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上切实体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坚持公共财政改革方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财政支农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公共设施向“三农”延伸、公共服务向“三农”覆盖,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须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财政支农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找准突破口,加大财政覆盖农村的力度,扩大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拓展财政支农的领域,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政策保障。

(二)完善农业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财政投入是关键,建立增长的长效机制是保证。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保证每年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以政府投入为引导,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鼓励工商资本等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

(三)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机制

完善补贴发放方式,推进“惠民直达工程”。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大财政保费补贴力度,扩大试点产品范围,扩大保险覆盖面。创新财政资金管理,加强选项、立项、资金核拨、督促实施、跟踪反馈等环节管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型财政支农机制。加强财政支农项目库建设,规范财政支农项目申报、审核和审批管理工作,防止和克服项目申报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四)建立绩效考核制度

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建立政府农业投入考核体系,将农业投入相关指标纳入政府目标考核,督促政府切实落实增加农业投入政策。建立政府农业投入增长的监督机制,制定保障农业投入刚性增长的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作为兑现资金奖惩的主要依据。大力推行财政支农项目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体系,健全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监督约束机制,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财政支农项目管理,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提高财政支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五)大力开展县级财政支农资金整合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以县为主的支农资金整合工作。打破行业界限和部门分割,优化各类财政支农资金,逐步规范政府支农资金投向,合理有效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继续扩大整合规模和范围,积极创新整合方式,认真研究探索有利于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体制性、机制性和制度性措施,逐步建立起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财政与有关部门、项目单位协调配合的支农资金使用管理模式。

(六)健全财政支农的法律保障体系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7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 各类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出台, 足见政府也越来越注重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此外, 随着医院的经济活动不断拓展, 政府部门通过实施医院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活动逐步建立起预算管理制度的需求, 公立医院财务核算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原有的《医院会计制度》从1999年执行起, 为公立医院的会计核算提供了规范, 也推进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在新时期, 为了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满足新时期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和预算约束的目标, 经过党中央以及国务院总体部署和规划,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于2010年12月31日发行, 于2012年1月1日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兼顾我了我国医院现实状况的同时, 还借鉴了国际上有关医院制度的优秀成果。文章就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内容较原制度的主要变化内容了进行分析, 在具体分析了现行医院会计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 提出了现行制度仍然存在的一些比较显著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现行《医院会计制度》的主要优势

(一) 会计核算更具准确性、实用性, 公益性更加凸显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将医疗、药品放在一起进行会计核算, 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统一计入“医疗收入”, 避免了之前药品加成对医院的补偿作用, 鉴于医院集医、教、研于一体的运营特点, 现行制度还在收支科目分类中单独列示科研、教学项目收支, 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医院的公益性特点, 又规范了医院的收支核算体系。

(二) 明确规定“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随着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人群享受医疗保险带来的补贴。而对于医院来讲, 医院在病人看病的时候直接将保险部分扣除, 收取保险以外的医疗费用, 然后被扣除的部分再由医保中心在一定时间内返还给医院。由于医院收回保险款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在原有的收付实现制的核算基础上, 就会造成收入和费用的不配比, 而新医院会计制度借鉴企业会计制度, 充分引入了权责发生制, 不仅符合医院的实际情况, 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三) 财务报表体系更加完善

现行制度下的报表体系涵盖了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总表、医疗收入费用明细表、现金流量表和财政补助收支情况表以及一系列的成本报表。全面的现金流分析与高效的现金流管理不仅关乎到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 而且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医院每天都会有大量现金流入, 因此, 在财务报表体系中加入现金流量表是一个重大的举措, 同时也表明, 医院会计制度向企业会计制度不断靠拢。

(四) 引入了企业会计的固定资产核算体系

原医院会计制度中没有对固定资产损耗的核算做出相关规定, 然而, 随着医院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 固定资产在一家医院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可小觑的。因此, 在原会计制度下核算的固定资产只能反映出其历史成本, 而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 进一步导致财务报表的不实。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在对医院固定资产的核算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革, 引入“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清理”两个科目对固定资产进行核算, 使固定资产账面更加接近实物价值, 财务报表更加准确反映资产价值。

