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理论（精选7篇）
二元理论 篇1
摘要：本文针对元认知和二语习得这两种教学理论所具有的局限性, 对重视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和比较的分析以及学生听说能力测试实验的实施, 结合了元认知和二语习得这一适应英语学习的思维体系, 即二元转换理论, 对于未来将实行全方位二元转化理论指导下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元认知,二语习得,二元转换理论
引言
近年来, 随着外语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和重视。在“聋哑英语”问题日益显现的今天, 研究人员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听说能力在外语能力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外语教学的主导思想逐步变为“听说为先, 综合培养听、说、读、写、译各种能力”, 听说能力的培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对于如何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能力, 国内外学者们进行了各种探讨。元认知和二语习得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二元转换理论作为重要的思维理论日益被学者发展和完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元认知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J.H.Flavell (1974) 首次提出的, 他认为, 元认知是“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果或其他相关事情的知识”, 以及“为完成某一具体目标或任务, 依据认知对象对认知过程进行主动的检测以及连续的调节或协调”。O’Mallev&Chamot (1990) 指出元认知策略对于听力理解水平的提高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在听力学习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规范。许梅英 (2008) 指出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指出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元认知知识是进行自我监控活动的基础, 而元认知监控又能进一步丰富已有的元认知知识。高伟华 (2010) 根据元认知的运作方式, 从理论上构建了新的大学英语听说学习模式。目前, 国内研究者把元认知概念界定为“个体对当前认知活动的认知调节”。这是目前关于元认知概念的一种新的解释, 也是一种广为接受和引用的新观点, 他们认为元认知又称“认知的认知”, 是指以认识策略为基础, 人类以自身的认知系统为认知对象, 对主体的认知过程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
Rod Ellis (1994) 出版了巨著《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成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经典教科书。Bill Van Patten (2007)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探讨了听说能力从输入到输出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贾冠杰 (2005) 提出了二语习得新理论——对话论。胡柏翠 (2010) 提出英语教学应该以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指导, 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 将理论运用于教学, 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多元化听说教学模式。
从对研究现状的介绍和研究成果上来看, 目前国内外针对中国学生所进行的听说研究抑或是从元认知角度展开, 抑或是从二语习得角度展开, 虽然两者在探讨如何提高学生听说能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没有探讨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差异, 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 他们仍采用同样的理论指导, 因而使得这两个理论的应用效果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如果将两个理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针对不同听说水平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 将会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二元转换理论的理论框架
随着英语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二元转换理论逐渐被学者发现和研究。二元转换理论的理论基础即元认知和二语习得。高伟华针对“聋哑英语的现状提出了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一个新理论——二元转换理论 (2012) 。
二元转换理论的原理性探讨。所谓二元, 就是元认知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元认知, 就是对认知的认知, 具体地说, 是关于个人自己认知过程的知识和有意识地调节这些过程的能力以及对思维和学习活动的知识和控制。二语习得, 是指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交际实践, 无意识地吸收到第二种语言, 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流利正确地使用该语言。
三、二元转换理论的优势
第一, 从探讨学生听说水平差异入手, 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理论指导。二元转换理论将元认知和二语习得两个理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针对不同听说水平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
第二, 有效地解决了元认知和二语习得理论的局限性。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思维体系的截然不同, 以及大学生听说能力较薄弱的特点, 因此元认知理论较适合于英语听说能力初级阶段的训练, 即有意识地通过自我检测来提高听说能力;而二语习得理论适合于英语听说能力高级阶段的训练, 即适合于有一定的听说基础的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已经较为适应英语的思维体系, 可以无意识地使用英语。将元认知和二语习得结合起来, 即二元转换理论, 这一举措能有效地解决元认知及二语习得这两个理论所具有的局限性。
第三, 以二元转换理论为基础建设英语听说能力标准化测试量具。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标准化测试量具在设计上确保能够准确地体现学生听说能力的进步, 所选语料规范、地道, 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有现实感和现代感,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四、结语
二元转换理论的构建将有效地解决针对“聋哑英语”所出现的问题, 为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创建了理论基础, 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为今后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思维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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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理论 篇2
司法会计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从开展司法会计工作、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会计学的教学至今也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之中，并且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正因如此，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蓬勃兴起，司法会计工作也从无到有，从局部、部分省市地区而遍及全国，司法会计专业队伍也日益壮大，渐趋规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组织来领导、规划全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组织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总结，全国范围内的司法会计工作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存在着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情况。十几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虽曾两次组织举行全国性的司法会计工作与理论研讨会，但至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就司法会计方面，不仅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认识上分歧还很大，不能形成共识。这种状况，显然与司法实践的需要是极不适应的。当然，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司法会计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摆在司法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严峻的历史任务。
一、学科名称的争议与确定
一门学科的名称，往往体现了一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对于“司法会计学”的名称，目前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称之为“司法会计鉴定学”，有的称之为“司法审计学”，有的称之为“检察会计学”。
持“司法会计鉴定学”就是“司法会计学”观点的同志认为，司法会计鉴定就是司法会计，因而“司法会计鉴定学”也就是“司法会计学”。
持“司法审计学”观点的同志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其实就是诉讼过程中的审计活动，因而研究这一活动的学科理应称之为“司法审计学”。
持“检察会计学”观点的同志认为，司法会计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技术手段，是会计学知识在检察业务中的运用，因此应称之为“检察会计学”。
以上观点的分歧源于对“司法会计”的不同认识。
司法会计是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中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进行检查或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诉讼活动。这就说明，司法会计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司法会计检查，也包括了司法会计鉴定;司法会计的对象是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财产物资以及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司法会计活动的范围是诉讼全过程，在诉讼过程中，不仅运用于刑事案件，而且也运用于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不仅检察机关要用，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也要运用。
由此可以看出，把“司法会计鉴定”称之为“司法会计”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它抹杀了司法会计检查在侦查、审判中的特殊作用。实质上，司法检查是司法技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对物证技术来说，物证鉴定仅仅是物证技术中的一个方面，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往往大量的工作是物证技术检查或勘验。在司法会计活动中，首要的任务往往不是鉴定证据，而是发现、收集案件中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和财产物资。当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时才进行鉴定。这就说明，司法会计不仅仅包括司法会计鉴定，而且还应包括司法会计检查。把司法会计鉴定等同于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鉴定学”等同于“司法会计学”的观点从法理、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持“司法审计学”就是“司法会计学”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在司法会计活动中，对案件中的财务会计资料进行检查验证，主要运用审计的技术方法，因此，“司法审计学”就是“司法会计学”。实际上，在司法会计工作中，技术人员要运用审计的方法对案件中的财务会计资料进行检验，但这主要是在司法会计检查阶段运用，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中所运用的方法是审计方法所没有的。而且，在具体的活动中，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步骤、方法要遵守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与审计工作的规则、程序、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将“司法审计
