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化经济体制（精选12篇）
二元化经济体制 篇1
一、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概述
(一)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基础性理论之一。亚当·斯密指出, “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 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力增进的主要原因, 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这可以看作是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萌芽。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系统地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即社会经济发展中并存着两个部门:一个是农村中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 一个是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存在两种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或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对于如何促使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 刘易斯认为必须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此后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 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 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这样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就成为古典主义模式下分析二元经济问题的经典模型。然而,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将农村劳动力视为无限供给的, 这招致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同时, 刘易斯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 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 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出于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反思, 乔根森力图在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 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二)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进程。
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过程, 就是传统农业与非农业现代部门之间转化的过程, 农业比重相对减少, 工业比重相对增加, 即工业化的过程。由于考虑到工农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比刘易斯模型更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该模型将二元经济的转变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 工业部门可以在既定的工资率下获得所需的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 既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 也不会引起工业部门工资率的提高;第二阶段, 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大于零, 但小于劳动的平均产量。此时, 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 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是边际生产力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农业劳动力给农业带来的损失, 工业也将在此基础上持续扩张,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时期将缩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 经济发展到第三阶段, 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固定不变的制度工资。在这个阶段, 劳动力和资本一样也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 农民的收入和工业部门的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因此,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最终完成。
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
(一) 建国初期“以农养工”的政策。
建国之初,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有限性, 为了加快经济的复苏, 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政策, 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牺牲农业、补偿工业。农业剩余哺育了我国工业成长, 强劲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 却严重削弱了农业的积累能力与再生产能力,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人为地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二) 城乡间的“分割”治理制度。
从建国开始到1978年,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了对城市工商业的垄断经营和城乡隔离体制等政策和措施。人民公社制度在组织上保证了对农民和农业剩余的控制;统购统销制度规定国家对农村余粮实行征购, 对城市用粮实行计划供应, 国家严格控制粮食流通渠道;城乡间严格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城乡形成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互不流动的两个分隔市场, 农村彻底失去了与市场的联系。这些强制性的制度使得农业部门所释放出的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很难向城市流动, 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具有经济和政策双重因素, 这为我们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带来许多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三、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及其影响
(一)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执行, 城乡隔离的体制有所松动, 但农民进城后就业和生活仍有很大的困难, 这限制了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其次, 政府“重城轻乡”的政策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各项政策上仍把城市作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另外,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教育落后以及工业吸纳能力不足等原因, 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集聚、农业生产率低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面临着种种困难。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又出现了新的特征——“双重二元经济结构”, 即城市中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农村中传统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这一新特征给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二) 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影响
1、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严重落后于其他产业。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 国家在分配政策上必然出现“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格局, 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发展经济学家按照工农业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 将工业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工业化初期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 农业与工业平等协调发展阶段;三是工业化完成阶段, 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在工业化中期, 是工农业平衡发展阶段。但是,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我国, 工农业发展不仅严重失衡, 农业仍继续承担向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由此可见, 国家对农业的多取少予使我国农业长期无法自由发展, 这必然导致农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
2、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发展缓慢、建设落后。
现代化建设的三十年来, 我国的城市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而相比之下, 农村发展滞后, 状况令人十分焦虑。国家每年对农业进行大量转移支付, 但资金不足仍是农村的首要问题。我国大多数农村发展缓慢, 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农村卫生环境差, 医疗设施落后;农民住房破旧, 农村规划混乱;农业基础设施基本损坏殆尽。
3、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距日益拉大。
农业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落后。据统计,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 其后由于1978～1985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收入迅速增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 为历史最低点。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不断扩大。2007年达到2.12∶1, 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消费水平。据统计, 1983～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为2.2∶1, 1997年以后一直稳定在3.1∶1左右。近几年来, 由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4∶1。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导致农村消费日益萎缩。2006年我国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30%。而与此同时, 城市市场不仅消费数量增加, 而且消费档次也在不断提高。
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矛盾及解决对策
(一)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面临的矛盾
1、土地自由流转的需求与现行土地制度的矛盾。
土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实行自由流转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现阶段, 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下,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农民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农民并非土地的产权主体, 土地的产权模糊, 这成为限制土地自由流转的根本制度障碍。土地制度的障碍制约了农村土地的市场化, 阻碍了农业向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发展, 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完全脱离土地, 自由向外移动。
2、人口流动与城乡隔离户籍制度的矛盾。
根据西方二元经济理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二元经济一元化的重要条件。从我国二元经济形成原因中可知, 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因素。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 这种隔离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进城务工, 但这种流动大多数是阶段性的, 农村劳动力市场滞后, 农民流动不足。另外, 农民进城后仍保持农村户籍, 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农村儿童进城后上学也受到约束, 生活中受到很多限制。城乡户籍的差别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进城的积极性, 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的情况下, 劳动力却无法自由流动, 农村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3、劳动力素质不足与市场高要求的矛盾。
