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任务委托代理

多任务委托代理（共6篇）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电企业的目标是在保证供电充足的情况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电企业是高成本型企业,合理减少成本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而发电企业的成本主要包括发电成本和环境成本,发电成本指在用于发电的机器设备的投资、燃料及运行维护费用等,发电成本的变化直接影响发电企业的利润空间;环境成本指发电企业减排进行设备投资、维护运行的费用,以及向有关部门缴纳的排污费,补偿发电企业排污造成外部经济损失的成本。因此,形成了发电企业经理的两项任务,即降低发电成本和减少环境成本。针对这两项任务,研究经营者管理和激励问题成为发电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委托代理模型中,一般委托人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或者一项工作的多个维度的任务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要在各项工作中权衡利弊,既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又要使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这就需要用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国外学者研究 企业代理 关系比较 早。Holmstrom与Milgrom[1]提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得出了以下的结论:通过与特定任务结果相关的支付赖以实现,激励契约可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引导代理人将努力在各任务间进行分配。Xepapadeas[2]将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到环境问题中来提出了可以在不完全信息下实施的合约,这个合约结合了罚金和补贴机制,在对代理人污染排放检测不完全的情况下, 能够使得代理人履行最优的环境政策。

国内学者大多是研究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郁光华和伏建[3]在国内最早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系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在他们看来,由于没有完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去约束国有经理和董事人员的行为,结果造成了代理成本的巨大浪费。张维迎[4]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公有制经济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及其监督和激励机制。在环境方面,马严[5]认为在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存在于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排污企业是委托人,它委托代理人帮助企业治理污染,而环境监管部门负责监管治理污染的过程和结果,并把收益付给代理人, 结果表明,委托代理机制是能够使企业实现治理污染的低成本性和高效率性的机制。孔峰和刘鸿雁[6]、张勇[7]等,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最多的是研究代理人从事多个任务时,应分别对其从事的两项任务进行激励或者不应实施激励工资。王祥兵,严广乐[8]等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引入参数化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委托人应该提高重要性高和不确定性较低的任务的激励力度。曲世友、崔莹[9]的分析认为当我国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无法提供最优的激励时,管理层越应该追求绩效来保证产出,进而减少在风险控制和承担社会责任上的努力。

上述文献大多是在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的笼统分析,模型的函数形式也不是很具体,而且将委托代理模型应用到电力企业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发电企业降低发电成本和减少环境成本的特点,假设了代理人努力水平的具体函数形式,构建了发电企业经理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设计了经理的报酬合约,以期得到相应的激励合同安排,为发电企业有效激励经理努力提供借鉴。

1模型假设及其建立

1.1模型假设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发电企业)想要使代理人(经理)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是委托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样的行为,而只能通过观测一些变量来判断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效果,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决定,但还受其他一些非代理人决定的随机因素的影响。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对代理人进行奖惩,以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为了方便分析问题,本文进行了如下假设。

假设1发电企业作为委托人,代理人为发电企业的高管,发电企业委托代理人从事两项工作任务, 即降低发电成本和减少环境成本。

假设2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水平为ai≥ 0,i=1,2,即a1表示经理努力降低发电成本的努力水平,a2代表经理努力降低减排成本的努力水平,且a1和a2是相互独立的。代理人了解自己的努力水平, 委托人不能观测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水平,但委托人可以观测到带有代理人分别在两项任务上努力信息的业绩信息,分别用S1,S2表示,表示如下:

其中,S1表示发电成本的减少量,S2表示减排成本的减少量,x、y为业绩产出系数 ,x、y>0。θi(i=1, 2)为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σi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 代表外生的不确定性变量,因此

假设3代理人的 努力成本C(a1,a2)是凸函数,有一阶连续偏导数,二阶可微,C(a1,a2)可以等价于实际货币收入,为简化问 题,进一步假 定b1>0,b2>0分别代表代理人降低环境成本和减少环境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

假设4发电企业的产出(或者收益)为π。π 取决于经理对两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形式为π = F(a1, a2),本文假设π=a1a2+ε,表示发电企业即委托人的总产出,其中随机变量ε的分布服从N(0,σ2)的正态分布,代表外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又由假设2可知,代理人在这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发电企 业的产出 π 的数学期 望为E(π)= E(a1a2+ε)=E(a1)E(a2)=a1a2,Var(π)=σ2,也就是说,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决定产出的均值,但不影响产出的方差。

假设5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息对代理人采用线性函数方式进行报酬激励。假设代理人获得的报酬函数形式为S(a1,a2)=α+βS1+λS2,其中α 表示由委托人决定的代理人的固定工资收入(即与π 无关的收入),β、λ 分别表示代理人分享两项成本减少量带来的收入份额系数,表示发电成本降低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代理人的报酬增加β个单位;减排成本减少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代理人的报酬增加λ 个单位。λ和β代表了代理人承担发电企业业绩的风险比例,β=0意味着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降低发电成本的风险,β=1意味着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同样,λ=0意味着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降低减排成本的风险,λ= 1意味着代理人承担全部的风险,因此β和λ 的取值范围都是在0到1之间,即0≤β≤1,0≤λ≤1。

假设6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都希望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因此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风险厌恶系数为ρ>0。ρ越大,说明代理人越害怕风险。

1.2模型的构建

1)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委托人的收益函数V为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其期望收入,因此

2)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由于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假设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风险厌恶特征,即令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u =-e-ρω,u代表代理人的效用,ρ是代理人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ω 为代理人的实际收入,表示如下:

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ω′ 为

其中,E(ω)是代理人的期望收入,12ρβ2σ12为代理人降低发电成本的风险成本,12ρλ2σ22为代理人降低减排成本的风险成本。代理人最大化其期望效用函数E(u)=-E(e-ρω),等价于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当β=0,λ=0时,风险成本为零。

3)激励合约的优化设计。代理人选择最优努力水平a1*、a2*,以使自己的确定性等价收入最大化, 即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条件(IC);同时,若代理人的保留收入水平为 ,则当ω′ < 时,代理人不接受合同,即须满足参与约束条件(IR)。本文考虑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的最优合同,这时的最优合同称为第二最优合同,该合同的目标函数为委托人效用的最大化。则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β、λ 来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2模型求解

令f(a1,a2)= α +βxa1 +λya2 -b1a1 2/2b2a22/2-ρβ2σ12/2-ρλ2σ22/2,根据激励相容约束条件(IC),代理人选择a1*、a2*最大化自己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一阶条件意味着

得参与约束条件(IC)为

从前面的假设可知,x为经理一单位努力对发电成本的降低量,即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努力的效应系数,y为经理一单位努力对环境成本的降低量,即经理降低环境成本的努力的效应系数;假设不同经理的一个单位的同种努力是同质的,则x和y不同,即经理的同种努力的边际效应不同,因此我们把x和y不同解释为经理能力的不同:该系数越大,表明经理在降低这种成本方面的能力越高。b1、b1分别为经理付出的降低发电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可以理解为经理一个单位的努力的成本系数,因为我们假设不同经理的一个单位的同种努力是同质的,因此,该系数越高,可以理解为该维度的工作越难。因此,本文把经理能力的高低用努力的边际效应系数的大小来表示,把不同维度的工作的难易用努力的边际成本系数反映。

这样,在经理的最优努力水平可以理解为降低发电成本激励的边际效应系数,即给经理提供的降低发电成本的激励比例的一个单位的变动,带来的经理降低发电成本努力的变动量,该系数越大,表明一单位比例的激励工资的激励作用更强;同理,在可以理解为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的边际效应系数,即给经理提供的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比例的一个单位的变动,带来的经理降低环境成本努力的变动量。

由于在最优情况下,参与约束的等式成立(委托人没有必要支付代理人更多),将参与约 束条件IR和激励相容约束IC代入目标函数,上述最优化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

