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标准（精选5篇）
二元标准 篇1
保险公司破产较之普通商业组织破产, 其牵涉面一般更为广泛, 涉及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在保险公司破产程序中, 既有保护广大普通被保险人的要求, 又有保护保险公司债权人的要求;如果保险公司是上市公司, 同时还涉及股东,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等。因此, 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在程序上对保险公司的破产设置更多的要求。在具体法律适用上, 究竟是适用一般法 (破产法) 还是特别法 (保险法) , 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也有所不同, 或者说侧重点不一样。有的规定直接适用一般法 (破产法) , 有的规定适用特别法 (保险法) 。我国的做法, 可以说是以一般法 (破产法) 为基本前提, 以特别法 (保险法) 为适用手段, 即在符合一般法 (破产法) 规定的前提下, 以特别法 (保险法) 为具体的破产程序。
一破产法和保险法破产标准的比较
我国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一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 比较企业财产和企业债务之间的关系, 当企业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时, 即可符合破产标准。通过考察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即可得到印证:“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 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 企业破产的标准以企业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能力为依据, 其本质就是以企业财产为依据, 因为清偿能力必然就是财产能力。财产能力, 本质上就是财产权的支配能力。而财产权是指“法律对于经其认可的财产关系保护的最基本方式是赋予财产控制者一种法定权利, 我们通常称之为财产权” (1) 。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二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和违法经营标准, 通过考察法条具体规定来讨论。
首先, 来考察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 本条规定采取的是财产标准:“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本条规定的破产标准与破产法的标准完全一致, 采用的都是以企业财产为标准, 即保险企业的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之标准。同时, 我们考察保险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被整顿、被接管的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本条强调的也是必须符合破产法规定的财产标准, 方可强令保险公司破产。
其次, 考察保险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因违法经营被依法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或者偿付能力低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标准, 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保险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并公告, 依法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可见本条规定了违法经营标准, 即使保险公司虽然不存在财产偿付能力问题, 但是因为违反有关保险行业经营的行政法规, 被行政监管机构通过采用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方式, 强行把保险公司拖入破产清算程序。
综上, 我国保险公司的破产标准采用的是二元标准。本文认为, 该二元标准突破了破产法的基本原则, 有违破产法的基本精神。破产法判断一个商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 采用的唯一标准是财产标准, 即以企业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唯一标准, 此外别无其他标准。
二我国保险公司破产标准存在的问题
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我国保险公司破产采用二元标准, 但是由于保险法并没有规定“违法经营”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说, 在具体操作中, “违法经营”的标准难以把握和执行。
1. 保险监管机构无权制定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
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从法条的基本思想看, 本法条是授权性立法, 但是, “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该法条权力的被授予者是国务院, 而不是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仅仅有权“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也就是说, 如果保险监管机构无权对保险公司实施破产制定规章, 实施破产问题必须通过国务院行使立法权, 制定相关行政规章。这就意味着, 保险监管机构无权确定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 只能有国务院来通过立法规定。
目前, 针对保险公司破产,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制定的部分规章, 比如2008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08年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2005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 这些部门规章虽然对明确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有一定帮助, 但是, 由于其法律位阶低, 难以起到实际作用。
2. 破产申请前置程序是否有必要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保险公司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 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除因分立、合并或者被依法撤销外, 不得解散。保险公司解散, 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从本条看出, 保险公司解散必须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方可进入清算程序, 可见“批准”是解散的前置程序。