在市场机制下, 劳动力的配置是由市场进行调配的。市场调配按照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进行地区职业配置。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就业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要求劳动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我国农村教育落后, 农民受教育水平低, 劳动技能低下, 即使可以进城务工, 一般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有的甚至无法就业。另外, 农民信息渠道闭塞, 自身又缺乏科学判断的能力, 因此进城寻找工作盲目, 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在市场的高要求下, 农民素质不足成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又一大障碍, 限制了二元经济的转化。
(二) 我国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对策。针对我国现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及转化的矛盾, 笔者建议:
1、提高工业化水平, 促进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虽然我国城市目前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失业人口, 但城市仍具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好场所。我国应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 在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岗位, 促进各产业, 尤其是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2、加强我国农村的自身发展,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依据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 农业的自身发展在经济一元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业附加值小, 农产品单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因此, 促进我国农业自身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农业应扩大自主创新, 增加农产品种类, 改变以往单纯种植的方式, 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建立的加工企业同时可以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3、政府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保障。
农民进城后, 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当消除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 在法律上保障他们在城市的福利和社会保障, 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同时, 政府应加强对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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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化经济体制 篇2
中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度逻辑
近年来,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现实相佐,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西部的现实状况.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滞缓影响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而制度因素是中西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中西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作 者：王文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刊 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4(3)分类号：F121关键词：二元经济 结构转换 制度逻辑
论南诏经济多元化 篇3
关键词：南诏；经济；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170-02
南诏统治在云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后来的云南地区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南诏传统时经济为何种体制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传统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南诏当时大量使用奴隶，因而经济当然是奴隶制经济；另一派却认为南诏时存“佃人制” 经济自然应属于封建制经济。但我个人认为南诏经济并非是某一种单一的经济体制，而是一种多成份、混合型的复杂经济体制，因为当时它境内存在着四种经济形式，以下略为阐述。
南诏统一六诏后到公元835年疆域达到最大。据《新唐书》说：“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贵州安顺市一带）。”从这就可以看到南诏领土包括今天越南、印度、泰国、缅甸、西藏、贵州、四川的一部分，而以云南为中心，版图之大非同一般。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是山多坝少，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再加上各地区，生产力起点不一，造成了平坝与山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整个南诏国并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在统治中心的洱海地区及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其它地区则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或较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落后，或 始狩猎，采集为主，而到了南诏统治的后期，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经济。因此，在生产关系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内部的情况，也就不完全一样。
首先，奴隶制经济。先看一下土地的分配和奴隶人口。在十睑地区（一种行政区）以及滇池的大部分地方，南诏国王是土地的所有者，他把土地全部操纵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分配给除奴隶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人使用。《蛮书》载：“清平官，大军将等 “上官”，分给田四十双，等于汉族地区的两倾；其余称为“上户”的官史和军事首领，分给田三十双，等于汉族地区的一倾零五十亩；村社头人和村社农民则为“中户”“下户”也分别得到数量不同的小块土地使用。因为蒙氏是王族，所占田数量，则不受此限。在当时土地被视为财产，田少则贫，田多则富，贫者就成为被剥削者，而富者就成了剥削者。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前夕，洱海地区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还未曾遭到彻底的破坏。各村社被征服统一之后，南诏王便在原来农村公社地公有的基础上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国王便成了高居于各个农村公社小集体之上的最高所有者。然后以较多数量的土地，分等级赏给自己的功臣；对村社农民则基本上仍按原来村社分配使用土地的办法进行分配。占有大量土地的国王家族、军事首领和文职官员们，同时也占有大量的奴隶人口。奴隶来源分为四种：掠夺对立政权的居民、士兵、征集、买卖罪犯。其中最主要来源是通过战争掠夺，把战争中掠夺到的居民和俘虏变为奴隶。如唐睿宗景元年间（公元710年到711年）邓赕诏及其附近部落反唐，姚州都督李蒙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率兵征讨，但归于失败，随同前往的判官郭仲翔等即被俘沦为奴隶。因为多次逃跑，被抓回后几次被买卖，奴隶主为了防止他再逃跑竟将其脚钉与木板之上，最后被唐朝用重金赎回。由此可见，南诏在战争中俘掠人口，目的在于将俘掠到的人口沦为奴隶而强迫进行劳动以便交出产品。其次，一种奴隶来源也比较普遍，那就是征集。南诏在被征服的山区和边疆，仍然把被征服者留于原地。在南诏主们需要时，比如大规模建寺院、建筑城堡之时，就从这些部落中去征调，这些部落成了南诏奴隶主们的奴隶来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其三，一种奴隶的来源是犯罪。当官员和平民等犯了严重的罪时，国家为了节省开支，增加收入就把这些人充为奴隶。众多的奴隶来源，有利于拥有大量田地的国王、王族、官员们从事奴隶制大生产，从而推动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
其次，农业中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奴隶制经济）。国王及皇族和军事首领们，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又多半连接在一起。《蛮书》卷七说：“这些土地疆珍连延或三十里。”如此众多土地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民有自己的土地，王族及官员们又不可能亲自参加劳动，这就需要一些既无自由，又能无偿为他们的劳动的人，这就是奴隶。《蛮书》卷七说：“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手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收入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这些“佃人”的身份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他们没有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连他们自己本身也不过是主人所占有的生产工具。在产品的分配中，他们只能够得到勉强维持自己个人及家庭成员生命的粮食，不至于饿死，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并养活小奴隶，保证奴隶主们的奴隶来源。他们是被当作牛马般的养活着，皆为奴隶主们所占有。由于这种残酷的剥夺，使奴隶对生产不感兴趣，没有主动性。因而，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要由“蛮官”“遍令监守催促。”如果真的是佃人（农奴）就会有生产积极性，就有主动性，就不用监官监督劳动了。这种奴隶制的大庄园生产，主要是在洱海周围地带的十睑地区进行，昆川（今昆明市）一带的滇池周围地区也有一部分。
其三，村社农民的个体小生产。洱海周围的十睑地区及滇池周围的一部分地方的直接生产者除奴隶之外，还有大量的村社农民。这些村民通过自己所属的村社，从国家领得小块土地使用，率领着自己的家庭成员，进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生产。《新唐书》载：“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傜役，人岁输米二斗。”因为，奴隶主们都住在庄园城镇里，而在广大村社中，包括村社头人在内，都莫不从事农业生产。在村社内部，确乎是“无贵贱皆耕”；而所谓的“不傜役”，并非不服傜役，而是“无杂色役”。由于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为奴隶主的代表国王所有，村社成员不过是承袭的占有者。而使用国王的土地进行生产，当然就得接受奴隶主国家的剥削，提供赋税和傜役。村社农民对奴隶主国家的负担，除农业和手工业赋税之外，军事傜役特别繁重，也是赋役中的主要负担。作为不断向外去掠人口来充当奴隶，以发展奴隶制生产的南诏政权，对村社农民征调军事傜役，是保证奴隶制经济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之一。村社农民，被奴隶主国家在原来村社组织的基础上，按军事系统编制起来，于“田桑之余，便于战斗”，从事为服役于奴隶主们发展奴隶制经济的“劳动”。当出动对外的劫掠战争时，则一切武器装备、口粮等，均得自备，“更无官给”，据《蛮书、南蛮条教第九》载：“每蛮各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料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出界后，许行劫掠，收夺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辈。”而掠夺到的人口和财物，则须交给奴隶主们的。使用军事性的傜役，是南诏奴隶主们对村社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一种方式。频繁的军事性傜役，夺去了村社农民大部分的时间，使村社农民们的个体小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其四，存有原始社会经济。在南诏统治时期其境内有很多部落，少数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存在着原始的社会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主要是生产力落后，手工业不发达，农业生产很少，过着狩猎和采集的游动生活。在永昌（今保山），银生（西双版纳）、丽水（伊洛瓦底江）等节度地区最为明显。这些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部落，以“纳贡”方式受南诏统治和剥削。同时，征调少数民族部落兵作战，也是南诏奴役这些民族的重要方式，这些被奴役的少数民族部落实际上已成为南诏王室的“集体奴隶”。因为这些原始的部落生产力落后，温饱无法保障，要想从他们身上剥削到有用的东西是很难的，只有征调是最好的方式。同样的部落据《蛮书》卷四说：“施蛮（傈僳族）本乌蛮（彝族）种族也，“顺蛮”（傈僳族）本乌蛮种类。”当时居住在剑、共诸川，即剑川、鹤庆、丽江一带；“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甸，剑寻赕亦所居之地”，即今维西至贡山，福贡一带的傈僳族。这些部落在南诏西北的山区从事比较落局的农业生产，同时以狩猎作为农业的补充。由于生产力落后，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内部的阶级分化还不明显，但他们已成为南诏奴隶主们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他们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征调其人口作为战士和奴隶。公元862年，在安南都护府的战场上，便有一百多个“寻传蛮”的奴隶兵被唐朝的军队俘获。从这看来，在南诏境内的少数高山地区的民族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以原始社会经济为主体，即生产力落后，无农业或有少量农业，无手工业，取木皮为衣，以果实为主食，辅以野物，过着一种狩猎和采集的游动生活。在被南诏征服后，就成为奴隶主的“集体奴隶”，随意征调，被视为南诏奴隶主对外掠夺的工具。
