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制度（共12篇）
城乡二元制度 篇1
摘要：“小产权房”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衍生问题。它产生的根源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本文将从“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入手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探讨、论证, 从而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以期对“小产权房”的解决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路。
关键词：小产权房,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
所谓“小产权房”是指在乡镇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 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 用于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居民, 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 而是由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颁发权属证明。又叫做“乡产权房”。由于国家规定, 房地产开发只能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因此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颁发的所谓房产证其实并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没有真正的产权。
一、“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探析
虽然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但全国的房价依然徘徊在高位。在国家严禁建设“小产权房”的高压下, 为何小产权房仍然大量存在,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1、城市的商品房与“小产权房”形成巨大的价格反差
随着城市化推进, 城市土地价值越来越大。商品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究其根本是因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进行房地产建设必须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向政府缴纳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而由于乡镇政府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存在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土地征用费等。所以“小产权房”的价格远低于城市商品房的价格。这是“小产权房”产生的直接原因。
2、“小产权房”问题的实质——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制度
我国把土地权属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两种土地制度的权能存在巨大差异。国家规定, 房地产开发只能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所以国家真正承认的房屋产权, 只能存在于国有土地之上。同时《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 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所以在集体土地上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是“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小产权房”建设
通过国家征收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农民仅仅获得土地征收补偿费。这与直接建设“小产权房”的巨大收益相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甘愿置国家法律于不顾, 通过各种形式, 打着各种旗号建造“小产权房”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二、“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针对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两种派别的批判
“小产权房”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解决“小产权房”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论探讨, 学界主要形成了两个派别即“革命派”和改革派。下面来介绍这两种派别。
1、革命派的主张及批判
“革命派”即完全否定现行的土地制度, 重新进行土地制度设计。它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模式。
(1) 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私有化, 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此种主张的学者认为:从私有化之于国家意义, 认为土地私有化不仅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对减少社会纠纷, 安定社会, 稳定地方财政也有重大意义。土地私有化之后, 土地市价上升, 土地交易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
但笔者认为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在中国带来的震动是不可估量的。主要理由:我国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土地私有不仅与基本制度相违背, 而且极易可能导致土地买卖泛滥、土地兼并现象重现。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形下, 大批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会失去最起码经济保障。实行这种制度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实在得不偿失。
(2) 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 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此种制度在于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主张的学者认为:土地国有化可以降低土地管理成本。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情况下, 国家对土地交易的管理既要越过集体一级, 又要顾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在。而众多集体的存在, 在国家欲对大范围的土地统一部署时, 就涉及多个集体利益的协调。反之, 国家凭借其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 就可直接与单个个体发生联系, 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笔者认为贸然把土地收归国有, 会割断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并可能会导致社会巨大震动,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种制度现阶段在中国行不通。
2、改革派的主张及批判
改革派即在现有土地制度基础上进行土地权利完善或进行某些政策性调整。主要有以下两种主张:
(1) 保留和完善土地所有制, 赋予集体土地更充分的物权, 包括管理权、处分权、流转权、收益权等。此种主张的目的是使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享受同样的权利。
笔者认为此种制度设计不仅能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而且应是中国土地制度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2) 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 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征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此种主张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目前的征地制度, 使得政府调控资源配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政府没有把土地资源作为公共干预手段, 而是地方政府谋取利益的手段, 现有征地制度中政府凭借在征地中的优势地位, 政府总能攫取土地出让金的巨大收益, 致使土地收益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合理。正是这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不愿意把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而是自己开发以获取更多土地收益和其他收益。
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可切断“小产权房”背后的土地收益基础。但这会触动政府的既得利益, 而且利益多重分配极易导致腐败问题滋生。
三、基于中国基本国情针对“小产权房”问题的制度设计
1、对已建成“小产权房”的处理措施
对于已建成“小产权房”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分情况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对于建设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如果符合建筑质量标准, 且规划合理, 应本着尊重历史、有利民生的态度加以确认。具体方式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 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 补办有关手续等措施使这部分“小产权房”合法化。这不仅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而且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对于占用农村耕地和国家基本农田的“小产权房”, 因其触犯了国家保护耕地的底线, 不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 应该坚决予以拆除。
2、对将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制度构建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看, 土地产权制度可以是国有的, 也可以是私有的, 同时还可以是集体共有的。每种制度都应该根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单独评价一种制度的好坏优劣, 而忽视国情、民情是不可信的。
2008年底, 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必须通过统一的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规范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管理改革。”
由以上笔者认为,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国家统一的土地市场将是未来土地改革的大方向。笔者认为:将一定存量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进行开法建设, 使其具有和国有土地同样的权利。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房产开发国家应予承认。并且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所获得的收益应先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以保护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样“小产权房”问题不仅可以解决而且被限制在合理的存量范围与价格之内。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城市过高的房产价格。对国家整体和利益相关者都是有益的。这符合我国基本国情, 也可使现阶段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震动降到最小程度, 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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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制度 篇2
摘 要:城市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快城镇化进程,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文章从分析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城市建设存在问题入手,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思路与方法。确定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明确城市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对城市特色进行准确定位扩大城市规模,调整功能分区,建设新区,打造建筑特色建设绿色城市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 城市特色 城市定位 经营城市 绿色城市
城市的涵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地域空间的集聚性。现代城市集聚了人口,集聚了科学和文化,集聚了社会活动。加快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以中心城市建设为主的城市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城乡一体休的必要保证。承德市是国家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44个重点风景区之一,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避暑山庄、外八庙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资源,使得承德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开发与文化研究价值,也使城市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行政区划分的不尽合理是首要因素。由于城市区划不尽合理,城市规模过小,对经济拉动不强,造成城市功能不全、经济辐射不够,纵观承德经济发展的历史,之所以经济欠发达,原因很多,其中城市区划不合理、功能不全、规模过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城市区划不合理,限制了城市外延的发展,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致使一些中小城市不应有的城市病过早在承德出现,并且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
2、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作用不强。突出表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很多县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确定,不是根据市总体规划,而是凭小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和长官意识,造成城市建设出现短期行为,甚至存在改变城市建设用地性质的情况。