再看保险法第九十条:“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可以看出“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是保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前置条件。
对比我国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本法条包括两个“可以”, 也就是说, 保险监管机构完全可以抛开保险公司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 , 可以直接作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保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当然, 也就意味着保险监管机构可以不作为,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破产问题上无法自我处理。意味着保险公司破产申请的前置程序, 不论是债权人还是公司股东都无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保险公司破产, 该权力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垄断。有人认为, 金融机构有别于一般的企业, 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过程均处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在具体制度和措施方面也有诸多区别于一般破产制度之处, 因此在一般法的框架之下并不能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问题, 应当另行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或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2) 有人则认为, 目前我国立法对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新破产法应当专设一章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偿债程序做出特别规定, 从而为我国对未来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行特殊处理打下基础。 (3)
本文认为, 目前的保险公司破产制度反映了行政权力中心主义, 表明金融监管机构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充满了自负和对司法机构能力的不信任, 也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隐忍妥协。“当然, 对于监管的内容, 应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国情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4) 这也许是当前国情之下的无奈之举。本文认为, 保险公司破产制度不应该比其他行业企业的破产制度享有法外治权, 否则其他行业也有理由越过破产法的标准, 从维护法治权威和法制统一的角度看, 实在没有必要对金融行业之破产制度独开一面。
3. 破产管理人的产生问题
由于破产管理人直接负责破产程序的执行, 因此, 破产管理人如何产生, 对于破产程序中的各方利益关系人十分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各方的切身利益。保险法没有明确破产管理人, 也没有明确对整顿人员做出规定。实际上, 当保险公司被迫进入破产程序时, 无论是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的被保险人, 都难以影响破产程序的进程, 一切都有保监会来主导。如果完全排斥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被保险人在破产程序之外, 在破产程序中对各方的利益是不利的。保险法第九十四条给出了不错的办法:“保险公司,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因此, 建议参照公司法的规定和破产法的规定, 在组建保险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时, 由保险监管机构指定的人员和其他代表人员共同组成, 这样既可以减少行政机构的肆意和专断, 又可以保证公开透明, 最大限度地保护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于保险公司的破产清算有其专业特殊性, 也可以考虑参照专业破产管理人的制度, 例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英国的银行保护协会等都具有专业化的破产清算职能。专业破产管理人独立于保险监管机构、破产公司股东、债权人和被保险人之外, 更有助于破产清算程序的公平。
三对我国保险公司破产标准的建议
1. 采用一元破产标准
目前, 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破产采用的是二元破产标准, 但是由于其中的“违法经营”标准界定不明, 且以行政标准替代法律标准, 可操作性不强, 建议采用和企业破产法完全一致的标准, 以企业财产为破产的唯一标准, 可以使保险监管机构远离干预企业自主权的是非之地。
对于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者违法经营, 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 尽可能地保护债权人、公司股东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是很多法治国家的做法。我国保险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 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本法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破产程序中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侧重保护, 但是对于债权人、公司股东的保护同样也应该一视同仁。
2. 明确“违法经营”的条件