其五，也存有封建制经济。这种经济在南诏后期已经零星的出现，原因是由于南诏长期与封建的唐王朝接触，并受到其强烈影响；南诏自身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平已与中原地区相差不远；更重要的是奴隶来源的楛楬。据《通鉴》记载，由于南诏长期发动俘掠奴隶的战争，遭到沿边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屡遭失败。迫使南诏军队不敢进犯，南诏由虏掠进攻战争转为防御战争。而虏掠战争的失败，又使大量廉价奴隶的来源楛竭，从而使奴隶制大生产日益没落。再加上连年大旱，广大人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大量逃亡，进一步加深了南诏奴隶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南诏统治者企图挽救这种危机，不得不将由于缺乏奴隶而趋于没落的大片庄园土地，劈成一小块的土地，把手工业奴隶固着于土地之上，让他们缴纳地租和服劳役。《新唐书、南蛮传》所说：“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这是把手工业奴隶转变为农奴的明显记载。“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这些被分给田地的手工业奴隶，在南诏政权或主人的土地上独立地经营，承担着赋税和劳役，这和原先的农业生产已经不同，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隶农或农奴，因为他们人身得到更多的自由，生产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
在奴隶制发生危机，奴隶主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十睑地区部分贵族、也有一部分是南诏统一之前就居住在当地的土著、少部分是唐朝被俘虏官吏的后裔。这些人的先辈都曾经历过封建社会，懂得封建剥削的方式。由于他们与唐王朝接近，在地理条件上占有优势，又世代习诵汉文封建典籍，并随时接受唐王朝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封建剥削方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发生，这部分贵族所采用的封建的剥削方式，也就是相对明显地较之奴隶制剥削方式更为优越了，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董成、杨酋庆等，当以国王世隆为首的“乌蛮”奴隶主们发动对唐王朝边境的频繁劫掠战争时，却出而力主合议，反对劫掠战争，从而取得到在战争中受军所苦的村社农民们的拥护。又如：咸通初年被俘虏入十睑地区的汉族人口，在奴隶主们紧接着便抛弃奴隶的情况下，出路也只可能是投奔这些贵族们成为依附农奴。这样封建主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都在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当中不断增长。937年段思平推翻了云南的最后一个奴隶制政权—“大义宁国”，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农奴制政权，从而封建制在斗争中获胜。这也同时说明在南诏后期就已出现封建制经济，因为世上没有“无源之水”，亦无“无本之木”哪会在突然之间窜出一个农奴制封建政权呢？当然是在此之前就有了封建制的经济因素。
总之，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南诏统治时期的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而是混合型复杂的经济。只不过是以奴隶制经济为主，它是南诏王统治全国的基础，在全国占有主导地位；辅之以村社个体小农经济，它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对南诏经济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存在着的原始部落中的原始经济和后期零星出现的封建制经济都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同而造成的。四种经济混合存在，因此，南诏的经济不应再被认为是某种单一经济体制，而是多元性、混合型、复杂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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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类二元经济”分析 篇4
近年来, 各地相继出现“地王”、“天价地”等现象, 房地产市场的火暴可见一斑。与其相关的建材、金融等行业经济增长飞快;但与其无关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并无明显增长, 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类二元经济”现象。
二、二元经济理论回顾
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 首次研究和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 其经济不是一元的, 而是二元的, 是高工资经济和低收入经济并存。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组成。传统部门的人均产量大都低于现代工业部门, 但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就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 且农村的平均收入低, 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 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些高利润再投资, 又能使现代工业部门越来越扩大。因此, 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落后的农业部门不断扩大, 形成了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
图1清晰见证了中国房地产业21世纪的飞速发展。2000～2007年基本上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由于利率提高、银根紧缩等原因, 2008年全国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局面。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3, 196亿元, 实际增幅为23.5%, 出现了明显回落。但是, 我们要明确回落的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增幅, 并不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本身。从图1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007年的18.4%上升至2008年上半年的19.3%, 房地产行业的支柱地位日益加强。所以说, 中国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图1)
四、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
在近年来的中国, 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是过热的, 但与房地产无关的行业经济相对来说是过冷的。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 即所谓的“类二元经济”。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 主要是大量资金向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挤压。资金转移原因分析:
1、市场方面:
投资环境的急速恶化, 使得大量资金挤压起来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地产的资金按照重要性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 也是最重要的资金, 就是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所谓的虚拟资金, 打入房地产市场, 这笔资金是前所未有的, 绝无仅有的;第二类资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腐败现象, 一些贪官污吏的腐败款;第三类资金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国际热钱;第四类资金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 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类和第四类。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类资金, 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类资金。目前, 并没有任何政策对前两项资金进行调控, 所以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用古典经济学分析:资金的效用差异导致资金的转移。模型如下:
用图2来描述中国城市经济资金转移模型, 图中Q为投入的资金数额, TU为资金的总效用, TU1为投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效用曲线, TU2为投资房地产无关行业的效用曲线, 在任何时候均有TU1>TU2。由图2可知, 随着资金投入量增加 (K1移向K2) , TU2与TU1的差距随之增大。作为理性投资人必然希望自己的资金效用最大化, 所以最后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
2、政策方面:
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是以GDP为纲的理念推动地方建设, 如此必然把这个社会的有限资源误导到与房地产有关的建设项目上。
虽然中央政府把握大局, 注重全局利益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因此也出台了很多政策, 比如“国六条”及配套细则“国十五条”。但是, 地方政府往往是地方利益的承载者, 他们往往都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相关政策。因为高昂的房价既能增加政府财政税收, 又能拉动GDP增长转化为政绩, 所以地方政府乐此不疲。
五、对宏观调控的相关建议
1、建议中央政府出台针对虚拟资金和腐败款投资地产的政策, 以遏止投资引商环境的恶化。 (1) 增大投资性购房的税率, 相反对于投资与房地产无关行业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尽量使他们的利润率达到均衡; (2) 根据政府官员工资标准出台相关购房限制标准, 尽量避免腐败款进入房地产市场。
2、建议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良性的压力, 引导官员的理性行为, 做出有利于组织的选择。 (1) 在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中, 减少GDP因素的权重, 适当增加民众意见的权重; (2) 中央适当加强对地方政府地产开发权的控制。
如此双管齐下, 从市场和政策两个角度减少投入房地产的资金, 以达到中央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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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 篇5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是因为“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差异性与现实的不平等性，而多元文化的发展乃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实现本民族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之一;经济全球化既有利于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又有助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作 者：刘耘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系，广东 佛山 52800刊 名：社会科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TIST年，卷(期)：16(3)分类号：G02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 现代化
厉以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篇6
国企改革的关键就是实行股份制，这项改革我们已经推行多年，相比之下，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我们一拖再拖，30年没有动。
中国从宋朝以后就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不是城乡二元体制。我们现在必须改革的城乡二元体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产物。从那时候起，户口就分为两种：一种是城市户口，一种是农村户口。从那时起，农民就降为二等公民，就不能跟城里人一样平等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连农民进城找工作都被称为“农民工”，身上证件少一个就被遣送回乡。但而城里人能够自由向农村流动，从来不会被农村人遣返回城。
但改革的星星之火恰恰源于那些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改革史上公认的标志性事件，曾使整个中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
但此后中国改革的重点就转向城市，开始抓国有企业改革，搞承包制和股份制，成效显著。但今天我们回首发现，只改革国有企业相当于我们对计划经济的两大制度只动摇一个，曾经处于改革起点上的城乡二元体制被长期搁置，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村经济活力没有得到释放，城乡贫富差距产生的整体性贫富分化成为我们今天重大的社会问题。
因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刻不容缓。
谈到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普遍的观点是要解决户口问题，但我认为户口并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重点，把两种户口制度合并成为一种户口制度不难，难的是让农民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更难的是让他们成为进一步改革动力和源泉。
我们今天的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50年前就提过，提法并不新鲜，但内涵和基础完全不同。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是计划经济的帮衬，而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要把农村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来。