(五) 强化预算约束机制

现行制度规定对医院实行“核定收支、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按规定使用”的管理办法, 并详细地分配了医院预算环节中各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责任。这一重要举措与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相衔接, 又利于政府财政部门及时了解医院的财务情况, 并作为政府对医疗事业扶持以及补助的重要机制。

三、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建议

笔者认为,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大框架下仍存在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固定资产的折旧问题及建议

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医疗设备的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 而新医院会计制度中规定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采用年限平均法, 这显然不能满足真实反映医院固定资产价值的需要。《医院会计制度》可以进一步借鉴企业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如引入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等折旧方法。

(二) 医疗风险问题及建议

随着今年来, 医疗事故的频频发生, 医疗纠纷也不断攀升, 医院所承担的医疗风险越来越难以控制, 这就要求医务人员严谨执业的同时, 也需要财务人员对医疗风险的管理给予重视。现行医院会计制度虽然增设了“预计负债”这一会计科目, 但并没有对此科目的核算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医院通常是在事故或者纠纷发生后, 直接将医院发生的费用计入医院支出。这样做虽然大大简化了核算, 但是不符合谨慎性原则。

(三)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医院药品收入实行“核定收入、超收上缴”的管理办法, 但是对于药品的收入具体比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导致这一举措很难真正施行

笔者认为, 在有条件的地区, 医院应协助各地财政部门应为这一项规定作好具体的部署工作, 把当地的平均消费水平, 物价指数以及当地居民近几年内到当地公立医院就诊的情况作为参考指数,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对这一政策制定出合适的比例, 再提交给上一级财务部门进行核准登记, 作为核定收入并确认是否超收的依据。当然, 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标准也自然不一样, 因此, 财务部门对于这个问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统一标准对待, 而是要有区别、有层次地去执行这一规定。

(四) 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及建议

当前医院固定资产的管理, 特别是高科技固定资产的管理存在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核算体系尚未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医院由于要应对各种临床急救, 往往要由一定的设备库存来满足这一方面需求, 而这些使用率较低但价值偏高的电子医疗设备, 例如核磁共振, 会存在一定的舰只风险, 特别是市场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笔者认为,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应当在完善过程中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作出相应的规定, 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查, 估算其减值情况。同时对于一些使用率低且资产价值比较高的固定资产可以考虑采用租用的方式进行日常经营, 这样, 固定资产的核算更加准确, 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医院的经营成本。此外, 现行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平均年限法, 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资产更新率越来越高, 这种单一的折旧方法也不利于真实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因此, 医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对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价值波动有准确的把握) , 可以考虑逐步引入其他加速折旧方法, 如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等。

(五) 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及改善办法

虽然对成本核算方面做出了很大改革,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显著问题未能解决。医院目前的成本核算还只停留在一些数据上面, 很少有企业会追根溯源, 对成本超标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换句话说, 大多数医院不能重视起事中核算的重要性, 只重视结果, 忽视对成本动因的分析, 因此, 建立高效的成本评价体系对医院“降成本、生效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亦可以像企业财务管理一样引入作业成本法, 以进一步完成医院成本核算体系。

四、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工作重点

在执行新《医院会计制度》过程中, 医院应当聘请专家对新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讲解, 深化对新制度的学习和培训, 以免因为个人理解偏差造成错误, 还要培养医院会计人员的职业素养, 提高他们的执业能力, 还要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向相关部门反映, 做出相应调整。

五、结语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开启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的里程碑, 而《医院会计制度》的不断完善, 也将会进一步促进了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现行《医院会计制度》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为许多医疗单位的会计核算提供了标准, 弥补了原有会计核算的不足, 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才能不断完善, 逐步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医院会计制度 (财会[2010]27号)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2]陈军.浅谈新医院会计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完善[J].当代经济, 2011 (.11) .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8

