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精选12篇）
委托代理理论 篇1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1932年,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 (Berle, A.Aand G.C.Means, 1932) 提出了著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 并对比传统企业制度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激励问题。他们认为, 与传统企业制度不同的是, 现代公司制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人, 由于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企业的总价值低于管理者是唯一所有者时的价值。1937年, 科斯 (Coase, R.H, 1937) 在其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书中, 提出了“交易费用 (transactioncosts) ”学说, 并利用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的形成和规模。他认为, 企业是在“比较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上的费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交易费用”学说的提出为进一步研究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成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 交易费用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激励理论、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取得突破, 使始于伯利、米恩斯和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得到快速发展。自此, 委托——代理理论正式被提出来, 并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等一切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领域, 并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理论优势。
1. 关于“委托——代理”概念的表述
“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 (Ross, 1973) 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 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 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就是以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 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 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 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减少委托代理问题, 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的理论。
2. 关于代理成本的理论易上的费用”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实质是利益比较优势。一方面, 拥有资产所有权的个人能够从委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取得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 职业经理人也因为经营不属于他个人的资产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才愿意将自己的经营才能与他人的资本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契约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契约带来的好处。
但是委托——代理关系的运用是有代价的, 这就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机会成本 (1)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M.C.and W.Meckling, 1976) 对代理成本的研究表明, 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的决定因素。代理人即使付出全部努力承担所有成本, 但却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剩余;当他追求个人额外的好处时, 他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 所以代理人可能没有工作的积极性, 却热衷追求其他额外收入。因此代理人管理下的企业价值将小于它属于一个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两者之差就是所谓的“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理论揭示了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代理成本高于建立契约带给所有者的收益, 那么建立契约将不再经济可行。同时, 代理成本理论也提示我们, 在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中, 削减代理成本是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3. 关于委托——代理问题
每当人们按他人要求行动 (我们称后者为委托人) 且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运营情况 (信息不对称) 时, 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这时, 代理人有可能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忽略委托人的利益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这个问题在大企业和政府中普遍存在, 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管理挑战, 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 (1) (Berle, A.Aand G.C.Means, 1932)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 即激励不相容。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 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 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二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拥有信息的不对称 (asymmetric information) ,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 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具体操作行为, 同时代理人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 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即所谓的“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
4. 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方和代理方都以效用最大化目标与对方讨价还价和相互退让, 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约, 因此这种代理合约可以看成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博弈双方的对策及对策均衡的结果。对于委托人来说,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信息透明度以解决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代理人全面、准确地报告其活动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从而遏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
二是建立对代理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激励的核心在于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委托人效用的最大化。
三是建立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代理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为自己谋求合约之外的利益即权利租金, 因此委托人要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并配以相应的惩罚措施, 使代理人能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不采取违规寻租活动。同时, 通过市场机制所产生的竞争, 对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代理人能构成潜在的威胁和惩戒, 从而增强了所有者的控制并减少其监督成本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
通过上述三个途径, 委托——代理问题就转化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当然, 激励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是需要成本的, 但通常而言, 这些成本要少于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很强并谋取私利时所发生的成本。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上述机制的存在对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 使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严重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
二、委托——代理理论与绩效预算
1. 政府预算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是“公众——议会——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众是财政资金的最终所有者;议会受公众委托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 享有预算的最高决策权;政府又受议会的委托编制、执行预算并向议会报告预算。这其中, 相对于公众和议会, 政府拥有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方面的充分信息, 因而在预算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 按照官僚机构的“经济人”假说, 政府与公众 (议会) 的效用函数并不一致, 因此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即政府 (作为代理人) 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众 (作为委托人) 的利益。
其次是“财政部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财政部门作为财政资金的委托人, 处于公共产品成本方面的信息劣势;而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受托人则处于信息优势的地位。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有自身的利益, 所以在财政资金分配中也会出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1) 。
由此可见, 财政资金分配中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也就产生了多种委托——代理问题, 从而提出了预算制度的设计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监督的要求。它明确了未来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预算制度改革要确保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监督, 这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正如下面所要分析到的, 绩效预算正是以确保代理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为目标的, 因而是委托——代理理论在预算管理中的运用。
2. 绩效预算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预算制度创新
按委托——代理理论, “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进而提出了“信息透明”和“激励相容”两种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案。绩效预算所强调的“目标导向”实际上体现了公众 (委托人) 的利益, 同时通过“对结果负责”的制度安排, 使官僚机构和个人 (受托人) 在实现了委托人的目标 (绩效目标) 时得到奖励, 而在没有完成绩效目标时受到惩罚。这是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能够促使受托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 绩效预算强调公共部门报告制度, 采取职能部门向财政部门、政府向议会和公众层层报告的形式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现信息透明, 这是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有效途径。
可见, 从理论上来讲, 绩效预算是解决预算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的制度创新。
3.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对代理人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还有赖于一种对代理人的有效的监督机制。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绩效预算的核心, 通过绩效考评获取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目标 (绩效目标) 的信息, 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并通过建立在绩效信息基础上的奖惩机制, 可以有效地保证组织活动能够最终实现委托人目标。同时,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所得到的绩效信息, 也是“激励相容”和“公共部门报告”制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绩效预算的重要工具和核心内容, 是关系到绩效预算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方面的制度创新应引起改革者的高度重视。
4. 引入竞争是降低代理成本、加强对代理人控制的有效途径
传统公共产品的生产是排斥竞争的, 委托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成本的信息的激励, 因而带来了高额的代理成本。绩效预算强调在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引入竞争, 通过竞争带来预算制度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是通过竞争能够发现公共产品的真实成本, 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解决公共产品生产的低效问题;二是竞争能抑制政府职能部门的机会主义冲动, 有利于加强对其控制, 保证公众的利益。可以说, 绩效预算所倡导的“引入竞争”, 与委托——代理理论的政策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注释
1 从理论上来讲, 代理成本只是后面所涉及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要单独进行表述, 是为了说明什么情况下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才是经济可行的。
2 (1) 源于一个希腊神话故事, 喻事物的致命弱点。
3 (1) 尼斯坎南的“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即是对财政资金分配中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最好说明, 它揭示了官僚机构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迫使财政机构扩大其预算的事实。
委托代理理论 篇2
论文作者 张跃平/刘荆敏
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随着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令人振奋的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领域。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经常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对工作的详细信息、代理人的能力、品德和偏好的信息不对称，度量代理人业绩的成本昂贵。所以，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否则代理人做出的决策通常不是最优的，这就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原则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
一、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在近20年取得的迅速发展，取得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解决代理问题的显性激励方法。由威尔森(1969)、罗斯(1973)、米尔利斯(1974)、霍姆斯特姆(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等人开创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提出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财产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权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比例。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理论，认为企业采取团队模式进行生产使得每一个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这会导致人们“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为此，需要设立监督者，并以剩余索取权对监督者进行激励。这是一个理论突破，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领域扩展到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领域。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用“代理成本”概念，提出了与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以及布卢等(1985)，仍强调监督的重要性。霍姆斯特姆和蒂罗尔在《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上的重要性。
2.解决代理问题的隐性激励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法玛(1980)的研究是其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1982)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经理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经理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它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因此，由于外部压力的存在，该经理意识到偷懒可能有害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由克瑞普斯等人(1982)提出的声誉模型，解释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使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伦德纳(1981)和鲁宾斯坦(1982)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保持长久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