令H分别对β、λ求一阶导数

联立(1)、(2)式求得

3模型分析

设则L表示降低发电成本对降低环境成本的相对激励强度。由于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水平,因此只能针对相对激励强度来进行有效的激励。由上述相对激励强度的计算结果可知,代理人的业绩产出系数x、y 、努力成本系数b1和b2、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 ρ以及产出的波动性σi2对相对激励强度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因此,分别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代理人的业绩产出系数x、y对相对激励强度的影响

L对x、y分别求导得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相对激励强度随着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业绩产出系数x的增加而减少,随着降低环境成本的业绩产出系数y的增加而增加。x 、y表示经理的工作能力的强弱,x越大,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能力越强,相对激励强度就会越小,即激励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水平要小于激励经理降低环境成本的水平,y越大,即降低环境成本的能力越强,相对激励强度就会越大。

3.2努力成本系数b1和b2对相对激励强度的影响

L对b1和b2分别求导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激励强度随着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b1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降低环境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b2的增加而 减少。努力成本系数b1越大,说明降低发电成本任务完成的难度越大,激励经理努力降低发电成本的水平相对于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水平就会增大,但此时x/b1表示的降低发电成本激励的边际效应系数就会越b1小,即一单位比例的激励工资的激励作用则相对较小,说明尽管激励水平较高,但由于任务完成的难度高,经理的积极性反而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委托人的效用;相反,努力成本系数b2越大,降低发电成本的激励水平比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水平要低,但y/b2,即给经理提供的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比例变动一个单位,带来的经理降低环境成本努力的变动量就越小,即工作难度越大,激励效应越不明显。

3.3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ρ对相对激励强度的影响

从前面得出的经理努力水平的计算结果可以推出而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中,发电成本的减少量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理解为发电成本减少量的边际效应系数,也就是说一单位比例的工资能够引起的发电成本的减少量是多少;同样,理解为环境成本减少的边际效应系数,也就是说,当激励工资变动一单位时,环境成本的减少量的变动量的大小。

为了计算简便且不失一般性,假设σi2=1,此时, 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b2x2-b1y2≥0,相对激励强度随着风险厌恶系数ρ的增加而增加。意味着发电成本的边际效应系数不小于环境成本的边际效应系数时,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越大,激励经理降低发电成本的水平相对于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水平就会越大。

第二种情况,当b2x2-b1y2<0,即相对激励强度是风险厌恶系数的减函数。此时降低发电成本的激励作用小于降低环境成本的激励作用,也就是说代理人努力降低环境成本的积极性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越大, 表明代理人越不愿意承担风险,相对激励强度就应该越小。

3.4产出的波动性σi2对激励强度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L是σ12的减函数,是σ22的增函数,即相对激励强度随着降低发电成本任务的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随着降低环境成本任务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当任务的产出波动性较高时,也就是说委托人所委托的任务的不确定性程度高时,为了减少代理人的风险分担,相应的激励水平也应该降低。比较两种任务的不确定程度,发电成本的减少相对于环境成本的较少来说较为困难,各种影响发电成本的因素比较难以控制,如煤炭价格和宏观政策等,风险性更高,因此为了提高委托人的效用,降低发电成本的相对激励强度则应降低。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委托人要衡量好任务的不确定性程度和激励水平的高低,对不确定性程度高的任务应该降低激励水平。

4结论

本文假设在发电企业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经理的任务为降低发电成本和减少环境成本,经理在这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水平的不同影响着发电企业的利益,也关系着代理人的报酬。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运用到发电企业中,并且在模型中给出了经理努力水平的具体函数形式,设计出了相应的最优合同安排。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当代理人的风险回避性越强时,任务的不确定性越高、实现难度越高时,委托人应降低对其的激励水平以弱化代理人的风险分担。对发电企业来说,经理在降低发电成本上的风险程度较高,因此对代理人的激励水平应小于对减少环境成本的激励水平,避免损坏委托人的总体效用。

2)代理人在从事多项任务时,委托人对两项任务的重要性程度的不同,会影响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同时,任务的难易程度也是制约代理人努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3)降低环境成本相对于发电成本来讲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发电企业应该提高对经理在降低环境成本努力水平上的激励力度,但这是在企业的治污情况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之下的,即经理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情况下努力减少的企业的环境成本越多,委托人对其的激励水平应该越高。

4)在实际中,发电企业利润来源于发电量和电价,发电量的多少取决于发电机组的功率,而电价也是按照国家规定而制定的,即经理在这两方面的控制是微弱的,因此降低成本就成为了发电企业提高利润的主要途径。通过模型分析,虽然经理在降低发电成本的努力水平是有限的,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是企业能够增加利润的一方面,因此经理并不能忽视在这方面的努力。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2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在上列纠纷案的代理人。乙方律师必须在委托权限内,认真负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

二、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本案有关证据，乙方在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等行为，有权中止代理，所收律师服务费不退还。

三、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律师服务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律师服务费不退还。

四、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授权处打勾认可）

1、一般代理；

2、特别授权。可代为行使下列权利：立案、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撤诉；提起反诉、上诉；签收法律文书、领取诉讼标的。

五、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方法（试行）》、《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暂行）》等规定，收费方式为：（以下任选其一）

1、甲方应在本合同签字或盖章时一次性向乙方缴纳律师服务费总额计人民币元。

2、以标的额的%，向甲方支付律师服务费。

六、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支出办案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结案后据实结算。乙方预收人民币元。

七、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及非诉讼调解，见证等止（含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诉、撤销诉讼。乙方不退还所收代理费）。

时间:年月日

甲方：乙方：湖北人从众律师事务所 地址：办公地址：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对面 邮编：邮编：430300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3

一、模型的假定

1.委托代理关系中, 只有一个委托人高校管理者和一个代理人教师, 代理人需从事教学与科研两项任务。α1, α2代表教师在科研与教学活动中付出一次性努力, θ代表教师能力, 代理人可观测产出πi=θai+ζii=1, 2。ζi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ζi:N (0, σundefined) , 且ζ1和ζ2相互独立。

2.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中, 大多都是把激励相容问题和信息效率问题分开来考虑, 激励相容理论只考虑在给定的自利行为准则下, 一个既定目标可实施的条件, 而不考虑机制的信息要求量问题。因此虽然教师的教学业绩在实际中很难考核, 但随着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技术手段的发展, 制度的创新, 假定教学业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评价。

3.委托人为风险中性, 代理人为风险规避, 且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 为U=-e-ρw, 其中ρ为绝对风险规避度, w为教师的收益。

4.代理人的成本函数undefined, 当undefined, 两任务不完全替代, undefined, 两任务不完全互补。

5.对于两个可观察的产出, 代理人的收益w=α+β1π1+β2π2, α为代理人教师的固定收入, β1和β2分别为代理人对产出π1和π2的分享份额。

二、多任务委托下教师激励机制分析

1.模型求解

由于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其期望收入E (U1) =E (π1+π2-w) = (1-β1) θa1+ (1-β2) θa2-α而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所以代理人效用确定性等价为undefined2。

undefined

假定委托人、代理人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 于是委托人面临如下决策:

undefined

其中w0代表代理人的保留收益水平。根据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一阶条件得到:

undefined

在最优条件下, 参与约束IR等式成立, 委托人不会支付给代理人更多的收益, 有下式成立

undefined

分别将②③两式代入①中可得

undefined

根据上式的一阶条件整理可得:

undefined。

2.模型分析

下面考虑各关键变量对教师的相对激励强度undefined的影响, 并设undefined表示任务1对任务2的相对激励强度。

undefined, 说明相对激励强度ϕ随着科研任务的不确定性加大而降低, 随着教学任务的不确定性加大而提高。

定理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学校对于不确定性较低任务的激励力度应大于不确定性较高任务的激励力度。

undefined, 当undefined, 说明当科研任务的不确定性高于教学任务时, 学校应加大对能力较高教师在科研上的激励;当undefined, 说明当科研任务的不确定性低于教学任务时, 学校应加大对能力较高教师在教学上的激励。

