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优化（精选7篇）
二元结构优化 篇1
1 引言①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论述见于Marshall(1890)[1],Marshall认为集聚经济本质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二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三是允许低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Fujita(2001)[2]、Fujita和Thisse(2002)[3]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表述,并强调了城市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Combes(2005)[4]、Leunig和Overman(2008)[5]指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收入产品,企业由此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工人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逐渐升高,工人净工资等于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是一条倒U型曲线,最大净工资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Tiebout(1956)[6]认为,个人决策可以形成集体的力量,并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集体力量被称为俱乐部效应。Laurila(2006[7],2011[8])进一步从俱乐部理论出发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工人净工资,而且要考虑净福利。
本文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以俱乐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实现的路径,特别是探讨了实现最优城市规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我们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即城镇化)。此外,城市规模模型表明不仅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城乡的整体人口规模,而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个人迁移的决策,因而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手段。城市发展并不能保证实现城市发展规模的社会最优,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管理手段和经济手段寻求人口在城乡间的最优配置。
2 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从俱乐部理论的观点来看,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在私人消费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消费,还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多闲暇。我们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家庭)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最大化其效用,则其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qx和qy分别为私人和集体消费数量,l为闲暇,w为实际工资,(1-l)为工作时间,px和py为私人和集体物品的市场价格,该效用函数有U'(·)>0和U″(·)<0的性质。人们可以享用的私人和公共物品数量都会与城市规模有关,闲暇l亦如此。短期中,假定城市的地理面积不变,则多数研究都采用人口数量代表城市规模。由于式(1)中所有变量都是城市人口n的函数,则该模型的俱乐部理论形式为:
其中W是个人福利,B和C分别是个人生活在城市中的货币化收益和成本。个人的货币化收益为式(1)中的效用函数,而个人的货币化成本为式(1)中的预算约束。式(2)是关于福利的函数,但是个人无法选择城市规模(人口)n,只能选择在给定城市规模下是否生活在城市。同时,式(2)只能有城市整体层面的解,即城市作为俱乐部的解。
以Laurila(2011)[8]的思路为基础,建立最优城市规模模型:城市提供给居民的福利可以大致用平均福利来表示,即总福利除以城市人口。当平均福利上升,将导致人口的迁入,城市规模将随之扩大,反之则反是。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福利是城市生活收益与成本之差,人们的平均福利同样如此,且与城市规模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依次起主导作用,因此平均福利基本应呈现倒U型形状。
图1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结构经济,包括城市(U)和农村(R)。其人口数分别为nU和nR,则经济中总人口数n=nU+nR。假设人口可以在城乡间流动,则nU从OU开始向右测度,nR从OR开始向左测度。图中AWU和A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平均福利曲线,MWU和M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边际福利曲线,且通过对应平均福利曲线的顶点。
点a意味着城乡之间平均福利相同,即AWU=AWR,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城市人口数量相对很少。当AWU>AWR,可以观察到系统性的人口迁移,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理论上,只要福利差距存在,城市化进程可以一直持续到b点,在这一点同样有AWU=AWR,人口迁移会停止。b点是稳定的,任何随机的人口流动都会引发逆向的迁移,这一点农村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很少比例,显然很多发达国家都停留在这一点,其总的社会福利是:
但b点并不是最优的,最优解是c点,因为c点的城市人口平均福利最大,人们会同意停留在c点,即应该寻求最优的发展规模使福利最大化,这就是内俱乐部规则(Cornes and Sandler,1996)[9]。内俱乐部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有可能主动停止人口迁移,使得城乡福利差别维持在AWUcAWRc的水平(Laurila,2011)[8],这意味着在缺少外部干预的情况下c点是可持续的。
但从整个经济来说,b或c点都不是最优解。社会最优解是MWU=MWR的e点。在e点,整体福利水平为:
社会最优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不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式(4)给出的福利水平既高于图1中b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gh),也高于c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cf)。该最优解下城乡之间存在福利水平的差距,其实现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政策。
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
图2说明经济政策如何实现城市规模及福利的最优化。为实现由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决定的最优配置e点,有两种经济措施:一是对城市征收额外的税收,使城市平均福利曲线下移到AWUt位置;二是对农村增加投入,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使农村平均福利曲线上移到AWRs位置。理论上存在税收te和转移支付se,使AWUt和AWRs交于be点。在be点,社会最优人口配置可以实现,若其他条件不变,必有te=Te/2=se,因为中央政府将增加的城市税收全用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该点的解是稳定的,由于该点将福利差Te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平分,该点福利Wde=We。
最优解不限于e点。设想从te=Te/2=se开始,政策力度可继续加大,则人口迁移和配置的最优解会从de点沿一个上升路径向左移动到dz点(见图3),所有由政策变动导致的人口配置构成图3中的平均福利集合AWz。在该曲线上福利在城乡之间平均分配,其中,de至dz的部分可导致两个城市的平均福利都提升,因而是帕累托最优的。dz点的最优条件是:
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也会在政策作用下移动,在dz点两者恰好相交。人口的最优配置nU=ndz,nR=1-ndz,城市与农村都达到最优规模,总社会福利则为:
这里,平均福利曲线AWz的实现表示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集聚经济,并改善了集聚不经济的状况。
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优化政策分析
城镇化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孙雅静,2004[10];温铁军,温厉,2007[11])。中国的城镇化既包括短期内以工业化和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又包括以非农产业为背景的城镇化(李炳坤,2002)[12]。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以三个层面开展:特大型城市和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县镇乡。城镇化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需要政府采取合理规划和措施,增加投入,优化配置,尤其是针对广大中小城市和县镇乡的发展大力扶持,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的多重矛盾。
如图1所示,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的福利对于农村人口(包括乡镇、县城)来说拥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这是城镇化最初的动力之一。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才出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王小鲁,2010)[13]。
前述理论模型说明,社会最优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实现最优化配置。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通过这些措施调整和优化城乡人口和资源配置。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此外,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的保障房建设也有相关的正面效应,因为大规模保障房建设降低了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已经发生了集聚不经济的某些大城市,需要实现类似从b点到e点的移动,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强制性的人口限制措施。
