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二元化”（精选10篇）
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1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 以往靠传统制造业支撑起来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 无法支撑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因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节产业结构”已经成为了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2005年1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随即发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 此次战略方针与政策的明确意义深远,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奠定基础, 有助于继续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势头。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非常多, 金融便是其中关键的制度要素之一, 本文正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 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分别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回顾
国内外的研究最先都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少关注到产业发展的层面;直至20世纪中期, 国外学者逐渐开始着眼于金融对产业及其结构发展的影响, 从中观层面来分析金融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起步更晚。比如Patr ick (1966) 认为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属于附属关系, 金融结构通过各种金融服务提供更多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渠道,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变;Beck和Levine (2002) 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作用不大;随后Carlyn和Mayor (2003) 得到了较为折中的结论, 认为金融结构需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从而通过信息披露作用, 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Binh、Park和Shin (2005) 则在Carlyn和Mayor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的高新科技部门和企业发展要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快, 证明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相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而言, 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国内学者是到了20世纪末, 才较早由刘世锦 (1996) 开始关注我国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结果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服务于产业的发展, 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伍海华、张旭 (2002) 的研究则认为, 金融体系的发展会带动储蓄和投资活动, 并由此通过改变资金流量结构、资金存量结构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结构来最终改变了产业结构, 概括出了两者的影响路径。江曙霞、严玉华 (2006) 的研究同样认为, 金融结构体系的良好运转, 可以调整产业间的资金配置方式结构, 通过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从而实现资金更优化的配置, 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促进作用。杨德勇、董左卉子 (2007) 则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资本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规模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曾国平、王燕飞 (2007) 同样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的不同结构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 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较为明显, 但是第二、三产业并没有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马智利、周翔宇 (2008) 同样是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市场化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 此外两个金融制度因素当中, 金融市场化率比金融相关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姚德文 (201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贷款率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而股票融资与第三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纵观全球的金融体系发展历史, 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和特点有所差异, 其金融体系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程度大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众多经济学家对金融体系结构划分的思路都趋向一致。“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实质即是间接金融市场和直接金融市场的划分:间接金融市场是指以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等作为信用中介而进行融资的市场, 再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者;相对地, 直接金融市场则是指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直接进行融资交易而形成的市场, 该市场上的一般交易方式为资金需求者发行债务凭证或所有权凭证, 资金供给者作为投资者出资购买这些凭证, 从而直接完成了资金从供给者到需求者手中的转移。
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劣势, 因此对产业结构也有着不一样的适应性。两种金融结构体系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在信息处理上, 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减轻信息不对称上具有规模效益;而市场金融在创新型和信息量相对较少的产业融资上更为有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产业结构以较低级的农业和传统工业为主时,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信息的处理上更有优势;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第三产业以及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发展蓬勃时,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则更加有效。
经济学家对于两种金融体系孰优孰劣的纷争由来已久。在支持银行主导型的研究当中, 学者们主要强调银行可以比市场更有效率地为发展提供资金, 特别是在国有银行占主体的情况下, 可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并且对储蓄实施战略性配置。另一方面, 支持市场主导型的学者们则认为市场型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价值识别和支持创新等方面有着银行主导型体系无法比拟的优势。
本文认为对于“二元结构”的纷争都是侧重于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难以在理论上达成一致, 而应该更多地从金融结构体系的适应性方面入手, 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去辨别出相适应能够更加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本文从金融市场体系的“二元制度”出发, 来比较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分别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三、中国“二元结构”金融体系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指标选择方面, 对于被解释变量, 本文定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 (即第三产业的产值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 ISR=GDP3) 和产业机构升级率ISU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 ISU=GDP3/GDP2) 来表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对于解释变量, 为了满足从二元结构出发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目标, 本文直接针对不同金融结构体系的深化指标 (表示为不同金融结构配置资金的规模与GDP的比值) 来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 (BANK=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GDP) 和股票金融深化率STOCK (STOCK=股票筹资额/GDP) , 分别刻画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此外, 本文同时定义资本市场融资率CR (CR=BANK+STOCK) 来描述整体的资本市场规模, 以反映资本市场融资额对当年GDP增加值的贡献。
借鉴于“先整体, 后部分”的数学思想, 本文先整体研究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然后再分别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下, 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此部分采用1990年至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考虑到数据波动性等原因, 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 因此在下文的检验过程当中对所有指标均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二)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首先对于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均接受原假设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经一阶差分后Δln ISR、Δln ISU、Δln BANK、Δln STOCK、和Δln CR都为平稳序列, 因此它们是一阶单整的, 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同样按照总分的思路,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资本市场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关系;ln ISU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综合上述结果,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与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与股票配置比率STOCK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当采用资本市场融资率来综合银行金融深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依然与资本市场融资率CR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此可以看出, 在资本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资本市场融资率ln CR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CR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银行金融深化率ln BAN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BANK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是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STOCK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综合上述结果, 变量之间都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其中资本市场融资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的Granger原因, 但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则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到银行以及股票市场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 也即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相作用方向有所不同。
摘要：文章基于“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的不同特点, 研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不同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金融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另外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二元结构,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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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多元化促企业创新 篇2
金融业作为承担筹融资、扶持、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杠杆部门，在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应发挥哪些积极作用？如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迅速适应贯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战略服务？
融资瓶颈制约产业创新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比如，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者；我国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到1美元的微利；我国一些合资汽车厂，通常外方以30%的资本及品牌技术拥有50%的股份，却拿走70%的利润。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就与高利润无缘。
目前，我国投融资渠道狭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少，不能有效满足不同投资主体的需要。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融资机制和制度安排，普遍面临投融资瓶颈的制约。
据测算，全国科技企业约有800亿元研发资金缺口。国外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渠道多，主要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政府机构和学术团体、公司、银行、私人出资、国外资本捐赠和风险资本利得再投资。从1996年国外风险投资基金来源中，政府机构投资：美国占2%、英国占4.3%(包括学术团体)、亚洲国家占9.4%；来自养老基金的比重：美国占51%，英国占41.9%，亚洲占9.4%；来自保险公司的比重：美国占5%，英国占14.5%，亚洲占9.4%；来自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比重：美国占12%，英国占15.1%，亚洲占19.3%，日本的风险资本中有3/4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自有资本。
但在我国，金融实行分业管理，法律法规限制了风险投资的资本来源。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靠政府，把其他资本渠道都挡在围墙之外，结果造成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不足，风险投资需求缺口大。根据《2006中关村发展蓝皮书》的调查结果，在中关村科技企业中，49.5%的企业认为资金是其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在中关村创业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达21257家，其中初步估计资金缺口近600多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缺口280万元。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迟后，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创业板市场尚未建立，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没有形成，中小企業板无论其自身规模和影响力，还是外部发展环境，都远不能满足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多层次的风险担保体系和信用评估、信息管理体系建设不完善，特别是缺乏资金实力雄厚的国家担保公司为高科技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和严重迟后，严重制约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创新金融工具扶持企业创新
为解决高新企业筹集创新资本难，应开辟多元化的风险投资资本来源的渠道，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大企业集团、民营企业等有资本实力的单位与大学科技人员和“海归”风险投资家联合出资试办各种风险投资公司，增加风险投资供给。
可以借鉴印度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经验，加快发展国有的风险投资基金和银行筹办的风险投资基金，以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扶持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印度政府为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一方面出资设立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为高技术风险企业提供补贴，补充风险资本；另一方面，通过一些间接渠道为风险投资筹集资金。如1986年5月，印度颁布的“科研开发税条例”规定，对所有用于国外技术引进费用征收5%的税款，其中40%（每年从大约2.5亿元中抽取1亿）划归小企业发展银行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