一、目前基层金融统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对金融统计工作重视不够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领导和统计相关人员统计法律、法规意识淡薄, 缺乏对统计法律、法规的了解和敬畏。二是统计工作边缘化。金融机构分管领导日常过问统计工作少, 一些单位没有专职统计部门, 统计工作常处于附带的角色, 统计工作质量没有保障。三是统计人员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统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少数统计人员法制意识、工作责任意识、制度执行意识不强, 专业基础素质不高, 有的还频繁变动, 稳定性差, 统计工作处于可有可无、随意调整的尴尬局面。另外, 金融统计培训工作不到位, 统计人员专业素养难提高。四是金融统计制度传达、贯彻力度不足, 统计相关业务部门未能及时掌握统计制度的新变化、新要求, 统计工作新要求落实不及时、不到位。五是检查督促少。许多金融机构没有按照金融统计管理规定要求, 定期开展内部的金融统计检查和督促工作。

(二) 金融统计法规不完善, 金融统计信息共享困难多

统计法规制度建设滞后, 对金融机构、地方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约束力不强, 导致金融统计信息共享不足, 基层央行采集信息困难较多。在现行法规中,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央行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 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商业银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对商业银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报表和统计报表的行为, 《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权限:责令改正, 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八十条规定, 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 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这些法规确立了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的地位、职责和管理权限, 但在金融统计监督检查方面没有明确授权, 特别是在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统计数据报送和地方经济部门统计信息交流共享方面现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 存在制度空白, 导致基层央行统计信息采集较为困难。

(三) 金融统计工作协调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统计部门与其业务部门之间缺乏工作协调机制, 影响了金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及时性。

二是金融机构统计部门缺乏与人民银行主动沟通的意识, 在机构变化或统计人员调整时没有及时向人民银行报备, 人为地造成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双方统计工作的被动。

三是金融机构对金融统计数据的波动缺乏敏感性, 缺少主动调查分析的责任心和主动性, 影响了金融统计分析的质量。

四是基层央行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地方经济部门业务往来少, 收集保险、证券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经济金融统计数据工作协调较难。

五是人民银行内部工作统筹协调不够, 部门之间统计数据收集、整理重复叠加, 增加了金融机构信息报送负担, 加大了统计信息采集协调难度。

(四) 金融统计基础工作薄弱

一是人民银行基层行对金融统计执法检查的重要性、严肃性认识不足, 金融统计工作的考核、检查、指导工作不到位。

二是重报表、轻分析的现象比较突出, 统计的服务职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统计数据有用性潜力挖掘不够。

三是电子化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统计信息处理系统建设滞后于业务系统发展, 很多数据处理仍然依靠手工操作完成, 造成统计人员工作负担较重, 工作效率低下, 出错率高, 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四是缺乏信息交流共享平台, 导致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综合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采集受限、统计工作质量受影响。

五是人民银行系统接口不完全匹配, 金融统计监测系统与人民银行会计、国库系统的数据信息报送、交换与传递不完整, 部分指标还需要通过纸质报表采集。

六是统计信息系统技术支持薄弱。近年来,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各类新系统建成上线运行, 统计部门在实际应用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较多, 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技术支持薄弱, 影响了数据加工与处理的时效性。

二、完善金融统计工作的建议

(一)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对形势的判断, 决定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效率, 还关系到党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金融统计相关单位应重视金融统计工作, 充分认识到金融统计对宏观管理部门决策和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 加强对《统计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统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将统计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依法进行金融统计工作, 应清楚地认识到统计数据错报、漏报的危害性, 不断强化统计工作责任意识, 及时掌握新时期金融统计工作的新特点、新变化、新要求。基层人民银行应认真履行金融统计管理职责, 建立“大统计”的金融统计管理理念,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统计数据生产、采集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 及时传达和贯彻金融统计制度要求, 确保金融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二) 完善金融统计法规

中央银行统计信息源不仅来自各金融部门, 也需要采集地方经济部门的数据。2011年, 人民银行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对象, 除贷款外, 还要求加强对股票、债券、各类票据、委托、信托贷款等主要信用和融资渠道的监测, 分析现有调控手段对各融资类别的影响, 为构建以社会融资总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提供有益的参考。这对金融统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现行法规对保险、证券、信托类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部门的统计数据信息报送义务未作具体规定, 对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管理、检查、督促、处罚等授权不充分, 基层央行金融统计工作受到诸多制约和阻碍的状况, 建议出台《金融统计条例》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金融统计各责任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推进金融统计法制化、规范化。