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图2)。例如物业税就是一种合适的税收选择,对于社会的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可以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减少城市生活的平均福利。物业税目前在我国是地方税种,直接用于转移支付的功能有限,但如果以物业税的普遍实施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中央财政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转移支付能力。
目前,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共识,但问题很多。其中,制度约束依然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如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福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难以获得市民化的发展资本(马晓河,胡拥军,2010)[14];政策方面,行政干预过度而市场力量不足;结构方面,大城市快速现代化,而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滞后,甚至功能丧失,各城市优先发展经济,而社会服务和保障严重滞后。所以,当下的“新型城镇化”要有良好科学的顶层设计,吸取国内外城市发展教训,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具体来说:第一,明确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马凯,2012)[15];第二,通过多层次的城镇化战略统筹协调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利用两者相互促进的特性逐步化解二元结构的矛盾;第三,突出政府的规划、引导、保障和监督作用,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奠定城市的经济基础;第四,继续探索合理稳妥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资本化,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公平待遇问题,也可以为农业和乡镇发展、农民工进城提供资本金,还可以拉动内需;第五,最终解决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的住房、社会保障和创业扶持问题;第六,探索发展城镇化的创新模式,政策上要鼓励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4 结论
本文基于俱乐部效应的理论,分析个人在城市中生活的福利,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镇化进程、探讨了最优城市规模的实现及可以采用的政策工具。基本观点是:城市的经济活动自身并不能导致人口配置的社会最优,因此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改善城市规模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其中,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例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这些政策在调节人口的配置,促进城市合理有序的发展,实现城市规模的社会最优方面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人口迁移数量的标准、地方发展规划标准、经济措施的具体制定等,则是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文对于解决当前背景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思路。
二元结构优化 篇2
20 世纪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突起使得教育的经济价值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 人力资本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源泉。我国由于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 加上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变得空前高涨。教育作为获得人才积累的主要途径, 对我国来说意义重大。但基于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极其有限的现状, 义务教育经费分布是否科学, 怎样改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布局, 使已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己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2 公共财政、公共教育财政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2. 1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 ( Public Finance) , 指国家或者政府将一些社会资源收集起来, 为市场上的公共场所提供物品或者是服务, 以适应社会的公共场所的要求的分配活动以及经济行为。公共财政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①。
2. 2 公共教育财政
公共财政的下位概念是公共教育财政, 它将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共教育财政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概念和方法较好的结合了起来, 对教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 主要研究如何筹集教育经费, 如何分配教育经费, 以及将教育经费如何运用等问题, 把政策的实际运用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是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②。
2. 3 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是指根据不同的分析对象和分类标准来划分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范围。本文将义务教育支出结构划分为三类, 分别为:
义务教育支出的区域结构。按照义务教育经费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同来划分, 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支出。
城乡 “二元”结构是义务教育支出的一种常见的形式。依据义务教育经费在城市和农村分配的不同来划分。
义务教育支出的内部用途结构。根据义务教育支出使用结构的差异化进行划分, 可以分为教育事业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和其他经费, 而教育事业费占全部经费的90% 以上。
3 义务教育支出城乡 “二元” 结构的现状分析
受我国特有经济政策、政治制度、财政体制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 国家投入财政教育的资金规模还不够, 并且城乡支出结构出现失衡, 现对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城乡支出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找出失衡原因。
3. 1 回归模型分析
影响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水平、国家制度以及政策导向等, 本文将上述有影响因素定量化,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各影响因素与义务教育经费差距之间的关系。
以城乡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之比来代表义务教育支出城乡 “二元”结构存在的差异, 采用2002 - 2014 年的相关数据, 建立双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具体方程如下:
运用Eviews软件对2002 - 2014 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 调整后的R2为0. 954245, 可决系数高, 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在置信度为95% 水平之下, 能通过F检验, F检验值为63. 57, 方程总体具有显著性, 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城乡收入之X1的系数为- 0. 14, 说明城乡收入比与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成反比例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比的增加, 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乡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差距的影响不大, 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国家更注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其次, X2系数为负, 政府对于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之比, 这一关系符合当前经济意义和预期。
再次, X3系数为负, 说明提高财政分权度, 会缩小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城乡差距。这个结论符合经济意义, 因为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政府支出, 财政分权度越高, 地方财政自主权就越大, 能汇集的财力就充裕,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
最后, 城市化率的系数为负值, 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随之增多, 包括义务教育支出, 公共教育供给体制得到逐步完善。
3. 2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支出结构失衡的原因
通过相关的数据分析, 笔者对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城乡支出结构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不完善的财政分权体制、 “以地方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不完善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体系。对于义务教育的领导机构、规划实施以及落实责任主体等管理体制机构, 在新 《义务教育法》中有明文的规定。在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 地方政府成为财政性义务教育支出的承担主体, 担负着对几乎全部义务教育支付费用。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权和财权存在明显的偏差, 受地方财政压力影响, 稳定的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常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4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支出结构优化的思考