二元对立理论下对《紫色》的解读 篇3
关键词：二元对立 紫色 女性 解读
一、前言
《紫色》讲述了一位美国普通黑人妇女转变和成长的经历，该书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高校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研究生和外国文学教师、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紫色》进行了解读。
二、消解性别形象的二元对立
在中西方几千年来的历史影响下，人们已经将男性和女性的形象模式化，一般来说，女性的身材大多数都是苗条、弱小的，女性具有温柔善良的性格，具有轻盈典雅的气质，具有贤淑美丽的外表；男性则是体格强健，身材魁梧高大，坚强稳重的性格，具有成熟稳健的气质，具有刚毅伟岸的外表。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在人们历史文化中慢慢形成一种常规的模式，同时也在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相互被感染，相互被塑造，在父权制文化社会里，女性的人格和主权都被剥夺了，而男性也丢失了真正的自主。
艾丽丝·沃克一直致力于人类的和谐发展，其不断把女人和男人从文明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逐渐增加了女人身上的男人味和男人身上的女人味，其目的是不断模糊男女两性的差异，尽可能地塑造一个“中性”的形象。
三、《紫色》与双性同体思想
《紫色》在女性主义评论中之所以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其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女性对物质、心理、社会和性解放的需求。与此同时，艾丽丝·沃克塑造了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解构了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有效地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两性关系。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意识到了弱小、被动、无能的女性和强大、主动、能干的男性所形成的性别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很好地贯穿于整个西方意识形态，严重阻碍了女性寻求身份的抗争。因此20世纪后期，她们通过构建和解构理论来有效地抵抗具有父权意识体系的二元对立。
在生物学上的双性同体是指同一生物其生理特征和体型构造的两性混合，其在心理上主要表现为既有明显女性性格特征，又有明显男性性格特征。从传统的父权观点来看，男性的男性化和女性的女性化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和规模，女性是被动、顺从的，处于相应的附属地位，而男性则是强大的，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一般女性认为，男性和女性优秀品质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双性同体，双性同体是一个理想的创作境界，更好地体现于文学作品中。
四、《紫色》中的双性同体形象
小说中索菲娅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不再是被动或者柔弱的形象，而具有典型男性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的特征，不再是需要被男性拯救和挑选的对象，而是被描述成敢于追求自己理想和目标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赋予了索菲娅如男性一样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特征，改变以往文学作品中消极、柔弱以及惟命是从的女性形象，小说中，身为女性的索菲娅坚强、独立，而且体格强健，喜欢做一些体力活，这也塑造了她一生都在与男人做斗争的命运。索菲娅在少女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贞洁，敢于和兄弟做斗争，敢于和父亲做斗争，为了能够和自己心爱的哈泼在一起，对于父亲的阻扰她毫不畏惧，采取未婚怀孕的办法来和父亲对抗，从而迫使自己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对她让步。小说中索菲娅丈夫的性格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男性的形象有很大反差，意志力薄弱，再加上天生胆小怕事，直到后期，哈泼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时企图采用暴力手段让索菲娅对他屈服，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被索菲娅打屈服了，弄得一个鼻青脸肿的结果。在《紫色》小说中，索菲娅的形象和她丈夫哈泼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如此，才更加突出索菲娅的性格，面对后期丈夫哈泼想对她进行打骂，索菲娅更是进行了强烈的反击，索菲娅认为“我虽然爱哈泼，但是我会在哈泼打骂我之前就先将他打死”，更加突出索菲娅坚强独立的性格。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莎格。她既具备了独立、叛逆以及很强的自信心等男性的性格，还具有了属于女性的性感美丽的外表，在莎格的身上，是一种将女性人格魅力与男性人格魅力相结合的力量。在父权制意识较强的社会，完全剥夺了女性的发言权，女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具有言语表达权，她们应该沉默、温顺，这就造成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性根本无法通过语言来为她们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但是莎格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并且号召更多的黑人妇女敢于说出自身的内心想法，不要在乎男人的眼光。正是有这种思想的莎格，才在男性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她认为上帝创造了我们，并没有性别差异，从莎格的反抗中，看到莎格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充分说明莎格的男性性格。莎格在与男性的交往性格中，更是改变了父权制的思想观念，充分地掌握了作为女性的主导权。
西莉作为小说中另一个女性主人公，她具有一切传统女性所具有的品质，她沉默、善良、温柔、隐忍、勤劳并且顺从，然而这些品质在西莉发现丈夫罗伯特将聂蒂寄给她的信件全都藏起来后，她开始反抗丈夫，不再像以前一样，屈服于丈夫罗伯特的暴力之下，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人权，认识到自己虽然是一个黑人，虽然自己不会做饭，虽然自己长得有些难看，但是自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要勇敢地生活。西莉的思想和行为都开始向当前社会反抗，她义正言辞地要求女性必须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将自己的思想强烈地表达出来，在面对自己丈夫罗伯特的打骂时，敢于拿起餐刀刺穿罗伯特的手。不再向丈夫屈服。西莉在莎格的鼓励下，开办了专门制作衬裤的公司，打破了以往只准男性穿衬裤的旧观念，追求自由和独立，西莉勇敢地摆脱了自身奴隶的地位，开始懂得反抗夫权，最终以她自己的善良及宽容的心胸，接受了阿尔伯特，获得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从此以后，西莉真正地摆脱了以男性为主导权的社会，真正实现了男性和女性在物质上、精神上以及人格上的平等，从一个顺从、沉默、隐忍的女性变成独立、自主，具有男性刚毅的性格，同时还具有女生温柔、善良的本性，和莎格等一样，是具有双性人格的独立自主的女性。
作为西莉妹妹的聂蒂，在小说中也是一位具有双性同体的女性，在聂蒂知道姐姐西莉常常被她的丈夫罗伯特屈打时，就告诉西莉，要站起来和罗伯特做斗争。聂蒂小的时候就具有不屈服于男性的反抗精神，當时聂蒂为了脱离罗伯特对他的性骚扰，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家里，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美国黑人，自己祖先的文化来自于古老的非洲大陆，聂蒂决定去非洲大陆找寻自己祖先的文化。聂蒂是勇敢的，她享受自己在学习和劳动中获得的成果，而不是把自己当做劳动中的奴隶，她的自信和她的刚毅使她能够具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获得独立。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艾丽丝·沃克认为黑人女性不仅要受到来自于白人对她们的种族压迫，还要受到来自于黑人内部的性别压迫。然而黑人男性虽然也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在黑人中还是具有一定的性别优势，他们被看作是黑人女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艾丽丝·沃克为了帮助黑人女性更好地摆脱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更好地颠覆和瓦解性别权利的主宰机制，她提出了消解性别的二元对立，让人们认识到父权文化的虚伪性和荒诞性，更好地促使黑人女性超越和改变现有的制度，从而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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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理论 篇4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元经济理论是由刘易斯率先创立, 是一种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后来经过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完善, 形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 也称二元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 并存着两大经济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维持生计的部门。现代部门采用现代生产方式, 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生产规模一般较大, 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维持生计部门采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技术落后, 生产规模较小, 且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
在传统部门中, 由于劳动力过剩, 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是负数, 因此工资水平要低于现代部门。在现代部门中, 由于工资水平比传统部门高, 因此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 愿意就业的人数要大于需求的数量。而传统维持生计部门由于劳动力转移减少的数量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所填补, 因此, 在现行工资条件下, 劳动的供给超过了对其的需求, 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认为,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 即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部门的劳动力, 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 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 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 直到多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
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 工业增长会受到限制。同时,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可能会造成失业、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问题。
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做出了深入的剖析,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动规律。
