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规律（精选4篇）
变动规律 篇1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企业在用工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革，用人机制更加灵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导致企业在用工上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从而导致企业在用工旺季时往往招不到员工，而到了用工淡季时员工过剩的问题出现。在此，笔者就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规律及变动原因进行一定的归纳和分析，并在应对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的对策上作出一些探讨, 以与各位专家和同仁商攉。
一、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规律
企业用工经常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动趋势，企业用工的季节性变动主要表现出以下规律：
（一）受传统春节影响，容易引起企业大量的年头年尾季节性用工需求。
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看重这一节日，每到快过年时，很多在外工作的人员都会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而这时又是企业出货最多的时候，因此，企业在春节期间经常出现人手不够。
（二）企业重大事件的出现，容易引起企业季节性用工需求的突发性变动。
企业往往在新项目开工、新产品上市、新服务推出等重大事件发生前后，会形成用工的小高峰;同时，也会因为企业生产经营转向、老产品的淘汰等因素，使得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甚至辞退原来在企业工作的老员工。
(三)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企业季节性用工需求有极大影响。
一般来说, 宏观经济环境向好, 企业产需两望和快速扩张, 引起企业用工需求快速增长;相反, 宏观经济环境向坏, 市场需求萎缩, 企业产能过剩, 引起企业用工需求快速下降, 如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 对我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从而导致我国企业用工需求急著下降。据统计, 2008年10月份,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回落了1个百分点, 同时企业用工需求同比减少, 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2008年第三季度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 这是我国新增就业增速和企业用工需求多年来首次下降。
（四）企业季节性用工需求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
一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引起产业淘汰和产业升级，从而引起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二是重大法律法规的调整也会引起企业季节性用工需求的隐性变动。例如，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要求中小企业向大企业看齐，给予劳动者更多保障，但中小企业应对危机能力较弱，国家给予这部分企业适应新法规的过渡时间也较短。因此许多企业在招工用工时可能越来越谨慎，一定程度上造成就业率增速降低。
（五）企业季节性用工需求受行业周期变动的影响。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经济周期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双重影响，大部分行业的发展受到资金、市场的约束，调整趋势仍将持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而全球经济的衰退以及人民币的继续小幅升值，也将对我国既有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形成更为严峻的冲击。但是，随着国家刺激内需尤其是鼓励消费政策的不断实施，部分中间投资品行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发展空间将被有效打开，从而对上游行业形成基础支撑，带动相关行业的稳定发展。经济周期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势必影响着企业季节性用工的需求。
二、应对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的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用工制度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的用工制度也逐渐实行改革。目前我国主要有固定工制、劳动合同制、临时工制和农民工制等用工制度。笔者认为，在这几种主要用工制度中，劳动合同制、临时工制和农民工制在解决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问题上更具有灵活性和优势，应该大力推广和实施。劳动合同制的特点是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工作期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一旦签订了劳动合同，就必须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临时工制的特点是企业为了完成临时性、突击性的工作，以合同的方式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所要完成的生产任务或工作，自主决定用工数量、用工期限，工作完成后即解除合同。季节工是临时工的一种，它是从事季节性生产劳动的工人，具有临时工的特点。农民工制的特点是从农村中招收，不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不改变农民身份，由企业直接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农民工在企业工作期间，是企业职工中的一员。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劳动关系即行解除，农民工返回农村。
（二）建立企业季节性用工协作机制
一是有关部门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建立企业季节性用工服务平台，具体负责信息的收集、汇总和企业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工作，发布有关用工需求信息;二是成立企业季节性用工协调机构，负责企业季节性用工信息汇总和协调落实。
（三）做好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工作
一是地方政府应做好劳动力储备工作，进一步改善用工环境，为企业搭好用工平台;二是企业也要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同时应探索相对稳定的用工机制，在原有的职工队伍中培训临时用工，以满足阶段性的需要，做到在淡季中就做好旺季用人的准备。
（四）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
尽快建立、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确立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为劳动者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的同时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企业季节性用工一般以短期工和临时工为主，他们的合法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也正因为这样，往往容易导致企业招工难、劳动者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大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力度，着力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通过建立失业预警和调控体系、扩大招工和就业渠道、建立和健全劳动力中介机构、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等措施，逐步形成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就业、企业通过市场挑选人才的市场就业机制。