子足够大），那么帕累托一级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就可以实现。
在竞争、声誉激励机制理论中，证券市场中公司控制权接管的激励作用极为重要。曼勒(1965)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曼勒指出，公司接管的可能会使管理阶层小心谨慎。哈里斯和雷维夫(1988)发展的证券设计理论，建立了有关投票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模型，认为证券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控制手段。其主要观点是，通过投票来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必须由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人掌握。这种理论用到经理激励研究方面，其重要影响表现在，只要将选择经理的权力交给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投票人，经营业绩不好的经理将会因此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这一选择机制会激励经理为获取企业控制权而努力经营，提高经营业绩。由此可见，经理激励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于经理选择权的安排；把控制权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是激励有控制权欲望的经理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条件。
二、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为使代理人行为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在股权结构设计过程中，可通过使代理人拥有公司部分股份的方式，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理论认为，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收入状况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应该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市场竞争、特别是企业兼并会导致代理人声誉损失，会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那么，国外的经验观察和有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否支持上述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企业的经营激励实证分析主要结论
有关美国企业经营激励的实证研究非常活跃，这是由于在美国很容易获得与企业高级经营者报酬相关的资料。例如，美国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CEO)的报酬，就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周刊》和《福布斯》而获知。正式的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始于詹森和麦克林(1976)，他们将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内部股东，主要指董事会成员及公司其他高层经理人员，他们实际上拥有公司控制权及专有投票权；另一类是公司外部股东，他们不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只能“用脚投票”。对两类股东来说，每股股权都能得到相同的股利，然而，内部股东却可以通过特权消费来增加这种现金流。在此理论框架中，经理人员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增加时，他们必须支付大部分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从而更加不可浪费公司财富。因此，公司价值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詹森与墨菲(1990)的分析结果，其研究集实证研究之大成。詹森与墨菲进行了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CEO的报酬变化与股票市值总额变化之间虽呈正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系数以及估计的修正系数相当小，因而得出的结论是经营者报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并不大。但是，罗森(198 5)指出，在对此进行判断的时候，缺乏适当的基准，因为股票市值总额大小并不是描绘企业绩效的恰当方法。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1987)的调查表明，基于业绩而付酬的激励方法不一定有效：支付了巨额激励金的90家上市公司，与90家没有采用激励措施的上市公司相比，股票表现几乎没有区别；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认为，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就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来密切监督公司经理人员。德姆塞茨用1980年美国511家公司的会计利润对各种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会计利润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法玛和詹森(1983)认为，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公司少量股权时，市场约束仍可以使经理人员趋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反，持有公司大量股权的经理人员可能有足够的投票权或广泛的影响力来保证他们能以令人羡慕的工资水平受到雇用。然而，霍尔和利伯曼(1998)公布的研究成果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周期为1980-1994年，公司样本数量为368，有关样本公司CEO的报酬数据，CEO报酬与企业业绩相关性明显递增。霍尔和利伯曼认为，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同于詹森和墨菲的结论，是因为1980年以后CEO股权价值变化的结果。事实上，样本企业CEO的股权激励
从1980年的30%增长到1994年的70%。可见，股票激励对经营者有很好的长期激励作用。所以，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有时是相矛盾的，但其主流观点是公司经营绩效是股权的函数，总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有一定的正面相关性但不显著。
（二）收购、所有权结构、资本构成及激励
由于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事实上掌握了管理人员的任命权，即使在美国，董事会也不能够充分履行股东利益代表的职能。因而，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构与企业收购的威胁提供了职能上的补充作用，这起到了促使经营者重视股东利益的激励作用。
1.并购与经营激励。在欧美，企业经营者除了面对来自金钱的激励外，也会面临因企业被收购而失去职位的风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偏离了股东利益至上的经营方针，股票价格就会降低，因而实力强大的并购组织就会把这样的企业作为寻求潜在机会的目标。被收购企业原有的经营管理人员不久即被迫辞职。这样，在资本市场上，失职的经营者通过并购而被淘汰，有能力的经营者被选拔任用，并忠实地贯彻执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并购对经营者而言真是一种压力吗？而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后真正得到了改善吗？
第一类研究使用会计数据来研究公司并购的绩效，利用资本生产率来衡量公司的业绩，诸如利用投资资本回报率来比较不同范畴的并购公司间的业绩。拉文思与克拉福特(1987)通过对被并购企业的会计收益性的效果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与并购活动改善企业经营效率之说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与里利坦伯格(1992)关于工厂的总产量与工厂的所有者交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结论相一致。这些研究结果发现，公司业绩与公司的并购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第二类研究是通过股票价格来研究，是考虑在宣布公司并购时，即在宣布兼并、收购、分割和敌意接管时股票市场的反应。根据日本学者植草益以股票投资收益率为评价基准做过具体分析：很多的实证分析已经证明，收购后企业溢价现象是存在的。迈克尔·詹森和理查德·鲁拜克对这些情况下的股价波动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考察了股价在公司控制发生变化后的反应。得出的三个重要结果是：(1)若母公司和目标公司股票价值在宣布合并的时候都上升了，则说明兼并是有效率的；(2)目标公司的股东收益异常地高（平均在30%左右）；(3)收购公司的股东获得较小的并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收益（4%左右或者更少）。这些结果表明，收购对收购者确实能够产生潜在的价值创造。
第三类研究是对并购公司的长期业绩进行研究，通过对60年代和80年代的兼并结果进行比较。其研究结论是，从长期来看，并购公司的业绩是很差的。迈克尔·波特研究了33个主要的并购公司的组合后发现，在1950年到1986年间所进行的兼并和收购中，1/3以上的兼并和收购在最后都被剥离。
总体来说，公司并购后相对于在并购前的每股权益的收益是否更高仍然是不清楚的。
2.所有权结构与对经营的监督。最近，研究人员开始注意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证券基金经理不再使用购入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卖出收益率较低的股票这种消极的运作方法，其经营方针正转向在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给经营队伍施加压力以改善经营绩效。特别是，由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2年到1993年间确立了新的股东规则，规定年金基金等大股东可以对其所投资企业的董事会选举施加影响作用。这样一来，证券基金等部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人事、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股票期权的决定，可以较为容易地施加压力。但是，贝克尔(1992)指出，基金经理积极的干预不仅不能改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反而会使经营者变得屈从于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只注意有价证券的短期收益率，追求短期性的股价上升，从而放弃股东的长期利益。
三、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失败的原因分析
上面这些研究对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各种激励措施在公司里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与激励理论相差很大。詹森和墨菲(1990)指出：“我们的证据显示的报酬—绩效激励敏
感性很小是令人困惑的。……股份公司的管理激励一般苍白无力，这向社会科学家和补偿政策的实践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虽然不能由这些事实彻底否定个人绩效报酬，以及它们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应用于实际是失败的。
贝克尔(2000)对分享激励理论失败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激励措施反而导致职员怠工，造成员工间非合作行为，挑起上下级进行博弈……总之，为组织带来非意愿的破坏性结果”。贝林纳(1976)将分享激励理论失败归因于棘轮效应；在棘轮效应模型中，过去的业绩传递的是有关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信息，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所有权属于企业所有者，经营业绩越好，企业所有者认为企业内在生产能力越高，经营者给所有者上缴的份额越高，因此，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也就越低；由威廉姆森(1985)最初提出，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以及泰勒予以发展的解释较为经典。他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各项任务之产出是极难观察的，结果，对所有任务而言，激励措施变得“低能”了；贝克尔(1992)的分析与威廉姆森等的分析在精神实质上大体一致。但他切入的角度是可实施合同的基础。在一个显性合同模型里，他指出，员工行动对公司的价值不能作为合同的基础，应当代之以“不完美的客观标准”，例如生产的量而不是质。但这将导致员工的次优行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证明，当一个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对任何给定工作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本身的可观测性，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工作的可观测性。特别是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工资契约可能优于根据可观测的变量奖惩代理人的激励契约。也就是说，如果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在某项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努力，而该项工作又难以观测到，那么对其他工作不应采取激励契约。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4)对他们原有的解释进行了深化。他们指出，状态依赖报酬激励、产权激励和工作设定等企业的三种激励措施会相互冲突，产生激励的扭曲。一种激励措施的作用也会因为其他激励措施的采用或不采用而分解；迪西特(1997)是从企业的委托人在增多这一角度来分析的。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已经来临，那么，企业的委托人就不仅有股东，还有信贷人、地方社区等等。更多的委托人要么合谋，更大地降低最优合伙合同的风险；要么窝里斗，导致更大的委托人行为负外在性。这都使得激励产生扭曲现象。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依据分享激励理论制定的传统的期权薪酬本身就存在着漏洞。传统的管理层股票期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持有上涨期权的管理人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并不需要为公司股票价格的下降负任何责任——起码不会因此受到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薪酬上的惩罚。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高级管理人员手中都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只要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收入就必然大大增加，而不管这种股票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因为市场整体处于一种高涨状态还是真正得益于管理层的努力结果，因而，以这种“固定型”股票期权将员工的薪酬和公司的股价联系起来并不见得能使股东真正从中受益或者说真正保障他们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只要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就可以视为公司业绩的提高，管理层就可以从持有的股票期权中获益。事实上，在1993年到1999年间，几乎所有主要的股价指数都上升了近两倍，也就是说，市场上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翻了两番，这对于持有大量股票和固定股票期权的管理人员来说，无异于一笔横财。因为股市的这种整体走好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并非得益于个别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绩效。因此，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管理层的奖金、公司的财务指标和公司的股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例如，詹森与墨菲(1990)就经常用类似“CEO的薪酬激励不在于支付多少，而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支付”这样的话来阐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们认为，CEO的薪酬和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就是公司股东的价值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一些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作行为感到忧虑，在解决经营者被委托—代理理论称之为代理人“道德风险”的同时，股票期权制正在诱发企业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
还有学者从“内部人控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青木昌彦教授于1994年最早地提出了“内部人控制”概念。该概念原是针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情况而提出的，内部人控制看来是转轨过程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青木昌彦主要分析了20世纪70-8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情况后指出，在那里，计划经济制度的停滞迫使中央计划官员下放权力和计划指标，从而使企业经理获得不可逆的管理权威。而中央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又使这些已经获得很大控制权的经理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例如在南斯拉夫，主要是职工控制了企业，在俄罗斯，则是经理控制了企业，共同之处在于政治上发生了突然的转折，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内部人权力突然间急剧扩大。内部人控制，原来泛指国有企业制度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其它方面改革措施的配套，企业外部成员监督不力，因而变态地转化成了由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控制了企业的产权，其主要特征是经营权对所有权的侵害与实际意义上的控制和支配。现在，内部人控制是指企业经理和职工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并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索取权。在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只是窃取利润，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产品、资产或公司增发证券出售给他们控制或拥有的另外一个公司。价格转移、资产剥离、委托人稀释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对外部投资人权利的剥夺采取以下方式：转移公司的合作机会，把可能不合格的家族成员安置在管理岗位上，或者给高层经理过多地支薪。
委托代理理论 篇3
关键词：公司治理理论；信息不对称；国美之争
一、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公司治理的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以现代企业为对象，以监督和激励为核心，但是并不只强调激励和约束，也强调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决策的有效性。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超产权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二、委托代理理论论述