既然户口不是改掉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点，那突破点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土地问题。旧的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土地承包制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只有解决土地流动问题，但是以中国目前的国情，尤其是在城市化程度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农村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还不能一下子取消，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也不宜大变，那重点就应该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上，使农民承包的土地转包、出租、入股，甚至可以存入信用社。存到信用社，等同于定期存款，每年年底就有利息，并且自动转账转到存款折上，这就类似于土地银行。
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既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也便于为农民进城解决后顾之忧。
土地使用权流转，还可以解决农民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和保障问题。农民有宅基地，宅基地上有房子，只有合理流转，才能让进城的农民有本钱。比如，通过置换，可以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一套商品房和城市户口，再换上城市低保，这就让农民直接获得市民的基本待遇，就可以放心进城。
另一种市场化的办法是土地抵押，这也是西欧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取的城市化方法。允许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抵押，使进城农民获得经济利益和融入城市的时间，大大加快城市化进程，迅速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
土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可以让农民进城，还可以让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农村保险、抵押来致富，降低经营风险，发展农村经济。
此外，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在农村迅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看，政府财政收入比GDP要快，拿出一大部分来建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教育不平等非常必要。
二元化经济体制 篇7
关键词：二元经济,非公经济,农村劳动力,统筹发展
1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经济一直持续着高速增长, 云南的经济社会也得以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2009年, 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424元, 是农村水平的4.3倍;云南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7%, 农村为48.2%。同期,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 是农村水平的3.3倍;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5%, 农村为41.0%。这表明云南城乡差距较为明显, 且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二元经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阶段, 借助发展非公经济从而尽快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途径。就云南而言, 截至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增加值2412亿元, 占云南生产总值的39.1%。可以预测, 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云南整体经济发展将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非公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意见。2010年, 成思危特别强调了非公经济在“增强市场活力”和“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两个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研究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间的关系、影响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然而, 从笔者查阅的文献来看, 现有对非公经济的实证研究较少, 研究非公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则是一个较为空白的领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有非公经济的统计数据不完整, 无法获得足够的样本进行数理统计分析造成的。本文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了上述问题。对于数据的选择本文首先考虑的是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而由此带来的困难则是数据样本较少。为此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的关系进行探讨。
2 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实证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邓聚龙教授于1982 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个种系统分析方法。文献指出灰色系统理论的优势在于从“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以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灰色关联分析作为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种方法同样具备了上述优点。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步骤进行。
步骤一:设被研究系统为X, 记为:X={Xi∈N, N={0, 1, 2, …, m}, m≥2};Xi为系统因素, 其在序号k上的观测数据记为:xi (k) , k=1, 2, …, n, 则Xi=[xi (1) , xi (2) , …, xi (n) ]为因素Xi的指标序列。
步骤二:对系统因素的观测值进行无量纲处理①
undefined (1)
步骤三:计算绝对差值
选取x0=[x0 (1) , x0 (2) , …, x0 (n) ]为参考序列, xi=[xi (1) , xi (2) , …, xi (n) ], i=1, 2, …, n为比较序列。则绝对差值为:
undefined (2)
步骤四:计算关联系数
undefined (3)
ξi (k) 为比较序列xi对参考序列x0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 ρ∈[0, 1]为分辨系数, 在实际计算中一般取ρ=0.5。undefined为二级最小差值;undefined为二级最大差值。
步骤五:计算关联度
undefined (4)
限于2005年前后有关非公经济的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 本研究采用2005—2008年的数据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初始数据如表1所示。本文中采用历年的云南二元反差指数②作为参考序列X0。X1、X3分别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工业总产值, X2、X4分别为私营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工业总产值, X5、X6分别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云南非公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影响, 笔者加入了公有制经济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 X1、X3、X5代表公有制经济数据;X2、X4、X6代表非公经济数据。X1、X2为微观层次工业企业的数据。二元经济的转化与工业的深入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微观层次的工业企业的发展是推进二元经济转化的直接动力。资产周转率表示的是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效率高低, 用来研究企业效率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工业总产值表示的是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整体实力, 用来研究企业整体实力对二元经济的影响。X3、X6为宏观层次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用来研究不同所有制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宏观影响。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2000—2009
将表1中的数据按公式 (1) ～ (4) 所述步骤计算参考序列X0与比较序列X1～X6的灰色关联度, 得到的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各个指标与二元反差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X2> X1> X5> X6> X3>X4。从灰色关联度排序结果来看, 云南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有着以下一些联系。
(1) 云南非公经济工业企业与二元经济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私营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率X2与二元反差指数X0的灰色关联度为0.93883, 明显大于其他指标与X0的灰色关联度。私营工业企业与二元反差指数间的高度灰色关联关系可以说明非公经济在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2) 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推进云南二元经济转化作用有限。
工业总产值X3、X4对二元反差指数的灰色关联度排在了最后, 低于固定资产投资X5、X6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从指标包含的信息来说, 工业总产值指标仅代表了工业生产部门, 这一部门又是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非农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代表的是包括建筑业、第三产业等更为广泛的非农经济部门。非农经济部门对于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大于工业部门也就说明了非农经济部门的整体发展对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作用将大于工业部门的单独作用。
(3) 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对于二元结构转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虽然X2指标与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但其他代表公有制经济的指标X3、X5都大于相应的代表非公经济X4、X6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本文所选取的6个指标与X0之间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 表明所选的因素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云南经济二元性弱化需要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而不能有所偏废。
3 对策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计算、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第一, 进一步落实国家、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于发展非公经济的各项意见。
尽管在2005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但是许多学者、专家、非公经济人士都表示相关意见并未得到较好的落实。2010年5月,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再次对发展我国非公经济提出意见。因此, 云南非公经济的首要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落实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二, 借助“桥头堡”战略促进云南非公经济企业“走出去”。
2009年7月, 胡锦涛主席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云南省工信委数据表明2010年一季度, 云南非公企业共完成进出口总额12.1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0.5%。经过多年的发展, 云南非公经济已经培养出了一些较有实力的非公经济企业。通过“桥头堡”战略, 帮助这些企业走向东南亚, 对于这些企业的长远发展, 云南社会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有利的。
第三, 以发展非公经济促进云南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从本文研究获得的结果来说, 云南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笔者认为非公经济在云南省产业升级、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仍将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在云南产业升级过程中, 限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可避免的要承接一些东部淘汰的产业。而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求对策, 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业已成为未来趋势。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低碳绿色经济发展。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非公经济发展不能仅考虑短期收益, 还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引进一些能耗低、污染小、发展前景好的产业。
