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权益

老年人权益（共11篇）

老年人权益 篇1

我国流浪乞讨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 流浪人员是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 因此我国每个历史时期政府都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帮助与救济, 我国在2003年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政府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现行救助制度对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维持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保障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更多把流浪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但是在这个弱势群体里有个群体更为弱势, 更需要人们的关爱与尊重, 那就是流浪人员中的老年流浪人员。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在流浪人员的构成中, 老年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养老问题也越来越紧迫, 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传统的养老观念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不能适应新的情况,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侵犯老年人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由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 人们的法制观念很淡薄, 有些老人还不能认识到自身拥有的合法权益, 他们不清楚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具体途径和程序, 有些老人也不愿意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只有自己默默承受。因此老年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路途是一条艰难的路途, 有很多老人开始被动地走上了老年流浪之路。

1 老人流浪的原因及生活状况

城市老人流浪主要原因是走失、空巢, 一般不会是经济原因, 更多的是无子女或配偶照看, 年龄大了, 记忆力减退, 或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走失后无人找寻。农村老人流浪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贫困、不赡养、自然灾害, 年轻时候的积蓄都用在了儿女上, 尤其是“养儿防老”的观念让很多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积蓄用在给儿子成家立业上, 如果儿女再不赡养老人, 老人也觉得无可奈何, 如果遇到自然灾害, 老人们的生活就更难以维持。即使儿女愿意赡养老人, 生活在农村的儿女经济能力也是很有限, 甚至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艰难。所以我们在倡导保护流浪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 加强流浪老年人的权益的保障显得更为紧迫, 流浪老人迫切地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爱与支持, 他们需要更多的包容与温情, 需要我们的祝福与平等对待, 这是他们的希冀, 也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流浪老人的生活状况是凄惨的, 他们流落在街头, 他们大部分体弱多病, 他们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流浪人员中, 也是弱势群体。流浪老人一般年事已高, 没有劳动能力, 有的老年人以捡垃圾为生, 有的干脆就在垃圾堆里找食物。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有些老年人就去经济发展好的城市乞讨或捡拾垃圾, 他们乞讨或捡拾的收入都要比他们在农村劳动的收入高很多, 因此相当一批老年人加入到了职业流浪人员的队伍之中来了, 以乞讨为职业。

2 流浪老人救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2.1 道德标准的降低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同时加强道德建设, 由于现在很多人眼里只有钱, 只关注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把我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尊老敬老的优良美德遗忘, 有些人宁愿花很多钱很多精力烧香拜佛, 也不给自己的父母一点关爱。然而也会有些老年人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 把流浪乞讨作为一种职业, 只要乞讨可以要到钱, 他们也就不顾尊严, 跑到街上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活。

2.2 人口快速流动

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交通便利给人们的出行与人口流动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即使出国也变得容易很多。子女离家去工作或求学, 父母可以互相照应, 如果父母有一个人去世, 活着的父亲或母亲就生活变得很艰难, 需要子女的照顾与关心。农村的青壮年长年外出打工, 家里只有年老的父母与年幼的孩子, 父母还要照看孙子, 孙子长大可以上学的时候会被父母接到城里上学, 年老的爷爷奶奶只能继续在农村生活。

2.3 子女数量的降低

我们父母们人到中年时, 最少有两个子女照看父母, 而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这些孩子人到中年时, 将要面临的是夫妻二人必须照看双方父母和孩子, 没有姊妹的帮助独自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重负, 而且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 让这些独生子女到中年的时候却无暇顾及自己的父母, 他们很多自己的孩子都是父母帮助照看。

2.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对遭遇遗弃的老人没有具体机构接受他们的申诉, 也没有具体部门负责对这些老人进行救济和维权。

2.5 法律约束具有局限性

遗弃父母在我国刑法规定中为亲告案件, 即使得到法院维护老人权益的判决,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将不复存在, 父母即使拿到赡养费, 也很难再得到子女精神上的安慰与关心。

2.6 狭隘的养老观念

我国很多老人有养儿防老的观念, 不让女儿承担养老的义务, 儿子又不管的情况下, 就只有自己认命了, 也不寻求其他的帮助, 还怕让别人知道, 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3 加强保障流浪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对策

我们必须深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重要讲话精神, 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 以保障流浪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救助管理为重点, 整合救助资源, 提升救助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适应老年人流浪人员救助工作的新形势, 加大救助力度, 强化救助管理, 实现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3.1 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首先要科学调整保障标准;根据物价上涨、工资标准提高等, 实事求是地调整保障标准, 做到既满足低保人员的生活需求, 又与政府财政相适应。其次要推行不同困难的家庭采取不同的救助办法, 达到最佳的救助效果。再次要及时将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纳入低保的范畴。

3.2 加强并落实对流浪老人的法律保护

我国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残疾人保障法》、《城市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部门法来保障流浪老年人的权益, 我们要切实落实这些部门法, 以法律的手段维护流浪老年人的权益做好最可靠的保障。

3.3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应当得到保障, 按时足额支付养老金。根据人民生活的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的情况, 国家不断调整老年人的养老金。如果老年人生活在农村, 农村的集体组织除根据情况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外, 有条件的还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 收益供老年人养老。

3.4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 如果老年人患病, 除医疗部门依法应给予照顾外, 本人和赡养人确实无力支付医费的, 当地人民政府根据情况给予适当帮助, 并提倡社会救助。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医疗提供方便, 对70岁以上的老人就医应予优先。

3.5 保护和优待老年人的居住条件

老年人的所在单位分配、调整或者出售住宅, 应当首先考虑老年人的需要。新建或改造城镇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住房, 应当建设适合老年人生活和活动的配套设施。国家应该鼓励、扶持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创办老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康复中心和老年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等设施。

3.6 营造全社会关爱流浪老人的环境

解决流浪老人问题, 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 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加强“孝道”文化宣传, 提高民众家庭养老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敬老养老之风, 弘扬传统美德, 表彰敬老养老先进, 谴责不尽孝道行为, 让子女应承担的赡养和照料老人的义务。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 各级部门必须重视流浪老人保障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 形成人人关爱流浪老人的正能量, 要制定和落实流浪老人保障与救助政策, 使他们充分享受党和政府的关爱。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已步入“银色老年”社会, 伴随着的养老问题也突显出来,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流浪老人的数量有所增加,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社会保障措施缺位使得老年人面临养老风险, 流浪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应关注, 通过系统研究和广泛调查, 提出了保障流浪老人合法权益的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流浪老年人,权益保障,社会调查,对策

老年人权益 篇2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老年人的权利、受侵害的事实、保护）分析和研究了形成的原因和现在的变化，结合实践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保护老年人权益和应对问题的方式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

在对各种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从法律和实践进行了分述。

正文：

对于人口老龄化，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采用的标准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7.5％增长到14％。预计到204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0年前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其间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 ①

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来，有关老年人的案件以年7%的速度直线上升，且涉案范围由过去较单一的赡养纠纷发展到析产、收养、侵权、侮辱、继承、再婚、虐待等诉讼案件；在城镇因企业改制和经营不善引起的劳保工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纠纷，在农村因侵害老年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征迁等纠纷日益增加。与老年人有关的案件无论是数量的上升趋势，以及涉案范围的扩大令人担忧。

一、老年人的基本权利。

1、受赡养权 ：指老年人有受到赡养的权利。

根据《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老年人的配偶、老年人的成年子女、老年人的弟妹、等三类亲属对老年人负有赡养、扶养义务。一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但当老年人的子女全部死亡或生存的子女没有赡养能力时，老年人成年的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就有赡养的义务。另外，赡养人的配偶对老年人虽没有赡养义务，但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上述的赡养包括对老年人进行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三大方面。

