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收益（精选7篇）
变动收益 篇1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较大幅度地修改了原来的会计科目并增加了不少新的科目, 其中就包括损益类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该科目和同为损益类科目的“投资收益”有很大的区别, 但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二者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同出一门:二者均属于损益类科目
首先我们来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里规定的会计科目610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明确指出, 该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 主要用来核算下列有关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本文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进行探讨。
1. 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则做相反的会计处理。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 结转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无余额。
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 因为其期末时应结转到“本年利润”科目当中, 所以是一个典型的损益类科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在诸多方面都运用了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计量直接而客观地反映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动, 保持“随行就市”, 避免了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偏离, 从而极大地保证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和及时性, 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准确、可靠。在这种观念下, 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企业的资产更能说明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更能体现该项资产变动对企业损益即利润的影响。
我们还应注意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很容易混淆的一个科目“公允价值变动”。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知, “公允价值变动”同时属于资产和负债两种性质的科目且为二级明细科目。该科目是设置在相应资产和相应负债底下的明细科目。若是资产性质时, 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则增加记入借方, 减少记入贷方;若是出现在“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其增加记入贷方, 减少记入借方。不管是出现在资产中还是出现在负债中, 期末都很可能有余额。
2. 出售、处置时的账务处理。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 借记“银行存款” (实际收到的金额) 科目, 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账面余额) 科目, 借或贷记“投资收益” (差额) 科目;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 当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 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 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当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
例:A公司在2009年1月6日以每股10元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股票10万股, 另外支付1万元的交易费用。A公司将该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09年6月30日该股票的市价涨至16元/股;2009年12月31日该股票市价为15元/股;2010年1月19日A公司将股票以每股18元予以全部出售。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2009年1月6日购进乙公司股票时: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00, 投资收益1;贷:银行存款101。
2009年6月30日确认该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6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00。同时, 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00;贷:本年利润600。
2009年12月31日确认该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同时, 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借:本年利润1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
2010年1月19日出售该股票:借:银行存款1 8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 000、——公允价值变动500, 投资收益300。同时, 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00;贷:投资收益500。期末时, 借:本年利润5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00。借:投资收益800;贷:本年利润800。
从上面的分录可以看出, 企业最终实现的净收益为最终的售价180万元扣除成本100万元和1万元的手续费之后的余额79万元。并且这79万元的利润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2009年应确认49万元的收入, 2010年应确认30万元的收入。如果单单从上述分录可以看出至2009年12月31日止损益类账户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没有余额, 但是“本年利润”有50万元的贷方余额 (实际上也是被结转到“利润分配”账户后而没有余额的) , 而这50万元的贷方余额恰恰来源于公允价值的变动。当然, 我们通过出售当期期末的结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来, 当期利润最终增加了30万元。这和我们最直观的企业这笔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收益计算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售价-成本-手续费=180-100-1=79 (万元) 。该投资所经过的会计期间的利润没有虚增或重复计算。
有些学者认为,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的使用过程中, 虚增或重复计算了企业的利润, 下面用一个图表来说明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 交易性金融资产即便在持有期跨年度的情形, 企业的利润也并没有存在哪一个年度被重复计算的问题。2009年企业因公允价值的变动而带来的本年利润增加额为50万元, 2010年因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本年利润增加额为30万元, 扣除最初的交易手续费, 企业从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中获利入账价值也是79万元, 与我们从投资学的视野来看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是一致的。当然, 该项投资收益为负时的情形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同根异枝:二者性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同属于损益类账户, 而损益类账户的一个共同特征均是:为他人作嫁。因为损益类的账户, 期末都应将其原来的余额结转到“本年利润”账户, 结转后都没有余额。二者的性质除了上述的共同点之外,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二者期末余额都应结转到“本年利润”, 但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只是账面上的盈利或亏损, 一切都还是浮云, 下一期完全有可能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动, 收益还没有真正流入企业。要正确理解该账户, 其实最根本的即是应当牢牢抓住“变动”二字, 这一点好比投资者在证券流通市场购买证券时, 其账户里发生的变动一样, 都还是“纸上富贵”。“投资收益”则是实实在在的落袋为安的收益, 是真正的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 (亏损则为流出) , 期末结转到本年利润后就被写进历史, 没有下一期的变动。
另外, 二者因为上述的不同还会产生所得税费用方面的不一致。从上面的比较来看, 二者的变动均引起企业利润的变动, 但是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却并不一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指出,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 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由此可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因期末结转到“本年利润”而影响企业利润总额的变化, 但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因此, 在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 当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 根据会计准则确认的企业利润和根据税法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因时间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只有在实际处置时该差异才会转回并确认应纳税所得额。但是, “投资收益”作为实实在在实现了的收益, 在所得税的计算确认上, 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二者的口径是一致的, 二者之间不存在因确认所得的时间不一致而产生的纳税差异。