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日益进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所有者亲自管理企业越来越多的受到自己精力、专业知识等的限制，当所有者亲力亲为管理企业效果不理想，从而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时候，委托代理关系就产生了。
由于当管理者努力工作时，全部收益可能为股东所有，而额外消费时，只承担一部分成本，所以企业的价值会小于他是所有者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称为代理成本。
三、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分析国美之争
（一）国美之争的来龙去脉
黄光裕于1987年创立了国美，2006年国美合并了永乐电器，永乐的董事长陈晓出任国美的CEO。从而为这一场中国商界少有的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博弈埋下了伏笔。
2008年，黄光裕被北京公安局逮捕，原因是他设计股权回购计划，以私人名义将股权出售给国美，套取资金，偿还其对一家财务机构24亿元的债务，该行为给国美带来了16亿港元的损失。黄光裕被判处14年徒刑。陈晓成为董事局代理主席，后黄光裕辞职，陈晓正式成为董事局主席。
黄光裕服刑期间，美国私募贝恩公司宣布通过债转股增持国美的股权，债转股后，贝恩持国美的股份达到10%，黄光裕家族的股份被摊薄到32%。贝恩投资入股国美后的第八个月，因担心股权被稀释，大股东黄光裕在2011年的股东大会上发难，否决了贝恩提名的三名非执行董事。按照合同规定，如果贝恩提名的三名成员不能进入董事局，会造成违约，国美须向贝恩赔偿24亿元。事件发生后，董事局召开紧急会议，否决了股东大会的决议，强行委任贝恩的三名高管进入董事局，并首次公开指责黄光裕、杜鹃夫妇将国美陷于重大危机之中。
2010年9月28日国美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通过投票表决，黄光裕的五项提案，除撤销增发、发行、买卖股份的其他提案均被否决。陈晓初步胜出，得以连任，黄光裕家族的收益在于不必再担心股份被稀释。
2010年12月27日，国美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任命黄方的邹晓春、黄红燕为非执行董事。
2011年3月9日，国美电器宣布，张大中将接替陈晓，成为国美电器第三任董事会主席。不过，这一次黄光裕家族对新任董事会主席有了权力制衡，张大中此次仅为非执行董事。国美的“陈晓时代”终结，一度喧嚣的国美控制权之争落幕。
（二）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对该事件进行分析
1.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基于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诞生之初，是被作为一种负面的新生事物被无奈的接受的，并不像我们现在认为的，仿佛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因为当时人们一眼就看出了这种制度中因收益风险不对称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管理者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对称的。
在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中，我们不能否认，陈晓确实想通过增发来稀释黄氏家族的股权，陈晓自己也委婉的承认了这一点，按照他的看法，一个被国法判以重刑的人如果始终在企业内部阴魂不散，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黄先生判了14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他获取社会资源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相对于对手而言，这就是我们的短板”。這就是陈晓那句“黄光裕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真正含义。
姑且不论陈晓这一观点的合理性，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黄光裕是有分歧的，试想当初黄光裕在吸纳陈晓进入国美核心管理层的时候，如果知道对方在控制权问题上和自己的观点有如此大的差异，还会任命陈晓为国美的总裁吗？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成本。
2.大股东和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相对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里，这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大股东（或者其代理人）利用对公司管理的便利，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并凭借这一点侵害小股东的权益，在社会法制和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的亚洲市场，相关例子比比皆是。在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中，黄光裕以个人名义将股票出售给国美，从而使国美集团损失16亿港元就是损害企业整体利益，侵害小股东权益的例证。这也是股权之争中，陈晓坚持以“与大股东利益冲突的其他股东的代言人”定位的原因。
（三）总结归纳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上来讲，黄光裕把陈晓推上了董事局主席的职位，他要求陈晓按自己的意愿决策，当陈晓违背他的意愿的时候，黄光裕要求罢免陈晓是合情理的；而陈晓认为自己应该代表全部股东而不仅是大股东的利益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双方更大程度上是立场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中国内陆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政府也应当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物流外包 篇4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 是一种契约关系。Jensen和 Meckling (1976) 将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契约下, 一个人或一些人 (委托人) 授权另一个人 (代理人) 为实现委托人的效用目标最大化而从事的某种活动”。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利, 利用报酬机理吸引代理人, 并对代理人进行约束监督等都包含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内。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企业组织中, 不仅存在于内部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 也存在于跨组织之间。
委托代理理论包括一系列关于人类行为、组织和信息的性质方面的假设: (1) 委托人与代理人具有理性行为能力。即, 它假设, 受有限理性和风险回避的影响, 人的行为都是自利的 (self-interested) 。换句话说, 委托人、代理人都有通过签定契约获得分工效果的动机, 并有权衡得失、签定代理契约的能力; (2)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 即委托人的目标与代理人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矛盾; (3) 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 所以很容易引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它还假设信息是可以购买的商品, 因此委托人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取代理人行为的更好信息。在这些假定下, 委托代理理论的目标则是研究选择最有效的契约来治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然而要获得委托——代理的均衡合同,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个人理性约束是指有理性的代理人参与接受委托人设计的机制时, 代理人在该机制下得到的期望效益不会低于他不接受这个机制时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它市场机会决定, 可以称为保留效用。 激励相容约束是指代理人有积极性来选择委托人希望他选择的行动, 即他这样做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小于他那样做所得到的期望效用。只有在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 委托人才能获得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才称其为均衡合同。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能力、努力水平以及决策问题的情况了解不深, 使得激励约束代理人的合同安排难以成为最优激励的最佳方案。为了更好地设计出促进双方目标相一致的契约, 除了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外, 委托代理理论还引入了激励机制。它特别关注于解释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委托人规避风险的行为, 它强调信息在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为控制中的重要性。Kumer (1996) 认为, 有效的信息交流所形成的信任的力量是外包等合作成功的决定因素。这样, 委托人在契约的设计中, 通常还引入各种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机制以尽可能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 促进双方目标相一致。
在具体的代理关系选择中, Eisenhardt 认为, 是选择行为契约 (比如层级干预、内包) 还是结果契约 (如市场干预、外包) 取决于代理费用。按照詹森和麦克林 (Jenson & Mecking, 1976) 的说法, 代理费用由三部分组成, 即:委托人的监控费用、代理人的担保费用以及委托人的剩余损失。
监控费用的发生是指委托人在评估代理人绩效时所产生的;担保费用是指代理人向委托人保证履行其义务而发生的;剩余损失是指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 即委托人与代理人具有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 自行效用最大化决策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的差异。
代理费用为企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选择基础。Eisenhardt在其随后的研究中, 指出代理费用主要取决于5个要素。就外包合同来说, 他们是:由于干预策略而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经济气候、技术变革、竞争对手的行动等;外包需求者 (或提供者) 对风险的规避性;对外包提供者事先界定其行为的程度;结果的测度或结果容易测度的程度以及代理关系的期限。很显然, 外包关系越是不确定性、需要规避的风险越高、事先界定代理人行为的程度越低、结果的可测度差和关系越长代理费用 (监控、担保和剩余损失) 就随之增加。
二、物流外包的机理
在物流外包关系中, 物流需求企业为委托人, 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代理人。
从物流需求企业的角度看, 他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物流总成本最低, 货物交付的及时性以及服务质量) , 同时知道第三方物流企业也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很显然两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存在着不一致性。因此, 物流需求企业必须设计出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够接受的契约。这一契约能够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 实现物流需求企业的效用最大化。
一般来说, 工业企业在设计契约时存在一定难度: (1) 在签约前与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无法了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真实能力; (2) 契约难以完备。因为契约中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代理人的工作努力程度, 即使做了规定, 也难以观测; (3) 委托人不可能完全依据企业的利润向代理人支付报酬, 因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委托人无法辨别利润的高低是否是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工作努力程度所致。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 因为拥有自己的信息优势, 很容易损害到物流需求企业的利益。
对于物流外包关系来说, 通过逆向选择合同的设计是可以把不符合要求或能力低的物流供应商排除代理人之列的。而且物流外包关系的建立不仅能满足个人理性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 而且长期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促进物流需求企业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目标的一致性。
物流外包关系, 意味着工业企业等物流需求企业授权第三方物流企业代表他们的利益从事物流服务的运作。
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角度看, 接受物流需求企业的委托, 成为物流需求企业的稳定伙伴, 意味着第三方物流企业有了稳定的业务,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稳定的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 物流外包关系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同时, 作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的物流服务业务, 有积极性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降低物流成本, 不仅提高自己的获利能力, 同时还可以满足物流需求企业的要求, 并使工业企业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中获得第三利润源泉。所以, 物流外包关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之外, 物流外包关系的建立还会起到其他激励作用。物流外包, 一般合同期限为1～3年, 与基于单个交易的物流供需关系相比, 显然, 工业企业给予了第三方物流企业以显性激励。较长期的合作关系能促使第三方物流企业放弃短期行为, 着眼于长期利益。同时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持续地赢得物流服务业务, 会不断地向需求企业提供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相应信息, 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绩效。与此同时, 第三方物流企业也会加强组织学习以不断提高为工业企业提供创新性或增值服务的能力, 以赢得物流需求企业的声誉激励 (隐性激励) , 即合同到期后, 双方还继续签署新的合同, 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这样, 就可以减少因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而引发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大限度地降低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自利风险, 提高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在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的同时, 提高顾客服务水平, 进而使双方的目标趋向一致性。这样, 对工业企业的物流需求企业来说, 可以更好地专注于核心能力, 并可以以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更好地赢得竞争优势。
从代理费用的角度看, 物流需求企业通过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也有助于代理费用的降低。因为, 外包合同是基于互惠互利、相互信任的基础而达成的, 这样, 供需的不确定性会得到很好的抑制, 各种风险会得到很好的规避, 第三方物流企业会为尽力提供更好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而付诸行动。这样, 代理的担保费用就会降低。至于绩效的监控问题, 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获得需求企业的认可, 会主动提供测度标准或提供相关的绩效情况或相关信息, 这样, 监控费用也会降低。至于剩余损失问题, 基于相互信任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专业化优势, 即使有, 也会降到最低程度。
所以从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假设以及代理费用的角度看, 物流外包有着明显的优势。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物流外包的机理, 如图1所示:
目前, 我国物流外包合作关系还存在不少问题。成本的降低和各种增值服务能力非常有限。一方面, 信息流管理落后。在我国供需企业之间既缺乏有关信息沟通的硬件, 又缺乏相应的人员和软件。随着物流供需企业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 目前很多企业在考虑或准备实施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然而, 企业在建设信息系统时往往缺乏开放性, 整个供应链实现信息共享的企业并不多见。另一方面, 信息不充分。由于信息网络落后, 信息交流意识淡薄, 以及合作双方的信任危机等, 物流供需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极不充分。这也会造成供应链企业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再者, 供需企业之间的横向协作意识不够。外包物流的成效不突出, 除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原因外, 与企业自身也不无关系。物流外包并不意味着工业企业可以撒手不管。相反, 由于物流外包涉及跨组织之间的行为, 更离不开双方的密切协作。
摘要：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只有在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 委托人才能获得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才能实现委托代理的均衡合同。物流外包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 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阐释了物流外包的机理, 认为建立长期的物流外包合作关系, 有助于更好地保证物流供应和需求双方的利益。
关键词：委托代理,物流外包,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1].Jensen, M.C.&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3) :3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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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isenhardt, K.M.Agency theory:an assessment and a review[J].Academy of Management.1989, 14:57～74
委托代理理论 篇5
政治领域的道德风险辨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治领域内天然地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它不仅继承了一般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而且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委托人地位的特殊性与代理人地位的特殊性.因此,较之于其他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言,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将会更频繁、更严重的出现,道德风险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带来了畸高的行政成本.