在美国，既有面向世界的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交易所，有为中小企业、创业公司服务的纳斯达克，还有50个州中的14个州的区域性的股票交易所的三板市场（又称柜台交易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是完整的资本市场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板块。因此，在我国加快设立创业板市场和三板市场，是解决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难和风险资本退出难的一个途径。在三板市场未推出前，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产权市场进行知识产权交易。
解决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融资难、知识产权转化融资难，必须要加快发展我国对风险投资业和知识产权的评估体系，只有切实做到对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的价值和风险度作出客观公正的估价，才能吸引投资者加盟。
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既要发展国家出资建立资金实力雄厚的担保公司，又要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出资组建中小担保公司，鼓励增强担保公司的实力。同时，各地还必须要组建再担保机构，或者加入中国再保险公司，参与再保险，以转移分散风险。
保险公司在为一些政府关注的高风险、高科技项目（诸如卫星升空、核电站、核反应堆、地铁和桥梁等大工程）提供了风险保障，但在很多高科技企业创新领域，保险的风险保障还处于缺位的状态。当前，国际上盛行商业保险与高科技联姻。一方面，利用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支持和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保障风险投资的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管理，增强保险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外一般将高科技保险界定义为：采用零索赔的手段，用风险控制工程的方式去帮助高新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达到保险公司与客户双赢。我国保险企业也要借鉴国外保险企业的经验，大力开拓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服务，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提供风险防范，保障风险投资的安全。
在高新自主创新企业发展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对资金需求相应增大，特别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扶持创新企业发展的强大后盾，笔者建议金融主管部门应大张旗鼓地表彰和传授金融行业中，为众多高新自主创新企业崛起作强大后盾的扶持经验，以点带面，推动金融业贯彻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决策出现新局面。
目前，我国金融业中已出现了众多扶持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好典型。比如我国民族品牌的奇瑞汽车走上自主创新之路为例，奇瑞汽车从2001年自主开发出第一款轿车，到2005年共开发了6款轿车投放市场，实现销售轿车18.5万辆，居全国首位。上述业绩的背后，是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2003年中信合肥分行开始在安徽省内选择优势行业、优势企业。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成为合肥分行在芜湖市首选“双优战略客户”。中信合肥分行一直以上门服务的方式为其服务。中信合肥分行深切的感受到奇瑞汽车走自主创新民族品牌之路的艰难。中信合肥分行与奇瑞汽车己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对奇瑞的授信由最初的5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4亿元。该行从三方面给奇瑞汽车提供了优质服务：一是综合授信，帮助企业分析资金成本，将银行贷款与票据业务进行有机的比例结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财务费用。二是汽车金融网络，提高了奇瑞汽车经营商的融资能力。三是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贷款，支持4个高科技项目上马，扶持奇瑞汽车做大做强。又如江苏无锡市商业银行从2001年开始向国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当时还是一个较弱的民营小高科技企业）发放贷款200万元，扶持其高科技创新的资金需要。而今，国盛由原来的“丑小鸭”已变成“小巨人”，其科技含量令人吃惊。这家企业代表着我国摸具行业的先进水平，在国际模具行业内也有了一席之地，先后同世界摸具行业处于领导水平的美国、德国、日本等11个国家的同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国盛董事长戴品荣说：“当初，要不是银行雪中送炭，我们不可能有今天。”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应适应和扶持高科技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需要，尽快改变过去过死的不利于扶持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和信贷管理办法，努力创新金融服务工具，要积极推广北京市交通银行对知识产权开办了质押贷款的成功经验。北京市交通银行在2006年10月，与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共同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金融新产品一一展业通以来，在7个月时间内，贷款余额已突破亿元人民币。北京银行推出了“创融通”、“及时予”、“信保贷”为高科技等小企业服务的特色融资产品，受到了小企业的欢迎。
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3
我国农村金融二元共存的局面实际上早已有之。“梁启超不可能定理”就指出：以国家农贷不可能挤出民间的高息信贷，国有金融机构不可能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一方面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贷款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只要听说是“公家的钱”，纷纷贷而不还。该定理揭示出正规金融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出清民间金融交易活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相互融合与分割的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长期以来一直具备的典型特征。本人拟对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讨，期望对此提出一些化解症结的合理化建议以资决策参考。
一、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内涵
金融结构是指一国金融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对比状态、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的金融结构是指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银行与非银行中介等;微观的金融结构指针对单个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进行研究，具体包括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机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结构等。本文所指的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侧重于宏观层面，指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呈现“二元”共存与分割的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村镇银行、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或者金融融资形式主要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合会典当等等。农村金融市场以正规金融体系为核心和主体，民间金融只是部分替代和补充，但是与正规金融的“外生性”、“政策性”、“滞后性”相比，民间金融则具有“内生性”、“灵活性”、“便捷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满足农村发展对金融信贷的需求，在调剂各经济体资金需求缺口以及寻找剩余储蓄的出路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成因：几种理论解释
（一）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麦金农(1973)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呈现分割状态下的“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和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前者指农村金融体系中同时存在正规的、有组织的、系统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的、无组织的、分散的民间金融;后者指低利率资金倾向流入国有公共部门或大企业，小企业和农户只能选择高利率的民间金融进行融资。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对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强势的金融深化政策，抑制了金融体系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受到金融体系的抑制而受限。金融抑制政策一方面为正规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政策性优惠条件，但部分政策使金融体系本身的机制受到压制和扭曲;另一方为民间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又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强加了许多束缚，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对本国金融体系过度干预和监管的客观必然结果，因此金融深化理论强调应降低市场干预程度，使金融体系的发展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化，以此有效地促进自身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局部知识分析范式
哈耶克针对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提出了“局部知识分析范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不完全信息，正是政府应该减少干预的理由，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发现寻找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局部知识理论的观点，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民间金融在利用局部信息的发现、寻找和利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存在也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因此，对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行状态，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对这种状态的优化路径进行关注，而不是怎样想办法去消灭民间金融。
（三）信息配给理论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贷配给是指在固定利率条件下，面对超额的资金需求，银行因无法或不愿提高利率，而采取一些非利率的贷款条件，使部分资金需求者退出银行借款市场，以消除超额需求而达到平衡。信贷配给理论较好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民间金融存在与发展的原因。正规金融因信息不对称性导致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无法合理对接，造成供给缺口，因而需要一个具有完备信息的中介机构为资金的供求双方提供媒介服务，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民间金融组织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较完备的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很好的补充了无法从正规金融组织获取资金的需求者，是一种需求带动型的金融安排。
（四）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人或者个体在能获得利益的同时，能够自发和自行组织并且努力去实施的导致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民间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和制度安排，不但能缓解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均衡的压力，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金融风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农户和民营企业、乡镇政府等对农业和非农业的资金需求也逐渐加强，民间金融的出现不但为融资者提供便利，而且自身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民间资本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前提。
三、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症结
（一）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不足，需求缺口扩大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贷款资金稳步增加，但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资金供给滞后。截至2010年末，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11.77万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3.1%, 比2007年末增长92.4%。其中农村贷款余额98 017.4亿元, 占金融机构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83.3%;农村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为26 043.3亿元, 比2007年末增加12 644.8亿元, 占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22.13%。但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未形成;农村地区政策性金融供给不足;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非农化”的倾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主要针对有良好信誉为担保, 如固定的收入、固定资产、信誉担保人等, 但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者来说, 往往不能满足相关条件, 造成了农村金融市场有效金融需求的抑制。
（二）民间金融处境尴尬，进退维谷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金融组织日益活跃，规模在不断增加。民间金融具有很多正面效应，如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育等等，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如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传导，蕴含巨大的金融融资风险，不利于金融监管当局统一管理等等。当前农业贷款仍然是农信社“一枝独大”，而农信社的贷款是所有贷款成本最高的。一方面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支持需求日益增强，中短期资金流通行为剧增，正规金融的金融抑制导致缺口无法弥补;另一方面部分地下钱庄、高利贷、合会等组织进行非法的吸纳资金行为，预期的违法风险收益远远大于违法的成本时，高额的“隐性利润”为基本动力促使其规模不断扩大。但民间金融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其交易活动隐蔽地进行，且分散、无组织、管理风较高，因此民间金融的处境十分尴尬。
（三）农村二元金融的正面联动机制低效
联动机制最初应用于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而探索和推动的一项工作机制，具体是指人民法院联合公安、税务、工商、海关、金融、出入境管理、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财产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严格限制其市场交易行为、行政许可与行业准入审批、社会交往活动等办法，促使其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在这项联动机制运用过程中，除正面效应外，也会产生外部性的负面影响，如人民法院与相关部门的寻租现象，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等等。
将这种联动机制应用于农村金融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结构中，同样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联动机制效应。现阶段农村二元金融负面的联动作用突出，正面联动作用却很低效。农村金融市场的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抵触的一面。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正规金融运用先进的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机制来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利用其充足的信息来丰富正规金融机构的征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金供给缺口。相互抵触的一面又可分为两种情形表现出来，首先，民间金融的存在对正规金融业务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截至2010年末，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中农村贷款余额98 017.4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12 644.8亿元，但全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减少11.33%，本期同比增长本期同比减少百分点1.85%;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两个比例分别为减少14.09%和3.95%。由此可见，民间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和收入效应。其次，民间金融由于自身的“弱质型”集聚了很多潜在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会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低
我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无论是正规金融还是民间金融，市场化程度都很低，尤其表现在利率的定价方面。国家规定，农信社的贷款利息可上浮50%，而农村种植业的实际产出效益达不到7%。利率水平应充分考虑到收益与成本因素，但法定利率低于农村金融市场上世纪供求关系决定下的均衡利率，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中资金需求者很难从正规金融中获得融资机会，这种情况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刺激产生正规金融部门的寻租行为，滋生正规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或相关领导的腐败现象;另一种情况转而投向民间金融，但是较高的附加利率成本又增加了借贷的成本和风险。
四、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主要症结的化解措施
