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共12篇）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1
非对称信息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在旅游业经营中的运用大量存在。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张维迎,2000)。在旅游业中,旅游的供应与需求双方显现出信息非对称,旅游供应者拥有完全的旅游供应信息,而旅游者(消费者)在购买时对某些旅游供应信息却了解甚少,或了解一部分,导致旅游者决策失误,出现大量投诉。笔者从非对称信息的委托人-代理人角度分析旅游供应者、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业务合作者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非对称信息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在旅游业中运用的模型类型和运用情况进行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非对称信息对旅游供应者、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业务合作者均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旅游业经营中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大量涌现。主要表现为:
(一)旅游供应者的问题
旅游供应者由地方旅游接待部门组成,指当地饭店、餐馆、交通、浏览娱乐地、购物商店等与旅游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目前旅游供应者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旅游供应者隐藏或故意不告诉旅游者或旅游经营者必要的旅游接待信息,或夸大旅游产品和服务功能,导致旅游者或旅游经营者决策错误。由于旅游供应者存在问题涉及的类型多,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所应用的非对称信息理论方法及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也不同。
(二)旅游经营者的问题
旅游经营者是指旅游的中间商,即指国内外组团旅行社、接团旅行社等中间商。这方面不对称信息问题表现在:一是旅游经营者可利用旅游者无法确知或预知旅游的完全信息或行动,蒙骗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二是旅游经营者如果管理激励不力,导致导游索要回扣或欺骗旅游者购买伪劣产品,使旅游者在购买后大量投诉。一般而言,旅游经营者在非对称信息方面处于中间位置,运用理论方面也有两面性。
(三)旅游者的问题
旅游者在此指咨询、购买或消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人。对于旅游决策而言,旅游者的期望与现实接待往往有巨大距离,非对称信息总是让旅游者处于劣势。
(四)旅游业务合作中的问题
旅游接待服务需依靠多个部门、多个单位的共同合作才能完成。旅游供应者和经营者的职业道德与诚信问题大量涌现,表现为:旅游的供应者或旅游经营者利用或采用各种手段,在经营合作中拖欠款、甩客、弃客、扣人质等。非对称信息对旅游经营业务合作影响很大。
二、旅游委托人-代理人模型的类型和运用分析
在旅游业经营中,供求双方主要存在着三种模式(见图1):
由于旅游经营模式不同,它们的非对称信息状况及其运用的非对称信息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也不同,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旅游委托人-代理人模型类型
根据信息经济学文献,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Principal) (张维迎,2000年)。在旅游产品的买卖经营中,旅游供应者拥有完全信息,他们成为旅游代理人(Tour agent);而不拥有信息或无法预知信息的旅游者成为旅游委托人(Tour principal);旅游经营者有可能预知旅游的完全信息,也可能无法拥有完全信息,因此,旅游经营者既可是旅游代理人,又可是旅游委托人。
从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信息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post),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Actions),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Knowledges)。研究不可观测行动的模型称为隐藏行动模型(Hidden action),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knowledge)或隐藏信息模型(hidden information)[1]。由于信息不对称,旅游代理人可以在和旅游委托人签合约之前隐藏信息或隐藏行动(可能出现的真实接待情况),也可在与旅游委托人签合约之后隐藏真实信息或隐藏行动,以达到欺骗旅游者、安慰旅游者(即向旅游者解释未行动或不完全行动的原因)之目的。于是,运用信息经济学,可以建立相关的旅游委托人——代理人的模型如下(见表1)。
(二)旅游委托人-代理人模型运用
1.旅游业中隐藏行动的诚信风险模型(Honest hazard with hidden action)应用。
在旅游业的经营中,旅游供应者或旅游经营者,为了达到故意欺骗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的目的,事前隐藏其真实的行动(如准备好不行动、少行动或不给钱),等到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与其签订合同或钱到手后,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这种非对称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于旅游业散客经营、代办经营、组团式经营或业务合作经营中,而现今的电脑网上经营更是不可避免(见表2)。因此,政府应设计一个机制,例如采取严厉的经济或行政处罚措施,使这种故意欺骗行为无法继续,以保护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2.旅游业中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action)应用。
旅游代理人与旅游委托人在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但签约后,旅游代理人选择行动(如是否按合同安排旅游活动),“自然”(指虚拟的参与人的集合[2])选择“状态”(The state of the world)(指旅游接待地的某类酒店、餐馆、交通、浏览娱乐地、购物商店等产品和服务水平状况);旅游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如合约规定的三星级酒店、豪华大巴车等);旅游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旅游代理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旅游代理人与旅游委托人运用模型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旅游者和地方旅游接待部门成为单纯的旅游委托人和旅游代理人,旅游委托人无法直接观测到旅游代理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而国内外组团旅行社和国内外接团旅行社本身相对不同对象既是旅游代理人,又是旅游委托人,作为旅游代理人在旅游过程中可选择自身的行动,并与自然状态决定了旅游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最终结果,作为旅游委托人也无法直接观测到上级旅游代理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
由于旅游代理人客观上可隐藏行动,旅游委托人的劣势问题更为明显。为此,政府部门可用法律形式——即旅游合同来规定旅游代理人的行动,希望能保护旅游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旅游委托人,特别是旅游者,由于自身对旅游业务操作和信息不了解,在签合同时仍无法预测到旅游代理人真实的行动,而只有等到旅游结束后才能感受到其真实的行动和结果。因此,设计各种不同的旅游激励合同以诱使旅游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旅游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十分重要。
3. 旅游业中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应用。
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旅游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并向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错误报告旅游信息,提供多种旅游线路或项目供选择,旅游者或旅游委托人不知道信息的错误及旅游代理人的选择(因而信息是不完全的);旅游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同后,旅游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动,导致真实旅游接待与旅游合同要求不符(见表3)。
4.旅游业中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应用。
自然选择旅游代理人的类型;旅游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如为国内外组团旅行社、国内外接团旅行社或地方接待部门等,旅游代理人告诉旅游委托人或旅游者自己的接待类型或某种信息,旅游委托人或旅游者在观测到旅游代理人的接待类型或信息后与旅游代理人签订合同,但旅游委托人或旅游者无法确切知道或不知道旅游代理人的真实类型和自然的选择,因信息是不完全的,导致旅游委托人或旅游者的错误决策(见表3)。
逆向选择模型和信号传递模型的共同特点是,旅游代理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向旅游委托人隐藏或错误报告信息,或假冒别的旅行社品牌、或夸大旅行社及接待地的接待范围和能力,骗取旅游委托人的信任,签订旅游合同,甚至预交所有的旅游费用。为此,政府可通过制定法律条文,如我国已制定了《旅行社管理条例》、《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促使旅游代理人尽可能提供真实信息,规定不得进行虚假广告,欺诈旅游委托人或旅游者,不得超范围经营,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否则将给予各种经济或行政处罚。对于国际出入境旅游经营业务,则通过两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协商,签订合作协议或意向书,共同管理好国际出入境旅游经营业务。
5. 旅游业中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information)
应用:旅游代理人和旅游委托人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但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可能是旅游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观测到自然的选择,然后选择行动(如向旅游委托人报告自然的选择);委托人观测到旅游代理人的行动,但不能观测到自然的选择(因而是不完美信息)。如国内组团旅行社与旅游者签合约时,双方商讨时的信息是对称的,国内组团旅行社可观测到国外组团旅行社或接团旅行社的接团内容和选择的行动,旅游者可观测到组团旅行社的行动,但不能观测到接团旅行社的真实接待。同样,国内组团旅行社与国外组团旅行社或接团旅行社签合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国外组团旅行社或接团旅行社可观测到国外接团旅行社或当地饭店、餐馆、交通、游览地、购物商店的接团内容和选择的行动,国内组团旅行社可观测到接团旅行社的行动,但不能观测到当地饭店、餐馆、交通、游览地、购物商店的真实接待(见表4)。
由于旅游信息被隐藏,旅游委托人常遭遇信息不真实的问题,为此须设计一个机制———赔偿制度,来激励诱使旅游代理人在给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旅游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如真实地报告自然状态)。由于旅游者是最终的消费者,针对旅游者而言,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旅游质量保证金制度,以确保旅游者的权益不受损害。对于旅游者以外的旅游委托人,则采取先赔偿旅游者后再索赔的方式进行。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2
论文作者 张跃平/刘荆敏
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随着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令人振奋的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领域。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经常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对工作的详细信息、代理人的能力、品德和偏好的信息不对称，度量代理人业绩的成本昂贵。所以，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否则代理人做出的决策通常不是最优的，这就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原则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
一、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在近20年取得的迅速发展，取得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解决代理问题的显性激励方法。由威尔森(1969)、罗斯(1973)、米尔利斯(1974)、霍姆斯特姆(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等人开创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提出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财产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权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比例。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理论，认为企业采取团队模式进行生产使得每一个成员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确度量，这会导致人们“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为此，需要设立监督者，并以剩余索取权对监督者进行激励。这是一个理论突破，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领域扩展到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领域。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用“代理成本”概念，提出了与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以及布卢等(1985)，仍强调监督的重要性。霍姆斯特姆和蒂罗尔在《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上的重要性。
2.解决代理问题的隐性激励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法玛(1980)的研究是其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1982)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经理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经理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它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因此，由于外部压力的存在，该经理意识到偷懒可能有害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由克瑞普斯等人(1982)提出的声誉模型，解释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使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伦德纳(1981)和鲁宾斯坦(1982)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保持长久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贴现因
子足够大），那么帕累托一级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就可以实现。
在竞争、声誉激励机制理论中，证券市场中公司控制权接管的激励作用极为重要。曼勒(1965)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曼勒指出，公司接管的可能会使管理阶层小心谨慎。哈里斯和雷维夫(1988)发展的证券设计理论，建立了有关投票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模型，认为证券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控制手段。其主要观点是，通过投票来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必须由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人掌握。这种理论用到经理激励研究方面，其重要影响表现在，只要将选择经理的权力交给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投票人，经营业绩不好的经理将会因此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这一选择机制会激励经理为获取企业控制权而努力经营，提高经营业绩。由此可见，经理激励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于经理选择权的安排；把控制权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是激励有控制权欲望的经理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条件。
二、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为使代理人行为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在股权结构设计过程中，可通过使代理人拥有公司部分股份的方式，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理论认为，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收入状况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应该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市场竞争、特别是企业兼并会导致代理人声誉损失，会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那么，国外的经验观察和有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否支持上述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企业的经营激励实证分析主要结论