（五）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确保每一个劳动者，包括短期工和临时工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社会劳动保障;二是抓好劳动合同管理。劳动合同是企业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劳动保障部门应通过规范劳动合同，明确劳资双方权利和义务，并针对企业从业人员的复杂性，逐个企业清理、登记造册，及时办理劳动合同签订、鉴证手续，把规范企业的用工管理作为确保企业依法用工、依法保障的关键来抓;三是强化劳动监察力度。劳动监察部门应将规范企业用工管理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有效地开展劳动年检和执法监察，对企业用工人数、用工形式、劳动合同等情况进行清理和清查，敦促企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摘要：由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 往往会导致企业在用工上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本文就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规律及变动原因展开了归纳和分析, 并在应对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的对策上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企业用工,季节性变动规律,对策
参考文献
[1]、我国企业用工需求多年来首降, 北京商报, 2008-11-21头版。
[2]、出口萎缩影响珠三角企业用工需求部分农民工返乡, 中国商机网, 20081106。
[3]、季节性用工需求再度大幅攀, 广州日报, 2009-5-11
[4]、招工与就业“双紧”浙江民营企业用工问题研究, 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6.01.0610:44:49。
变动规律 篇2
众所周知, 住房的开发周期很长, 住房建设周期主要受行政审批速度、施工速度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 开发商对居住小区的开发周期为一年甚至五六年的时间。在较长的建设周期内, 开发商难于预测住宅建成后的销售价格。他们通常会根据前期住房销售价格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向来决定住房开发的数量, 导致住房供给量的不稳定。这是导致住宅价格波动最根本的原因。
一、住房市场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
当住房价格上涨时, 开发商会增加住房投资, 随着住房投资的扩大, 最终导致与住房相关的原材料、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住房建设成本增加, 开发商的资金受限, 而后会削减住房建设规模。从中国住房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 印证了住房价格与建设规模是成正相关。至于相关性有多大, 取决于住宅供给价格弹性。
国外对住宅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的研究集中在0～0.7之间 (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国外对住房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研究比较一直认为缺乏弹性的 (即弹性<1) , 其主要原因是住房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 一旦项目立项后开始建设, 市场价格波动, 对住房供给数量也难于调整, 而住房产品供给价格弹性为依据当前价格与当前供给量计算得到的, 因此弹性值较小, 甚至可能为0。
注:表中的数据来自于邓卫、宋杨, 《住宅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20页。
中国住房供给价格弹性影响因素复杂, 但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2009年的房地产企业开发总的住宅竣工面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高档公寓竣工面积的数据简单进行估算。我们选取2001—200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普通商品房 (1) 的供给, 选取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住宅造价房为住房供给价格。估算结果 (见表2) 。
从表2可以看出, 中国住房供给弹性明显大于国外的弹性, 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育不够完善。除了异常年份2000年, 从其他年份来看中国普通住房供给的价格弹性值是逐渐下降的, 由富有弹性逐渐变成缺乏弹性。总体上, 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弹性处于下降趋势, 说明了住房造价对普通商品房的供给量影响也越来越小, 住房供给市场中的价格机制调节机制作用越来越弱。
住房产品的需求与房价的关系非常复杂, 一方面是住房产品的需求包括自住性需求 (刚性需求) 和投资性需求, 投资性需求会下降;另一方面对于自住性需求来说, 住房是生活必需品, 价格弹性肯定小于1, 且住房一般很昂贵, 价格减少相对量较小时, 并不会大量增加消费量。国外对住房需求价格弹性有很多研究, 具体 (见表3) 。
注:表中的数据来自于邓卫、宋杨, 《住宅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20页。
同普通商品住房供给价格弹性分析一样, 我们也可以选取2001—2009年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普通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1) 代表住房的需求, 选取普通住房销售成交价作为住房价格 (见表4) 。
从表4中可以看出, 与国外研究相差很大, 中国普通商品住房的短期需求价格弹性大部分大于1且都正值, 说明普通商品住房的短期需求是具有弹性的。短期内一定程度的房价增长能刺激我住房的需求的增长, 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的普通商品的住房需求通常包含住房的刚性需求, 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投机性需求随着预期价格的增长而增加;住房刚性需求的不受住房的现期价格制约。同理, 当住房价格下跌, 住房需求量也会随之下跌。将表4供给弹性与表2需求弹性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一般情况下, 普通商品房的短期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普通商品房的短期供给价格弹性。
二、住房市场的的均衡价格
就中国当前住房产品而言, 住房产品实质是一些“便利因素”[1]的集合体。通常便利因素包括小区的教育条件、交通条件、商业条件、医疗条件等其他因素, 这些便利因素可以为居住在此的消费提供获得便利收益的条件。不同人从便利因素中获得便利收益是不一样的。住房开发商垄断这些便利因素。
由于住房产品具备便利因素的特性, 导致住房市场结构是一个垄断经竞争性结构, 使得房地产商在对住房定价时遵循垄断竞争的定价原则 (如图1所示) 。需求曲线D表示, 房地
产开发商中某一个企业改变产品价格, 其他企业随着同方向改变住房产品的价格, 该开发商面临的需求曲线。需求曲线d表示, 房地产开发商中某一个企业改变产品价格, 其他企业保持住房产品的不变的价格, 该开发商面临的需求曲线。SMC表示短期边际成本, S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 MR为边际成本。短期内, 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调整产量使得MR=SMC=Pc, 此时房地产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均衡点C, 均衡价格为Pc。A点位市场最有效率点, 此时的价格Pa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住房产品的价格;Pc大于Pa, 说明中国住房市场的均衡价格Pc不能自发到达最有效率的位置Pa。
均衡价格Pc由住房所在位置的便利因素决定的。根据朱劲松的论述, 用X表示住房的便利因素。V为交通条件的便利性, B为教育条件, H为医疗条件, J为商业条件, L为景观条件, K为治安条件, D为娱乐设施等。则X=V+B+H+J+L+K+D+···, 则住房均衡价格Pc=F (X) ,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 Pc也增加。
三、短期内, 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变动规律