（1）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包括：对无经济收入或收入较低的老年人，赡养人要支付必要的生活费,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对缺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葂罶包地，赡养人有义务耕种，并照顾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2）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主要指：当老年人因患病卧床，行动不便或患老年痴呆症等原因，致使生活不能自理时，赡养人要照顾老年人日常饮食起居。（3）精神上的慰藉，主要指：赡养人应尽力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愉快、舒畅。现实生活中，对老年人精神上的赡养容易被忽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藉将成为主要的赡养内容。

2、生活保障权。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应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对老年人的社业保障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区服务、住房保障、老年教育、法律援助等内容。

3、婚姻自由权包括结婚和离婚两个方面的自由。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失。”

现在，有些老年人的子女或亲属从经济利益，或为钱财或为住房等私利考虑，干涉老年人再婚，这都是违法的行为。另外，老年人的离婚自由也昧不可忽视的问题。当老年人与配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法事人有权提出解除婚姻关系或其他亲属不能因为父母年老而忽视他们的感情需要，反对父母离婚。

4、自主处分财产权：包括生前的处分权和处分遗产的权利。

老年人对自己所有的私房享有房产权或房屋租赁权，可以自己居住使用，也可以依法赠与、出卖给他人，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侵犯。对动产可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处分。

老年人对其生前积累的财产，有根据自己心愿、子女和配偶对自己的关怀与照顾的情况，决定由一人或数人继承自己的遗产以及他们的继承份额，或者决定把自己生前积累的财产无偿赠送给他人的权利。

5、继承权。

老年人作为配偶、子女的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配偶、子女死亡时享受依法继承的权利。尤其是，女性老年人享有依法继承其男性老年配偶遗产的权利。

二、侵害老年人权利的现象。

（一）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

如侵权人直接占有老年人的现金、房产、存折、债券、股票、抚恤金等，成为近年来侵占老年人财产的一种趋势。

尤其是借款行为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时，借债时不打借条，是老年人的致命弱点，这看起来是对家庭成员的信任，但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极易造成侵权人有恃无恐的赖账，老年人因为手中没有借条，在诉讼时取证艰难。

（二）对老年人人身权利的侵害。

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年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年人。有的儿媳、女婿视自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为外人，不赡养甚至虐待，有的儿子、女儿抱着息事宁人甚至是不闻不问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

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年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的情况。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年人生活无着落，甚至在法院已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暴力拒养。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再婚再婚现象的增加，和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压力的加大，继父、继母的权利经常被忽视甚至故意侵害，在局部出现了冲突加剧的现象。在老年人再婚时并未取得子女支持的家庭中，“外来者”的权利往往不被重视。以往的矛盾多发生在赡养问题上，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再婚群体的增加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些子女故意将本可以调和的孩子教育、生活习惯等琐碎矛盾激化，表面上虽然“不反对”老年人再婚，却使再婚老年人得不到同居探望的权利甚至于剥夺起码的“探视权”、“悼念权”。

（三）常被遗忘的“精神赡养”。

一些晚辈虽然付给老年人一定的赡养费，但是有意或无意间孤立老年人的生活环境，长期不探视或少探视老年人，使老年人处在一种孤独、凄凉的境地。

现在，很多老年人已经不满足于每个月那点赡养费，要求儿女们还要尽看望自己的义务，老年人有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也有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权利。

（四）来自单位或社会的有关福利保障方面的问题。

包括养老金和其他待遇保障问题、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医疗待遇问题等等。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建立社会保险体系，在此前包括退休在内的福利保障都由各单位自行解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单位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破产或消失，有很多城镇的老年人就因此失去了相应的福利保障。更有不少老年人没有参加过工作，也就没有任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或福利。

（五）其他侵害老年人权益的问题。

1、长期患有各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处境堪忧，他们的维权之路更加艰难。

很多医院都发生过送老年人到医院后家属逃跑的事情。有些人将家里生病的老年人送进最便宜的病房床位后，便不再让医生给老年人打针用药，不愿为老年人多花一分钱。有的老年人长期患病，花费较高，一些自私的年轻人便将此种经济支出视为“奢侈”，认为“早晚都是死”。老年人有看病治疗的权利，遗弃、虐待患病老年人是严重犯罪行为，但是他们的维权问题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

侵权人利用老年人的病情如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瘫痪在床而侵占、骗占老年人住房、财产的现象也并不少有。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导致老年人年老时受制于子女和晚辈。

绝大部分老年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年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年人不少没有经济来源，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视老年人为负担，老年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特别是在农村，生活条件较差，许多老年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年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完全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3、老年人在退休后接触社会的机会很少，常常只是在家庭的范围内活动，对现在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也容易被别人的关心和热情所打动。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上当或者受到伤害。

4、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所导致的老无所养。

因老年人年轻时不孝、行为不轨引起其子女和亲人的反感，在老年人需要子女和亲人的扶助的时候，置之不理。这种情况尤其以男性居多，而且难以处理。有时因老年人本身性格怪僻或存在道德问题以至子女不愿意对其进行照顾或赡养。

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救济。

老年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我国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从宪法、法、婚姻法、继承法、刑法、行政法到众多地方性法规都有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实际生活中，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早在1996年就已颁布。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面对自身的权益受到侵犯，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却更多地选择了“忍”字。有的老年人不知如何运用法律，忍气吞声地承受着一切；有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打官司“丢人”；有的则是不敢向法律讨说法，惟恐事后遭到子女报复，令自己的晚年雪上加霜。“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成了老年人维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客观上也助长了侵权事件的发生。

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寻求法律保护。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或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要及时向当地居委会、村委会、各级政府、民政部门或各级老龄工作机构反映，请求他们对实施侵害者进行批评教育，直至改正。

由于传统观念、亲情血缘关系的掺杂，使得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起来较棘手、繁琐反复。各级居委会、村委会、各级政府、民政部门或老龄工作机构，应先从群众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解决，强化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把解决赡养问题与当地创建和谐社会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要让养老的问题轻易上法庭，这应该是社会的责任。社会现实中，国人对法律非常敏感，到法庭上，一撕破脸，容易形成逆反心理，事情反而不好解决。

但如果用上述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老年人就应当依据法律向人民法院起诉，勇敢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尽管法律的可操作性差，法院也不是没有办法弥补，在审理赡养案件时，就应考虑到有利于老年人的养老和恢复家庭的和谐，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时将精神赡养与物质供给、生活照料同等重视，多做被告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另外案件审结后，尽量能够对案件进行回访、跟踪服务，架起父母与子女之间沟通的桥梁，弥合双方的感情裂痕。

老年人自身也应该多一点戒备之心，应该增强对一些借口和欺骗行为的识别能力。（1）赡养纠纷。

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和老年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次是社会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扶养、赡养人口与被抚养、被赡养人口不成比例。还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对赡养、扶助条件应当提高的欲望，法律越健全此类案件越多。

近来，类似“老人告子女不回家看看”的案子越来越多，可是对老人们提出的这种精神上的要求，法院所能依据的判案标准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涉及的，应该给予老年人“精神上的慰藉”这一原则规定。缺少量化标准，说来简单做来难。

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中，精神赡养可以借助物质形式实现，进而考虑比照离婚父母对子女探望权的规定使精神赡养摆脱物质形式。（2）遗弃和虐待老年人应受到法律制裁。

遗弃老年人，是指对老年人负有赡养、扶养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对需要赡养、扶养的老年人不履行其应尽义务的违法行为。对遗弃老年人情节较轻的，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错误，必要时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对拒不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的人，可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对遗弃老年人情节恶劣的，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对于年老„„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予以处罚。