三、化作春泥:二者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投资收益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归宿, 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目的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只不过是起了一个过渡性质的作用, 随时都存在被解散的风险。因为资产一旦出售, 其收益就实现, 那么该账户就将被清零。当然, 从上面例子当中的会计分录可以看到, 当交易性金融资产被出售时, 原来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的账面浮盈或浮亏应当全部先转入“投资收益”, 让会计信息使用者明明白白地知道原来持有期间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的确切数额。该项金融资产原来的账面浮盈或浮亏与出售时直接确认的投资收益之和, 即是本项金融资产给企业最终带来的经济收益或损失。
四、结语:公允价值计量还应注意的地方
现行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部分交易或者事项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理念, 体现了我国会计收益的计量由利润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转变, 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趋同。采用公允价值这一会计计量属性, 是现行会计准则的一个重大且重要的革新, 牵涉面广, 关系复杂。除上面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为例进行解析以便掌握两个科目的内涵外, 还有其他的方面可以切入。因为除前文介绍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外, 还有交易性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这些资产和负债的变动, 平时发生变动和期末及资产负债表日, 其价值的变动所带来的损益和处理时最终实现的收益, 除归集在“公允价值损益”之外, 还应当分别各自归入“资本公积”和“其他业务收入”等, 而不全是转入“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两种收益观 篇2
一、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的辨析
(一)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的历史背景
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会计目标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西方会计理论结构的理论基石。会计目标理论存在两个学派:
1. 受托责任学派
(1)二十世纪20年代(1920),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权集中(如80%),大股东要通过考核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来确定经营者。为反映经营业绩,就需要确定收益,从而强调权责发生制,配比、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2)在受托责任观下,会计本质上不是一个计价的过程,而是收入和成本费用的配比过程,资产负债表沦为成本摊销表,如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大量的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计量属性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受托责任学派因注重收益,形成了收入费用观。
2. 决策有用学派
(1)二十世纪70年代(1970),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股权越来越分散(如第一大股东占13%),大部分股东不再关注于选择经营者,而是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预期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信息,决定是买入股票还是卖出股票(即由用手投票变成用脚投票)。决策有用学派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经济背景下形成的。
(2)证券市场分析师、财务分析师为了分析公司的投资价值,非常关注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在资产负债表中,可以通过资产预测未来的现金流入,通过负债预测未来的现金流出。决策有用观因注重资产负债,形成资产负债观。
(二)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的概念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原本是计量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理论。资产负债观也称为资产负债表观或资本维持观。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和费用仅是资产和负债变化的结果,收入是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费用是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净资产相同的增加和减少(例如业主投资或者派给业主款)排除在收益的定义之外,即是说,它们是资本的缴入、提取、前期损益的调整以及持产利得和损益。在资产负债观下,强调资产定义的第一性,其他会计要素都可以通过资产来表示。例如,负债可以看作负资产,权益可以看作净资产,损益可以看作权益的增减。因此,资产计价成了会计计量的重心,只要资产增减了,损益就会发生变化。不管资产交易是否发生、资产的风险报酬是否转移,只要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化时原来不计入损益的,在资产负债观下必须计入损益表。
收入费用观也称为收益表观或配比观。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和费用源自合理配比的需要。收益仅仅是一定期间收入和为赚取这些收入所发生的成本两者的差额。配比这个会计中根本性的计量过程,是由以下两个步骤组成的:第一、通过实现原则来对收入进行确认或定时。第二,费用的确认。其中费用的确认有三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销货成本。第二,系统和合理的分配,如折旧费用。第三,立即确认,如销售和管理费用。因此,与资产负债观相比,收入费用观主要强调的是计量企业的收益,而不是净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为确保有一个合理的配比和避免对收益的扭曲,资产和负债,包括递延借项和贷项,被认为是必须结转至未来期间的余值。比较通俗的认为是,收入费用观依据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的要求确认收益,实现原则和配比原则要求收入费用观不能确认不符合实现原则的交易和事项,在计量属性上紧紧跟随历史成本。对那些影响损益又不符合实现和配比原则的交易和事项就采取递延的方式进入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种递延收益、待摊费用等。损益表成为第一报表,而资产负债表则是为了确认和合理计量损益表的跨期摊销的过渡性报表。
二、公允价值计量是资产负债观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会计理念经历了由原始的资产负债观发展到收入费用观最后又回归到资产负债观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李勇,2006)。资产负债观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未来的发展,更加关注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营运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资产负债观有利于减少企业利润操纵行为,因为在资产负债观下对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的问题,只要企业的净资产变化了(不包括新增投资或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就应当确认收益,即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本期向所有者分配-本期所有者新增投资,所以资产负债观要求以净资产的增加来确认收益的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以递延、应计、摊销等会计程序而人为操纵利润的行为。我国新会计准则则更多地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要求,实现了会计准则制定理念上的国际趋同。资产负债观强调资产计价先于损益计价,当资产价值增加的时候尽管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标准,但是必须确认损益,而面向过去的历史成本原则对于非交易因素导致的资产增值却无能为力,因此,在资产负债观下在计量属性上必然是允许公允价值属性的采用。
在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中,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准则中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在对交易性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会计处理时,为了反映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设置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该科目解释如下:该科目是用来核算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形式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其主要账务处理如下(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果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做相反的分录。当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银行存款,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贷(借):投资收益。期末将该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该科目无余额。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核算的过程来看,它把资产负债的变化确认了损益,是资产负债观的具体体现,使得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项目更加符合市场的实际,但是也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观在我国新准则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试探阶段。
三、两种收益观的展望
变动收益 篇3
一、全面收益解释
全面收益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除去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以外的交易、事项和情况所产生的一切净资产的变动。即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业主投资+业主派得。全面收益是通过期初、期末净资产的比较来确定收益, 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 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