(三) 加强金融统计宣传, 营造社会氛围

宣传历来是赢得支持、推进工作的重要手段。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 通过印发宣传材料、组织专题培训、上门宣讲政策等形式, 大力宣传依法采集经济金融信息是依法管理金融工作的实际要求, 是各金融机构应尽的法定职责和义务, 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 增强各级领导、统计人员、统计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的统计法制观念, 营造学习统计法、敬畏统计法、遵守统计法的社会氛围。

(四) 强化管理, 维护金融统计工作严肃性

一是强化基层央行金融统计管理职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加强对金融统计工作的检查力度, 提高检查频率, 加大检查辅导覆盖面, 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 督促统计单位建立起有效的统计报表数据质量控制机制, 促进提高统计工作质量, 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二是建立健全统计岗位责任制以及相应的考核工作机制。制订并细化统计工作考核办法, 加大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的考核力度, 不断改进和优化统计工作流程, 避免统计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强协调, 明确工作职责。明确领导责任, 协调好统计部门和基础业务部门工作, 解决责任不清、程序不明、遇事推诿、数出多门的问题, 规范金融统计口径, 从源头控制金融统计数据质量。

(五) 严格执行制度, 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金融机构应加强对统计制度的学习, 准确把握各项专项统计制度的内涵和要求, 认真执行国家统计法规和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 切实落实人民银行各项专项统计要求, 严格按照统计制度规定的标准进行各类数据及基础信息的采集和报送, 规范台账信息和台账资料整理工作, 确保上报人民银行的数据真实准确。

(六) 夯实统计基础, 提高工作水平

一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提高金融统计的信息化水平。信息系统建设是提高金融统计工作水平的关键要素, 相对单纯的手工操作, 依靠信息系统能够极大地提高数据处理的质量和效率, 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统计数据差错, 金融统计单位应重视和加强金融统计的电子信息化水平。

二是推进人民银行、银监局、其他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综合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建设, 突破统计信息采集瓶颈。

三是加强统计人员队伍建设, 适应统计工作发展要求。应选配责任心强、业务熟悉的同志充实到统计岗位, 关心统计人员的工作、生活, 保持统计人员队伍的稳定性, 运用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行统计人员培训, 使培训覆盖到所有统计相关部门和分支机构, 不断提高统计从业人员业务素质。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中图分类号：D922.1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03-02

未成年人的身心所处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区别于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的案件时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新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编中用11个法律条文规定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独立成章，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专章对指定辩护、法定代理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面都有所规定，由于法条对这些制度的规定比较概括，因此在之后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规定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尚存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本文仅就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个视角来浅析相关的问题及对策。

一、探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

青少年这一年龄阶段决定了他们身心的不成熟性，孩子因为不成熟犯了错，家长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因其一点错将其全盘否定，不能认为其未来皆是阴影。加之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国家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教育方针，从这点来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正是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的具体化，极大程度上减少未成年人因刑事犯罪给其以后的生活和人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就在于避免将犯罪未成年人“标签化”，使其在就业、生活、学习中能和普通的未成年人一样，最终融入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不再因社会歧视而走上不归路。

二、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否意味着前罪的消失。

在进行本部分的探讨时，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前科记录封存究竟是指封存后前罪存在，还是说封存就意味着前罪的消灭进行相关探讨。目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也就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究竟是积极封存，还是消极封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从该条文来看我国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仅就条文表述的意思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的前科犯罪封存制度是指前罪封存后其罪还存在而非消灭，在一定时候或一定条件下仍然可被启封查询。值得注意的是封存不等于前罪的消灭，封存意味着犯罪的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定的封存条件时，有关机关须依法将前罪记录进行密封保存，非经法律规定不得擅自查询；而前科记录消灭则意味着符合一定的条件时，前罪意味着消失。