有关美国企业经营激励的实证研究非常活跃，这是由于在美国很容易获得与企业高级经营者报酬相关的资料。例如，美国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CEO)的报酬，就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周刊》和《福布斯》而获知。正式的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始于詹森和麦克林(1976)，他们将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内部股东，主要指董事会成员及公司其他高层经理人员，他们实际上拥有公司控制权及专有投票权；另一类是公司外部股东，他们不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只能“用脚投票”。对两类股东来说，每股股权都能得到相同的股利，然而，内部股东却可以通过特权消费来增加这种现金流。在此理论框架中，经理人员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增加时，他们必须支付大部分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从而更加不可浪费公司财富。因此，公司价值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詹森与墨菲(1990)的分析结果，其研究集实证研究之大成。詹森与墨菲进行了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CEO的报酬变化与股票市值总额变化之间虽呈正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系数以及估计的修正系数相当小，因而得出的结论是经营者报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并不大。但是，罗森(198 5)指出，在对此进行判断的时候，缺乏适当的基准，因为股票市值总额大小并不是描绘企业绩效的恰当方法。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1987)的调查表明，基于业绩而付酬的激励方法不一定有效：支付了巨额激励金的90家上市公司，与90家没有采用激励措施的上市公司相比，股票表现几乎没有区别；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认为，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就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来密切监督公司经理人员。德姆塞茨用1980年美国511家公司的会计利润对各种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会计利润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法玛和詹森(1983)认为，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公司少量股权时，市场约束仍可以使经理人员趋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反，持有公司大量股权的经理人员可能有足够的投票权或广泛的影响力来保证他们能以令人羡慕的工资水平受到雇用。然而，霍尔和利伯曼(1998)公布的研究成果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周期为1980-1994年，公司样本数量为368，有关样本公司CEO的报酬数据，CEO报酬与企业业绩相关性明显递增。霍尔和利伯曼认为，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同于詹森和墨菲的结论，是因为1980年以后CEO股权价值变化的结果。事实上，样本企业CEO的股权激励
从1980年的30%增长到1994年的70%。可见，股票激励对经营者有很好的长期激励作用。所以，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有时是相矛盾的，但其主流观点是公司经营绩效是股权的函数，总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有一定的正面相关性但不显著。
（二）收购、所有权结构、资本构成及激励
由于企业的最高经营责任者事实上掌握了管理人员的任命权，即使在美国，董事会也不能够充分履行股东利益代表的职能。因而，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构与企业收购的威胁提供了职能上的补充作用，这起到了促使经营者重视股东利益的激励作用。
1.并购与经营激励。在欧美，企业经营者除了面对来自金钱的激励外，也会面临因企业被收购而失去职位的风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偏离了股东利益至上的经营方针，股票价格就会降低，因而实力强大的并购组织就会把这样的企业作为寻求潜在机会的目标。被收购企业原有的经营管理人员不久即被迫辞职。这样，在资本市场上，失职的经营者通过并购而被淘汰，有能力的经营者被选拔任用，并忠实地贯彻执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并购对经营者而言真是一种压力吗？而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后真正得到了改善吗？
第一类研究使用会计数据来研究公司并购的绩效，利用资本生产率来衡量公司的业绩，诸如利用投资资本回报率来比较不同范畴的并购公司间的业绩。拉文思与克拉福特(1987)通过对被并购企业的会计收益性的效果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与并购活动改善企业经营效率之说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与里利坦伯格(1992)关于工厂的总产量与工厂的所有者交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结论相一致。这些研究结果发现，公司业绩与公司的并购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第二类研究是通过股票价格来研究，是考虑在宣布公司并购时，即在宣布兼并、收购、分割和敌意接管时股票市场的反应。根据日本学者植草益以股票投资收益率为评价基准做过具体分析：很多的实证分析已经证明，收购后企业溢价现象是存在的。迈克尔·詹森和理查德·鲁拜克对这些情况下的股价波动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考察了股价在公司控制发生变化后的反应。得出的三个重要结果是：(1)若母公司和目标公司股票价值在宣布合并的时候都上升了，则说明兼并是有效率的；(2)目标公司的股东收益异常地高（平均在30%左右）；(3)收购公司的股东获得较小的并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收益（4%左右或者更少）。这些结果表明，收购对收购者确实能够产生潜在的价值创造。
第三类研究是对并购公司的长期业绩进行研究，通过对60年代和80年代的兼并结果进行比较。其研究结论是，从长期来看，并购公司的业绩是很差的。迈克尔·波特研究了33个主要的并购公司的组合后发现，在1950年到1986年间所进行的兼并和收购中，1/3以上的兼并和收购在最后都被剥离。
总体来说，公司并购后相对于在并购前的每股权益的收益是否更高仍然是不清楚的。
2.所有权结构与对经营的监督。最近，研究人员开始注意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证券基金经理不再使用购入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卖出收益率较低的股票这种消极的运作方法，其经营方针正转向在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给经营队伍施加压力以改善经营绩效。特别是，由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2年到1993年间确立了新的股东规则，规定年金基金等大股东可以对其所投资企业的董事会选举施加影响作用。这样一来，证券基金等部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人事、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股票期权的决定，可以较为容易地施加压力。但是，贝克尔(1992)指出，基金经理积极的干预不仅不能改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反而会使经营者变得屈从于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只注意有价证券的短期收益率，追求短期性的股价上升，从而放弃股东的长期利益。
三、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失败的原因分析
上面这些研究对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各种激励措施在公司里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与激励理论相差很大。詹森和墨菲(1990)指出：“我们的证据显示的报酬—绩效激励敏
感性很小是令人困惑的。……股份公司的管理激励一般苍白无力，这向社会科学家和补偿政策的实践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虽然不能由这些事实彻底否定个人绩效报酬，以及它们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应用于实际是失败的。
贝克尔(2000)对分享激励理论失败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激励措施反而导致职员怠工，造成员工间非合作行为，挑起上下级进行博弈……总之，为组织带来非意愿的破坏性结果”。贝林纳(1976)将分享激励理论失败归因于棘轮效应；在棘轮效应模型中，过去的业绩传递的是有关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信息，企业内在生产能力的所有权属于企业所有者，经营业绩越好，企业所有者认为企业内在生产能力越高，经营者给所有者上缴的份额越高，因此，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也就越低；由威廉姆森(1985)最初提出，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以及泰勒予以发展的解释较为经典。他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各项任务之产出是极难观察的，结果，对所有任务而言，激励措施变得“低能”了；贝克尔(1992)的分析与威廉姆森等的分析在精神实质上大体一致。但他切入的角度是可实施合同的基础。在一个显性合同模型里，他指出，员工行动对公司的价值不能作为合同的基础，应当代之以“不完美的客观标准”，例如生产的量而不是质。但这将导致员工的次优行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证明，当一个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对任何给定工作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本身的可观测性，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工作的可观测性。特别是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工资契约可能优于根据可观测的变量奖惩代理人的激励契约。也就是说，如果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在某项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努力，而该项工作又难以观测到，那么对其他工作不应采取激励契约。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1994)对他们原有的解释进行了深化。他们指出，状态依赖报酬激励、产权激励和工作设定等企业的三种激励措施会相互冲突，产生激励的扭曲。一种激励措施的作用也会因为其他激励措施的采用或不采用而分解；迪西特(1997)是从企业的委托人在增多这一角度来分析的。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已经来临，那么，企业的委托人就不仅有股东，还有信贷人、地方社区等等。更多的委托人要么合谋，更大地降低最优合伙合同的风险；要么窝里斗，导致更大的委托人行为负外在性。这都使得激励产生扭曲现象。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依据分享激励理论制定的传统的期权薪酬本身就存在着漏洞。传统的管理层股票期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持有上涨期权的管理人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并不需要为公司股票价格的下降负任何责任——起码不会因此受到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薪酬上的惩罚。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高级管理人员手中都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只要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收入就必然大大增加，而不管这种股票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因为市场整体处于一种高涨状态还是真正得益于管理层的努力结果，因而，以这种“固定型”股票期权将员工的薪酬和公司的股价联系起来并不见得能使股东真正从中受益或者说真正保障他们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只要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就可以视为公司业绩的提高，管理层就可以从持有的股票期权中获益。事实上，在1993年到1999年间，几乎所有主要的股价指数都上升了近两倍，也就是说，市场上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翻了两番，这对于持有大量股票和固定股票期权的管理人员来说，无异于一笔横财。因为股市的这种整体走好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并非得益于个别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绩效。因此，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管理层的奖金、公司的财务指标和公司的股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例如，詹森与墨菲(1990)就经常用类似“CEO的薪酬激励不在于支付多少，而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支付”这样的话来阐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们认为，CEO的薪酬和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就是公司股东的价值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一些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作行为感到忧虑，在解决经营者被委托—代理理论称之为代理人“道德风险”的同时，股票期权制正在诱发企业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
还有学者从“内部人控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青木昌彦教授于1994年最早地提出了“内部人控制”概念。该概念原是针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情况而提出的，内部人控制看来是转轨过程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青木昌彦主要分析了20世纪70-8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情况后指出，在那里，计划经济制度的停滞迫使中央计划官员下放权力和计划指标，从而使企业经理获得不可逆的管理权威。而中央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又使这些已经获得很大控制权的经理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例如在南斯拉夫，主要是职工控制了企业，在俄罗斯，则是经理控制了企业，共同之处在于政治上发生了突然的转折，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内部人权力突然间急剧扩大。内部人控制，原来泛指国有企业制度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其它方面改革措施的配套，企业外部成员监督不力，因而变态地转化成了由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控制了企业的产权，其主要特征是经营权对所有权的侵害与实际意义上的控制和支配。现在，内部人控制是指企业经理和职工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并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索取权。在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只是窃取利润，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内部人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产品、资产或公司增发证券出售给他们控制或拥有的另外一个公司。价格转移、资产剥离、委托人稀释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对外部投资人权利的剥夺采取以下方式：转移公司的合作机会，把可能不合格的家族成员安置在管理岗位上，或者给高层经理过多地支薪。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3
关键词：公司治理理论；信息不对称；国美之争
一、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公司治理的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以现代企业为对象，以监督和激励为核心，但是并不只强调激励和约束，也强调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决策的有效性。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超产权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二、委托代理理论论述
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日益进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所有者亲自管理企业越来越多的受到自己精力、专业知识等的限制，当所有者亲力亲为管理企业效果不理想，从而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时候，委托代理关系就产生了。
由于当管理者努力工作时，全部收益可能为股东所有，而额外消费时，只承担一部分成本，所以企业的价值会小于他是所有者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称为代理成本。
三、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分析国美之争
（一）国美之争的来龙去脉
黄光裕于1987年创立了国美，2006年国美合并了永乐电器，永乐的董事长陈晓出任国美的CEO。从而为这一场中国商界少有的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博弈埋下了伏笔。
2008年，黄光裕被北京公安局逮捕，原因是他设计股权回购计划，以私人名义将股权出售给国美，套取资金，偿还其对一家财务机构24亿元的债务，该行为给国美带来了16亿港元的损失。黄光裕被判处14年徒刑。陈晓成为董事局代理主席，后黄光裕辞职，陈晓正式成为董事局主席。
黄光裕服刑期间，美国私募贝恩公司宣布通过债转股增持国美的股权，债转股后，贝恩持国美的股份达到10%，黄光裕家族的股份被摊薄到32%。贝恩投资入股国美后的第八个月，因担心股权被稀释，大股东黄光裕在2011年的股东大会上发难，否决了贝恩提名的三名非执行董事。按照合同规定，如果贝恩提名的三名成员不能进入董事局，会造成违约，国美须向贝恩赔偿24亿元。事件发生后，董事局召开紧急会议，否决了股东大会的决议，强行委任贝恩的三名高管进入董事局，并首次公开指责黄光裕、杜鹃夫妇将国美陷于重大危机之中。
2010年9月28日国美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通过投票表决，黄光裕的五项提案，除撤销增发、发行、买卖股份的其他提案均被否决。陈晓初步胜出，得以连任，黄光裕家族的收益在于不必再担心股份被稀释。
2010年12月27日，国美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任命黄方的邹晓春、黄红燕为非执行董事。
2011年3月9日，国美电器宣布，张大中将接替陈晓，成为国美电器第三任董事会主席。不过，这一次黄光裕家族对新任董事会主席有了权力制衡，张大中此次仅为非执行董事。国美的“陈晓时代”终结，一度喧嚣的国美控制权之争落幕。
（二）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对该事件进行分析
1.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基于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诞生之初，是被作为一种负面的新生事物被无奈的接受的，并不像我们现在认为的，仿佛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因为当时人们一眼就看出了这种制度中因收益风险不对称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管理者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对称的。