定理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学校应加强不确定性高的任务且能力较高教师在该任务上的激励。undefined, 当undefined, 说明当科研任务的不确定性高于教学任务时, 学校应降低风险规避度较高教师在科研上的激励;当undefined, 说明当科研任务的不确定性低于教学任务时, 学校应加大风险规避度较高教师在科研上的激励。

定理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学校应降低不确定性高的任务且风险规避度较高教师在该任务上的激励。

undefined, 当δ=0时, 教学与科研两项任务是独立的, 最优激励系数为:undefined, 此时对每项任务的激励与单一任务问题一样;当undefined, 若两项任务不完全替代时, 学校应随着任务间替代性的增强而提高 (降低) 对科研的激励力度, 降低 (提高) 对教学的激励力度, 若两项任务不完全互补时, 学校应随着任务间互补性的增强而降低 (提高) 对科研的激励力度, 提高 (降低) 对教学的激励力度。

定理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学校应该随着任务替代性的增强加大不确定性较高任务的激励力度;随着任务互补性的增强降低不确定性较高任务的激励力度。

三、建议

在设计教师的激励机制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学校应注重对能力较高教师的激励, 给他们提供更优厚的科研与教学条件、经费以及其他支持。根据定理二为能力较高教师提供这样的高能激励, 更有助于高能力教师实现科研难题的攻关、突破, 或者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难度较高的活动中去。

其次, 在如何解决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上, 从学校的角度看, 应该因校制宜, 具体到激励机制的设计上, 应该因不同的教师、任务的相关性而异。

1.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细化岗位、层次、等级, 同等看待科研业绩与教学业绩, 弱化对科研活动的激励, 在不断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的基础上, 加大对教学活动的激励力度, 提高教师教学任务的积极性。但由于教学业绩很难对其进行量化评估, 根据定理一, 这就不免导致学校降低对教学任务的激励力度。因此, 应加强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的研究, 树立教学与科研的正确关系。

2.针对教学任务的不确定性高于科研任务的现状, 若教师没有很好地处理教学与科研二者的关系, 那么随着科研对教学任务替代性的加强, 学校应加大对教学的激励力度, 降低对科研的激励力度;若教师很好处理了教学与科研二者的关系, 那么随着科研对教学任务互补性的加强, 学校此时就可以加大对科研的激励力度, 降低对教学的激励力度, 即学校应随着两项任务相关性的变化, 适时调整激励机制, 使教师不断修正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投入比例, 做到二者相辅相成。

需要说明的是, 如何评价教学业绩, 是上述结论得以实际应用的关键点, 也是难点。考核机制应全面反映教师的努力水平和实际贡献, 这就需要高校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 可执行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并在实际施行中不断完善修正。

参考文献

[1]田国强.经济机制理论:信息效率与激励机制设计[J].经济学 (季刊) , 2003 (2) :271-308.

[2]骆品亮, 陈祥锋.研究型大学教师薪酬制度再设计研究[J].科研管理, 2000 (5) :10-15.

[3]李建军, 费一文, 费方域.不对称信息条件下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契约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 2008 (2) :78-81.

[4]HolmstromB, MilgromP.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job design[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sation, 1991 (7) :24-52.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4

独立董事的实质是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进行决策,并对管理者经营行为和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由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即代理成本问题,因而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也会存在同样问题[1],黄再胜(2003)通过对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和关联博弈激励思想的运用和拓展,考察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激励悖论以及风险分担问题,讨论了独立董事激励合约的基本参数特征,在考虑团队合作的情况下,讨论了诱使独立董事高水平合作的关联激励机制[2]。刘德学,何勇(2004)则从发挥独立董事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参与公司决策作用的角度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激励问题[3]。邱风,张青(2006)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独立董事失效的原因,分析结果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独立董事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4]。简新华,石华巍(2006)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分析了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内涵,认为“独立性悖论”不是不可克服的, 独立董事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一, 作为企业法人利益的维护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人, 分享企业剩余并不一定会丧失“独立性”[5]。这个研究结论为本文从代理人角度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激励问题提供了支持。罗党论(2007)认为独立董事报酬是作为激励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发挥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作用的主要手段,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独立董事积极性的发挥[6]。

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激励主要以经济激励为主,采用固定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由于独立董事一般都有比较高的机会成本, 如何保证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 建立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值得深入探讨。B.J.Hall等(2000), E.Fama(1980), R.Gibbons等(1992),B.Holmstrom(1999),B.Holmstrom等(1987),B.Marinne(2000)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为本文研究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理论视野,是文章的理论参考文献[7,8,9,10,11,12]。国内对于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主要以文字论述居多,模型分析独立董事激励的文章相对较少。现有的文献仅仅分析了静态的线性激励模式条件下的独立董事激励问题,尚未考虑对独立董事的长期动态激励。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任职期限和股票期权多激励模型进行了拓展,运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方法建立了对独立董事进行经济激励的约束机制模型。重点研究了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条件下独立董事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建立了独立董事激励的短期静态和长期动态模型,得出了许多有益的技术性结论,为实践中关于独立董事股票激励机制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模型

2.1 基本假设

在这个博弈中,博弈的第一阶段是股东选择委托还是不委托,即是否引入独立董事;第二阶段是独立董事是否接受委托;第三阶段是独立董事是选择努力工作还是不努力工作。设股东不委托和独立董事不接受委托时,独立董事的支付函数为0,股东公司收益为P;当独立董事努力工作时,独立董事的支付函数为ωh-eh,股东的支付函数为ph-ωh;当独立董事不努力工作时,独立董事的支付函数为ωl-el,股东的支付函数为pl-ωl;其中ωh为努力工作时独立董事的报酬,ωl为不努力工作时的报酬,ph为独立董事努力工作时的公司业绩,pl为独立董事不努力工作时的公司业绩;eh和el是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时所付出的成本,努力程度越高,负效用就越大,eh>el.根据理性原则,当独立董事努力工作的支付函数ωh-eh>ωl-el时,满足激励约束,否则独立董事将选择不努力工作。第二阶段是独立董事是否接受委托,理性分析认为,独立董事接受委托的预期效用大于不接受委托的效用时,会接受委托。设双方一致认为独立董事努力工作的概率为α,不努力工作的概率为1-α,则接受委托时的预期效用为:α(ωh-eh)+(1-α)(ωl-el)>0时接受委托,满足参与约束,如果不满足参与约束,则独立董事选择拒绝接受委托,这样均衡路径是股东进行委托,独立董事拒绝委托,如果满足参与约束,则进行第一阶段的委托分析;股东的委托选择理性分析认为,股东委托独立董事后的效用大于没有委托的效用,即α(ph-ωh)+(1-α)(pl-ωl)>0时进行委托,均衡路径为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接受委托—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否则不进行委托。在假定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接受委托条件下,展开下面的讨论。

2.2 独立董事的业绩激励模型

传统的业绩激励模型没有考虑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的委托代理风险问题,实际上独立董事都是招聘制,独立董事有聘任期限的,因此有必要建立招聘制条件下,独立董事的业绩激励模型。

设公司的收益是Rk=ek+εk, ek是第k年独立董事的努力水平, εk是第k年随机扰动项, 代表其他影响股东收益的因素。$E(\epsilon {}_k)=0‚Var(\epsilon {}_k)=\sigma {}^2‚E\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psilon {}_k}{1+i}}\right)=0‚Var\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psilon {}_k}{1+i}}\right)=\sigma {}^2$.独立董事的收益是每年有一固定的基本费用,再根据公司的收益Rk提取一定的收益,提成比例为δk,δk随公司收益增加而减少,收益函数为ω′=ω0+δkRk,每年收益随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ek增减而增减,假设签定n年的劳动合同,则独立董事的收益现值为:

${\rm N}{\rm P}V=\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1)$

其中,$\omega {}_0\frac{(1+i){}^n-1}{i(1+i){}^n}$是独立董事在n年中可获得固定工资的现值,${\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是风险收入现值。

股东的期望收益为:

$\begin{array}{l}Exps=-\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 Exps=-\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e{}_k}{(1+i){}^k}}(2)\end{array}$

独立董事努力工作需要花费成本,成本函数为$C(e)=\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right]{}^2$,则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为:

$\begin{array}{l}{\omega }^{″}=\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 -\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right]{}^2-\frac{1}{2}\rho \delta {}_k^2\sigma {}^2(3)\end{array}$

其中,$\frac{1}{2}\rho \delta {}_k^2\sigma {}^2$是独立董事的风险成本,其中ρ表示独立董事的风险厌恶程度,δk是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分享系数或称为公司业绩效果系数,且0≤δk≤1,σ是干扰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噪音。

独立董事的参与约束是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大于等于机会成本,即:

$\begin{array}{l}\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 -\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right]{}^2-\frac{1}{2}\rho \delta {}_k^2\sigma {}^2\\ \ge {\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omega {}_k}{(1+i){}^k}}(4)\end{array}$

由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并不完善,独立董事权力较小,却责任重大,这样独立董事具有比较大的风险,因此,风险是影响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独立董事的固定薪酬ω0很低,机会成本ω较高,这样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并不高,机会成本可能高于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影响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独立董事,其最优的努力水平应该是:边际期望收益等于边际努力成本时的努力水平,即:

$b{\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delta {}_{k}R{}_k}{(1+i){}^k}}(5)$

那么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条件为:

${\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1+i){}^k}}=\frac{1}{b}{\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delta {}_k}{(1+i){}^k}}(6)$

股东目标函数为:

$\max \left[-\omega {}_0\frac{(1+i){}^n-1}{i(1+i){}^n}+{\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e{}_k\delta {}_k}{(1+i){}^k}}\right](7)$

把式(4)、式(6)代入式(7)得:

$\begin{array}{l}\max [\frac{1}{b}{\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delta {}_k}{(1+i){}^k}}-\frac{1}{2}\rho \delta {}_k^2\sigma {}^2-\frac{1}{2b}\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delta {}_k}{(1+i){}^k}}\right){}^2\\ -{\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omega {}_k}{(1+i){}^k}}](8)\end{array}$

假设每年独立董事从公司业绩中获得的奖励比例一定为δ,则独立董事的最优风险承担程度δ为:

$\delta =\frac{{\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k}{(1+i){}^k}}}{b\rho \sigma {}^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k}{(1+i){}^k}}\right){}^2}(9)$

可以看出招聘制条件下,独立董事选择的最优努力水平: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frac{{\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b\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b\rho \sigma {}^2\right)}(10)$

一般情况下${\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1$,因此${\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e^{\prime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结论:

命题1 与传统的业绩激励模型比较,招聘制条件下,业绩激励独立董事选择的最优努力程度与努力成本大小,承担风险的程度以及公司的收益有关。实现聘任制可以把公司业绩和独立董事自身的效用结合在一起,提高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

但是由于业绩激励每年都可以兑现,容易导致独立董事追求公司的短期效益,而无法从公司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参与公司战略的制定。作为独立董事起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问题,显然公司的业绩激励无法把独立董事的自身效用和公司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因此,目前国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对独立董事采用期权激励制度,期权激励可以实现对独立董事的长期激励。接下来我们讨论独立董事的期权激励问题。

2.3 独立董事的期权激励模型

由于独立董事的期权激励与管理层的期权激励有所区别,不对独立董事进行期权激励无法调动独立懂事工作积极性,进行期权激励的股份较多时又无法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所以可以对独立董事的期权股份进行数量上的限制。设M为独立董事的期权上限,即公司最多给独立董事期权M份,独立董事薪酬中期权份数为0时,独立董事不承担任何风险;份数越多承担风险就越大,所以用独立董事期权份数代表独立董事承担风险的多少。i为无风险利率,e为工作努力程度,σ为随机影响因素,期权执行时的股票价格为pt=f(e,σ),Xt为t期股票期权授予时的价格,Vt为t期股票期权价值,T为期权授予时期数,M0为公司总股本数。t期可执行股票期权数mt∈[0,M],股票期权每年执行一部分,dt为t期的股权红利,tn是除权日距t的时间,τ为t期距T期的时期数。所以在期权到期时,独立董事的的每期执行的期权值为:

$V{}_t=\omega {}_0+m{}_t\max [(p{}_t-X{}_t),0]$

若股票期权数为m∈[0,M], 期权T期后一次性执行, X0为期权执行价格, 股票市场价格pT由独立董事的累计努力程度eT′和随机影响因素σ决定, 其中eT′=∫eTe1f(θ)dθ,f(θ)是努力程度e的累计密度函数。pT=aξeT′, a为努力效果系数,ξ为市场状况因素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这样独立董事的收益现值为:

$V{}_{t^{\prime }}=\frac{(1+i){}^{{\rm T}}-1}{i(1+i){}^{{\rm T}}}\omega {}_0+m\text{m}\text{a}\text{x}[(p{}_{{\rm T}}-X{}_0),0]\frac{1}{(1+i){}^{{\rm T}}}$

m为独立董事的期权比例,m=0时,独立董事不承担风险,m=1时承担全部风险。

那么独立董事的实际收益为:

$\begin{array}{l}V{}_{t^{\prime }}-\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right]{}^2=\frac{(1+i){}^{{\rm T}}-1}{i(1+i){}^{{\rm T}}}\omega {}_0\\ +\frac{1}{(1+i){}^{{\rm T}}}m\text{m}\text{a}\text{x}[(p{}_{{\rm T}}-X{}_0),0]-\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right]{}^2\end{array}$

独立董事的确定性收益为:

$\begin{array}{l}\frac{(1+i){}^{{\rm T}}-1}{i(1+i){}^{{\rm T}}}\omega {}_0+\frac{1}{(1+i){}^{{\rm T}}}m\text{m}\text{a}\text{x}[(p{}_{{\rm T}}-X{}_0),0]\\ -\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right]{}^2-\frac{1}{2}\rho m{}^2\sigma {}^2(11)\end{array}$

股东的目标函数为:

$\begin{array}{l}\max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omega {}_0\frac{(1+i){}^{{\rm T}}-1}{i(1+i){}^{{\rm T}}}\\ -\frac{1}{(1+i){}^{{\rm T}}}m\text{m}\text{a}\text{x}[(p{}_{{\rm T}}-X{}_0),0]\}(12)\end{array}$

参与约束:

$\begin{array}{l}\frac{(1+i){}^{{\rm T}}-1}{i(1+i){}^{{\rm T}}}\omega {}_0+\frac{1}{(1+i){}^{{\rm T}}}m\text{m}\text{a}\text{x}[(p{}_{{\rm T}}-X{}_0),0]\\ -\frac{b}{2}\left[{\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right]{}^2-\frac{1}{2}\rho m{}^2\sigma {}^2\ge \omega (13)\end{array}$

对式(11)求最大一阶导数,激励约束为: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frac{m\xi ae{}^{-i{\rm T}}}{b}>\frac{X{}_0}{a}(14)$

将激励约束(14)与参与约束(13)取等,代入目标函数(12)得:

$\max \left[\frac{m\xi ae{}^{-i{\rm T}}}{b}-\frac{b}{2}\left(\frac{m\xi ae{}^{-i{\rm T}}}{b}\right){}^2-\frac{1}{2}\rho m{}^2\sigma {}^2-\omega \right](15)$