总之, 云南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关系到云南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非公经济的发展对于云南二元经济转化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发展非公经济推动云南经济一元化是一个值得学者们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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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二元经济——矛盾与解决途径 篇8
二元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两个部门, 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主要表现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 不仅可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增加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 还可以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 从而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步与工业工资水平接近, 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 二元经济逐渐消失。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的理论基础上, 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二元经济是介于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二元经济的转换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即为:第一阶段, 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大量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 存在隐性失业,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 不会使工业部门工资率提高。第二阶段, 劳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 但小于劳动的平均产量。此时, 农业劳动力的移出将会使农业总产出受到影响, 平均农业剩余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 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 出现了转折点, 即完全商业化的农业。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与产生原因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60%以上, 大多数农村人口从事低产出、低收入的农业活动, 城镇和乡村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城镇人口多数从事二、三产业, 而农村人口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相当大。此外, 还存在区域性的二元经济, 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 且近年来这一差距还在扩大。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 一方面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政策。中国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 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 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 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一系列制度造成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口即使能进城打工, 也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项福利保障, 且往往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按照费景汉、拉尼斯的模型, 仍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第一阶段。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 对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产生较大的障碍。
二元经济是中国的现状, 而减少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总体比重是转型的目标, 这一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城市吸纳, 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的转移, 二是乡镇就业, 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但以目前现状来看, 这两条渠道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城市吸纳不彻底,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在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 还存在许多矛盾, 下文将详细进行分析。
三、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
上文中提到, 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长期以来, 为了建立起经济基础, 国家政策上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业部门, 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 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矛盾。
第一, 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就出现一个矛盾, 如何在保证城市失业人口就业的基础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形成“民工潮”, 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 并且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涌入, 并不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地位是低下的, 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所以, 即使城市能够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 仍无法解决二元经济的根本问题。
第二,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不能完全依靠城市来吸纳,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能够吸收一部分劳动力。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以大大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渐转换。然而, 现阶段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乡镇企业以小企业为主, 只能吸引少量农村劳动力, 此外, 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扶持不够, 很多地方都没有一家标志性的乡镇企业。对农民来说, 第一选择仍是进城打工, 乡镇企业成为一个摆设。
第三, 长期以来, 国家在发展政策上, 是倾向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的, 近年来, 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因素考虑, 国家又加大了对城市经济的扶持力度, 社会保障制度也向城市倾斜。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更加突出。政府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使得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进一步加强。
我国二元经济的突出性和不稳定性, 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矛盾的焦点集中表现在农业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显著滞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 必须要从保护和支持“三农”做起。
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破解二元经济的实质是实施城乡一体化, 即使城乡置于同一层次上平等协调发展, 减少发展差距。然而,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不仅要给他们提供住房和配套设施, 还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 许多城市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推进城市一体化, 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改变农村的发展现状, 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托达罗模型中不同的是, 既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 还存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二元经济, 这一点是中国所特有的。要改变这一现状, 重点在“三农”,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提高农业的地位。
上文提到在实现二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 有如下途径来解决。
首先, 在转换二元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应重视对“三农”的关注, 长期以来, 政府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干预, 片面追求非产业领域的升级, 忽视对农业的投入,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日益失衡。政府在政策上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 把建设的重点放一部分在“三农”上, 只有解决了“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才有可能逐步转化。
其次, 加快农业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进程
在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靠城市来吸收剩余劳动力, 农村本身也需发挥一些作用。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需要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一部分商品性农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农村工业化, 可以实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 是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然而, 乡镇企业发展落后, 即使能够吸纳一部分劳动力, 其待遇也是很差的, 生产率很低, 无法破除二元经济, 而是形成了由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为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 需要加大乡镇企业的改造力度, 推动乡镇企业从“传统工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化, 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农村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人口在地区间的转移, 而且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引发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逐步实现乡镇的城市化, 重点发展中小型城市, 既能有效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能实现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换, 实现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 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也是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舒尔茨认为,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关键在于增加农业的生产要素引入, 并且合理配置。合理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就是农民不仅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生产要素, 而且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 必须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了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 可以使得农民获得驾驭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 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五、二元经济的转换——一种设想