在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中，我们不能否认，陈晓确实想通过增发来稀释黄氏家族的股权，陈晓自己也委婉的承认了这一点，按照他的看法，一个被国法判以重刑的人如果始终在企业内部阴魂不散，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黄先生判了14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他获取社会资源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相对于对手而言，这就是我们的短板”。這就是陈晓那句“黄光裕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真正含义。
姑且不论陈晓这一观点的合理性，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黄光裕是有分歧的，试想当初黄光裕在吸纳陈晓进入国美核心管理层的时候，如果知道对方在控制权问题上和自己的观点有如此大的差异，还会任命陈晓为国美的总裁吗？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成本。
2.大股东和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相对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里，这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大股东（或者其代理人）利用对公司管理的便利，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并凭借这一点侵害小股东的权益，在社会法制和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的亚洲市场，相关例子比比皆是。在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中，黄光裕以个人名义将股票出售给国美，从而使国美集团损失16亿港元就是损害企业整体利益，侵害小股东权益的例证。这也是股权之争中，陈晓坚持以“与大股东利益冲突的其他股东的代言人”定位的原因。
（三）总结归纳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上来讲，黄光裕把陈晓推上了董事局主席的职位，他要求陈晓按自己的意愿决策，当陈晓违背他的意愿的时候，黄光裕要求罢免陈晓是合情理的；而陈晓认为自己应该代表全部股东而不仅是大股东的利益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双方更大程度上是立场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中国内陆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政府也应当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委托——代理理论与绩效预算 篇4
1932年,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 (Berle, A.Aand G.C.Means, 1932) 提出了著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 并对比传统企业制度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激励问题。他们认为, 与传统企业制度不同的是, 现代公司制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人, 由于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企业的总价值低于管理者是唯一所有者时的价值。1937年, 科斯 (Coase, R.H, 1937) 在其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书中, 提出了“交易费用 (transactioncosts) ”学说, 并利用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的形成和规模。他认为, 企业是在“比较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上的费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交易费用”学说的提出为进一步研究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成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 交易费用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激励理论、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取得突破, 使始于伯利、米恩斯和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得到快速发展。自此, 委托——代理理论正式被提出来, 并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等一切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领域, 并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理论优势。
1. 关于“委托——代理”概念的表述
“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 (Ross, 1973) 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 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 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就是以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 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 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 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减少委托代理问题, 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的理论。
2. 关于代理成本的理论易上的费用”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实质是利益比较优势。一方面, 拥有资产所有权的个人能够从委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取得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 职业经理人也因为经营不属于他个人的资产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才愿意将自己的经营才能与他人的资本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契约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契约带来的好处。
但是委托——代理关系的运用是有代价的, 这就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机会成本 (1)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M.C.and W.Meckling, 1976) 对代理成本的研究表明, 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的决定因素。代理人即使付出全部努力承担所有成本, 但却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剩余;当他追求个人额外的好处时, 他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 所以代理人可能没有工作的积极性, 却热衷追求其他额外收入。因此代理人管理下的企业价值将小于它属于一个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两者之差就是所谓的“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理论揭示了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代理成本高于建立契约带给所有者的收益, 那么建立契约将不再经济可行。同时, 代理成本理论也提示我们, 在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中, 削减代理成本是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3. 关于委托——代理问题
每当人们按他人要求行动 (我们称后者为委托人) 且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运营情况 (信息不对称) 时, 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这时, 代理人有可能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忽略委托人的利益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这个问题在大企业和政府中普遍存在, 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管理挑战, 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 (1) (Berle, A.Aand G.C.Means, 1932)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 即激励不相容。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 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 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二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拥有信息的不对称 (asymmetric information) ,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 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具体操作行为, 同时代理人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 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即所谓的“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
4. 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方和代理方都以效用最大化目标与对方讨价还价和相互退让, 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约, 因此这种代理合约可以看成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博弈双方的对策及对策均衡的结果。对于委托人来说,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信息透明度以解决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代理人全面、准确地报告其活动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从而遏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
二是建立对代理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激励的核心在于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委托人效用的最大化。
三是建立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代理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为自己谋求合约之外的利益即权利租金, 因此委托人要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并配以相应的惩罚措施, 使代理人能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不采取违规寻租活动。同时, 通过市场机制所产生的竞争, 对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代理人能构成潜在的威胁和惩戒, 从而增强了所有者的控制并减少其监督成本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
通过上述三个途径, 委托——代理问题就转化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当然, 激励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是需要成本的, 但通常而言, 这些成本要少于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很强并谋取私利时所发生的成本。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上述机制的存在对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 使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严重 (柯武刚史漫飞, 2003) 。
二、委托——代理理论与绩效预算
1. 政府预算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是“公众——议会——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众是财政资金的最终所有者;议会受公众委托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 享有预算的最高决策权;政府又受议会的委托编制、执行预算并向议会报告预算。这其中, 相对于公众和议会, 政府拥有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方面的充分信息, 因而在预算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 按照官僚机构的“经济人”假说, 政府与公众 (议会) 的效用函数并不一致, 因此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即政府 (作为代理人) 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众 (作为委托人) 的利益。
其次是“财政部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财政部门作为财政资金的委托人, 处于公共产品成本方面的信息劣势;而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受托人则处于信息优势的地位。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有自身的利益, 所以在财政资金分配中也会出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1) 。
由此可见, 财政资金分配中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也就产生了多种委托——代理问题, 从而提出了预算制度的设计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监督的要求。它明确了未来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预算制度改革要确保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监督, 这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正如下面所要分析到的, 绩效预算正是以确保代理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为目标的, 因而是委托——代理理论在预算管理中的运用。
2. 绩效预算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预算制度创新
按委托——代理理论, “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进而提出了“信息透明”和“激励相容”两种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案。绩效预算所强调的“目标导向”实际上体现了公众 (委托人) 的利益, 同时通过“对结果负责”的制度安排, 使官僚机构和个人 (受托人) 在实现了委托人的目标 (绩效目标) 时得到奖励, 而在没有完成绩效目标时受到惩罚。这是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能够促使受托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 绩效预算强调公共部门报告制度, 采取职能部门向财政部门、政府向议会和公众层层报告的形式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实现信息透明, 这是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有效途径。
可见, 从理论上来讲, 绩效预算是解决预算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的制度创新。
3.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对代理人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还有赖于一种对代理人的有效的监督机制。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绩效预算的核心, 通过绩效考评获取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目标 (绩效目标) 的信息, 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并通过建立在绩效信息基础上的奖惩机制, 可以有效地保证组织活动能够最终实现委托人目标。同时,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所得到的绩效信息, 也是“激励相容”和“公共部门报告”制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 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是绩效预算的重要工具和核心内容, 是关系到绩效预算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方面的制度创新应引起改革者的高度重视。
4. 引入竞争是降低代理成本、加强对代理人控制的有效途径
传统公共产品的生产是排斥竞争的, 委托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成本的信息的激励, 因而带来了高额的代理成本。绩效预算强调在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引入竞争, 通过竞争带来预算制度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是通过竞争能够发现公共产品的真实成本, 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解决公共产品生产的低效问题;二是竞争能抑制政府职能部门的机会主义冲动, 有利于加强对其控制, 保证公众的利益。可以说, 绩效预算所倡导的“引入竞争”, 与委托——代理理论的政策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注释
1 从理论上来讲, 代理成本只是后面所涉及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要单独进行表述, 是为了说明什么情况下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才是经济可行的。
2 (1) 源于一个希腊神话故事, 喻事物的致命弱点。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5
政治领域的道德风险辨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治领域内天然地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它不仅继承了一般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而且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委托人地位的特殊性与代理人地位的特殊性.因此,较之于其他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言,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将会更频繁、更严重的出现,道德风险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带来了畸高的行政成本.
