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波动

条件波动（通用4篇）

条件波动 篇1

随着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逐步实现, 人民币汇率波幅也逐渐加大, 在过去5年里, 人民币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2005年6月的8.27上升至2010年6月的6.76, 升值超过了12%。但是, 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欧美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再次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人民币还将呈现出升值的趋势。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且汇率波动浮动的不断增大, 由于体制、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 升值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新机遇, 但也不得不考虑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本文通过介绍有关外汇风险分析和防范方法, 旨在提供相关启示。

一、我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现状

面对人民币升值的既定趋势, 我国企业总体表现比较积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曾于2006年初对10个省、市323家外贸型企业进行了外汇风险防范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 人民币外汇改革后, 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应对外汇风险, 企业避险意识提高, 避险方法趋于多样化, 对外汇波动的适应性有所增强。所有的避险方式中, 企业采用最多的是贸易融资, 其次便是金融衍生产品, 包括远期结售汇工具、外汇掉期及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 (NDF) 等。此外, 调查还发现, 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企业较以前明显增多。2005年采用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方式的企业, 所占比例由2004年同期的4.2%升至8.7%, 提高近5个百分点。由此表明, 这些企业在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外汇损失,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出口企业议价能力的提高。

以纺织行业为例。外汇改革后, 纺织类企业积极应对人民币外汇波动, 采取了提高出口价格、增加结算币种、提高接单档次、加强产业集群化等策略。由于纺织业及时采取一些措施, 积极实行技术改造, 努力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加上劳动力成本低, 我国纺织业在国际上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据我国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2010年1-4月, 我国纺织品服装外贸出口总额达537.9亿美元, 同比增长15.5%。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216.0亿元, 增长26.1%;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321.9亿美元, 增长9.5%。由此可见, 即便是在面临人民币外汇升值的压力下, 我国出口企业的销售额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尽管我国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表现十分积极, 但由于长期以来受人民币外汇相对稳定的影响, 相对于国外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来说, 我国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观念仍略显淡薄, 加之目前可以供我国企业选择的避险工具为数不多, 我国企业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

二、我国企业防范外汇风险上存在的问题

(一) 制度性约束强, 外汇业务运行效率不高

如今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化频率很快, 有利的市场汇率可能转瞬即逝。若要及时有效地把握有利时机, 不仅要求企业理财人员具备丰富专业的外汇管理知识, 还要求用于高效的外汇管理体系。而目前我国的外汇管理体系还不完善,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外汇管理效率低下。国际上许多外汇交易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涉外企业的外汇交易风险管理时, 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性的约束。例如, 由于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 收费过多, 使得企业疲于应付而忽视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 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低效的外汇管理体系, 既不利于企业实施及时灵活的外汇交易风险管理策略, 也不利于国际业务的拓展。

(二) 外汇市场发展滞后, 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健全

外汇市场是企业防范外汇风险的重要途径。一个成熟、完善、高效的外汇市场不仅可以为企业进行涉外业务提供有利的币种选择, 还是企业降低外汇风险的重要手段。一国企业外汇市场发育程度与该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水平息息相关。我国外汇市场交易具有规模小、交易不活跃、工具少、管制多等缺点,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防范外汇风险的工具选择和降低了外汇风险防范的效果。以远期结售汇为例, 虽然早在1997年中国银行就开始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 但由于其必须以真实性贸易为条件, 在利率市场化机制尚未形成的前提下, 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避险的动机, 导致远期市场有效供求不足。不仅如此, 银行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考虑, 远期结售汇业务至少要分行级以上才有办理权限, 这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对外汇风险的管理。我国企业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价格是影响利润的主要因素, 采用远期结售汇方式套期保值势必增加企业财务费用的支出, 降低企业的利润。为了节约成本, 很多企业放弃了远期结售汇的避险方法, 及时收结汇仍是目前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

(三) 外汇风险意识淡薄, 专业管理人才缺乏

汇率体制改革后, 企业对防范外汇风险的热情普遍不高, 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较为淡薄, 多数企业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 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损失, 而未能做到事前的风险防范。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财务人员缺乏金融知识, 不具备分析国际金融市场形势、进行外汇汇率预测及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规避的能力。因此, 即使企业的治理层或管理层意识到防范风险的重要性, 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外汇理财人员, 也会使外汇风险管理措施无法实施。缺乏专业人才, 也是我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问题的根源之一。

三、防范我国企业外汇风险的具体举措

(一) 加快外汇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体系

高效的外汇管理必然以完善的外汇法律法规为基础, 因此,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我国企业外汇风险防范能力弱的必然选择。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前, 我国关于外汇风险防范和控制方面的政策规定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暂行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等。这些外汇法律法规不仅数量少、内容不丰富, 而且带有明显的行政性色彩。近年来, 我国加快了制定外汇管理法律的步伐。仅在2009年, 国家外汇管理局就颁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55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等法规, 不仅丰富了外汇管理法规的内容, 还减轻了我国外汇管理中一些制度性约束, 增强了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活力。

一个有效的外汇管理体系能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外汇风险管理手段。与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外汇管理体系还存在交易金额少、交易不活跃等缺点, 必须予以完善。针对我国外汇市场的特点, 我国的外汇风险管理应该以外汇银行为中心, 通过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建立外汇银行间的外汇市场, 各外汇银行与外汇交易中心联网, 相互间轧平外汇头寸, 保持外汇资产、负债在金额及结构上的平衡, 最大限度地消除外汇风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可以允许外国银行参加交易, 成为连接国内外汇市场和国际外汇市场的枢纽, 为外汇银行轧平外汇头寸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最终形成国内企业、外汇指定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国际外汇市场的外汇风险转嫁体系, 有效地趋利避害, 防范外汇风险。