4. 1 财权与教育支出事权相匹配的政府分担机制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开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划分构成了我国当前的政府体系,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出现 “财权上收中央, 而事权下放地方”的格局, 最终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显然这与国家分税制改革的目标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对于义务教育支出而言, 应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处于公共财政体制之下, 税收征管权就成为政府部门发挥公共权利的重要实现途径。这里提及到的公共财政就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 其是以教育财政的身份出现, 属于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必须用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作支撑。政府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 对教育财政给予大力供给, 逐步加大对公共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政府公共权力的实施必须要有法律力量作为坚强是后盾,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 强化立法, 使得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以法制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在义务教育法中具体明确。在政府部门间的教育资金支付转移, 以及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承担义务教育支出主要责任份额, 均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化。
4. 2 完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设计
义务教育阶段是我国教育的初级阶段, 其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 乃至是财力资源。但由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一样的问题, 使得义务教育资源获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可以使得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能力相对均衡的, 有效当前解决我国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此外, 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解决区域教育发展差异性的重要手段, 其可以在原来利益格局之下, 实现地区教育差异不断拉大局面的缓解和控制。也就是说, 要想促进教育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高度重视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合理化发展, 是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和基础, 因此,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从本质上来讲前,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就是义务教育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其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方向, 代表着需要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做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化处理。处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阶段,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并且保证教育转移支付能够及时达到, 不至于给予实际的支付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 树立公平理念, 就是要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在经济和社会之间, 在人口和环境之间做好权衡, 依照自身的实际情况, 实现合理的安排和统筹。从细节角度来看, 关注义务教育财政扶持工作的开展, 有利于我国城乡差异的缩小, 有利于区域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 有利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4. 3 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义务教育质量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贯彻落实程度的影响, 在有限的财政教育支出规模总量下, 在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契机下, 使得义务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不断提升。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开展:
首先, 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师管理体制中, 打破 “终身制” 和“铁饭碗”的教师职业格局, 秉持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 处理好教育人才和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 保证两者处于良性循环的系统中去, 进而实现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精简冗杂机构、进行人员分流, 建立起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职能相似的部门可以联合办公, 既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又可以节约成本, 逐步实现教师管理体制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其次, 实现学校布局的合理调整和改善。尤其在最近几年时间内, 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存在以下的特点: 学校规模比较小, 并且处于分散的状态, 重复建设的问题依然存在, 教育交通不便等。随着我国公共设施供给制度的不断建立, 教育资源和交通也在不断完善, 各个地区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这给予义务教育的布局调整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由此使得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使各地区、各级次的学校布局合理, 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得以改善。
摘要：财政教育支出不但给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而且为教育公平的有效实现给予了保证。由于受到财政、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以及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加上用于财政教育方面的金额非常有限, 导致我国财政教育的城乡支出结构极其失衡, 主要体现在已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公平性、不平衡性以及不合理性等, 这即不利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教育环境的优化, 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 基于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极其有限的现状, 义务教育经费分布是否科学, 怎样改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布局, 使已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良好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财政支出,教育结构,义务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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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拥堵缘于城乡二元结构 篇3
春运综合症本质是短缺。价格低, 就会出现短缺, 就会有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现象发生。理论上, 只要把价格提到足够的高度, 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就会消失。
但是春运拥堵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一般来说, 价格提高, 需求量会下降, 供给量会增加。提价会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最终效果依赖于需求和供给的性质:一是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怎么样, 二是需求在时间上是否平滑稳定。无疑, 春运在这两方面具有很是不同于一般价格现象的特征。
春运的需求价格弹性低, 不是简单的回家过年这样的文化、习俗问题。那些农民工朋友, 他们的孩子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的爹妈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内心牵挂。要把价格提高到能让需求量显著减少, 那会是不小的高度。让他们分散了时间回家吗?就业压力巨大,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工厂大门外还有人等着顶替呢。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就算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他们敢不敢请这个假, 敢不敢回这个家?那些大学生朋友, 他们没有心头肉在老家农村, 但是一放假学校就不让他们住校了, 不回家上哪里去?