虐待老年人，是指经常性地打骂、冻饿、禁闭老年人，或强迫老年人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折磨、摧残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现实生活中，虐待老年人的行为人大多是与老年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一般负有赡养老年人的义务。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虐待老年人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的，依《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受虐待的老年人既可以采取正当的防卫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可以请求居委会、村委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援助，对构成虐待罪的行为人，受虐待的老年人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发展。

（一）养老制度。

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年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年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在社会的层面，应吸取各国关于养老制度的优点，尽量完善我国的养老体制，为老年人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当前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较多。一是农民、农民工和城乡无收入老年居民无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二是覆盖面窄，当前我国1.53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仅4400万人，不足三分之一，原因是养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三是公共财政缺位，未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

福利国家，对于养老保险采用的都是多形式、广覆盖的政策，主要是在保障基本养老的前提下举办多种由政府或民间推出的养老保险计划，供不同需求人群自主选择。“根据世界银行养老保障“三支柱”理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第一支柱”，单位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和劳动者个人建立的补充性退休收入属于“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1、养老保障从单一支柱走向多支柱势在必行。

2、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坚持单位自主选择原则。

3、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原则。

4、补充养老保险积累奖金需要市场化的投资运营。

5、建立补充养老保险需要政府引导和监管。”②

（二）老年人的高层次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人，也会出现新的需要。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③：“(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感情和归属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需要分为低级需要与高级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级需要，这种需要主要是从物质条件上使人们得到满足。高级需要包括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这种需要是人的精神需要。低级需要是容易满足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高级需要是不容易满足的，因而是无限的。需要表现为由低向高级逐级而上的梯次，一个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人就会自然地向高层次需要提出要求。”。

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对老年人“低级需要”的保护，即对“生存、安全需要”的满足与实现，是老年人作为社会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权利，这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老年人权益保护的“高级需要”，即对“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是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所享有的特殊保护。国家要保障老年人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使老年人能够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而我国对于老年人“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法律保障，即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方面的保护尚不够充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将会显得不够完善、不够具体，是我们未来老年立法中需要着重予以完善的环节。

老年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

①注释（新闻）：新华社电-北京2006年9月4日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

②参考书目（论文）：田泉：《论福利国家的养老制度》，载《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2005年10月5日。

老年人权益 篇3

第十二条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第十三条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老年人自有的住房，赡养人有维修的义务。

第十四条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第十五条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力不能及的劳动。

第十八条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第十九条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老年人有依法继承父母、配偶、子女或者其他亲属遗产的权利，有接受赠予的权利。

第三十七条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三十九条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老年人权益 篇4

老龄法制体系, 是由国家有关老年人权益保护方方面面的法律制度构成的统一整体, 及其运转机制和运转环节的全系统, 是在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状况下国家、社会各种法律关系产生、变化和终止的综合性法律表现。老龄法制体系是老龄社会背景下国家、社会各种法律关系产生、变化和终止的综合性法律表现。它不是有关老龄社会法律条文的机械堆积, 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其一, 它与常态法律体系一样, 以宪法为统领和指导, 体系内各种法律、法规与规章都要服从于、统一于宪法, 不得与宪法相冲突、相抵触;其二, 法律制度和规范之间, 也应相互统一、照应, 不相抵触, 体现出国家法制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其三, 老龄法制体系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是由观念和制度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构成的和谐统一的有机体。本课题组认为, 建立老龄法制体系, 首先要将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进行研究, 在这一宏观视角下, 老龄法制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宪法中老年人权益的条款, 老龄社会基本法, 老年人社会保障法等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 以及一般法律和国际条约中的老年人权益条款等。

总之, 人口老龄化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但却不能成为法制的真空地带。我们必须接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化等观念, 构筑专门用于应对人口老龄所带来的有关问题、更好地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老龄法制体系。老龄法制建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龄法制应当成为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

本课题组认为, 老龄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应该是:以《宪法》为核心, 以《老年法》为基本法, 以《老年福利法》、《老年健康保障法》、《老龄产业规划法》等一系列的专门法为骨干, 以各级政府有关老年人工作的各项准则为行业操纵规章的综合系统。总体上来说, 老龄法制体系不是有关老年人权益方面的法律条文的机械堆积, 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 (1) 老龄法制体系以宪法为统领和指导, 体系内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服从于、统一于宪法, 不得与宪法相冲突、相抵触; (2) 法律制度和规范之间, 也应相互统一、照应, 不相抵触, 体现了国家法制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3) 老龄法制体系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是由观念和制度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构成的和谐统一的有机体。与此同时, 要根据老龄法制建设的阶段, 通过法律体系冲突解决机制来适时地清理现行的有关的老年人权益的法律制度, 积极地推进立、改、废, 消除立法矛盾和冲突, 破除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性, 实现法制体系的协调统一。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我国老龄法制体系基本框架可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构建:

1、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我国的老龄立法明显属于专门的立法模式, 这符合我国尊老爱老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将是未来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立法保护的发展趋势。因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进行单独的考虑和照顾, 需要单独规范老年人特殊需要的法律制度。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立法保障模式正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 直接规定了老年人所应享有的权益, 表现为单独的老年人法律, 这一立法模式符合我国的政策和法律习惯。从中国的法律文化和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有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这就奠定了老龄法制体系的基础, 为未来老龄法制体系建设起到指导作用。

2、老龄法制体系框架

(1) 在宪法中设立有关老年人权益的条款 (或专门章节) , 完善老年人权利体系, 把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通过提高至宪法的高度来给予强大的保护。

(2) 我国现行的《老年法》

目前, 我国有专门的《老年法》作为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基本法律。该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党和政府有关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 明确了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基本原则、主要措施及侵犯老年人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并且把负有保护老年人权益不受侵犯义务的主体从家庭成员扩大到政府和全社会, 不失为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应该说, 《老年法》因其法律位阶高、规范事项广, 因此在构建我国老龄法制体系时, 应突出《老年法》的核心地位, 将其作为老年人权益保护立法的“宪章”。

(3) 有关老年人的专门法律

第一, 老年人经济保障方面的法律。老年经济保障法主要调整的是老年人收入保障, 即如何建立起经济供养保障体系。因此, 在老年人经济保障方面, 我们应该逐渐建立《养老保险法》、《老年人遗属保险法》、《老年福利法》等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 老年人健康保障方面的法律。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 将有更多的人经历较长的生活历程, 甚至可以活到行走不便、生活难以自理的高龄。老年人群体的个体差异性较大, 存在着多元化需求, 老年人健康保障的侧重点就会存在差异。

第三, 老年人社会参与权方面的法律。有关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的立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既包括老年人教育、就业等社会参与的方式, 也包括了如何实现社会参与, 以及社会参与的环境构建的问题。因此, 老龄法制体系建设主要是从《老年就业保护法》、《老年教育保障法》、《禁止歧视老年人法》、以及《住房与环境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4)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委规章,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主要应该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离退休、生活待遇, 优抚安排、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济、老年设施建设规范和税收、社区服务、社会参与和老年体育以及公证和法律制度援助等内容。如, 《老年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老年人法律援助办法》《老年人医疗救助办法》等相关的法规或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保护老年人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 全国大部分省份出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或实施办法) 》等地方性法规, 很多省份出台了《老年人优待办法》等政策性规定。此外, 有关省市还对养老保险、社区卫生服务、老年人教育、体育等内容作出规定。

此外, 老龄政策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老龄法制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我国老年人的立法迫在眉睫, 但是设计如何立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法律体系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对于老龄法制体系概念和内涵的厘清以及体系构架的模式、法律位阶等都需要做出系统的研究, 这样才能促成我国老年立法的确立, 为法律适用打下基础。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讲座 篇5

为促进老年人学法、懂法，提高社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2016年4月15日，先锋公寓居委邀请到上海华夏律师事务所的倪迎佳律师在睦邻屋为社区40多位老年人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律讲座。