作 者：安康 AN Kang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刊 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POLYTECHNIC年，卷(期)：10(6)分类号：C931.2关键词：道德风险 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6
关键词: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
引言
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当代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环节。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16821万亿美元。如此大量官方储备若不寻找出路，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若盲目投资则风险很大。因而，我国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境外投资；另一方面也加大对境外资产的监督力度。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大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将逐步扩大，发展境外投资与经营事业，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和竞争体系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增加规模的同时，如何对境外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是当前建立社会主1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研究综述
熊小奇（2001）［1］从我国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实际出发，重点分析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风险，并提出对策与建议：应逐步减少国有资产在境外投资中的比重；国家近期应重点抓好境外企业的所有权管理；应建立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产权管理体系、投资管理体系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等。李朝阳（2004）［2］针对目前我国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对策：一是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审核和监督，强化宏观指导与服务职能。二是完善投资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投资主体对境外子公司的权益控制、财务控制和人员控制。三是强化外派监事制度，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作用，引入中介机构参与外部监督。
针对目前我国在境外资产管理及保护方面无法可依的现象严重，特别是对外投资前缺乏对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研究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刘红（2004）［3］提出从法律角度来防范境外国有资产的流失包括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及其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制定专门保护防范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法规。
2.我国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2.1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的现状
境外国有资产，是指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投资设立的各类企业和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近几年我国境外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在规模、领域、主体、方式、来源等多个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按照IMF的分类，国际资本流动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而我国国资委关注的境外国有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7年度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从表1可见，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势头发展迅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其中非金融类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93.7%，金融类16.7亿美元,占6.3%；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
2.2境外投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产权管理没有真正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统一的管理办法，基本处于各部门、各地方都管又都不管的状况。直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才从形式上解决了国有企业产权缺位的问题。但国资委实际上由政府部门负责人兼任，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仍然沿用过去行政管理的模式。国有企业的产权缺位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样国有资产形式上的管理着过多，而实际上缺乏管理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彻底纠正。加上境外国有资产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更容易使之处于监管视线之外。
2.2.2境外国有企业存在着公司治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很久，但是至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虽然我国已经针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制定了一些制度（例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但是缺乏执行的保障机制。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制度往往被抛在了一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着整个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因此自然处于较大的风险之中，导致内部控制人现象。企业内部人往往利用种种非法手段化公为私，中饱私囊，造成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
2.2.3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现代风险管理有两条基本的原则：自上而下原则和独立建立于公司治理架构的原则。前者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后者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风险管理应该独立于具体承担风险的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要直接向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汇报。
现代的风险管理观念认为，风险既是损失的可能，也是盈利的可能，因而是双侧的风险［4］。从这种观念来看，公司经营者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相应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而，风险管理的焦点就不应仅仅局限在对损失制造者的管理，而应同样重视对盈利制造者的管理。
3.我国境外投资风险监管的分析
3.1委托代理理论
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Ross.S，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以及风险投资的各投资主体之间普遍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代理人)，可能会利用这方面的优势损害信息劣势一方(委托人)的利益。在我国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企业的经营者是代理人［5］。
3.1.1模型的基本假设
①假设双方的风险态度:委托人是风险中性，代理人是风险回避者。
②假设代理人的行a为(如经理人的经营行为)和自然状态θ(如市场的变化莫测)共同决定一个成果X(如利润)，即X=X(a,θ)，其中θ是随机变量，并且只有X是委托人能观察到的。本假设很直接地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仅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还无法根据经营成果来判断经理人采取的行动，即对于重要变量a的信息，委托人处于相对劣势。
③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v=υ［x-s(x)］;代理人的效用函数U=μ［s(x)］-c(a)，是委托人给出的报酬，是行动(或者努力)的负效用，并且c′，c″>0。效用函数假设是为抓住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冲突，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代理人却厌恶工作。
上述假设就是使模型包含了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这两个关键问题，从而有利于分析这两个问题给资源分配造成的影响。
3.1.2境外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模型的建立
首先考虑委托人的问题，即最大化委托人的期望效用:
其中是f(x,a)密度函数，s(x)是委托人选择的报酬合约［6］。
显然，如果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就可以直接采用强制性的合约，规定代理人必须采取合格的行动。也就是说，委托人可直接以ss(x)、a为选择变量优化（1）式。但是，一旦考虑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行动，故无法规定代理人的具体行动，这就意味着委托人的优化问题将面临信息的约束。
其次，考虑委托人的约束模型。委托人为使合约可以执行，必须考虑代理人自身的利益。委托人由于观察不到a，所以无法将它写入合约。那么，委托人期望的行动必须符合代理人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激励兼容”约束条件。委托人的优化问题必须以此为约束，否则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就没有意义。激励兼容约束可以用下列一阶条件表示:
委托人还面临“参与约束”，即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称为保留效用，用U代表。参与约束也称为个人理性约束，可以表示如下:
3.2 基于模型的境外资产流失监管分析
为将精力集中在模型的应用上，对上述基本模型做进一步简化。假定代理人的行动空间中只包含两种行动(aH,aL)，分别代表较高的努力程度和较低的努力程度。相应的密度函数分别为fH(x)，fL(x)。假定当x较小时，代理人偷懒的概率较大，即fH(x)是一阶随机占优于fL(x)，即fH(x)＜fL(x)。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采取高的努力程度aH，那么相应的约束条件(2)和(3)应该做出改动: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解上述问题，采用“一阶化方法”可得：
其中λ,μ分别是（5）和（4）的乘子。（6）式就是最优的报酬合同必须满足的条件。下面对这个式子的含义进行讨论。
首先，如果μ=0，就是说代理人的报酬是固定的，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这种情况违反了激励约束条件，因为代理人在固定报酬的条件下肯定不会采取高努力的行为。而当μ>0时，意味着报酬合约s会随着x的变化而改变，即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的要求和最优风险分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就是资源的分配无法达到最优。
委托代理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比较深刻的。最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而次优的结果表示资源的配置发生了扭曲。其主要原因是有价值的信息在委托代理双方的分布不对称，其中一方拥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使监督变得很困难或成本太高昂，这样为满足激励兼容，就必须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由此便产生了“激励一风险”之间的矛盾或替代，即满足最优风险分担的合约会损伤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满足激励要求的合约又不可避免地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7］。
4.境外国有监管激励约束合约的设计
基于上述的分析，委托人要充分考虑代理人愿意工作的约束条件和工作目标来设计一份合约，该合约一方面可以使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产生道德风险。对于境外国有企业规避道德风险最为理想的办法就是设计比较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如:经营者持股、股票期权、效率工资等［8］。
4.1实行经营者持股
广义的经营者持股是指经营者以种种形式持有本企业股票或购买本企业股票的权利；狭义的经营者持股是指经营者按照与资产所有者约定的价格出资购买一定数额的本企业股票，并享有股票的一切权利，股票收益可在当年足额兑现的一种激励方式。经营者持股的特点：一是经营者要出资购买，出资方式可以是用现金，也可以是低息或贴息贷款；二是经营者享有持股的各种权利，如分红、表决、交易、转让、变现、继承等；三是股票收益可在短期内兑现；四是风险较大，一旦经营失败，其投资将受损。持股的有利之处在于经营者自己掏钱买股票，个人利益与企业经营好坏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4.2建立股票期权制
股票期权是指企业向主要经营者提供的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的一定数量本公司股份的权利。由企业的所有者向经营者提供激励的一种报酬制度。通过给予经营者股票期权提供激励，使经营者不可能靠薪水得到高收益，唯有努力工作以达到事前设定的业绩标准或企业成功上市，才有可能在企业权益增值中获得丰厚回报。这种合同设计将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增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削弱了其道德风险的动机，有效地减少了代理风险。
4.3执行效率工资
效率工资指高于市场工资率，同时又使代理人不发生偷懒行为的工资。其实质在于效率工资的存在使经营者觉得留在位子上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从而使其产生失去较大利益的危机感，不敢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不努力工作或做出其它不利于委托人的事情来。如果所有企业都采用效率工资，就会导致市场工资高于原来的市场均衡工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低于供给，产生失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偷懒的经营者要冒长时间失业的风险，为了避免被解雇，他们会比较自觉地努力工作。
5.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有资产监管防范机制和措施，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的经营
与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将几种激励约束合约结合起来使用，以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1］熊小奇.加强海外国有资产风险管理［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2):3-7.
［2］李朝阳.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流失［J］.技术经济，2004,（1）：28-29.
［3］刘红.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对策［J］.学术探索，2004,（10）:23-27.
［4］陈家洪.论风险投资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J］.特区经济，2004,（12）:20.