假如小幅提价便能有效增加供给量, 那么还是可以通过提价来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可惜春运的供给价格弹性也低。客运运力供给需要巨额投入, 这决定了客运运力短期里是近于固定的。由于客运运力需求呈现在春节期间短期巨大爆发的特性, 因此在不是太高的价格下, 要使供求平衡不出现排队购买的春运综合症, 长期运力一定是过剩的;如果长期运力供求平衡, 春节期间就很难没有春运综合症。除非大幅提高春运价格, 高到足以大幅减少春运需求量的程度。或者大幅增加运力供给, 大到春运收入足以弥补运输企业平时闲置运力的损失而不亏损的程度。
不能否定:只要有排队购买, 有非价格竞争存在, 就会有租值消散发生;从社会的角度看, 浪费发生了。但是,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 更是一个如何切割蛋糕的分配问题。假如没有交易费用, 那么总可以转让提价受益方的部分收益给提价受损方, 让所有人都受益又没有浪费发生, 实现卡尔多改进。问题在于, 交易费用是存在的, 这种补偿基本上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在要不要大幅提高价格, 以消除浪费呢?老实说,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不可能给出答案。要由利益各方博弈决定最终结果。
博弈的现实结果不言自明。不过不要以为价格低于供求平衡价格, 乘客就能得到其中的全部差价。价格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票面价格, 排队等候、拥挤踩踏都是价格。由于人的时间成本不一样, 抗拥挤踩踏的能力也不一样, 大家对排队等候、拥挤踩踏的评价也就不一样, 因此定价问题又始终是一个分配问题。多数人之所以愿意选择低票价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 一方面因为票价不提到足够的高度, 他们既要支付更高的票面价格, 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也改善不了多少;另一方面, 他们大多是低收入者, 时间价值并不高, 愿意用时间换低票价。
这也带来了黄牛党功过是非的问题。诚如薛兆丰先生所指出的:是票面价格与实际供求平衡价格之间的差额造就了黄牛党———“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 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 然后卖给乘客, 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 而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 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 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生存的空间。黄牛党的存在, 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黄牛党节约了那些时间价值评价高的人的时间,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而只要价差存在, 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 包括实名购票, 注定都是无效的。
春运拥堵问题, 说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 而是深层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户籍制度不取消, 小孩在城市上不了学, 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 不能安下家来, 春运综合症就没有消失的一天。
留下一个有趣的话题:集体行动理论说因为人数多, 消费者之间搭便车, 结果是少数生产者掠夺多数消费者的贸易保护。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春运出现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呢?■
从人权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结构 篇4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在国内, “城乡二元结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 一元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 另一元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两种户籍制度为基础, 形成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的公共事业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 使得城市和农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形成了一个高度僵化、严格分离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及其影响
1、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 以重工业核心的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工业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 而农业发展却严重受阻。而政府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等种种方式加快城市工业的发展, 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2、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政策与法律上标志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
3、在技术上的差异是形成恶性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国家通过牺牲农业, 来换的工业体系。由于城市没有向农村输出相对先进的技术, 而且即使城市输出技术, 农村也不具有这样的技术装备。
三、二元结构带来的突出问题及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一) 突出问题
1、农业发展问题。
在加入WTO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 我国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无法面对着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业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消费要求”。
2、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招工、搬迁和谋生的自由度还比较大。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近2000万人口重回到农村, 从此, 农村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基本停滞。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拥有一种特权, 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迁入的抵制, 反对农业人口分享公共资源, 是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压力。
3、二元行政管理制度。
城市基层政府是居民委员会, 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而在农村则实行村民委员会, 工资由当地的集体产权收益来提供。前者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 在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远高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二) 不平等的后果
1、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
农村居民除非考上大学, 否则将世代务农, 而市民子女则永远是市民, 农民几乎不可能转变为市民, 这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 违背了人生来是平等的基本原则。
2、居民收入不平等。
据统计, 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3:l, 这是收入绝对数上的差距;再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从2000年以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为5.8%, 城市为9.9%。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性消费, 而是追求发展与享受的高层次消费。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
3、社会事业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
没有医疗保险, 生病只能自己掏腰包;没有养老保险, 年老只能靠子女赡养。
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来看,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相反, 国家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电力、自来水、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 农村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
城市的优势:1、政府多年来的财政投入;2、法律、经济、政策等多年来的倾向;3、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而换来的;4、在过去, 城市居民可以分房或买房, 有了房产证即可去银行贷款, 进行融资, 然而便可以投资做生意。所以, 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农村所缺乏的, 该是时候将这些优势投放到农村了。对农民的第一次放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对农民宅基地或承包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权的放宽, 这将是农村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是目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对宅基地或承包田放开后, 农民也可以融资, 也可以有资金做生意。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想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先不要谈人权, 也不要谈法治管理, 而是首先做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事,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希望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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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结构视角审视新农村建设 篇5
一、二元结构中分工体系的重构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中，“农桑为本，工商为末”，男耕女织分工体系是符合这一主流意识的理想形式。男人下田种地，女人操持家务并完成纺、织、缝，这样的封闭体系中可以不依赖于外部而达到稳定均衡状态。但是，这一稳定均衡状态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步瓦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门户打开，“洋纱”进来后，农村妇女可以不纺纱了，“洋布”进来后可以不织布了，工业化生产价格便宜的成衣出现后也可以不缝衣了。中国的二元结构从此产生。