（一）正视民间金融产生的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认为是灰色地带，狭隘的把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同于民间金融，很多学者认为民间金融百害而无一利，强调民间金融缺乏规范的组织形式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府经济自改革以来也屡次禁止和取缔民间金融组织。从近年来民间金融发展的状况来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日渐发展壮大，且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效益化等特点突出。存在既有其客观的合理性，政府、学者和投资者都要正视民间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当然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约束，实时的监督体质，民间金融存在很多消极作用，应不断增强民间金融的信息公开化程度和透明度，促进监管跟踪体系的完善，引导民间金融不断向着组织化、系统化、合法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与需求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不同的层次类别的，如个体农户、个体私营微小企业、乡镇企业、县乡政府等，应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积极发展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满足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农户具有生活生产、农业与非农业和部分投资型资金需求;微型、中小型和龙头企业具有非农和投资型金融需求;村级组织和县乡政府主要是公共支出需求。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509家，其中开业395家(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筹建114家。全国新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2451家。虽有稳步增加，但仍不能满足需求，应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发展符合地区性特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和微型金融服务;引导规范有条件的农户或者中小企业组织开展合作信用活动。
（三）加强农村二元金融的正面联动效应
在正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前提下，应逐渐消除或减轻二元结构的负面效应，积极发展正面的联动效应。耿康顺(2011)通过对比选取θ值法测定民间金融规模后进行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连联动机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有着单项推动作用，并且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应充分利用二元金融结构之间的互补关系，考虑以各地区的基层组织结构为单位，建立民间金融体系，并配合正规金融信贷业务，可减少投资主体的信息成本，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二者互相监督，强化监管约束机制，增强民间金融融资双方的法制道德观念、风险识别、控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四）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明确产权制度
自四大国有银行改组成为大型商业银行之后，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机理驱动，“嫌贫爱富”的特征凸显，并逐渐撤出县级以下机构;再加上准入门槛较高，小额借贷款比例过低，小资金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是导致农村金融抑制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在加强必要监管的前提下，应适度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地区性的小额贷款公司或微型金融服务，使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达到很好的互补作用。民间金融中的个人财产或是集体组织财产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确立明确合法的法律框架，导致产权风险贴水至民间利率水平中，增加借贷方的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应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促进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目前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正视了民间金融的积极影响方面，需要相应提供正规化的经营渠道，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向合法化、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发展。
摘要：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二元”共存与分割的经济结构, 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客观必然性。由于金融抑制和制度安排等原因,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面临着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不足;正面联动机制低效以及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等症结, 制度安排上建议着重从民间金融产权制度, 农业金融体系改革和二元结构的联动效应等方面进行分解。
关键词：正规金融,民间金融,二元金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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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4
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用。拓展多渠道廉价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金融扶贫的关键，建议加强债券融资方式创新，完善抵押担保方式，加强统计监测制度建设，发挥精准扶贫作用，提供过渡性资金支持。
关键词：金融扶贫 内生发展动力 扶贫专项金融债 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是我国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从当前经济形势来说，打赢扶贫攻坚战是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在实施扶贫开发过程中，金融扶贫对于我国扶贫攻坚战的成败意义重大。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是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保障。
我国金融扶贫开发形势
（一）扶贫开发工作形势严峻，金融助力扶贫空间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14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5.7%。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冲刺期及攻坚期，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距离 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仅有不到4年的时间，扶贫工作非常紧迫。我国贫困区域广，有六盘山区、武陵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832个国家级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并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六省区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人以上。目前全国贫困地区扶贫措施正在展开，金融助力扶贫空间巨大。
（二）金融助力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需要
易地搬迁是让贫困农民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搬到更宜居的新家，治穷根、见效快，是精准扶贫的主要做法之一，但易地搬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薄弱，需要的资金更多。未来5年，我国将有6000亿元资金投向易地扶贫搬迁，将惠及1000万人，约占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三）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用
根据中国银监会数据，截至2015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发放扶贫贷款余额9623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5年审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3200多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在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5907亿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5年在重点县累计发放各类小额信贷410亿元。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安排扶贫开发融资1.5万亿元以上，其中2016年将发放扶贫开发贷款1500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争取五年扶贫贷款余额新增2万亿元，投放贷款3万亿元，主要领域包括：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约3500亿元，光伏、旅游等特色产业扶贫贷款约3600亿元，生态、教育、转移就业等扶贫贷款2800亿元，粮棉油产业贷款约1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扶贫贷款约1.1万亿元。
拓展多渠道廉价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金融扶贫的关键
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开发式扶贫，是金融机构利用聚集的资源优势来承担的一项兼具政策性与经营性的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通过对众多农村地区贫困农户和扶贫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可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低，短期内需要集中投入大量长期限低成本资金，而商业金融或合作金融难以满足需求。多渠道筹集长期稳定低廉资金，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对资金的引导作用，是金融扶贫成败的关键。
（一）多元化筹集金融扶贫资金
金融扶贫资金不只局限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还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的积极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多元化的资金组成可以增强扶贫资金实力，有利于监督扶贫资金使用管理，降低金融扶贫的风险。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成为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具体措施中涉及扶贫资金筹集的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二是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用于支持扶贫开发。三是设立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四是运用适当的政策安排，动用财政贴息资金及部分金融机构的富余资金，对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拓宽扶贫资金来源渠道。五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则发放长期贷款，中央财政给予90%的贷款贴息，专项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六是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延伸服务网络，创新金融产品，增加贫困地区信贷投放。七是对有稳定还款来源的扶贫项目，允许采用过桥贷款方式，撬动信贷资金投入。八是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九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扶贫小额信贷，由财政按基础利率贴息。
从具体运作来看，一是长期、低成本资金主要体现为抵押补充贷款和再贷款。从2016年5月起，人民银行每月月初对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上月特定投向贷款对应的抵押补充贷款，主要用于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设立扶贫再贷款，专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扶贫再贷款利率在正常支农再贷款基础上下调1个百分点，贷款期限可展期，累计展期次数最多可达4次。二是未来5年，6000亿元投向易地扶贫搬迁的资金将主要通过发行金融债来解决。三是在“十三五”时期，国家将向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注入约2500亿元资本金，用于易地扶贫搬迁。截至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与主要省份省级投融资主体达成贷款合作意向近2000亿元，已受理贴息专项贷款申请5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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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金融资本不会自动流向贫困地区，政策性金融扶贫不以盈利为目标，内在机制上具有公益性，通过先行投入，完善金融市场建设，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和其他各类社会资本支持贫困地区建设和发展。目前，发债是政策性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贫困地区的最主要渠道。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例，2016年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340亿元，平均利率下浮15.17%，平均期限为21年。同时，在市场化发债业务的带动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发债成为主要筹资渠道（境内发债筹资约占全行负债来源的70%），人民银行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成为重要依托，各类存款、财政补贴资金、同业拆借及回购等多种方式作为补充，资金自筹率已达90%以上。
（三）能否获取廉价资金是金融助力扶贫成败的关键
1.抵押补充贷款（PSL）为脱贫攻坚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抵押补充贷款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一项常态化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采取滚动续作方式提供资金，作为政策性银行特定贷款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能够有效降低资金筹集难度，缓解银行间市场资金供给压力。抵押补充贷款利率根据人民银行要求按月调整，该利率定价远低于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使用抵押补充贷款资金能够有效降低贷款成本，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为政策性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抵押补充贷款的发放对象由最初的国家开发银行扩大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截至2016年5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1.5万亿元，3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水平为2.75%，低于同期限贷款利率水平2个百分点，与同期限债券发行利率相近。
抵押补充贷款的用途指向性明确，三家政策性银行可使用抵押补充贷款的领域均限定在各家银行政策性突出、具有广泛社会效益的品种上，能够进一步聚集和撬动社会资金参与脱贫攻坚，放大支持效果，发挥政策性银行支持脱贫攻坚的主导作用。数据显示，自2015年10月获批使用抵押补充贷款资金至今年4月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累计向697个项目投放特定贷款1010亿元，其中重大水利工程过桥贷款（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199个、金额88亿元，占比9%；水利建设贷款项目218个、金额272亿元，占比27%；棚户区改造贷款项目231个、金额458亿元，占比45%；农村公路贷款项目49个、金额192亿元，占比19%。
2.创新性债券融资方式成为满足精准扶贫资金需求的重要渠道
扶贫专项金融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资金投向更为精准。在政策上，扶贫专项金融债需“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且有相应的优惠。在期限上，扶贫专项金融债时间相对较长。今年4月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首单扶贫专项金融债100亿元，发行期限分别为3年期和5年期，金额分别为30亿元和7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63%和2.98%，比前一日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水平分别低13个基点和9个基点，认购倍数分别为6.03倍和3.85倍；5月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首单普通扶贫债券200亿元，发行期限分别为3年、5年、10年，利率分别为2.9679%、3.2416%、3.4901%，认购倍率分别为5.87倍、4.2倍、8.62倍。扶贫金融债的成功发行及认购，体现了社会资本对扶贫事业积极支持。从利率来看，以3年期扶贫金融债为例，其发行利率不到3%，明显低于各家银行同期限存款实际利率水平。通过发行扶贫金融债所筹集的低成本资金，将按照保本微利原则用于支持贫困地区贷款项目投放。
3.专项建设基金可以发挥撬动社会资金参与扶贫的杠杆效应
专项建设基金是国家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效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困难、发挥投资对稳增长关键作用而推出的一项新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向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直接注入项目资本金。专项基金为脱贫攻坚增添了新动力，可以集中、高效地缓解项目资本金缺口问题。专项建设基金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投放快、规模大。自2015年8月份专项建设基金设立以来，先后投放了5批基金，金额超过万亿元。二是利率低、期限长。重点建设基金提供项目资本金，利息为1.2%，由中央财政按照专项建设债券利率的90%贴息，投资期限大多在10年以上。三是方式多、覆盖广。既有股权投资的形式，也有股东借款的形式，包括增资和设立新公司，投资领域涉及5大类和22个领域，涉及易地扶贫搬迁、中西部重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扶贫工程。