最优化一阶条件得到独立董事的最优期权股份额:

$m=\frac{\xi ae{}^{-i{\rm T}}}{b\rho \sigma {}^2+\xi {}^{2}a{}^{2}e{}^{-2i{\rm T}}}(16)$

在独立董事拥有最优期权股份额m的条件下, 独立董事的最优努力为: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frac{\xi {}^{2}a{}^{2}e{}^{-2i{\rm T}}}{b(b\rho \sigma {}^2+\xi {}^{2}a{}^{2}e{}^{-2i{\rm T}})}(17)$

命题2 期权激励中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与努力成本大小,无风险利率,期权执行时间,努力效果系数,市场波动的大小,风险厌恶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其他外地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与T期的股票价格相关,独立董事关心的是将来某一时刻公司的业绩。

下面对独立董事在不同激励机制下的努力水平进行比较。

业绩激励条件下的努力水平: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k}{(1+i){}^k}}=\frac{{\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b\left({\displaystyle \sum _{k=1}^n\frac{R{}_k}{(1+i){}^k}}+b\rho \sigma {}^2\right)}$

期权激励条件下的努力水平:

${\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frac{\xi {}^{2}a{}^{2}e{}^{-2i{\rm T}}}{b(b\rho \sigma {}^2+\xi {}^{2}a{}^{2}e{}^{-2i{\rm T}})}$

业绩激励的努力程度与公司每期的收益有关,努力程度是离散的,每一年的努力成果可以每年兑现,无法把独立董事的行为与公司长期业绩捆绑在一起,因此激励效果并不理想。而期权激励将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与T年以后的公司绩效联系起来, 努力程度与T年后的公司业绩有关,T年后的公司业绩是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密度函数的累计函数,与T年中独立董事每年的努力工作都分不开,努力工作是连续函数。期权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独立董事不断努力工作。

设${\displaystyle \sum _{k=1}^{{\rm T}}\frac{e{}_k}{(1+i){}^k}}=e^{\prime }$,在期权份额一定的情况下分析式(17)的经济含义:

①$\frac{\partial e^{\prime }}{\partial \sigma {}^2}<0$,当σ2增大,风险成本增加时,独立董事努力程度会下降,因为外界的干扰因素增加,不确定因素严重影响公司业绩,独立董事可以把业绩下降归因为外界客观条件,推脱自己的责任。另外努力转化成业绩的效果会降低,这都会使独立董事努力程度下降。

②$\frac{\partial e^{\prime }}{\partial \rho }<0$,当独立董事风险厌恶程度ρ大时,风险成本就大,所要求的激励期权份额就比较多。但在期权份额一定的条件下,对风险厌恶程度大的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就小于风险厌恶程度小的独立董事。所以一定的期权下,风险厌恶程度大的独立董事工作努力程度会下降。

③$\frac{\partial e^{\prime }}{\partial b}<0$,当努力成本系数比较大时,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会降低,因为努力的代价比较大,所以会阻碍努力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努力工作程度。

④$\frac{\partial e^{\prime }}{\partial a}>0$,当努力成果系数比较大时,独立董事的努力程度会提高,当努力容易提高公司业绩时,会激励独立董事努力工作。

⑤$\frac{\partial e^{\prime }}{\partial \xi }>0$,当市场状况好时,即ξ较大时,由于市场整体处于牛市,市场对努力工作的成果具有放大作用,所以提高努力水平会带来更大的业绩(股票市价),激励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市场状况不好时,即ξ较小时,独立董事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带来公司股票股价的上涨,所以独立董事选择降低努力程度。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信息不完全对称条件下独立董事的激励问题。传统业绩激励模型没有考虑独立董事任期,导致独立董事最优努力水平与努力成本系数、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外生随机变量方差有关,而与公司业绩没有关系,这样类似铁饭碗似的独立董事制度也无法有效调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对于独立董事制度还是需要实行聘用制,具有一定的聘用期限;在聘用制业绩激励条件下,独立董事最优努力水平除了与前面所提变量有关外,还与每一期的公司业绩有关,聘用制业绩激励条件下独立董事最优努力水平大于传统业绩激励条件下独立董事最优努力水平。说明设置一定的聘用期限,对独立董事进行业绩激励,可以促进独立董事积极参与公司的治理。独立董事最重要的职能是发挥自己作为独立、公正的监督作用,并对公司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参与制定公司的战略。而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从 长期发展角度来定位公司的方向,业绩激励条件下,独立董事可以获得即期利益,因此可能导致独立董事只重视当前短期公司业绩的短期行为,不利于独立董事参与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因此考虑期权激励模式,期权激励条件下,独立董事努力水平与公司第T期的公司业绩有关,独立董事的现在努力在T期可以获得回报,这样把独立董事现在的工作与公司将来的利益联系起来,有利于促进独立董事从公司长期利益出发,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因此重视独立董事的代理人身份,加强对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是促进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实践中安排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5

纵观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业态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经历了“混业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的螺旋式上升的轮回之后,全球金融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混业经营时代。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边界逐渐模糊,各项金融服务逐渐趋于协同整合,金融机构集团化、全能化、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控股集团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起来。

金融控股集团是“经营管控主导型”的市场化经营实体,对子公司全资或绝对控股,长期持有,以股权为纽带,凸显统一控制权,实质影响子公司的经营决策,通过股权管理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构建紧密、多元、高效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具有其他金融企业组织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集团均采用“金融控股集团”这种较为规范和成熟的主流模式,也获得了所在国家在法律上的支持。国际上一些知名的金融控股集团,如美国的花旗集团、英国的汇丰集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集团、日本的瑞穗金融集团等,因其强大的核心竞争优势而享誉全球。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金融控股集团逐渐成长起来,如作为央企代表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作为地方企业代表的上海国际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国资改革与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金融国资管理与改革方面,王一农(2008)认为,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性,应以责任为起点,以事业为中心,建立“目标管理、授权经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四位一体的科学完整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体系,授权经营的核心是出资人的资产经营权,授权经营的客体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主体是国资委,完全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江翔宇(2009)认为,应让国有金融企业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在法律的制约下充分发挥其资本逐利的本性,首要考虑投资回报,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国有金融资本稳定剂的作用以及调控的手段功能,为全民的利益服务,但是这一功能的发挥应当受到限制,只要能保证国有金融资本的控制力就行。文小才(2010)认为,宜选用“金融国资委—金融投资集团—金融企业”这种三层次架构作为中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基本模式,金融国资委应由国务院设立,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采取非常设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形式,金融控股集团代表国家履行金融国资的所有权,金融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姜沅伯(2013)介绍了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相关背景、提议与构想,从法学理论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金融国资的出资人不应是“金融国资委”这种机构,而应是市场化、盈利性的出资人法人,是对各金融企业进行控股、参股的金融控股公司。郭力夫(2013)认为,应按照“全面监管、有效监管、严格监管”的要求,构建全面覆盖的科学有效的国资监管体制,着力实现“三大转变”:一是实现国有资本由改制退出为主,向有进有退的转变;二是实现国有企业由生产经营为主,向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相结合的转变,以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发挥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三是实现由国资分散监管向全面监管的转变,按照“全面覆盖、分类监管、逐步到位、确保增值”的原则,对国有资产实施全面监管。