现代部门不断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替代传统部门的相应功能，从而使传统部门逐渐丧失原有的经济地位，二元结构不断被强化。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对畜力的替代，矿物能源对饲料的替代，化学纤维对植物纤维的替代，远洋渔业增加的食物对土地食物的替代等等，这些替代使农业和农村在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丧失了一部分原来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功能。纺织工厂替代“女织”，现代化肉类加工工厂替代屠户，汽车制造厂代替了马车匠人，现代化面粉厂替代石磨，碾米机械替代米舂等等，传统部门中一些职业被现代部门替代。这些传统的功能和职业被现代部门替代以后，农村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农村自给自足的分工体系被打破，农村不再是不依赖于外部而达到稳定均衡状态的封闭体系。传统部门不仅为现代部门让出了市场份额，而且还需要拿出相当一部分农产品来交换现代部门的工业产品。传统部门不仅让出了消费品的市场份额，而且生产品也越来越依赖现代部门。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和优良种子等的使用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被称为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又使传统部门更加依赖现代部门，农业必须拿出更多的农产品来购买工业品，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让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二、二元结构中贸易条件始终不利于传统部门
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贸易中，传统部门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即农业产品价格总和与全体农民购买的非农产品价格总和之比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不仅使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而且绝对下降，这种现象在中国统计中被称为“剪刀差”。尽管过去“剪刀差”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部门的贸易条件会更加恶化。
由于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功能替代，加上农村人口增长，传统部门有大量劳动力投入农产品的生产，再加上绿色革命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的增加不能为传统部门带来更多的收入。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随着农业产量的增加，农产品价格在长期中存在下降趋势，所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不可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很小，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物的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农业在收入份额中所占比例必然下降。
与此同时，工业部门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一种产品过时了会有新产品推出，这些新产品对农民总是一种奢侈品，其价格总是保持在较高水平。从长期来看，农民用于交换工业品的农产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三、贫穷导致传统部门人力资本缺失而形成积累性因果循环
二元结构中分工体系的重构和对传统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户籍制度更进一步将二元结构制度化，农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不仅如此，现行的制度安排，如高考制度、兵役制和外出打工，具有把农村的优秀人才吸引的城市的机制，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缺失。在传统主流意识下，士农工商，以农为本，“耕读”是过去成为士之前读书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中农村和城市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别并没有现在这么突出。但是，不断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谓“三农”问题正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使二元结构不断强化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我国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实质上，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中，新的分工体系下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功能替代，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传统部门的人力资本缺失导致的农村落后、农业停滞和农民贫穷的问题。
四、农村的出路何在
建国后，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时期提出过不同的概念。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二五”和“三五”计划时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概念。因大力推进工业化，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到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建工业项目被迫下马，开始大量遣返流动人口回农村，并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后，联产承包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不再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暴露出来。在“离土不离乡”概念指导下，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多是使用陈旧技术，规模小，污染严重的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小企业还能够生存，当市场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以后，这些小企业就丧失了竞争力，或因为污染严重，资源浪费而被政府强令关闭。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和90年代后的逐渐衰落，可以理解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次农村功能的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高速增长。这是由农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农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增加农业产量或大丰收并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再者，加入WTO后，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也随之交给了国际市场，考虑人民币未来升值因素，农产品价格还会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因此，不可能长期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增加收入。由于农产品缺乏需求收入弹性，恩格尔规律决定了农业从而农民不可能直接从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好处。
从长期看，纯农业是实际收入，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因此，通过更集约化经营或引进新技术也不能使整个农民增加收入。如果一个地方通过搞大棚农业，或引进某项技术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类经验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因为一旦推广就会变成一种零和博弈，农业总的收入不可能增加。
农产品可能有时不再被认为是战略资源，但农业生产能力却永远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战略资源。采用补贴的方法也是一些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但是，通过减免税收和补贴，可以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可能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也不可能消除二元结构。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新的分工体系中农村的定位
今年第二季度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00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历，此后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如果再用10年翻一番达到4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会小于30%。再用10年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会进一步小于20%。收入增加后，用于食物的支出可能更多地流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只有少部分到农民手中。随着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份额会越来越少。按维持现有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水平不变计算，20年后农业的收入份额所能够承载的农村人口数量将只有总人口的10%左右，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的收入，但这势必又回到80年代“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的老路上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基于以上分析，在现代部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如果要使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不再扩大，唯一道路是减少农民，即实现乡———城人口转移。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消除二元结构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在农业采用更多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才能实现农业的生产发展;才能够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农民的生活宽裕;“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没有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让农民总是生活在二元结构的巨大收入落差中，就无从谈起乡风文明。
新农村建设很容易让地方官员首先想到村镇的重新规划，但如果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农村的消费升级，仅仅通过村容整洁来体现政绩，那就又偏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考虑后二元结构的新分工体系中农村的功能定位。没有这种前瞻的目光难免会走弯路。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的严重分化。其表现是以城市经济体为主体的现代部门不断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替代传统部门的功能,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传统部门的人力资本缺失,导致了农村落后、农业停滞和农民贫穷。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而农村经济愈加落后于城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逐步解决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要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就业创造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减少农民数量,即实现乡——城人口转移,彻底消除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二元结构,工业化,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云伟宏.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J].中州学刊,2009,(1).