3、建筑设计思想不活跃,城市建筑形式呆板、色彩不鲜明、风格不突出,缺乏生机和活力。从全市建筑总的格局看,仍没有摆脱直线加方块的模式。
二、城市建设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
(一)对城市特色准确定位
1、城市的个性是一个城市独具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标志和城市的名片,每一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从承德城市形成的历史看,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就是城市之魂,是城市之核心。因此,城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山庄外庙,烘托山庄、外庙,一切影响、破坏山庄、外庙,影院景观的建设活动都必须停止。城市的各类
建筑,应以突出山庄外庙,为出发点,与山庄外庙,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丰富和弘扬山庄外庙的内涵。
2、加快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明确城市建设方向和目标,对城市进行准确定位。根据承德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结合中央、省对承德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城市定位为:建设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的山水园林城市。城市性质定位突出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是承德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城市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保护、突出、烘托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城市的魂。
3、承德的城市结构为带状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确定以后,在城市建设中,要突出城市的特点,从城市的总体空间布局,到局部地段建筑的群体设计和重要建设的单体设计,不但要科学合理,而且要注意艺术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自然景观资源,详细研究城市历史风貌,突出体现承德特有的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等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心构思城市建设,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
(二)打造承德建筑特色,为后人留下城市建设可循之则
城市建设总体思路和城市建设的目标确定之后,要坚持数年、数代、逐步形成承德的建筑风格与特色。相关专业部门要认真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地域特点、历史沿革,城市个性。城市设计要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为核心,以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以及京津后花园为目标,以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为主基调,充分体现清王朝陪都、清代全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特点。表现历史与现实相融合、古典风格与时代风貌、人文和自然相统一的特征。应确定承德各类建筑的主色调,逐步形成独特的城市建设风格。
(三)大打生态牌,建设绿色城市
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之中,承德是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闻名国内外。避暑山庄独特的造园艺术,市域内众多的生态旅游资源,为我们建设绿色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城市绿化建设投入少、见效快,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一条有效径。目前,我市在绿化建设上,存在很大差距,市区除山庄绿化外,城市绿地较少。空出规划的“龙头”作用,采取多层次、多品种、多形式布局,以城市公共绿地为重点,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化为依托,以街头绿化为点缀,坚持绿化与美化同步,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城市绿化的水平与档次。
三、采取经营城市的原则,拓宽城建融资渠道
积极探索“经营城市”的新路子。在职市经济条件下,城市本身不仅具有价值,而且经营得好还可以增值。我们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观念,深化改革,走“经营城市”新路子。这既是解决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措施,更是不断推动城市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的重要途径。一是政府要对拟开发建设的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经营。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城市规划有效实施,另
一方面也能筹集一笔巨大的建设资金,为城市发展备足后劲。二是政府要统一经营城市地下公用设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多头建设多头建设多头经营而出现的“开膛破肚”现象。三是利用市场机制开展资本经营。比如运用好市场经营权、城市公共广告空间使用权、城市各种设施及地名冠名权。主要应用的方式方法:
(一)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是资金。要将城市新增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归集分类,逐步开放市场,积极采用国际上通用的BTO(建设、交还、经营)、BOT(建设、经营、交还)、BOO(建设、经营、享有)方式动作。
BTO,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交给政府。政府再把设施出租给私营公司经营。私营公司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BOT,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内享有使用权,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期限一到,则把所有权交还政府。BOO,项目由经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样做,私营公司乐于长线投资和追加投资。
(二)坚持公平竞争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不走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只能是企业亏损,财政不堪重负,公用事业发展进入死胡同。要按照“行业管、社会办”的原则,建立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经营许可制度,在管住管网和线路的前提下,即目前除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的管网等大型项目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其余城市市政公用行业项目,都允许或者鼓励社会资本和私营企业投资,使各种经济万分和经济组织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与竞争。
(三)盘活基础设施存量
就城市建设而言,盘活存量就是围绕产业化经营,盘活城市实物资产,使城市基础设施资本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把“死钱”变成“活钱”,实现以资产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一是将项目的特许权出让和转让。二是对附属在基础设施上的廷伸性资源的经营。三是积极推进城市基础有偿使用和有偿服务。
(四)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
城乡二元结构浅析 篇3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农业
[作者简介]董文明(1980-),男,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姚燕青(1978-),男,河北尚义人,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老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
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这60年是中国摆脱沉沦走向振兴的60年,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60年。60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一结构的实质是什么,它在我国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结构,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未来改革中面对的切实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
城乡二元结构的三层含义:其一,城乡二元的存在,即城市和乡村两个具有不同的经济活动和聚居方式的存在;其二,城乡二元体制,即在城市和乡村实行不同的政策和制度,或对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实行两种有差异的政策和制度;其三,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比如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高等,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收入低等。
从上述三层含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还是居住地的不同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它的实质在于城乡所实行的两种不同政策和制度。这种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刚性的,是历史的产物;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流动频繁,所以刚性的东西逐渐被软性的东西替代,即收入和消费水平。但无论哪种从根源来看还在于城乡实行的两种不同制度。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与我国的封建制度、地理环境、交通、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在此本文仅就建国后的历史状况、制度变化谈一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新中国是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现代工业,没有资本条件。只有人多,但人多并不等于人力资本高,甚至不等于人的身体健康。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何发展经济,当时党和国家从全局考虑同时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二是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看,新中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很难在短期内为农业提供支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捷径,而且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劳动投入,这些资金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对外侵略来实现,因此只能在国内由农业来解决。而投入到重工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所有非农业的劳动,也需要依靠农业生产的粮食来养活。由此对一个人口基数大,生产力落后,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面对这种压力和挑战,中共中央为稳定社会、保障我国工业化发展需要,采取人为手段在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约束性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同时在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而农民则没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
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其它相关制度相结合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也就逐步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弊
城乡二元结构是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结构,其结果也正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
(一)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二元结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二元结构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严重阻碍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现为:
第一,影响了农民的自我实现。二元结构使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被人为弱化,不能享有正常的国民待遇。首先带来的是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教育不公、城乡失衡,国家教育投入明显地重城市,轻农村。最好的设施、师资和管理等公共教育资源流向城市。而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校舍简陋,师资匮乏。其次是延续50多年的现行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固化了城乡差别。还有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难以在党政机关求职等等。这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同时建国后我国为发展工业实行了“挖农补工”政策,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吸取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来满足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此外,国家还通过税费从苦不堪言的农民身上收取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第二,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甚至低于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若没有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远高于现在。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三,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或障碍,不仅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而且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会因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现象的继续存在而受到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受农民收入下降的影响,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从而影响与供给有关的产业结构发展。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功绩。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为实现赶超现代化形成的,它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合理性。正是这一结构,为我国完成内向型积累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球赢家提供了可能。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完全分开了城市和乡村,也使农村无代价的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原料和资金。建国初期,我国粮食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的形成使城市所需的农副产品及城市工业所需的粮食原料都由农村提供,同时城市工业以轻工产品与农民进行不平等交换,其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发展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原始资本。有人估算这个剪刀差总共有6000到8000亿元。由于当时工业水平有限,我国外贸的主要来源也是农副产品的出口。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储备了大量人力资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文明发达而著称的国家,农业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这些农民可以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缺口正是由农民实现的,改革开放后30年这些农民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动力之一。何新早就说过,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新中国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迅速,社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但在这60年中我国始终保持着变而不乱的状态,原因何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不说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起作用。这一结构使我国有一个稳定的农村和庞大而稳定的农民群体。在现实中农民家庭一般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两种,其中务农收入可以简单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务工收入则成了家庭储蓄。这样,一个农民家庭不仅能在农村中过上体面的生活,还可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当经济发展形势大好时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能回到家乡进行短暂的休息,过田园生活,因为他们手中还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这就是农村、农民稳定的原因所在,同样这些也为我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争取了更多回旋的时间和空间。
四、结束语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后发国家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安排下形成的。它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它在一定条件下帮助我国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赢得了一席之地。同时它也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社会不满和强烈反对。改革开放的30年也已经过去,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一项事业也应当是三十而立,是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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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拥堵缘于城乡二元结构 篇4
春运综合症本质是短缺。价格低, 就会出现短缺, 就会有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现象发生。理论上, 只要把价格提到足够的高度, 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就会消失。
但是春运拥堵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一般来说, 价格提高, 需求量会下降, 供给量会增加。提价会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最终效果依赖于需求和供给的性质:一是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怎么样, 二是需求在时间上是否平滑稳定。无疑, 春运在这两方面具有很是不同于一般价格现象的特征。
春运的需求价格弹性低, 不是简单的回家过年这样的文化、习俗问题。那些农民工朋友, 他们的孩子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的爹妈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内心牵挂。要把价格提高到能让需求量显著减少, 那会是不小的高度。让他们分散了时间回家吗?就业压力巨大,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工厂大门外还有人等着顶替呢。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就算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他们敢不敢请这个假, 敢不敢回这个家?那些大学生朋友, 他们没有心头肉在老家农村, 但是一放假学校就不让他们住校了, 不回家上哪里去?
假如小幅提价便能有效增加供给量, 那么还是可以通过提价来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可惜春运的供给价格弹性也低。客运运力供给需要巨额投入, 这决定了客运运力短期里是近于固定的。由于客运运力需求呈现在春节期间短期巨大爆发的特性, 因此在不是太高的价格下, 要使供求平衡不出现排队购买的春运综合症, 长期运力一定是过剩的;如果长期运力供求平衡, 春节期间就很难没有春运综合症。除非大幅提高春运价格, 高到足以大幅减少春运需求量的程度。或者大幅增加运力供给, 大到春运收入足以弥补运输企业平时闲置运力的损失而不亏损的程度。
不能否定:只要有排队购买, 有非价格竞争存在, 就会有租值消散发生;从社会的角度看, 浪费发生了。但是,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 更是一个如何切割蛋糕的分配问题。假如没有交易费用, 那么总可以转让提价受益方的部分收益给提价受损方, 让所有人都受益又没有浪费发生, 实现卡尔多改进。问题在于, 交易费用是存在的, 这种补偿基本上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在要不要大幅提高价格, 以消除浪费呢?老实说,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不可能给出答案。要由利益各方博弈决定最终结果。
博弈的现实结果不言自明。不过不要以为价格低于供求平衡价格, 乘客就能得到其中的全部差价。价格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票面价格, 排队等候、拥挤踩踏都是价格。由于人的时间成本不一样, 抗拥挤踩踏的能力也不一样, 大家对排队等候、拥挤踩踏的评价也就不一样, 因此定价问题又始终是一个分配问题。多数人之所以愿意选择低票价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 一方面因为票价不提到足够的高度, 他们既要支付更高的票面价格, 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也改善不了多少;另一方面, 他们大多是低收入者, 时间价值并不高, 愿意用时间换低票价。
这也带来了黄牛党功过是非的问题。诚如薛兆丰先生所指出的:是票面价格与实际供求平衡价格之间的差额造就了黄牛党———“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 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 然后卖给乘客, 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 而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 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 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生存的空间。黄牛党的存在, 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黄牛党节约了那些时间价值评价高的人的时间,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而只要价差存在, 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 包括实名购票, 注定都是无效的。
春运拥堵问题, 说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 而是深层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户籍制度不取消, 小孩在城市上不了学, 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 不能安下家来, 春运综合症就没有消失的一天。
留下一个有趣的话题:集体行动理论说因为人数多, 消费者之间搭便车, 结果是少数生产者掠夺多数消费者的贸易保护。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春运出现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呢?■
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分析 篇5
摘要： 我过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城乡两部分居民被分成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多危害，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我们的党务之急。
关键字：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背景
中国2000年来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已导致了二元结构的存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国社会注意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注意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发面和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进步，而改革开放的措施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点我们国家做到了，因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国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二．二元结构的构成因素
在今年的1-9月，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22元，同比增长10.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845，同比增长13.7%。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0年来最大，绝对差距达近万元。
城乡二元化不但表现在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上，还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城乡两部分居民被分成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i等方面。我过法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
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
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职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
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危害
1．造成城乡居民长期不平等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平等，首先是制度不平等，如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成为入托、入学、就业、社保等。城乡有别的法理依据，一些部门甚至启动与城乡二元结构、居住地强行挂钩的利益寻租，借此乱收费，谋取私利；其二则是法理不平等，例如农民缺乏享有按人数选举人大代表人数，在人大代表中真正平民百姓比农村官员要少。
2.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二元结构是城市富、农村穷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中国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往往是从农村进行原始积累的，从农民手里以很低的费用甚至无偿得到土地开发，加之中国特色的以农支工、以农村支援城市，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当今的中国城市越来越富裕，而农村则越来越贫穷，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云南省为例，云南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倍，且有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0年是3．21倍，2003年是4．4倍，2006年上升到的4．8倍[1]。
3．限制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
人力资源是农村第一大资源，城乡人口分割、城乡管理断裂、左的思想歧视和制度的禁锢，长期限制着农村丰富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转化为社会财富。因此，农村人民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贫穷落后。在近几年放宽人tEI流动限制、乡镇企业异军兴起，打破了农民只可务农的禁锢，许多地区的农村大有起色。我国土地总资产25万亿元，是农村第二大资源。取消统购派购，可以自由种植，土地可以转让开发，土地的产出率明显提高。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取消对农村居民的限制，农村这两大资源通过科学配置，就可变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巨大的经济优势。让农民享有权按照宪法维护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权益、城乡居民将能均衡使用城乡资源，将促进资源科学配置，ii