从2001—2009年的普通商品建设和成交的数据来看, 中国普通商品房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供给价格弹性, 且需求价格弹性都大于0。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 普通商品住房的需求量虽然随着价格增长而增长, 并不能说明住房产品是吉芬商品[2]。住房是一种特殊的产品, 它除了具有商品属性外还具有虚拟金融属性[3]。住房价格波动不仅仅受住房市场供需双方的制约, 还有其自身的波动的特点, 类似于股票等等虚拟金融资产。综合起来看, 在2001—2009年, 普通商品房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小于需求曲线的斜率, 且需求曲线向上倾斜 (见图2) 。S:需求曲线, D:供给曲线, 曲线S与曲线D的交点为C点, C点为均衡点, 取决于普通商品的垄断特性, 不取决住房市场供求。
当政府对住房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时, 住房价格由高位降低到P1, 此时需求量变为Q0, 供给量变为Q1, 由于Q0远远大于Q1, 住房价格大幅向上波动, 变为P2。又因为住房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住房的供给价格弹性, 使得房价每向上波动一次, 住房需求量增加比供给量增加量要大, 进而刺激价格向上涨, 如此循环而已, 只不过, 每一次波动幅度都在减少, 直至均衡价格位置Pc (见图3) 。
若住房价格上涨超过Pc时, 市场的供给会大于需求, 住房产品的垄断性减弱, 开发商会进行降价竞争, 房价下跌, 减少了住房投资需求, 使得又回到C点。所以在C点, 住房的需求刚好等于住房的供给 (如图2所示) 。当然, Pc并非一成不变, 它随着中国住房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目前, 中国有两类住房供给体系, 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和商品房供给体系, 随着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完善, 保障房的建设削弱了商品房对便利因素的垄断, Pc就会逐渐降低。
结论
前一阶段, 中国房价经历一段快速上涨的过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 包括限购政策、限价政策、提高首套房贷政策, 住房价格开始出现拐点。目前, 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衰退, 某些地方政府正在放松住房限购政策。基于本文解释, 我们认为, 在没有完善和落实保障房建设的措施前, 住房限购政策不能放松。否则, 可能导致住房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
摘要：对2001—2009年间中国普通住房的供给数量和需求分析后, 得出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发现普通住房的需求随着价格增长而增加, 其需求弹性也为正值, 进而推断出当政策放松后, 中国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基本走势为, 随着产量的增加, 先快速上涨且涨势越来越慢, 而后价格平稳。在此基础上提出只有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后, 住房限购政策才可以放松, 中国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才不会大幅波动。
关键词：住房供给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限购政策
参考文献
[1]朱劲松.商品住房性质和房价特征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 2009, (2) .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变动规律 篇3
一、不同工业化阶段投资率变动的一般规律
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和理论不尽相同, 比如钱纳里的按人均GDP划分方法、西蒙·库兹涅茨等的按三次产业划分、霍夫曼的按工业内部结构划分、配第—克拉克的按劳动力结构划分等, 但基本都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四个阶段。从美、德、日经济发展历程看,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投资率呈现两大规律性变化。
规律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 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 近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 (或称为“倒U”型曲线) 。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缓慢上升, 中期投资率快速上升并维持较高水平, 后期投资率逐渐下降, 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 投资率呈现缓慢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 (如图1) 。
尽管总趋势相近, 但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进入工业化的时段、文化传统及主导产业等存在较大差异, 投资率绝对数值差别较大, 比如投资率最高值, 美国26% (19世纪末) , 德国30.5% (20世纪70年代) , 日本38.8% (20世纪70年代) 。只有到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各国投资率基本趋同, 都稳定在20%左右。
规律二:进入工业化后期, 经济告别高增长, 但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高投资率。战后日本用了20年时间初步走完了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70年38.8%的峰值后, 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1970年后, 日本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 从多年超过10%的高增长下降到5%左右, 但投资率却维持在37%至38%, 到1975年下降到32%。之后尽管个别年份有所下降, 但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30%左右, 持续了长达25年, 2000年后才逐渐下降到20%左右 (如图2)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辽宁现阶段投资分析
在“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中, 我们曾综合运用人均GDP、三次产业、工业内部结构、劳动力结构和城市化率等划分方法对辽宁省工业化阶段做过全面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辽宁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投资率变动规律, 审视辽宁近十年来投资情况, 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1. 投资规模逐年扩大, 但增速已呈下降趋势。
自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辽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 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03年的2082.7亿元扩张至2012年的21836.3亿元, 进入全国前三甲, 仅次于山东和江苏。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12》及《2012年辽宁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十年间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0倍, 年平均增速达到29.8%, 大大高于全国23.6%的平均水平。但增速在2004年达到44%的峰值后开始逐步回落, 2012年增速已经下降到23.5%, 2013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为22.1%, 增速下降的整体趋势已经确立。
2. 投资率居于高位, 但投资效益和边际收益率逐年下降。
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 辽宁投资率呈现迅速上升态势。如图4所示, 辽宁省投资率从2002年的33.6%上升至2007年的59.5%, 之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高位。从趋势上看, 这基本符合工业化中后期对于投资强劲需求的国际规律, 但投资率数值却远远高于国际水平, 也高于全国以及工业化进程比较接近的江苏、广东两省。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12》《广东统计年鉴2012》《江苏统计年鉴2012》及《中国统计年鉴2012》