二、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二元经济理论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理论, 对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适用的。从二元经济理论来看,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非常明显。
中国存在如刘易斯所说的两大部门, 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落后部门, 相当于二元经济理论中的现代部门和传统生计部门。城市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 技术先进, 生产率较高, 能够生产计算机、飞机、火箭、人造卫星等技术复杂的产品。而农村农业部门, 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技术水平低, 使用锄头、镰刀等比较落后的生产工具。同时, 农村劳动力过剩, 存在大量潜在的过剩人口, 农村居民比较贫困, 生活水平低。而城市现代部门收入水平较农村部门高, 城乡差距较大。
正如刘易斯分析的那样, 中国的传统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 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 过剩人口正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规模庞大的农民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于中国各大城市, 不仅是中国奇特的风景线, 也是二元经济理论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三、二元经济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当前, 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各项优惠政策都指向了广大农村,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被放在重要位置, 但是, 在种种豪气冲天的口号下, 在一系列美好憧憬中,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不能忘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深刻剖析。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 其实就是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过程, 也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大, 落后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 同时也是现代部门不断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过程。这一结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一个初衷, 就是提高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光靠目前的“多予, 少取”的手段是难以成功的。因为根据二元经济理论, 传统落后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 在过剩的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完毕以前, 工资水平是不会上升的。而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显然是过剩的, 大约七八亿农民在农村经营农业, 所以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要增加农民收入, 该怎么办?众所周知,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多予少取”能“授人以鱼”, 但不能“授人以渔”。要授人以渔, “渔”从哪里来?由于反映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恩格尔系数不断变小, 人们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持续下降, 从而使人们在农产品支出上的比重也趋于下降, 农产品价格缺乏有力支撑, 所以农业部门普遍来说缺乏比较利益。这就使“渔”不可能来自于农业部门, 只能来自于其他部门。也就是说, 相当部分的农民只有放弃经营农业, 才有条件获得“渔”, 才能提高收入水平。
这就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而不是简单地帮农民建房子, 给予补贴, 也不是简单地培训农民生产技术, 告诉他们什么该种, 什么不该种。因为这样只会使贫穷得以暂时缓解,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各种惠农政策,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有助于他们继续留在农村, 长期经营农业, 从而使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 最终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扬汤止沸, 延长贫穷阵痛的时间。
(二) 与加快工业化进程相结合
提高农民的收入, 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如何转移却是一个难题。根据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扩张, 只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 才能不断吸收落后部门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现代工业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 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减少了农业人口,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要转移更多的劳动力, 必须进一步发展现代工业部门。
当前, 我国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部门, 要让广大农民通过更有效地经营农业提高生活水平, 而与工业发展没有关系。但是通过二元经济理论分析, 我们发现, 提高农民收入, 重点不仅仅是发展农业, 更主要是发展工业, 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工业发展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如果不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 则可能舍本逐末。
(三) 与加快城市化建设相结合
现代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以其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 吸引各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 也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也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民工要进城。但是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 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会带来污染、拥挤等“城市病”问题, 会使城市不堪重负。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正好应证了这一点。中国城市的现代部门规模较小, 农村落后部门规模则较大。规模小、数量少的城市体系, 难以承载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而降低了农民转移的速度。因此, 在加快现有城市发展的同时, 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就成为重要选择。
这要求政府在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方面要搞好规划和布局, 围绕城市化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 在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的同时, 引导相关工业产业聚集, 促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以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总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紧密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 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 紧密结合城市化建设, 才能最终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新农村建设, 准确地说, 不应该是农业部门和农村部门的扩张, 而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建设。
摘要：二元经济理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城市化
参考文献
二元理论 篇5
1.1 制度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 至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基本形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但由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制定推动了农村土地由农民所有向集体所有的转变, 这一制度始于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决定, 并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不准出租买卖。为了满足工业化与城镇人口增长的用地需求, 1953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 这也就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征地制度的初步框架。与此同时, 国家对城镇私有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采用赎买的方式将城镇土地收归国家所有。这样就奠定了我国早期城乡土地产权分离和城乡土地征用形式流动的基本格局。
1978年开始, 围绕农民经营自主权, 农村土地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 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 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由此带来了农民住房扩建、新建住所导致的农村宅基地无序扩张,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因此, 1981年《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1982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及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农村土地 (宅基地) 规划布局、节约限制使用、禁止出卖与出租、农村土地征收等进行了规定。这一时期尽管农村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但并没有改变城乡土地产权不平等的局面。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 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用”。而在此基础上, 国家成立土地管理局对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 但限制农村土地, 尤其是宅基地流转。在产权不平等的情况下, 城乡土地二元格局完全形成, 并进一步固化。
随着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 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 农村土地隐形流转、闲置现象普遍,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种迫切需求。2003年以来, 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程。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 实现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2012年国土资源部表示未来将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 破除城乡土地二元体制,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事实说明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也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土地权利不平等, 农村土地产权缺失, 农民权益保障困难以及现实农村复杂的土地关系, 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也是研究过程中难以突破的难点。