促进资源发挥最佳效益，进而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
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制约着我过经济的发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为此，解决城乡的二元结构，要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面来。
i 《城乡二元结构》，百度百科
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篇6
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说来不可思议，它的出发点，恰恰是要“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这种自由的历史，就是从“保障自由”到失去自由。现行户籍制度的前身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保甲制度。户口登记制度以户为单位，不同于以个人为单位的公民身份证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控制，而不利于个别家庭成员的迁徙和城市化。但在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初期，它还没有成为政府控制城市人口的工具。1951年7月16日，经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其第一条指明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公安治安工作会议指出：“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12月，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人口统计工作，并规定农村户口登记由内务部主管，城镇、水上、工矿区、边防要塞区等户口登记由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资料的汇总业务由国家统计局负责。1955年6月，国务院发出《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对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变动登记作了明确规定。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统交公安机关负责。3月，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的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在这一时期，还没有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迁徙加以限制。1954年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4年至1956年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七千七百万，其中包括大量农民自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
户籍制度的普遍建立为政府对基本必需品的统购统销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手段，反过来，粮食等基本必需品的统购统销又为限制人口自由迁徙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控制工具。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私营粮商，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1955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前者规定：对全国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并发给供应凭证的制度，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四种。后者规定：除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人口、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灾民外，农业人口一律自产粮食。这样一来，没有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粮食供应凭证的农民，如果自发迁移到城市中来，首先就会遇到无处觅食的困境。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的极速发展极大地打击了农村生产力，降低了农业生产率，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这就使控制城市人口成为当务之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1月9日，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据该条例，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只有当人与住址相结合，在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后，法律意义上的“户”才成立。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公民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在同一时间只能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地方暂住三日以上的须申报暂住登记。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以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不按条例规定申报户口或假报户口者须负法律责任。《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样就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并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1958年9月和1962年12月，有关部门先后规定：“对农村县镇前往大中城市”及“中小城市迁住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加以控制。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确定了户口迁移的主要原则：“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至此，以城乡二元为基本框架，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镇(含矿区、林区等)、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一般农村梯次构成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便完全成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明显地与宪法相抵触，是严重违宪的立法。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制定的三部宪法中，更是干脆取消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
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形成，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的产物。重工业、军事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资金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就意味着比优先发展轻工业大幅减少城市中的工业就业人口。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人均资本拥有量大体呈下降趋势，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每一工业劳动力占有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四点八倍。据专家估算，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以相同数量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能增纳工业劳动力一万七千一百一十三点七万人，而实际只吸纳了八千零九十一万人。同时，政府也不愿意把建设资金花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安置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上。五十年代确定的城市建设工作方针是：首先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不多的某些大城市和一般的中小城市，虽然还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地方和目前还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求的地方，但这些城市只能进行一般的维护检修，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新的建设。为了集中力量保证工业建设，就是在各个重点城市中，也应以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道路、上下水道、工人住宅等工程项目作为建设的重点。其他的生活福利设施虽然在做城市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但在建设的步骤上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必须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地进行。195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设标准》的指示，将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非生产性项目，要求压缩投入，降低标准。如果放任农民自发流入城市生活居住，势必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要求，分散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建设资金。在另一方面，由于统购统销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式损害农民利益(有人估计1954—1978年间总额达六千亿元，超过名义上的农业税两倍)，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对城市居民供应足够的粮食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陈云曾说：“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就促使中国政府把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发展到一个极端，即把生产要素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也完全纳入计划管理。事实上，户籍制度对人口迁徙的控制是被动的，从属于国家劳动就业的计划分配。政府对城市人口机械性增加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国家劳动计划，而户籍管理则是保证这种计划控制得以有效实施的行政工具。
1955年5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决定，建立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力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继五十年代初把从前政权接管人员“包下来”之后，1956年国家又把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包括转变为职员的前资本家)“包下来”。这时，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已经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复员转业军人也由国家统一安置。于是在1955年至1957年间，基本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控制劳动力的“量”，而且控制劳动力的“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加强城市中的社会控制，消除“不安定因素”，先后把一千六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又从农村中招工一千多万人，实行了一次以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对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的大置换。在“统包统配”制度下，国家对城市中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承担了安排就业的义务，用统一招收的方式将他们分配到企业和其他机构中；对于国家安排就业的人员，则由企事业单位负责提供各种福利，并不得随意辞退。这样，由国家“包下来”并通过单位享受“高福利”的城里人(非农业户口)，便成为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贵族”。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到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连“招用临时工”也“必须尽量在当地城镇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每年“农转非”的指标，国家控制在当地非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五，只有特别有门路的农民，才可能一跃而跳过龙门，受到被公家“包下来的”恩宠。秦晖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民与非农民的界限既不是在种田人与不种田人之间，也不是在大型聚落(“城市”)和小型聚落(“乡村”)之间，而是在两个世袭或准世袭的身份等级之间：农民就是那些非经特别批准便只能世代属于“农业户口”者，而非农民就是世代拥有“非农业户口”者。“外部权势的分配”使农民作为一种凝固性的身份性群体被整合进社会。身份的划分是非竞争性的，不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或机会，而是一种“传统的安排”。因此，身份制的社会必然是个人权利极不发达的社会。