［5］哈尔·瓦里安(美).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75-522
［6］Geoffrey· A.Jehle, Philip· J.Reny.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 王根蓓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311-350
［7］ 岳鹏.境外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监管机制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07)
［8］王文创，陈泰锋.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J］.国际经济合作，2006(8):8
［项目来源］ 安徽省人文基地项目（2007SK014）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2009（银行操作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物流外包 篇7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 是一种契约关系。Jensen和 Meckling (1976) 将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契约下, 一个人或一些人 (委托人) 授权另一个人 (代理人) 为实现委托人的效用目标最大化而从事的某种活动”。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利, 利用报酬机理吸引代理人, 并对代理人进行约束监督等都包含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内。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企业组织中, 不仅存在于内部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 也存在于跨组织之间。
委托代理理论包括一系列关于人类行为、组织和信息的性质方面的假设: (1) 委托人与代理人具有理性行为能力。即, 它假设, 受有限理性和风险回避的影响, 人的行为都是自利的 (self-interested) 。换句话说, 委托人、代理人都有通过签定契约获得分工效果的动机, 并有权衡得失、签定代理契约的能力; (2)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 即委托人的目标与代理人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矛盾; (3) 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 所以很容易引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它还假设信息是可以购买的商品, 因此委托人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取代理人行为的更好信息。在这些假定下, 委托代理理论的目标则是研究选择最有效的契约来治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然而要获得委托——代理的均衡合同,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个人理性约束是指有理性的代理人参与接受委托人设计的机制时, 代理人在该机制下得到的期望效益不会低于他不接受这个机制时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它市场机会决定, 可以称为保留效用。 激励相容约束是指代理人有积极性来选择委托人希望他选择的行动, 即他这样做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小于他那样做所得到的期望效用。只有在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 委托人才能获得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才称其为均衡合同。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能力、努力水平以及决策问题的情况了解不深, 使得激励约束代理人的合同安排难以成为最优激励的最佳方案。为了更好地设计出促进双方目标相一致的契约, 除了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外, 委托代理理论还引入了激励机制。它特别关注于解释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委托人规避风险的行为, 它强调信息在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为控制中的重要性。Kumer (1996) 认为, 有效的信息交流所形成的信任的力量是外包等合作成功的决定因素。这样, 委托人在契约的设计中, 通常还引入各种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机制以尽可能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 促进双方目标相一致。
在具体的代理关系选择中, Eisenhardt 认为, 是选择行为契约 (比如层级干预、内包) 还是结果契约 (如市场干预、外包) 取决于代理费用。按照詹森和麦克林 (Jenson & Mecking, 1976) 的说法, 代理费用由三部分组成, 即:委托人的监控费用、代理人的担保费用以及委托人的剩余损失。
监控费用的发生是指委托人在评估代理人绩效时所产生的;担保费用是指代理人向委托人保证履行其义务而发生的;剩余损失是指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 即委托人与代理人具有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 自行效用最大化决策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的差异。
代理费用为企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选择基础。Eisenhardt在其随后的研究中, 指出代理费用主要取决于5个要素。就外包合同来说, 他们是:由于干预策略而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经济气候、技术变革、竞争对手的行动等;外包需求者 (或提供者) 对风险的规避性;对外包提供者事先界定其行为的程度;结果的测度或结果容易测度的程度以及代理关系的期限。很显然, 外包关系越是不确定性、需要规避的风险越高、事先界定代理人行为的程度越低、结果的可测度差和关系越长代理费用 (监控、担保和剩余损失) 就随之增加。
二、物流外包的机理
在物流外包关系中, 物流需求企业为委托人, 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代理人。
从物流需求企业的角度看, 他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物流总成本最低, 货物交付的及时性以及服务质量) , 同时知道第三方物流企业也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很显然两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存在着不一致性。因此, 物流需求企业必须设计出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够接受的契约。这一契约能够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 实现物流需求企业的效用最大化。
一般来说, 工业企业在设计契约时存在一定难度: (1) 在签约前与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无法了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真实能力; (2) 契约难以完备。因为契约中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代理人的工作努力程度, 即使做了规定, 也难以观测; (3) 委托人不可能完全依据企业的利润向代理人支付报酬, 因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委托人无法辨别利润的高低是否是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工作努力程度所致。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 因为拥有自己的信息优势, 很容易损害到物流需求企业的利益。
对于物流外包关系来说, 通过逆向选择合同的设计是可以把不符合要求或能力低的物流供应商排除代理人之列的。而且物流外包关系的建立不仅能满足个人理性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 而且长期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促进物流需求企业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目标的一致性。
物流外包关系, 意味着工业企业等物流需求企业授权第三方物流企业代表他们的利益从事物流服务的运作。
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角度看, 接受物流需求企业的委托, 成为物流需求企业的稳定伙伴, 意味着第三方物流企业有了稳定的业务,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稳定的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 物流外包关系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同时, 作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的物流服务业务, 有积极性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降低物流成本, 不仅提高自己的获利能力, 同时还可以满足物流需求企业的要求, 并使工业企业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中获得第三利润源泉。所以, 物流外包关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之外, 物流外包关系的建立还会起到其他激励作用。物流外包, 一般合同期限为1～3年, 与基于单个交易的物流供需关系相比, 显然, 工业企业给予了第三方物流企业以显性激励。较长期的合作关系能促使第三方物流企业放弃短期行为, 着眼于长期利益。同时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持续地赢得物流服务业务, 会不断地向需求企业提供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相应信息, 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绩效。与此同时, 第三方物流企业也会加强组织学习以不断提高为工业企业提供创新性或增值服务的能力, 以赢得物流需求企业的声誉激励 (隐性激励) , 即合同到期后, 双方还继续签署新的合同, 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这样, 就可以减少因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而引发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大限度地降低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自利风险, 提高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在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的同时, 提高顾客服务水平, 进而使双方的目标趋向一致性。这样, 对工业企业的物流需求企业来说, 可以更好地专注于核心能力, 并可以以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更好地赢得竞争优势。
从代理费用的角度看, 物流需求企业通过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也有助于代理费用的降低。因为, 外包合同是基于互惠互利、相互信任的基础而达成的, 这样, 供需的不确定性会得到很好的抑制, 各种风险会得到很好的规避, 第三方物流企业会为尽力提供更好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而付诸行动。这样, 代理的担保费用就会降低。至于绩效的监控问题, 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获得需求企业的认可, 会主动提供测度标准或提供相关的绩效情况或相关信息, 这样, 监控费用也会降低。至于剩余损失问题, 基于相互信任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专业化优势, 即使有, 也会降到最低程度。
所以从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假设以及代理费用的角度看, 物流外包有着明显的优势。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物流外包的机理, 如图1所示:
目前, 我国物流外包合作关系还存在不少问题。成本的降低和各种增值服务能力非常有限。一方面, 信息流管理落后。在我国供需企业之间既缺乏有关信息沟通的硬件, 又缺乏相应的人员和软件。随着物流供需企业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 目前很多企业在考虑或准备实施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然而, 企业在建设信息系统时往往缺乏开放性, 整个供应链实现信息共享的企业并不多见。另一方面, 信息不充分。由于信息网络落后, 信息交流意识淡薄, 以及合作双方的信任危机等, 物流供需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极不充分。这也会造成供应链企业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再者, 供需企业之间的横向协作意识不够。外包物流的成效不突出, 除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原因外, 与企业自身也不无关系。物流外包并不意味着工业企业可以撒手不管。相反, 由于物流外包涉及跨组织之间的行为, 更离不开双方的密切协作。
摘要：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只有在满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 委托人才能获得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才能实现委托代理的均衡合同。物流外包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 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阐释了物流外包的机理, 认为建立长期的物流外包合作关系, 有助于更好地保证物流供应和需求双方的利益。
关键词：委托代理,物流外包,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1].Jensen, M.C.&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3) :305～360
[2].Kumer, N.The power of trust in manufacture-retailer relation-ship[J].Nov-Dec.1996
[3].Eisenhardt, K.M.Agency theory:an assessment and a review[J].Academy of Management.1989, 14:57～74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8
一、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指出“两权分离”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是股份公司天生的缺陷。他指出:“在钱财的处理上, 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 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伴则纯粹为自己打算。所以, 要想使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事钱财用途, 像私人、合伙伙伴那样容易周到是很难做到的。疏忽与浪费, 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惟其如此, 凡属从事国外贸易的股份公司, 总是竞争不过私人的冒险者。所以, 股份公司没有取得专营的特权, 成功的固然少, 即使取得了专营权, 成功的亦不多见。”
委托代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谓委托代理理论, 是指直接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 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 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 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个人或一些人 (委托人) 授权另一个人 (代理人) 为委托人的利益从事某项活动, 但这不同于一般的雇佣关系, 委托人授予代理人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 而委托人很难监控代理人的活动。该理论认为, 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以后, 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就建立起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后, 由于信息不对称
有受到并购影响或者影响为负, 并且从长期来看具有正的综合效应。
参考文献:
[1]杨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价值创造[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高明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财务效应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以及代理人自身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 致使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企业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并不一致。委托代理问题由此产生。
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差异
(一) 委托代理关系链的差异
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 不是具体的法人或自然人。初始委托人无法对最终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约束, 而是通过中间委托人来实现, 过程冗长, 责权利模糊不清, 效率低下。这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包括以下6个层次:1.全体人民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与国务院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国务院与国资委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4.国资委与国有资产中介性经营机构即国有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5.国有资产中介性经营机构与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6.公司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冗长的委托代理链导致了诸多委托人具有双重身份, 这种双重身份又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代理人行为角色相悖的问题, 因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与委托人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作为委托人, 他的利益所在是使国有企业经营保持高效率, 完成上一级委托人所委托的任务;而作为代理人, 他的行为动机又是努力扩大个人利益。所以, 若对代理人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 企业经营效率就不会提高。
而在民营企业中, 其所有者是明确的, 所有者是具体的法人或自然人, 是一种直接的资本性的委托代理关系, 其委托代理关系可描述如下: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将资产委托给董事会, 董事会再将形成了法人财产的企业资产委托给企业的总经理和经理部门。反过来, 经理部门代理董事会委托的任务, 董事会代理股东大会委托的任务, 股东大会代理各个股东委托的任务, 委托代理关系清晰明确。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民营企业的股东更有能力和意图通过改善公司薪酬契约, 缓解代理问题。
[3]李善民, 朱滔等.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配对组合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4 (06) .
经济研究, 2003 (06) .
[5]陈信元, 张田余.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1999 (09) .