作 者：安康 AN Kang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刊 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POLYTECHNIC年，卷(期)：10(6)分类号：C931.2关键词：道德风险 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
委托代理理论 篇6
关键词: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
引言
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当代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环节。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16821万亿美元。如此大量官方储备若不寻找出路，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若盲目投资则风险很大。因而，我国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境外投资；另一方面也加大对境外资产的监督力度。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大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将逐步扩大，发展境外投资与经营事业，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和竞争体系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增加规模的同时，如何对境外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是当前建立社会主1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研究综述
熊小奇（2001）［1］从我国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实际出发，重点分析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风险，并提出对策与建议：应逐步减少国有资产在境外投资中的比重；国家近期应重点抓好境外企业的所有权管理；应建立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产权管理体系、投资管理体系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等。李朝阳（2004）［2］针对目前我国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对策：一是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审核和监督，强化宏观指导与服务职能。二是完善投资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投资主体对境外子公司的权益控制、财务控制和人员控制。三是强化外派监事制度，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作用，引入中介机构参与外部监督。
针对目前我国在境外资产管理及保护方面无法可依的现象严重，特别是对外投资前缺乏对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研究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刘红（2004）［3］提出从法律角度来防范境外国有资产的流失包括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及其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制定专门保护防范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法规。
2.我国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2.1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的现状
境外国有资产，是指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投资设立的各类企业和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近几年我国境外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在规模、领域、主体、方式、来源等多个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按照IMF的分类，国际资本流动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而我国国资委关注的境外国有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7年度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从表1可见，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势头发展迅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其中非金融类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93.7%，金融类16.7亿美元,占6.3%；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
2.2境外投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产权管理没有真正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统一的管理办法，基本处于各部门、各地方都管又都不管的状况。直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才从形式上解决了国有企业产权缺位的问题。但国资委实际上由政府部门负责人兼任，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仍然沿用过去行政管理的模式。国有企业的产权缺位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样国有资产形式上的管理着过多，而实际上缺乏管理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彻底纠正。加上境外国有资产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更容易使之处于监管视线之外。
2.2.2境外国有企业存在着公司治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很久，但是至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虽然我国已经针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制定了一些制度（例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但是缺乏执行的保障机制。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制度往往被抛在了一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着整个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因此自然处于较大的风险之中，导致内部控制人现象。企业内部人往往利用种种非法手段化公为私，中饱私囊，造成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
2.2.3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现代风险管理有两条基本的原则：自上而下原则和独立建立于公司治理架构的原则。前者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后者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风险管理应该独立于具体承担风险的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要直接向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汇报。
现代的风险管理观念认为，风险既是损失的可能，也是盈利的可能，因而是双侧的风险［4］。从这种观念来看，公司经营者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相应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而，风险管理的焦点就不应仅仅局限在对损失制造者的管理，而应同样重视对盈利制造者的管理。
3.我国境外投资风险监管的分析
3.1委托代理理论
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Ross.S，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以及风险投资的各投资主体之间普遍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代理人)，可能会利用这方面的优势损害信息劣势一方(委托人)的利益。在我国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企业的经营者是代理人［5］。
3.1.1模型的基本假设
①假设双方的风险态度:委托人是风险中性，代理人是风险回避者。
②假设代理人的行a为(如经理人的经营行为)和自然状态θ(如市场的变化莫测)共同决定一个成果X(如利润)，即X=X(a,θ)，其中θ是随机变量，并且只有X是委托人能观察到的。本假设很直接地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仅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还无法根据经营成果来判断经理人采取的行动，即对于重要变量a的信息，委托人处于相对劣势。
③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v=υ［x-s(x)］;代理人的效用函数U=μ［s(x)］-c(a)，是委托人给出的报酬，是行动(或者努力)的负效用，并且c′，c″>0。效用函数假设是为抓住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冲突，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代理人却厌恶工作。
上述假设就是使模型包含了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这两个关键问题，从而有利于分析这两个问题给资源分配造成的影响。
3.1.2境外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模型的建立
首先考虑委托人的问题，即最大化委托人的期望效用:
其中是f(x,a)密度函数，s(x)是委托人选择的报酬合约［6］。
显然，如果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就可以直接采用强制性的合约，规定代理人必须采取合格的行动。也就是说，委托人可直接以ss(x)、a为选择变量优化（1）式。但是，一旦考虑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行动，故无法规定代理人的具体行动，这就意味着委托人的优化问题将面临信息的约束。
其次，考虑委托人的约束模型。委托人为使合约可以执行，必须考虑代理人自身的利益。委托人由于观察不到a，所以无法将它写入合约。那么，委托人期望的行动必须符合代理人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激励兼容”约束条件。委托人的优化问题必须以此为约束，否则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就没有意义。激励兼容约束可以用下列一阶条件表示:
委托人还面临“参与约束”，即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称为保留效用，用U代表。参与约束也称为个人理性约束，可以表示如下:
3.2 基于模型的境外资产流失监管分析
为将精力集中在模型的应用上，对上述基本模型做进一步简化。假定代理人的行动空间中只包含两种行动(aH,aL)，分别代表较高的努力程度和较低的努力程度。相应的密度函数分别为fH(x)，fL(x)。假定当x较小时，代理人偷懒的概率较大，即fH(x)是一阶随机占优于fL(x)，即fH(x)＜fL(x)。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采取高的努力程度aH，那么相应的约束条件(2)和(3)应该做出改动: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解上述问题，采用“一阶化方法”可得：
其中λ,μ分别是（5）和（4）的乘子。（6）式就是最优的报酬合同必须满足的条件。下面对这个式子的含义进行讨论。
首先，如果μ=0，就是说代理人的报酬是固定的，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这种情况违反了激励约束条件，因为代理人在固定报酬的条件下肯定不会采取高努力的行为。而当μ>0时，意味着报酬合约s会随着x的变化而改变，即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的要求和最优风险分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就是资源的分配无法达到最优。
委托代理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比较深刻的。最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而次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发生了扭曲。其主要原因是有价值的信息在委托代理双方的分布不对称，其中一方拥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使监督变得很困难或成本太高昂，这样为满足激励兼容，就必须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由此便产生了“激励一风险”之间的矛盾或替代，即满足最优风险分担的合约会损伤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满足激励要求的合约又不可避免地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7］。
4.境外国有监管激励约束合约的设计
基于上述的分析，委托人要充分考虑代理人愿意工作的约束条件和工作目标来设计一份合约，该合约一方面可以使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产生道德风险。对于境外国有企业规避道德风险最为理想的办法就是设计比较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如:经营者持股、股票期权、效率工资等［8］。
4.1实行经营者持股
广义的经营者持股是指经营者以种种形式持有本企业股票或购买本企业股票的权利；狭义的经营者持股是指经营者按照与资产所有者约定的价格出资购买一定数额的本企业股票，并享有股票的一切权利，股票收益可在当年足额兑现的一种激励方式。经营者持股的特点：一是经营者要出资购买，出资方式可以是用现金，也可以是低息或贴息贷款；二是经营者享有持股的各种权利，如分红、表决、交易、转让、变现、继承等；三是股票收益可在短期内兑现；四是风险较大，一旦经营失败，其投资将受损。持股的有利之处在于经营者自己掏钱买股票，个人利益与企业经营好坏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4.2建立股票期权制
股票期权是指企业向主要经营者提供的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的一定数量本公司股份的权利。由企业的所有者向经营者提供激励的一种报酬制度。通过给予经营者股票期权提供激励，使经营者不可能靠薪水得到高收益，唯有努力工作以达到事前设定的业绩标准或企业成功上市，才有可能在企业权益增值中获得丰厚回报。这种合同设计将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增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削弱了其道德风险的动机，有效地减少了代理风险。
4.3执行效率工资
效率工资指高于市场工资率，同时又使代理人不发生偷懒行为的工资。其实质在于效率工资的存在使经营者觉得留在位子上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从而使其产生失去较大利益的危机感，不敢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不努力工作或做出其它不利于委托人的事情来。如果所有企业都采用效率工资，就会导致市场工资高于原来的市场均衡工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低于供给，产生失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偷懒的经营者要冒长时间失业的风险，为了避免被解雇，他们会比较自觉地努力工作。
5.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有资产监管防范机制和措施，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的经营
与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将几种激励约束合约结合起来使用，以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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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安徽省人文基地项目（2007SK014）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2009（银行操作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 篇7
所有者、经理人与企业的关系