身份制与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形成，导致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在六十年和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突飞猛进，中国的城市化却在原地踏步。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和“文革”期间，城市化人口还曾两度大幅下降。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分别用IU比和NU比代表以就业比重和人口比重表示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和非农产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195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IU比和NU比基本都低于零点六和一点二，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低于零点五和一点二；而中国1978年的IU比和NU比分别为零点九七和一点六五。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工业就业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便相应增加两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而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工业就业人口相应只能增加城市人口一个百分点。由此而产生了制度性的城乡两地“夫妻分居”社会问题，影响到几千万人的家庭幸福与生活质量。如果用工业净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率，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据国际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般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高于工业化率；低收入国家高二个百分点，中下等收入国家高二十一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如美国1970年高出五十个百分点，而中国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竟低于工业化水平三十一点五个百分点。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将城市劳动生产率与乡村劳动生产率之比定义为“城乡二元结构比率”。他们发现，按净产值计算该比率从1952年的一点六零提高到1978年的六点三八。由此而导致的城乡人均收入之巨大差距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欧美国家没有出现过，苏东国家没有出现过，日、韩及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没有出现过。而且，通过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而集中到城市中来的财富，并没有使“城市贵族”真正过上富裕的生活。国有资产的资金产出率日益下降，重复建设、无效投资比比皆是，仅一个三线建设，无效投资即达三百多亿元。城乡隔离二元结构通过阻断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几十年来在经济效益上至少损失了十几万亿元现价人民币，这还不算它对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人伦道德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人为遏制城市化危害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政府开始逐步放松对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首先终止了荒谬的逆向运作，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解决了落实政策人员、返城知青和精简下放干部、职工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农转非”的控制指标，从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千分之一点五，调整为千分之二。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干部(高级专业技术干部，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工龄二十年以上的中级专业技术干部，有重大发明创造，在科研、技术以及专业工作上有特殊贡献的专业技术干部)，其家属“可采取分批、分期的办法”迁往城镇落户，不占公安部正常审批的控制比例。此后又陆续出台了几十项“农转非”政策，解决了党政处级以上干部、军队和政法系统干部、煤矿井下职工、三线艰苦地区职工、远洋船员等多类人员的家属迁入城镇落户或在原籍“农转非”的问题。从1984年到1988年的五年中，“农转非”人口累计达四千六百七十九万人。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耕地经营，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指县以下集镇，不含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粮油部门要做好加价粮油的供应工作，可发给《加价粮油供应证》。至1986年底，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全国办理自理粮食户口多达一百六十三万余户，计四百五十四万余人。此外，各地还陆续自行办理了集资性“农转非”。到1992年上半年，据公安部对十七省区九百五十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二百四十八万人。针对这种混乱情况，同年8月，公安部代拟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征求各方面意见。从10月开始，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以省政府名义下发通知，并着手试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的实行范围是：小城镇以及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建立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是县城以下的集镇。办理的对象是：投资外商的国内亲属和聘用的管理人员、生产骨干及其直系亲属，投资内商所聘用的管理人员、生产骨干及其直系亲属，购买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国内居民及其直系亲属，符合现行“农转非”政策因受指标限制不能在城镇入户的人员等。各地可根据需要适当收取城镇建设配套费(配合现行“农转非”政策者除外)。对办理了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居民，按城镇常住人口进行管理，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因其证件的印鉴用蓝色，故也称为“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纳入蓝印户口的管理范围。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提出：(1)今后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问题。（2)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根据资源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3)男性超过六十周岁、女性超过五十五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该城市落户。（4)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结合本地发展情况和综合承受能力，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并强调对于在城市落户的人员，不得收取城市增容费和类似增容费的费用。这是1978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尽管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宽松措施，在允许公民在国境内自由迁徙方面，中国要与世界通行准则接轨，仍然相距遥远。而且，不时地还会出现一些回潮。1989年10月，国务院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把“农转非”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实行计划指标与政策规定相结合的控制办法，即：各地审批“农转非”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范围内，符合政策规定没有指标的，暂缓办理，有指标而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不予办理。广东省有城镇常住待定户口人员二十万余，本来可以按占非农业人口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每年解决其中一部分人的城镇户口，国家对“农转非”实行计划管理，统一下达控制指标后，这些“黑人黑户”就成了“永久牌”，完全无望在国家计划指标中占据一席之地。
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全国人户分离(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常住户口在外地，或在本地居住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有四千四百七十六万人，各类常住户口待定人员(即已有新常住地而无任何户口登记的“黑人黑户”)二千七百一十五万人。据公安部《一九九七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同年6月30日24时，全国登记暂住户口三千七百二十七点五万人，其中在农村务农者仅一百五十三万人。另有几千万城镇中的流动人口没有进行任何一类的户口登记，例如建筑包工队中的小工等。所谓准市民阶层，就是由以上几类人构成的。他们在城镇的各种经营活动中作为纳税人向国家交纳了税费，却不能享有市民阶层的各种权益和待遇，当然更谈不上享有在城镇中选举和被选举的自治权利。
城乡二元制度 篇7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社会上体现为城乡分治、经济上体现为投资体制上的城市偏斜、政治上体现为城乡居民谁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等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公平秩序, 具体表现在城乡居民社会政治权利、收入不平等;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不平等和城乡社会发展不平等。
问题的成因在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所谓结构刚性是指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呈现“凝固化”的特点。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业化转移速度慢且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构转化速度, 最终导致城乡差距难以缩减的恶果。其成因主要有:
一是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数据表明, 从1978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产值都不断增长, 但涨幅却有明显差距。第一产业的产值贡献翻了39倍, 第二产业翻了107倍, 第三产业翻了198倍。而反观我国当前就业结构, 根据同期统计年鉴数据, 2010年底我国共有就业人口76105万, 其中第一产业占36.7%, 第三产业仅占34.6%。也就是说36.7%的人口从事着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比例的产业。这一反差说明我国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
二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根据1978年至今第三产业的增加指数变化, 虽然我国第三产业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但发展的速度相对于国际还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一般由三大产业协同带动发展, 而我国还处于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带动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低效率模式中。劳动力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
三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 而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呈现出人数基本均等的现状。数据表明1900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为15%, 到2000年这一比率达到48%。而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6.2%, 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城市规模还不够大, 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无法容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滞。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劳动力流通十分不顺畅, 不能形成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这是阻碍农业人口非农业化的最重要政策原因。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寻找软化消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方法。想真正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恶性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城市化水平,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充足的就业空间, 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解决措施与建议:
第一, 提升劳动力的自身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对劳动者的素质也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劳动力能否顺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综合素质。国家应加强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 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 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从根本上提升劳动力的水平。
第二, 重视农业发展。为了实现产业均衡健康发展, 我国必须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技术改革的根源, 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农业技术, 促进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良性消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针对现存问题, 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推进我国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平衡,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提供充足的就业空间, 达到产业均衡健康发展的效果。
第四,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二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大的就业容量和居住空间, 才能真正改变现在劳动力“钟摆式”的不稳定流动, 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与城市先进的生产要素结合,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质性制度。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无形壁垒, 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摘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公平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软化消解此问题的具体措施。这对于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军, 代威.《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趋势》.