尽管投资率近年来一直比较高, 但投资收益率并不高, 如图5所示, 辽宁省的投资效益系数不仅低于江苏、广东, 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 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呈现了递减的态势, 2002年每增加一万元投资, 能带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5万元, 到2011年已经降到了0.12万元, 下降幅度超过了50%。由此可见, 提高投资效率已刻不容缓。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12》《广东统计年鉴2012》《江苏统计年鉴2012》及《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整理
3. 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渐趋合理, 但行业投资结构有待优化。
在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 2003年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8年, 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从40.3%上升到48.2%, 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略有回落, 从55.3%下降到48.5%。第二个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 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在经历高点后重新回落, 2012年已经回落至43.7%, 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则上升到53.8%。而在整个过程中, 第一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内 (见图6) 。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12》及《2012年辽宁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这样的变化趋势与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一致的。“振兴”初期, 借助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和既有的产业基础, 传统优势产业吸引了一批大投资项目, 在这些投资的带动下, 第二产业投资迅速扩张, 投资比重上升, 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第二产业投资的增加正是对“振兴”前产业发展滞后的补偿, 通过投资还清了“历史欠账”。在这一阶段结束以后, 回归了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 第三产业投资占比回升, 反映了投资需求正在由第二产业逐步过渡到第三产业。辽宁投资的产业结构经过“振兴”初期的特殊阶段后, 正在逐渐趋于合理。
投资结构问题的重点在于行业结构上的不均衡, 主要表现在:一是冶金、石化行业投资比重依然过高。2011年, 辽宁冶金、石化相关产业投资占整个第二产业投资的37.1%, 占全部投资的13.2%。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略显不足。以其中信息产业为例, 2011年投资仅为104.7亿元, 只相当于冶金行业投资的二十分之一, 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仅为0.6%。三是房地产投资占比较高。2011年辽宁房地产投资达到4884.5亿元, 是2003年的9.5倍, 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四是科研、教育投资略显不足。2011年, 辽宁省用于科研及教育的投资分别为107.8亿元和178.1亿元, 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分别为0.6%和1.0%, 与200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0.2和1.2个百分点。可见, 加大对新兴产业、科技、教育等的投入, 逐步摆脱对传统产业、房地产业投资的依赖, 是优化投资结构的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对辽宁投资进行了以下综合判断。
第一, 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回落, 但仍将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理论上讲, 实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协同拉动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但依据我们的国情和省情, 短期内出口和消费仍无法取代投资对拉动经济的作用。一是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向动力, 受全球经济波动以及贸易格局的影响较大, 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从2005年的贡献率下降为-6.9%以来, 一直就没“转正”过, 2009年更是达到了-18.1%。尽管近年来出口基地建设以及相关扶持政策不断出台, 其表现有所回升, 但期待未来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难度较大。二是消费是公认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如图7所示, 过去十年来增幅非常有限。且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培育, 这是我们长期坚持下去的努力方向, 但试图短期内将其培植成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既不容易也不现实。
投资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如图7所示, 从2003年开始, 投资便取代了消费, 成为拉动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除2004年以外, 近十年来辽宁省投资的贡献率均维持在70%以上, 在2009年达到76.6%的峰值后, 开始逐步回落到2011年的70.4%。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12》
尽管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相同阶段相比, 辽宁目前的投资率绝对值确实偏高, 但按照工业化后期投资率变化规律, 高投资率仍将维持很长一段时期, 投资总量还存在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 投资仍将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
第二, 投资已经到了从保障总量转向提升质量的时期。从一般规律看, 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放缓但投资率仍然较高, 说明这一时期投资的效率开始下降。当投资总量的扩张已经很难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时, 提升投资质量就成为必然选择。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这一阶段, 也都在通过转变投资方向等努力提高投资的质量。通过前文分析, 辽宁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严重, 投资效益不仅低于发达省份, 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提高投资效率已经迫在眉睫。辽宁已经到了从保障投资总量转向提升投资质量的时期。