（二）查询记录的现实操作可能有违设立初衷。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情况予以保密。”前面笔者已经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其立法的初衷与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涉罪未成年人被“刑事标签化”，尽量减少因犯罪给其带来的在升学、就业方面的不利影响。然而现实中征兵、教育法等招录考试，其政策、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皆对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说“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免除了前科报告义务，但在这些招录政审时，相关单位向有关机关调取时，出具证明的单位是否是全部都开具“无犯罪记录”统一格式？如若没有，那么面对报考条件、政审这些程序，许多有过“前科”的人只能望而却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要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需要将免除涉罪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真正落实，才能保证涉罪未成年人如普通人一样正常就业，不受“特殊对待”，这才有利于“他们”回到社会的正轨，因此在进行轻罪封存的情况下还允许其他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回归的门槛高度和难度。

（三）其他。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境，比如规定过于笼统、具体操作方式还未明确等，关于这些学界讨论的文章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详述。

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一）封存的主体。

关于封存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学界已有普遍一致的认识，认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依职权进行，但对于封存的适用主体，目前尚未统一标准，有的认为“应明确为法院和检察院，其中法院是裁定，检察院是决定”①，也有的认为从方便管理和有利于执行的原则来看，应当由审判机关启动，办理该案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也要封存，另外涉及到其他机关部门的，相关机关部门也应当予以封存②。笔者认为办理案件的主体公、检、法都应当作为封存的适用主体，而且笔者建议这三个机关应当在案件办理完结后就启动封存程序，如果在自己环节案件就已经完结的，案件办结之后一定期限内就应当完成封存程序，对于案件需要进入到审查起诉环节的甚至是审判环节的，应当在某机关做出最终决定后，由该机关及时通知涉及案件前面程序的机关启动犯罪封存程序，即案件到哪个机关时止哪个机关就应当作为最终决定封存的主体，涉及到后续管教或帮扶的机关只是对封存主体机关起辅助作用，不作为封存的主要适用机关。比如法院判了一个未成年人的缓刑，该案符合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但该案最终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社区矫正，法院应当在审判环节作出判决后及时进行犯罪记录封存，涉及缓刑需要进行社区矫正的，考验机关应当在缓刑考验期满以将涉案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相关表现的档案、资料及时收集齐转交做出最终判决的法院进行犯罪记录封存。换句话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均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主体，但涉及到后续的矫正、监管等，由最终做出裁决的机关进行犯罪记录封存，负责矫正、监管的机关有义务及时将相关记录转呈适用主体进行犯罪记录封存。

（二）完善封存的程序。

既然要谈封存的程序，就不得不先谈一下封存的范围，被封存的主体在前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说明。首先需要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刑诉法有个大概的标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从检察院的角度讲，《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从该条文表述的意思来看只要是不起诉决定的都应当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对于附条件不起诉、酌定不起诉等笔者表示没有异议，但从法定不诉的角度来看，法定不起诉是指绝对不起诉，法律规定法定不诉的情形包括根据刑法不构成犯罪的，以及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其中该条款有一种情形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种情况在立案环节是撤案，进入审查起诉环节是不起诉，而进入审判环节则是宣告无罪，既然如此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就不存在有犯罪记录的证明，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以及这种情况下的涉案未成年人的相关记录不应列入封存的范围。

前面已经讨论过案件应当在何时启动封存程序，比如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在做出不起诉决定后在一定时限之内通知公安机关启动犯罪记录封存，而案件到了审判环节符合犯罪记录封存的，应当在法院做出判决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及时启动犯罪记录封存程序，一旦启动犯罪记录封存后，与案件相关的所有案卷材料、记录都应当予以封存；由于现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都是由单独的未检科来办，就算是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也是分案处理，因此这类情况中涉及未成年人的当然是封存的对象，成年人部分的卷宗如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记录也应移送专办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一并封存。对于电子档案部分应当通过技术方法进行加密，并且相关密码只能由未检部门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知晓，在有查询需要时，应当由检察长作出决定后方能启动查询程序。