中国之所以产生特殊的二元经济, 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长期以来, 对现代工业部门的重视和对农业的忽视造成了两者发展严重的不均衡。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割裂的就业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发展失衡。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乡割裂的局面, 主要还是要靠深入农村本身来解决问题。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适当考虑将部分乡镇纳入规划区域, 吸收劳动力。发展小城镇, 利用靠近中小城市的优势, 承接城市的技术、产业、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辐射, 承担城市的部分功能。充分利用乡镇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乡镇良好环境, 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吸引外部投资, 真正实现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特区的建立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契机, 但与此同时, 区域经济不协调、城乡差距大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近些年政策方向有所转变, 去年开始的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建设上, 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实现全面发展, 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逐步转变二元经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需要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实现城乡经济互动。
在未来, 如果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城乡经济互动合作协调, 建立大量特色乡镇,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将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实现二元经济一体化, 需要加大力度扶持“三农”, 同时走出中国的特色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 需要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同时发挥作用。只有城乡互相配合发展, 才能从源头上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也鼓励农民创业, 当地政府要予以扶持, 多管其下,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需要各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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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化经济体制 篇9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二元经济结构”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即乡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和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商品性生产与自给性生产并存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状态。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长期的“重城市、轻农村”国家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赶超式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脱离了传统乡村的发展现实。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以“剪刀差”的形式将大量的农村资源抽取到城市,确保城市工业化的稳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农业的发展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的严重缺乏资金和外汇储备,为了实现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部门推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此外,我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划分为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两部分居民不能享受同等经济和社会待遇。如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政策并没有跟上经济政策,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的解决,反而使得有些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市场经济的力量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后,人们会将一小部分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产品,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对而言,这些消费品主要出自于工业部门,而大量的现代工业部门集中在城镇,且其行业利润率长期高于农业部门,这也导致农村收入水平增长远低于城市。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不断加强,然而城镇居民的大部分支出集中在汽车、电器、旅游、住房等,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却没有太大关系,使得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难回流到农村。这种只取不予的单向流动,进一步恶化了二元结构的矛盾。
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及其危害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特征
一般地,发展经济学家将二元经济定义为包括农村的传统经济和城市的现代经济两部门的整体经济结构,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两方面,其基本的现状特征有以下几点:
1. 城乡工业化的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这就形成了城乡径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乡镇工业、城市工业并存的二元工业化格局。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工业化在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工业大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对新型工业化形成了制约,城乡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化及产品的同质性,导致了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无序竞争。
2. 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二元结构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了典型的“二元四级”特征,整个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二元,即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而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二级市场),其中非正规部门是指被现代工业部门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市场空缺,其运作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易变性,可以提供许多就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的劳动力市场。在这四级劳动力市场中,二级市场充当了一级市场的蓄水池,吸纳了从一级市场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同时也吸纳了由四级市场进人城市的农民工,减少了对一级市场的压力。作为三级市场不仅吸纳了四级市场中的过剩劳动力,而且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化,加快了农业的工业化进程。
3. 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结构
从全国的统一市场结构来看,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市场两个板块,由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得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不对称。在农村市场体系中,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都不健全,不能与城市市场形成对接;在城市市场体系中,具有较为完善的生活资料市场、文化与服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商品交换发达,经济主体具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也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经济转型的任务不相同。
4. 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
所谓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同时并存着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二元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日益扩大。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型,并开始向高级化阶段迈进,进入全面的扩张时期;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发育迟缓。这些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财富的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性影响
1. 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我国长期的城乡分隔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对农村的投资比重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城市享有高工资、高福利,尤其是某些国家垄断行业更为明显,增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相对地削弱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影响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2. 不利于社会稳定
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低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作,同时国家在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上较少,促使农民选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无法引进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城乡差距的悬殊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及其模式
(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加快城市户口管理,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尽管户籍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保障社会的安定、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等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管理在活跃的市场体制中显得僵化,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此外,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大多数进城农民没有安身之地,不能安居乐业,同时还时常引发歧视、排挤农民等社会问题。因此,应尽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这一道人为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取消对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逐步恢复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和职业的双向选择权利。
(二)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繁荣农村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农经济结构与现代化农业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首先,应对农村土地进行彻底的改革,让农村土地恢复活力,农民对土地投入产生热情;再次,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使农业投入水平能满足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产品结构多元化,全面提升品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搭建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加快发展农产品批发组织,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线管理,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第四,坚持科技兴农,发展农村实用技术,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农业和非农产业,逐步实现集约化经营;第五,促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更新农民观念,逐步改变农村社会封闭落后的面貌,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