(二) 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步伐, 积极引进各种金融交易工具

我国外汇市场刚刚起步, 交易品种和规模都还较小, 政府应加大发展外汇市场发展步伐。我国的外汇市场不仅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不断发展传统金融市场的同时, 鼓励金融创新, 为企业提供更多可选风险防范工具。

首先, 规范、完善和发达的国内外汇市场必然要求以良好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为保障, 并逐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 使国内外汇市场国际化, 最终形成国内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连为一体的高度发达的外汇市场。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规范、完善和发达的外汇市场, 确保企业合理进行金融对冲活动, 才能有效控制各种外汇风险。其次, 重点发展和完善短期货币市场。短期货币市场主要由资金拆借市场、融资融券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 以及其他富有流动性的短期票据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场组成。此外, 鼓励金融创新, 增加金融衍生产品, 积极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短期货币市场、金融期货市场和金融期权市场, 是当前和今后推进和深化金融体改的重要工作。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充分发展, 金融工具的选择越多, 就越有利于企业更加充分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外汇风险。

(三) 加强企业的外汇风险意识, 加强外汇管理人才建设

企业在充分重视外汇风险的基础上, 要注重相关管理人才的培养, 积极引进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和衍生产品交易的专业人才, 提高自身外汇资产管理水平。企业要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力度。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是当前金融工程学的重要前沿内容, 不仅交易程序复杂, 品种繁多, 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企业在利用这些避险工具时, 必须全面把握金融产品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 深入分析交易风险, 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措施。同时, 企业要建立健全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内部培训体系, 避免人才的流失。

(四) 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结算的使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不仅能为我国带来可观的铸币收入, 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 还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便利对外贸易。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币越来越多被国外所认可, 我国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的现象也将越来越普遍, 这不仅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还能够减少交易费用。以出口开信用证为例, 一般开信用证需要支出1.5个百分点, 结汇需要支出1.5个百分点, 对外汇进行套期保值, 还要支付成本。综合起来, 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可以为企业降低3%-5%的出口成本。不仅如此, 采用人民币结算还能够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外汇风险, 并以汇率剧烈震荡时效果更佳。例如, 此次金融危机中, 由于美元和欧元汇率的不稳定, 我国企业和贸易伙伴国企业普遍希望使用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 从而规避使用美元和欧元结算的汇率风险。近年来, 我国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还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叶瑞芳.试论我国涉外企业外汇风险管理[D].东北财经大学, 2008.

[2]、张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进出口行业的影响[J].对外经贸实务, 2006 (2) .

[3]、柳世平.规避汇率风险的策略选择及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 2008 (1) .

条件波动 篇2

关键词：LED,驱动波形,光输出波动

0引言

随着白光LED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白光LED照明光源的性能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在照明光源的光输出波动方面,前人的研究多在探讨人眼对不同特性频闪的可觉察程度[1]以及受影响程度[2],且主要在传统光源的研究基础上给出结论[3,4]。由于LED光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传统光源有所区别,如白光LED具有10-6~10-7s( s级)的快速响应,在作为照明光源使用时,很少有传统光源的发光惰性,导致调光中容易出现严重的光输出频闪问题。因此,针对LED照明光源进行单独的驱动波形及其光输出波动的研究, 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IEEE标准工作组电机及电子学工程师联合会,针对LED频闪问题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并制定了IEEE PAR1789相关标准[5],但该标准仍在不断完善中。照明业界有学者针对LED频闪现象进行了研究,如JD Bullough[6]等人从工效学的角度探讨了人对不同驱动波形产生的光源频闪的感受;杨光[7]研究了白光LED在交流和直流供电下的频闪问题;陆世鸣等[8]在IEEE PAR1789的基础上, 对照明产品的频闪进行了实验和分析。本文通过研究驱动波形对LED光输出变化的影响,寻找能够降低LED光输出波动的最佳驱动波形。

1光源频闪视觉机理

光源发出的光随时间呈快速、重复地变化,在人的视觉上表现为一定频率的光的周期性闪烁,该现象称为光波动,也称为频闪。频闪对人的视觉以及心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视觉疲劳,严重时会引发头痛等症状[2]。Daniele Gallo等人研究表明,人眼对亮度波动的感受程度与频率相关的敏感曲线G (f) 如图1所示[9]。该研究针对影响人视觉的光波动范围是l~50 Hz, 数据表明该范围内人眼对8.8Hz的波动最为敏感。决定频闪对人影响的因素除频率外还有波动幅值的变化。 假设光输出波形具有如图2所示。本文采用波动深度的定义对光输出波动进行描述[10],公式如下:

在一个光输出的周期内, 表示光波动深度,单位为%;Emax表示照度最大值,单位为lx;Emin表示照度最小值,单位为lx;Eav表示照度平均值,单位为lx。

2实验过程

2.1实验介绍

目前,主流的LED驱动电路最终输出的驱动电流波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稳压器控制下的恒流波形、 调光采用的PWM波形、开光电源输出的三角波波形和交流驱动的正弦波形[11]。为了研究不同驱动波形对白光LED照明光源的光输出波动的影响,实验考察了1PWM波;2三角波;3带三角和正弦纹波的直流驱动波这三类驱动波形,用快速响应线性照度计采集相应条件下的LED光输出,并通过数据线传输到示波器上进行数据采集,便于后续数据处理分析。搭建的实验平台示意图如图3所示,实物图如图4所示。

(1)驱动波形发生器:采用胜利仪器VC2002函数信号发生器,可输出理想的正弦波、三角波及方波信号,峰峰值为±1m V~10V。

(2)高精度运放电路:基于高精度功率运放芯片PA12进行设计,电路放大倍数4倍,电路原理图如图5所示。电路核心为电压运放电路,带有电流反馈的前置放大电路。

(3)稳压源:采用YB1733A/2A直流稳压源,有两路可调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范围0~30V,输出电流0~2A,纹波CV≤1m Vrms。稳压源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与功率运放电路放大后的交流电压波形叠加,形成带有纹波的直流驱动电压波形。