专项建设基金注入项目资本金，利用国家资金充当杠杆，撬动融资，后续银行跟进贷款可以为项目建设注入至少5倍量的放大资金，从而达到稳投资的效果。如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旅游配套服务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51300万元，2015年6月份开工后因资本金未能及时筹措到位影响后续资金的注入，12月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专项建设基金形式投入资本金3500万元后，项目很快获得黟县建设银行中长期贷款21677万元，该项目实施后可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600余个，直接推动当地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建设基金由两家政策性银行具体负责运营管理，有利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投资约束和风险管控机制，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益。
金融扶贫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金融债期限与扶贫贷款资金需求时间存在一定错配
扶贫开发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体量大等特点，缺乏稳定的长周期、低利率资金来源。目前，扶贫开发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以扶贫的主力——政策性银行为例，2016年1-5月，政策性银行债发行总量为1.7万亿元，7年期及以下期限债券发行1.2万亿元，在政策性银行债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首次发行的扶贫专项金融债的期限只有3年期和5年期，市场化筹资的短期性与扶贫资金需求的长期性之间存在一定不匹配现象，资金运营的短融长贷可能会导致资金供给不稳定，加大流动性风险和期限错配风险，影响扶贫贷款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5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到2015年为止,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值为10772元, 突破了万元的大关。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农村经济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 农村经济也进入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 资金需求增加。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资本要素配置的核心, 对解决三农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二元结构的特征。一方面,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性组织等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内运行, 另一方面, 非正规金融内生于农村长期积淀形成的乡土文化中, 能够有效解决信息部队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与正规金融并存, 对农村发展资金支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2 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的博弈分析
信息不能顺利流通, 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间的借贷过程, 属于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占有信息优势, 博弈过程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2.1 农户贷款审查的博弈分析
(1)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审查的博弈分析。模型假设如下: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2:农户分为两种类型:诚信的农户 (G) , 会按期用一部分投资收益偿还银行贷款 (履约) , 诚信的借款者概率为PG;不诚信的农户 (B) , 获得银行贷款, 不会按期偿还 (违约) 。假设3:农户向正规金融借款本金为L利率为r, 投资收益为I正规金融对贷款的审核成本为v, 正规金融机构正确判断出农户类型的概率为Pr。
根据上述假设, 得到以下博弈模型。
第一阶段, 由自然选择借款者的类型, 第二阶段农户选择是否申请贷款, 若选择不申请, 博弈结束双方受益为零, 选择申请, 博弈进入第三阶段, 正规金融机构在不知道农户类别的情况下选择是否对贷款进行审查, 选择审查, 按照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的概率计算期望收益, 若选择不审查, 则直接贷款。
正规金融选择审核的约束条件为:
正规金融要采取审核的策略, 要求正确判断农户诚信、不诚信的概率最小值为:
审查成本与要求判别出农户资信状况的准确率成反比, 贷款金额与要求判别出农户资信状况的准确率成正比。在农村金融市场, 存在信息不对称, 正规金融机构要进行贷款审核对审核准确率要求较高, 而金融机构审核的准确率不会随着审核成本增加而增加, 所以正规金融机构对在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倾向于不审查。
在直接筛选低效的情况下, 正规金融机构就会更加偏好于间接筛选机制, 即通过抵押品实现对农户的自动筛选, 一方面减少审查的成本, 另一方面提高审核的准确度, 农户缺少抵押担保品而不得不退出贷款的队伍, 最终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主体。
(2) 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审查的分析
非正规金融机构一方面距离贷款者较近, 对借款人的资金状况、个人品质、投资项目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 获得信息的方式、渠道更加多样、灵活, 比正规金融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即在获得信息成本小, 准确率较高的情况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寻找合适的借款人, 而不需要额外的抵押担保品, 没有严格的风险审查和管理制度。因此, 讨论中, 不考虑贷款的审查成本。
2.2 农户贷款的博弈分析
(1)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分析。模型假设如下: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假设2:借款本金为L, 利率为r, 农户投资收益为I。假设3:农业投资项目分为好项目和差项目, 好项目的概率为PS, 差项目的概率为1-PS, 农户类别分为有好的农业投资项目的农户 (G) 和没有好的农业投资项目的农户 (B) 。假设4:好项目成功农户选择还款或不还款, 还款的概率为PK差项目失败, 农户不还款, 属于非意愿违约。
金融机构采取贷款策略需要满足
正规金融机构采取贷款策略要求的最小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只有大多数农户农业投资项目能够成功时, 正规金融机构放款的意愿才能提高。
在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贷款违约率较高的条件下, 正规金融机构需要采取高利率政策进行放贷。同时为了避免高利率带来的逆向选择风险, 信贷配给现象产生, 在所有贷款申请人中, 只有部分贷款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2) 非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
假设2:农户类别分为有能力还款的农户 (G) , 没有能力还款的农户 (B) 。
假设3:借款本金为L, 利率为r, 农户投资收益为I。
非正规金融机构凭借其信息优势和特殊的贷款追缴机制能够有效区分贷款人的类别, 并保证较高的还款率, 农户的还款能力与其自身投资项目的选择好坏, 努力程度有关。
根据逆向归纳法得到均衡结果为有能力还款的农户选择申请, 没有能力还款的农户选择不申请。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发放贷款。
2.3 农户还款的博弈分析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参与人是理性的。
假设2:贷款本金为L,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为r1, 农户投资收益为I。
假设3: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追缴成本为C1, 罚金为P1。
对正规金融机构, 如果Lr1-C1+P1≥-L, 正规金融机构将选择追缴, 但由于农户贷款金额L一般较小, 并且通过诉讼手段追偿成本C1较高, 不能满足上述不等式, 正规金融机构对违约贷款的追缴为不可置信的威胁。均衡结果为{不贷款, 不还款, 不追缴}, 如果正规金融机构认为一笔贷款不值得追缴, 就会选择不贷,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就会陷入囚徒困境。
考虑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长期的资金借贷关系, 贴现值为δ正规金融机构采取触发策略:发放贷款, 当农户不还款时, 作为惩罚将不再对其发放贷款。如果农户每阶段都选择还款, 其收益现值为
农户选择违约的收益现值为:I+Lr
农户选择履约。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更多取决于多大程度上相信农户会还款。
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形式灵活, 并且非正规金融机构对违约贷款的追缴一定程度上绕过了法律途径, 存在暴力追缴, 所以非正规金融的追缴成本相对较低, 追缴策略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同时农户一旦违约不仅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还要面对舆论谴责, 从而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更倾向于还款。
当农户不打算还款, 并且有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时, 农户会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正规金融机构的高贷款违约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引入政府作为第四方参与博弈。
2.4 政府参与的博弈分析
就农村金融供求关系来说, 政府的职能在于纠正农村金融市场上供求关系中的市场失灵。农村金融的产生及发展很大程度上遵从政府的效用, 因此引入政府参与博弈,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参与人符合理性人特征
假设2:政府选择是否干预, 干预的方式为提供补贴或进行惩罚。政府对金融机构补贴为h L, 对农户补贴为SL, 惩罚为f L。
假设3:政府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能够回收时的收益为R1、R2, R2<R1。
假设4:贷款本金为L,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利率分别为r1、r2, 农户的投资收益为I, 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申请成本分别为C1、C2, C2<C1。
假设5:非正规金融机构会对违约贷款进行追缴, 罚金为P。
(a1, b2, c3) :[R1-hL-sL, r1L+hL, I-Lr1+sL-C1] (a2, b3, c2) :[-hL+fL, -L+hL, I+L-fL-C1] (a3, b3, c3) :[R1, Lr1, I-Lr1-C1] (a4, b4, c4) :[0, -L, I+L-C1]
(d1, e1, f1) :[R2-hL-sL, r2L+hL, I-Lr2+sL-C2] (d2, e3, f2) :[-hL+fL, -L+hL+P, I+L-fL-C2-P] (d3, e3, f3) :[R2, Lr2, I-Lr2-C2] (d4, e4, f4) :[0, -L+P, I+L-C2-P]
政府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 均衡结果为{不干预, 贷款, 履约}, 非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中存在有力的个人约束和社会约束机制, 保证贷款的回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补贴, 因此模型简化为图6
(a1, b1, c1) :[R1-hL-sL, r1L+hL, I-Lr1+sL-C1] (a2, b2, c2) :[-hL+fL, -L+hL, I+L-fL-C1] (a3, b3, c3) :[R2, Lr2, I-Lr2-C2] (a4, b4, c4) :[0, -L+P, I+L-C2-P]
理想状态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 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取得贷款时, 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 在农户本身贫困又无法获得贷款时, 由政府提供补助。要满足农户愿意还款时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违约时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小于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收益。
在政府提供补贴和实施惩罚措施时, 农户的还款意愿得到提高, 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行降低, 正规金融机构更愿意提供贷款。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低, 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农户可以向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从而降低了农户受到信贷约, 保证还款率。对政府而言在无法获得R1的社会效益时, 仍然能够获得R2的社会效益, 各方需求的到满足。
3 结论
在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中, 非正规金融贷款模式比城市中在成熟工商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规金融模式更具信息优势。信息劣势导致匹配对象混同和信贷配给的产生, 降低了正规金融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 不能使大量贷款需得到满足。在缺乏抵押品的情况下, 农业项目的投资成功率得到保证, 能够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和意愿, 进而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正规金融因其规范性、低利率有利金融市场的稳定, 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允许非正规金融发展, 规范和引导非正规金融正规化, 有利于利用正规、非正规金融机构优势, 满足农户资金需求,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摘要：运用博弈论方法, 对比分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资金借贷的过程。引入政府, 建立多方博弈模型, 发现在政府干预机制作用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有利于农村金融良性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博弈分析,农村二元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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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强, 黄芸.中国农村金融供求体系的动态博弈研究——基于双重二元结构的视角[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第2期第101至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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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6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快速提升,而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李实等,2015)。目前我国处于特殊转型时期,居民收入结构不断变化,财产持有量在短时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现阶段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依然偏低,结构单一。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发展,居民已经拥有相当的财富积累,但财富转变成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的效率并不高,这与城乡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均衡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自身所具有的“马太效应”使得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金融发展因素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可或缺。Greenwood、Jovanovic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服务门槛降低使得更多人受惠,收入差距最终将会缩小。〔1〕Jongchul的研究表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是制约穷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2〕由于中国城乡金融发展差异明显,部分学者开始深度探究金融对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会扩大“马太效应”,从而加大贫富分化;〔3〕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促进财产性收入增加,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缩小收入差距。〔4〕
城乡金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不仅说明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复杂性,也反映出继续深入研究二元金融结构对财产性收入差距影响的现实性。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金融呈现出资源配置不均等的状态。但城乡二元金融并非一定带来收入扩大。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居民投融资形式和渠道不断拓宽,金融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剧,因此厘清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有很强的意义。
二、实证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经典收入增长理论,财产性收入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的积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发现金融财产性收入和出租房屋收入占了城镇民居财产性收入80%以上,〔5〕金融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本文将金融发展因素内生于财产性收入函数模型。鉴于我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交织在一起,引入产权制度以期考察制度因素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即构建如下的财产性收入模型:
其中,Y为居民财产性收入,A为劳动生产率,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水平,F为金融发展水平,M为制度环境,m、α、β、γ和δ为相对应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从宏观层面考虑,资本存量和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由于已对金融发展因素做了内生处理,此处设定资本积累由政府财政支出构成。根据永续盘存法,最终资本存量模型如下:
其中,a为财政支出转化为资本的效率。为简便起见,a假定为常数。将式(2)代入式(1),进一步得到财产性收入的模型:
其中,C=aμα,β1=μα。沿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研究方法,将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传统部门(Y1)和城镇工业部门(Y2)。假定式(3)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对式(3)两边分别取对数,可得到:
由式(4)可知,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Ait)、财政支出差异(Fieit)、劳动力水平差异(Lit)、金融发展水平差异(Fit)以及制度环境差异(Mit)。同时,以二元经济结构(Dit)、政府支出(CZit)、城镇化水平(Cityit)、二元金融结构(FCit)和非国有化率(Fgyit)分别代表Ait、Fieit、Lit、Fit和Mit,构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决定因素的基准模型。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μt为时间效应,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Yit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考虑到市场化也是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波动的关键因素,〔6〕忽略市场化(SCit)的影响势必会对我们分析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带来偏差,因而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化这一因素分析其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为了厘清市场化因素通过影响二元金融结构从而对财产性收入差距产生作用的机理,引入二元金融结构与市场化的交叉项。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本文引入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空间交互项(W*Yit)。最终模型如下:
2.数据及变量说明
选取中国1999~2013年30个省域的年度相关指标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研究。①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二元金融发展程度的异质性,本文将30个省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研究。②
(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Y)。衡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包括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城乡财产性收入比等。本文选择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测度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
(2)二元经济结构(D)。二元经济的本质在于生产率的差异,测度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方法有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D)、二元对比系数(M)以及二元反差指数(U)等,本文选取城镇部门和农村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D)测度二元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其计算方式为,Dit=(GUit/Git)/(LUit/LRit)-(Git/Git)/(LRit/Lit)。其中,GRit和LRit分别代表各省域的农业产值占比和农业就业人员占比,GUit和LUit分别代表非农业产值和非农就业人员占比,Git和Lit分别代表各省的总产值及就业人员。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D)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成正相关关系。
(3)财政支出(CZ)。政府通过财政资金配给使金融资源转变为资本积累及投资,间接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财政支出由城镇财政支出与农村财政支出比作为替代变量。
(4)二元金融结构(FC)。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常用的指标是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FIR)。然而麦氏指标(M2/GDP)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分别计算城镇部门和农村部门的FIR指标,〔7〕以城镇部门FIR与农村部门FIR比值来衡量城乡金融差异,但在实际计算中学者常使用非农贷款与农业贷款之比作为其代理变量。然而农业贷款并不能全面替代农村贷款,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以及存贷款的相关性,最终选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值代理城乡二元金融结构。
(5)城镇化水平(City)。以各省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度量。
(6)非国有化率(Fgy)。从中国转轨过程的经济环境出发,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变迁,产权制度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产权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农民难以获得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财产相关的明确归属及其收益,〔8〕因而我国的经济成分非国有化改革主要体现在工业部门,本文用工业部门的产权结构变化来刻画制度变迁。
(7)市场化进程(SC)。选用樊纲等(2011)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
(8)经济空间权重矩阵(W)。由于地理空间矩阵仅考虑了相邻省份的距离,把相邻地区的关系视为等同,这不仅过于简单同时忽略了各地区经济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引入经济空间权重矩阵:W=W1·E。其中,“·”表示矩阵对应元素相乘,W1和E的定义如下:
其中,为省域i在1999~2013年实际人均GDP的均值。在使用经济空间权重矩阵时将进行标准化,即使矩阵各行元素之和为1。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0~2014年各期、《新中国统计年鉴60年汇编》、中宏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本文运用软件Stata10进行数据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分析过程
现阶段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较低,可能存在除本文设定的其他变量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遗漏变量在模型的设定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了突出研究的主要变量,本文使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考察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样本为短面板(截面维度n=30,时间维度t=15),理论上在运用短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由于t较小一般可以忽略随机扰动项自相关问题,即假设随机扰动项相互独立;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对t的大小并没有具体衡量标准,又模型设定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也可能导致异方差问题存在。采用Hausman检验以确定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根据Wald检验和Wooldridge检验的结果(见表2),该面板数据随机扰动项同时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此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会出现偏差,因此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最适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结果。
注:表中共30×15=450个样本。另计算了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发现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共线性的门槛值0.7(Lind et al,2002)。限于篇幅,在此省略了相关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3是模型(5)、(6)和(7)的回归结果汇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全国还是东部及中西部地区,是否加入市场化因素,二元金融结构(FC)的系数都为负,说明二元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根据Fei-Ranis模型,传统农业部门通过城乡间金融部门向工业提供盈余资金,促进工业发展,但工业扩张反而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其劳务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利息收入,因而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金融部门的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农村部门的“失血”,城市反哺农村导致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
由模型(6)可知,市场化因素(SC)在全国为不显著的负值,但区域层面都呈现正值,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剧了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这可能与我国仍处于市场化初期、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有关,不公平、不合理的市场化交易秩序导致农村居民利用财产获得收益的门槛提高,进而拉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9〕再对区域层面进行深度剖析,可以发现虽然市场化程度加剧了财产性收入差距,但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拉大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说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拉大效应”在不断弱化。二元金融结构与市场化交互项(FC*SC)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
另外,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空间交互项(W*Y)的系数均为正,表明相邻省际之间文化环境、经济政策具有相似性,在研究中不能仅仅假设省际经济空间独立。财政支出(CZ)系数在全国及东部地区显著为负,但在中西部地区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应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支持,这与认为政府应积极主动发挥调节功能的主流观点一致。城镇化水平(City)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可能由于地方政府采取的一些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以及城乡户籍、准入政策的限制,使得农村居民享受城镇化带来好处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了城镇化对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作用。二元经济结构(D)估计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但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劳动力差异仍旧是拉大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之一。非国有化率(Fgy)估计系数在中西部地区为显著正值,而在全国和东部地区为正但未通过检验,说明非国有化制度使工业部门获得更大收益,我国现有产权制度扩大了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财产性收入已逐渐成为我国居民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探索金融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能为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依据金融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城镇化的背景,采用二元结构分析法,运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研究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在其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有抑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这说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只有放大作用,同时也存在减贫和“反哺”效应;市场化程度提高会拉大财产性收入差距,但从区域层面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拉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强化,这突显出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重要。
本文的结论反映了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一体化”,而在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城乡商品、要素等“市场交易”的秩序性,提高农村的市场化程度。通过努力引导城市金融、技术、资金反哺农村,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政府的职能不能仅仅限于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也要向培养和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秩序转移。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会拉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显现出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效果,因此要坚持市场化持续进行。东部地区市场机制虽然较完善,但是还需加速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化通过影响二元金融结构这一路径对财产性收入差距产生减小的效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现阶段应该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人的城镇化”,减小劳动力流动障碍,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参与能力,同时完善农地制度,不断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进而减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摘要：基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视角,运用1999~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结构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在其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存在减贫和“反哺”效应,能够抑制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市场化程度拉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但随着市场化进程演进,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逐渐减弱,二元金融结构抑制差距扩大的作用逐渐增强。因此,解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不在于“一体化”,而是要转向培育和建立城乡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秩序,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7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是我国现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痼疾, 也是新型城镇化力求能够克服的壁垒。
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分割, 区分城市、农村户口, 以差别公共服务与资源, 区分城市、农村生活, 最终形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为一元, 拥有农村户口的“村民”为另一元的二元结构。
随着城镇化推进,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享有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并没有随之改善, 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水平。户籍仍是城市人口分割的重要标准, 本地户籍人口享有户籍带来的包括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优势, 城市内部形成鲜明的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一“元”、以户籍人口为另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即本文讨论的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中, 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在收入、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从收入数量来看, 2011年,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23元, 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9895元, 市民收入明显多于村民。从个人发展情况看, 2011年, 成都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人才总数59.07%, 农村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5.64%, 中小学校有38.4%分布在城市, 7.6%分布在农村, 农村专职教师人数仅是城市的10.9%;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资源普遍落后, 与城市人口竞争和个人发展中需付出更高成本。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37%,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11.6%农村村民分别为42%和4.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 生活娱乐、文化教育明显弱于城市。从社会保障城看, 市市民享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 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与福利均具优势, 以医疗保健中执业 (助理) 医师为例, 城镇人口每万人拥有此类医师41.48人, 农村地区仅为1.669人。以上数据充分表现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二元结构现象。
根据上述数据编制雷达图, 由图1可知二者差距较大, 且无相似性。
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城市内部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特指农民工) 在人均收入、劳动市场、社会保障、城市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中。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 923元, 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达26 712元, 但注意这其中并未同前者一样扣除社保支出。