讲座内容围绕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上海市即将实施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涉及到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的财产、养老、消费等关系老年人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丰富详实、生动典型的案例，介绍了老年人在赡养权、财产享有权、继承权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并提醒广大老年人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倪律师引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结合自己所办理过的案件，用通俗易懂的本土化语言，通过互动对答的形式，引起老年居民的一致共鸣。通过此次讲座，增强了社区老年人维权保障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懂得如何运用相应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老年人权益 篇6

1 强化了赡养人的赡养责任

第十二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照料。”这意味着家庭养老的定位得到法律确认，进一步明确了赡养人对患病和失能老年人给予医疗和照料的义务。

此外，第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此条顺应了老年人希望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的呼声，同时对年轻人也能够起到警醒的作用。

2 老年人可以为自己设立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监护监督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老年人也可以合理地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骗取、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老年人有依法继承父母、配偶、子女或者其他亲属遗产的权利，有接受赠与的权利。”

3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人和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第三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实施廉租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制度或者进行危旧房屋改造时，应当优先照顾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4 社会服务体系进一步延伸

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第四十一条规定：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当优先保障孤寡老年人以及低收入的失能、高龄等困难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这些法条一方面明确了政府支持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老年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养老服务。

5 老年人获得了更多的社会优待

第五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老年人及时、便利地领取养老金、结算医疗费和享受其他物质帮助提供条件。第五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权属关系变更、户口迁移等涉及老年人重大人身和财产权益事项时。应当就办理事项是否为老年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询问，并依法优先办理。第五十八条规定：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公园、旅游景点等场所，应当对老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优待服务的物质基础，让老年人能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体现了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

6 首次提出建设老年宜居环境

第六十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和参与社会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点，统筹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第六十四条规定：国家引导、支持老年宜居住宅的开发，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为老年人创造无障碍居住环境。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推动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法律明确了政府在建设老年宜居环境中应承担的责任，为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提供了法律保障。

老年人权益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基金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不是仅靠一部或者几部法律法规, 或者某一个某几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必须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利保障法律体系。

一、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与不足

(一)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都规定了老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赡养费的权利。《劳动法》中规定了劳动者在年老情况下有权获得帮助和补偿, 劳动者在退休后有权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刑法》中规定, 对于年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另外2012年12月28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全票表决的通过, 进一步完善了养老法律制度。近年来, 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老年人权利有效实现的法规和政策, 通过这些法治渠道, 加强了对老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二)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养儿防老是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的传统方式, 上述各法律的规定也都体现了这一传统的老年人权利保障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 传统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主要依靠家庭养老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歧视、漠视甚至侮辱、虐待、遗弃等侵犯老年人权利的现象, 有时还较严重。这就使得家庭保障难以支撑。另外, 尽管我国在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但目前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老年社会服务受各方面条件限制, 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老年人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

二、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一) 信托制度概述

我国《信托法》第2条将信托定义为:“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信任是信托关系的基础, 它贯穿着信托关系的始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受托人在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应该以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信托制度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财工具、高度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它可以对诸如资金、有价证券、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和财产权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还可以从事投资、贷款、出租、出售、财务顾问等多方面的业务。

(二)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信托制度的高度灵活性使得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优越性日益彰显,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 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来解决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 比如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养老问题。美国信托法权威Scott教授曾说:“信托目的与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没有限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养老保障信托, 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压力。

信托制度所独有的优势,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财产的安全, 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低风险、低成本、有效市场回报率的财产管理, 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三、老龄者在养老保障信托制度中的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 老龄者是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 应该享有以下的几种权利:

(一) 养老保障信托中的老龄者作为受益人, 无可厚非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

在信托存续期间直接享有信托财产收益的权利, 是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的一种债权性质的给付请求权。养老保障信托目的的最终归属即为老龄者的受益权, 其所有的其它权利都是以受益权为中心展开的。

(二)

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受托人承担, 因为向受益人提供与信托运作有关的情况是受托人应尽的义务。

(三) 对受托人处分行为的撤销权。

我国《信托法》第22条、第49条规定了受益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行使撤销权:一是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二是受托人因违背管理职责, 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养老保障信托是以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 因此只能提供优质高效的理财服务, 而不能丝毫威胁到老龄者的财产安全。撤销权的行使有利于防范和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案件, 从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利用了信托这样一种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将养老问题与信托制度原本没有关联的两个事物联系在了一起, 本着保障老年人权益为目的, 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因此,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设立养老保障信托制度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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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忠东.养老基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适用性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4 (11) .

老年人权益 篇8

目前我国社会在发展之中, 由于老龄化的程度逐渐加大, 对于老年人相关的各项工作逐渐的得到了重视。在目前的发展中, 老年人相关的社会工作已经具有了迫切性与必要性。高职院校对于相关课程的设置, 主要是通过基本概念、原则、理论等问题的教授, 促进学生了解老年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以及工作技巧等, 为今后参加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以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为研究对象, 并且进一步分析该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一、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

老年权益保护课程, 属于老年社会工作课程的一部分, 属于社会工作专业的选修课程, 主要是在全球以及我国老龄化现状的基础上, 全面推进老年社会工作, 在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之中, 教师对学生普及老年社会工作的主要发展历程与脉络奠定, 但是就目前我国高职院“老年权益保护”课程的开展情况来说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 重视理论教学, 高职院校很多课程的教学, 依然与普通高校的教授技巧相一致, 重视教学大纲的规定范围, 重视课本相关知识的理论教学, 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 教师总是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介绍来完成授课内容, 对于学生的掌握情况, 除了少数课程以考试为主, 其余课程往往会采用论文的撰写, 无法全面的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其次, 忽视实践的重要性, 由于教学内容以全面的理论教学为主, 所以教师往往会忽视实践的重要性, 由于课程特质以及学校的相关经费等问题, 导致了“老年权益保护”课程收效甚微。

再次, 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程度相对比较低, 学生素质也无法与普通高校的学生想媲美, 所以, 要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之中, 充分考虑学生参差不齐的基本素质。但是教师在日常教学之中很少做到这一点, 这就影响了学生的接受程度, 与技巧接收。

基于以上的几点情况, 笔者认为:急需高职院校的相关课程研究人员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建设, 帮助学生了解老年权益保护的实践意义, 以及实践的技巧, 与工作的方式与方法。

二、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建设与实践

笔者针对我国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建设之中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探索, 笔者认为在课程建设中应该充分考虑以上问题, 有针对性的对该课程建设与实践的内容进行改进。

首先, 建设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应用型教学策略。“老年权益保护”课程虽然是老年社会工作课程的从属课程, 但是归根结底内容却是法制内容。这一类课程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基础上, 应该认识到高职学生的接受能力, 所以应该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 多举例子, 尤其是对于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对老年人人身权利的侵害、精神赡养权等作为主要内容的例子, 教师应该集中进行教学与讲授。同时也应该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掌握。但是考虑到学校的课程建设与自身经费等问题, 教师应该以理论讲授为主、 以例子讲授帮助学生接受教学内容, 最后以实践教育为辅。

其次,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往的教学教师以讲授为主, 课堂的四十五分钟都是学生听课, 记笔记, 看课本, 这种教学模式极大的阻碍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接受, 面对这种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应该全面吸收该授课方式的弊端, 在开课初期, 应该对学生进行相关的调查, 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感兴趣的点在什么地方。帮助学生勇于进行提问, 敢于在课堂上与老师进行更多的交流。