(4)LED光源:选用8颗亿光公司的型号为EHPAX08EL-LM01H-P01大功率LED芯片串联作为实验光源。每颗芯片的功率为1W,光色为暖白色,相关色温为3250K。

(5)快速响应线性照度计:可以测量LED瞬时的照度变化,其响应速度为10 s,对应的变化频率为100k Hz。通过前置放大电路将较弱的电信号放大,通过数据线传输到示波器。最后利用示波器完成数据的采集、记录和分析,具体的结构图如图6所示。通过定标调整,保证快速响应线性照度计输出值与实际照度呈线性关系,因此照度计输出电压相对变化可以表征照度的纹波变化。

(6)示波器:采用横河公司的DLM2024混合信号示波器。最高采样率2.5GS/s,最大记录长度为125M数据点,带宽为200MHz。

2.2实验测量

(1)PWM波驱动实验:实验变量为PWM波的频率f和占空比D。PWM波最大电压取24.8V,占空比D分别选取25%,50%和85%,频率f的变化范围50 Hz-25k Hz。

(2)带纹波的直流驱动实验:通过直流稳压源提供恒流驱动,与功率运放电路放大后的交流电压波形叠加,模拟直流驱动情况下的纹波。实现三角纹波以及正弦纹波两种情况,恒流电压值24V。频率f的变化范围50 Hz-20k Hz,纹波选取28%以及8%两种情况。

(3)PWM波与三角波驱动的对比实验:采用占空比D=50%的PWM波和三角波两种驱动方式,峰值电压均为24.8V。测量不同频率的驱动波形下,LED光输出波形。频率f的变化范围50 Hz-25kHz。

为了方便比较,记驱动电压波形为Ui,LED光输出被示波器采集到的电信号为Ut,光输出纹波值为Ur。

3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PWM波驱动方式

实验结果显示,在低频阶段,光输出波动Ut很好地响应了输入波形Ui,如图7 (a) 所示;当频率f>5k Hz时,Ut呈现一定的纹波波动,且明显滞后于Ui,如图7 (b) 所示。以5k Hz的PWM波驱动情况为例,Ut的峰值与Ui相比,大约滞后10 s。

另一方面,驱动波形占空比D的取值也影响了LED光输出纹波值Ur,如图8所示。当占空比不变时,光输出纹波随着驱动频率的增加而呈减小趋势。 另外,在低频情况下,占空比较大时,光输出纹波较小;而当频率增大到10k Hz以上时,不同占空比下的光输出波动非常接近,且都<1%。因此,在电路设计的驱动频率取高频时,可以忽略频率和占空比对光输出波动的影响。

3.2带纹波的直流驱动方式

该实验的变量为输入电压纹波频率和纹波系数。 直流电压的纹波系数定义为脉动量峰值与谷值之差与输出电压平均值之比。

实验结果显示,在低频阶段,光输出波动Ut随输入波形Ui进行波动,如图9 (a) 所示;当频率达到10k Hz时,Ut不再随Ui进行变化,如图9 (b) 所示。

图10 (a) 和图10 (b) 可以看出,当纹波系数不变时,光输出纹波随着纹波频率的增加而呈减小趋势。 在低频情况,纹波系数越大,光输出纹波越大;纹波系数小的驱动电压,纹波频率对光输出纹波的影响很小。

图10 (c) 和图10 (d) 可以看出,当纹波系数较高时,不同纹波形式的直流驱动电压产生的光输出波动几乎相同;而在纹波系数降到0.08时,在低频阶段, 三角波纹波电压引起的光输出纹波大于正弦纹波引起的光输出纹波,高频阶段的驱动电压的纹波形式对光输出变化影响很小。

综合图10 (a) -图10 (d) 的四幅图可以看出,在低频阶段,电压纹波系数对光输出纹波影响较大: 电压纹波系数越高,对应的光输出纹波也越大;而当频率达到10k Hz以上时,电压纹波系数对光输出影响不大。因此,在输出电压纹波频率>10k Hz时,可以通过牺牲一部分的输出纹波性能来适当降低电容容量的要求,实现无电解电容的驱动电路,进而增加LED灯具的可靠性和寿命。

3.3PWM波与三角波的对比

根据LED的发光特性,LED的光输出亮度与LED的驱动电流近似成正比关系,而照度与亮度之间是线性变化关系。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LED的光能量由电流决定。为了对比不同波形驱动对光输出影响的差异,实验选取对LED来说相同的驱动能量进行测试比较。由图11可知,当驱动能量相同时,通过PWM波驱动产生的光输出波动比三角波小。另外,在低频阶段,不同的驱动波形对光输出波动影响差异较大;而在高频阶段,不同的驱动波形对光输出波动影响的差异较小。

3.4讨论

三组实验结果中,除了以三角波形式进行驱动以外,其他驱动方式下的LED光输出的纹波均控制在3.5%以下,没有超出5%的纹波要求。在实际测量环境中,驱动频率f=50Hz时,测试人员肉眼可以观察到较为明显的光闪烁;f=100Hz时,存在微弱的频闪; f>100Hz时,肉眼观察不到闪烁。因此,衡量光输出对人的视觉影响,需要综合考虑光输出的频率特性以及波动深度两个参数,从而证明了本文第1节关于光源频闪的视觉机理的正确性。另外,在几种驱动波形控制下,LED在高频阶段表现出相似的光输出特性。 其原因是实验光源为荧光粉转化型的白光LED,在高频阶段,荧光粉的余辉效应的作用明显,使得光输出波动减小。

4总结

条件波动 篇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快速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提高整体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内容。现代网络及信息技术如Internet、EDI/XML、基于B/S结构的信息系统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和精度,使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有效地分享各种信息、进行供应链协同成为现实。在这种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信息分享成为实现供应链管理的关键。信息分享能够提高企业信息交换的准确性, 减少了在复杂、重复工作中的人为失误,因而减少了由于失误而导致的时间浪费和经济损失, 提高了供应链管理的运行效率。