[2]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
从人权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结构 篇8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在国内, “城乡二元结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 一元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 另一元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两种户籍制度为基础, 形成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的公共事业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 使得城市和农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形成了一个高度僵化、严格分离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及其影响
1、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 以重工业核心的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工业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 而农业发展却严重受阻。而政府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等种种方式加快城市工业的发展, 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2、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政策与法律上标志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
3、在技术上的差异是形成恶性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国家通过牺牲农业, 来换的工业体系。由于城市没有向农村输出相对先进的技术, 而且即使城市输出技术, 农村也不具有这样的技术装备。
三、二元结构带来的突出问题及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一) 突出问题
1、农业发展问题。
在加入WTO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 我国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无法面对着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业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消费要求”。
2、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招工、搬迁和谋生的自由度还比较大。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近2000万人口重回到农村, 从此, 农村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基本停滞。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拥有一种特权, 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迁入的抵制, 反对农业人口分享公共资源, 是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压力。
3、二元行政管理制度。
城市基层政府是居民委员会, 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而在农村则实行村民委员会, 工资由当地的集体产权收益来提供。前者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 在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远高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二) 不平等的后果
1、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
农村居民除非考上大学, 否则将世代务农, 而市民子女则永远是市民, 农民几乎不可能转变为市民, 这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 违背了人生来是平等的基本原则。
2、居民收入不平等。
据统计, 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3:l, 这是收入绝对数上的差距;再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从2000年以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为5.8%, 城市为9.9%。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性消费, 而是追求发展与享受的高层次消费。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
3、社会事业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
没有医疗保险, 生病只能自己掏腰包;没有养老保险, 年老只能靠子女赡养。
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来看,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相反, 国家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电力、自来水、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 农村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
城市的优势:1、政府多年来的财政投入;2、法律、经济、政策等多年来的倾向;3、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而换来的;4、在过去, 城市居民可以分房或买房, 有了房产证即可去银行贷款, 进行融资, 然而便可以投资做生意。所以, 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农村所缺乏的, 该是时候将这些优势投放到农村了。对农民的第一次放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对农民宅基地或承包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权的放宽, 这将是农村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是目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对宅基地或承包田放开后, 农民也可以融资, 也可以有资金做生意。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想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先不要谈人权, 也不要谈法治管理, 而是首先做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事,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希望了。
参考文献
[1]、陈瑞莲, 李学.城乡二元结构与国内现实[J].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200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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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9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板块中强调,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拉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距离”, 已成为未来中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及其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根据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 当基尼系数小于0.2时为高度平均, 0.2~0.3表示相对平均, 0.3~0.4为比较合理水平, 0.4~0.6为不平均,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同时, 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 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经过数年长期跟踪, 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 并于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 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结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 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大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 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利用泰尔指数, 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被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这三种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贡献率是不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提高, 提高了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下降, 由52.7%下降为38.5%。如果单纯观察中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即城镇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相比, 以基尼系数来反映, 目前只有0.32左右, 不仅与前些年的0.30左右相比, 并无多大提高, 而且还是在安全线之下。如果单纯观察中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即农村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较, 目前也只有0.35左右, 与前些年的0.34相比, 也无多大提高, 同时也是在安全线之内。
(二)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这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后, 农民收入增加,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不变或者下降,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还可以看到, 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出来的, 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很多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 上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不能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 比如说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费医疗的, 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 而农村的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 农民却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 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 甚至是六倍。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 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 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 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
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二元性特征的加深, 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
(一) 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 (W·A·Lewis) 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二元经济”, 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 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 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 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之为“零值劳动力人口”;二是现代部门, 包括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的商业和服务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之所以长期陷于低水平旋涡和贫困化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阻障。因而, 刘易斯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应突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按照他的逻辑, 经济发展的实质, 就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农业部门的日益萎缩。其次, 在工业化过程中, 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 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 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 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 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 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将进一步激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出现较大落差。从恩格尔系数观察, 2004年城镇居民为36.02%, 农村居民为54.15%, 可见消费结构差异之大。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城乡消费水平出现较大差异导致城乡生产能力、产业结构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城镇居民随着城镇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 制度体系日臻完善, 收入水平不断较快提高, 充分享受着工业化和改革带来的成果, 目前已进入了住房、汽车、旅游等消费结构升级时期, 进而推动着产业不断升级发展。而另一方面, 受收入水平低的制约, 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乡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家用电器时期, 有的甚至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较低的消费水平严重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升级,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被抑制, 绝大多数农民只能被束缚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 从事着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农业, 城乡产业严重分割, 进一步形成两个互相封闭的系统。加之随着城乡公共产品资源布局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出现失衡, 城乡之间人的素质和社会结构将产生较大差异,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将更为突出。
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 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 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 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一) 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按照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用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用市场化机制运作农业的思路, 积极破解“三农”难题。二要跳出农业抓农业,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加快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 大力培育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增强辐射和带动农民的能力。三要按照产业化、标准化的思路, 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打破传统的“粮油猪”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 让农民在调整结构中增加收入。四要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提高农产品规模效益, 着力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 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 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 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的规划发展, 加大对无公害农产品的扶持力度, 通过规范化运作, 切实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
(二) 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 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傅晨教授运用“劳动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 估计到“十五”期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1.8亿人。与此同时, 还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还以13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此推算, 到2015年,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亿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低下, 这可以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实际现状得到证明。因此, 大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当务之急。而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化的结果, 就是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它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转移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不仅如此,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它还能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
(三) 加速农民土地规模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改变了粮食供给长期短缺的现状;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要想在家庭小块土地经营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家庭经营土地规模狭小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通过它可以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减少现有农户和自然村落。大幅度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 从而增加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在此基础上, 如果进行制度创新, 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 实行土地招标、入股、租赁、转包等多种有偿使用方式, 就可以使土地逐步向留在农村务农的种植、养殖专业户集中, 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量, 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民获得明显的农业规模经营效果, 增加收入。
(四) 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 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 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 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 实际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 首先要消除就业歧视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劳动者都是市场的主体, 他们完全有权利、有理由选择自己所适合的职业。对于城乡的劳动者来说, 就业选择权应该是平等的。建立公平竞争体制是市场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 因而, 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是极为重要的。其次是消除隔离体制。要进一步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改变, 小城镇户口应完全放开, 大中城市应该逐步放开户口, 尽快从目前的户籍管理向身份证管理过渡, 为居民异地就业创造条件, 简化就业手续, 降低就业门槛, 以减少就业成本,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把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和农村劳动力纳入这一体系中。
参考文献
[1]吕军书.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6, (2) .