（三）可查询情况的探讨。

对于新刑诉法规定“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学界在探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一直绕不开这一点，从立法本意来看，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标签化，让其回归社会时不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此内容一出，尤其是“有关单位能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加之一大部分招录考试过程中的政审制度，实际上没有彻底免除涉罪未成年人的报告义务，在无形中一样存在涉罪未成年人就业被歧视的情形，这样也不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关于该问题如何解决，大部分建议应当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笔者也赞同此观点，同时想法或许更激进一点，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可以查询到的情况是：除非涉罪未成年人所犯之罪是涉及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特大毒品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除此之外的不应当列入可查询的范围，在征兵、升学或就业的政审中可按相关规定向封存机关提出查询申请，受理查询申请的机关有权根据案件类别及情况做出可查询或不可查询的决定。

（四）多次犯罪时，犯罪记录封存的效力。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为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如遇极个别的未成年人三番五次触犯国家刑法的情况下，这道“护身符”是不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呢？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未给出明确规定。从未检的理论来讲应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但本着宽严相济的政策，“护身符”也绝不能滥用。新刑诉法规定因“办案需要”可查询，是不是也是对此类情况有所考量？如遇到一而再再而三以身触法的情形，笔者建议对于犯罪记录封存后再次犯案的未成年人，可启动查询程序，但前面的记录只作为量刑时的考量，检察机关可依据也可不依据前面的记录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在裁判时也可考量或不考量；但对于第三次再犯案的同一人，前面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作为量刑建议进入裁判量刑考量中。其实在这一点背后，相关机关应当做好帮教工作，完善帮教的相关配套措施以减少未成年人再次犯案的可能。

（五）法律后果。

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因此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违反该制度后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规定，负有保密义务的机关或个人如果出现泄密的情况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无相应的惩处性规定，会让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同时，“应当赋予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相关救济权利，同时还应当建立处分和追责机制”③。另外对于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应当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发挥自己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和作用，对于未进行封存或封存不及时以及出现泄密的情况都应当发挥起自己的监督职能，确保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更好地实施。

结语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众多制度之一，该制度完善还有待法律的对其细节作进一步规定，以及在现实中相关规定及政策能切实贯彻实施好。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贯彻落实好未成年人特殊程序及相关政策规定，作为检察机关、作为未检人责无旁贷也任重道远。

注释：

①张敬博：关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新动向—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人民检察，2012第11期

②参见周津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合理性及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法治论坛，2013.1

③程晓璐：未成年人特别程序配套规定之评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 年第3 期

参考文献：

[1]张敬博：关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新动向—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人民检察，2012第11期

[2]周津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合理性及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法治论坛，2013.1

[3]程晓璐：未成年人特别程序配套规定之评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 年第3 期

[4]李苗苗：浅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法制与社会，2013.8（上）

[5]田相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若干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 年第5 期

改革与完善建议 篇10

关键词：会计模式,会计国际化,国际会计准则,比较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浪潮中去, 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寻求自身的发展是很难实现的。而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以对国际会计模式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1 会计模式的基本描述

会计模式, 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 反映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国际上一般将会计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美英模式, 第二类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 第三类是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前苏联会计模式 (前苏联已经解体, 目前我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下面就直接以我国为例) 。

2 三大会计模式的比较

2.1 三大会计模式的会计实务比较

2.1.1 从会计法律的角度进行比较

美、英同属不成文法系国家, 而欧洲大陆国家属于成文法系国家, 中国也是成文法系国家。在美英会计准则可以不具有法定的强制性而只具有取得相关权力机构支持的权威性, 会计准则可以由会计职业界或会计职业界为主干的民间机构制定发布。而在成文法系国家, 会计准则和惯例以法规形式发布。这就明确反映了美、英会计职业界具有很强的威望和势力, 而在我国和欧洲大陆等国家, 会计职业界相对来说就不够强大。