第三, 要逐步摆脱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 重点引导和保障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生产和生活的前提保障, 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 相比于产业投资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 但二者必须保持协同的节奏, 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 而且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辽宁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高铁、机场、港口、公路等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沈大高铁建成通车, 大连机场、朝阳机场和丹东机场扩建完成, 高速公路突破3900公里, 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电力、气化工程等能源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红沿河核电站一期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辽宁电力总装机容量达3800万千瓦;水利和污染物处理设施等建设不断实现新跨越。可以说大型基础设施已经能够承载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 达到了适度超前的要求。但当前仍存在着以投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冲动, 这值得我们警醒。在“失落的十年”中, 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 用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用这些投资修建了大量的桥梁、高速公路、大学等设施, 但由于过度超前, 这些设施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反而使政府背上高额债务, 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辽宁步入工业化后期投资的战略选择
世界经济复苏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确认, 辽宁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现阶段, 抓住投资仍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辽宁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借鉴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的投资导向 (见表1和表2) , 应适时调整辽宁省投资的战略选择。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1.以实现创新驱动为目标, 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并据此整合全省科技资源, 打造人才特区和创新高地, 构筑若干支撑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全球经济低迷, 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无论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还是大量基础投资刺激政策, 都只能起到遏制经济下滑的短期和局部效果,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引发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直到诞生足以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革命性新技术, 催生一个全新的产业, 才有可能真正引领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对于工业大省的辽宁而言, 投向哪个行业都可能引发产能过剩。我们建议, 在现阶段这样投资的迷茫期, 应义无反顾地投资科技, 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积蓄力量。技术创新是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应重点围绕工业产业提档升级, 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投资兴建辽宁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程中心和大型实验室等。并据此整合全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科技资源, 打造人才特区和创新高地, 构筑若干支撑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不仅要建设成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储备基地, 更要建设成重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孵化高科技企业的摇篮, 支撑辽宁省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2.以改善民生为导向, 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让百姓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成果, 为企业和个人投资奠定良好的社会支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改善民生既是投资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百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这要求政府重点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资, 为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 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美、日、德等国家均致力于民生领域的投资。就辽宁省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来看, 加强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投资具有“一石多鸟”的价值:首先, 高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可以为近年来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布局的中小城镇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社会资本投资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其次, 以沈阳为核心的都市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不仅可以促进沈阳经济区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 而且将会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和投资空间;再次,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 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是实现投资与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3.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 树立企业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主体地位, 优化投资环境, 吸引社会资本投向辽宁省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将为我们带来最大的红利, 其根本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和下放投资的审批事项, 构建服务型政府。集中精力优化投资环境, 通过开放投资领域, 建立平等的投资政策, 激发企业投资主体的活力, 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树立企业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主体地位, 通过政策引导, 吸引社会资本投向辽宁省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引导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投资投向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环保产业等领域。加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领域的投资, 提升目前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引导社会资本向终端产业投资, 发展轻型化产业, 补齐产业链, 提升产业丰厚度。
变动规律 篇4
一、澄清学术论争, 准确掌握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之内涵
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提出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的重要理论。然而, 在今天这一理论却日益让人不相信, 因为它已无法解释今天出现的新现象。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中国学术界为此进行了广泛研究。