自国有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后, 企业内部建立了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随之产生了两个利益主体———所有者和经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 拥有不同的权益。所以应建立一种机制, 对所有者和经理人进行激励和约束, 这关系到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所有者与经理人作为不同利益主体导致目标不统一且双方矛盾突出。如何协调双方矛盾、调整双方利益, 使两者更好地合作, 即所有者与经理人如何相互激励、相互约束, 防止背叛, 实现共赢, 提高企业效率, 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权分离, 所有者虽然是企业的出资者, 但他们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经理人接受所有者的委托, 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所有者与经理人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是自利的经济人, 具有与所有者不同的目标函数, 具有潜在的机会主义倾向, 因此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的核心是委托人的利益依赖代理人行为, 正是这种关系引发出一系列的激励、动力和机制设计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的实质是一种契约理论, 其基本内容就是规定某一当事人 (委托人) 聘用另一当事人 (代理人) 完成某项工作时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 以及代理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行动、委托人应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何种报酬, 即通过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认可的契约 (聘用合同) 来确定他们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委托-代理理论的要点就是, 委托人为实现自己的设计目标, 如何通过激励机制即报酬与劳动相关的原则, 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尽可能地趋于一致, 从而利用代理人的优势来弥补委托人的不足, 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的利益。
对经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是站在所有者的立场, 把全部的讨价还价能力交给所有者一方, 由所有者设计合同方案、决定契约的终止, 经理人只有选择的权利。同时, 所有者也有可能只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而不是按合同规定的要求来决定对经理人的取舍。因此这种激励约束是片面的, 经理人作为被激励约束一方始终处于劣势, 不能准确地衡量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但是在现实中, 在所有者与经理人合作过程中, 经理人也有选择所有者的权利, 因为契约的形成应是在当事人双方相互谈判并逐步达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形成的, 若任何一方持有不同意见, 那么契约就是无效的。由于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应是合作竞争的关系, 因此在对经理人进行激励、提高企业业绩, 防止经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 还应该对所有者进行有效约束, 防止所有者对经理人的背叛行为, 建立双方的信用合作关系, 对所有者与经理人进行双向的激励和约束, 共同提高企业绩效。
建立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
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1.双向激励约束机制的原理分析
激励机制是指委托人用以调动代理人积极性的方法和手段, 是设法把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安排。约束机制是指委托人通过契约, 使代理人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以此控制、约束和规范其行为, 确保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图开展经营活动。概括来说, 激励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是指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报酬设计, 外部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是指股票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
在所有者与经理人共同组建的企业中, 所有者出让了使用权, 经理人出让了自己的人力资本使用权, 获得了所有者的资产使用权。因此, 所有者与经理人具有双向的委托-代理关系, 双方互为委托人, 又互为代理人。因此双向激励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委托-代理双方互相转让了部分权利, 又互相获得了部分权利, 目的是为了合作。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也存在一种合作关系, 两个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主体, 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合作目的进行合作, 通过交换部分资源, 以期获得比自己单独经营更大的收益。在合作的过程中, 双方都希望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最大的利益回报, 并为这一目标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 采取相应措施激励约束双方的行为。所有者希望经理人忠诚, 通过经理人的工作提高企业效益;经理人希望所有者给予经营条件上的支持, 认可自己的观点、经营方式并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经理人与所有者既是激励约束的主体, 又是激励约束的客体, 在接受对方管理的同时又管理对方, 双方都具有调整对方行为的愿望, 又具有主动实施调整行为的能力, 因此双方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的, 与单向激励约束有重要区别。
2.建立双向激励约束机制的意义
(1) 建立双向的所有者与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 体现了权责明确。对经理人进行激励与约束, 可明确所有者作为企业资本的投入者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及对企业剩余价值的分享权。对所有者进行激励与约束, 可明确经理人应当承担的风险及受到的保护。经理人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有形资本, 在增加了所有者的利益的同时, 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获得了应有的收益。
(2) 建立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能使激励约束方法更加科学、公平和合理。对所有者与经理人进行激励约束, 可使双方互为激励约束的主体与客体, 防止产生背叛现象。经理人以人力资本获得经营权和期望股权, 参与企业的经营和分红, 年终按期望股权比例索取企业的剩余进行, 盈利越多, 经理人的分红也越多。所有者为经理人提供经营权利使其获得企业剩余价值, 并通过对经理人的约束, 防止其机会主义倾向。用辩证的方法, 从激励约束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更加科学合理。
(3) 建立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有利于双方评价合作质量、沟通信息。由于双方是合作的关系, 所有者与经理人会主动地评价对方的能力和信用, 若评价结果都满意, 则双方会继续合作, 扩大企业规模, 寻求更大增长;若不满意则会终止合作;若有一方不满意, 双方会进一步谈判, 修改合同, 达成一致则合作继续, 否则终止合作。
3.双向激励约束机制的工作流程
建立双向激励约束机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明确激励约束问题。所有者要实现企业财富最大化, 就要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 同时还要约束经理人的不利行为, 解决经理人的逆向选择、隐藏行为和隐藏信息等代理风险问题。经理人要想实现其价值最大化, 需要所有者扩大决策视野, 为其提供更大的经营空间, 需要增加报酬, 增加休闲时间和规避风险等;同时还要约束所有者恶意侵占其劳动成果的行为, 约束所有者履行合约约定的责任与义务。
第二阶段, 分析机制设计环境。机制设计的环境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和外部的制约环境。在企业内部, 要分析对双方的激励约束手段, 哪些是对经理人有效的, 哪些是所有者能够使用的激励约束资源;在企业外部, 要分析有哪些影响双方合作的因素。
第三阶段, 系统设计激励约束方案。系统设计激励约束方案, 即系统地安排各种激励约束手段, 使其以合理的结构和秩序有效率地运行, 更好地实现所有者与经理人的期望效用, 达到对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双向激励约束的目标。在设计激励约束方案时, 要平衡各种关系, 例如, 激励约束目标与激励约束过程的矛盾, 激励约束成本与各种激励约束效果的矛盾, 一方的激励约束力度与接受激励约束一方需求强度的矛盾, 合同中的激励约束与信用激励约束的协调, 长期激励约束与短期激励约束目标的矛盾等。
第四阶段, 激励约束方案的执行与调整。这一阶段是一个反馈调节的过程, 要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改。任何管理方案, 无论设计得多么完美, 考虑得多么周到, 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调整和修正。激励约束机制调整和修改的依据是, 激励约束效果能否实现设计者预期的管理目标。
基于博弈理论的委托代理策略探讨 篇8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其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代理理论中, 委托代理双方都是经济人, 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无法避免监督问题。代理人的边际生产率越高, 监督带来的边际收益越高, 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也越高;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越高, 任何给定激励下的努力供给越低, 监督的边际收益也越低, 委托方监督的积极性也越低。此外监督的边际成本越高, 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也越低。
综上所述, 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分析逻辑是: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条件下, 寻找委托人设计的最优契约, 让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2 关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2.1 静态博弈模型
(1) 建立模型。
在表1中, 设π是代理公司以委托、代理公司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合约期内为二者创造的总收益;π′是代理公司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创造的总收益, 其中π′≤π;F (π) 为代理公司按照合约应得的收益, 它是π的函数, 体现出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的激励, 即undefined;c1为委托公司监督代理公司所需成本, c2为代理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时, 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V为代理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得的收益, 这种收益即为代理成本。
由双矩阵博弈划线法:
因此, 该博弈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但是, 由于委托公司和代理公司会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 则该博弈可以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设委托公司分别以x和1-x的概率选择监督和不监督, 代理公司分别以y和1-y的概率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博弈论,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概率一定要使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xF (π) + (1-x) F (π) =x[F (π) +V-c2]+ (1-x) [F (π) +V]①;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一定要使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期望与选择不监督的期望相等, 即y[π-F (π) -c1]+ (1-y) [π-F (π) -c1+c2-V]=y[π-F (π) ]+ (1-y) [π-F (π) -V]②。根据①②, 得:undefined。
2.2 博弈结果分析
由于undefined, 所以上述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委托公司以x*的概率选择监督, 代理公司以y*的概率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概率受到c2和V的影响, 如果c2越小, V越大, 即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少, 代理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所得的收益越大, 那么代理公司选择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可能性越大, 代理公司越有可能侵犯委托公司的利益致使委托公司不得不选择监督的策略。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则受到c2和c1的影响, 如果c2越大, 即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大, 而c1越小, 即委托公司监督代理公司所需成本越小, 委托公司倾向于选择监督策略, 代理公司倾向于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x
上述博弈结果说明了在委托代理公司的静态博弈中, 委托代理关系受到来自于监督成本、代理成本以及惩罚成本的影响。
3 重复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3.1 建立模型
在委托代理公司的静态博弈模型中, 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二者不能实现最大可能共同收益。当静态博弈由一次博弈扩展为多期博弈时, 动态博弈的参与者是委托公司和代理公司。当两者保持长期关系时, 博弈可以被视为无限期重复博弈。在无限重复博弈中, 委托公司是否选择监督, 依赖于委托公司对监督得到的收益与不监督得到的收益的现值之和的比较。如果委托公司选择不监督, 则其在每一阶段的收益都为π′-F (π) -V, 在整个博弈中的总收益为:undefined。如果委托公司选择监督, 代理公司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委托公司收益为π′-F (π) -c1+c2-V, 代理公司收益为F (π) +V-c2;二是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委托公司收益为π-F (π) -c1, 代理公司收益为F (π) 。委托公司为促使代理公司长期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采用监督策略, 其在重复博弈中的总收益为:undefined。当undefined时, 即undefined,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策略为最优。
3.2 博弈结果分析
如果undefined, 设undefined, 即委托公司耐心程度的临界值, δ值越大, 表示委托公司的耐心程度越高,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收益现值大于不监督的收益现值, 其选择监督的可能性和动机越大。从undefined中可以看出, δ′受到c1、V以及c2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时, 监督成本c1越大, 监督的临界值δ′就越高, 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小。代理成本V越大, δ*越低, 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大, 动机也会提高。V也受到c2的影响。当c2增加时, V会降低, 使得 (π-π′) - (c2-V) 减少的速度快于 (π-π) - (c2-c1) , 从而使δ′增加, 监督的可能性将减小, 监督的动机降低;当c2减少时, V会增加, 使得 (π-π′) - (c2-V) 增加的速度快于 (π-π′) - (c2-c1) , 从而使δ*降低, 监督的可能性增加, 监督的动机提高。
在多次重复博弈中, 参与的双方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当博弈进行有限次时, 博弈双方只会关心每个阶段的当期支付, 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参与者会牺牲短期利益来选择长远利益, 博弈双方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争取对方的信任和合作, 从而在合作的基础上取得长期利益, 达到“双赢”。从长期来看, 委托、代理公司将选择 (监督, 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的策略组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 从以上静态博弈和重复博弈过程可以看出, 来自于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是实现委托代理走出困境的前提, 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受到来自于监督成本、代理成本和惩罚成本的影响。在静态博弈中, 委托公司可能会选择监督或不监督策略;在重复博弈中, 委托公司将选择监督策略。但是要实现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 或者使委托公司有积极性发挥监督职能, 就要采取措施完善企业治理机制, 包括委托、代理公司的控制机制, 如果在控制权与自主权上没有平衡, 即委托公司控制权过度, 或代理公司自主权过大, 都将影响委托公司监督职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刘有贵, 蒋年云.委托代理理论述评[J].学术界, 2006, (1) .