1.2 相关研究概述
一直以来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在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形成原因分析方面, 彭政前、刘世谋 (2009) 从法律制度、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土地市场机制差异等方面阐释了产生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阮松涛等 (2012) 从中国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现状出发, 提出中国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存在一定的理论、法律、社会政治根源, 城乡差别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土地二元结构的本源, 土地权利的不公平分配是呈现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贾艳慧 (2010) 则认为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就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及影响来看, 何立胜 (2011) 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 得到了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的支撑, 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 而且为城镇发展侵蚀农民土地权益提供了制度安排, 而且土地二元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资源利用的非集约性;郭正模 (2010) 通过对现行城乡二元结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难以打破的原因进行分析, 认为城乡土地二元制度是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障碍;刘彦随 (2011) 认为中国长期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体制, 在土地利用配置上不仅表现出土地供应由政府主导的行政色彩, 而且导致城乡土地自然分离, 农村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利益差”持续助推了农村土地非农化中的“土地财政”膨胀与失地农民猛增;曲福田等 (2011) 认为由于城乡土地二元产权制度的存在, 使得农村土地制度约束功能缺失, 城市扩张过程中大量掠夺农村土地, 耕地损失严重。如何实现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突破, 众多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如刘维新 (2008) 提出改革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形式须实行土地管理上的“两权归一”, 这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郝凤英 (2008) 立足于城乡土地产权二元化、建设用地用益物权二元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认为集体土地国有化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最切实可行的道路;田光明 (2011) 从城乡统筹的视角设计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 强调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从前面的制度背景分析中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城乡土地二元格局阻隔了城乡土地利用的公平性与效率, 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这种格局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 也不再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了, 因此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从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研究综述来看, 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对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理论根源、存在的问题及其效应、症结根除等问题本身的探究, 而对于当前破除城乡土地二元格局存在的理论问题与现实困境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可以说, 在当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背景下,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走到了不得不消除的关键时期, 但这种二元格局的消除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 本文正是基于此对城乡土地二元格局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进行研究, 以期进一步明确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新思路。
2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理论难题
2.1 征地的公共利益“陷阱”
从1953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开始, 就明确强调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对城乡土地进行征收或征用。在城镇土地国有化后, 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将征地对象界定为农村集体土地。换言之, 农村集体土地需要在公共利益面前做出“牺牲”。但事实上, 对于征地所界定的“公共利益”界限是模糊的, 既为“公共利益”, 似乎我们可以理解为公共事业发展需要即为合理。以城镇化为例, 城镇化发展和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步的表征, 这看上去似乎城镇化发展是一种“公共利益”的需要, 基于此地方政府将城镇化与征地捆绑在一起, 这也就极大地扩张了地方政府的征地权限, 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被征地的农民往往因为补偿标准过低, 成为“失地农民”而缺乏生活保障等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无奈, 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从这一点上讲, “公共利益”并非是真正的公共利益。因此, 我们不得不说这一大理论矛盾, 在“公共利益”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征地很可能就是城镇居民的公共利益而非农村居民的公共利益的“陷阱”。这时, “存在即合理”的征地制度也就是建立在不平等产权交易的基础上的。
因此, 如何解决“公共利益”需求的土地使用制度是当面临的一大理论难题, 这也是当前解决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的难点。国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措施和要求, 也说明了这一点。缩小征地范围, 甚至取消征地制度或许是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考虑的重要问题。
2.2“被弱化”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尽管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界定却是不清楚的, 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以乡镇还是村组为单位, 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在产权主体不明晰的情况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质上是“被架空”的主体, 也就更谈不上行使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了。这种土地制度安排难以对土地权属关系的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在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时, 土地利用行为主体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 往往将土地向经济收益高的部门转移, 其最终结果是导致农用土地非农化进一步加剧。
这样看来, 似乎明晰产权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但也不得不承认产权的明晰是建立在明确的土地权属关系主体基础上的。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下, 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特别是所有权主体) 是没有明确定义的, 这也就意味着进行产权明晰过程中, 土地权属的相关权益应该怎样进行评判成为了当前必须思考的一个理论制度问题。
2.3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理论支撑体系缺失
长期以来, 我国宪法及相关法规严格限制农村建设用地, 尤其是宅基地有偿流转, 这使得农村建设用地很大程度上被禁锢了, 而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则是进行征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这似乎是对农村建设用地享受“同权同价”的有效保障。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是建立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规划与用途管制制度的执行力度是有待商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禁锢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缺乏一定的理论体系做支撑。
虽然在现实背景下,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成为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必然趋势, 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特别是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还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 如建设用地流转定价机制、流转收益分配机制、流转与征地的协调机制以及建设用地流转后权属性质是否发生变化等问题,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机制问题。由于长期的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局面导致了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被弱化, 通常所强调的土地流转收益取决于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 一旦农村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 农民手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也随之消失, 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土地收益该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3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现实困境
3.1 低价征收, 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困境”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实施形成了“征地+政府卖地”的基本现实,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对分离的情况下, 这种现实也就奠定了地方政府“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依赖格局, 而随着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消除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 要从征地制度找到突破口, 需要面对两大现实难题。