再次, 建立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基本情况, 面对参差不齐的学生基本素质, 教师应该进行小组划分, 在教学过程之中,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堂上的讨论工作, 以及课下的材料收集工作, 以对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一课的讲授为例, 教师应该在理论知识讲解完毕以后, 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资料的收集, 教师与学生用例子进行交流, 进行讨论, 更加便于知识的掌握与对于课程的理解。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在各项建设中不仅仅对综合性人才有较大的需求, 同时对专业化人才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随着这种需求的逐渐高涨, 我国高职院校以其培养专业化人才为办学目标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高职院校在现阶段的改革中, 逐步建立起和现代社会相契合的专业化人才培养计划, 很多专业与课程也随之产生。“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就以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建设与实践为研究对象, 希望可以为其课程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高职院校,“老年权益保护”课程,建设,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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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老年人权益 篇9

关键词：未满十六周岁,刑事伤害,被害人权益

长期以来, 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 犯罪形势日趋严重, 给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成果和立法成果已经形成体系。为了“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 我国出台了一些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对未成年犯实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司法原则, 彰显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怀和宽容。《刑法》规定, 对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轻伤以下的伤害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因未成年人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 却很难得到应有的人权保护和物质赔偿, 处于权利被忽视的角落。司法实践中,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被害人权益保障明显不对等。对被害人权利的忽略, 往往使被害人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近年来, 在涉法上访的案件中, 因受害人不满处理结果, 上访告状的越来越多。这既加大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 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司法公平主义的价值理念。笔者认为, 在强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笔者近期办理了一起中学生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如下。

某日下午, 在山西省某市初级中学, 受害人王某在去上本校田径训练课下楼梯时, 被来自另一所初级中学的加害人李某持管制刀具将右膝盖捅伤。后经公安机关鉴定受害人王某右膝伤情为轻伤。经调查, 李某捅伤王某的原因是因为李某是初三的学生, 马上面临中考, 但他的学习成绩较差, 为了中考时按体育特长生加分考高中, 李某必须在2012年4月举行的区运动会上取得最好成绩, 而王某运动成绩比李某好, 因此李某为了防止王某胜过自己就持管制刀具将王某膝盖致残。

王某从小有体育天赋, 长跑是区上第一名, 乒乓球是市里冠军, 王某父母为了能让王某的特长保持并越来越好, 已为王某投资几十万元, 就指望着王某有朝一日能依靠特长出人头地, 为父母增光添彩。但天降不测风云, 王某的家人为了治疗受害人王某的伤情至今已花费了20余万元, 债台高筑, 寸步难行。王某落下终身残疾、右大腿肌肉萎缩, 右膝不能下蹲, 不能跪坐, 阴天下雨时右膝疼痛加剧, 不能正常行走, 右膝关节功能障碍的严重后果。根据医生建议, 王某后期还需继续治疗。

事情发生后, 李某及其父母对王某的病情不闻不问, 医疗费一分钱不出。在公安机关组织的调解现场, 李某的父亲李某某态度相当嚣张, 不但没有赔情道歉的意思, 而且明确表示对王某的病情不做赔偿, 动辄就要对王某的父亲王某某动手。但根据调查发现, 李某父母均有待遇优厚、收入颇丰的工作, 且都是其单位的中层领导, 家中有多套房子和一部价值二十余万元的汽车。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权利义务失衡

就本案而言, 受害人父母为了将受害人培养成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为了使受害人的特长能愈发突出与优秀, 从小就对受害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金钱与期待。但是却因为一个极端狭隘自私的未成年人的伤害致使王某运动员之梦、乒乓球冠军之梦破灭, 而且因李某的伤害致使王某右腿残疾, 造成功能障碍的严重后果, 导致王某无法参加中考体育测试, 直接影响了王某能否顺利升入高中继续求学。然而, 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伤害和损失, 加害方李某及其父母的行为却让人在愤愤不平之余, 却又无可奈何。笔者只能感叹法律规定之不完善, 使得李某及其父母信誓旦旦、无所顾忌。

为什么在校初中学生李某故意将他人捅伤, 李某的父母却对李某的行为不以为耻, 反而能够心安理得?原因很明显, 那就是李某实施伤害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 而王某的腿伤经司法鉴定为轻伤。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 李某不负刑事责任。同时, 该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这里关于收容教养的规定很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何为在“必要的时候”?司法实践中, 对于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未成年人, 公安机关不会对其做出收容教养的决定。所以, 李某的父母有恃无恐, 因为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李某既不会受到刑罚的惩罚, 也不会被采取其它强制手段, 他的升学和就业更不会受到影响。所以面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请求, 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即使受害人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侵权人进行民事赔偿, 加害人父母也很清楚, 法院的判决将是一纸空文, 一旦他们转移财产, 法院的判决将无法执行。

从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处理办法》等构成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屏障。在这个法律体系中, 无一不贯穿和延续着上述传统意义上的保护模式。①

赋权及保权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 是立法原则, 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不难推断:未成年人正处在身体、心理的成长期, 判断是非和决策自己行为的能力还处于发展过程中, 远未定形, 此时, 令其为自己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于未成年人的发展不利。惩罚与教育的利弊相比, 后者的利大于弊。对此, 笔者并不否认。但这样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即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享有权利就一定要同时承担义务, 权利义务不可失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条虽明确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的目的, 是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使未成年人懂得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 违法和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那么此处所指的“法律责任”是什么呢?该法第3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本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 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 采取措施严加管教, 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该法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 可以予以训诫。”

该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惩罚的, 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这里, “制止”、“管教”、“矫治和教育”、“训诫”、“父母管教”等手段对未成年人追究法律责任的力度, 与其所实施的严重不良行为给社会及他人造成的损害之间, 显然不成比例。且带有口头警告特色的惩罚也不会对未成年人形成任何威慑, 不足以使未成年人在法律设置的门槛前望而却步, 在下次为不法行为前三思而后行。因此, 法律的教育、预防功能无从体现, 也就无法阻止其再次涉法, 进而使其“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8条规定:“未成年学生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 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35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 对造成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学生, 学校可以给予相应的充分。”接受处分和监护人代为赔偿, 虽然从表面看对侵权人具有一定的惩罚作用, 但惩罚力度和影响力极其有限。一方面, 给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赔偿乃天经地义之事, 更何况是监护人出钱, 致害学生本身并未为此付出“个体代价”;另一方面, 在目前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优差学生的主要标准的教育背景下, 就算要其承担行政处分, 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和心理震撼, 侵权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不差, 一样可以升学, 照样可以享受因某种特长而升学加分的优惠待遇。面对这样的结果, 被害人情何以堪!

近年来, 在涉法上访的案件中, 因受害人不满处理结果, 上访告状的越来越多。这既加大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 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司法公平主义的价值理念。同时, 也要全力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犯罪②的发生。被害人恶逆变的案例在实际生活中屡屡可见, 不仅改变了案件当事人及其家人的人生轨迹, 更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是全社会的悲剧, 理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笔者认为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 最佳的途径就是解决好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机制建设。③

三、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 在强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犯罪嫌疑人的施暴, 就不会产生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这一对矛盾体, 也不会导致社会秩序这一客体的损害, 更不会导致宝贵的司法资源的耗费。司法保护的天平不能本末倒置, 顾此失彼, 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和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问题, 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尽量减少让被害人既“流血”又“流泪”的状况发生。

(一) 建议明确收容教养的法律性质、地位与实施方式, 将收容教养作为对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一种刑罚替代措施。

(二) 建议对《刑法》第17条4款的“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细化, 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是“必要的时候”, 以便于司法部门的操作, 以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如, 监护人有能力赔偿而不赔偿;虽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但无法管教的;再次侵害他人又不够成刑罚处罚的。

(三) 建议对不满十六周岁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案件, 也要进行刑事诉讼起诉程序和庭审程序 (当然应该在未成年法庭不公开进行) , 由法院宣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行为已构成犯罪, 但因不满十六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其目的, 一是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司法程序的严谨性, 二是有利于对犯了错误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震慑和挽救, 三是有利于督促侵权人的监护人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

(四) 建议发生在校园内的未成年人伤害案, 无论学校应该承担多大比例、责任, 都由学校先行赔付受害人, 再由学校向侵权人的监护人行使追偿权。因为学校的优势地位和教育角色决定了由学校向侵权人的监护人追偿, 要比受害人向侵权人索赔在难度上小得多。同时, 若因未成年人的侵害造成受害人上学问题, 学校应该在能力范围内予以解决。

(五) 除收容教养的刑罚替代措施外, 建议增设。1.定期参加社区公益服务。2.善行保证。对于依法不应判处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 由人民法院责令其监护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财产担保, 由监护人严加管教。如果未成年人违反规定, 再次受到治安拘留以上的处理, 担保金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3.管教协助。即在家庭无力管教或管教不当情况下, 可以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指定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定期教导和帮教。4.保护观察处分。为了给免予刑事惩罚的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运用强制力, 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交往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 并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定期汇报学习及生活思想情况。

参考文献

[1]黄凤兰.校园伤害事故中受害学生权益保护的法律缺陷[J].政治与法律, 2007, (4) .