(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协调城乡经济关系,应该加强城乡之间合作和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完善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加快农村技术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条件。要加大投资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联结点,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和经济功能。同时,应该制定一整套的城乡结合点发展制度规范,优先发展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系的产业,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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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的二元体系探析 篇10
一、城市二元经济体系的涵义
当前中国的市场大约存在着1 000多万家企业,它们形成了中国的城市经济体。但这1 000多万家企业并不是由平等竞争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二重结构”或二元体系。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体系,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国有经济体系是由1 00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组成的,这些企业集团规模非常庞大,占据中国企业总数不到1%,企业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控股。私人经济体系是由1 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组成,这些企业的规模不等,但相对于国有企业都非常小,它们占据了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企业产权属于私人所有或私人控股。这两个体系各自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和1/3,财政税收的贡献率分别为50%和40%,就业贡献率分别为10%和80%。此外,中国65%的发明专利权、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私人经济体系完成的。
市场中,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不平等。国有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更兼具有行政扶持与自然垄断优势,它们主导着市场的发展。中小私人企业没有任何依靠,完全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它们属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小企业完全靠高出生率、高破产率来维持庞大的市场数量规模,据统计,中国每年宣布破产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30%,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三至五年。资本大鱼吃小鱼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明显的。这两类经济体由于在社会中的不对等地位,形成了中国城市经济独特的二元体系。
二、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体系所拥有的特殊权力
国有经济体系不仅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左右市场走向,这与国有经济体系具有特殊权力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1.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控制原材料价格和产品价格的能力。
当前,国有经济体系的资产主要分布在能源、通信、交通运输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在整个国家产业体系中处于“两头”地位,即产业链的最上游和最下游位置,市场化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如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行业属于基础性产业,是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通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属于产业链龙头,是向其他产业部门购进原材料的部门。控制这些产业部门就意味着整个市场经济主体都受其制约,这些部门就可以凭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利润。据统计:在能源、通信、交通运输等十大行业中,数量上占62.7%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拥有94.1%的资产总量。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几乎全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或领域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这十大行业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239.7亿元,比全国企业集团平均资产规模多了100多亿元。
2.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控制市场需求的能力。
对于国有经济体系而言,如果控制了产品的价格而没有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国有经济体系就不会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因此国有经济体系会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使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由于国有经济体系处于产业链位置的“两头”,即最上游的基础性产业和最下游的“终极消费末端”产业,因此国有经济体系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引导。处于最上游的产业如煤炭行业由于是基础性产业,因此其消费需求往往存在刚性,消费者消费需求基本上没有弹性,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收入增加,需求量会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国有经济体系是稳获利润的。而对处于末端产业链而言,由于国有经济体系具有资本雄厚、营销渠道广、知名程度高等特点,借助于媒体广告等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如在电视媒体上做广告,每分钟收费达几十万元,这是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的。国有经济体系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来对消费者消费习惯加以引导,看似市场上的消费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主导,不知不觉消费者成为了国有经济体系源源不断的利润源泉。
3.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融资能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占领市场,或者遇到周转困难时,往往要负债经营,这就需要非常好的筹措资金的能力。当前中国融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一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无论那种融资渠道,国有经济体系都占据主要地位,根据资料显示:0.5%的国有企业贷款总额占银行贷款余额的50%以上。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更是优先考虑,证券市场几乎成为国有经济体系的筹资金库。同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融资能力相比,私人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航空业出现整体亏损,国有航空集团却获得了几十亿元资金贷款渡过了财务危机,而同为航空业的私人企业却连几十万元都难以贷到,只能任其在危机中破产。
4.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影响政府政策出台、执行的能力。
国有企业同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政府不仅不干涉国有经济体系的行为,而且在多方面为国有经济体系开通绿色通道。政府为国有经济体系培养技术上的合格人才,推行有利于国有经济体系的产业政策,有的经济政策甚至是为国有经济体系量身定做。政府还常常与国有经济体系签订大宗物品采购合同,却很少向中小企业伸出橄榄枝。国有经济体系还经常承担国家研发项目,一旦研发获得成功,国有经济体系会获取巨额利润;而一旦研发失败国有经济体系很少承担研制损失,却由政府财政买单,政府是它的“防摔安全网”。此外,国有经济体系同政府机构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人事联系,国有经济体系的负责人往往同政府机构官员相互转换。如许多央企负责人不久之后就成为国家省部级领导干部;反过来,国家省部级官员又可以成为央企负责人。总之,政府与国有经济体系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三、二元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
在市场二元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体系为了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势必利用自己特殊权力和影响力打压私人经济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造成以下严重的后果。
1. 二元经济体系的存在,造成了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由于国有经济体系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和基础产业,其在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扭曲根源。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交通道路、桥梁、高铁设备、城市轨道等方面投资,这些行业得到持续不断发展,但这些行业对于吸纳劳动力却在持续下降。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分析,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第一产业领域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人口的38%,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工业产值近十年增长了30多倍,而同期进入的劳动力却减少了50%以上。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至少落后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私人经济体系主要集中于低端生活服务业和外贸加工服务业,如餐饮、服装、玩具等。其竞争已经出现白热化程度,但大量的私人资本和劳动力却没有办法进入国有经济体系垄断行业。这使得中国城市既有代表高精尖现代化城市形象的飞机、高铁、城市轨道、高档奢侈品产业,也大量存在低端餐饮、低附加值服装、玩具产业,高端与低端产业之间断裂层如此泾渭分明。
2. 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造成了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衡,经济隐患丛生。
国有经济体系与私人经济体系存在着不同的经营目标,国有经济体系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主要考虑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因而其主要策略是不断进行投资,占据市场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国有经济体系的投资冲动,使得中国积累和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根据支出法测算的GDP数据显示,1999—2009年间,投资在GDP的比重由36.2%增加到47.7%,而同期消费在GDP的比重由61.7%下降低到48%。国有经济体系投资冲动的结果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并一度造成煤电油运紧张局面。此外,国有经济体系过度投资还造成消费超前,如当前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堪比美国,可是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流量却严重不足,车流量不足又引起收费不足,高速路没有现金流收入就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从而引起整个经济链条的断裂,经济隐患令人堪忧。据报道,云南公路投资开放公司向国开行、建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累计贷款余额近千亿元,2011年4月份正式向这些银行发函通知,即日起支付利息暂停还本等事宜,引起了众多关注。此外,国有经济体系的投资冲动还造成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3. 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造成了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分化严重。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根据资料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基尼系数在0.2左右,居民收入均等化现象明显,这与一元的计划体制平均分配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有的统计机构甚至认为达到近0.5,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居民收入会持续扩大,这与城市二元经济体系有关。国有经济体系处于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在交换过程中往往通过价格差的形式剥夺私人经济体系创造的财富。如中国的高速路收费、燃油价、通讯资费、银行利差等同比都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而这些行业很明显被国有经济体系垄断。全社会行业所创造的财富急剧的聚拢在少数国有经济体系手中,而在这些国有经济体系中,大量财富又被分配给少数企业高管、技术阶层等。这样很明显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大量财富被少数阶层所占有,大量人口只占有少数财富,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四、如何改变二元经济体制