在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方面,张亦春和谢清河(2006)认为,应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引进战略投资者逐步完善金融投资集团的股权结构,在确保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通过公开招募法人股、有条件吸收个人和引导国际先进的外资银行参股,建立金融控股集团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张春丽(2006)认为,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塑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曹华强(2010)分析了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现状,总结出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五种模式,指出规范性政策的出台将加速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并将呈现出发展逐渐规范、垄断分化明显、体现制度优势、主导金融行业格局和影响监管及立法等趋势。倪鹏飞和黄斯赫(2011)认为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当地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并提出了组建地方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思路:由市政府牵头设立,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框架,借鉴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的治理经验,多渠道夯实资本金,打造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平台。刘婕(2012)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监管提出了探索性新思路。作者认为,应从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的目标出发,明确监管主体,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专门的、全面的整体监管,同时,应给予监管主体明确的法律授权,获取集团整体的风险信息,制定重要股东和管理层的资质标准,采取纠正措施或业务限制,及时处置风险应对危机。赖小民(2013)首先系统分析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同时对比分析了国际著名金融控股公司的不同组织架构,探讨了其特质及适应环境,阐述了其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设计的借鉴意义。然后,作者分析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及问题,探讨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不断推进金融综合化经营的组织架构、经营机制、风险防控体系选择。

目前,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已搭建起“金融控股”的架构,但在运营和管理等内涵建设方面还不够成熟与规范,基本上仍定位于“战略管控主导型”的金融国资投融资平台,财务投资、战略投资和经营性投资并存,有义务充当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需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海,与淡马锡、汇丰等国际一流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相去甚远。另外,基于国有资产的特殊属性以及出于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国有金融投资集团现阶段仍是国有独资的,其经营活动一般由政府主导,接受政府的宏观审慎监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行使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开展市场化运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集团层面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整体上市还未破局。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紧紧抓住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政策契机,迎难而上,探索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发展之路,尽快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否则,将可能丧失竞争的先机和优势,被时代的发展抛在后面,甚至可能被逐步边缘化,痛失发展的良机。

本文将运用一个多目标委托代理模型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来剖析当前国有金融控股集团改革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多目标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为了简单起见,采用两目标的Holmstrom-Milgrom委托代理模型进行分析。

假定委托人给代理人设定两项目标。针对这两项目标,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向量记为a(a1,a2),付出努力所需的总成本记为C(a1,a2)。一般来说,对于某个特定的努力程度分量而言,总成本C应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这里采用一种常用的简单经验设定:C(a1,a2)=(k1a12+k2a22)/2,其中k1和k2是常系数。

针对前述两项目标,代理人的经营业绩向量x=(x1,x2)是一个随机向量,即在努力程度向量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向量e=(e1,e2),记为x=(x1,x2)=(a1+e1,a2+e2),在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考核的期末可观测。假定ei·N(0,σi2),i=1,2,σ12和 σ22分别是两个随机扰动分量e1与e2的方差,假定e1与e2不相关。在考核期末,委托人获得的收益采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函数来表示:α1x1+α2x2,其中 α1和 α2是常系数。另外,委托人基于代理人的经营业绩实际观测向量决定付给代理人的报酬记为s,该报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工资 β,另一部分与实际经营业绩挂钩,也采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函数来表示:γ1x1+γ2x2,因此,s=β+γ1a1+γ2a2。

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其决策是选择 β,γ1和 γ2,使得其获得的期望净收益:

实现最大化。

从(1)式可以看出,委托人的最优决策又依赖于代理人对努力程度向量a=(a1,a2)的最优选择,因此,上述优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双层博弈问题。

代理人的决策是选择a1和a2,使得其获得的期望净收益:

实现最大化。运用一阶条件,很容易得到:

此等式称之为激励相容约束。

假定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理性人,其风险厌恶系数记为ρ。代理人会计算其经风险调整后的期望净收益,并需其满足不小于机会成本的条件,即

此不等式称之为个人理性约束。

综上所述,两目标的Holmstrom-Milgrom委托代理关系可用下面的优化模型来表示:

在最优情况下,上述模型中个人理性约束的等式成立,因此,上述模型可简化为

运用一阶条件,很容易得到模型的最优解

接下来,运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假定委托人是国资委,代理人是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国资委给国有金融控股集团设定两个目标,一是社会公共职能目标,二是市场化目标。

根据这一情境对上述两目标委托代理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参数设定如下:

1.委托人对两目标的效用权重:α1=1,α2=1.2。

2.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系数:ρ=1.2。

3.两目标的方差:将社会公共职能目标的方差固定为σ21=1,让市场化目标的方差σ22变化,区间是[1,10],步长是0.1。

4.代理人为两目标付出的成本权重:由于目标实现的波动性越大,代理人付出的成本就越大,所以将代理人为实现社会公共职能目标所付出的成本权重固定为k1=1,设定代理人为实现市场化目标所付出的成本权重为k2=σ22。

5.代理人的机会成本:。

首先分别考察委托人对实现市场化目标的激励权重以及代理人对实现市场化目标的努力程度与市场化目标方差之间的关系。由图1 可知,随着实现市场化目标的波动性的逐渐增大,委托人的激励权重和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均会下降,并且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下降更快。

然后考察在委托人的激励设计中最优固定工资与市场化目标方差之间的关系。由图2 可知,当市场化目标方差较小时(约为社会公共职能目标方差的1~1.5 倍),最优固定工资随市场化目标方差的增大而增加,但当市场化目标超过这个范围之后,最优固定工资会随着市场化目标方差的增大而迅速下降。

从上述模拟仿真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国资委同时赋予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两个目标时,国资委的激励权重和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努力程度都会因市场化目标波动性的增加而减弱,从而造成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开展市场化经营的动力不足,并且会以承担过重社会公共职能为借口推脱市场化经营不善的责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机制失灵。

二、金融国资改革与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对策措施

作为一家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金融控股集团,淡马锡在1974 年成立之初投资组合市值仅为3.54 亿新元,到2013年3 月其投资组合市值达到创纪录的2 150 新元,成立三十九年以来股东的复合年化回报率为16%。

淡马锡的成功在于其建立了良好的委托代理机制,真正实现了政企分离,由董事会治理,授权专业人士经营,形成多方位制衡约束。在管理方面,无论是新加坡政府对淡马锡,还是淡马锡对下属企业,始终坚持“一臂之距”的管控体制,股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监管但不干预,重大事项审核但不承诺,鼓励大胆自主经营但不失风控,真正做到了“抓大放小”。在资本运作方面,淡马锡建立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在注重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和资本效益最大化原则,审慎灵活地持有和管理资产。

当前,中国金融国资管理体系中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尚未突破,成为制约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瓶颈,突出表现在:一是金融国资发展缺乏全局性的中长期规划;二是政资不分,政府未将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分开,导致金融国企内部治理扭曲,所有者缺位容易滋生内部人控制;三是多头管理,人权、事权和财权分离,由于管理部门职责边界不清晰及目标、利益的差异,容易导致决策冲突;四是专业化经营人才的选聘、考核、激励、约束和退出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

中国的金融国资改革和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应借鉴淡马锡等国际顶尖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成熟经验,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基于上述多目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本文针对金融国资改革和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提出以下对策措施:

1.优化金融国资管理体制机制。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集团按照私人公司管理和运营国资的成功经验,优化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实现国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依据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国资委→金融国资运营平台(国有金融控股集团)→金融企业”的三层次授权经营体系,提高金融国资的管理和运营效率。在授权经营过程中,必须明确授权经营的方式和程序,厘清授权双方各自的权责边界,推进国资立法,实现权责法定。

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和授权者,与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保持“一臂之距”,不干预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资产运营,完全从资产经营的所有功能中退出,其主要职责是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功能,从全局的高度统筹规划国有金融资本的长期战略布局,确定在未来不同阶段国有金融资本的进退原则、范围和程度,对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监控,实行年度审计和任期审计,并以审计结果为主要依据进行考核与奖惩。从法律制度上确认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切实实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更具市场化、合理有效的考核机制,切断政府对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补贴渠道,让其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搞活放开,参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最大程度地激活国有金融控股集团自主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动力。