二元结构优化 篇6
一、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影响, 学界有众多的研究, 特别是户籍对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影响[1～2], 以及对职业分配的影响[3～4]。
陈钊等人[3]的研究发现, 本地户籍这一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未能持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遭遇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 而这种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姚先国等人[4]以浙江省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研究, 发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城乡分割。
但是, 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又是为何存在的呢?蔡昉、都阳、王美艳[5]认为, 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 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而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这也就是说, 体制内的单位部门更有可能会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约束而利用户籍制度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 而体制外的市场化部门, 将会依据市场利益而较少的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排斥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中央政府强调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 不应该有户籍差距。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就业, 会借助户籍制度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进行筛选。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给予帮助并提供保护, 同时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施加种种限制。正是通过给予“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待遇, 政府的“地方性”才能以展现。这种待遇的不同, 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机关事业单位, 并且在在用人计划、待遇水平方面进行严格管制[6]。
王美艳看来, 就业歧视使得很多外来劳动力来到城市后, 只能进行“自我雇佣”, 收入很低而且相当不稳定, 更谈不上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即使能够找到“单位”, 通常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单位就业, 很难进入公有单位[7]。李春玲通过对具有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 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职业配置还是在职业流动方面, 户籍都产生着影响[8]。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劳动力市场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难以进入到处于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工作。
假设2:部门内部仍然存在着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更多处于基层岗位, 而难以获得高级别的工作岗位。
姚先国、赖普清[9]的研究结果发现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而工人待遇更多受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所决定。不过肖文韬[10]认为,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就业城市移民的因素, 但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素质门槛才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考虑的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 讨论在控制了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是否还发生作用。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开展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调查数据 (CGSS2006)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住户和居民, 其中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2000年人口普查) 完成抽样。在正式调查之前, 先对住户和居民 (受访者) 抽样, 最终获得了10 151份有效问卷, 其中城市地区问卷为6 013份, 农村问卷4 138份。
由于本文需要讨论户籍壁垒在职业分配上的体现, 故而剔除那些从未有从事过非农职业的样本, 剩余6 165个有效样本。在职业的测量方面, 本文使用数据中被访者所描述的目前工作 (或失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职业) 情况。为了讨论户籍对工作配置的影响, 故而在户籍的测量上使用入职前的户籍状况。
(一)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单位类型和岗位类型。单位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五类。前三类也可以概括为公有制部门, 后两类概括为非公有制部门。岗位类型以管理级别来划分, 分为无管理级别、基层管理级别 (包括班组长和单位基层管理) 、中高层管理级别 (包括单位中层管理和单位主要领导) 三类。
(二)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户籍为虚拟变量, 为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户籍状况。有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 其中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蓝印户口的非农户籍人口。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 、大专及以上 (包括相同级别的成人教育) 。党员身份指的是在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情况。年龄指的是获得工作时的年龄。考虑到户口的代际传承作用, 研究中使用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 (见表1) 。
三、测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 而测量职业类别的两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 这样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人口对几种职业的获得概率进行估计, 从而发现户籍因素是否影响职业获得。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而获得的全国性数据, 故而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抽样设计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使用调查估计过程来调整可能由于调查抽样所带来的偏误。 (1) 调查估计的PSU权重为抽样设计时的PSU抽选子总体, 本次的抽选子总体为: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上海市辖区、东部省会市辖区、中部省会市辖区、西部省会市辖区、东部区县、中部区县、西部区县共九类。
四、结果
(一) 单位隔离
表2显示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单位获得上的多分类logit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情况下, 以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相比并且以私营企业做参照类, 农村户籍的人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17.2%,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与之类似, 拥有农村户籍的人进入集体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42.1%, 并且表现显著;尽管农村户籍的人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 但是并未在0.05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相比之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流向个体经营, 但同样统计上未表现显著。
注:a.参照部门为私营企业;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在中国的制度里, 户籍可以看出是一种代际传承的因素。孩子出生之后, 需要在父亲或者目前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 如果父母均为农村户籍居民, 那么孩子基本上也是农村户籍。而绝大部分的父亲或母亲一般会具有相同性质户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 加入了被访者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户籍性质对被访者进入何种类型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度水平均为0.1) 。这进一步可以说明, 在当前中国, 户籍仍然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制度性因素, 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职业隔离, 阻碍了农业户口的居民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控制变量方面, 以私营企业为参照组, 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更容易获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的工作, 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就是说, 性别并不是产生职业隔离的显著因素。而教育程度也只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有显著影响, 相对而言, 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这是因为在中国,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收入和地位比较高的部门, 吸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加入。结合吴晓刚[1]的观点, 可以解释为何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业户籍隔离不显著, 这是因为部分具有农村户籍的高教育程度人群加入了这一部门, 消除了户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户籍制度的部门隔离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户籍制度是否会同样造成不同岗位的隔离呢?