1.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如学者卫新华等坚持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量与劳动量成正比, 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规律的理论[1]。
2.反对马克思传统理论观点, 认为在今天,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不是反比而是成正比关系。如朱富强等。“我们可以导出这样的推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是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的结果, 技术的改进, 则伴随着社会劳动复杂程度或劳动强度的提高, 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的提高, 则必然又会导致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增大。这样推下去结论必然是, 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力之间不一定是反比关系而是相反。”[2]
3.商品价值量随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正比还是反比是无法确定的关系。如学者程恩富、马艳等。认为二者之间关系是:第一, 如果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 劳动的主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反向变动关系。第二, 如果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 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变动, 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是正方向变动。第三, 如果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 则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方向不确定, 既可能是正方向变动, 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3]。
上述观点, 各有理由, 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是不是马克思的结论真的过时了呢?我们还得通过深入分析才能下结论。
首先, 要准确把握好劳动生产率的含义。劳动生产率是指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里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同一劳动是指劳动强度、复杂程度、熟练程度等都没变, 也就是劳动总量不变。在投入劳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由于劳动熟练程度、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的工艺流程的改变,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的改善等因素, 导致在同样时间里生产的使用价值更多了。所以,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是反比, 而价值总量不变。
综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 具有一个明显特点, 就是具有时代性。马克思的研究是建立在当时代基础上的, 因而是针对当时条件来得出结论。如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就只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怎样创造价值, 而对第三产业即服务性劳动如何创造价值则未有阐述。同时, 马克思研究问题喜欢化繁为简。如研究再生产, 就重点研究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而没去研究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研究资本有机构成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 才得出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成反比这一结论。实际上, 如果剩余价值率也提高的话, 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就不一定是成反比了, 或是成正比了。这些都表明, 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错了, 而是说明马克思在探讨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时, 由于当时科技作用还不如今天, 劳动者的劳动复杂性变化没有今天这么明显, 同时, 为了问题简单化, 假定了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劳动者主观条件不变, 即是同一劳动。同一劳动意思, 就是说劳动无论是复杂性还是强度都没变, 因而, 同一时间里, 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总量就不变。所以,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是反比, 而同一时间里生产商品价值总量则不变。
其次, 要正确区分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客观因素。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等。马克思认为,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观因素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而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等则是客观因素[4]。
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劳动熟练程度提高, 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 在相同时间里, 工人付出同量劳动, 却能产出更多产品, 社会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因而劳动熟练程度被马克思看成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观条件。
但是, 我们不能把劳动复杂程度、劳动强度也当成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观因素。例如, 我们可以假定劳动时间一样, 而客观条件不变, 劳动复杂程度或强度改变引起产量的变化, 有三种情况出现:第一, 产量的增长不及劳动复杂程度或强度提高幅度, 价值总量增加, 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也增加;第二, 单位时间里产量的增长与劳动复杂程度或强度的提高同步一样, 价值总量增加, 单位商品价值量保持不变;第三, 单位时间里产量的增长大于劳动复杂程度或强度提高幅度, 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就会下降。所以, 就是把劳动复杂程度看成是影响劳动生产的主观因素, 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不一定就是正比关系。一般来说, 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总是大于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 因而二者还是反比[4]。
我们再来看劳动强度, 劳动强度即劳动密度, 是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消耗增加了, 从而增加产量, 这是一种变相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显然, 这种靠在单位时间里增加劳动量消耗而提高效率是与马克思阐述的劳动生产率本义不相符的。马克思说:“我们所理解的劳动生产力 (增加) , 是指使用一定量劳动时具有更大的效率, 而不是指使用的劳动量的任何变化。”因此, 劳动强度的提高并不会带来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量的变化, 所以, 劳动强度也不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观条件[4]。