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按照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完善的股东导向机制、规范运作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对投资控股的金融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结,确保金融机构独立行为主体应有的权力。通过加强董事会引导国有金融企业战略方向,并对其经营进行股东监督。避免行政干预,并与国有金融企业保持“一臂之距”,不直接参与其经营决策,保证其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国有金融控股集团被授权享有经营金融国资的权利,作为公司法人,代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权能,按照专业化和市场化资本经营原则,统一行使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资产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等股东权利。

金融国资的监管者,应建立并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在金融国企综合化经营过程中,尽快出台金融综合经营相关法律,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完善市场约束机制,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并借助社会监督方式,进一步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链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由于金融机构当事人在激励与约束上的不匹配、权利与责任上的不对等,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扭曲,加之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治理风险的识别滞后和防范失当,缺乏公司治理层面制约的金融产品创新最终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为此,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吸取教训,下大力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优化委托代理关系链条。

具体来说,首先,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厘清“三会一层”的职责边界,形成权责明晰、各司其职、有效制衡与协调运作的机制。董事会应增强在战略制定、运营监督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监事会应保持独立性、积极性,完善监督机制。同时,完善经营层选拔机制,由行政任命向以市场化选聘转变,除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政府任命之外,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董事会以市场化手段选聘。将经营层薪酬与经营业绩、风险控制目标挂钩,强化问责制。其次,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可考虑推行领导人员任期契约化管理,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保持合理的稳定性和必要的流动性。以注重长效机制、激励约束对等为原则,逐步探索企业领导人员薪酬与职工收入、企业效益、发展目标联动,进一步完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体系。第三,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明晰母公司与子公司治理的边界,通过契约关系相互衔接与协调,形成整合、紧密、高效的管控体系。第四,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应大力培养熟悉国际资本市场惯例、精通资本管理与运营先进技术的高端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专业化人才选聘、考核、激励、约束和退出的市场化机制。在这方面,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集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集团拥有一支熟悉不同行业投资、不同国家环境与国际惯例的高端专业人才队伍。淡马锡有约350 名员工,来自全球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内的22 个国家。在高级管理层团队中,超过40%的成员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国家,在淡马锡下属企业中,其职员担任董事长的仅占7%,其余均面向全球选聘。

摘要：运用一个多目标委托代理模型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来剖析当前金融国资管理以及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模型的模拟仿真结果表明,国有金融控股集团被赋予社会公共职能和市场化经营绩效这两个目标时,其努力程度会因市场化目标波动性的增加而减弱,造成其开展市场化经营的动力不足,并且会以承担过重社会公共职能为借口推脱市场化经营不善的责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机制失灵。最后,针对金融国资改革和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提出对策措施。

多任务委托代理 篇6

关键词：内部审计服务,多任务代理,契约设计

1999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公布了内部审计的新定义：“一种旨在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营运的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的效果，以帮助实现组织目标”。新定义将提升内部审计的地位，强调内部审计要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作用。根据IIA的界定： (1) 内部审计的目的是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营运状况，内部审计不是组织的“看门狗”，而与组织其他成员一样，致力于提供增值服务和改善经营以实现组织的目标; (2) 内部审计提供确认和咨询两类服务，传统的确认服务包括财务审计、业务审计和遵循性审计(含日常的内控测试)，而新增的咨询服务包括对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治理程序的评价，它要评价和改善受托责任系统; (3) 独立和客观意味着内部审计配置方式的变革，内部审计可以由组织内部人提供，也可以由组织内部人与外部人合作提供或外包，服务提供可采取多种方式。

内部审计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一种控制机制，因而对于内部审计服务的委托代理分析就成了内部审计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Melumad和Thoman (1990)把内部审计放在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公司聘用内部审计师虽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能向市场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并且聘用过程本身也向市场传递了公司的某种信息。Adams (1994)认为委托代理理论有助于解释内部审计问题，代理理论假定企业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了委托人有效地监督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需要特定和复杂知识的行业(如保险行业)，在企业内雇佣内部审计人员可能是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契约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委托人可控制代理人的偷懒行为，代理人可向委托人传递其履行职责情况的信息。代理人甚至可以预测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组织更可能在企业内部设立内部审计机构，而不是将内部审计职能外包。但是，以上这些学者认为内部审计服务只是查错纠弊的传统确认服务。1999年IIA公布的新定义，要求内部审计服务由传统的确认服务转变为同时提供确认服务和咨询服务。这在实务界又会引起怎样的变化呢?Nagy和Cenker (2002)为了验证“新定义是否真实反映了现有内部审计部门的日常活动”而进行了调查，访问了数十位跨国公司的首席审计官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结果表明大多数内部审计部门“越来越多地关注业务审计和提供增值服务”、“这和新定义是一致的”。Caplan和Kirschenheiter (2000)运用代理理论考察了内部审计咨询服务中内部控制评价的决策情况。他们首先假定注册会计师的“深口袋”会刺激外包，而高的机会成本会产生负激励，然后建立代理模型分别描述了管理者与内部审计人员和外部审计人员之间的最优雇佣契约。研究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可提供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服务，但可能收费也更高。这个结果支持了内部审计人员所宣称的低成本优势，以及注册会计师所宣称的高质量服务。因此，内部审计要求提供的确认和咨询服务是典型的多任务代理关系：内部审计人员需要将有限的精力分配于确认和咨询活动中。本文试图应用多任务代理理论分析内部审计服务，并进一步阐述最佳契约安排的思路。

一、内部审计服务中多任务代理基本模型

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内部审计的任务有两项：其一为确认任务，其二为咨询任务。这两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考虑内部审计提供增值服务和改善经营以增加公司的价值时，应该综合考虑，缺一不可。然而，如果说确认服务的结果尚可被客观度量与验证(如查看内部审计的工作底稿等)，那么对咨询服务业绩的度量只能是主观的，而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多任务的代理问题还存在于诸多领域，如制造业工人既要增加产出，又要保证质量。一般情况下，产量可被观测而质量难以被精确观测与验证，因而基于产量的薪酬制度(计件制)会导致代理人努力提高产出而牺牲质量。

1．基本假定。

假定公司管理者向内部审计师提出的两项任务为确认活动J1和咨询活动J2。一个内部审计师完成这两项任务，其努力程度分别记为a=(a1, a2) T，其中a1是花在第一项任务J1上的努力，a2是花在第二项任务J2上的努力。B (a1, a2)表示努力的收益(直接所有权属公司管理者)，且一阶导数Bi>0;C (a1, a2)表示努力的成本(直接承受者是内部审计师)，且一阶导数Ci≥0，二阶导数Cii≥0, i=1, 2。

由C (a1, a2)的定义可知：若C12=0，则表示某项内部审计任务努力程度的提高不会引起另一项任务边际机会成本的变化，称这两项任务是独立的;若C12<0，体现了两项任务存在关联性，一项任务的完成能够促进另一项任务的完成，也即这两项任务是互补的;若C12>0，则表示某项任务努力程度的提高，会造成另一项任务边际机会成本的提高，称这两项任务是替代的。

内部审计师努力水平的选择，部分决定了如下两个可观测的信息变量：

其中：x1可以理解为内部审计师在确认任务上努力的指标;x2可以理解为在咨询活动方面内部审计师的努力指标。ε1和ε2表示外部干扰的影响，ε1和ε2决定可被观测的程度。设ε1～N (0，σ12)，ε2～N (0，σ22)，且ε1、ε2互不相关。

假定在提供内部审计服务的开始阶段，双方签订工资合同，合同形式如下：

其中：α为内部审计师的固定收入，β1、β2为相应的激励强度。同时假定公司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而内部审计师是风险规避的，其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为u (s)=-e-ρs，绝对风险规避度为ρ。

2．内部审计师收益和公司管理者收入目标函数及分析。

内部审计师的期望利润为：

公司管理者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公司管理者的问题就是选择βT=(β1，β2)以最大化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同时满足参与约束(IR)和激励相容约束(IC)(其中为保留效用)：