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制度看, 普通商事公司的破产标准只有一个:财产标准, 无论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还是“资不抵债”, 背后的实质问题都是财产问题, 财产问题是企业破产的唯一前提。而我国保险公司的破产标准还有第二个标准即“违法经营破产标准”, 即有保险监管机构决定保险公司破产的行政监管标准。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采用的也是以财产作为破产的唯一标准, 并没有针对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规定第二个破产标准。但是, 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五十条:“保险公司因违法经营被依法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或者偿付能力低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标准, 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保险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并公告, 依法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既然保险法赋予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之方式强迫保险公司破产的权力, 在没有修改保险法之前,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只能想办法完善“违法经营”破产标准的具体条件, 尽可能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让各方在明确的规则之下进行博弈, 以便尽可能地保护各方的利益。
3. 废除保险公司破产申请的前置程序
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公司破产申请前置程序方面, 给予保险监管机构唯一的决定性权力。这种唯一的前置性决定权体现在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也就是说, 保险监管机构是否决定同意, 保险公司和债权人都无法预期, 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预期, 容易引发投机, 导致监管者的威信受到损害。如果监管机构拖延不决, 可能会导致很多保险公司破产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置, 致使资产恶化加剧, 又或者久救不活, 浪费大量资源, 丧失处置公司资产的最佳机会。如果监管机构的消极状态, 延误保险公司破产的处理与控制。
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垄断保险公司破产的前置程序, 完全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破产请求权, 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可以考虑对保险公司破产前置程序进行修改, 破产程序的启动以保险监管机构为主导, 因为保险监管机构一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能够做出合乎专业理性的判断;另一方面, 保险监管机构负有维护市场稳定和保护各方利益的义务。但是, 在保证监管机构合法行使破产申请权的前提下, 又要防止监管机构怠于行使权力。因此, 有竞争性的破产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中, 不应该限制法院的管辖权, 法院应该同时也有受理债权人或者股东申请保险公司破产的权力。有竞争性的启动破产申请程序, 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价值的损耗,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有助于防止监管机构的不作为或者权力滥用, 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这样, 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启动制度互相激励,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就会更加符合确定性、效率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原则, 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和效率;最终既有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 又有利于维护保险市场各方主体的权利。
“法最终只能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权利 (权力) 义务 (职责) 规范的、综合社会效果最佳的边际均衡。” (5) 只有平衡行政监管权和司法管辖权, 创造竞争激励制度, 不使天平向任何一方偏斜, 才能使法律精神更好地得以实现。
摘要：我国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一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 当企业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时, 即可符合破产标准。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二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和违法经营标准。本文认为, 该二元标准突破了破产法的基本原则, 有违破产法的基本精神。破产法判断一个商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 采用的唯一标准是财产标准, 即以企业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唯一标准, 此外别无其他标准。有竞争性的启动破产申请程序, 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价值的损耗,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 有助于防止监管机构的不作为或者权力滥用, 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这样, 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启动制度互相激励,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就会更加符合确定性、效率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原则, 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和高效;最终既有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 又有利于维护保险市场各方主体的权利。
关键词：保险公司破产,违法经营,二元标准,一元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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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新解 篇2
在传统的经济学表述里,学者们经常提“二元经济”。在最初的含义中,它原本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特征呈现出的两极特征,比如农业与工业,比如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等等。在我国,“二元经济”特征则多用来描述为城乡经济的差异。