供应链中会产生需求变化沿供应链从下游向上游逐步增大的现象,即牛鞭效应。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信息不能及时交换与分享, 致使需求与供应不匹配。而需求信息分享的主要优点就是能够从供应链下游向上游厂商传递产品需求信息,使上游厂商能够优化经营决策。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通过信息技术与他们的供应商和客户进行着需求信息分享。世界著名零售商沃尔玛实施与供应商一体化战略, 与供应商进行销售数据实时交换, 使供应商及时掌握销售信息, 以便准确做出补货决策, 有效地减小了牛鞭效应。此外,供应链管理中的很多方法和战略都涉及到信息的交换与分享, 如QR(Quick Response)、ECR(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等。不同企业环境下的信息分享价值的研究是当今理论和应用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石小法等(2002)在研究中发现通过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分享, 可以显著性地减少牛鞭效应[1]。Lee(2000)通过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模型研究了信息分享时的库存决策问题,量化需求信息分享的价值[6]。Muthusamy(2008)研究了一个多产品并存在产品替代关系的供应链中需求信息分享的价值[7]。目前关于信息分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需求信息分享的价值,以服务水平、库存成本、牛鞭效应来衡量价值大小,比如Cachon(2000)[2],(2001)[3],Sunil(2009)[8]等。二是研究需求信息分享的激励机制,通常是以订货契约、价格契约等激励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信息分享,从而提高供应链效益,如Taylor(2002)[9],Feldman(2003)[4]等。

本文建立由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模型,零售商面对的是具有周期波动性的市场环境。Xu,Yan(2004)用博弈的思想研究了在一个生产商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进行需求信息分享,假设零售商的需求不但在时间上有相关性,而且两个零售商之间的需求也有相关性[10]。本文借鉴了这篇文章零售商需求相关的思想,但又区别于其博弈论的研究方法,特点在于假设模型中有多个零售商,同时假设需求信息不仅在时间上具有相关性,同时不同零售商的需求波动也存在相关关系,供应商既可以选择同零售商建立信息分享关系,进而计算需求波动信息,也可以选择利用已有零售商需求波动估计未知零售商的需求波动。由于目前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IT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健全,供应链上游企业无法同所有零售商建立需求信息分享的协作机制,因此本文的假设无疑更接近当前中国的业务环境,因而更加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内容如下:第2节提出零售商需求波动条件下信息分享模型及假设条件;第3节首先分析零售商不分享需求信息与分享需求信息两种情况时,零售商与供应商对应的最优订货决策,接着给出供应链库存成本的计算方法;第4节使用数值算例进行研究,通过数值算例分析各种变量对供应链库存成本的影响。

2 模型假设

假设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供应链中不涉及到生产活动,而只是分销和零售某种单一产品。模型处于离散的运作周期中,零售商在每个周期中发生的是相关的非静态需求,即每个零售商所面临的需求在周期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与现实中某些电子类消费品情况一致,反映了某种消费趋势。零售商i在t时期的需求满足

$D{}_{i,t}=d{}_i+\rho D{}_{i,t-1}+\epsilon {}_{i,t}(1)$

di表示零售商i的需求起始水平,ρ为周期间需求相关系数,并且ρ∈[0,1],εi,t为波动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为了降低模型的复杂度,假设ρ与σ2都同零售商个体无关。在某个t时间周期结束时,零售商i在本期内实现的客户需求都满足Di,t=di+ρDi,t-1+εi,t.

供应商在获取零售商的需求信息时,由于实际的产品数量和订单数量较大,不得不借助于信息技术实现,因此往往需要一定规模的IT投入,用于供应商和零售商信息系统、网络建设等。为了减少投入,供应商可以选择用某些零售商的需求波动信息估计其他零售商的需求波动。此外,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中,各区域市场的产品需求往往是呈相同态势变化,因此此假设相对合理。构造一个供应商i估计零售商j的需求波动情况,表示为:

${\epsilon }^{\prime }{}_{j,t}=\theta \epsilon {}_{i,t}+(1-\theta )\epsilon {}_{j,t}(2)$

其中, ε′j,t表示估计出的零售商j的需求波动,εi,t表示已知的零售商需求波动,即能够用来进行估计的部分,εj,t表示零售商j实际产生的需求波动, 即不可以估计的部分, θ∈[0,1], 本文中称θ为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变动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方程表明零售商j的需求波动由两部分共同决定,并且通过这种估计方法,其准确程度依赖于θ的取值。

基于以上假设,我们可以扩展到供应商已经和q个零售商实施了分享策略,估计其余零售商j的需求波动的情况,可以表达如下:

${\epsilon }^{\prime }{}_{j,t}=\frac{\theta }{q}{\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1-\theta )\epsilon {}_{j,t}(3)$

根据上述讨论,模型中某零售商j与供应商的协调存在三种可能:

①当零售商j向某供应商分享本期需求Dj,t时,供应商就可以根据零售商j的上期需求Dj,t-1和本期需求Dj,t预测其需求变动情况,计算出εj,t;

②当供应商无法取得需求信息Dj,t时,供应商只掌握了零售商j的订货量,εj,t不可计算,同时供应商没有同其他零售商获取需求波动信息,因此也就无法进行估计;

③当供应商无法取得需求信息Dj,t时,供应商通过q个零售商需求波动项εi,t进行估计。

模型假设零售商与供应商在每个周期内都实施基本定至点的库存策略,即每个周期末将库存补充到固定水平。当零售商与供应商的现有存货不能满足订单时,假设他们会从外部供应源获取货物,但必须在下一期补足本期从此供应源取得的货物, Gavirneni(1999)[5]使用了类似的假设,降低了模型的复杂度,并且现实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影响供应链运作成本的其他参数包括:

L:模型中供应商向其模型外部供应商的订货提前期,用周期的个数表示;

l:模型中零售商向供应商的订货提前期,假设各个零售商有同样的提前期,同样以用周期的个数表示;

si,t:零售商i在t期间的订至点数量;

St:供应商在t期间的订至点数量;

h:当零售商在期末出现库存剩余时,每单位的存货成本;

H:当供应商在期末出现库存剩余时,每单位的存货成本;

p:当零售商期末出现库存不足时,每单位的缺货惩罚成本;

P:当供应商出现库存不足时,每单位的缺货惩罚成本。

3 模型分析和求解

假设零售商与供应商有相同时间长度的需求周期,在周期内发生各自的库存和销售活动。

对于零售商,按以下顺序发生活动:①期初时,l+1期之前向供应商的订货到货,库存水平提高到本期订至点;②零售商销售产品;③期末时,零售商根据发生的需求,本周期订至点和计算的下期订至点确定订货量,向供应商订货,需求周期结束。

对于供应商,按以下顺序发生活动:①期初时,L+1期之前向外部供应商的订货到货;②期末时,接到零售商的订货,马上将货物发出(但由于零售商的订货提前期,货物将在l+1个需求周期后才能到达零售商处);③根据发出货物的数量,本期订至点和上期订至点确定向供应商上游厂商订货的数量,需求周期结束。

3.1 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

零售商i在t时期的需求Di,t满足

$D{}_{i,t}=d{}_i+\rho D{}_{i,t-1}+\epsilon {}_{i,t}(4)$

由于每个不同时期比如t时期的期末零售商会确定一个其认为是最优的订制点Si,t,因此假设零售商i在t时期的期末订货量为QRi,t,则

$Q{}_{i,t}^R=D{}_{i,t}+(s{}_{i,t}-s{}_{i,t-1})(5)$

由式(4)可以以递归的方法计算出${\displaystyle \sum _{k=1}^{l+1}D}{}_{i,t+k}$: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k=1}^{l+1}D}{}_{i,t+k}=\frac{1}{1-\rho }\left[d{}_i{\displaystyle \sum _{k=1}^{l+1}(}1-\rho {}^k)+\rho (1-\rho {}^{l+1})D{}_{i,t}\right]\\ +\epsilon {}_{i,t+l+1}+(1+\rho )\epsilon {}_{i,t+l}+\cdots \\ +(1+\rho +\rho {}^2+\cdots +\rho {}^l)\epsilon {}_{i,t+l}\end{array}$

这是在订货提前期l这段时期内,零售商总共将要发生的需求为${\displaystyle \sum _{k=1}^{l+1}D}{}_{i,t+k}$. 由于εi,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因此${\displaystyle \sum _{k=1}^{l+1}D}{}_{i,t+k}$满足均值为mi,t、方差为v的分布,且

$\begin{array}{l}m{}_{i,t}=\frac{1}{1-\rho }\left[d{}_i{\displaystyle \sum _{k=1}^{l+1}(}1-\rho {}^k)+\rho (1-\rho {}^{l+1})D{}_{i,t}\right](6)\\ v=\frac{1}{(1-\rho ){}^2}{\displaystyle \sum _{k=1}^{l+1}(}1-\rho {}^k){}^2(7)\end{array}$

零售商希望库存水平刚好能够满足订货提前期内的需求,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库存货物有剩余和库存货物不足时的存货成本h和缺货惩罚成本p,因此接下来利用一个在此问题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公式

$s{}_{i,t}=m{}_{i,t}+\kappa \sigma \sqrt{v}(8)$

计算出t期的订制点st,其中κ=Φ-1[p/(p+h)]。

求得$s{}_{i,t}=\frac{1}{1-\rho }\left[d{}_i{\displaystyle \sum _{k=1}^{l+1}(}1-\rho {}^k)+\rho (1-\rho {}^{l+1})D{}_{i,t}\right]+\frac{\Phi {}^{-1}[p/(p+h)]\sigma }{1-\rho }\sqrt{{\displaystyle \sum _{k=1}^{l+1}(}1-\rho {}^k){}^2}$。

3.2 供应商的最优订货决策

对于供应商而言,零售商i在t时期的订货量Q${}_{i,t}^R$为其在t期末发生的需求,根据式(4)、式(5)和式(6)就能够计算出零售商在t期结束时的最优订货量QRi,t:

$Q{}_{i,t}^R=D{}_{i,t}+\frac{\rho (1-\rho {}^{l+1})}{1-\rho }(D{}_{i,t}-D{}_{i,t-1})(9)$

根据QRi,t的表达式递归推导出Q${}_{i,t+m}^R$的表达式:

$\begin{array}{l}Q{}_{i,t+m}^R=\frac{1-\rho {}^m}{1-\rho }d+\rho {}^{m}Q{}_{i,t}^R+\frac{1-\rho {}^{l+2}}{1-\rho }\epsilon {}_{i,t+m}\\ +{\displaystyle \sum _{k=1}^{m-1}\rho }{}^{l+1+k}\epsilon {}_{i,t+m-k}-\frac{\rho {}^m(1-\rho {}^{l+1})}{1-\rho }\epsilon {}_{i,t}(10)\end{array}$

然后计算${\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表示在供应商向上一级供应商(即建立的模型外部供应商)订货的提前期L内,将会发生的需求,由式(10)得到: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 =\frac{d{}_i}{1-\rho }\left[(L+1)-\frac{\rho (1-\rho {}^{L+1})}{1-\rho }\right]\\ +\frac{\rho (1-\rho {}^{L+1})}{1-\rho }Q{}_{i,t}^R+\frac{1-\rho {}^{l+2}}{1-\rho }\epsilon {}_{i,t+L+l}\\ +\frac{1}{1-\rho }{\displaystyle \sum _{m=1}^L(}1-\rho {}^{L+l+3-m})\epsilon {}_{i,t+m}\\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epsilon {}_{i,t}\end{array}(11)$