(二) 代理人产生方式的差异
法马认为“经理 (特殊的劳动力) 市场的竞争会对经理施加有效的压力”。在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中, 代理人是由委托人通过代理人市场的竞争选拔出来的, 代理人市场的存在, 一方面为委托人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目标而选择合理代理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每一个代理人现实的、外部的竞争压力, 代理人只有积极代理, 产生好的代理业绩, 才能保住代理人的地位。同时, 在这种规范委托代理中, 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是以双方订立的资源性契约为基础的, 代理人为了完成委托人的目标, 掌握了委托人转让的部分利益, 这部分利益是委托代理契约明确和保证的, 委托人不得随意收回或干扰, 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进行。这就为委托代理的有效运行提供了保证条件。
而在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中, 代理人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首先, 国家作为第一层次的代理人, 依据政权强制性获得对公共产权的代理, 且国家代理并不是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 而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 即国家无须直接获得初始委托人即全体人民的授权, 它可以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获得代理权, 它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的代理关系。这样, 政府在不可能受到任何市场竞争约束的情况下, 其代理目标和行为与委托人目标的一致性就缺乏了严格的保证。其次, 终极代理人, 即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或委派的, 并不是从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经过选拔获得的, 公开的代理人市场基本不存在, 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经理的选拔不充分, 经理人压力较小。
(三) 激励约束机制的差异
在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是真正的所有者, 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真切关怀, 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 严格挑选合格人选, 以保证经营权不落于败德无能之辈手中, 并尽可能准确的对代理行为绩效进行度量和评价, 激发代理人尽可能的发挥聪明才智。与此同时, 代理人还受到来自代理人市场的竞争压力。由于其具有随时可替代性, 代理人会倍感压力, 增加努力程度, 以防止代理权旁落他人。这也构成了规范委托代理中有效激励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在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对代理人的有效激励约束难以形成。首先, 全体人民虽然作为初始委托人, 但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 资产运营的收益情况与其没有直接相关性, 故其对代理人缺乏实行激励约束的积极性, 并且其实际上也无权对代理人实行激励约束。其次, 代理人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盈利, 对经营者的激励不够清晰, 无法激发经营者的动力;企业亏损, 即使是巨额亏损, 只要是经营者没有违法行为, 充其量只是丢了工作, 名誉受损。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 投入的所有者们进行合作的经济组织将会更好的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 尽可能促使报酬支付与生产力相一致。如果报酬是随意的, 不与生产力相对应, 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负相关, 那么该组织将很容易遭受破坏。再次, 由于缺乏代理人市场, 委托人即使有权激励约束代理人, 也会因代理人的不可替代性而最终无法形成较强的激励约束。
(四) 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
米塞斯指出人类社会处理各种事务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官僚体制的管理, 另一种是利润管理。官僚管理是运用于行政事务的手段, 这种行政的结果, 不具有市场的现金价值。利润管理是受利润动机驱动的管理, 在这里盈亏报表至高无上。公共行政目标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也不能用会计方法去核算。所以, 官僚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利润, 而是服从规则和条例。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 这一领域存在过多的政府干预, 也不完全是以利润为经营目标。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市场结构中, 由于率先实行了政企分开等市场化政策, 政府参与企业经营的程度明显降低,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 充分发挥绩效激励机制的效用。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市场结构中, 表现为市场垄断。在完全没有竞争的市场中, 企业产品无替代性, 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抬价的方式来增加企业的利润收益, 这样不会刺激管理者增加努力与投入, 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抬价的方式增加利润收益, 绩效激励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由于缺乏市场竞争, 国有企业高管可以操纵会计绩效;而民营企业一般都处于充分市场竞争的环境, 行业竞争的存在, 隐瞒行业的真实经营情况比较困难。
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差异的分析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 国有企业在委托代理关系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尝试:首先, 减少委托代理层次, 缩短委托代理关系链, 提高代理效率;其次, 应看到代理人市场的存在性, 逐步改变委派任命代理人的行为, 通过充分竞争的代理人市场选拔有才华的代理人进行代理, 提高企业业绩;再次, 构建恰当的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 使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其获得的报酬挂钩, 同时制定各种规则来约束和限制代理人的变异行为;最后, 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国有企业的干预, 使国有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参与到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去。
摘要：经过近30年的渐进式改革, 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从形式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但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西方的公司制企业一般是非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而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国有企业。其委托代理关系与西方的公司制企业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差异, 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指导。
关键词：委托代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委托代理关系链,代理人产生方式,激励约束,市场竞争,政府干预,国企改革
参考文献
[1]刘有贵, 蒋年云.《委托代理理论述评》.《学术界》, 2006 (01) .
[2]金晶, 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中国商界》, 2008 (06) .
[3]周建安, 唐楚生.《论国有资产委托代理与私有资产委托代理的差异》.《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28 (05) .
[4]刘以安, 陈海明.《委托代理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代理机制述评》.《江海学刊》, 2003 (03) .
[5]郭帅.《委托代理框架下国企改革问题研究》.《今日湖北理论版》, 2007.01 (05) .
[6]彭岚.《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4 (01) .
[7]张淑敏, 刘军.《委托代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构建》.《财经问题研究》, 2006 (07) .
基于博弈理论的委托代理策略探讨 篇9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其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代理理论中, 委托代理双方都是经济人, 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无法避免监督问题。代理人的边际生产率越高, 监督带来的边际收益越高, 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也越高;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越高, 任何给定激励下的努力供给越低, 监督的边际收益也越低, 委托方监督的积极性也越低。此外监督的边际成本越高, 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也越低。
综上所述, 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分析逻辑是: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条件下, 寻找委托人设计的最优契约, 让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2 关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2.1 静态博弈模型
(1) 建立模型。
在表1中, 设π是代理公司以委托、代理公司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合约期内为二者创造的总收益;π′是代理公司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创造的总收益, 其中π′≤π;F (π) 为代理公司按照合约应得的收益, 它是π的函数, 体现出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的激励, 即undefined;c1为委托公司监督代理公司所需成本, c2为代理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时, 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V为代理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得的收益, 这种收益即为代理成本。
由双矩阵博弈划线法:
因此, 该博弈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但是, 由于委托公司和代理公司会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 则该博弈可以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设委托公司分别以x和1-x的概率选择监督和不监督, 代理公司分别以y和1-y的概率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博弈论,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概率一定要使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xF (π) + (1-x) F (π) =x[F (π) +V-c2]+ (1-x) [F (π) +V]①;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一定要使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期望与选择不监督的期望相等, 即y[π-F (π) -c1]+ (1-y) [π-F (π) -c1+c2-V]=y[π-F (π) ]+ (1-y) [π-F (π) -V]②。根据①②, 得:undefined。
2.2 博弈结果分析
由于undefined, 所以上述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委托公司以x*的概率选择监督, 代理公司以y*的概率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概率受到c2和V的影响, 如果c2越小, V越大, 即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少, 代理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所得的收益越大, 那么代理公司选择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可能性越大, 代理公司越有可能侵犯委托公司的利益致使委托公司不得不选择监督的策略。代理公司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则受到c2和c1的影响, 如果c2越大, 即委托公司对代理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大, 而c1越小, 即委托公司监督代理公司所需成本越小, 委托公司倾向于选择监督策略, 代理公司倾向于选择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x
上述博弈结果说明了在委托代理公司的静态博弈中, 委托代理关系受到来自于监督成本、代理成本以及惩罚成本的影响。
3 重复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3.1 建立模型
在委托代理公司的静态博弈模型中, 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二者不能实现最大可能共同收益。当静态博弈由一次博弈扩展为多期博弈时, 动态博弈的参与者是委托公司和代理公司。当两者保持长期关系时, 博弈可以被视为无限期重复博弈。在无限重复博弈中, 委托公司是否选择监督, 依赖于委托公司对监督得到的收益与不监督得到的收益的现值之和的比较。如果委托公司选择不监督, 则其在每一阶段的收益都为π′-F (π) -V, 在整个博弈中的总收益为:undefined。如果委托公司选择监督, 代理公司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委托公司收益为π′-F (π) -c1+c2-V, 代理公司收益为F (π) +V-c2;二是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委托公司收益为π-F (π) -c1, 代理公司收益为F (π) 。委托公司为促使代理公司长期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采用监督策略, 其在重复博弈中的总收益为:undefined。当undefined时, 即undefined,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策略为最优。
3.2 博弈结果分析
如果undefined, 设undefined, 即委托公司耐心程度的临界值, δ值越大, 表示委托公司的耐心程度越高, 委托公司选择监督的收益现值大于不监督的收益现值, 其选择监督的可能性和动机越大。从undefined中可以看出, δ′受到c1、V以及c2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时, 监督成本c1越大, 监督的临界值δ′就越高, 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小。代理成本V越大, δ*越低, 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大, 动机也会提高。V也受到c2的影响。当c2增加时, V会降低, 使得 (π-π′) - (c2-V) 减少的速度快于 (π-π) - (c2-c1) , 从而使δ′增加, 监督的可能性将减小, 监督的动机降低;当c2减少时, V会增加, 使得 (π-π′) - (c2-V) 增加的速度快于 (π-π′) - (c2-c1) , 从而使δ*降低, 监督的可能性增加, 监督的动机提高。
在多次重复博弈中, 参与的双方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当博弈进行有限次时, 博弈双方只会关心每个阶段的当期支付, 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参与者会牺牲短期利益来选择长远利益, 博弈双方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争取对方的信任和合作, 从而在合作的基础上取得长期利益, 达到“双赢”。从长期来看, 委托、代理公司将选择 (监督, 以二者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的策略组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 从以上静态博弈和重复博弈过程可以看出, 来自于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是实现委托代理走出困境的前提, 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受到来自于监督成本、代理成本和惩罚成本的影响。在静态博弈中, 委托公司可能会选择监督或不监督策略;在重复博弈中, 委托公司将选择监督策略。但是要实现委托公司的监督策略, 或者使委托公司有积极性发挥监督职能, 就要采取措施完善企业治理机制, 包括委托、代理公司的控制机制, 如果在控制权与自主权上没有平衡, 即委托公司控制权过度, 或代理公司自主权过大, 都将影响委托公司监督职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刘有贵, 蒋年云.委托代理理论述评[J].学术界, 2006, (1) .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篇10