3.1.1 土地财政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
在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安排中, 一些政府部门既负责土地管理, 又承担着国有土地经营者的角色,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地方政府有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的倾向, “征地的冲动”也因此而存在, 这种制度安排也成为了土地财政存在的基础。近些年来, 各地方政府依靠“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收益支撑起来的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独树一帜”。从表1中可以看出, 2004~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 其中2007年、2010年、2011年分别高达55.15%、66.48%、58.99%, 土地财政收入似乎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不折不扣的“顶梁柱”, 也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3.1.2 征地制度背后的既定利益格局成为阻碍。
在现代“经营性城市”发展过程中, 征地制度无疑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保障, 几十年一直存在的征地制度因为其既定利益格局的存在, 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也显得十分艰难。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 征地制度改革难在触动利益格局, 如果缩小了征地范围, 政府可以征的地, 特别是可以卖的地就少了, 会影响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及其它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事实上, 现行征地制度由于补偿标准偏低, 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因土地征收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成果。相反, 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征收, 实现了其以土地低价招商促进工业化、以土地出让抵押推进城镇化、以土地多供应拉大高投资的“经营城市”目标。在这种既定的利益格局下, 政府一方面作为政策制定者, 另一方面又作为政策的参与者, 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成为了一大难点, 这种征地制度背后的既定利益格局也就成为了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 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阻碍。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网站。
3.2 农民“瞻前顾后”的土地保障情结困境
长期以来, 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广大农民游离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因此, 农村土地无疑是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最后屏障。在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下,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制、统一管理, 而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自然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土地权益, 这种权益也就具备了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这一制度不仅仅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而且更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镇, 在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的大关。但在这个数据的背后却隐含了近1.5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这部分人群尽管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 但得不到享有与城镇居民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同等权利, 其最终保障仍然在农村土地上, 这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土地低效利用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从另一层面来看, 由于农民在城镇就业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其必然将农村土地作为生存安全保障的最后防线。在这种思想观念下, 农民往往具有两方面的担忧:一是农民担忧其选择农村土地流转而自身转入城镇后, 一旦失去了在城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其基本生活问题缺乏有效保障, 这也是当前各地方开展农村土地整理 (如增减挂钩、宅基地置换等) 过程中, 农民所反映的心声;二是传统的“故土情结”观念在农民群体中较为普遍, 尽管现阶段他们选择进程务工而放弃土地耕作, 这似乎也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仍然期望晚年能够回归故土, 以土地作为其生存的保障。正是基于这两种现实, 绝大部分农民宁愿让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 也不愿意选择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益。这种传统的土地保障情结也就成为了当前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障碍, 也增加了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难度。
3.3 闲置宅基地“退不出”与“用不了”的尴尬困境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要求。但是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 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就成为了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难题。在现行的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 由于农村土地分散经营的特性, 闲置宅基地存在“退不出”与“用不了”的现实尴尬局面。
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 特别是城镇近郊村, 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备。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这些地区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二三产业,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成为了一种可能。但一些地方在开展农村土地整理 (如宅基地退出、宅基地置换、增减挂钩等) 的过程中, 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近郊村农民退出宅基地向市民转化过程中, 存在高成本补偿问题, 包括土地补偿费、房屋安置补助费、社会保障费用等, 而这部分资金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高额成本导致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二是近郊村地区多为城镇规划建设区, 受长期以来征地制度的影响, 大部分农民不愿意主动退出宅基地, 相反更加倾向于通过征地获取较宅基地退出更高额的补偿费用, 这也就导致了城镇近郊农村宅基地退出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闲置宅基地“退不出”导致了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土地低效利用局面的出现。
在相对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 宅基地极为分散。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和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存在, 一些农民希望通过农村土地整理的途径改善其现有的生活居住条件, 而且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在这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整理工作, 成本相对较低, 地方政府也很乐意通过宅基地置换等途径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来缓解城镇用地紧张的局面。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好解决农民现实需求与缓解城镇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方法。事实上, 在现实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 农民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其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有效改善, 大多数农民反而面对生活成本增大、农地耕作半径加大、家庭收入减少等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中青年逐步向城镇转移就业, 而农村分散的宅基地整理出来后也就面临难以有效利用而出现荒废的现象。这实质上不仅没有解决农村土地低效利用的问题, 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土地荒废、农村空心化程度。从这个层面来看, 农村退出的闲置宅基地“用不了”, 这种土地整理方式也就成为了“农村支援城市”的倒退模式。
4 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路径选择
从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形成的制度背景来看, 土地利用二元格局难以打破很大程度上在于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土地制度受歧视性安排以及政府行政干预过大等。结合前面对城乡土地二元格局破除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难题分析, 笔者认为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 推动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思路是实现政府规划管控与市场资源调节相结合, 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其突破口。
4.1 规划管控与市场调节结合是核心思路
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 由于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 “吃饭”与“建设”的矛盾问题长期存在, 一方面要强化耕地资源保护,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要稳步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步伐。事实上, 这两者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的作用。
从政府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层面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通过划定永久性耕地资源保护规划区, 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必须以永久性耕地资源保护规划区为基础, 这是政府规划管控的核心要点。与此同时, 政府需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城镇发展规划与农村发展规划, 而且规划必须严格执行, 避免应过度市场化导致的无序扩张等问题, 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具体体现。