由于在模型中存在n个零售商,因此供应商的总订货量为${\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 =\frac{{\displaystyle \sum _{i=1}^{n}d}{}_i}{1-\rho }\left[(L+1)-\frac{\rho (1-\rho {}^{L+1})}{1-\rho }\right]\\ +\frac{\rho (1-\rho {}^{L+1})}{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Q}{}_{i,t}^R+\frac{1-\rho {}^{l+2}}{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L+l}\\ +\frac{1}{1-\rho }{\displaystyle \sum _{m=1}^L(}1-\rho {}^{L+l+3-m}){\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m}\\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end{array}$

${\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是均值为Mt、方差为V的分布。

信息分享与否的区别是: 是否掌握了t时期某零售商i的实际需求Di,t, 也就是说t时期与t-1时期相比需求波动情况是否可以被计算出, 这会影响到Mt和V的选取。

假设供应商与1,2,…,q个零售商进行了需求信息分享,估计其余零售商的需求波动情况,那么根据式(6),有以下结论: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displaystyle \sum _{j=q+1}^n{\epsilon }^{\prime }}{}_{j,t}\\ =(1+\frac{n-q}{q}\theta ){\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1-\theta ){\displaystyle \sum _{j=q+1}^n\epsilon }{}_{j,t}(12)\end{array}$

将式(12)代入${\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得到: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m=1}^{L+1}Q}}{}_{i,t+m}^R\\ =\frac{{\displaystyle \sum _{i=1}^{n}d}{}_i}{1-\rho }\left[(L+1)-\frac{\rho (1-\rho {}^{L+1})}{1-\rho }\right]\\ +\frac{\rho (1-\rho {}^{L+1})}{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Q}{}_{i,t}^R\\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frac{n-q}{q}\theta ){\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 +\frac{1-\rho {}^{l+2}}{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L+l}\\ +\frac{1}{1-\rho }{\displaystyle \sum _{m=1}^L(}1-\rho {}^{L+l+3-m}){\displaystyle \sum _{i=1}^n\epsilon }{}_{i,t+m}\\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theta ){\displaystyle \sum _{j=q+1}^n\epsilon }{}_{j,t}\end{array}$

${\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为可以计算出的零售商波动情况, 而${\displaystyle \sum _{j=q+1}^n\epsilon }{}_{j,t}$为未知波动情况,因此:

$\begin{array}{l}{\rm M}{}_t=\frac{{\displaystyle \sum _{i=1}^{n}d}{}_i}{1-\rho }\left[(L+1)-\frac{\rho (1-\rho {}^{L+1})}{1-\rho }\right]\\ +\frac{\rho (1-\rho {}^{L+1})}{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Q}{}_{i,t}^R\\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frac{n-q}{q}\theta ){\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13)\\ V=\frac{n(1-\rho {}^{l+2})}{1-\rho }+\frac{n}{1-\rho }{\displaystyle \sum _{m=1}^L(}1-\rho {}^{L+l+3-m})\\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theta )(n-q)(14)\end{array}$

初步分析波动项V可知,由于ρ∈[0,1],θ∈[0,1],因此直观上来看,随着n值增大,会造成供应商库存最优决策点的波动增加,随着θ、q的增加,会造成供应商库存最优决策点的波动减少。

供应商的最佳订至点为$S{}_t={\rm M}{}_t+{\kappa }^{\prime }\sigma \sqrt{V}$,且κ′=Φ-1[P/(P+H)]:

$\begin{array}{l}S{}_t=\frac{{\displaystyle \sum _{i=1}^{n}d}{}_i}{1-\rho }\left[(L+1)-\frac{\rho (1-\rho {}^{L+1})}{1-\rho }\right]\\ +\frac{\rho (1-\rho {}^{L+1})}{1-\rho }{\displaystyle \sum _{i=1}^{n}Q}{}_{i,t}^R\\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frac{n-q}{q}\theta ){\displaystyle \sum _{i=1}^q\epsilon }{}_{i,t}\\ +\Phi {}^{-1}[{\rm P}/({\rm P}+{\rm H})]\sigma [\frac{n(1-\rho {}^{l+2})}{1-\rho }\\ +\frac{n}{1-\rho }{\displaystyle \sum _{m=1}^L(}1-\rho {}^{L+l+3-m})\\ +\frac{\rho (1-\rho {}^{L+1})(1-\rho {}^{l+1})}{(1-\rho ){}^2}(1-\theta )(n-q)]\end{array}$

3.3 库存成本的计算

以供应商库存成本的水平来衡量信息分享的价值。信息分享与否对零售商无影响,在一段既定周期u内,零售商的库存成本为:

$c{}_u={\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t=1}^{u}p}}(x{}_{i,t}-s{}_{i,t})+{\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t=1}^{u}h}}(s{}_{i,t}-x{}_{i,t})$

供应商的库存成本为:

$C{}_u={\displaystyle \sum _{t=1}^u{\rm P}}({\displaystyle \sum _{i=1}^{n}x}{}_{i,t}-S{}_t)+{\displaystyle \sum _{t=1}^u{\rm H}}(S{}_t-{\displaystyle \sum _{i=1}^{n}x}{}_{i,t})$

4 数值算例

在建立了多个零售商与1个供应商组成的模型, 并求得最优库存决策之后, 本节通过简单的数值实验分析各参数对库存成本的影响。假设供应商与零售商的订货提前期L与l均为3,即订货后在3个需求期后才能收到货物。

4.1 需求波动程度影响

σ是需求波动εi,t的标准差,因此σ代表需求波动的强弱,这里计算需求波动的强弱对成本的影响,经验性的选取模型中变量的取值,对于σ取20~120的6个不同的值。分别取q=0和5时的两条供应商库存成本曲线,也就是对应完全没有信息分享与完全信息分享两种情况,观察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库存成本随σ变化。