创业板上市,格外受人关注。周四晚上,我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的几个主持人讨论“股民该不该杀进去”(如果在北京,你应该知道北京广播里的主持人有多贫)。主持人说,“创业板都是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轻易可别进去,小心地球进去,乒乓球出来。” 一个嘉宾说,“创业板好多都是新兴产业,现在进去成本低,将来成为巴菲特的概率要大。”此时,另一个嘉宾接茬了,说,“我就是根据巴菲特的理论,在这样的时刻才决定重仓并且长期持有。”主持人就问他,“哇!那你买了多少?”他想了想(也可能是在扳指头数数),说,起码有三千多块了。
就三千块,还衬得住用巴菲特的理论?
这么一段讨论,把创业板上的企业的特征基本表达清楚了。概念新,但抗风险能力弱; 前景好,但可持续性待考验。比如华谊兄弟,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家内地声名鹊起的娱乐公司,它的核心资产就是导演和艺人,谁也不能保证冯小刚每一部作品都叫好,再整出一个《夜宴》,公司业绩立马受影响;其商业模式也相对单一,盘子大小有限,融资能力也有限。当然,这是相对于它受到的高度追捧而言,毕竟好电影,并不是可以跟融资能力强划等号的。
然而,即使如此,华谊兄弟已经是国内民营电影娱乐公司中的领袖型企业了。在这个高度分散化的市场中,拥有超一流团队而形成的龙头效应,是其能够成为创业板明星的最重要因素。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更多的领域中,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的特征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在一个行业中,玩家越来越少,如果你不能成为老大,那怎么着也得成为老二,否则,日子就会很难过。
比如,从全球来看,在软件领域(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管理软件)、在计算处理器和通信处理器领域、在通信终端设备商和网络设备商中,只有第一第二才有点意思,第三就会显得意兴阑珊了。而且,往往是,第一第二拿走了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只给大家留下一个遥远的饼,让大家一窝蜂地持续欣赏。
在国内的很多行业软件之中,这种气氛就更加浓烈了。行业软件市场往往高度分散,供应商很多,规模普遍偏小,但跟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却又非常紧密,结果形成了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局面:第一与第二虽然本身规模并不见得多大,但整合散兵游勇的势头非常之猛,收购之风甚盛,持续扩大份额的势头异常猛烈。
在互联网行业也是如此,在全球,搜索基本都是Google的天下。而在中国,则成了百度的天下。在电子商务领域,阿里巴巴一家拿走了20%左右的份额,剩下的留给了几千家各式各样的电子商务网站。在媒体领域更是如此,无论是广告媒体还是新闻媒体,在某一个领域中,能容纳下多个玩家而且还十分繁荣的场景,越来越快看不到了。
二元标准 篇3
所谓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法条依据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原《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是根据情节轻重,分为四档刑格,且判断情节轻重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贪污数额”多少;改为规定“贪污数额”与“其他犯罪情节”并重,且没有依据具体的贪污数额划分相应的量刑档次。
之所以要建立数额、情节二元定罪量刑标准,首先这是因为贪污犯罪侵犯法益的特殊性,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仅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难以做到精准打击;其次贪污犯罪达到一定数额之后,如5000万,贪污数额与定罪量刑就没有了实质性的关系,在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会产生贪污越多量刑利益越大的死角。
二、单一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在反贪办案中的弊端
(一)难以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通过反贪个案比较,不难发现个案中的法益、对象、手段、后果等均可能存在差异,仅仅看数额定轻重无法全面、准确、客观反映贪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二)难以区分行为人对犯罪的悔罪认罪。
不同案件行为人在纪检或者反贪部门接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罪悔罪、是否退赔、弥补损失行为等差异颇大,但是缺乏明确法律后果标准引导行为人的行为。
(三)难以形成行为人公正处理认知。
过往,一般10万元是贪污罪定罪量刑的一道坎,行为人的供述往往围绕数额是否达线,同时,案值在10万元附近的贪污案件,也是行为人庭审阶段翻供主要区段,寄希望较低处罚格次,不愿意认罪伏法,如此循环,案件裁判往往会出现数额方面证据收集情况导致判决差异大,行为人拒不认罪的情绪。
(四)难以形成公平正义的公众感受。
案件数额一旦超过10万元以上,在刑罚上没有明显的幅度和梯次之分,公众对案件处理存在不解,甚至会联想和怀疑刑罚与行为人原先官阶相关、司法部门收受贿赂、政治原因等有违公平正义的公众感受。
三、二元弹性定罪量刑标准对今后反贪工作的影响
(一)侦查思维方式的冲击。
随着犯罪情节为成为定罪量刑之一,侦查者如果继续秉承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全面性必然受限,如侦查过程往往不能反映在卷宗材料中,但侦查过程本身的记录是行为人对犯罪态度最有效、最直接的反映,在办理反贪案件中,行为人和侦查机关的交锋程度应该是行为人犯罪情节衡量的标准之一。
(二)侦查内容的的衍生发展。
既然法律规定了犯罪情节为定罪量刑标准,收集行为人犯罪情节相关证据就成为侦查活动的必要内容,过往侦查贪污犯罪是为了查清行为贪污犯罪的事实,现在除了查清事实更需要了解贪污犯罪所衍生出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犯罪影响大、拒不悔罪认罪的行为人,反贪部门有义务收集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证据提供法庭。
(三)侦查者诉讼地位的变化。
贪污犯罪中侦查者通过侦查直接感受犯罪行为,犯罪情节的证明需要侦查的阐述,在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侦察者本身也将提供“证言”,结合实物、书面材料证明情节。
(四)侦查手段急需升级。
侦查者的劳动成果一般是纸质卷宗,但证明犯罪情节所需要多样化的科技手段,仅收集电子数据提取一项,就需要侦查者加强扣押、取证、封存等多方面的知识。
四、基层反贪如何应对二元弹性定罪量刑标准
(一)变革侦查思维。
过去相对秘密的侦查状态形成了封闭的侦查思维,当下的侦查应该学会借助公众、媒体等力量,适当引入其介入侦查,借以充分展现行为人侦查中变化,提升办案的法治效果。
(二)改善初查工作质效。
办案重心的前移意义在于侦查机关掌握主动,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有效的科学评估线索、分析案件规律、信息研判,对举报事项提炼成有效案源,甚至初查阶段已经掌握主要犯罪证据。
(三)建立新型良性侦辩关系。
侦查人员难以全面兼顾侦查程序的双重目的,即查明犯罪事实、查获行为人和排除无罪的嫌疑人、收集罪轻的材料。辩护人互信、互访式的介入,便于犯罪嫌疑人对自身行为的充分认识,达成自我悔悟的效果,但同时对辩护人不法行为的打击也应提升到一定重视高度。