[2]莫洪宪.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 (5) .

老年人权益 篇10

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中的特别保护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 但对于同样涉及未成年人的民商事案件, 却未受到同等重视, 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事实上, 侵犯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的案件远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的人数多、领域宽, 而且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往往容易诱发其实施其犯罪。

1.1 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保护体系

目前, 我国的未成年人约有3.68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9%, 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数量却很少, 而且并未形成独立的体系。同时, 《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虽然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 但这些法律规定多属原则性条款, 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缺乏详细明确的界定。而《民事诉讼法》中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条文, 仅靠《宪法》和《未成年保护法》较为笼统的条文, 在实务中就明显缺乏操作性。由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本身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再加上我国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和现有条文的模糊性, 不仅司法实务界在处理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特殊保护的问题上无法达到立法时所预期的效果, 而且在具体操作时也困难重重, 从而导致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缺乏约束力, 使法律的尊严和实效都大打折扣。

1.2 我国民商事法律未赋予未成年人相应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

针对未成年人在民商事诉讼行为能力上的欠缺, 法律规定了相应的监护制度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即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但有关民商事诉讼的法律并未像《刑法》那样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相应的年龄阶段划分, 而是统一适用相同的制度。

《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的规定也体现出要求缔约国确认未成年人适当的诉讼行为能力, 该条第一款从参与权的理念规定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有权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项发表意见并希望外界给予响应的认可和尊重。可见, 在立法中对未成年人一概不赋予诉讼行为能力是不适当的, 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划分一定的年龄阶段和能力状态赋予其响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具有实际意义。

1.3 我国现行部分法律规定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符

依《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凡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 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仅就管辖问题规定了“原告就被告”原则, 可见, 法律确立了一般情况下适用“原告就被告”的普通管辖原则, 第23条虽然规定了特殊情况下可适用“被告就原告”的四种情况, 但并未包括未成年人。也就是说, 未成年人的民商事权益一旦受到侵害, 作为原告需要起诉时, 除了涉及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动产纠纷等专属管辖和“被告就原告”的特殊情况外, 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根本没有管辖权,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民商事诉讼中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2 未成年人在我国民商事诉讼中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时, 通常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由监护人代未成年人行使立案、提出诉讼请求、举证质证、参加法庭辩论和代为进行和解、调解、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撤诉和上诉的权力。可见,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仅可以在程序上代其行使一切权力, 而且在实体上也可以代其行使一切权力, 在民商事诉讼中,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基本上全权包办了被监护人的意志。如果不加以制约, 就很容易造成监护人滥用监护权力, 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把被监护人作为其通过诉讼手段达到不法目的的工具。常见的情形如:在监护人代未成年人请求抚养费或请求增加抚养费的民事诉讼中, 有的监护人是打着请求或增加抚养费的旗号, 把被监护人当成筹码, 把其作为了向前配偶泄愤、宣泄情感甚至是报复的工具。

针对诸如此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由于我国司法领域贯彻“司法被动性、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从而导致此类主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无从保障。显然, 此时由于监护人的侵权行为, 成为诉讼的相对方, 自然不应该再作为该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否则就面临出现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对监护人自己进行起诉的尴尬局面, 但目前我国并未明确禁止此类监护人担任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况且, 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不可能自己成被告, 实践中, 当他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时,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同时, 当未成年人作为原告起诉时, 如果监护人事先没有确定, 未成年人就面临着启动诉讼程序的问题。而实践中此种情况下, 案件根本进不了诉讼程序。另外, 在未成年人民商事案件中, 民事诉讼法中处分原则的基本精神也有不尽适合之处。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一样, 处分原则是以当事人具有判断事物性质的能力并能将此判断明确表达出来为基础的, 而未成年人恰恰还不具备该能力。虽然法定代理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 但是有关身份行为不得代理。

3 未成年人在我国民商事诉讼中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3.1 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从世界范围来看, 现代各国的民商事诉讼模式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应用较为普遍, 一类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这种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较为广泛, 还有一类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或纠问诉讼主义模式, 这种模式以前是在前苏联实行的。

由于未成年人民商事诉讼中有些案件涉及公序良俗和社会伦理道德, 审理这类案件,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辅助。在涉及正当程序方面, 强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程序法上的权利。在涉及实体真实方面, 强调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相对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更关注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司法的被动性, 强调法官在民商事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 法院最终对案件的事实负责。法官可以依职权调查搜集证据, 也可以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调查搜集证据。尤其是在发现监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 监护人提交的证据存疑的时候不予采信, 必要的时候, 法官可以调查核实, 甚至可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未成年人核实, 查清其真实意愿。

3.2 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

由于余某未成年, 朝阳检察院首次引入社会调查员制度, 调查其成长环境和犯罪诱因等。未成年刑事案件调查员制度, 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 由法院指派专职社会调查员, 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学习表现、社会交往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进行调查, 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和质证。调查员制度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及对未成年罪犯的帮教更科学、合理。

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而设立的, 其本意是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 必要时候, 法院可以委托有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调查, 调查其生活成长环境和犯罪诱因等因素, 进而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

民商法诉讼案件可以参考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引人社会调查员制度, 由有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调查, 就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学习表现、社会交往以及出现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纠纷的涉案情况进行调查, 甚至可以对监护人是否有侵害或威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调查, 进而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在法院审判和最终裁判时作为重要参考。

社会调查员的作用不仅在于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更在于把司法机器对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实践中, 可以把具有熟悉未成年人特点, 热心于教育、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 并经过必要培训的人员聘请为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提供的服务, 除了不包括为未成年人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外, 有点类似西方的独立代表人或诉讼监护人。笔者认为, 要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 只能以社会各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为依托, 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改革完善相关司法制度, 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3.3 建立未成年当事人出庭制度

在民商事诉讼中, 未成年当事人出庭率低是当前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普遍的现象, 但对于某些案件而言, 确实需要未成年人的参与, 因此应建立未成年当事人出庭制度。

但是由于某些案件诸如离婚、收养案件自身的敏感性和未成年人心理的脆弱性, 笔者建议, 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民商事审判中的合法权益, 应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出庭制度。首先, 在程序上应该有特殊的设计和安排, 当事人要求未成年人出庭的应提前提出申请, 然后由法院审核决定或依职权决定, 通知未成年人出庭前应对未成年人的出庭能力进行审查;其次, 法院也应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 比如设立专门的谈话室, 可对其谈话过程进行全程录像, 其他当事人可以同步观看或事后观看, 而不应让孩子直接面对法庭, 面对感情破裂的父母。当事人需要向未成年人提问的, 可以采用通过视频声音传达, 实现未成年人隐蔽出庭,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他们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3.4 大力推行全程调解制度, 缩短诉讼周期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院的主持下, 当事人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 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定纷止争, 符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很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都是以婚姻关系、抚养关系为基础的, 在这些案件中, 当事人具有浓厚的感情成分, 争议的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决定了这类纠纷的解决不像普通程序的纠纷那样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而是寻求一条双方能共同接受的出路。特别是一方或者双方是未成年人的侵权纠纷案件, 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更应该成为民事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

在调解不能时, 法院在审理时应尽可能简约迅速, 尽早让未成年人从司法程序中脱离出来, 尽量减少因诉讼给其带来的情绪紧张、心理压力大等不利因素, 避免诉讼可能给其所带来的伤害及种种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郝银钟.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5.