(二) 岗位隔离
下页表3呈现了户籍对单位内部管理岗位级别进行多分类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呈现的是公有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情况, 参照组为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注:a.参照部门为无管理职位;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回归结果显示, 在公有制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内部隔离, 具有农业户籍的员工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仅为城市户籍员工的73.7%, 并且统计检验显著 (显著度水平为0.01) , 不过, 在成为基层管理人员上, 农业户籍的人和城市户籍的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在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上, 户籍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壁垒, 农业户籍员工和城市户籍员工享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管理人员。在同样的情况, 父亲的户籍情况对于是否成为管理人员没有显著的作用, 甚至获得公有制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概率, 父亲为农业户口的员工比为城市户口的员工要高54.2% (显著度水平为0.1)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 父亲为农业户口且今日公有制部门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 所以在部门内部也更有可能成为中高层管理者。
此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 虽然上文显示性别因素在进入各部门时没有显著的区别, 但是在公有制部门中, 男性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女性的2.03倍和3.36倍,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在私有制部门, 只有在成为中高层管理岗位人员上, 男性比女性显著高45.6%。在教育水平方面, 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拥有更多成为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在公有制部门, 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35.89倍, 而在私有制部门则仅为4.262倍。此外, 党员身份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总之, 在跨越户籍壁垒成功获得了部门职位之后, 户籍制度产生的职业隔离效应就基本上消失了。不管是在公有制部门还是在私有制部门的单位内部, 成为管理人员更多需要的是个人能力, 而户籍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在中国非农部门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并不只是源于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差异, 还源于在中国实施了五十余年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 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这使得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很难进入具有较高收益和地位的公有制部门, 而只能流入体制外的私营部门, 而且更多的是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过, 一旦跨越了户籍壁垒而获得职位之后, 单位内部便几乎不存在职业的户籍隔离了。
五、小结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CGSS2006) , 讨论了中国初次分配城乡之间趋于公平的前提性假设: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消除。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社会, 城乡户籍差异在职业分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基于城乡户籍差异的就业单位隔离。
在相同的个人情况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在从事非农职业时, 进入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就业单位更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中国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但当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部门限制了具有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 这是产生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的主要原因。
针对农业户籍人口可能人力资本较差, 从而导致进入公有制部门较为困难的观点, 我们分别讨论了是否在公有制部门以及非公有制部门内部存在基于户籍的岗位分化。数据结果发现, 不管在公有制部门还是私有制部门, 户籍对岗位区别的作用并不显著, 岗位区别的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就是说, 在人力资本相同的情况下, 具有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人享有相似的部门内部工作岗位。
总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存在, 而这种职业隔离的主要来源是进入公有制部门时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机会不平等, 而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便不再起到作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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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优化 篇7
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二元对立
结构主义是建立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者把文学视为像语言一样的符号系统。他们把整个文学或文学规则系统看做language (语言) , 把具体作品视为parole (言语) 。他们相信从文学中可以抽象出支配具体作品的类似规则系统, 构成任何文化现象的要素是“关系的”。换言之, 是该系统要素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二元对立, 使它们具有意义。“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最主要的文学研究手段。首先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研究方法, 而后是被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借用并发展形成的文学批评方法。“二元对立”理论认为, 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 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 这些关系或结构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 形成区别和对比, 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 研究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19世纪60年代,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高潮, 许多文学批评家运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阐释文本, 探究文学内部存在的对立项。