(四)侦查手段的两化武装。
过往贪污犯罪的侦查结果多数为账册加笔录的形式,现在为全面了解贪污犯罪的犯罪情节,所需要呈现的可能有电子数据、照片、录像、座谈会、通话记录等多种形式,贪污手段随着涉案人员阅历和所掌握讯息技能的发展,在复杂化、隐蔽化方面已不是过往翻看账目、核对出入就能发现的低端操作,相对而言就需要侦查手段提升为科技化和信息化。
五、结语
别了,二元户籍制度 篇4
打破户籍樊篱
铜陵的改革指向一个简单的模式：市民=农民=新铜陵人，消灭农业户口、非农户口的樊篱，实现辖区居民同等待遇，这座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悄然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在中国存在了53年的二元户籍，将在安徽铜陵成为历史。
其实，以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取消“农业”和“非农”差别的改革，铜陵并不是第一家。在京沪等大城市，居住证制度正在得到推广；一些
二三线城市，实际上已经放开了流动人口落户限制；而成都、重庆等地方，也提出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的目标。这些可贵的实践，为不同条件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户改模式。
然而，户籍改革不是名称改换那么简单，从无差别户籍到无差别待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1992年，国家就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但时至今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向深水区推进，一些地方开始感受到多种壁垒。正如网友留言所说：虽然一些地方在户口形式上都统一为“居民户口”，但一到落实相关政策和附加的社会福利待遇时，差别常常就浮现出来。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旧不少，诸如社会地位、收入标准、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和培训等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壁垒正制约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
身份转变的差异
而在上述这些方面，铜陵借鉴了成都、重庆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创新之处。
首先，户籍改革不急于求成，而是分步前进，先解决流动人口落户问题，再解决“农转居”问题；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然后才建立统一的、随居民流动迁徙的户籍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为打破城乡居民之间由于户籍问题造成的权利和福利差异，铜陵市出台了住房、就业、土地、社保、教育、卫生、计生、民政等12个方面的配套政策，形成了系统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城乡制度有效衔接。
而在实现平权过程中，如何充分保护农民利益和平衡城乡居民的利益关系呢？比如人们最关心的，农民变成居民，原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是否保留，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对此，铜陵市采取了“自愿有偿”的办法，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村户改人员可以保留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也可以选择有偿退地，这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
此外，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已渗透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要实现融合，绝非易事。一旦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很多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如农民变居民以后，看病是参加新农合，还是城镇医疗保险？现有针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是取消还是保留？城乡一体化后，现有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哪个标准执行？针对这些问题，铜陵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办公室专门编制了“户籍制度改革100问”，向市民发放，试图给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拿到居住证之后，你的子女入学就不用交择校费；你看病，国家还可以给你报销……”接受采访时，拿到首张居住证的张春华介绍他理解中的暂住证和居住证的区别，“有了居住证，就不再是外乡人。”
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铜陵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介绍，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单就教育、医疗、民政等方面，农业人口、流动人口与之前相比，待遇将大幅提高。
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同等享受市民待遇，这是否意味着会影响原来市民享受的待遇？朱桂文肯定地回答：“不会，这不是切蛋糕，对于新增的部分，财政会拿出相应的资金配套。据我们推算，每个流动人口获得居住证之后，就要新增10-13万的财政投入。”
可以看出铜陵户籍改革有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思路，有相应系统的配套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明确原则，也体现了对农民决定权的尊重。但这些措施能否顺利推行，能否实现城乡的无缝对接，还有待观察。
让户口回归本位
户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据媒体报道：在国际上，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并不少，一些国家的户籍管理称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人事登记”。但像中国这样将户口如此紧密地和公民个人的命运捆绑起来的户籍制度并不多见。
曾经一段时期内，非农户口就意味着“铁饭碗”。而要迈过户籍这道门槛，成为一名“城里人”，仅有参军、上大学、招工等不多的途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户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管理制度，在它之上有着各种利益——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户籍利益”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权益。