[2]佟丽华.监护侵害处理意见:激活“沉睡的制度”[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5, (5) .

[3]纪红光.呵护权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实务[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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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燕, 杨会新.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J].河南社会科学, 2012, (12) .

老年人权益 篇11

关键词：农村空巢老人；老年人权益；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069-07

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城镇化、家庭小型化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空巢老人的规模越来越大。据《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老人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全国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中的老人占农村老年总人口的43.9%^[1]。对于这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虽然与其他老年人享有同样的法定权益，但是子女的“缺位”给他们享有法定权益带来诸多风险和困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剧增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视域中思考农村空巢老人的权益保障策略，以有助于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落实，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

一、子女“缺位”是空巢家庭的本质特征

1.空巢家庭的多种定义与分歧

农村空巢老人，简单理解就是生活在农村空巢家庭中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空巢家庭的理解有多种观点。其一，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生活，剩下老人独守“空巢”的家庭^[2]。其二，空巢家庭是以“鸟儿长大，离巢飞去，鸟巢空留”为比喻，意指子女长大成人后纷纷离去，只剩下父母留守“空巢”的家庭^[3]。其三，空巢家庭是指在家庭生命周期中，随着最小的孩子长大，因求学、就业、结婚或其他原因离开家庭，使原有家庭进入大部分时间只剩下父母两人单独居住或夫妇中的一人居住的阶段^[4]。其四，家庭空巢是指有子女的家庭， 其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 剩下老人独守空巢的现象。人们通常将这一纯老人家庭称作空巢家庭^[5]。其五，新“空巢”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父母组成的未到60岁的“空巢”家庭^[6]。其六，空巢家庭可以分为纯空巢家庭和类空巢家庭，也可以分为年老的空巢家庭和年轻的空巢家庭^[7]。其七，空巢家庭是指那些子女离开起源家庭、父母仍共同居住的夫妇家庭，如果一方父母离开则该家庭将演变成独居家庭而非空巢家庭^[8]。

笔者发现，以上所提及的各种界定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分歧点：一是有无子女的分歧。第一种界定包括无子女和有子女两种情况。其他六种界定都排除了无子女的家庭属于空巢家庭。二是空巢家庭中父母年龄限定的分歧。有些观点认为仅指老年的空巢家庭^[9～10]，有些观点认为包括老年的和年轻的空巢家庭^[11～12]。三是空巢家庭中人员居住方式的分歧。比如有观点认为空巢家庭必须夫妻都在，一旦有一人离开，则不属于空巢家庭^[13]；有观点认为，父母共同居住或父母中一人独居的家庭都可以是空巢家庭^[14]；还有的认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共同居住形成纯空巢家庭，其他亲属在父母身边组成类空巢家庭^[15]。各种界定也有一个共识：就是子女的“缺位”。或者因为没有子女而“缺位”，或者因为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而“缺位”。因此可以说，子女的“缺位”是空巢家庭的本质特征。子女 “缺位”的家庭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空巢家庭。作为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情况都值得进行研究和探讨，关键看具体的研究目的。

2.空巢家庭的分类与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在具体研究空巢家庭时，要从特定研究目的出发，对空巢家庭进行分类。通过分类而使研究的问题聚焦，明晰研究对象。本文从养老视角探讨子女“缺位”对农村空巢老年人权益的影响和相应保障策略。因此，从有无子女、父母年龄、居住状况、居住地域的角度对空巢家庭进行分类，有利于本文研究对象的聚焦和明晰。

（1）根据有无子女情况，空巢家庭可以分为无子女空巢家庭和有子女但与父母分居的空巢家庭。前者还可以分为丁克家庭和终身未婚的独身家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子女是父母的主要赡养人。无子女的成员到了年老的时候，如果自我养老存在困难，养老责任由国家承担。因此，本文研究对象排除了无子女空巢家庭。

（2）根据子女“缺位”时父母年龄状况，空巢家庭可分为老年空巢家庭和中年空巢家庭。其中以60周岁为界限，父母年龄60周岁以上者为老年空巢家庭，以下者为中年空巢家庭。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老年空巢家庭。

（3）根据居住状况，空巢家庭可分为纯空巢家庭与类空巢家庭。纯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空巢家庭和配偶空巢家庭。类空巢家庭包括隔代空巢家庭、两代老人空巢家庭和与其他人同住的空巢家庭。居住状况是影响空巢老人权益享有状况的重要因素，不同居住方式老年空巢家庭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4）根据居住地域，空巢家庭可以分为农村空巢家庭和城市空巢家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空巢家庭和城市空巢家庭差异很大。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村空巢家庭。

综上所述，本文所定义的农村老年空巢家庭是指存在于农村地区，父母年龄60周岁以上且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家庭。农村空巢老人是指生活于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

二、城镇化视域中思考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老年个体、子女、社区组织、社会、国家或政府等多个层次提出建设性对策，也从法律途径、社会保障途径、文化道德建设途径、自我保障途径等多个方面进行有价值的探讨。同时，笔者认为，应当注意到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流动可能性，应当在城镇化视域中思考其权益保障的方式与途径。

1.城镇化发展是农村空巢老人激增的重要原因

应当讲，农村空巢老人一直存在。传统习俗中，子女成家，与父母分开单过，或者因为子女外出求学、参军、就业等，就产生了农村空巢老人。这种常规因素自然形成的空巢老人数量不多，比例也不高。但是近年来，农村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的出现和增多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代际关系等诸因素合力的结果^[16～18]。其中，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激增的重要原因。

（1）人口城镇化的年龄选择性。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年轻人口更倾向于迁移到城镇，中老年人口更倾向于留守农村。这在缓解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却严重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空巢老人激增。

（2）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大量的进城农民工过着城乡两地的迁徙生活。居住的不稳定、收入的低水平、拥挤的城镇住房、较高的生活开支，等等，使得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农村老家。这些老人就成为农村空巢老人。

（3）农村城镇化使得部分农村家庭子女聚集在城镇而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导致父母与子女分住农村和城镇两地。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提速，这一分化进程还要加快。

（4）城镇化扩大了代际间及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老年父母或出于主动或也可能是被迫与子女分开居住而成为空巢老人。

综上所述，农村空巢老人的激增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农村空巢老人不断增长的态势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为此，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障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任重而道远。

2.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提供了新视角

如前面所述，农村空巢老人的激增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其因子女“缺位”而造成的老年权益受损的问题难以从农村内部独自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审视视野。在以往针对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议中，很多学者认为，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村空巢老人倾向于留守在农村，为此提出就地构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体系的各种建议，而相对忽视农村空巢老人的流动可能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将有助于农村老年人口流入城镇，这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策略。