劳动市场方面: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绝大多数从属于第二产业,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人数相对稀少, 其中有60%的人员通过亲人、熟人或中介组织介绍, 仅有35.3%的人员通过招聘途径, 在农民工的工作获取中与其他劳动力竞争的程度较低。只有23%的农民工有长期的稳定工作, 且仅有47.8%的人员知道有可行的职业培训渠道。成都市政府免费发放的职业培训券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川籍的返乡农民工, 对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并未提供其他免费的职业培训项目, 在劳动市场上农民工还是非正式非首要的劳动力, 其获得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更小, 成本更高。
社会保障方面:在已获取工作的农民工中, 有53.9%的人员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有58%的人员表示用工单位并未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保, 27.5%的人员表示用工方有拖欠工资的行为, 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满意率仅达到了24.7%和21.8%;在有子女且子女在蓉读书的人员中, 有72.4%在普通小学读书, 其中近一半以上需要缴纳借读费等额外费用, 而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0年外来务工就业农村劳动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工作的意见》也没有对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费用做出明确规定, 减免费用的学校多数为打工子弟小学, 此类学校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无法与普通的公办小学相比;除此之外, 知道并申请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占22.4%, 但仅有8.6%成功获得了此类住房, 而在这些成功入驻的农民工中几乎没有外地民工, 因为申请人家庭中需两个或两个以上成都市五城区户口, 非本市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申购限价商品住房须主申请人连续在中心城区缴纳5年以上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配偶也须在本市工作, 签有劳动合同) , 基本杜绝了外来农民工获取此类住房的可能。从数据可明显看出社会保障水平与质量明显比本地市民低。
市民意识方面:半数市民与农民工有过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触, 无抵触情绪, 仅有不到30%的市民会在公车或深夜单独接触农民工是产生不良情绪。90%以上的居民能够同农民工及其子女和睦相处, 接受他们成为同事或家庭成员, 并对他们对城市的建设发出赞赏, 愿意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做出贡献, 这是城市二元结构解体来自基层的有力支持。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 有56.8%的人对市民抱有消极看法或无看法, 有61.2%的农民工认为市民也是同样的态度, 并未对同城市民产生认同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 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倾向于在厂里休息, 而市民则更多地选择外出娱乐。由此可知, 农民工即使进入到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维方式、市民意识仍然没有改变, 并有相当部分农民工由于土地处理不当和自身心理等因素拒绝市民化。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化发展, 这是由上至下制度层面市民化的滞后也是由下至上抵触情绪等因素导致的“人的城镇化”的滞后。
2 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和变迁
第二轮城镇化在形式上打破了户籍的屏障作用。为了填补城市大量待建工程劳动力空白, 政府政策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 农民自发向城市靠拢, 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 使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聚集。他们脱离了农村的地域限制但依旧没有脱离农村的待遇限制, 城市没有提供匹配的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成本能够保持一个较低水平, 但收益能够迅速、大量的回笼。这样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支持城市发展与第一轮城镇化中攫取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
新型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进行的弊病转移, 城乡二元造成的资产差异化和素质差异化逐渐蔓延至城市, 并继续在城市放大。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或需要较大代价获得标准水平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同水平的社会资源分配,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总结的说, 新型二元结构精确地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同身份不同待遇”这一本质, 并成功投射在了城市内部,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不平衡的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贫富差异分化为表现贯穿于新型二元结构中。
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有其自身特点,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比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言有了形式上的变迁。
2.1 二者区别对待的对象和地点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存在于城市内部, 歧视对象不再是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而是其他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象更加广泛并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无论务工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不在工作所在地, 获得公共服务和资源就需要更高的成本, 享有的公共福利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
2.2 二者区别对待方式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表现更加隐蔽。户改使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 但不是自由迁徙的开始即户籍的屏蔽作用在本质上没有消除。新型二元结构通过更高的择校费用、更低的职业待遇标准、更多的保障房申请条件和更少的福利保障隐晦地将本地人与外地区分。市民身份的获得也需花费较高的成本:第一, 家庭的暂时性分离;其次社会地位和待遇下降;第三, 未知的土地处理收益。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可能会拒绝市民化, 进一步推动差异待遇的合理化和隐蔽性。
3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我国现有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从前期经验看, 传统的物质性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增大、人民贫富悬殊加重, 损害社会公平等诸多弊端, 并逐渐形成了二元结构,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在新时期, 传统城镇化已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 必须要告别旧的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针对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二元结构弊病而进行的创新。新型城镇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主要蕴含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同步发展, 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提倡以坚持家庭型经营为基础, 发展多种经营方式,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推动农业现代化。此类措施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直接反映在农民收入的提高方面, 这有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增加农村地区文体娱乐资金的积累和设施的建设, 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 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二者进行良性互动。新型工业化通过提高城镇的产业聚集能力, 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 带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团聚在大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降低大城市其中一“元”的密度, 由下而上支持政府财政及资源的再分配;新型城镇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完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 使其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在产业支撑条件下吸引附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配置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减轻大城市新型二元结构压力, 实现就业、经济双向增长, 并在产业支持下保障人口分流与农民工落户同时进行。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现状, 因此需要进行系列制度改革, 其中“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导向的户籍改革,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收益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公共服务改革共同加快了农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保障其合法权益, 促进了城乡之间, 城市内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 为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破解提供制度依据。
新型城镇化除了制度层面的城镇化还要求观念层面的城镇化, 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变革, 当此类城镇化落到实处就会提高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积极性, 弱化其传统守旧观念。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将观念层面的城镇化落到实处就可为二元结构解体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破解的基础, 前者将城市、农村的公共资源均衡分配, 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让农民、市民享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减轻了城市中农民工的家庭负担, 增加其进城安置资本, 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两种二元结构的瓦解又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平等城镇化、幸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和集约城镇化的目标, 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 从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破除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需要坚持并不断落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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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8
关键词：民间金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金融是指主要由民间资本构成并掌握着控制权的各种金融机构, 通过资金的融通活动或资金的借贷活动, 主要为居民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各种金融活动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金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下民营经济存在以及发展的依据。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民间金融历史久远, 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高利贷等非法融资使其长期游离在灰色乃至黑色地带, 不仅引来国家对金融秩序的多次反复整顿, 也给公众造成民间金融就是风险的错觉。随着金融市场日益活跃, 民间金融组织迅猛增加, 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此同时, 民间金融“监管难”、“风险监测难”等问题日趋凸显, 纠纷逐年上升, 涉诉金额不断提高。如何在加大民间金融政策扶持的同时, 加强监管, 防范风险, 更好地处置民间金融纠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近年诉至法院的民间金融案件看, 借款人丧失还款能力, 担保人丧失担保能力的情况普遍。在主营短期贷款业务的民间金融领域中发生这类现象, 说明小额贷款公司对客户资信审查不严、资金用途把控不严。对于融资担保公司,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 社会信用制度、信用保证体系缺位, 事实上存在信用风险转嫁到担保机构的情况, 信用担保机构成为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
民间金融未被纳入人民银行、银监部门等金融管理机构的常规管理系统中, 受到的金融监管规制较小, 利率监管相比大型商业银行受到的限制也较小。民间金融具有利率高的特点, 个别民间金融机构还将合同订明的逾期还款违约金计入经营利润中, 致使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为达到收取更高回报的目的, 选择追索时间, 通过延长资金回收期限达到利息、违约金计算的最大化, 但到其真正起诉到法院时, 借款人和担保人往往已倒闭、甚至跑路, 使债权追收错过最佳时机。
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致信用缺失问题。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建立规模庞大、类型复杂、受益面广的征信数据库, 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基本上已接入该征信系统。但是,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担保企业目前尚未被允许接入该征信系统。除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库采集的数据外, 还有其他反映企业、个人征信情况的信息掌握在法院、公安、工商、税务、车管等政府部门以及公用事业、通讯、保险、民营征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处, 一套能够全覆盖、功能强大的公共征信系统尚未形成, 征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 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 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 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 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 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现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第26条也将其写入其中, 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
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有助于民间金融纠纷的解决, 从而为民间金融的发展营造一个规范管理、风险可控、有序竞争的良好环境。建议如下:
一、抓紧完善立法, 使调处民间金融案件有法可依
民间金融长期以来得不到金融业界的肯定, 民间金融未引起充分重视, 一方面承认它从事金融行为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金融和法律层面上缺乏对它的完整认识。例如小额贷款公司, 虽可以开展金融业务, 却没有《金融业务许可证》, 在立法上没有一部如适用于银行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进行调整。立法上的缺陷, 法律地位的模糊, 制约着民间金融的发展, 相关法律制度亟待重构和完善。因此, 立法机关有必要根据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 及时制定用于调整民间金融行为的诸如“民间借贷法”和“民间金融管理条例”等效力级别较高的法律法规;对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规范进行修改和清理, 进一步完善有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金融规范性文件, 使其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 使民间金融案件的解决有法可依。
二、重视非诉先行, 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 金融交易品种日渐多样化, 金融纠纷所涉及的技术、事实和法律问题更趋复杂化。与此同时, 来自金融机构风控部门、金融企业、高校金融专家、学者、法律人士等金融专业人士, 为社会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根据当事人的需求施以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 有助于金融纠纷公平公正的解决, 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民间金融纠纷的化解。
三、加强专业审判, 提高民间金融案件处置质量
民间金融机构普遍认为, 解决民间金融纠纷需要引入专业化的审判机制, 提出设立专门的审判和执行机构, 提高审判效率, 加大执行力度等建议, 建立“快立、快审、快执”的立、审、执一体化争端解决的机制。
四、深化执行措施, 破解执行难题
二元视角下的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 篇9
摘要：在现有金融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深入理解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金融产业研究的二元视角，即微观上金融产业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从宏观的经济整体看，金融产业资金配置过程中正的外部性越大对整体经济越有利，市场调节下两者的发展往往会出现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结果层与原因层两个层次，金融产业外部性、金融产业发展水平、金融产业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一些不足，有利于更科学合理的评价金融产业竞争力。