制度的公正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行一元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变化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体制与改革方面的问题。这次铜陵市率先在安徽省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固然值得肯定。但要真正全面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即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完善。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不破除各种壁垒，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就难以全面稳步推进，也难以达到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户籍改革的最终结果，不光是表面除去“农民”、“市民”、“农民工”等代表不同身份的称呼，关键是为了让所有人能够享受均等的权利。
既然坚冰已经打破，且条件日益成熟，相信让所有人能够享受均等权利的曙光在即。（资料来源：《扬子晚报》，红网，新华每日电讯）
各地推进户改的举措
重庆市
2010年8月开始，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入户条件。一年之后，重庆市“农转城”转户人数超过310万人，平均每天有6299名农村居民转户当上城里人。
重庆市转户居民享有的权利包括：可申请公租房居住，条件成熟时，还可以登记购买。同时，鼓励转户居民购买普通商品房，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廉租住房保障；可参加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到年龄后可领取每月至少500元养老金；可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享受相应医疗保障；转户居民子女可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就读城市学校，享受与现有城镇学生的同等待遇；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可按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
广东省
2010年1月起，广东省开始实施《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员开始享受“准市民待遇”。目前，该省已发放居住证3141万张，基本实现了流动人口全覆盖。
一元机票背后的“二元困境” 篇5
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的实际目的在于品牌传播和营销造势，吸引更多的眼球关注春秋航空，从而达到促销的目的——卖出更多的机票。结果也是不负众望，“一元机票”卖得很火，只用了三天就被抢购一空。2006年11月30日，春秋航空济南一上海的首航客座率达到80％，之后几天内直逼95％。
当然，“卖得很火”并非春秋航空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整个事件的关键。2006年12月14日，春秋航空接到了济南市物价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书里称，拟对济南春秋航空罚款15万元，原因是其以低于政府指导价销售机票，违反了价格法的相关规定。对此，济南春秋航空公司已经申请处罚听证，并积极准备陈述申辩。济南市物价局也表示，将择日召开处罚听证会。
可见，这张15万元的行政处罚单，才是一元机票事件的“焦点”。
事实上，不管最终罚不罚15万元，可以断定的是，这张行政处罚单对于春秋航空来说，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正是这张行政处罚单，刺激了众多媒体的“神经”，调动了人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顺水推舟般的把春秋航空推至媒体的“镁光灯”。下，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航空公司，一个只有三架飞机的相对“弱势群体”，迅速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不是“一夜成名”，也至少是“一战成名”。
例如，媒体报道称，春秋航空推出一元机票，与该航班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密切相关。很显然，飞机起飞时间过晚，给乘客造成诸多不便，极易造成航班乘坐率低，运力资源浪费也在所难免。基于此，春秋航空推出“一元”特低票价，有助于吸引客源，大幅提高航班的乘坐率，因而也有利于运力资源的节约。这与国家与社会倡导的节约理念相符合，这种厉行节约的做法理应得到包括政府部门在内各界的肯定才是。这种报道将春秋航空的做法上升到了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国家高度，非常有利于春秋航空的品牌塑造，而且大多是不费一兵一卒的免费正面传播，实为超低成本传播品牌的“佳作”。
媒体还报道称，从开飞以来，春秋航空就仿效国外廉价航空的做法，屡推特价机票吸引客源，相继推出过99元、199元、299元特价机票。目前，99元超低票已占春秋航空总票价的15％～25％，平均票价也比行业价低36％。这段报道中，春秋航空的操作策略一目了然，品牌特征也展现得十分清晰，春秋航空公司自然乐在其中。
此前，炒作一元空调、一元手机的厂商大多获益匪浅，“一元炒作”也因此被很多厂商追捧，成为司空见惯的炒作手法，尽管个中利弊兼而有之。既然如此，为什么春秋航空的“一元炒作”仍旧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这与中国航空业存在的“二元困境”有关。
其一是“價格困境”。国家发改委和民航总局在2004年4月20日出台《国内民航机票价格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即最低票价不得低于基准价5.5折。但是，这样的限价令从未被国内航空公司彻底执行过。在此之前，春秋航空上海一济南的99元和299元低价票，明显低于政府指导价的最低限，却仍在正常销售。再如，海南航空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推出一折起的“超值票”，三大航空集团低于5 5折的机票更是家常便饭。不难看出，机票价格正处于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困境。
其二是“营销困境”。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的进入，预示着民航垄断的渐渐“破冰”，各类航空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因此，特价促销作为一种正常的营销手段，不应该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民航市场的实质性垄断格局并未真正破除，真正的市场竞争暂时是行不通的，营销也就成了一种带着重重枷锁的舞蹈，只有打破枷锁才能走出困境。正由于此，春秋航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元壮举”才会博得各路媒体关注，让品牌凭借超低成本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