最后, 要正确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概念, 还要准确理解国民生产总值之含义。如何解释今天直接生产中投入劳动量在减少而国民生产总值却在提高呢?其实可以这样认为:一是使用价值是财富代表, 与劳动生产率直接相关, 而价值与劳动消耗有关, 与劳动生产率不是直接相关, 同时, 西方当代经济学中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概念;二是国民生产总值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 是代表一国的财富, 与使用价值有关, 而不是反映一国商品总价值的。因此, 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才导致尽管今天一国直接劳动下降而国民生产总值却在增加这一现象。至于中国投入劳动比美国多, 国民生产总值却不如美国, 也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 因而创造财富不如美国。另外, 我们还应看到,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有一部分不是来自于劳动, 如土地、矿产资源, 是天然财富, 也有价格, 出让后也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 因而导致一国劳动下降, 国民生产总值却增加了这一情况之出现。再有就是, 我们不能不考量的是:一方面, 今天由于科技发展, 劳动复杂性提高, 即使劳动时间减少一些, 直接生产中劳动量也会增加;同时, 第三产业已超一、二产业, 服务性劳动在不断增多, 服务性劳动也应包括在内;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机械化、自动化, 因而使今天劳动变得简单多了, 强度也不断降低了。这几种因素作用结果是导致社会总劳动量增加呢?还是减少呢?需要认真计算。笔者认为是总量增加, 因而导致社会总价值也增多。但这并不否定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因为劳动量增加和马克思讲的劳动量不变不是同一命题。
二、全面分析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 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1. 对商品价值含义、形成、决定规律认识不够。
商品价值是什么?商品价值是如何来的?商品价值量有多大怎么判定呢?如果连这也搞不清, 又何从去谈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如教学中问学生大渡河水有没有价值?有的学生就说有价值, 因为河水有用当然有价值。这就没搞清价值含义与形成。价值是劳动的凝结, 大渡河水又不是劳动产品, 怎么会有价值呢?商品价值量有多大?有的学生认为商品花的劳动时间越多, 价值就越大。这实际上是没搞清, 商品价值实际上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再有, 就是哪一种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学生往往又把握不准了, 因而在作题时出错。有些学生干脆把它理解为所有生产者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事实上, 这里的平均实际上是指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 参与生产某种商品中的生产者生产时间的平均, 而不是总平均。还有就是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混为一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简单来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针对个别劳动时间而说的, 但必要劳动时间则是相对于剩余劳动时间而讲的, 二者不能同日而语。
2. 不能严格区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
教学中, 学生还是能记住价值与使用价值概念, 但在实际中却无法分清二者。如学生说, 一种商品用途越大, 价值就越大。事实上, 使用价值大, 并不代表价值就大, 如果它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 价值量就不大。
3. 把商品价值量与商品质量混为一谈。
有些学生认为:商品质量越好价值量就越大。显然, 学生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往往发现, 由于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效率不同, 生产同样质量的商品所花费时间多少也就不一样, 因而销售价格也就有高有低。由此可知, 学生之所以犯错, 根源在于没有正确区分商品价值量与商品质量两个概念。质量, 是指商品使用价值, 而价值量是指商品价值大小。商品使用价值是价值物质承担者, 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出质量好的产品, 才能更便于销售, 因而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 并不是说价值量是由质量决定的。同时, 随着生产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后, 生产同样质量的商品由于所花时间减少而价值量就降低, 商品就会质量好而价格低。所以, 并不一定是质量好的商品价值量也越大。
4. 不能很好理解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关系这一结论。
学生往往认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劳动生产率高, 生产的产品多, 因而价值量就大。形成该错误观点的原因有两点:即对劳动生产率没有区分和对商品价值量概念理解不清。劳动生产率分为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个别劳动生产率, 它们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拿社会劳动生产率来说, 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 表明生产该商品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少, 因此, 单位商品价值量越小。可见, 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至于个别劳动生产率所形成的时间是个别劳动时间, 是不能决定商品价值量的。
5. 对于不管社会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化, 单位时间里商品价值总量不变这一结论无法理解。
有的学生认为, 劳动效率提高, 生产的商品更多了, 因而商品总价值也应更大了, 所以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才会越赚钱。实际上, 不管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多少, 但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总价值是不变的, 因为同一劳动意味着劳动复杂性和强度以及熟练程度都没变, 所以劳动者付出劳动总量没变, 商品总价值也就不变。
(二) 大学生在学习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原因
1. 高中阶段相关知识欠缺。
大学生之所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中存在诸多问题, 最初原因就在于高中阶段相关知识欠缺。而导致大学生相关知识有缺陷的原因有:一是理科生, 高中政治走过场;二是艺体生, 文化知识基础较差;三是文科生有一部分在政治这门课上掉队;四是中学政治教师有的教法欠缺。正是以上诸多因素才导致大学生先天不足, 从而影响了对马原理课知识的掌握。
2. 对马原理课重视不够。
马原理课作为公共政治课, 学生往往重视不够。学生心目中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因此, 上课迟到、早退、缺课现象较为严重, 听课也不够认真, 上课看别的书, 玩手机, 睡觉, 有的连教科书都不带, 进教室就尽量坐后面位置。这样的学习状况很难保证学生能掌握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这一难点知识。
3. 教师教学太理论化, 不够具体直观, 不善于联系实际, 造成学生不易理解。
马原理课具有的明显特点就是太抽象, 理论性强, 不易理解。这就要求教师教学要形象、直观、具体, 要多举例, 要联系生活实际, 这样才易于学生理解把握。但我们的大学政治教师总是不太注意, 上课就只注重把理论讲得头头是道, 但学生也听得云山雾罩的, 效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4. 缺乏时间保障。
马原理课是由原来的马哲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合成的, 内容没怎么变, 但教学课时减少1/3;高校名义上重视, 实际上总在想法压缩两课;马原理课又分成理论课与实践课, 这样, 原理课又少了1/3的课时, 造成理论课教学内容多而时间少的矛盾很突出, 往往一个理论根本不敢展开作深入分析, 因此, 学生听起来有点蜻蜓点水的感觉, 这又怎能正确理解呢?