科技查新简称查新, 是指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 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 并作出结论。因此, 在查新工作中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
查新是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先进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 其本质是文献检索和情报调研相结合的情报研究工作, 是一项深层次的情报咨询工作。查新业务是情报 (信息) 机构的一项有偿咨询服务。科技查新工作已经成为科研立项、成果评审、申报奖励等方面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如何保证查新工作的质量, 确保查新目的和价值的真正实现, 是查新机构亟待研究的课题。很多学者从查新人员职业素养培养、查新机构管理、查新报告质量管理等[1,2,3,4]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如何保证查新报告的质量。本文试图换一种思路, 通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现行查新委托关系和付费模式及其缺陷进行分析, 构建一种新型的查新委托关系, 改进现行付费模式, 以期从根本上改善查新质量, 保证查新工作的独立性。
1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分析及缺陷
1.1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分析
社会是各种关系的集合, 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方, 各相关方通过签订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建立相互关系。在查新工作中, 涉及查新委托方、查新代理方、查新机构的管理部门以及科技项目的资金提供者或成果的鉴定者四方的行为。查新委托方是科技项目的申请者或完成者, 是委托人, 查新代理方是查新机构, 是代理人。科技项目的资金提供者或成果的鉴定者只要求项目申请人和成果完成人提交查新报告, 查新机构的管理部门负责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对查新机构的认定和监管, 二者并不参与到具体的查新业务中。可见, 在查新业务具体实施过程中, 只涉及查新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直接接触, 使其委托代理关系简化为双方关系, 查新委托人即为需要提供查新报告的一方, 如图1所示。
1.2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的缺陷
1.2.1 查新服务中实际委托人缺位。
目前, 查新报告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根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 2011年, 全国78个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共出具38179份查新报告, 其中用于科研立项的占62.7%, 用于项目鉴定、验收和评价的占24.1%, 用于奖励申报的占4.8%。这其中省部级以上课题查新占69.0%, 省部以下课题查新占25.6%[5]。在查新实务中, 甚至有企业将查新报告用于向国税局申请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科技查新已经变成了涉及公共利益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 与其说是申请项目和申报成果的单位或企业委托查新机构进行查新, 不如说是查新机构帮政府部门把关。因此, 科技查新的实际责任对象并不应该是申请项目和申报成果的委托人, 而应该是政府的科研决策部门甚至经费拨款部门。政府部门才应该是查新工作的实际委托人, 但政府部门完全脱离于查新委托行为, 造成查新服务中实际委托人缺位。
1.2.2 查新服务缺乏统一管理, 查新质量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
查新机构的认定和管理部门负责查新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对查新机构的认定和监管, 主要包括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等国务院职能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等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这些部门从各自的管理和专业角度出发, 相继开展了查新机构的认定工作, 不同部门对科技查新机构的管理从总体上遵循科技部颁发的《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 (国科发计字[2000]544号) 和《科技查新规范》, 同时, 又根据部门自身的管理和专业特征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但这些部门对科技查新机构的认定标准、管理条例、操作细则、人员水平等要求不尽统一, 使我国科技查新行业的发展缺乏统一的管理;在国家取消对科技查新机构的行政审批之后, 科技查新行业更是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 从而使查新机构的权威性难以认定, 也难以保障查新的质量[6]。可见, 目前的查新机构缺乏统一的管理, 更没有建立一套对查新过程和查新报告进行科学评价的体系和标准。除了2001年科技部颁布的《科技查新规范》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2009年发出的《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查新报告撰写规范 (试行) 》之外, 至今没有任何其他的操作细则。尽管多数查新机构按《科技查新规范》的规定制定了查新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 但《科技查新规范》仅是指导性的, 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以至各个工作站的查新报告在格式、内容描述、结论表达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不尽一致, 报告质量参差不齐, 给用户造成的印象是查新机构的运行无章可循[7], 这将不利于科技查新机构健康持久地发展。
1.2.3 查新机构外部监管不力。
查新机构缺乏统一的管理, 查新机构在业务上大多实行内部管理和自我监管, 查新工作主要靠自律来做到符合规范。有些查新机构甚至缺乏必要的国内、国际检索工具及检索系统, 这样就难以保证所出具查新报告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为了保证查新报告的质量, 有些查新站开展了用户的质量反馈工作。例如, 2007年时, 57所教育部查新工作站中有23所开展了此项工作, 有些查新站还由专人负责统计分析反馈结果, 以便及时落实反馈意见, 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提高查新工作的质量[8]。质量反馈是查新工作站发现自身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并不是所有的查新机构都开展质量反馈工作, 而且进行反馈的用户是查新项目的委托人, 即项目的申请或完成单位或企业, 不涉及政府的科研决策部门或经费拨款部门, 反馈结果存在片面性。
作为教育部科技查新站的主管部门,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要求其下属查新站定期提交自检报告, 并组织专家开展实地年检工作, 主要采取实地考察和地区查新站座谈会相结合的方式。专家会对查新站的查新报告进行抽样评价与现场讲解, 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要求等, 起到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由于开展查新业务的机构数量急剧增加, 年检也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 2011年的实地年检仅限于南昌、长沙、西安三个地区, 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这种靠自检、年检的监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1.2.4 委托人利用专业优势误导查新人员。
查新委托方具有专业优势, 有时明知项目不具有新颖性, 为了能申请到项目或通过成果鉴定, 利用查新人员专业背景有限的弱势, 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资料, 希望查新代理方给予新颖性的证明。如果查新人员的专业背景与所查新项目的专业相差很远, 查新人员很容易受到委托人的误导, 使所出具的查新报告失去权威性和科学性。
2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下付费模式存在的问题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是科技项目的申请者或成果的申报者直接向查新机构提出查新委托, 查新机构对其项目或成果进行查新。在此关系下查新服务的付费模式是查新机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并接受委托人支付的查新报酬, 出现“自己出钱证明自己新”的怪现象, 这一点与当前审计行业“企业自己出钱审自己”的困境非常类似。理想状态下,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无私的信托交换忠诚关系:一方面委托人应该全面地提供科技项目的技术要点、查新点及相关材料, 不存在刻意的模糊和隐瞒, 以期得到客观的结论;另一方面代理人应根据所有的文献资源, 提供真实客观的查新资料和结论。但在现行这种委托关系和付费模式下, 查新委托方作为科技项目的研发者或是完成者, 需要通过查新机构对其科技项目立项或鉴定、报奖出具具有新颖性的鉴定证明报告, 所以查新委托方无疑希望查新结论对他们有利。查新代理方为了收取查新费用, 希望查新结论能让委托人满意。委托人和查新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 导致出具的查新报告不客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查新服务收费没有统一的标准, 委托人有机会与查新机构“议价”
根据科技部《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查新机构应当按照当地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原则确定查新费用;没有明确规定的, 应当与查新委托人协商, 合同约定具体的查新费用。《教育部科技查新规范》中也规定:查新业务实行有偿服务。查新费用的确定应当按照当地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规定不明确的由双方协商, 合同约定。因此, 各查新机构没有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由各查新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制定。面对竞争压力, 查新机构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 常常在价格上做出让步和妥协, 降低查新收费, 使委托人有机会与查新机构“议价”, 丧失查新工作的严肃性。2.2查新委托方与代理方共谋, 导致查新服务独立性的丧失
查新机构本身是一种中介服务机构, 虽然其从事的查新业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但是由于查新机构的特殊属性, 增加查新报告数量, 获取查新费用是其最直接的经济利益, 而不是真正地把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由于查新业务的购买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 查新机构经济利益的实现是依存于委托人的, 而使其有可能沦为委托人的共谋者, 无法保证独立性。在某些情况下, 查新机构还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申请部级科研立项、科技成果鉴定验收、奖励申报提供查新服务, 连起码的回避制度都未建立, 查新的独立性难以成立。
2.3 查新机构收费的法定权利与之承担的风险不对等
在我国, 对查新机构收费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 但对违规的查新机构的处罚则仅限于行政处罚, 对违规的查新员的处罚并无明文规定。例如在科技部颁发的《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中规定:当发现查新委托人在处理查新委托的事务中存在营私舞弊、弄虚作假, 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 查新机构应当立即中止查新;已经完成查新的, 应当予以撤销, 否则查新机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审计行业也存在与查新行业同样的困境, 但与查新行业不同, 审计行业有《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对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但是在查新实务中除了《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 并无相关法律界定, 查新人员及机构没有承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 降低了查新机构所承担的与其获取查新费用相关的风险, 即查新机构收费的法定权利和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查新人员在查新市场中享有完全的法定权利, 而不承担与之对应的完全的法律责任。使查新人员在查新行为上表现为:只有获取查新收费的冲动, 而没有对其行为的约束, 这很可能使得非理性的行为充斥查新市场, 造成科技查新行业秩序混乱, 而这种混乱的结果, 将影响科技管理人员对查新项目新颖性的判断, 误导科研活动与科技管理决策, 造成巨大的损失。
3 新型查新委托关系的构建
3.1 新型查新委托关系的构建
现行查新委托关系实际只涉及项目申请人或成果完成者即查新委托人和查新机构即查新代理人双方, 为直线形的失衡结构。因此, 要从根本上矫正这种失衡的委托关系, 可以考虑引入一个真正可以置身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利益相关方, 这样一个真正具备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机构就是政府, 政府的科研决策部门是查新报告的实际使用者, 政府是查新工作的实际委托人, 构建的新型关系如图2所示。
3.2 查新新型的委托关系下, 引入政府部门作为实际委托人的优点
(1) 由政府部门为企业或项目申请人指定承担查新服务的查新机构, 作为查新服务的实际委托人, 可具体根据查新项目的专业来为其指定业务能力能够胜任的查新机构。就可避免由于查新人员的专业不对口而受到项目申请人或成果完成人的误导, 使出具的查新报告更具权威性和科学性。
(2) 政府部门也可将一个查新申请匿名指定给两家或多家查新机构进行查新。从而避免查新机构与项目申请者或成果完成者的直接接触, 同时也可避免查新机构为所属单位或部门的项目申请者或完成者出具查新报告, 消除人为干扰, 保证查新服务的独立性, 进而有效保证查新报告质量, 促进查新机构良性竞争。
(3) 查新报告的查新意见是政府科技投入决策的重要参考, 政府是查新行为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政府部门作为查新服务的实际委托人和查新报告的实际使用者, 希望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更真实可靠。可以与查新管理部门共同完成对查新机构的评价和认定工作, 以保证查新机构的业务胜任能力。
3.3政府部门作为实际委托人指定查新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
(1) 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在查新机构指定过程中, 使其能够较公平地凭借自身实力获得查新业务, 而不用通过向政府部门拉关系获得, 从而摆脱由于市场竞争而诱发腐败现象的可能性。
(2) 由于申请项目或申报成果的企业或单位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贡献, 使政府有对查新机构施加压力保护他们的动机, 影响到查新报告的真实公允性。
4 查新付费模式的改进
从“谁受益谁付费”的角度来看, 查新报告的使用者主要有项目申请者或完成者、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所以, 查新付费也应相应地由他们来承担。政府部门作为查新服务的实际委托人, 查新费用应由政府部门支付给查新机构。这部分费用可由政府财政单独支出, 也可以从相应的科研经费或科研奖金中预算拨款支出, 或由项目申请者或完成者将查新费用预先支付给政府部门。
由政府部门直接向查新机构付费, 可以切断项目申请人或完成人与查新机构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 避免查新机构间不利的价格竞争以及与项目申请人或完成人共谋的可能性。
5 结语
改变现行查新委托关系, 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查新服务的实际委托人, 并直接向查新机构支付查新费用, 保证查新工作的独立性和查新报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实现查新行业的自律、竞争、监督、管理, 促进查新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翀.论我国科技查新的全面质量管理发展[J].科技资讯, 2009 (22) :156-159
[2]陈乐雪.高校图书馆科技查新工作的探讨[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8 (1) :89-90
[3]董晓夏.制约科技查新质量的因素[J].图书与情报, 2009 (4) :125-129
[4]曾召.科技查新报告质量控制探析[J].图书馆论坛, 2009, 29 (2) :109-111