关键词：金融产业；竞争力；二元视角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关于竞争力的研究也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热点。但是关于金融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与金融产业在现实中的地位并不匹配。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对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良性调整至关重要。因此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应该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全面评判金融产业的发展情况，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 金融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在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产业的各种因果关系应该比较清晰。这种现实的约束，使得相关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侧重于实体经济，对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相关研究较为欠缺。因为实物产品的生产更依赖于生产者，对消费者的依赖主要是在售卖环节，即价值的转换，因此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成为可能。而服务业不同，霍尔（1977）就曾指出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进行，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不是生产者自己能够完成的，必须要有消费者的同时参与，而且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就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服务业的这种特性使得对服务业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复杂。另一方面，金融产业不同于一般的服务业，既具备一般产业的基本特性，又是一种特殊产业，对整体经济具有极大的外部性。
在学术界首先进行竞争力研究，并引领世界竞争力研究热潮的是世界经济论坛（WEF）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IMD和WEF通过对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提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每年通过收集指标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给出关于竞争力的较为精确的排名，也有利于跟踪对比分析，为之后有关竞争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其对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等已经逐步得到认可。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产业竞争力的经济分析范式，将一国的某一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归结为六大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对手、政府行为、机遇，这就是著名的“钻石模型”。波特教授在竞争力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中以产业竞争力为切入点，逐步对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及竞争优势是如何获取的进行阐述。相比于以IMD和WEF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波特教授更注重从理论上对影响竞争力的各因素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揭示，给后续的竞争力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IMD和WEF的思路，尤其是在研究金融竞争力的时候， 把金融作为一个产业也许是更为恰当的研究视角。
但是波特教授的分析范式主要是针对于具有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工业化国家，对于我国这样的尚处于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体制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依然很大，不应被排除在分析范式之外。尤其是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奉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体制发展至今仍不够健全。虽然金融抑制政策在特定的情况下曾对发展中国家保障金融稳定、推动经济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抑制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多，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产业竞争力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内关于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基本遵循上述两种分析思路，在实证分析方面更多的是参考IMD和WEF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进行定量研究；理论分析中则更偏重于波特教授的分析思路，从金融与宏观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竞争力的来源及。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金融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二、 金融产业研究的二元视角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金融也不是与生俱来的，金融作为经济现象而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货币产生以后，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人们如何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和交换的不断细化，为了降低各种交易的成本，以商品为载体的使用价值的流动越来越依靠以货币为载体的价值运动来媒介，在这种背景下，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就产生了。一方面，金融是基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制约当时的金融发展，在这种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双向联系中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提高。正是现实中信息的不完全，使得资金的供给与需求不能有效匹配或匹配成本过高，才使金融市场有了存在的价值。通过金融市场的介入，在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社会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达到社会储蓄向社会投资转化的目的。同时，随着金融资产的流动，也带动了社会物质资源的流动和再分配，将社会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实现了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现实中金融市场是由一个个市场主体构成的，包括政府机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家庭等，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即是金融机构，各种金融机构在利益博弈下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金融产业。金融产业整体上作为一个产业属于中观层面，是宏观的金融功能的核心载体，货币和各种金融工具是其产业运营的物质内容。作为一个产业，金融产业必然具有产业发展的共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金融机构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将其转变成不同种类的更易接受的金融资产导出到实体经济，并为客户提供经纪、交易、咨询等各种服务，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金融市场的竞争较为充分，信息较为完全，金融机构就会为了自身利益，迫于竞争的压力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增强自身竞争力，这不仅会降低各种服务费用还有利于更有效的配置资源，从而实现金融产业追求自身利益与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展现出“看不见的手”的完美调节。但是现实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相比许多其他产业，金融产业更是一个资金高度密集的行业，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市场往往被为数不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左右。此外，由于金融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还对金融产业的发展设置诸多限制，市场竞争更加不充分。同时金融产业为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往往会通过各种金融创新突破现有体制束缚，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繁荣市场，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但却往往会导致金融市场泡沫化，更给政府监管带来很大困难。
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自身发展与其承载的金融功能的矛盾，从微观看，金融产业自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从宏观的经济整体看，金融产业资金配置过程中正的外部性越大对整个经济才越有利。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约束下，金融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是有最优比例水平的，低于或高于这一水平都会损害金融功能的发挥。对金融产业本身而言，外部性并不是其经营的目的所在，一个健康有效的金融产业正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实现了外部性，使自身的发展与经济的需求相一致。但是市场本身并不是总能保持完全有效，“看不见的手”经常会出现失灵，金融产业的二元不一致更是常态。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Cecchetti等（2012）在对金融危机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金融过盛的危害，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倒“U”形关系，当金融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3.5%继续增加时，金融产业的不当增长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拉低经济产出。沈军与白钦先（2013）对中国金融产业规模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金融规模和金融体系效率也存在倒“U”形关系，符合全球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金融产业的发展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经济的需要，否则对经济发展进而最终对金融产业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断放松，金融产业在“逐利性”的驱使下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增强，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加之长期的超额货币供给，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各种金融资产的规模急剧膨胀，增长速度远超同期GDP。这种经济的过度虚拟化，使得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并滞留在金融市场内部不能有效配置到实体经济，不仅导致金融配置资源功能减弱，甚至损伤实体经济发展，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同时金融市场在各种金融创新驱动下越来越复杂，信息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金融监管的难度不断增大。这些最终都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的风险，金融系统的超常膨胀导致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应该从二元视角下理解金融产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从而更全面的把握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 基于二元视角的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
金融产业作为不完全市场的产物，通过外部性承载金融功能，作为现实中的载体实现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反映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体经济的发展会通过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反作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使得各种金融机构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经济环境的要求，最终反映在金融产业的发展上，然后沿着这条路径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作用过程。金融产业竞争力就是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产业相比于另一个经济体在整个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更高的效率。竞争力作为对竞争主体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竞争结果的一种反映，竞争力分析的价值就在于，一方面通过竞争力分析评判竞争主体的表现优劣，另一方面揭示隐藏于背后的影响因素，探究竞争力结果的形成原因及其规律性，从而有利于竞争主体的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因此，金融产业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结果分析，目的是通过结果探究影响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各种因素，从而扬长避短进一步优化金融产业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结果层和原因层。结果层是竞争力结果的体现，用于比较不同经济体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具体包括金融产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承载的金融外部性两个方面，前者是微观金融机构逐利性的自然反应，后者则是宏观金融功能的外延体现；原因层则是影响微观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金融产业发展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是探究竞争力结果形成原因的关键，也是结果层分析的终极目的。
1. 金融产业外部性。关于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往往集中于该产业本身，分析其效率及盈利能力。但是对于金融产业而言，不同于其他产业，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均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因此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必须基于金融产业的二元视角，既要关注金融产业自身的运行效率、盈利能力，也要把其对整体经济的外部性考虑进来。事实上，金融产业正是信息不完全的产物，在不完全信息下资金的供给者不能与资金需求者直接匹配或者匹配成本过高，阻碍资金的有效利用。金融产业通过提供各种服务进行融通资金和风险转移，使得社会闲散资本能够有效的配置，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外部性正是其价值所在，也是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2. 金融产业发展水平。追求自身发展是任何一个产业的本性，金融产业也不例外，对此可以从金融产业发展的质性和量性两个方面分析。从质性方面看，没有一个良好发展高效运转的金融产业，金融产业所承载的金融功能也不可能有效发挥，这不仅体现在金融产品的种类、金融服务的效率，同时金融产业的结构调整能否跟上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关键。在量性方面，作为微观市场主体逐利性的反映，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本质目标都是为了盈利，因此基于资产规模的盈利水平是衡量的关键指标。但一定要充分认识到金融过盛的危害，要在考虑金融产业外部性基础上确定盈利指标的正负效应，确保金融产业的最优规模能够在竞争力分析中得到体现。
3. 金融产业影响因素。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较为广泛，包括影响金融产业发展的各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如经济、体制、科技文化、社会风俗等。作为竞争力形成的原因，具体影响某一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则是隐藏的，需要在结果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计量与非计量的进行揭示，而不应因果倒置，根据个人的研究偏好将大量可能相关的影响因素直接纳入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使得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成为几乎包括各种因素的综合评价，不利于对竞争结果的形成原因及其规律性进行探究。
因此，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体系包括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整体呈显出由果及因的分析范式。对于结果层应该从金融产业外部性和金融产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构建核心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不同经济体金融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影响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具体因素，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大小，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四、 结论