业主投资与业主派得是指与所有者资本交易导致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如: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净资产在扣除此部分后剩下的就是当期损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的影响等) 。当期损益在利润表里反映, 是已确认、已实现的损益,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绕过利润表, 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中反映, 是已确认未实现的
由此可见, 全面收益由净利润和其他收益组成, 全面反映企业经营业绩, 既能反映以历史成本计价且已确认、已实现的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 也能反映以多种计量属性计价 (如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 的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这就解决了衍生金融工具、外币折算、资产重估等产生的收益无法在表内确认的难题, 使收益报告的内容更丰富, 反映的信息更广泛、更真实, 更有助于满足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多样化的需求。全面收益对其他收益的确认和披露, 将更多地考虑企业未来所面临的环境变化, 充分揭示企业的风险, 反映企业的价值, 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分析企业风险提供重要信息。
二、我国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集中体现了全面收益理念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表》要求上市公司上报的财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在新会计准则中, 原来以资产负债表附表形式出现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成为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并列披露的第四张报表。该表用来反映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的增减变动情况, 在表中列示了“净利润”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及其“合计数”。虽然没有明确全面收益的概念, 但表中的“净利润”就是利润表中反映的已实现的“净损益”,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里反映的已确认而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即“其他全面收益”, “合计数”即净损益加其他全面收益, 实际上就是“全面收益总额”。可见新会计准则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集中体现了全面收益理念。与旧企业会计准则中的业绩报告相比,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完整反映企业业绩。我国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净利润”与“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的“合计数”, 即全面收益总额, 将已实现的净损益、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计入“全面收益”, 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业绩, 不仅使得隐藏在所有者权益中的“收益”暴露出来, 提高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而且便于投资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同时, 完整的企业业绩由于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了更全面、更及时和更有用的全部业绩, 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减少证券市场“利得交易”现象,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二是使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的内容更清晰。随着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 必然带来更多的“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而受到实现原则的限制, 目前这些项目只能绕过利润表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 随着所有者权益中这些项目的增多, 所有者权益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捉摸, 信息的质量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将“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正本清源, 与“净利润”一起计入“全面收益总额”, 使所有者权益的内容不再模糊。
三、我国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存在的问题
我国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编制和实施, 使我国报告全面收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但它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收益报告还存在一定距离。
一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不是一张严格的财务业绩表。它也包括非财务业绩项目 (如与所有者资本交易导致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即表中“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部分) , 会使财务报表的用户忽视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从而忽视了对报告主体全面业绩的评估;另外, 在基本准则中没有给出“全面收益”概念, 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也没有要求“全面收益总计”, 这也不利于全面收益理念的推广。
二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使会计信息的明晰性受到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主要目的是报告净资产的变动, 即使可以用于报告财务业绩, 其作用也是第二位的。而且将财务业绩信息与接受所有者投资及对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的信息混在一起, 会使信息的明晰性受到影响。如SFAS 130尽管允许企业选择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但FASB还是表示了它的倾向性:“本委员会决定鼓励企业在一个损益表的净利润总额下报告全面收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组成部分, 或在一个独立的全面收益表中报告。本委员会相信在损益表型的格式里列示全面收益更能与概念公告保持一致, 因此更优越于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
四、对我国未来全面收益报告模式的展望
从英国、美国、新西兰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有关财务会计准则看, 对全面收益大致采用了三种报告方式:一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法。即要求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反映企业一定时期所有者权益变动情况, 通过“累积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披露全面收益有关情况。二是两表法, 即除传统收益表外, 增加一张业绩表, 称“全面收益表”或“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它是从传统收益表的净利润开始, 增加除净利润以外的全面收益项目, 包括固定资产重估价、外币报表换算差异、持有用于销售的长期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差异等, 最后报告全面收益总额。三是一表法, 即扩展损益表, 在损益表的净利润下, 列示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最后报告全面收益总额。从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提供对决策有用的高质量会计信息来看, 一表法将是大势所趋。
结合我国实际, 借鉴国外经验, 笔者认为, 我国未来全面收益报告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要完善现有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通过报告企业净资产的变动来报告企业全面收益的信息;第二个阶段是在保留并“改进利润表”的基础上增设“全面收益表”, 即两表法, 集中报告利润表以外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第三个阶段是将全面收益表和利润表合并, 即一表法, 在一张财务业绩报表上反映全面收益。
变动收益 篇4
一、利率调升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之间呈此涨彼落趋势
面对通胀压力和CPI指数的居高不下, 从2010年10月20日以来, 央行连续五次提高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频频加息已经严重影响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根据现行政策,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按起存日利率计算, 当前的加息不会造成定期存款利息收入的增加。委托贷款利息收入按当年放贷的贷款利率计算, 遇到利率调整, 也只能等到次年的元月一日才能按新利率标准计算。即使遇到利率上调, 贷款利息收入的增加也有一个滞后问题。这就意味着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利息收入被锁定。但是, 公积金利息支出却没有被锁定, 会随着利率的上调而增加。因为每年的6月30日是全国大部分管理中心公积金年度结算日, 上年结转的公积金余额按调高后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支付职工利息。2011年1月1日后遇到加息 (利率调升) , 在住房公积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贷款利息收入已经被锁定的情况下, 2011年6月30日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就决定了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多少。这里就存在一个利率执行上的不对称问题。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贷款利息收入按调高前的低利率计算, 公积金利息支出却按调高后的较高利率执行, 意味着增值收益的减少。本轮央行加息采用的是不对称方式, 即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经过5次加息后, 活期存款利率提高了0.14%, 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提高了1.39%, 5年以下个人贷款利率提高了1.12%, 5年以上个人贷款利率提高了1.03%。尤其是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的提高, 使每亿元上年结转的公积金每年多支付利息139万元。以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按全国4000亿元的资金沉淀计算, 则每年多支出利息55.6亿元, 造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