2.1.2 从真实公允性的角度进行比较

在美英会计模式中为了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一般对企业财务报表所披露信息的最低程度作出规定, 要求充分披露;而在欧洲大陆模式中, 首先必须是“合法”, 为了保护公司利益和主要债权人利益, 一般对财务报告不要求充分披露, 在法律上对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非常有限;在中国会计模式中, 为了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要求对企业财务报表做到充分披露。

2.1.3 从会计不确定性的角度进行比较

在美英会计模式中只是“适度”稳健, 主要体现在“只预计损失, 不预计收益”的惯例上, 对资产的估价则要求“公允”而不能任意低估;而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则往往过于审慎, 大多不同程度的“任意”低估资产价值, 而在中国, 在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中强调了对会计不确定性因素的披露要求, 在会计估计中, 要求不得高估资产, 低估负债, 不得计提秘密准备, 在我国计提秘密准备是不合法的。

2.2 三大会计模式的优劣比较

三大会计模式对美英、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2.2.1 美英会计模式的优劣性

美英会计模式在国际上影响最大, 该模式的会计目标主要是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 会计实务处理程序及方法往往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注重会计“惯例”, 企业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会计处理程序或方法。它要求充分披露其财务报表, 而上市公司所要求的会计披露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2.2.2 欧洲大陆会计模式的优劣性

该模式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和日本影响很大, 该模式极为重视社会责任会计, 会计管理体系框架采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规范, 这样在会计政策的确定方面既注意到市场对会计信息的灵敏性、公司对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也注意到充分保障国家权益, 使国家权益不受侵犯。

但是, 欧洲会计模式出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会考虑与美英会计模式的国际协调问题。这就可能使欧洲会计的发展变革出现杂乱无章的状况。再者, 公司会计报表既要考虑传统的债权人利益, 又要考虑现代的股东利益, 这一双重目的会导致某些会计准则的矛盾。会计监管体制僵化。该模式缺乏自我管制所具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2.2.3 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的优劣性

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既有别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模式, 也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 具有自己固有的特性。首先, 中国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整。其次, 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效率更高。财政部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得以充分调动各方献计献策, 最终由财政部统筹各方意见拟定准则, 并贯彻实施。而其他国家许多准则的制定是不同利益集团利害关系的调和、折衷和妥协的产物, 往往要经过各方的艰苦谈判, 耗时耗力。

但是中国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内容的不完整, 重法律形式而轻经济实质。我国财务报告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实质重于形式”, 即当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和法律实质发生背离时, 会计核算应该根据经济实质进行会计处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法律形式”取代了“经济实质”, 并以此指导会计处理。

3 完善国际会计模式的建议

3.1 妥善处理本国特色与国际趋同的关系

当今世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 各国要妥善处理本国会计模式与国际趋同的关系, 否则会影响本国会计的发展速度。对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 只要与本国经济环境和法律规定不冲突, 同时又能与本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就可以在本国会计准则中体现;而对于那些通常在发达市场经济环境和条件下才能有效运用的规定, 该国会计准则可采取“适度引入”的做法。对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不太符合本国经济实际情况和监管环境的规定, 该国会计准则可采用“暂不趋同”的做法, 保留其特色。在处理本国会计模式与国际趋同的关系时要注意灵活运用, 不能生搬硬套。

3.2 把握世界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向

要想发展我们要与国际接轨, 就必须充分的了解世界会计发展的动向, 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现在及未来的动向对我们今后的会计改革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加强会计监管、防范会计风险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 正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动向, 明确每个会计准则的变迁、制定或改革动因, 了解和掌握具体操作方法, 为我所用, 是十分重要的。

3.3 注意会计国际化的发展和协调

目前需要加快推进会计教育国际化、会计理论研究国际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化、会计标准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国际化、会计准则体系国际化以及会计执行机制国际化等的工作。要整体进行, 相辅相成, 才能更好的促进会计发展。这需要政府的绝对支持和会计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积累。

在当今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 会计模式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对会计模式研究, 可加深理解各种会计模式的演进和利弊, 并明智地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会计模式, 有利于本国会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淑萍.关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的思考[J].商业会计, 2003.1.

[2]冯淑萍.关于我国当前环境下会计国际化问题[J].会计研究, 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