委托代理理论 篇9
关键词：委托代理,农地产权制度,产权残缺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合约交给农民使用, 其本质是一种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安排。但产权的运行效率取决于契约的有效性、产权的清晰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运行中, 由于产权残缺、土地市场功能缺失, 委托人对代理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存在。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 剖析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提出建立有效委托代理机制, 提高其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基本分析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 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对财产的责任和权利的不对等以及委托代理契约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不完全等原因, 代理人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刻意损害委托人利益, 产生代理人败德行为。而委托人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 无法衡量代理人的工作成果与其所付出的努力之间的联系, 无法准确了解代理人的素质和能力, 造成劣质代理人充斥市场, 最终导致劣质者驱逐优秀者的“逆向选择”问题。
为了减少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委托人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监督手段来限制代理人行为, 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然而,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 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 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它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 充其量只能是代理人的不完全信息。因而, 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 (forcing contract) 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 激励兼容约束是起作用的。
二、委托代理视角下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产权残缺
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地产权的委托代理安排具有复合委托代理的性质 (如图1所示) ,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 但由于这个所有权主体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整体, 他们必须利用某种产权代理机制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 行使他们共同的权利。因此, 他们将土地管理权委托集体组织行使, 形成以农户为初始委托人、集体为代理人的初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所有权委托代理) ;集体与农户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农户行使, 形成以集体为委托人、农户为代理人的次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经营权委托代理) 。
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有效的产权和完善的市场。然而, 由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 尤其是产权残缺, 没能为委托代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使农地委托关系严重失效, 这是我国农地困境的直接原因。
1.农地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法律虽然规定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实际上被界定为乡 (镇) 、村和村民小组三级, 到底农地属于哪一级集体, 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含糊, 导致农地产权主体具有多重性。缺乏明确所有权主体的产权于是完全暴露在公共领域, [1]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失去了最基本的约束。当国家强制低价甚至无偿征用农地时, 无人出面干预;当贱卖、侵占集体土地时, 无人出面制约。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农地的调整、规划和征用失去了规范。
2.农地产权界限不明确
农地产权界限的不明确即各项产权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 而且各产权主体的权责利也缺乏明显的界限。尤其是集体农户的终极所有权与集体组织的代理权之间界限的模糊。作为代理人的集体组织, 接受集体农户的委托拥有农地所有权, 其土地行为理应受到委托人的监督和制约。但实践中, 集体组织获得了事实上的土地控制权。这使集体组织得以将其意志凌驾于农户之上, 使作为委托人的农户对代理人的监督失去正常的权利基础。同时, 由于前述农地产权主体界定不清晰, 导致了农地产权空间界限的不明确。当以行政村甚至乡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时, 共同所有的范围明显过大。个体农户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关联随共同体范围的扩大而减弱, 农户对公共财产运行的关心也相应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不仅面临昂贵的成本, 而且监督也产生了明显的外部性。于是, 委托人的监督放松, 而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却受到激励。[2]
3.农地产权缺乏排他性
产权的排他性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滞后, 农民除了土地以外没有其他赖以生存的保障基础, 因而农地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生存保险分配给了农民。换言之, 在现阶段, 农地对于我国农民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资料, 更是一种生存保障资料, 是生存和发展的最后屏障。出于生存的需要, 任何农民, 只要他是特定社区中的一员, 其对集体土地的享有权就与生俱来而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农村集体所有权的这种平等性必然要求社区土地能随人口的变化进行周期性调整, 这种周期性调整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严格的排他性, 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预期, 其结果是弱化了农户对土地投资未来收益的预期, 减少长期投资, 并助长农户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因此, 个别和眼前利益使作为经营权委托代理中代理人的农户同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4.农地产权限制不当
《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或征收并给予补偿”。在我国农地一级市场缺乏的情况下, 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所有权的转化只能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在土地非农化巨大利益的诱惑下, 代理人与借助于政治权利的寻租者相互勾结, 以各种“公共利益”名义低价征地, 委托人的终极所有权被架空, 进一步激励代理人的败德行为。而个体农户在土地征用中缺乏知情权、参与权和上诉权, 根本没资格成为土地交易的一方, 无法分享土地增值后的收益, 导致其土地财产权益直接受到集体性侵害。但受农民组织化程度高低和自身能力的影响, 个体农户不可能共同承担维权的成本, 理性的农民必然选择“搭便车”。
5.农地产权制度责权利不对称
任何产权安排, 应既赋予经济当事人一定的权能, 也使之承担一定的责任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如权能责任利益相背离, 就会使产权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失衡, 造成约束不力或约束过度及激励不足或过度, 导致经济当事人理性地采取“不合理”的行为。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下, 农户依据成员权取得了一定时期的承包经营权, 但对其承担的土地义务的界定并不明确, 同时, 其利益也缺乏充分的保障, 在短期利益诱导下, 农户理性地选择机会主义。而乡村集体组织及其成员取得土地的实际所有权, 它一方面作为基层政权组织代表着上级政府对社区土地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又作为社区农民集体的代表与社区外成员就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交涉, 但相关法律政策并没对其权责利加以明确, 使其权力的行使失去控制, 造成村干部在土地调整、再分配及土地征用中滥用职权、违法乱纪、侵害农民利益的败德行为时有发生, 增加了产权保护难度, 助长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
三、提高农地产权制度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农地产权制度委托代理关系的失序, 与委托代理关系本身缺陷有关, 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制度保障的缺失。因此, 根据机制设计的激励相容原则, 要完善农地委托代理关系, 必须改革相关制度, 为农地产权制度运行提供有效的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机制。
1.明晰土地产权
产权残缺使农地产权安排缺乏明晰性、排他性、安全性、可转让性以及权、责、利缺乏对称性, 同时其可实行性受到限制, [3]增加了委托代理的成本。因此, 要建立明晰的排他性产权, 首先要明确界定农地的所有权归属。在承认和尊重农民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的基础上, 明确规定农地的所有权主体为农户。其次要界定集体产权的空间边界, 这是克服委托代理监督外部性的保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 以自然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边界符合村民的传统意识, 也使土地边界与村庄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契合, 有利于降低界定土地所有权的交易费用。同时, 以自然村为边界界定集体所有权, 由于土地公共占有的范围较小, 信息相对充分, 乡村非正式制度对代理人行为能形成有效制约, 惩罚和监督的外部性易于内部化, 也有利于降低监督费用, 提高委托代理效率。第三是提高使用权强度。从历史上看, 产权制度效率的改进, 无不与使用权强度的提高有关。[4]所以, 可将转让权、处分权、抵押权、继承权等农地产权束中一些无归属的权能与使用权合并, 由土地使用者掌握, 并使制度安排长期化。使用权强度的提高, 意味着使用者收益的增加, 减少其土地使用过程的短期行为, 对使用权主体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同时也提高了基层政府的违约成本。
2.规范和完善土地征用市场
我国农地制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失效,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农地征用市场功能的缺失。农地征用中的非市场化操作使委托人失去对代理人约束和控制, 加剧农地资源的流失。因此, 在农地征用中要引入市场化因素。一是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并以立法形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杜绝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行为。二是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土地的生产性收益, 而且要考虑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补偿方案不能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做出, 应由政府和农民双方平等协商确定;征地方案及补偿标准要与被征地农民见面, 实行“阳光操作”。三是规范征地程序。在现有土地征用程序的基础上, 建立土地征用目的审查制度, 强化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 增加土地征用透明度, 健全土地征用过程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公开查询、举行听证及举报等制度, 加强社会对征地过程的监督, 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 要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制, 明确申诉的程序和专门的仲裁机构, 确保农民的申诉权, 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四是土地征用市场化。长远看, 应逐步实行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做法, 以招标、投标或拍卖的方式征用土地。土地征用的市场化, 可减少针对土地资源的设租和寻租活动, 保护农民利益;通过市场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 可减少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损失;引入市场因素的农地征用, 由于其公开性和透明性, 使委托人的监督和约束具有明确的依据, 有利于减低监督和惩戒成本。
3.构建规范的委托代理机制
土地集体所有制面临与现代公司制度类似的治理结构问题, 因此, 可以借鉴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构建委托代理机制, 如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建立和运行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终极所有者的农户将土地代理权交由合作经济组织行使, 而合作经济组织又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农户。这种制度安排使分散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股份合作组织, 农户原来对土地的经营权转化为特定意义上的土地股权, 获得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实践做法是:在农户自愿的原则下,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折价入股组成合作性质的农业股份公司。这种建立在自然村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不承担任何行政职能, 保证了土地所有权的独立性;通过自然村合作组织监督土地利用, 配置土地资源, 交易费用低廉, 且其作为代理人的行为较易得到监督;较小产权范围可以提高村民对土地的关切度, 有利于土地保护和地力培育;农户具有充分的退出自由, 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这样构建的委托代理机制将有利于农地产权制度健康有序地运转。
参考文献
[1]巴泽尔著, 费方域等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赵峰.关于农地委托代理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2, (12) .