由表1可知, 经过本轮加息后,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利差空间在减少, 其中作为最重要利差来源的5年以上个人贷款利率与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的利差由加息前的2.16%降至1.8%, 下降17%。利差减少直接缩小了管理中心的增值收益空间。
据统计, CPI指数仍然在5%以上, 通胀持续依然不容乐观。为抑制通货膨胀、削弱投资过热、调控宏观经济, 央行下一步很可能还有加息的打算, 这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下降趋势, 管理中心全年增值收益出现负值的可能性极大, 利率风险更加凸显, 利率一旦处于调升加息通道, 管理中心当年支付职工的利息就会大幅增加, 不利于住房公积金事业的发展。
由表2、表3、表4可知, 在现有利率下, 增值在4.31亿元左右 (不含2011年当年新贷增量) , 如果按最乐观估计将减少0.849亿元, 中等估计将减少1.58亿元, 悲观估计将减少3.61亿元 (几乎是白干一年) 。
可以说, 在利率年度调升期, 对公积金缴存者有利, 其利息收入在增加;对管理中心讲, 其利息支出在增加, 增值收益在减少。
二、利率下调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之间呈此落彼涨趋势
为了直观分析利率下调 (降息) 的影响, 首先以表格形式看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在银行沉淀资金的增值收益变化情况。
从表5看出, 以1亿元沉淀资金计算, 1996年平均可获的423万元增值收益, 到2000年已降为9万元, 相差47倍。
再从公积金管理中心对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获得的增值收益变化看, 1996年8月, 国办发35号文明确, 职工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在上年结转的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的基础上加规定利差, 共分为4档, 其中5年以内加1.8个百分点, 5年以上至10年加2.34个百分点。1999年9月21日起,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又调整为5年以下和5年以上两档, 利率分别为4.14%、4.59%。
从表6看出, 1996年至1999年中心发放亿元贷款年平均利息收益为207万元。1999年9月21日以后则发生了变化, 2000年从亿元公积金贷款年平均利息收益提高到239万元, 增加了32万元。
再将表5中沉淀资金与表6中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年平均收益相比较, 可以看出, 1996年, 1亿元中心可获得的423万元增值收益, 是贷款收益的2.04倍, 而且省力省事, 没有风险。而发放1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仅能获得207万元的增值收益, 不仅远远低于沉淀资金, 而且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贷款的评估、审查, 需要承担的风险, 还要付给承办银行贷款手续费。在这种情况下, 要扩大对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规模, 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率显然缺失政策的、经济的内在动力。随着住房货币化的深入和存贷利率的下调, 1亿元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增值收益比1998年沉淀资金增加30万元, 到了2000年就增加到130万元。2008年, 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进行了5次调整, 皆为利率下调。经过5次利率下调,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屡次增加。
可以说, 在利率下调期, 对公积金缴存者不利, 其利息收入减少;对管理中心讲, 其利息支出在减少, 增值收益在增加。
三、克服利率变动因素, 提高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对策
综上所述,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增加还是减少, 并非由业务收入或其他指标下降造成, 而是因为支付给缴存职工的利息支出上升或下降所致。减少的增值收益转化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利息增加, 个人账户资金积累速度明显加快。增加的增值收益转化为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等, 反映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社会价值和责任。可以说, 在加息过程中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是最终得益者, 在减息过程中,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最终得益者。
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1. 关于结息。
现行公积金结息的方法是每年6月30日结息, 以结息当日挂牌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年利率计结过去1个公积金年度的利息。公积金年度从上年7月1日起, 至本年6月30日止;而公积金会计核算年度是一个完整的公历年。公积金年度与会计核算的年度不匹配, 影响最终收益的准确性, 也给年度之间的收益调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种结息方法在加息周期会使收益向前一年度倾斜, 而在降息周期则会显著增加当年收益。
目前来看, 较为合理的方法应该是确定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和利率政策, 如将年结改为季结或月结, 或者计算计息天数, 按日计结利息, 而不应“以结息当日挂牌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年利率计结过去一个公积金年度的利息。
2. 关于利率调整。
当年新发放的贷款按照新利率执行, 而上年发放的贷款遇利率调整, 则需到下一年才执行新利率, 在加息周期将会显著影响中心收益。
3. 关于公积金中心在银行存款利率。
变动收益 篇5
一、净资产收益率计算的相关规定
证监会于2010年1月11日颁布了修订后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以下简称“编报规则”)，其规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能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指标计算的合理性和可比性。按照编报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年度财务报告、中期财务报告等公开披露的信息应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作为分子，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净资产收益率。
一般来说，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可以采用全面摊薄法和加权平均法两种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于计算式的分母不同：在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中，分母是期末净资产，说明期末单位净资产对经营净利润的分享;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中，分母是平均净资产，强调的是经营期间净资产赚取利润的结果，说明经营者在经营期间利用单位净资产为公司新创造利润的多少。编报规则要求，应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净资产收益率。
1. 全面摊薄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P÷E
其中：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
2. 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0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i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因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而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为由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部分资金投资于股市。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的股票投资可以分别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股票投资收益可以分成两部分：股票处置产生的收益和由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股票处置产生的收益均确认投资收益，但是对于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两者的处理是不同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即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记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则直接计入资本公积。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于公允价值变动的不同处理，导致股票投资的市价变化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处理不同，导致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简化计算，本文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直接将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作为分母。
例1:A公司和B公司是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两者唯一的区别是：A公司持有甲上市公司的股票200万股，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B公司同样持有甲上市公司的股票200万股，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0年末，甲公司股价上升，200万股股票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500万元。
A公司和B公司2010年12月31日相关财务数据见表1:
单位：万元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到，A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9%，B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1%，报表使用者如果仅简单比较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自然得出A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B公司8%的结论，即A公司利用股东投入资本的效率高于B公司。而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我们可以看到，A公司和B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均为21%。从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净资产收益率无法给报表使用者提供真实的信息。那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能否提供真实的信息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对很多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产生巨大的影响，证监会要求公司同时根据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是通过加权平均计算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那么这个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是不是都是真正意义上属于普通股股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假设公司存在巨额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现较大金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公司将上述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计入资本公积，直接减少了期末的所有者权益。那么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时候，分母变小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提高计算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将提高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显然，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例2:C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其2008～2010年三年的净利润均为2 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均为1 500万元，每年度的净利润均在下一年度全部进行分配(留存收益=当年度净利润)。2009年末和2010年末资本公积分别为1 000万元和500万元。假设2009年度和2010年度资本公积的增减变动都是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造成的，该资产系公司2009年末持有的某上市公司1%的限售股权，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09年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1 000万元。2010年末，该限售股权公允价值下跌500万元，冲减资本公积500万元。
根据编报规则的规定，这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50%、37.5%和42.9%。具体数据详见表2:
单位：万元
从上例看，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完全是由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2010年度公允价值减少，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大，从而向报表使用者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3.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及，企业会计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同时，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证监会公告[2008]43号)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包括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时，应该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进行扣除。即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从分子中扣除了，但通过净利润结转至未分配利润，从而影响了期末净资产。所以，非经常性损益的产生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样会产生反向影响。
例3:D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其2008～2010年三年的非经常性损益均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009年末该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产生收益1 000万元，2010年末公允价值回落，确认500万元的损失;D公司3年扣除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之后的净利润均为1 500万元，每年度的净利润均在下一年度全部进行分配(留存收益=当年度净利润)。则D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见表3:
单位：万元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三年数据相比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完全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成公司经营的成果一样，但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大幅增加的2009年年末，D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却从上一年的60%下降到43%;相反，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的2010年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却从上年的43%上升到75%。报表使用者如果利用这样的结果来进行决策，无疑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这样的信息，同样会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或使各公司的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
可以认为：其他非经常性损益的存在，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样存在与例3中类似的影响。
三、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缺陷
1.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不利于对企业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 (1) 通过例1中A公司和B公司的对比，我们发现股票投资在不同公司不同的计量和列报，将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信息失真; (2) 通过对例2中C公司三年财务信息的对比，我们发现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利得或损失的存在将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信息失真; (3) 通过对例3中D公司三年财务信息的对比，我们发现非经常性损益的存在将导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信息失真。
2. 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欠合理。
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中，分子是净利润，分母是净资产，由于企业的净利润并非仅由净资产所产生，因而分子分母的计算口径并不一致。上市公司的每一元钱虽然都可以从财务报表中找出其“出处”，但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往往是无差别的，即股东的钱也好，债权人的钱也罢，总是现实地“捆绑”在一起使用的，由此产生的收益与利润理应由全部资金分享。而净资产收益率仅仅站在股东投入资本的角度去考察收益，忽略了资金的来源问题，导致该指标中分子和分母计算口径的不一致。
参考文献
变动收益 篇6
关键词：粮食安全,经济效益,生产成本,安全隐患,可持续发展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多维度、多角度地既包括有关价值与价格、长期与短期、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等方面的问题[1]。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在现今,而在发展的未来[2],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粗放经营、劳动力流失、土地遭弃耕抛荒及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等现象依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种粮收益尤其是比较利益的日益降低,导致农民对粮食生产的土地感情变淡。粮食主产区的粮农种粮积极性是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促使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的关键在于提高粮农收入,尤其是粮食生产环节收益和利润的提高。
1 湖北省粮食种植收益变动趋势分析
1.1 研究对象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湖北省是我国典型的农业大省与粮食大省,现有耕地面积330.84万hm2,粮食生产能力为每年2500万t,并常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00万t以上。选取湖北省进行粮食生产收益情况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粮食生产成本收益角度,了解粮农种粮积极性高低的源泉及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主产区是粮食生产效率最高的“最佳实践者”,成本收益指标也是生产效率的衡量标准之一,通过分析其现实表现,对其它产粮地区具一定借鉴意义。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等;相关政府部门调研数据;网络、文献等数据资料。
1.2 粮食生产的绝对收益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粮食种植收益总体趋势呈现波动式上升及“顺周期”波动两大特点:
(1)粮食生产收益在波动中上升。1978—2009年,湖北省粮食生产产值由819元/hm2增加到10383.15元/hm2,增长幅度约12倍,其中,粮食主要品种稻谷、玉米和小麦分别增加了13.8倍、12.9倍、9.2倍。近30年来,该省粮食种植收益时有起伏波动,但总体趋势仍呈上升趋势。粮食单位面积收益最高的是该省的优势粮食品种——稻谷;其次是玉米,而小麦收益最低(表1),说明该省应发挥本地区的粮食生产优势,加大粮食品种的规模化经营。
(2)粮食生产收益波动呈现“顺周期”特征,即粮食效益与整体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和波动高度保持一致。湖北省粮食产值自1978年以来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时期):(1)1978—1984年的稳步增长期,1979年,国家对粮食的提价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刺激了粮农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收入;(2)1985—1991年的停滞期,1983年前后出现的全国性“卖粮难”,打击了粮农生产积极性;(3)1992—1996年的迅速增长期,这一时期农民的粮食生产收益进入快速发展期;(4)1997—2000年的再次困难期,受外部宏观经济波动与通货紧缩以及农产品结构性买方市场等影响,湖北省粮食收益呈下降的趋势;(5)2001年至今,随着一系列党中央政府利农、支农和强农政策的出台,粮食生产收益增长进入快速增长期,尤其是2004年湖北省开始实施的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及2005年全部免征农业税的政策的实施,更是激发了粮农空前的种粮热情。
(单位:元/hm2)
资料来源:湖北省改革与发展委员会调研数据并整理。
1.3 粮食生产的相对收益分析
尽管湖北省的粮食种植收益在时间分布的纵向比较中,波动上涨的趋势明显,但农民收入在种植业内部的横向比较中却略显单薄。油菜是湖北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2009年全省油菜种植面积达116.59万hm2,产量为236.6万t,居全国第一位,是仅次于粮食生产的种植业品种。
2009年全省粮食谷物总产值为4207483万元,油菜籽总产值为1341861万元,前者为后者的三倍强;平均生产单位面积产值粮食为10383.15元/hm2,而油菜籽高达11509.426元/hm2,说明单位面积粮食生产收益低于油菜籽。2009年湖北省粮食单位面积总生产成本7766.55元/hm2,高于油菜籽5869.65元/hm2的种植。其中,粮食与油菜籽生产的直接物质费用分别为3921.45/hm2元和2543.7元/hm2,直接人工费用分别为2456.4元/hm2和2148.45/hm2;间接费用分别为1388.7元/hm2和1177.5元/hm2。这些数字都说明,在粮食主产省,粮食单位面积生产收益低于油菜籽的同时,其成本支出总额及成本主要项目构成皆远远大于油菜籽,虽然粮食生产具备良好的自然与经济、政策环境等优势,但效益不及经济作物。按照经济规律的作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进行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生产决策,将促使大量生产要素(如资金、人力、土地等)向收益高的产业进行自发式转移,目前粮食生产的相对收益较低,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
2 影响粮食种植收益的主要因素
从湖北省历年粮食产量数据看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粮食单产达到6313.43kg/hm2的历史最高峰,此后粮食单产始终在5250kg/hm2上下波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除非有重大粮食科学技术刺激单产增加,否则,影响粮食生产收益的直接因素,莫过于粮食价格与粮食生产成本。
2.1 粮食价格因素
在国外发达国家,粮农通过粮食生产得到的收益由两部分所构成:一是来自国家对粮农进行生产过程中的大量财政补贴,二是粮食作为商品出售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湖北省从2004年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这项政策虽然得到了粮农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但由于粮食生产补贴中存在诸多问题,许多专家认为这项政策只能暂时解决农民是否种粮的问题,而非解决农民“是否种好粮”的有效途径。2009年该省粮食生产所获直接补贴金额为842.85元/hm2。与粮食总生产成本(7766.55元/hm2)相比,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增收带来的效应仍显杯水车薪。由此,实际上粮食主产省粮农通过粮食生产所得收益,绝大部分为商品粮出售所得,粮食价格成为粮农直接收入的决定因素:
(1)粮食价格的波动与粮农直接收益相关。粮食平均收购价格与粮食单位面积生产收入波动趋势一致,粮食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以粮食生产为主要产业的主产省粮农的直接收入(图1)。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局调研数据并整理
(2)宏观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直接影响粮价的走势。当前,在粮食领域仍然是我国政府“管制最严和计划色彩最浓”的产业之一的背景下[3],粮价受国家最低保护价与利用粮食储备松紧控制市场粮价等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的控制比较紧密。在2006年至今高企的国际粮价背景下,我国采取了国内粮食出口及微调粮食收购价格来平衡粮食供求市场,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也扼住了粮农生产积极性。
2.2 粮食种植成本因素
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由粮农生产的支出与收入两因素决定,在单产与粮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成本决定了粮农所获利润的多少,即粮食生产成本越小,粮食安全动力指数越高。近年来,湖北省粮食生产成本呈现出三大特点:上下波动略有反复;刚性上升;生产成本上涨幅度远大于粮食价格增长幅度。调研数据显示,湖北省粮食生产成本由1978年的747.6元/hm2升至2009年的7766.55元/hm2,涨幅高达9.4倍,而同期粮食价格由10.9元/50kg涨到86.25元/50kg,上涨幅度为7倍弱,说明粮食价格上涨为粮农带来的增收效应被粮食生产成本上涨所吸收。
3 粮食生产成本因素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动力契机与隐忧
3.1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路径的表现与隐忧
从湖北省粮食生产调研数据来看,机械作业费由1978年的12.3元/hm2,逐年上涨至2009年的672.45元/hm2,目前湖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2797万千瓦;与此同时,人工使用量在逐年递减,1978年粮食生产用工数量为475.8日/hm2,2009年仅为110.25日/hm2。机械资本的增加与劳动力投入的递减,粮食单产的提高,说明湖北省粮食生产方式在转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已成发展趋势。
农业机械动力的引进还有待继续提高。湖北省粮食生产租赁作业费由2004年的644.55元/hm2上升至2009年的1112.7元/hm2,畜力费也从291.45元/hm2涨至355.95元/hm2,说明传统的畜力仍是主要动力来源,其原因是农民购买力不足以支付购买和租用农业动力机械的开支。粮食生产机械供给与应用不足,容易产生规模偏向效应,从而拉大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将成为湖北由产粮大省走向产粮强省的阻力之一。
3.2 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径的表现与隐忧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加速了生物化学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1978年初,湖北省粮食生产施肥费用为133.5元/hm2,2009年粮食施肥费用达1702.95元/hm2;农药使用费也从改革初期的10.2元/hm2上涨至2009年的309.3元/hm2,涨幅近30倍。生物化学技术的使用,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单产从1978年的3291.15 kg/hm2,一跃提高至2009年的5917.5 kg/hm2,体现了该省粮食生产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特征。但生物化学生产资料的使用,也会给粮食生产安全带来隐患:
(1)对农药和化肥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粮食追求高产的需求,直接导致生产的“轻简化”[4],导致土壤板结与肥力下降、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同时,会带来农村耕地和整个农业生产的环境危机[5]。
(2)农药化肥物资的使用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1978年湖北省农药和化肥投入金额为59.25元/hm2,占生产物质与服务总费用的25%弱,至2009年达到1884.45元/hm2,占单位面积生产物质费用近50%,且这一比例还在提升,这也印证了研究界有关“化学生产要素是粮食生产物质费用上涨乃至总生产成本上升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6]。
(3)施肥结构不合理。农家肥对于土壤质量的改善与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已成为各界共识,但从调研数据发现,农家肥的施用量几乎淡出粮食生产环节。1978年该省粮食生产使用化肥与农家肥折算成本分别为49.05元/hm2和84.45元/hm2,而至2009年,粮食生产的化肥成本与农家肥折算成本分别为1575.15元/hm2和127.8元/hm2。一方面说明减少化肥施用量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关键路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施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3.3 农村劳动力“自我剥削倾向”的表现与隐忧
湖北省劳动力成本调研数据显示,粮食生产人工成本经过几个阶段的缓慢增长,人工费用从1978年的380.7元/hm2逐年增长至2009年的2456.4元/hm2,30余年的时间内始终保持匀速缓慢的增长。同时,劳动日工价也同样以“低起点、低速度”呈均匀稳速增长,直到2004年,湖北省粮食生产人工劳动日单价才进入加速增长期,从258.6元/hm2增加至2009年的322.5元/hm2。2009年湖北省农业生产年均工资为14105元/人,远低于该省各行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23709.49元/人。粮食生产远不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其他行业的报酬,可见主产省粮食生产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社会及粮农自身对粮食生产劳动用工的价值认知如此之低,也验证了研究界关于粮农存在将自身劳动力投入,不计入粮食生产成本核算中的“自我剥削倾向”现象的存在[7]。
劳动力价格低下形成了我国粮食主产区乃至全国较低的农产品生产成本,满足了城乡粮食消费者以较小成本获得粮食安全权利的意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被错误低估的劳动力价格与较低的种粮收益给粮食安全动力带来隐患:
(1)在短期内,造成劳动力的“自发逃逸”与转移。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后,7000万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自发或被迫提前返乡,但次年这批返乡农民工中的95%均已返回城市各生产领域重新就业。农业生产相对低下的比较效益,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渐自发向收益较高的生产行业转移,部分农村出现严重的“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问题,短期内隐患体现在劳动力数量的流失方面。
(2)在长期内,造成粮食生产领域“劣质”劳动力驱逐“优质”劳动力的隐患。由于城市生产领域具有提供更高报酬的劳动岗位,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会自发由农村的粮食生产岗位向城市其他生产领域以短期兼业或长期全职的形式过渡与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在年龄、身体素质、所受教育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劳动力(“优质”劳动力)将会获得更多较好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于是大量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离开土地,致使农村劳动力日渐流失,剩下“386199”等综合素质较弱的劳动力(“劣质”劳动力)在原有土地上耕作。粮食生产劳动工价的低估,使得在现金收益已经低下的粮食生产领域,更加不能吸引“优质”劳动力重新回归农业生产,同时,“劣质”劳动力因在先进科学技术引入方面的能力较弱,加上因自身劳动力质量禀赋原因导致粮食生产能力降低,引发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持续降低。继而,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价值持续被严重低估。再次地,对经济效益的理性“逐利”心理,使得“劣质”劳动力中稍微质量稍好的劳动力继续自发逃逸至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留下更次一等的“劣质”劳动力留在农村继续粮食生产。此时,农业生产从农业经济的支柱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只有出现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等外力不可抗因素时,才会出现农民工劳动力回流至农业中来。恶性循环往复,粮食生产劳动力的价格持续低下、粮食生产绝对收益与比较收益的持续劣势、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持续“劣质”,整个动态演变过程类似博弈论理论中的“柠檬市场”效应,长期内隐患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质量持续低下方面。
3.4 新时期农民负担问题依旧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当前的农民负担在新时期呈现新的变化与特点,2004年至2005年先后实行的农民补贴政策与税费改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湖北省粮食生产成本利润率反而由2004年的51.83%迅速跌落至2009年的33.69%,在略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净利润反而从2004年2824.35元/hm2降至2616.6元/hm2。而粮食生产净利润由2004年的24.35元/hm2降为2009年的21.74元/hm2,说明粮农的生产负担与增收压力依旧存在。除了农资价格上涨外,土地使用成本也成为新时期农民负担之一。2004年该省土地成本费用仅为522.45元/hm2,此后迅速增加至2009年的1388.7元/hm2,成为农民增收的动力阻碍之一。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以湖北省为代表的粮食主产省,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粮农经营收入与成本二者皆呈波动上升趋势,前者增长速度小于后者。农民粮食生产经营收入重点受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的控制影响,而粮食生产成本却重点随经济规律的作用发生更快的增长。从研究结果看来,目前湖北省种粮比较收益却不如绝对收益,与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代表相比,粮食生产收益明显处于劣势;另外,从粮食生产成本结构看来,表面上表现出“物质成本费用与土地成本走高与人工劳动力价格偏低”这样成本走势不配比、看似矛盾的局面,实际上这些都是湖北省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逐渐加大的表现。
相对劣势的粮食生产经营收益、逐年增长的粮食生产现金支出成本与严重被低估的粮农劳作用工报酬,这三者决定了农村原本投向粮食生产的各种投入要素的流向,理性小农的“逐利”心理可能会导致生产要素趋向于自发向报酬较高的生产领域转移,造成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不足或质量不高的问题,长期内不利于主产省粮农生产积极性的保持与提高,成为粮食主产区乃至国内粮食安全动力的隐患。
4.2 政策建议
以湖北为代表的粮食主产省正逐步迈进高成本时代,粮食生产方式正在经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农民真正通过粮食生产获得科学合理的种粮绝对收益与比较收益,是新时期增加粮食安全动力的核心要求:
(1)规范土地流转制度,扩大主产区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今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地制宜推进种粮大户依据最优适度规模进行粮食生产,发挥粮食经营规模效应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2)实施粮食生产优惠政策,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除了减免粮食生产的“明税”,也要通过补贴解决减少粮农经营中的“暗税负担”问题。着重明确补贴对象,尤其加大诸如购买大型粮食作业农机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方面的补贴。
(3)重点提升粮食主产区科技水平,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是粮食生产的长期推动力源泉,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成为短期内改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源泉。
(4)运用价格手段为粮农增收创造条件。一方面,适当放开粮食价格会增加各粮食安全主体的整体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严格监测与控制粮食生产物资价格。由前文,有效控制生产要素价格,也是提高粮农生产效益的良好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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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收益 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 经济发展同外部经济环境的关联度上升。汇率作为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价格, 是联系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纽带, 其变动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资产市场产生影响。例如, 本币贬值, 外汇占款增加, 未冲销完全的外汇占款可能引发资产价格上涨。而同时, 国际游资外逃则产生相反的影响, 使资产价格下跌;本币升值时, 根据流量导向模型, 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 净出口减少, 总需求和产出萎缩, 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资产价格也会下跌, 而国际游资则会大量涌入, 提高了资产市场的收益率。那么, 汇率变动是否会对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的收益率产生影响及影响如何, 这是投资者、监管者和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汇率变动对资产收益率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调控经济运行、防范不利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汇率变动对资产收益率影响主要的研究如下。Aggarwal (1981) 利用1974~197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变动与汇率市场正相关。Ma和Kao (1990) 实证发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通货贬值与股市收益率呈正向关系;反之, 以进口为导向的国家两者则为反向关系。Benson (1999) 利用1984~1994年贝灵汉市的累计房价指数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汇率每上涨10%, 当地房价指数将上涨7.7%。张碧琼和李越 (2002) 基于1993年12月27日至2001年4月17日的数据, 实证发现汇率变动对深沪股市的两个A股综合指数的收益存在影响。邓燊和杨朝军 (2007) 研究了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汇市与股市的关系, 实证表明中国股市与汇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股市上扬的单向Granger原因。王爱俭和沈庆劼 (2007) 研究表明, 无论是汇率低估造成的经济结构倾斜, 还是汇率调整引发的经济结构复位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张中华和林众 (2013) 利用人民币汇改后的数据, 实证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房地产收益率的影响效果有限, 对房价偏离均衡的调整速度不大。
现有的参考文献多是采用线性的方法来考察汇率变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而未考虑到在不同经济状态下这种影响还可能存在的非对称的效果。本文基于2003年8月至2013年8月的月度数据, 结合Markov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全面研究汇率变动对以股市和房市为代表的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
滞后P阶的MS-VAR表达式如下yt=g (St) +A1 (St) (yt-1) +…+Ap (St) (yt-p) +mt
其中, St表示不可观察的区制变量。从区制i到区制j的转换概率为
其中, m为区制的个数。