城乡二元制度 篇10
党中央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最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通盘考虑和配置各种资源。加大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一体化。
一、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分析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提出, 用来揭示发展中国家的工农城乡之间对立及其运动过程的二元结构理论, 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 对南阳城乡二元结构的量化测度如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 (1) 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别显著。南阳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小于1, 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 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介于0.1~0.4, 而发达国家一般在0.5-0.9, 说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由于非农产业主要分布在城市, 农业分布在乡村, 因此, 非农与农业之间的差距也就同时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距。 (2) 二元对比系数又在逐步降低, 由2007年的1.20降至2011的0.15, 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这是由该时期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引致的结果, 是一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以下特征: (1) 农业作为传统的经济部门, 处在长期的发展停滞阶段。由于中国农业人口过多以及长期的分散经营, 对农业机械化的使用较少, 加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不前, 导致了劳动生产率极低。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税的减免, 但仍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增加。 (2)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左右, 但其产出只占GDP总值的不足10%,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 服务于城市的“工业化”, 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 由于制度等原因, 农民进城做贡献,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城市待遇, 没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 即出现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字显示, 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53亿人, 每年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即所谓的“农民工”, 他们在保险、医疗、社保和教育等都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有所区别。“农民工”进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应是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过程, 它关系着国家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 (3) 城乡的收入差距。根据经济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增加投资, 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标志则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因此, 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
1. 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机制尚未形成。
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 传统的农业采用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从而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对农业投入的财政、信贷机制不健全。财政支出中投入农业的支出增加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 而农业信贷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较小。三是农民的小农观念严重, 文化素质, 竞争观念落后, 整体素质较低。
2.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成为农民就业的瓶颈。
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就业机会的增加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012年, 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 (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 占全部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已达一半以上。但目前城市化发展中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农民进城后的户籍制度不完善, 而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养老、医疗、社保和教育等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别, 增加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成本。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 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职业培训、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关注不够。凡此种种, 大大制约了农村的非农化进程。
三、对南阳市统筹城乡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思考
河南省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指出,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所谓新型农村社区, 就是指以城市化理念改造农村、以公共服务社会化措施覆盖农村、以现代化体系支撑农村, 把若干个村通过统一规划整合建立起来的新的农村居住点。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能够突出特点、突出优势, 有利于引导各地结合实际, 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有效改善群众生活, 更好地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从南阳市多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近几年对新农村建设的探索来看, 现阶段应重点从抓好规划、产业、就业等方面着手:
1.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绘就新农村建设宏伟蓝图。
必须抓住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个结合点, 推动新农村建设向城镇化衔接, 城镇化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衔接。要推动农村发展城镇化就要把城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结合起来, 努力走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打破过去的村布局, 把农村的人口和资源集聚起来, 从农村的传统模式中跳出来, 以城镇化为建设方向和标准, 把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延伸下去、完善起来, 建立起服务中心、文化大院、标准卫生院、便民超市等配套设施, 持续提升农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服务水平, 使新型农村社区成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围绕“三化”协调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 提出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就是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南阳是农业大市、人口大市, “三农”问题尤为突出, 在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 南阳要牢牢把握战略发展机遇, 始终坚持着力发展、谋划发展、推动发展, 推进南阳“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南阳“五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速富民强市, 全面建设开放富裕魅力和谐新南阳。
2.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初步构建了以下几种农村社区模式:城镇带动型。南阳市是河南省城镇最多的城市, 先开发城镇市场, 带动周边村庄, 使农民从物流、加工和商贸行业中致富, 进而完善社区的功能。园区辐射型。建立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 鼓励区内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特色产业型。根据不同区域的区位优势, 建立特色产业村, 增加农民收入。村庄合并型。建立中心村, 将远离城镇、居住分散、生活不便、经济不发达的村庄合并起来,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壮大产业这一中心, 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战略, 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带动和支撑作用,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培育特色经济, 壮大集群经济, 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 以产业发展带动人口集聚, 实现产业与人口的有机融合, 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发展空间。
3. 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
农民的就业问题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就业服务管理体系, 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 取消各种制度限制。二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培训机构”, 提升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三要扶持城市中劳动密集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挖掘和拓宽农民就业的渠道。此外, 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服务业, 开拓农业产业的内部发展, 从而促进农民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带动城乡资金、技术、人才等的充分整合。
4. 建立现代农业。
将过去传统的分散式农业经营转变为新型农业生产模式, 依据当前新的土地制度, 引导企业进入农业, 鼓励其承包经营土地, 培养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的发展。建立特色农业, 引导农民广泛使用农业机械, 并对使用农业机械的农户进行补助和奖励, 建设新农村。
5.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农村基本公共产品关系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在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大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上, 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加大在农村的经费支出。增加农村基本建设资金;农村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村建设,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建立统一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 首先, 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义务教育问题, 在城乡教育领域建立统一的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标准。其次,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将地方财政新增加的卫生投入绝大部分投入农村。建立农民“参合”的激励机制, 鼓励农民“参合”积极性。再次,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对低保资金实施专项转移支付, 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根据本地生活水准调整农村低保标准。最后, 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 建立“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的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
摘要：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三农”问题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 党中央提出必须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 把城乡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通盘考虑, 缩小城乡差距, 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文章结合南阳的实际情况探讨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和路径, 为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二元桎梏,城乡统筹,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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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杨.基于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管理学报, 2012 (3)
城乡二元制度 篇11
收入分配说到底和收入分配政策有关。所谓“温故而知新”，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一直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是个平均主义有着广阔的市场的社会，个人收入均等化程度很高，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这个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的演进是：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义；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7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具体的演进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具体的演进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使得收入分配标准更加具体，也使得分配原则的表述更加科学。