金融产业作为一个极具特殊性的产业，关于其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基于金融产业外部性与自身发展的二元视角入手，这样才能更全面的把握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内涵。本文在现有金融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金融产业研究的二元视角，即微观上金融产业的发展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而从宏观的经济整体看，金融产业的发展需要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协调，资金配置过程中正的外部性越大对整体经济越有利，市场调节下二者的发展往往会出现不协调，周期性金融发展过盛往往成为诱发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从二元角度入手能够更好的理解金融产业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过程。再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包括结果层与原因层两个层次，金融产业外部性、金融产业发展水平、金融产业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由果及因的金融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一些不足，有利于更科学合理的评价金融产业竞争力，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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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项目号：12YJC850006）。
作者简介：阮向前（1988-），男，汉族，河南省周口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金融；蔡礼辉（1991-），女，汉族，重庆市城口县人，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结构“二元化” 篇10
金融体系这一概念, 既包括内部的金融工具、中介和市场, 又包括外部的监管以及与不同经济主体的往来关系。按融资模式的不同, 金融体系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模式, 即公众熟知的“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体制, 这两种体制在风险管理、经济效率等方面各有所长。随着全球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 业界和学者对这两种体制的观点, 也从原来孰优孰劣、“非此即彼”的讨论, 逐渐转化为二者在交叉互补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很多国家的实践经验都表明, 要保证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应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 逐渐发展金融机构全能化、金融业务一体化、金融服务一揽化。从而,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界限日益模糊, 金融机构业务交叉、趋同, 并最终走向多元化。
我国金融体系也经历了一系列多元化发展, 这其中有进步, 也有争议。如何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备、服务全能、效率一流的金融体系, 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二、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现状
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入世十年,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总体实力大幅提升。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 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 是一个以中央银行为核心, 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的格局。
1、商行多元升级, 中间业务领先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体, 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是整个体系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最显著的体现。商业银行的多元化发展有条不紊、循序渐进, 呈现出负债与资产业务全面升级, 中间业务创新领先的新局面。
负债业务的多元化, 即商业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多种渠道、借助不同形式的金融工具, 壮大自身的资金实力。除了传统的吸收存款, 还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货币市场借款、转贴现与再贴现、出售金融资产等方式吸收市场资金。而资产业务的多元化, 包括资产证券化、资产市场业务、投资与贷款多元化等。商业银行积极参与货币市场, 尤其是短期票据市场, 以盘活现有资产, 调整资产结构,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中间业务的创新是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点。在巩固好结算、代理、保管、银行卡等传统中间业务的同时, 商业银行逐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投资理财服务的中间业务, 参与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项目融资、理财顾问、投资管理、信息咨询、基金托管等业务。随着业务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 商业银行还逐步加大了风险度较高的信用性、融资性中间业务的发展力度, 如承诺、担保、备用信用证等。
2、银证、银保合作, 交叉业务相融
在目前的政策、法律条件下, 银证、银保合作是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成功尝试。商业银行, 通过发展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业务,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和多元化发展进程, 抢占新兴业务的市场高地, 提高赢利水平, 形成了业务品牌特色和经营优势。通过与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 商业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证券的开户、买卖、资金保管与转账以及保险的购买与续期等服务, 就如目前已有的“银证通”业务、银行设立保险专户等。这样的合作在近期已经屡见不鲜, 不仅对合作双方都有益, 而且也方便了客户、提高了效率,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也为将来的混业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3、发展金融控股, 打造全能企业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金融机构实现多元化经营的一个良好途径。在集团整体层面的统筹下, 加强旗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子公司的相互配合, 统一调配各项资源, 使实际效果达到混合经营, 逐渐向“全能型金融企业”发展。全能型企业紧密、高效和多元的运作, 在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更能适应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创造最大价值。这使得我国的金融机构在面对来势汹汹的外资机构时, 大大增强了竞争实力。
4、金融创新涌现, 渗透投行业务
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基础和标志之一。目前, 商业银行业务中趋向于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 比如银行资产证券化、代理保险产品、设立基金公司、存折炒股服务等。而且, 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新业务已开始向投资银行业务渗透, 如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都开展了多元化的投行业务。以民生银行为例, 在具有优势的资产管理业务基础上, 民生银行把投行业务延伸至资产证券化、结构融资、银团贷款、私募股权、兼并收购、机构理财、股本融资顾问等业务领域。此外, 民生银行还把房地产封闭金融作为自己的品牌业务, 建立了稳定的业务模式和收费方式。
5、并购提升效率, 金融资源重组
并购和重组是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最快捷的途径。并购重组有利于发展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 提高市场占有率, 获取竞争优势;在重新整合金融资源后, 提高了优质资产比例, 增加了资本运营经验, 使分工更加细化, 成本得以降低, 效率得以提高, 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6、产业资本控股, 打通横向渠道
与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相类似的, 目前, 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集团开始控股金融机构, 如山东电力集团、新希望集团、海尔集团、东方实业集团等。以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为例, 该集团实施多元化集团战略, 除了发展电力核心业务以外, 还控股、参股华夏银行、湘财证券、英大信托等6家金融企业;并且, 发起成立合丰基金管理公司, 成为全国首家以非金融机构身份发起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如此一来, 集团涉及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代理等金融产业, 打通了横向发展渠道。
三、我国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作用
不断推进的多元化进程, 对于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运作效率和加快改革发展的脚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优化资源配置, 范围经济优势
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运作, 对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进行了资源的重新整合, 优化配置, 调整战略, 达到了弥补不足和优势互补的效果。业务运作的固定成本得以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 品牌有了更宽广的宣传口径, 同时产品的销售将会在一个更为庞大丰富的分销体系中交叉销售。由于业务品种的多元化, 不同业务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动性, 业务的多元化运作会产生协同效果, 创造范围经济优势, 提高集团的经营效率。
2、扩大收入来源, 抢占市场份额
除了成本的分摊节约以外, 多元化经营还能从收入方面带来利益。首先, 多元化经营能扩大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随着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增加, 可以获得收入现金流的渠道显然也会更多。其次, 多元化发展更加细分了目标市场, 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吸收了更多的客户, 也就提高了收入。再次, 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为金融机构带来了更大的调整和转换空间, 从而也就带来了改善收入结构的便利。
3、适应市场变化, 分散运营风险
多元化发展为金融产品和业务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使得金融机构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时, 提高了适应性和机动性, 能够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节自身的经营管理活动, 加强金融创新, 增强市场竞争力, 也就提高了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外, 多元化战略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可以匹配和组合不同的业务品种, 还可以形成多元化收入流的补偿机制, 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总体经营风险。
四、我国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争议
1、竞争还是稳定, 如何确定方向
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尚不完善, 发展不够全面, 效率也有待提高。在这样的现状下, 经济总体的发展走向至关重要。就目前国内的局势看, 求竞争还是求稳定, 呼声此起彼伏。如果一味求竞争, 积极鼓励创新, 大力发展多元化, 只看成绩不顾风险, 将会导致金融安全受到冲击;如果一味求稳定, 固步自封、裹足不前, 在陈旧的经营模式中循规蹈矩, 不仅不能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更无力招架跨国金融集团的冲击。因此, 如何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竞争和稳定中求得一个平衡, 是眼下金融发展之关键。
2、”脱媒“挑战传统, 如何审慎创新
无论是早些时候商业银行的被迫“脱媒”, 还是近年来颇具规模的多元化发展而导致的主动“脱媒”, 不可否认的是, “脱媒”在很大程度向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发起了挑战。直接融资越来越多的代替间接融资, 银行融资媒介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一方面, 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降低了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另一方面, 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也使银行存款不再是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唯一选择。在进行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同时, 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银行的主营业务结构并不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所以, 不管“脱媒”是被动还是主动, 降低或抵消“脱媒”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守住传统的基础上, 如何审慎创新, 也成为新课题。次贷危机爆发后所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 使人们认识到了金融创新的双刃作用。积极快速的推陈出新, 忽视了金融安全, 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将可能完全抹杀创新的成效。所以, 在多元化进程、甚至是未来的混业经营中, 如何适度地、渐进地、谨慎地进行金融创新, 尽量避免其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危机传染性等负面冲击,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3、经营跨度加大, 如何有效监管
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 但同时也使经营管理的复杂性和跨度大大增加。对于多元化业务的整合, 尤其是一些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 如投资理财、财务顾问、资产管理、信息咨询等, 就很有可能遇到专业经验和技能缺乏的问题。可以说, 未来的金融体系发展, 对管理层的综合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事实上, 不仅金融机构的经营难度加大了, 政府职能部门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也大幅提升了。当前我国金融业仍实行分业监管, 监管重点主要集中于机构审批和经营合规性方面。而金融机构的交叉性业务合作与多元升级、不断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产业资本控股集团, 都使金融市场结构更为复杂, 产品种类愈加丰富, 既可能导致风险叠加, 又可能引发风险在各市场、各行业之间的快速转移和扩散。因此, 传统的金融监管可能会导致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重复监管, 或有可能导致监管真空, 从而抑制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4、风险系数提高, 如何做好内控
虽然在前文中提到多元化业务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散风险,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多元化发展将有可能导致更高系数、更难控制的潜在风险。多元化经营往往涉及许多高风险业务领域, 如股票买卖、衍生交易、房地产等, 跨领域合作也就意味着风险防火墙被拆除, 在获得高回报的同时也必须面对高风险的迅速蔓延。
联系上文所提到的外部监管问题, 金融机构本身也应该做好内部控制。目前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还存在着不少缺失或漏洞, 公司治理结构不明朗, 部门职责不清晰, 风险识别评估的手段落后。这些不健全不完善的内控制度, 不仅不能随着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和客观环境的新变化而及时改进, 更容易酝酿风险和危机。金融机构在设计或经营多元化新业务的同时, 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识别出潜在的风险因素, 并对这些风险进行及时防范, 才是金融机构稳健运营的有力保障。
5、国际化冲击大, 如何开放发展
对外开放一直是我国坚持贯彻的基本国策, 金融开放的政策带来两点直接的影响。一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必须直面跨国金融集团的激烈竞争, 原本的分业经营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 不得不通过多元化经营和金融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二是外资金融集团在经营理念、技术创新、风险管理、优质资本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 这也为我国金融机构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
在多元化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漫长发展进程中, 我国本土金融机构同外资金融集团将会长期共存, 是冲击也是激励, 有竞争也有合作。如何持续稳定的开放发展, 是我国金融体系深化发展改革的极大考验。
五、结语与展望
罗马非一日可以建成, 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元化进程还在继续, 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展望未来, 一幅现代金融体系的完整构图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在我国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 建立一个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互协调,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互补互融, 维持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平衡。第二, 在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前提下, 建立健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机构各司其职的前提下, 鼓励跨行业合作和多元化创新。第三, 全面有力的外部监管, 形成风险控制体系, 各行业各领域间建立防火墙, 既促进金融体系内部元素的平衡, 也合理调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第四, 实现金融管理现代化, 明晰产权结构, 完善内控制度, 营造企业文化。第五, 实现金融国际化, 继续贯彻开放政策的同时,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提高本土金融机构的核心实力与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陆爱华:我国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
[2]冯嗣全、时静、欧阳令南: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与业务创新[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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