模型中的变量取值列于表1。库存成本的计算结果列于表2。

得到的结论是:①随着σ的不断增大,三个成本都不断增高,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波动非常大时,库存控制通常比较困难,库存成本较高;②信息不分享时Cu基本上是始终大 于cu的,这说明牛鞭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当信息分享时C′u反而小于cu,这可以被理解为由于系统存在多个零售商,供应商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性;③信息分享带来了库存成本的减少,并且σ越大,供应商库存成本的减少越明显,这说明信息分享更适合波动性的市场环境。

4.2 需求在时间上的相关性的影响

ρ代表市场需求在周期间的相关性,ρ越大则本期需求受上期需求的影响越大。这里计算需求在周期上的相关性对成本的影响。ρ取0.2~0.7的6个值。我们分别取q=0和5时的两条供应商库存成本曲线,对应完全信息分享与完全无信息分享两种情况,观察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库存成本随ρ变化。

模型中变量取值列于表3。库存成本的计算结果列于表4。

在此算例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①随着ρ值得增大,三个成本都有所增加,ρ的增大会使牛鞭效应增大;②在ρ值小于0.5时,信息分享确实可以降低供应商的库存成本,减少牛鞭效应,但是当ρ值大于0.5时,信息分享时供应商的成本却急剧增加,相反不进行信息分享时供应商的成本变化反而相对小一些。

4.3 零售商需求相关性的影响

θ代表零售商的需求之间的相关性,θ越大则零售商之间的需求相关性越大。这里计算零售商之间的需求相关性对成本的影响。θ取0.4、0.5、0.6、0.7、0.8、0.9共6个值。我们分别取q=0,1,5作为三条供应商库存成本曲线,对应完全无信息分享、用1个零售商的信息估计其余零售商的需求波动、完全信息分享三种情况,观察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库存成本随θ变化。

模型中变量取值列于表5。库存成本的计算结果列于表6。

在此算例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 ①当利用一个供应商的需求信息估计另一个供应商的需求信息时, Cu″<Cu′<Cu, 库存成本介于信息分享与信息不分享的成本之间; ②随着相关系数增加, 利用一个供应商的需求信息估计另一个供应商的需求信息时,库存成本越来越接近完全信息分享时的成本,可见当不同零售商的市场需求相关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不必同所有零售商建立信息分享系统,而可以通过使用部分零售商的需求波动情况去估计另一部分零售商的需求波动,可以获得同所有零售商进行信息分享非常近似的效果。

4.4 实现信息分享的零售商数量的影响

q表示与供应商进行了信息分享的零售商个数,q越大,供应商在估计零售商需求信息时掌握的需求波动信息就越多。

模型中的变量取值列于表7。库存成本的计算结果列于表8。

在此算例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①当利用多个零售商的需求信息估计其他零售商的需求信息时,随着实现信息分享的零售商数量的增加,供应商的库存成本逐渐降低,但是随着q的增加,成本曲线逐渐平滑,这表明q的增加对降低库存成本贡献越来越小;②零售商面对的市场相关系数对供应商的库存成本存在影响,当θ较大时,通过增加需求信息分享的零售商数量,能够更为有效的降低供应商库存成本。

5 结束语

本文以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构成供应链信息分享模型,同时考虑零售商周期需求的相关性与零售商面对的市场需求的相关性,研究了信息分享策略造成的供应商库存决策差异,通过算例分析得出若干种变量取值之下的库存成本差异。

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需求波动的不断增大,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库存成本都不断增大,并且供应商的库存成本较零售商的库存成本更高,这意味着波动性市场环境下,供应链上游牛鞭效应存在。通过分享零售商需求信息,确实能够降低供应商的库存成本。当不同零售商的市场需求波动相关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不必掌握所有零售商的需求波动情况,而可以通过使用部分零售商的需求波动情况去估计另一部分零售商的需求波动,可以获得同所有零售商进行信息分享非常近似的效果。当市场需求相关性较低的情况下,这种估计其他零售商波动的方法对库存成本减少的效果会非常有限。当不同零售商面对的市场需求相关性较小时,增加信息分享的零售商数量并不能显著降低供应商库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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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波动 篇4

一方面是农产品营销渠道本身运行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是大量热钱不断涌入农产品流通领域, 特别是价格弹性小、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为主要特征的调味农产品市场, 出现了大量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现象, 调味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暴跌,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并损害消费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导致了近年来“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1 昌邑生姜价格暴涨暴跌的原因分析

价格暴涨暴跌的循环周期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生姜价格波动如图1所示。

第一, 客观原因。由于气候反常以及油价的间歇性上涨导致生姜价格不稳。众所周知, 气候的状况对于生姜的生长以及产量的影响非常大, 在过去的十年中, 经常出现雨水过多甚至洪涝灾害和干旱减产的情况, 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越高, 生姜低产的频率随之上升, 反之, 生姜价格有所稳定上升, 进而导致生姜价格不断地大幅波动, 而油价的上升使得生姜从产商到终端的运输成本不断上升, 也导致了生姜价格的不稳性。

第二, 主观原因。姜农的知识水平较低, 不了解市场生姜的供需状况, 没有能力或者不研究市场现状, 盲目种植, 与市场严重脱节, 最终往往导致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使得生姜价格一降再降。此外目前生姜种植多以个体经营为主, 并没有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的生产运作, 无法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的优点。

2 昌邑生姜营销渠道存在的问题

2.1 营销渠道组织化程度低

昌邑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农户参与合作的比例不高, 多数农户各自分散经营, 难以形成生产规模化效益和统一的营销管理。由此决定了农户在谈判交易过程中的地位很低、议价能力薄弱。大多数农户土地生产经营规模小, 资金储备不足, 信息渠道不畅通, 进入交易市场、流通渠道的产品不多, 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生姜批量交易, 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2.2 营销渠道内部关系不稳定