[3]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 2002, (06) .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代孕行为分析 篇1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行为, 同时一些代孕机构的私下操作也让人们认同它的违法性[1]。2010 年发生的广东“八胞胎”事件依然被人们广泛热议。尽管我国法律目前并不认可代孕行为, 我们却需要认真地思考其背后存在的合理性。
受到我国传统的婚育观的影响, 存在生育缺陷的夫妻在多种治疗方案无果的情况下, 希望借助代孕来获得孩子, 这种做法既满足了人们繁衍生命的现实需求, 尊重了人的生育权, 维护了人的尊严, 同时也巩固了家庭关系, 营造和谐社会, 并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情在理, 某些代孕行为符合我国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情感取向。
目前, 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已经认可了代孕行为的合法性。印度、乌克兰与俄罗斯允许所有形式的代孕, 法国、希腊、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瑞士、加拿大这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部分州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而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代孕[2]。英国在代孕这一问题上的立法最为明确, 1985 年《代孕安排法》 ( Surrogacy Arrangement Act) 及之后各修正案的通过, 使英国建立起完善的代孕法律法规体系。英国法律也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而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代孕, 但认为非商业性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可以收取“合理的支出费用”。因此, 在将来, 我国法律也需进行修正以适应社会对代孕的现实需求。
然而, 代孕行为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法律法规制定者带来了困扰, 包括道德伦理问题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代孕行为, 为法律法规制定者管理代孕行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参考。
1 什么是代孕?
随着1985 年《代孕安排法》的批准通过, 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对代孕进行立法安排的国家。该法案认为代孕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局部代孕。这种形式的代孕采用人工授精的方式, 精子来源于需求夫妇中的丈夫或捐精者, 卵子则来源于代孕母亲。此时代孕母亲与孩子存在基因联系。另一种是完全代孕。这种形式的代孕采用体外受精的方式, 精子与卵子来源于需求夫妇或捐献者, 当受精卵形成胚胎之后再植入代孕母亲子宫中。这种情况下代孕母亲与孩子没有基因联系[3,4]。这两种形式的代孕存在不同程度的委托代理问题。
2 委托代理问题
2. 1 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 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5,6,7]。
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同, 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 代理人的行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2. 2 代孕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 代孕协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委托代理合同[8]。委托人是已婚而不能生育或不愿生育的夫妇, 代理人是符合要求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孕协议要求“代孕母亲”完成一定的劳务, 包括代委托夫妇怀胎并照顾好胎儿、生产并交付孩子, “代孕母亲”从中收取相应的合理报酬。
因此, 从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来看, 代孕协议中可能发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有两个: ( 1) 在生产之前, “代孕母亲”不能按照协议的要求照顾好胎儿。大部分接受代孕协议的“代孕母亲”家庭经济条件都较差, 因此希望从代孕中获得可观的报酬。她们在怀胎之后, 可能不严格遵守代孕协议的要求照顾好胎儿, 而仍然从事繁重的劳务来获取额外的收入。另外, “代孕母亲”在怀孕期间可能擅自终止妊娠、堕胎, 可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抽烟、酗酒、熬夜等, 这些都为胎儿的生命与健康带来威胁。 ( 2) 在生产之后, “代孕母亲”不按照代孕协议的要求将孩子交付给委托夫妇。
两种形式的代孕的委托代理问题程度不同、各有侧重。“局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由于在代孕中提供卵子, 与孩子存在血缘关系; 基于人类的天性, 其在怀胎过程中会更加仔细的照顾好胎儿。但相应地, 其在生产之后, 更有可能违背代孕协议的约定, 拒绝将孩子交付给委托夫妇。与此相反, “完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由于与孩子不存在血缘关系, 其在怀孕期间可能无法十分周到地照顾胎儿, 但生产之后拒绝交付孩子的可能性较小。
3 如何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 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有效的制度建设是唯一途径[9,10,11,12]。因此, 要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必须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使用代孕技术的资格和条件, 规范委托代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确定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地位, 保证合同的强制性。
对于“完全代孕”,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 孩子是完全属于委托夫妇的, 此种代孕存在合法化基础, 法律需要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孩子归属于委托方。对于怀孕过程中“代孕母亲”可能出现的对胎儿照顾不周问题, 法律应该允许委托夫妇向“代孕母亲”支付合理的代孕报酬, 包括怀孕期间的劳务收入损失费用、医疗检查费用、护理与营养费用等, 以对“怀孕母亲”进行补偿, 避免其怀孕期间仍从事影响胎儿的劳务活动。同时, 法律应禁止“代孕母亲”在非特殊情况下擅自终止妊娠与堕胎, 并允许委托夫妇定期对“代孕母亲”进行探视, 以监督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证胎儿的健康发育。
对于“局部代孕”, 由于涉及伦理道德风险问题, 其中的卵子由“代孕母亲”提供, 其实质与“借腹生子”并无二异, 因此法律对此应暂时不予支持, 予以明确禁止。
摘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分析了代孕行为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生产之前“代孕母亲”对胎儿照顾不周以及生产之后“代孕母亲”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夫妇。“局部代孕”与“完全代孕”的委托代理问题程度不同、各有侧重。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要求我们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确定代孕协议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代孕,委托代理理论,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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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会计委托代理 篇11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会计
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是指在保障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属全体村民所有的基础上，确保村（社区）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四权”不变的情况下，村民（社员）在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与乡镇设立的会计代理记帐机构签订委托记账协议，对村级财务实行统一制度、统一审核、统一记账、统一公开、统一建档，并在在固定时间由各村派出报账员把与村财务运行相关的资料送到乡镇会计代理记帐机构记账的制度。本文通过对达州市大竹县清水镇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调研，试图探讨当前村级会计委托代理的运行状况以及给出一定的建议。
一、大竹县清水镇代理会计核算中心概况
（一）会计代理核算中心的建立
清水镇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是该县建立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典型代表。为了加强村（社区）集体财务管理，推动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维护农民和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达州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推行代理服务制的意见》，大竹县清水镇从2011年开始正式建立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出台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全面推行代理服务制的实施办法》。2012年，代理会计核算中心开始正式运行，于2013年检查验收。
（二）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机构设置
在清水镇建立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统一代理辖区内村（社区）财务会计的记账和核算工作，监督村级财务管理。同时，取消了村（社区）会计，各村（社区）只设报账员1名（由副主任担任），负责全村及各社的收入解缴及支出报账工作，各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只设一名经办人员（各组长担任），负责该社向村上的收缴、报账工作。会计核算中心设置岗位为：主任1名，会计2名，出纳1名，该中心工作人员从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具有会计从业资格或从事财务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中调配。
（三）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主要工作
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代理村级会计核算，按照《会计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四权”不变的原则，代理村级会计核算。其具体工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村级会计账簿，规范账务处理程序和会计核算。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指导下，建立规范的村级会计账务记帐工具，保证各村按照统一的要求，在中心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这也是中心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第二，进行会计资料、资金的安全保管工作。过去由各村各自保管的会计资料、村集体资金等现在统一交由代理记帐中心保管，村集体需要使用资金时再凭相关的手续到中心领取。4、编制村级财务会计报告，及时报送县财政、农业部门及村委。为保证会计代理记帐中心运行状况的透明性、及时性、规范性，建立了相应的会计报告送报机制。5、指导村报账员工作，并组织业务培训。建立制度是中心运转的第一部，但如果空有制度，处于执行主体之一的各村如果不了解制度如何运行，制度也只是一个空壳。为了让会计代理制度切实的运转起来，中心派出人员对村报账员进行指导培训，确保他们能胜任报账员的工作。6、制定符合本镇实际的财务制度和收支管理的各项办法，实行规范化管理，协助镇财政所做好上级政府及部门拨到各村（社区）资金的监督管理，执行好财经制度及各项惠民政策。7、村级消赤减债工作，管理村级债权债务。在村委会或集体组织对农村进行管理和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一定的村级债务，由于过去财务管理不规范，村级债务也是农村经济中的一大问题，争对这种状况，对村级赵武的管理也是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
二、村代理会计核算中心制度取得的成效
（一）规范了农村财务管理。在进行会计委托代理记帐之前，清水镇与大竹县其他乡镇存在着财务状况较为混乱，票据、账目不规范等问题。在建立新会计委托代理记帐之后，通过统一会计核算，统一会计软件，规范收支凭证，统一表格样式，建立财务收支预算管理制度，财务保修流程及授权审批制度等方法，改变了过去诸多混乱，不规范的状况。（二）切实确保了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集体资产不会被相关人员随意挪用。在代理记帐中心为各个村开立了专门的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规定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工作必须坚持民主管理原则。由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定村（居）委会重大财务活动和财务事项。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财务活动和财务事项，包括集体土地的承包和租赁、集体企业改制、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村组公益事业经费等，必须经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设立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小组，对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三）改善了党群关系，有利于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随着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建立和规范有效的运行，大竹县清水镇基本实现了阳光财务，村干部挪用村集体资金用作私用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我们在对村民的访谈中也证实，村上的财务状况是公开的，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的运行非常放心。这使得干群关系得到改善，村民对村干部信任度增加。