[5]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关于通报2011年度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年检情况的函[EB/OL]. (2013-01-04) [2013-05-05].http://www.cutech.edu.cn/cn/kjcg/cgcx/2013/01/1354173312844749.htm
[6]谢新洲, 夏晨曦, 柯贤能.科技查新行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 2009, 53 (6) :9-12, 36
[7]刘媛.科技查新规范化管理探讨[J].情报探索, 2012 (8) :100-101
委托代理问题探讨 篇11
【关键词】 委托代理；公司制度；法治经济
公司治理关系问题是目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我国的现实问题来看，股东常常不能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制约。而代理人也常常因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之一，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司治理问题是目前上市公司遇到的重大问题。由于我国公司制度不规范，公司经理人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责任，各种重大事故频繁出现，我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建设要从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强化外部约束两方面同时入手。在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为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指明了方向，即要着重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上入手。
在公司治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代理问题。代理人却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人常常无法有效监督代理人的行为。由于代理人不能受到委托人的有效监督而常常做出一些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事情，其中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很多人都会失去而铤而走险。三鹿集团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这种现象如今已经广泛地存在于国内和同外的上市公司。关于委托代理问题，本文从下面几个方面说明。
－、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是当今上市公司的一大难题，，投资者为了约束经理的行为，往往将投资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木马计”。投资者常常给予代理人一定的股份，只要公司总经事现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公司带来了经济效益，那么这些股份就属于公司总经理所有。这样，公司总经理为了得到这部分高额报酬会尽心尽力地把公司经营好，以期望获得高额股份支付。这种把投资者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绑在一起的做法，常常会产生出良好的效果。
但是，这种“木马计”也有不足处，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代理人不会以公济私。代理人在保证公司利益没有受到大损害的情况下也会为自己打算。他们常常会考虑到给自己配备一辆高级小轿车，也会把自己的办公室装饰一新，外出联系业务时会订一些高档的房间，吃上一桌山珍海味。这些都是常见的事情。真正的危险之处在于，代理人也许在具体业务过程中为了自己得到好处而损害公司一部分利益，但对公司的正常运行仍然没有大的影响，从表面上不容易看出。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却然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办法。
二、股利政策与委托代理问题关系密切
股利政策与公司经营有着密切关系。股利政策从多方面影响企业经营，尤其是在现金流上的影响最大，从而影响到企业的股价与企业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股利政策可以把委托人和经理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这种方法被称为“木马计”。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经理人也须不得不考虑到委托人与自己的利益。
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对公司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对利润要正确分配，要保证有足够的现金来维持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所以，我们在制定股利政策时，要考虑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处理好股利在两者之间的分配，这样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上市公司治理关系探讨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但是都存在一个大的缺陷——产权不清，权责不分。当然，这跟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有关。现代企业制度本来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产物，完全照搬了西方的公司制度，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和谐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公司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胆改革，大胆探索，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到洋为中用。
改革现有的公司制度。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大多为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翻版，跟我国的社会主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和谐因素。西方现代企业度的股东能真正使自的权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我国，上市公司广大股民只是一个摆设，占公司股份很少，完全被边缘化，真正手握公司大权的只是少数几个股东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因此我国就要对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大胆改革，还权于民。要让广大股民有自己行使权力的地方。这就要从法律上规范公司的行为，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尤其是规范高层人员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股民有自己的权力。为了限制公司高层的权力，我国还要制定各种法规和法律，从源头上防止权力滥用，这样可以促进我国公司的健康发展，防止出现腐败问题，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经济。
参考文献：
[1]胡冰，李捷.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8)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代孕行为分析 篇12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行为, 同时一些代孕机构的私下操作也让人们认同它的违法性[1]。2010 年发生的广东“八胞胎”事件依然被人们广泛热议。尽管我国法律目前并不认可代孕行为, 我们却需要认真地思考其背后存在的合理性。
受到我国传统的婚育观的影响, 存在生育缺陷的夫妻在多种治疗方案无果的情况下, 希望借助代孕来获得孩子, 这种做法既满足了人们繁衍生命的现实需求, 尊重了人的生育权, 维护了人的尊严, 同时也巩固了家庭关系, 营造和谐社会, 并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情在理, 某些代孕行为符合我国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情感取向。
目前, 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已经认可了代孕行为的合法性。印度、乌克兰与俄罗斯允许所有形式的代孕, 法国、希腊、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瑞士、加拿大这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部分州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而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代孕[2]。英国在代孕这一问题上的立法最为明确, 1985 年《代孕安排法》 ( Surrogacy Arrangement Act) 及之后各修正案的通过, 使英国建立起完善的代孕法律法规体系。英国法律也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而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代孕, 但认为非商业性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可以收取“合理的支出费用”。因此, 在将来, 我国法律也需进行修正以适应社会对代孕的现实需求。
然而, 代孕行为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法律法规制定者带来了困扰, 包括道德伦理问题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代孕行为, 为法律法规制定者管理代孕行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参考。
1 什么是代孕?
随着1985 年《代孕安排法》的批准通过, 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对代孕进行立法安排的国家。该法案认为代孕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局部代孕。这种形式的代孕采用人工授精的方式, 精子来源于需求夫妇中的丈夫或捐精者, 卵子则来源于代孕母亲。此时代孕母亲与孩子存在基因联系。另一种是完全代孕。这种形式的代孕采用体外受精的方式, 精子与卵子来源于需求夫妇或捐献者, 当受精卵形成胚胎之后再植入代孕母亲子宫中。这种情况下代孕母亲与孩子没有基因联系[3,4]。这两种形式的代孕存在不同程度的委托代理问题。
2 委托代理问题
2. 1 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 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5,6,7]。
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同, 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 代理人的行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2. 2 代孕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 代孕协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委托代理合同[8]。委托人是已婚而不能生育或不愿生育的夫妇, 代理人是符合要求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孕协议要求“代孕母亲”完成一定的劳务, 包括代委托夫妇怀胎并照顾好胎儿、生产并交付孩子, “代孕母亲”从中收取相应的合理报酬。
因此, 从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来看, 代孕协议中可能发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有两个: ( 1) 在生产之前, “代孕母亲”不能按照协议的要求照顾好胎儿。大部分接受代孕协议的“代孕母亲”家庭经济条件都较差, 因此希望从代孕中获得可观的报酬。她们在怀胎之后, 可能不严格遵守代孕协议的要求照顾好胎儿, 而仍然从事繁重的劳务来获取额外的收入。另外, “代孕母亲”在怀孕期间可能擅自终止妊娠、堕胎, 可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抽烟、酗酒、熬夜等, 这些都为胎儿的生命与健康带来威胁。 ( 2) 在生产之后, “代孕母亲”不按照代孕协议的要求将孩子交付给委托夫妇。
两种形式的代孕的委托代理问题程度不同、各有侧重。“局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由于在代孕中提供卵子, 与孩子存在血缘关系; 基于人类的天性, 其在怀胎过程中会更加仔细的照顾好胎儿。但相应地, 其在生产之后, 更有可能违背代孕协议的约定, 拒绝将孩子交付给委托夫妇。与此相反, “完全代孕”中的“代孕母亲”由于与孩子不存在血缘关系, 其在怀孕期间可能无法十分周到地照顾胎儿, 但生产之后拒绝交付孩子的可能性较小。
3 如何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 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有效的制度建设是唯一途径[9,10,11,12]。因此, 要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必须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使用代孕技术的资格和条件, 规范委托代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确定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地位, 保证合同的强制性。
对于“完全代孕”,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 孩子是完全属于委托夫妇的, 此种代孕存在合法化基础, 法律需要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孩子归属于委托方。对于怀孕过程中“代孕母亲”可能出现的对胎儿照顾不周问题, 法律应该允许委托夫妇向“代孕母亲”支付合理的代孕报酬, 包括怀孕期间的劳务收入损失费用、医疗检查费用、护理与营养费用等, 以对“怀孕母亲”进行补偿, 避免其怀孕期间仍从事影响胎儿的劳务活动。同时, 法律应禁止“代孕母亲”在非特殊情况下擅自终止妊娠与堕胎, 并允许委托夫妇定期对“代孕母亲”进行探视, 以监督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证胎儿的健康发育。
对于“局部代孕”, 由于涉及伦理道德风险问题, 其中的卵子由“代孕母亲”提供, 其实质与“借腹生子”并无二异, 因此法律对此应暂时不予支持, 予以明确禁止。
摘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分析了代孕行为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生产之前“代孕母亲”对胎儿照顾不周以及生产之后“代孕母亲”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夫妇。“局部代孕”与“完全代孕”的委托代理问题程度不同、各有侧重。解决代孕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要求我们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确定代孕协议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代孕,委托代理理论,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郭海燕.“代孕”的法律和道德困境破解[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34 (2) :144-146.
[2]Burrell C., Edozien L.C.Surrogacy in Modern Obstetric Practice[J].Seminars in Fetal&Neonatal Medicine, 2014, 19:272-278.
[3]陈少春, 冯泽永, 朱颖懿, 等.代孕中的公平[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1, 28 (3) :209-211.
[4]汪丽青.论有限代孕的法律规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 (9) :687-690.
[5]冯娟, 沈晓, 向清.浅析医疗保险三方间的委托代理关系[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6 (3) :171-173.
[6]钟丽, 孙利华.药品使用环节委托代理导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1, 28 (1) :36-38.
[7]吕宜灵, 尉迟光斌.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医学会的鉴定行为[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3, 30 (4) :272-273.
[8]吴国平.“完全代孕”协议的效力及其法律规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制论丛) , 2013, 28 (4) :45-51.
[9]陈继芳, 白丽萍, 梁萍萍, 等.社会医疗保险谈判中建立参保人参与机制的理论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 (7) :514-515.
[10]徐梦丹.基于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的医生道德风险治理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 (8) :600-602.
[11]马本江.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交易契约设计[J].经济研究, 2007, (12) :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