MS-VAR模型具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形式, 主要有:分别假定方程的均值、截距、系数、方差随着区制而变化, 得到的MSM-VAR、MSI-VAR、MSA-VAR和MSH-VAR, 而在均值和截距的基础上加入方差的变动后, 模型还可以进一步调整为MSMH-VAR和MSIH-VAR。不同的模型形式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学意义。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汇率选取实际汇率指标, 用E表示, 其公式为:E=e×P*/P, 其中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美元兑人民币的名义即期汇率月度期末值, 其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P*和P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物价水平, 这里用CPI代表, 数据分别来自美国劳工部网站和我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股市价格使用上证指数的月末收盘价除以CPI调整后的实际数据, 用SHCI表示, 上证指数数据来自于RESSET金融数据库。房地产市场价格使用由全国商品房月度销售额除以全国商品房月度销售面积换算后再经过CPI调整后的实际市场价格, 用HP表示, 全国商品房月度销售额和销售面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以上使用的CPI均是调整到以2000年1月为基期的定基数据。
为了研究汇率变动对股市和房地产收益率的影响, 对变量进行以下调整:首先使用Census-X12加法方式对所有变量进行季节调整;其次, 分别对汇率、股价和房价数据取自然对数;最后, 对以上处理过的数据做一阶差分, 分别用DLNE、DLNSHCI、DLNHP表示。已知, DLNE表示汇率的变动, DLNSHCI和DLNHP分别表示股市和房地产的收益率。
(三) 模型估计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出现, 本文采用ADF检验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知, 三个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平稳, 满足构建MS-VAR模型的前提条件。
2. MS-VAR模型的选择
由于汇率变动和资产收益率均存在波动剧烈和波动相对平稳两种状态, 因此将区制数确定为2。通过SC、HQ准则, 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考虑到汇率变动和资产收益率在波动剧烈和波动相对平稳状态下它们的水平值也会有所不同, 故本文采用截距和方差随状态改变的MSIH (2) -VAR (1) 模型。又该模型的LR线性检验值为33.0615, 且卡方统计量小于1%, 显著地拒绝了线性模型的原假设, 故采用非线性的MSIH (2) -VAR (1) 模型是合适的。
3.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比较表2中各个方程在不同区制下的截距项和标准差可知, 区制1表示的是波动剧烈, 汇率变动和房地产收益率水平值相对较低、股市收益率水平值相对较高时期。区制2表示的是波动相对平稳, 汇率变动和房地产收益率水平值相对较高、股市收益率水平值相对较低时期。通过后两个方程可以发现, 前一期汇率的贬值, 即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当期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却提高了当期房地产收益率, 且对前者的影响更大些。其原因可能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尚不成熟, 特别是近些年来暴漏出的一些制度上的漏洞使得投资者情绪低落, 交易惨淡, 所以出现了人民币升值和股市低迷不振并存的怪现象。而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国际游资的注入不无关系。另外, 作为避险工具, 相对于实物资产房地产, 金融资产股票对于汇率风险的反应更为敏感。
结合图1, 2004年2月至4月, 国务院就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行为做出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的指示;同年4月25日, 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29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 决定整顿土地市场。受这些政策的影响, 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生震荡, 波动加剧。2005年6月至8月间, 由于受到股权分置改革与新汇改的影响, 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波动剧烈。2007年11月至2009年1月, 美国次贷危机阴霾扩散, 上证指数一路下跌;2008年10月, 中央出台政策, 降低存贷款利率、减免税费、降低房贷首付, 标志着房地产全面救市的开始;在汇市方面, 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陡增。2010年8月至11月, 中央颁布“新国五条”调控房地产市场, 与此同时, 央行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房地产和股市受到冲击;同期, 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 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增加。2012年3月至4月,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发改委上调汽柴油零售价格, 国内油价创历史新高;国土部立八项制度紧控土地资源。受这些调控的影响, 三个市场在这一期间波动加大。模型将上述时间段划归为区制1, 而将其他时间段基本上划归为区制2, 这种划归结果和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基本上是吻合的。
由表3可知, 系统维持在区制1的概率为72.27%, 而转变为区制2的概率为27.73%, 有27.56%的时间系统是处在区制1, 平均持续期为3.61个月。系统维持在区制2的概率为89.45%, 而转变为区制1的概率为10.55%, 有72.44%的时间系统处于区制2, 平均持续期为9.48个月。这说明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惯性, 不太可能会出现状态之间的突然转换, 且在所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里, 三者均波动相对平稳, 只有少部分的时间波动相对剧烈。
4. 脉冲响应分析
(1) 汇率变动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
如图2所示, 给汇率变动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 (人民币贬值) , 在区制1下, 股市收益率先是在当期增加0.2%左右, 随后在第1期冲上最高点, 约为1.5%, 接着急转直下, 第2期降为最低点, 在-0.35%左右。随后, 收益率在0水平上下震荡, 到第6期左右, 冲击的影响才结束。而在区制2下, 收益率在当期出现最大的响应, 增加0.58%左右, 随后收益率下降, 第2期降为0左右。接着, 在第3期会出现轻微的下降现象, 不过在第4期收益率便回复到0左右, 冲击的影响开始结束。这说明汇率变动对股市收益率的冲击表现出明显的区制转移特征。在波动剧烈时期, 股市收益率对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敏感且随着时间的延续, 会产生显著地正负交替的响应, 而在波动相对平稳时期, 基本上只存在正向影响且作用时间缩短。
(2) 汇率变动对房地产收益率的影响
注:c、t、k分别表示检验方程包含截距项、趋势及滞后阶数。0表示检验方程中不包含此项。
注:[]中表示参数相应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如图3所示, 给汇率变动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 (人民币贬值) , 在区制1下, 会引起房地产收益率当期增加2.1%, 随后急转直下, 到第1期时, 收益率降至最低点, 约为-0.8%, 之后的几个月里收益率逐渐回升, 到第6期左右, 冲击的影响消失。在区制2下, 房地产收益率在当期下降了1.45%, 随后迅速回升, 在第4期左右, 冲击影响开始消失。这说明在波动剧烈时期, 汇率变动对房地产收益率的影响的路径更为复杂, 会经历由正向到负向的变化, 而在波动相对平稳时期, 只存在负向的影响且作用时间也缩短。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通过采用MS-VAR模型的方法, 本文发现汇率变动、股市和房地产收益率存在波动剧烈和波动相对平稳两种经济状态;经济状态具有很强的惯性, 很少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状态的突然改变;三个变量大部分时间是处在波动相对平稳时期, 只有少部分时间波动剧烈;前一期的汇率变动分别对当期的股市和房地产收益率产生正向的和反向的影响且对前者的影响更大;汇率变动对股市和房地产收益率的影响会随着它们所处的状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波动剧烈时期, 股市和房地产收益率对汇率变动冲击的响应的波幅相对更大, 且影响更复杂, 而在波动相对平稳时期, 最大幅度的响应均出现在当期, 其后冲击的作用快速消退, 且影响的时间长度明显缩短。对此, 相关部门应致力于稳定这些市场的波动, 特别是要对那些易引起市场剧烈波动的因素和漏洞加强治理。
(二) 政策建议
1. 建立外汇平准基金
虽然央行可以利用增发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工具对因外汇占款而增发的基础货币进行冲销, 但受制于成本高、副作用大、存在滞后性等原因, 冲销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未冲销完全的货币就可能流入到资产市场, 引起股价、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泡沫, 风险增加。对此, 央行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做法, 专设外汇平准基金, 当某一时期外币汇率持续上升、本币汇率持续下跌时, 就通过平准基金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币, 买进本币;反之则卖出本币, 买入外币, 以此稳定汇率。这样一来, 央行就不用投放基础货币来冲销外汇的增量, 进而对稳定资产价格的波动、防止泡沫化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加强资本监管、弱化升值预期
虽然中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 但是很多迹象表明, 国际游资在人民币波动的过程中仍然有可能绕开资本管制, 较大规模地流入和流出, 投机和撤离资产市场, 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增加了市场的波动。对此, 建议监管部门对国际游资流动建立完善的监管和预警机制, 提升对国际游资的发现和甄别能力, 加大对非法入境的国际游资的惩罚力度, 提高国际游资的交易和撤离成本。此外, 深化汇率改革, 稳定汇率变动, 特别是在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方面下功夫, 不给国际游资套汇投机的机会。
3. 提高资产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一个成熟、稳定的资产市场是要以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为前提的。这种抗风险能力可以保证在风险发生时以最短的时间将风险损失降到最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资产市场不成熟、不稳健、缺乏抗风险能力才使得国际游资有机可乘, 大行肆虐。对此, 建议监管部门继续深化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改革, 打击幕后交易、操纵交易等非法行为, 引导资产价格向合理价值回归, 防止泡沫的产生, 构建理性的市场交易主体结构, 使资产市场平稳、优质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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