三、村级代理会计核算中心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一）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有的村依然存在着账目不全、不实、不规范，没有台帐等问题。这使得管理中存在一些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管理是一种隐患。（二）管理队伍不稳定，现会计代理核算中心的人员为7人，都是从其他部门抽调，工资由各部门发放，而这7人要承担14个村的财务工作，工作量较大，人员也不够不稳定。（三）现在会计代理良好运转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清水镇各村的资金量不大，各个村产业较少，收入来源单一简单。如果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的管理方式恐怕难以胜任。现在虽然有会计记帐，但没有规范的评估、审计等环节，并且人员数量太少，难以应对将来更为复杂、专业的会计工作。（四）代理会计核算中心负责村财务工作的计算机直接与互联网相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由于条件限制，中心的电脑没有与互联网隔断，这导致了各村的财务状况有被泄露的危险，如果有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心进行攻击，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四、完善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代理会计核算中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争对中心人手较为缺乏，人员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完善用人机制，保障中心人员的稳定。二是争对部分村财务尚不规范的情况，继续规范代理服务，建立完善的审计机制。三是争对网络完全存在的隐患，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如有条件可建立独立的网络平台，加强网络安全。（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袁伟，委托代理开辟“三资”管理新径[J]财务与资产管理，2003（9）
委托代理理论 篇12
一、财务呈报环境分析
(一) 财务呈报环境构成
在我国, 财务呈报环境是由各种各样受财政部和证监会财务呈报要求影响或在其中的拥有立场的集团和个人组成。这些集团包括投资人、信息中介、规范者、管理当局和审计师以及其他人士。这些利益集团或关系人中, 每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关系人的作用和利益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 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体利益也是不同质的。鉴于这一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财务呈报可能演绎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
(二) 财务呈报环境分析
财务呈报的对象是信息即会计报表等相关会计资料,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商品。这种商品的特点是信息的提供者不是信息的使用者, 即企业管理当局生产信息, 而投资人、债权人、所有者和监管部门等所需要的信息与企业生产的信息不会恰好相符, 这种客观现实将财务呈报置于各方矛盾的中心。从目前的会计呈报环境构成来看, 由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地甚至彻底地分离, 投资人与企业管理当局之间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 (公司管理当局) 控制企业财务信息的加工与对外披露, 远比委托人 (公司所有者) 了解企业更多的内幕消息, 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的相关利益集团如投资人、债权人、证监会、财政部等外部利害关系集团在对财务信息的占有上, 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现状会导致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其信息优势侵害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 则会导致市场失去公平和效率。在市场经济中, 信息不对称标志着市场失灵, 从而会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 需要政府及其他社会机构出面干预。这种干预表现为要求企业加工和提供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准则的规定即进行制度性安排 (也称会计管制) 。在我国, 会计管制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来实现。
二、财务呈报冲突的经济学分析
(一) 管理当局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析
加拿大会计学家威廉·斯科特运用博弈论 (game theory) 解释管理当局和投资人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在本质上, 管理当局和投资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之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在威廉·斯科特的非合作博弈模型中, 管理人员和投资者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 且各种效用函数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组合。管理人员会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是否歪曲报表;投资人也会进行理性推断, 即决定是否购买或者拒绝购买某公司的股票, 投资人还可以根据其效用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尽量争取各方较大的效用。实际上,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在公司管理当局和投资者的关系中, 管理当局提供并传递信息, 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投资人需要通过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判断, 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产生二者冲突的直接原因。
资金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资金来源于投资人, 因此, 处理企业管理当局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回避的。因此, 任何一项新准则的实施都要特别关注投资者和管理人员的效用支付函数。只有确保在准则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的效用能够被管理人员接受, 才能确保新准则的顺利执行。另一方面, 对投资人来说准则制定机构必须能够使投资者确信准则对管理人员是具有约束力的, 并且该准则能够被良好地执行, 或者通过监管部门引入对歪曲信息行为的严厉处罚来改变博弈中的效用支付函数, 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纳什均衡, 即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二) 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冲突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现代公司的一种特征, 所有者和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目标的不一致。管理当局的目标是自身福利最大化, 公司所有者的目标是公司或者说是所有者福利最大化。由于资金的拥有方 (股东) 将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了管理当局从而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当局需要运用合适的会计模式以说明其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这样, 受托责任的履行和所有者如何实现有效监督成为财务呈报冲突的焦点。在实际工作中, 公司的所有者 (委托人) 雇佣公司的管理人员 (代理人) , 并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回报, 且期望其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管理人员并不会因为所有者期望什么行为就选择什么行动, 而会选择能最大化其自身的期望效用的行动。
(三) 债权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分析
二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福利的争夺。当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借款合同时, 管理人员和公司的福利都会受到影响。财务呈报是公司管理人员的职责, 为了能够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很可能在披露财务信息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控制某些财务指标, 粉饰报表以使债权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满意。债权人贷款给公司, 目的是在规定的期限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所以, 债权人在将款项贷给公司之前考虑更多的是其投出资金的安全性, 这就需要了解公司有关财务方面的信息。而理性债权人知道管理当局的动机, 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就要进行相关分析和指标评价, 以确定管理当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 这时他们可以借助于审计人员和会计准则, 因为他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增进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如果管理当局报告的是虚假的财务信息 (审计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发现) , 而债权人轻信并借款给公司, 债权人的风险就会加大, 其福利就会减小, 管理当局的福利就会加大。可见, 财务信息的报送和使用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管理当局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 二者的冲突原因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借款合同一般都会包含限制股利发放的条款, 若公司违背这些条款代价非常大。股东有限责任的确立使公司的债权人无法对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提出请求, 公司中的债务应不仅仅被看作是融资的一个工具, 还应被看作是双方利益甚至是多方利益关系的分配和制衡方式。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现代公司法提供了三种基本性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方法:公司事务公开性原则的遵守, 公司资本维护原则的贯彻以及公司清算原则的执行。
三、解决财务呈报冲突的方法
(一) 在公司内部设计能够控制道德风险的合约
透过上述分析, 各种冲突关系实际上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可以通过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二者之间冲突即通过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这个问题又是公司治理生态中一个重要问题。舍温·罗森的研究表明设计适当的契约以引导管理层根据其股东的利益来行动:设计有效的激励方案, 能够惩罚有害的行为也可以鼓励合意 (积极) 的行为, 方案要尽可能详细;重视声誉的作用。舍温·罗森认为当管理层行为结果的资本价值的收益比违约行为、偷懒和当前行动中的错误的利益大时, 剩余的损失可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
在实践中可以借鉴西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目前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比例虽有所增加 (上市公司安泰科技与2008年3月1日公布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受此消息影响, 该股在几个交易日内上涨超过20%) , 但是代理问题仍相当严重。高管在职敛财、侵吞公司财产的案例屡见不鲜, 有的高管甚至在一家公司过渡消费, 致使公司倒闭后再到另一家公司继续做高管。是否应该在经理人市场上多做文章, 让那些虽然具有专业知识, 没有道德水准、只顾一己利益的高管没有第二次犯错误的机会, 即重视声誉的社会影响, 全面提升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经理人的责任感, 削弱其投机心理, 还会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上升, 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二) 通过制定有效、权威的会计准则, 规范计量管理人员业绩的基础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必须对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作严格和科学的规定, 才能强化对信息供给的约束, 有效地维护投资者、债权人、所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有利于社会公众做出理性决策, 从而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证, 同时也为解决财务呈报冲突创造了条件。
(三) 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 以削弱管理当局拥有超级信息的地位坚持披露原则, 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必须有足够的有用信息含量, 又应如实地、可比地反映企业和投资人相关的信息;不为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弄虚作假;不遗漏按准则和制度必须确认披露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事项;充分地暴露其业绩已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险;也不掩饰企业已经形成或极有可能获得的收入、利益和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报表的使用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后果。
(四) 债权人进入监事会
债权人进入监事会有利于强化对经营者的监控, 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监事会中的债权人代表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借入资金使用等各方面的详细信息, 监控经营者对财务契约尤其是限制性条款的履行情况, 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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