从市场配置角度来讲, 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优化配置是市场调节的最终目标。不管是城镇建设用地还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理所当然不应该受制度安排的歧视,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与城镇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权利, 以及其有决定是否根据需求进入市场流转与交易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讲, 城乡土地保持一致性的土地处分权与收益权, 无疑可以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调节, 通过人力、资金等市场要素促使土地利用主体积极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2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作为突破口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长期存在, 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村土地与城镇土地不能“同地同权同价”, 这种制度上对农村土地的歧视性安排, 无疑使土地二元结构长期根植于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当中。因此, 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关键点在农村土地问题上, 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自然而然是其中的突破口。
4.2.1 明确公共需求界限, 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权益。
只有将征地范围明确界定在公共需求范围内, 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 才能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相关权益及利益主体。从征地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看出, 将征地范围严格限定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共范围内, 对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 是避免以公共名义侵占农民土地, 损害农村土地权益的有效制度保障。
4.2.2 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无论是从法律、制度还是体制机制等层面来讲, 统一的土地市场与政策都有其必要性, 以明晰产权为前提,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 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 允许农村建设用地通过市场流转、租赁、抵押等参与土地经营开发, 不仅仅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 而且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 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农民的问题解决了, 无疑会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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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理论 篇6
吸收能力这 个概念最 早是由Cohen等[1]在1990年提出的,他们把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并将其消化,进而应用于其商业化目的的能力。自此,国内外学者针对吸收能力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Zahra等[2]从财务的角度出发, 认为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能够促进知识的流动,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进而取得较好的财务绩效。简兆权等[3]探讨了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吸收 能力对知 识整合有 直接影响, 知识整合对组织创新有直接影响,但吸收能力对组织创新没 有直接影 响。 另外,Stock等[4]经过研究 发现企业知识吸收 能力与新 产品开发 绩效之间 呈U形关系。由此可知,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很多方面,然而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评价方面的研究却非常少,并且评价方法大多采用传统的方法,诸如模糊 评价法、层次分析 法等。 但是通过实际研究发现,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评价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 到很多因 素,这些因素 往往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影响的模糊的数,这也就决 定了传统 方法的局 限性。 本研究引入了基于二元区间数理论的评价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 使用区间 数能够弥 补因为因 素的模糊性而带来的数值不确定性,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更加符合实际[5]。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在现有的关于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上,构建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评价体系;然后依据二元区间数的运算关系,建立多指 标余弦评 价模型;最后利用 该模型对4家企业的 知识吸收 能力进行 了评价和 比较。
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评价指标
对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行评价,首先需要确定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企业的调研访谈,将先验知识存量、沟通机制、企业社会资本、学习能力、研发投入规模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作为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来制定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1.1先验知识存量
先验知识指的是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内涵和知识水平。企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过程,企业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先验知识的影响,这些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方面,企业的先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待新知识的态度,企业更倾向于吸收那些所熟悉类型的知识;另一方面,企业的先验知识越丰富,其理解能力也越高,对于新知识掌握的速度也越快,相应知识的吸收能力也就越高。Schmidt[6]认为企业的先验知识与个人技能、研发活动以及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机制是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于双等[7]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先验知识对吸收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企业的主体依然是人,那么由个体层面也可以推断出在企业层面,先验知识对吸收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2沟通机制
知识从一个组织传递到另外一个组织然后被其吸收,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进行沟通和知识共享,没有沟通,知识吸收就无从谈起,因此沟通机制对于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着很大的影响。李西垚等[8]对我国代工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沟通程度在企业外包过程中,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 企业的吸 收能力。Zahra等[9]也都认为沟通机制是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前因, 那些能够利用机会加强和供应商、合作伙伴沟通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吸收能力。
1.3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所拥有的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的,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有助于实现企业组织目标的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不仅包含与其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包括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社会资本对知识转移能力也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比如,企业在与联系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进行知识转移的时候,合作伙伴会尽最大可能去帮助企业掌握这些知识,从而有助于企业对于这些知识的吸收,企业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就拥有越多的紧密合作伙伴,那么企业 的吸收能 力自然就 越强。 王国顺等[10]通过对469个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通过知识吸收能力这个中介变量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许小虎等[11]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关系要素对企业在知识吸收的不同阶段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1.4学习能力
如果企业有非常明确的学习意识,树立勤于学习的企业文化,就会促进整个企业的员工时常进行学习,企业也会积极主动地去关注企业的外部知识和自身的学习过程,那么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也就会相应提高。刘常勇等[12]通过研究认为组织学习的机制、 学习强度和学习方法对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吕一博等[13]通过对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组织学习机制、内部组织管理等因素影响着实际吸收能力,而创新网络、先验知识等因素则影响着潜在吸收能力。王菁娜等[14]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那么企业就应该建立学习型战略联盟,从而促进知识吸收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组织的学习机制、学习强度、 学习方法、建立学习联盟等等都属于企业的学习能力范畴,可见学习能力对知识吸收能力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1.5研发投入规模
研发投入规模是指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在研发活动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 财力的综合体现。企业的研发活动不仅能够解决问题、推出新产品,而且还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这是因为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技术和产品的知识,这类知识在企业得以积累沉 淀,能够引领企业进入更加有深度的研究,那么当企业从外部获取到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快速地进行理解和吸收。Tisa[15]通过对企业研发强度和知识吸收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研发强度。张德茗等[16]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知识吸收能力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个维度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发投入程度、企业变革态度等因素与知识吸收能力的两个维度都显著正相关。