对该模型进行优化求解得：

二、模型结果分析

1．内部审计服务结果的可观测性对激励的影响。

由于咨询服务的结果是不易被直接观测的，考虑极端情况：即当σ12有限和σ22为无穷大时(即咨询服务在公司管理者看来完全无法观测)，由式(6)可得：

由式(7)可知： (1) 随着咨询服务观测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咨询服务质量的激励因子取决于C12的大小(这里我们延续前文的假设，认为B1>0)，若C12=0，即两项任务独立时，咨询服务质量的激励作用也趋于0;而当C12<0时(两任务为互补关系)，β2与C12呈正向关系，反之亦然。 (2) 对确认服务的激励因子，在B1、B2C12/C22大小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为正或负，或者为0，这也就是内部审计合同中固定工资合同普遍存在的原因。由上述不确定性引起激励弱化的改进方法就是进行专业分工和工种设计，提高咨询服务的可观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小σ22，使咨询服务结果的可观测性提高，从而加强对咨询服务的激励，防止内部审计师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确认任务中，导致激励的扭曲，不利于内部审计合同任务的完成。

2．内部审计任务间的关联性对激励的影响。

根据C12的取值，可分三种情况加以讨论：

(1)若C12=0，由式(6)可得：

式(8)表明，当两项任务在成本关联性上完全独立时，对两项任务的激励也完全独立，激励因子只与任务的边际成本变化率Cii、方差σi2、风险规避度ρ有关，这与单一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结论一致。

(2)若C12<-1，由式(6)可知βi随着C12的增大而增大。该结论表明，当两项任务为成本互补关系时，对任务的激励能够得到加强，即内部审计师在努力提供确认服务的同时，也会加大对咨询服务的投入。

(3)若C12>1，可知βi的值比C12<0时要小，表明当两项任务为成本替代关系时，对任务的激励会弱化。弱化的原因可以这样解释：对确认任务给予较高的激励会使内部审计师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该项任务而忽略对咨询任务的投入，不利于总内部审计任务的完成。

三、最佳契约设计

由于咨询服务的业绩难以精确观测，以及确认服务和咨询服务之间的替代性，导致了激励的弱化。为克服以上多任务代理所导致的问题，并进行企业内部审计契约的最优化设计，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1．主观业绩考核与客观考核相结合。

针对这种情况，委托人是否可以通过薪酬制度的优化来克服多任务的替代性呢?Honstrom和Milgram (1991)指出，对某些任务设置严格的限制，可以遏制努力程度弱化，从而强化报酬制度的激励效应。Desgagne (1999)从监视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思路：假设代理人有A和B两项任务，委托人对任务A的努力指标定期监视，而对任务B的努力指标不定时审核。但是，只有当任务A的努力程度被认为很高时，委托人才对任务B进行核查。若对B核查后，认为B的业绩未达到要求，那么代理人事后收入将低于任务B不被核查时的所得。在这种思路下，代理人会对任务A做出更大努力，以期望任务B被核查;同时由于任务B业绩不好时，代理人效用会降低，导致代理人也会对任务B努力。这样，两个替代性(C12>0)的任务经过管理者的激励制度设计，使两种任务的联系有互补性(C12<0)。但遗憾的是，由于内部审计咨询服务的结果很难估量，该思路并不适合内部审计服务的薪酬设计。还有一种补救的措施就是在公司目前以固定岗位工资制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中引入主观评价机制，对客观评价的结果进行主观加权，即模糊报酬与客观绩效的关系，使得代理人的任务具有互补性，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克服多任务间的替代性。这样一来，内部审计服务的绩效评价就可定义为：基于公司当年确认服务中审计的项目数进行主观加权。其公式可表达为：

其中，GPR (g)表示审计项目g的得分，PER (g)表示个人的项目得分，TEAM (g)表示项目组团队得分，而个人项目得分可根据个人在项目中的创新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工作积极性、专业能力等综合指标评定。这样在客观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对确认活动进行主观加权，使代理人的行为更符合委托人的意愿，即应设立确认服务奖;同时咨询活动缺乏统一的标准，主观因素较多，主要通过管理者与人事部门的主观绩效评价来设立咨询服务奖。于是，公司内部审计师的工资收入=基本工资(固定)+确认服务奖(主客观加权)+咨询服务奖(主观)。在这种薪酬制度下，内部审计师的收入以确认为主，则内部审计师会努力搞好确认活动;其收入虽与咨询活动无直接关系，但可能影响管理者对其咨询服务的评价，从而影响其咨询服务奖，于是内部审计师对咨询活动也不会掉以轻心。显然，这种制度克服了前面所提到的多任务间的替代性。

2．内部审计服务的专业分工和工种设计。

Honstrom和Milgram (1991)也指出，如果两个代理人共同对某些任务负责的话，就将得不到最优契约，但是可以根据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进行最佳分工：将所有结果容易观测(不确定性越低)的任务安排给代理人1，而将所有难以观测业绩(不确定性越高)的任务安排给代理人2，但得到更低的激励系数(β2<β1)。事实上，公司管理者在制定内部审计服务的分工契约时，把确认活动与咨询活动分开，实行相对绩效评估，以克服多任务间的替代性。当管理者细分内部审计业务时，把所有容易测量绩效的确认服务设立成工种1，而把所有难以观测绩效的咨询服务设计成工种2。由于确认服务要求内部审计师(如咨询服务那样)首先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内部控制环境，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再实施实质性审计，因而假定工种1的工作量大于工种2，代理人1从事工种1的精力a1将大于代理人2从事工种2的精力a2，根据相对业绩评估，代理人1的激励因子β1也将大于代理人2的激励因子β2。当然，管理者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假定咨询服务对公司价值的重要性更高而设定a2>a1，进而给予更高的激励水平。这样，通过专业分工及相对业绩评估可以遏制激励的弱化。

3．内部审计服务的部分外包。

Honstrom和Milgram (1991)结合产权理论分析了多任务的外包决策。他们认为，对于容易观测结果(不确定性越低，σ12有限)的任务，最佳决策是进行外包，其激励水平更高(β>0);而对于难以观测业绩(不确定性越高，σ22无限大)的任务，其最佳契约是内部设置(公司自己成立相应部门)，但可能没有激励(β=0)。可见，管理者在考虑内部审计服务的外部契约时，可把容易观测业绩的确认任务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由外部审计师提供内部审计服务，但是可能收费更高;而把难以评价业绩的咨询任务由内部审计师承担，给予较低的固定工资。这也与Adams (1994)的预测是一致的，环境越复杂、不确定性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自己设立内部审计机构，而不会是内部审计外包。Caplan和Kirschenheiter则对内部审计外包的更高收费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外部审计师因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而要求更高的保留工资，同时如果他们未能发现问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会通过法律诉讼要求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赔偿，而内部审计师作为公司的雇员，只承担有限责任，即使未发现舞弊也不会进行赔偿，因而外部审计师的收费更高。

四、结论

在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服务存在典型的多任务代理问题。由于咨询服务的业绩不易观测或验证，以及确认服务、咨询服务之间的替代性等因素，导致以客观绩效评价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激励产生弱化趋势，违背了委托人的初衷。为克服多任务间的替代性，本文提出三种契约解决思路：一是主观与客观业绩考核相结合的内部薪酬契约设计;二是对确认服务与咨询服务相分离的内部分工契约设计;三是将确认服务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的部分外包契约设计。管理者可根据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方法，从而克服多任务的替代性以及遏制激励的弱化，激励审计师更加努力，以增加公司的价值并达成公司的目标。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70972055) 资助。

参考文献

[1].Laughlin, R., C.A model of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1990;6

[2].Melumad, N., L.Thoman.A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optimal audit contract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0;7

[3].Adams, Michael B.Agency theory and the internal audit.Managerial Auditing, 1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