二、《星星》中的“二元对立”
1.《星星》叙事风格与其他韩剧的“二元对立”
在韩国的电视剧中, 常常出现这样的套路:贫穷但美貌善良的女主角;帅气多金的男主角;富有但心机重重的女二号, 以上三个人往往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电视剧的开头会出现类似《傲慢与偏见》中的情节:女主角通常是在很恶劣的情形下偶遇男主角, 两人有了很深的恩怨, 在一系列巧合与接触下, 两人终于发现彼此就是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另一半。这时女二号出场, 她会故意制造男女主角之间的摩擦误会, 同时男方长辈会对两人施压, 试图使其劳燕分飞。在女主角整日以泪洗面之时, 男二号进场。深情款款的男二号暗恋女主角, 在女主角爱情遇上挫折时, 总是默默地陪伴着她。可当观众为这些将要逝去的爱情扼腕时, 剧情峰回路转, 男女主角最终冲破重重阻挠,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例如《宫》、《浪漫满屋》、《美妙人生》、《豪杰春香》等。或是当男女主角认清自己的感情时, 其中的一方却突发意外而离世, 徒留下唏嘘的观众暗自神伤。例如, 《蓝色生死恋》和《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患上了癌症, 《天桥风云》和《冬日恋曲》中的男主角遭遇了车祸。此前某些人把韩剧看成是“画面唯美但虚假、剧情虐心却狗血、桥段单一而重复”的代名词。
《星星》不同于以往的韩剧题材, 在剧情上和叙事风格上有了拓展。它讲述了一个在韩国生活了400年却永葆青春的外星人都敏俊与当红人气女明星千颂伊的爱情故事。在这部剧中, 女主角不再贫穷可怜, 女二号即使心机重重也无法制造男女主角的矛盾, 男二号再如何深情款款也无法得到女主角的芳心。女主角千颂伊如同扮演者全智贤一样, 在剧中是一位当红女演员和国民女神, 为人简单、善良、外冷内热, 富有、独立、凡事自有主见的她和之前贫穷、柔弱、身世飘零的女主角形成鲜明对比。剧中体现的女权主义思想和主演全智贤早年出演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样契合了当代女性意识复苏的潮流。再如男主角都敏俊, 意外掉落到朝鲜半岛的外星人, 现职业是大学讲师, 四百多年来, 一如他第一次来到地球的时候, 以年轻而俊美的外貌生活着, 有鹰的视力, 狼的听力, 有着惊人的移动速度, 能在一瞬间就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将要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的事, 但是他将自己的这些能力全都彻底隐藏。正如许多影评人所言:“他既帅气又内敛, 既优秀又谦卑, 拥有能融化心灵的天使笑容, 还有一颗不断追逐梦想、上进努力的执著的心。”他的持重和体现的气场不同于之前耍酷多金、傲娇纨绔的韩剧男主人公。如果说演员贡献了60%的收视率的话, 那么贡献了新颖剧情的编剧则是为这部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
2. 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
《星星》之所以风靡亚洲, 除了因为叙事风格新颖外, 还有就是栩栩如生的剧中人物。运用“二元对立”分析该剧, 发现它塑造了一批性格对立的人物。
首先, 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通过女一号千颂伊和女二号刘世美, 体现了豪爽霸气和功利柔弱的对立。千颂伊和以往的韩剧女主角大相径庭, 她有着漂亮的外貌和豪爽的性格, 这个人物特别能唤起职场白领的共鸣。她的性格是多面的, 充分体现了时代感。在“游艇婚礼”的一集中, 不服输的她在面对挑衅时显出一副强悍模样, 可是回到家中看到影片中小动物的死去都会泪流满面。她拥有令人艳羡不已的美貌、性感、财富、有趣、独立、自省等美好特质, 经过主演的演绎, 显得活色生香, 真实可信。这种矛盾统一的性格使她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有独特的理解, 并促使她找到爱人, 最终走向幸福的殿堂。该剧很好地刻画了持有强烈依赖和功利主义的女二号, 刘世美, 她同样有着漂亮的外表和良好的家世, 笑容甜美, 语气温柔, 无论是家庭, 还是智商, 所有方面都不落后于千颂伊。从中学开始就是千颂伊最亲密的朋友, 实际上她对于女主人公的嫉妒和事业上的野心更强大。在剧中, 她被刻画成想被爱又胆怯, 受人恩惠又自卑羞恼, 在剧情开始时, 她在同辈面前挑拨是非, 恶化千颂伊和其他同行的关系。因好强而产生的妒忌是人之常情, 但一直背后放冷箭的行为就令人不齿。但是该剧没有对女一号和二号进行一味的捧杀与棒杀。千颂伊有时也会矫情、发嗲、喜怒无常、神经兮兮, 刘世美也会因为求而不得、暗自神伤而让观众心生同情, 这样的剧情更能使观众感受到这部充斥幻想、玄幻和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剧贴近现实。
其次, 这种人物的“二元对立”在剧中男性形象都敏俊和李辉京身上也有所反映。来自外星的都敏俊是韩剧“开天辟地”以来塑造的少之又少的完美男人:帅气、温柔、富有, 既有能力又有知识, 精通法律、医药、历史、投资。在这部融穿越、悬疑、科幻、言情、时装、喜剧为一体, 充满看点的剧作中, 女主角的前世今生未来, 只要在危难和关键时刻, 他就会即刻出现, 总是给予千颂伊无微不至、不计回报的爱和体贴。男二号李辉京, 全心全意地只爱着千颂伊一个人。十几年来, 就算千颂伊从未接受他的爱并且最终爱上了别人, 他都不离不弃, 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救她。帅气高挑的外貌, 开朗活泼的性格, 再加上富有的身家背景, 以及对心爱女人的执著和守护, 哪个女人会不动心呢?“可惜不是你”, 可惜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外星人。
三、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韩剧大约经历了三个高潮:一是以早期风靡亚洲的《蓝色生死恋》为代表的苦情路线韩剧, 二是21世纪伊始的《大长今》, 它是一部带有励志色彩的正剧, 它对本国历史、文化、服饰、语言, 特别是美食的精心包装, 引发了观众的兴趣, 不仅风靡亚洲, 还成功打入北美市场。三是《星星》, 它能够很好地驾驭外星人这个切入点, 并游刃有余地在400年韩国历史中穿越, 利用历史设置人物性格、生活背景、制造矛盾, 从而登上韩剧的制高点。尽管如此, 感情线都是毫无悬念地女一号爱男一号, 男二号爱女一号, 女二号爱男二号的“死循环”。难能可贵的是, 韩剧在千篇一律的感情套路中细分了观众群, 备齐了各种类型题材, 培育了大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 在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里, 把握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 为观众 (尤其女性观众) 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精美的梦, 同时锤炼出人生的真相并传递出传统文化的魅力。虽然不切实际但又那样动人, 但也许这就是韩剧在华丽的美剧、精良的英剧和本土的大陆剧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赵炎秋.论狄更斯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二元对立原则.邵阳师专学报, 1995:2, 35-40.
[2]米海燕, 欧德良.《屋顶丽人》的结构主义解读.河池学院学报, 2009:6, 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