1.6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比如企业在对员工的管理机制上比较灵活,允许员工到不同的岗位去轮岗,这样员工接触到的东西就越多,知识面就会加宽,那么在遇到新知识的时候,吸收能力也会相应增强。王朝晖[17]把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和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力资源不但正影响着探索式创新,而且可以通过吸收能力来间接影响探索式创新。Jansen等[18]认为企业层面的跨职能团队或者工作的轮换可以拓宽员工的知识面,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可以增加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
2基于二元区间数的多指标余弦评价模型
对于多指标评价方面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各种研究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本研究是对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行评价,难免会因为主观模糊而带来数值的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区间数来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指标线段和理想指标线段之间的夹角进行对比,从而来评价企业之间的知识吸收能力的强弱。
2.1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评价问题在这里可以等同于多指标的决策问题,设有n个待选的企业,企业集记为A = {A1,A2,A3,…,An};评价指标集记为B = {B1,B2,B3,…,Bm};Y = (yij)n×m表示企业集Ai关于指标集Bj的决策矩阵。在多指标决策问题中,各指标的量纲往往不同,不能放在一起直接进行比较,而是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之间因为量纲不同到导致的不可公度性。对于余弦决策矩阵的标准化处理过程,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成本型指标、适中型指标,针对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处理过程,由于本研究中评价指标是由专家打分,分数越高效果越好,均属于效益型指标,所以标准化过程做如下处理:
记标准化后的决策矩阵为R=(rij)n×m。
2.2确定余弦值
本研究引入余弦评价模型来对各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行比较。由以上决策矩阵可知,评价方案为Ri= (ri1,ri2,ri3,…,rim),其中rij的含义为第i个方案中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理想方案记为R*= (r1,r2,r3,…,rm),其中
建立二维坐标xoy,如图1所示。评价方案Ri和理想方案R*在坐标中 对应的点 分别为 (ri1,ri2, ri3,…,rim)和(r1,r2,r3,…,rm),将这些点相连接就会产生评价指标线段集合(ori1,ori2,ori3,…,orim)和理想指标线段集合(or1,or2,or3,…,orm),两者之间的夹角为θij,其中i=1,2,…,n;j=1,2,…,m。夹角的余弦值为:
2.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来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对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得出比较矩阵D=(dij)m×m,其中dij代表的是第i个指标相对于第j个指标的重要程度,有如下定义:
第二步,把比较矩阵D的每一行都进行求和,得出di=∑jm=1dij,进而构造判断矩阵E=(eij)m×m,其中
第三步,构造判断矩阵E的传递矩阵F以及最优传递矩阵F*,分别为:
第五步,通过以上得出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2.4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以上得到的余弦值和权重,可以计算出评价方案和理想方案之间的加权余弦值,记为:
由于余弦值0≤cij≤1,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Ai在指标Bj下的rij与理想方案中的rj越接近,可知的值越大,则评价方案Ri与理想方案R*越接近,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
3实例分析
本研究运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西安市四家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行评价,邀请了管理咨询方面的专家对四家企业进行调研,然后针对企业不同指标进行打分,最后得到的平均分就是企业相关指标方面的得分,具体评判标准如表1所示。
表2是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甲、乙、丙、丁的知识吸收能力评价指标参数,其数值是通过多名管理咨询方面的专家分别对四家企业的各个指标进行打分,综合各方面因素而得到的平均分。
按照表2中的数据构建评价矩阵
利用式(1)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标准决策矩阵
由标准决策矩阵可知,理想方案R* =(1,1,1, 1),利用式(2)可算出每家企业的指标与理想方案指标的余弦值,如表3所示。
根据式(3)和以往专家的评判标准,构造企业吸收能力各个指标的比较矩阵
根据式(4)到式(7)可以算出权重系数的区间值, 如表4所示。
将表3和表4中的数据代入到式(8),可得:
同理可得:
根据二元区 间数的排 序原则,可知。四家企业中,知识吸收能力强弱顺序依次是乙、丁、甲、丙。
4结束语
二元理论 篇7
然而, 现有研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大都将视角局限于国家整体层面或某一具体区域层面, 而对于不同区域间 (尤其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的“三化”发展关系并没有予以关注。比如, 夏春萍等 (2010) 、王贝 (2011) 、徐大伟等 (2012) 主要从国家层面对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2,3];而卢毓俊 (2012) 、吴旭晓 (2012) 则主要从区域层面出发对江西以及中部地区的“三化”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4,5]。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关注的是不同地区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关系。而限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主要是以地理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 探讨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 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相关概念的界定。
工业化通常是指工业部门或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 以及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城镇化通常是指人口及其经济活动在城镇相对集中的过程[6]。此外, 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兴起也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7]。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工业化实质上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的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 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这是因为,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的产业分工不断深化, 整个社会的交易活动更加频繁, 大量的交易费用便由此产生。而为了节省交易费用, 客观上需要将各种交易活动集中在城镇中进行。这就导致城镇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长, 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通常是指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迁两个方面。虽然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但是与工业化、城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因为,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农业现代化的实质也可以看着农业部门内部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农业部门的内部分工会需要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外部分工 (即工业化和城镇化) 为其创造必要的市场机会, 以及提供必要的生产手段。
2.地理二元经济理论的简要回顾。
“地理二元经济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1957) 针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8]。虽然该理论受到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但其研究假定、研究对象和内容均与“部门二元经济理论”存在显著区别。该理论并没有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 也没有遵从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假定, 而是依据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别或非平衡态势, 来做实事求是的地理上的经济区分。缪尔达尔运用动态与结构分析方法, 利用经济发展累积过程中的“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 区别了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内涵, 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发展对其它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 并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采取适当对策刺激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主张[9]。
“地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 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 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地理上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在这种结构下, 发展中国家各地区之间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的运动、贸易的开展会阻碍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但是, 这种“回波效应”作用也并不是无节制的, 地区间差距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 资本过剩, 基础设施难以承受, 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 其生产成本日趋上升, 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 从而减弱经济增长势头。在这种情况下, 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 快速增长已变得相对不经济, 因而就会被迫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向其它地区进行扩散;或者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而将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意向其它地区转移。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这种扩散都将带动或帮助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结果便使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别逐渐缩小, 直至趋向最终达到平衡。
总之, 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经济理论”, 虽然从“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两个侧面探讨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关系。但是该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 而对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而本文将借鉴该理论的核心思想, 对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进行探讨。