三、大学生正确把握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变动规律理论的有效途径
(一) 构建马克思商品价值变动规律理论的完整知识体系
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商品价值变动规律理论中之所以出现许多问题, 首先是因为缺乏对相关理论完整准确的把握, 往往是对知识一知半解, 零零碎碎, 因而就不能正确思考问题了。导致学生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编马原理教材系统性、逻辑性不强, 尤其是阐述问题只有干巴巴的几根筋, 很难让学生理解。所以, 要让学生真正学好, 还得在原理课教学中, 进行内容拓展, 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下面就相关知识体系中的重点内容作一阐述:
1. 商品价值量决定理论。
商品生产者生产同一种商品花费时间不同, 以谁的时间为准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由个别时间, 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准。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那么,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如何理解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 “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是指的当时社会某一生产部门内, 占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条件, 而不是指绝大多数生产者的生产条件, 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工具。如果绝大部分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只占同部门内总产品的少部分, 则其生产条件就不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 (2) “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 指的是在当时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 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生产者中, 大多数生产者所能达到的、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可见, 这里的平均不是一部门内所有生产者的平均, 那些非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者就不能参与平均。 (3)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平均”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平均, 而是一种上升到理论抽象的平均, 它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形成的, 决不是靠人去计算得出的。 (4)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代表特定的一个部门, 而不是说全社会只有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个社会内往往有许多生产部门, 而不同的生产部门内部, 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都不相同, 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可能一样。因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都是只代表一定生产部门的。 (5)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科技进步, 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在不断改善, 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不断提高。所以, 在特定的一个生产部门内,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改变[6]。
2. 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
“率”言下之意就是指效率, 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而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是:第一,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 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第二,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个别劳动时间、个别劳动生产率无直接关系;第三, 不管社会劳动生产率怎么变化, 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里创造价值总量不变;第四, 商品价值总量与个别劳动时间成反比, 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第五, 商品使用价值总量与个别劳动生产率、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7]。
(二) 更多地运用生动、具体的实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不易理解, 教学中要多举实例, 联系实际, 形象具体一些, 才能收到更好效果。下面就相关两个重要知识加以说明。
1.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
例:近代中国, 假设制火柴行业一天总共生产出2万盒火柴。分别由12家机器制火柴的企业和80家手工制火柴的企业生产。其中1.7万盒是用机器生产的, 每盒的平均劳动时间是10分钟;0.3万盒是用手工生产的, 每盒的平均劳动时间是2小时。问:生产每盒火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道题要正确完成, 首先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由于“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是指当时某一生产部门中, 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条件, 而不是绝大多数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因此, 机器生产就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 因为用机器生产的火柴在该类总产品中占绝大多数。而在上面使用机器制火柴作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由于每个劳动者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是不一样的, 生产一盒火柴的劳动时间就会不一样, 但我们知道, 这应当决定于大多数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即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分钟。10分钟代表的价值量就是一盒火柴的价值量。
2. 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理论。
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这一内容, 是学生很难理解的地方。教学中必须例举才能让学生一下明理。按照马克思原理, 劳动生产率分为个别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 这两个生产率的变化而引起的价值量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两双皮鞋价值量=80C+新价值 (8×5=40) =120元, 一双皮鞋价值=60元。
由此可见, 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反比关系。下面再用数学方式对此问题来作进一步分析:
假设用T表示单位时间, t表示生产单位某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时间, Q表示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M表示单位时里商品价值总量, N表示商品数量。可以知道, 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某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为:Q=t
单位时间里商品价值总量:M=Q.N=t.N=T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种情况: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单位商品价值量为:Q=t。
第二种情况: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 某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为:Q1=t1。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单位商品生产时间缩短, 则:t1
单位时间内价值总量为:M1=Q1.N1=t1.N1=T, M1=M。
从上可知, 社会劳动生产率同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不管怎么变, 单位时间内的价值总量都不变。因为单位时间一样, 同一劳动意味着消耗的总劳动量也一样, 所以单位时间内的价值总量就不会变。
第三种情况:商品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后, 其单位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会变少, 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变, 因此, 市场上出售商品时单位商品价值还是:Q=t。
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后, 单位时间里生产商品数量增加, 因而单位时里商品总价值:
M2=Q.N2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变, 单位商品价值也不变)
由此可见, 个别劳动生产率同单位商品价值量无直接关系, 单位商品价值保持不变。个别劳动生产率同单位时间内的价值总量成正比关系[8]。教师在作了上面具体分析后可进一步总结, 得出归纳结论:
(三) 在习题训练中帮助学生灵活运用
在学习马克思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中, 我们往往发现, 大学生不善于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 考试中出错率比较高。因此, 教学中教师还要让学生多训练, 教师及时给以指导帮助。习题训练可以采用课外练习和课堂例题讲解两种方式进行。通过练习, 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融会贯通。这几年, 笔者收集了一些全国研究生复习考试题中具有代表性的练习题, 让学生课外练习, 使学生加深了理解。
(四) 通过社会实践教学, 加深学生对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理论的直接感知
学生由于生活阅历缺乏, 在课堂上往往对抽象的理论一时难以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原理课社会实践教学, 让学生深入企业去调查了解, 直接感知。如我校在小学期带学生去参观省内大中型企业。学生们观看了长虹的发展史, 知道长虹生产客观条件不断进步, 劳动复杂程度在不断提高, 彩电也不更新, 但彩电价格却在下降, 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生产效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是成反比。
综上所述, 原理课教学中, 我们只要在理论知识上讲透, 同时又善于深入浅出, 注意具体形象生动, 多举实例, 加强练习,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就一定能让大学生更好地掌握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这一重点和难点知识, 使原理课教学收到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吴树青, 卫兴华, 洪文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1.
[2]朱富强.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吗———兼论传统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个“悖论”[J].社会科学研究, 2002, (3) .
[3]马艳, 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的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J].财经研究, 2002, (10) .
[4]曹子勤.也谈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与程恩富教授、马艳副教授商榷[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4, (4)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52.
[6]李海.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避免六个误区[J].新高考:政治历史地理, 2010, (2) .
[7]于学花, 栾谨崇.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的理论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