与过去传统城镇化道路相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使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通俗地说，就是改变过去只要“土地”不要“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对“以人为核心”的“人”也应该做全面的理解。从社会实际状况来看，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流入城镇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中青年人，老年人占少数，但不能就此理解“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中青年人口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应当构建一个相对公平的面对各年龄阶段群体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框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以创造一个有利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公平制度环境。这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价值既是对“以人为核心”含义的全面理解，避免新型城镇化陷入只要中青年人不要老年人的片面发展轨迹，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整体上是降低人口迁移流动的：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的迁移意愿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分离会增加家庭养老的负担，由此也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迁移决策的成本^[19]。因此，促进包括农村老年人在内的各年龄阶段群体公平有序地集聚城镇，才能更加顺利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替代策略与流动策略是保障农村空巢老人权益的必要选择

农村空巢老人是老年人权益的主体，权益主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方式含有所判断和选择。在笔者组织实施的实地调研

笔者和研究团队于2013年8月到浙江省2个市（金华市和衢州市）3个乡镇（沙畈乡、曹宅镇和石梁镇）的十几个行政村进行一对一入户结构式访谈，共获得228位农村空巢老人的访谈材料和十余位村委会干部的访谈材料。本文中的分析数据和访谈材料均来自此次调研。中，当询问“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让您生活得更好”时，有些空巢老人有搬到子女家居住的打算，有些空巢老人有希望子女回到身边的期盼，还有些空巢老人表示喜欢居住在现在的家里，可见，农村空巢老人对于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方式有多样化的个性选择和倾向，部分空巢老人具有跟随子女而流迁的思想准备。所以，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考虑农村空巢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方式，对于具备一定流动条件和意愿的空巢老人群体，应当采取流动策略，通过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空巢老人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对于不具备流动条件和意愿的空巢老人群体，应当采取替代策略，通过创新家庭养老资源递送方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让留守的空巢老人获得替代养老资源。

1.替代策略

替代策略，是指权益主体客观上不具备改变其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条件，或者主观上不愿意改变其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状况，而通过社会支持的途径获得养老资源，保障其老年人权益的策略。

在本次调研的228个有效样本中，56.1%的人希望通过“住在本村，子女提供更多养老资源”来提高生活质量，64.9%的人希望通过“住在本村，政府把村里的养老服务办得更好”来提高生活质量，42.1%的人希望通过“住在本村，政府把养老金提高一些”来提高生活质量。可见，多数农村空巢老人倾向于通过家庭支持、社区支持、政府支持等替代策略来保障老年人自身权益。

当然，不同权益主体选择替代策略的原因具有个体差异性，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来看，一是很多空巢老人反映外出子女赚钱辛苦，家庭负担重，尤其是租房住的情况居多，房子小，难以容纳老年父母和承担生活开支。二是有些空巢老人留守在农村肩负“任务”，或者要干农活，打零工赚钱，或者要照顾老伴，看守房子，照顾孙辈等。三是有些空巢老人与子女、媳婿的关系难处理。去儿子家要看媳妇的脸色，去女儿家要看女婿的脸色，碰到有多个儿子，和儿子同住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从而引发家庭矛盾。四是在流入地难以实现社会融合。吃饭、上厕所、爬楼梯等生活方式难适应，融入社区、重建人际关系网也很难，子女忙工作，邻居朋友少，更加孤独寂寞。从主观来看，很多空巢老人已经习惯了农村老家的生活方式，认为老家自由、凉快，空气好，房子大，邻里串门聊天多。此外，不给子女添麻烦是很多空巢老人持有的观点，只要生活还能自理，空巢老人都会坚持自己过，除非应子女要求搬去住。总体来看，农村空巢老人选择替代策略可能是主动的自由选择，也可能是被动的无奈接受。

农村空巢老人能否通过替代策略保障其老年人权益，取决于其从居住环境中可获得的养老资源。主要支持来源有：一是来自于配偶和子女的家庭支持。有能力履行夫妻扶养义务的配偶尽量减少外出。外出子女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以保障父母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生命健康权益，多打电话，送礼物，常回家看看以保障精神慰藉权益。二是来自于邻居、朋友、社区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社区支持。调研村庄里这类社会支持还比较弱。作为熟人社会，农村社区本是养老资源的富集地，关键是缺少激励机制和整合机制。笔者认为，村委会和老人协会是承担激励和整合农村社区养老资源责任的合适主体，政府更是应当通过支持社区组织来提供养老资源。三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关键是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尤其是要创新养老服务递送模式，提高养老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四是来自于家庭、社区、政府外的社会组织、团体及个人的社会支持。本次调研注意到，有些企业家逢年过节时给本村老年人发放钱物，为本村老年活动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捐赠钱物。丰富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资源，需要总结现有经验，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共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流动策略

流动策略，是指权益主体具备一定条件和意愿，通过流动而使自己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以获得养老资源，保障其老年人权益的策略。

在本次访谈的228个样本中，33.9%的空巢老人愿意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61.7%的空巢老人不愿意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4.4%的空巢老人无所谓。在具体途径选择时，28.5%的空巢老人希望通过“搬去子女家居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14.5%的空巢老人希望通过“外出子女回到本村居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从这两组数据以及访谈情况来看，愿意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的空巢老人比例远远低于不愿意的空巢老人，选择流动策略的空巢老人比例也远远低于选择替代策略的空巢老人。但是也要考虑到，有相当部分的空巢老人是因为客观原因而无奈选择替代策略的。

笔者认为，流动策略也是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重要策略选择。第一，流动策略使得空巢老人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增强了家庭养老能力。国外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养老替代不了家庭养老。许多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服务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陷入沉重的养老金负担，而家庭养老成为走出社会养老困境的曙光。可以说，通过投资家庭而增强家庭养老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路径之一。流动策略是在汲取西方国家经验教训，并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第二，流动策略有助于传承传统养老观念，增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文化力。我国有养儿防老的悠久文化传统，即使在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结构变迁、人口流动加快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人们的养老观念在改变，家庭养老功能在急剧弱化，但是，中国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道德自觉。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宝贵文化资源。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从发生过程看，规模超大，速度超快，抚养比高，城乡反差大，高龄化显著。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来看，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牵涉问题多。在此国情背景下，传统养老观念在社会现实中正发挥着重要的养老功能，弥补了社会养老的“短板”，增强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文化支撑力。第三，流动策略有助于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集聚效应。一方面具备流迁意愿和条件的农村老人集聚城镇，可以分流农村老年人口，降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另一方面农村空巢老人居住比较分散，养老服务递送成本比较高，而如果集聚在城镇，增强城镇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则可以大大降低养老服务递送成本，充分发挥城镇养老服务资源的集聚效应^[20]。

当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家庭养老进行政策支持的共识已基本形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将“老年家庭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了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等具体要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这些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流动策略提供了政策支撑和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仍须制定和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第一，支持父母在老年后投靠子女落户，降低现有户籍随迁政策的门槛，简化手续程序。第二，加快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关系的转移接续和异地结算。第三，对多代同住家庭提供购房优惠，在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中对赡养老年人的家庭实行优惠政策；农村子女如果和老年人同住，在新建住房时给予一定优惠。第四，对于子女与老年人同住或就近居住提供照护津贴等经济支持。第五，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按照家庭户平均收入作为所得税征收税基，对于赡养老年人的家庭给予一定额度的宽免税额。第六，流入地的居家养老服务和老年福利尽可能惠及投靠子女的流动老年人。

总之，当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出现和增多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必然性。同时空巢老人作为权益主体，对自身权益保障方式有个性化选择倾向。因此，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来看，替代策略和流动策略是当前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两种方式，可以让流动的空巢老人和留守的空巢老人都能获得称心、足量的养老资源，保障其享有法定的老年人权益，维持体面的生活质量。

（致谢： ①感谢浙江省老龄办、金华市老龄办、衢州市老龄办对本次调研的大力支持！ ②感谢浙江工业大学学生陈先跑、周凯慧、周新城、吴瑞敏、饶英丰、张琳、支鹏程，华南农业大学学生范佳慧参与本次调研和数据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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