二、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
针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生及其相互关系, 威廉姆森 (1965) 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转移、资本流动、中央政府政策和区域间相互关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会呈现出由逐步扩大到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即倒“U”型变化[10]。据此, 我们可以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经济发展关系划分为由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进而分别探讨每一个发展阶段下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
1.不平衡发展阶段下的影响机理。
赫希曼 (1958) 研究指出:“区域间增长的不平衡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随情况和条件”, 而这种不平衡性源于区位差异 (自然因素) 、聚集经济 (经济因素) 和经济决策者的空间偏好 (政策因素) 等因素的影响[11]。由此, 我们假设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假设:发达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拥有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 但是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规模和效率比欠发达地区更大、更高, 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步伐也比欠发达地区更快;而欠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资源, 以至于扣除本地区的消耗后仍然存在大量剩余, 发达地区已经没有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农产品资源可以在不同地区间自由流通。基于上述假设,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不平衡发展阶段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模型, 见图1。
图1显示的是, 在上述前提假设下, 发达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需要欠发达地区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资源的输入, 而这种输入实际上也为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将剩余资源转化为资本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于是发达地区非农产业部门与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的市场交易活动———区际劳动力转移和区际农产品贸易———便由此展开, 并伴随着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行的不断深化而增进。这种交易活动的结果必将引发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的市场需求状况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根据速水佑次郎 (1980) 的诱导创新理论, 这种变化将会诱导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与制度发生变革, 进而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12]。然而, 这种诱导作用并不是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与制度变革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必须依赖于农业公共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 也需要依赖于一大批赋有企业家精神的农业生产者的推动。对欠发达地区而言, 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有限的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支撑起较高的农业公共研发投入, 也难以改善农村教育条件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此外, 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在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部门交易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资金, 在扣除本部门的基本需要后, 也会由于“极化效应”的作用而回流到发达地区的非农产业部门。由此可见, 在不平衡发展阶段, 尽管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诱导作用, 但是这种诱导作用只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总量的增长, 而不能保证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经营制度的进步。
2.协调发展阶段下的影响机理。
赫希曼认为, 发达地区的成长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影响利弊兼存, 即不利的“极化效应”和有利的“淋下效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实际上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了“极化效应”暂时占据了优势。但是当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裂痕”太长、太深时, 政府将尽全力去克服部分由于市场因素作用所导致的“极化效应”。比如:引导人才与资金的反向流动, 为欠发达地区提供特殊税收优惠或者增加公共投资等。根据赫希曼的上述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 由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转向,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区际经济关系也会随之由不平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
进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后,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 发达地区非农产业部门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会不断“淋下”到欠发达地区。但是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并不会因此而停滞, 而是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迈进。而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也会由区域内的聚集式扩张向跨区域的渗透式扩张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政策诱导的结果, 也是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经过长期的扩张后, 一方面会受到本区域土地空间和环境容量的限制, 另一方面则必须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谋取更大的发展。发达地区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依赖型产业, 一方面可以为本区域高端产业的发展腾出更大的土地空间、释放更多的环境容量, 另一方面也促使自身工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而这种渗透式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发达地区与资源依赖型产业彻底“决裂”, 而是发达地区将其产业链上的核心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跨区域渗透式扩张为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首先, 这种渗透式扩张将增进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区域内的农产品贸易。与区际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贸易相比, 节约了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的交易费用, 降低了交易风险, 提高了交易效率。其次, 这种渗透式扩张缩短了发达地区工业部门与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的交易距离, 将增进发达地区工业部门与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的产业链接。通过该产业链接, 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先进生产要素注入到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 也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再次, 这种渗透式扩张, 加速了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这又为欠发达地区增加农业公共科研投入, 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 在协调发展阶段, 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诱导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多条路径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与制度变革创造条件。其作用机理见图2。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断演进, 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促进作用将逐步显现。但是, 这种促进作用须以发达地区非农产业部门与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间的分工演进和交易活动的顺利实施为基础, 以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能够从中获取公平收益为保障。因此, 为了更好的发挥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 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该机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建立和完善区际“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 中央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 建立和完善差异化的政绩考核制度, 降低地方政府产业竞争程度, 促进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升级。而欠发达地区政府部门也要鼓励本地龙头企业和农户积极开拓发达地区市场, 在信息、信贷、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13];要用产业园区发展理念加快本地农产品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投资环境, 吸引发达地区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到本地投资创业。
二是, 建立和完善区际“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运行机制。一方面, 应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区域合作, 整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农业产业链。通过构建跨区域农业产业链, 实现欠发达地区农业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技术与资本优势有机结合, 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与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应共同打造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规范市场运作。从市场规划、市场建设、市场准入等方面入手, 进一步清理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政策法规, 逐步消除区域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