昌邑生姜营销渠道内部关系合作化和一体化水平低, 流通过程无序混乱, 不能形成稳定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在昌邑市内, 单一农户规模较小的生姜生产方式已经与逐步发展起来的生姜产品加工业形成了供需矛盾, 加之物流营销组织的缺乏, 生姜产供销一体化虽然已经初步形成, 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而生姜营销渠道整体上没有实现政府统一的管理, 生姜生产和销售计划制定与执行的无序性直接导致了营销流通渠道各个环节的冲突。

2.3 营销渠道效率低

当前昌邑生姜的流通成本比较高, 而且价格波动性较大, 特别是在生姜集中上市时, 物流不畅通, 加工能力不足, 产销脱节严重, 加上途中设卡收费、路况不良、自然灾害等形成的费用等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增加了生姜在营销渠道中的市场风险和经营成本。

2.4 营销渠道中的交易方式落后

目前昌邑生姜营销渠道中的交易方式以现货交易为主, 人货同行, 生姜堆放在市场或者保存在冷库。交易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了营销渠道整理效率的低下, 也阻碍了生姜加工销售产业的发展。买家在验货基础上讨价还价, 结算则基本通过现金收付, 传统交易方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对于现代营销手段, 如网上交易、拍卖交易、委托交易等, 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制约, 运用还十分有限。

3 昌邑生姜营销渠道优化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昌邑生姜营销渠道发现的问题来看, 目前生姜营销流通渠道仍然存在着诸多弊端, 制约着昌邑生姜产业的发展, 也阻碍着市场机制在生姜市场当中应当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无法缓解我国当前农业“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对昌邑生姜现有的营销渠道进行创新优化, 形成渠道关系、渠道参与主体、流通业态、流通技术手段、政府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组成的营销渠道优化体系 (见图2) , 促进昌邑生姜现有分销渠道运作效率的提高。

3.1 渠道关系的优化

昌邑生姜产业除了发展纵向渠道联盟外, 还应该注重横向渠道联盟的发展。昌邑市可以从资源优势的角度发挥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三个联盟主体的作用, 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核心作用。因此昌邑生姜渠道联盟模式主要包含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方式如图3、图4所示。

3.2 渠道参与主体的优化

3.2.1 农户组织化

一方面, 通过共同购买、共同销售、技术和服务共享等实现组织化的提高;另一方面, 建立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组织, 并且积极发展其实力与规模, 发挥渠道主体作用。既可以筹建上文所提到的“农户生产联盟”, 也可以借助龙头企业的组织协调作用发挥行业协会、专业研究机构、科技人员和村级基层组织的服务作用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3.2.2 经销商品牌化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渠道流通发展落后, 昌邑市现有的生姜批发、经销商数量众多, 但是规模比较小、经济实力薄弱、竞争力低, 所以可以支持大型生姜产品经销商通过特许经营、承包、参股、控股、兼并等方式, 实现经销企业的规模扩张, 增强经销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打造自身经销企业的品牌, 形成大型昌邑生姜产品分销集团。

3.3 流通业态的优化

3.3.1 经营“连锁化”

农产品连锁经营是提高农产品营销渠道运作效率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昌邑生姜要开展连锁经营, 首要任务是积极培养生姜等农产品连锁经营的主体。然后积极鼓励支持工商企业投资生姜产品的连锁经营, 引导相同业态或经营内容相近的企业, 通过合作、联合、兼并等方式, 进行业务重组, 发展生姜产品连锁业务, 带动连锁经营产业实现低成本扩张和跨区域发展。

3.3.2 配送“集中化”

配送“集中化”就是要将大姜产品分销、流通活动按照以“物流中心”连接纽带的一体化渠道模式。通过物流中心连接产业链条和营销渠道的上下游环节, 可以极大地提升大姜产品物流配送效率, 进而可以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和综合效应, 促进大姜产品物流朝集约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最终形成一个社会化的高效生姜产品物流体系。

3.4 流通技术的优化

3.4.1 物流体系的优化

其策略主要有三个:第一, 树立和加强现代物流意识, 认识到当前物流业的发展方向不仅是运输, 更是标准化、全程化、一体化、信息化的服务。第二, 积极建设第三方物流, 来减少生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负担, 让其更好地把精力集中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通过第三方物流加快物流速度、减少交易成本、降低物流费用;帮助昌邑生姜产业的种植经营扩大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 增加利润。第三, 抓好昌邑生姜产品物流的标准化体系构建, 在计量标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物流作业、物流用语等制订方面, 既符合WTO规则, 又与国际同行相接轨。

3.4.2 交易方式的优化

在交易方式层面的优化, 要用拍卖、仓单、远程合约、期货等新型交易方式逐渐取代生姜产品营销渠道中原有的传统交易方式, 并且积极开展生姜产品的电子商务。其主要策略有三个:第一, 开展生姜产品拍卖制度的试验试点;第二, 发展生姜产品期货交易;第三, 积极发展生姜产品电子商务。

3.5 政府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

3.5.1 加强昌邑生姜营销渠道、流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

政府要构建迅速、准确、高效的生姜信息传播网络;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发布制度, 并鼓励支持信息中介组织的建立;加强昌邑生姜专业市场的管理, 建立有效的问题监督控制机制, 有效甄别市场上各个方面的信息, 保证信息发布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为快速发展的生姜市场和产业布局提供良好的信息环境;大力培养生姜产业信息化管理人才。

3.5.2 转变对昌邑生姜营销渠道参与主体的支持方式

财政支持要取消无偿支持的方式, 可改为通过财政贴息或者建立担保基金的方式进行。对于生姜生产合作社等农合组织, 要加大对其在信贷、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通过政策优惠、专项资金支持、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手段, 为农合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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