二、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整体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选择三个指标。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柯拉多，基尼是意大利著名统计学家。他提出的按人口的百分比占全社会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全社会收人差距的测算方法即基尼系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则指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接近0.50。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将世界各地基尼系数平均值进行比较：东欧：0.289；撒哈拉以南非洲：0.47；南亚：0.381；东亚和太平洋：0.381；中东和北非：0.380；拉美和加勒比：0.493；工业化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0.29。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生活注定要造成较大的影响。同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这种影响要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认识。从积极影响方面看，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均主义是个冲击，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当前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使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占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除劳动收入外，还获得了大量的或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同劳动收入一样，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这样做，所根据的正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最终目的也仍然是为了缩小收入及贫富的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它的存在，更多的是对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逐渐分化出高、中、低三个消费群体。少数聚集了相当多的财富的高收人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由于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少，很大一部分财富作为存款沉淀下来。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当面对高收入阶层时，他们收入低得多，有贫困感，消费上无力与高收入阶层攀比，当面对低收入阶层时，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危机感，收入预期不高。
城乡二元制度 篇12
一、相关理论综述
城乡二元消费, 是指经济社会同时并存着与城市“现代部门”相对应的高水平、现代性消费群体和与乡村“传统部门”相对应的低水平、传统性消费群体, 并且这两种群体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两极分化”。
对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的相关研究有以下几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差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和消费行为演变、城乡居民消费特点等究。
关于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吴红霞认为, 2004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与上年相比有所缩小。李炯认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居民收入总体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比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差距要小。李炯、李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梅娟、范金、胡汉辉通过建立模型, 定量分析了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关联性。卢冶飞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张祖民、张芙桦研究了1978—1996年浙江省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增长途径, 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进行了定量预测。胡祖光提出了计算基尼系数的简易公式和基尼系数的理论最佳值, 纠正了《浙江统计年鉴2004》中的数据误差, 认为2004年浙江省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高达0.4783。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二、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浙江省以其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和多元化的经济模式, 保持了经济总量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但是, 在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总体而言, 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仍然不足, 城乡间消费差距较大。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差悬殊且有继续扩大之势。由于收入是消费的函数, 城乡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直接引致城乡消费二元结构的加剧。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集中于收入较低的阶层, 导致巨大的消费断层,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 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浙江省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可见, 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民收入差距表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 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差异, 消费阶段不同步。
在城市, 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等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 正步入住宅、家用轿车、子女教育的消费升级阶段;而在农村大件耐用消费品还没有形成消费热点, 基本普及尚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硬件环境的优化。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可见, 浙江省区域间城乡居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距。
3. 城乡消费设施及公共消费差距较大。
城市人口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福利, 如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水电设施及公共娱乐与休闲设施等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较系统的消费环境和较完善的基础性消费设施;而在农村, 水、电、通讯、公共交通、公共娱乐性设施、农村金融体系、医疗及社会保体系建设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相对滞后, 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由以上对于浙江省区域城乡二元消费现状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浙江省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总体上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二是浙江省农民内部收入相对差距大于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 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年均上升速度小于城市居民;三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的差距逐年扩大, 但这种差距上升的幅度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成因分析
造成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结构发生和加剧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制度原因、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落后、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不佳、金融支持力度不足以及某些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影响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民在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而浙江省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低, 覆盖面狭窄。以农村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保障金额小, 发展速度较慢。经过多年的努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农村地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过低的保障金额满足不了农村医疗的实际需要, “因病致贫”的情况还时有发生;2006年开始, 我国将义务教育纳入法律和公共财政体系, 实行“两免一补”财政——即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但是子女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
地理环境对区域间城乡收入的差距起着重要作用。浙西南山区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技术和人才匮乏, 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 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丽水市、衢州市由于地处内陆, 且区内80%以上为山区, 交通不便, 信息也较滞后, 吸引外界投资能力较弱。浙北和浙东北地区毗邻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市, 属于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嘉兴市、湖州市等地受上海市的经济辐射强。浙东南的温台地区位于沿海, 港口优势明显, 海陆交通十分便利, 经济起步早,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经济发展迅速。
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收入增加引起消费随之增加, 收入减少则消费相应减少长期以来,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这两类收入的增长面临着诸多的难题:第一, 家庭经营性收入面临增长瓶颈。这主要是由农产品和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 大多数农产品需求弹性小, 其价格不会随需求的增长有很大的提高;大多数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 需求数量大而且比较稳定, 虽然近年来国家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 但是考虑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能力, 其价格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缺乏科技创新, 产品品质不高, 缺少名、优、特、新产品;我国农业生产以户为单位进行, 大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劳动生产率低。第二, 工资性收入不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市场萎缩的影响, 一部分企业尽管没有破产和停工, 也因为生产不景气, 效益下降, 不能按时、足额的支付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 工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
四、改善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格局的策略
如何把农民的消费潜力变成农民的消费行动, 如何解决好农民有钱花、愿意花与能够花的问题, 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所在。为了缩小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利用相关政策及政府资源推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使社会保障真正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加快城市化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决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农业产业化, 实现传统农业向高效、优质、现代集约型农业转变;税收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杠杆, 个税起征点调整变化也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由纳税人变成非纳税人, 高税率“级距点”附近的纳税人税率降低。
在此过程中, 应遵循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方针, 按照浙北、浙东北、浙西南、浙东南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行分类指导, 合理开发资源, 建立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 逐步形成各展所长、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逐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只要政策得当, 是有可能提高浙江省农民的有效需求, 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逐渐改善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 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大大促进其对经济发展, 实现城乡和谐,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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