造成中国市场二元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体系与私人经济体系的权力不均衡,因此塑造平等的市场经济权力是打破市场二元经济体制的关键。为了建立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得经济发展均衡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1. 改善私人经济体系经营环境,提高市场体系中私人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加强私人经济体系的权力。
私人经济体系与国有经济体系相比较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受到国有经济体系的排挤,要改变此现状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改善私人经济体系的经营环境。具体从三个方面着力解决,首先是私人经济体系面临的自然环境(自然风险)。自然风险是由于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而引起的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由于私人经济体系力量薄弱,遇到自然风险基本无力承担财产损失,因此,建设社会财务风险分散管理机制是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次着力解决私人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政策风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不仅仅要对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环境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贯性。对于政府的财政、货币、税收、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其长效机制,使私人经济体系有确定的政策预期,从而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后,着力解决私人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市场风险),私人经济体系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管理能力不强,因此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经济规模、管理水平是解决其应对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二是通过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加强私人经济体系的竞争能力。私人经济体系企业数量虽然庞大,但还是难与国有经济体系竞争,重要原因是私人经济体系中单个企业资本规模太小、数量又太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因此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私人经济体系的企业横向或纵向等方式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托拉斯形式的产业组织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加强同国有经济体系议价的能力。
2. 调整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布局,管制国有经济体系的价格,限制国有经济体系的权力。
国有经济体系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集中的领域。调整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布局就是要把国有经济体系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中解脱出来,使之真正服务于公益事业领域。以国有经济体系为主体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体制,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难以真正的形成,一旦出现市场正常的优胜劣汰总会有政府出面进行协调,这种没有市场退出机制的竞争对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极其不利。因此,国有经济体系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为私人经济体系腾出发展空间,把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向关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上来,提高国民的教育事业、医疗保健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等领域,对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此外,管制国有经济体系的价格,降低国有经济体系的垄断利润。由于自来水、电力、煤气、燃气等管网的不可能重复修建,因此天然的会形成一定的垄断,对于这些行业的价格制定,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管理机制,使之得到合理的社会平均利润。
3. 政府从国有经济体系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要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政策出发点。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为了能够胜任改革的任务,自身必须不受任何力量的影响,尤其是要从国有经济体系的干扰下解脱出来,不能把国有经济体系的目标作为政策取向,而是把全社会公共目标作为政策取向。因此政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解放思想,树立正确的观念。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采取不同的态度,认为国有经济体系是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而私人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次要部分。这种理解非常片面,同时也造成了政府政策有失公允。同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民待遇。因此,政府应该重新树立客观公正的观念,为私人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毕竟,私人经济体系吸纳了中国80%左右的劳动力,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额税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是回归本位,履行政府应有的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政府回归本位就是要政府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由“划桨”向“掌舵”转变,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角色转变,建立起公共型政府。最后,政府主要以法律手段为主、适度运用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一直以来,政府对于社会经济事物管理都是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动辄就是行政处罚。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社会管理,政府也应该守法。努力形成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三者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中国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以物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和以物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经济体。二者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二元体系。正是由于二元经济体系的存在,才造成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积累消费比例失衡、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一系列矛盾,因此,改革市场经济二元体系是实现中国城市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国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二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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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化经济体制 篇11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0－04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注：从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两类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一类是刘易斯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另一类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Myrdal,1974）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空间上相并存的一种状态。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指前者，即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1]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2][3][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经典模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实物模型”，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仍然重视不够，大多数金融发展理论家研究的主要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文献逐渐丰富起来，但对于二者的关系尚存在争议。基于此，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综述
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麦金农（Mackinnon）。1973年，他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Fragmented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具体的分析麦金农是基于费雪（Fisher,1930）的两周期分析框架：假定个人或厂商面临两种技术选择，一种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技术，另一种则是在没有任何产出之前需要大量初始投资，一旦投资收益率会很高并且递增的新技术。如果个人或厂商受到融资条件和收入禀赋的限制时，最优选择是传统技术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如果一些投资者能按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表示的利率借款，那么就会选用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投资，此时企业家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这种能否获得借款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5]
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整个经济有两个部门组成：部门I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II是现代的或技术先进的部门，而这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价格出售。由于部门II比部门I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有比较高的生产率，部门II资本收益率显然要高于部门I，不仅如此，先进的生产技术也给劳动带来了较高的收益率。所以他认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加尔比斯模型旨在说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否需要转换的问题并没有考虑。但他的分析客观上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为以后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其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如果单纯地以资本收益率的高低来决定资源的投向，则似乎应该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6]
南开大学王少国博士（2005）认为麦金农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解释，其意义主要在于指出了金融抑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他分析的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资本既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稀缺，资本的需求将大于资本的供给，所以即使不存在金融抑制，也将只有一部分个人或厂商可以获得借款而采用新技术，另一部分只能采取传统技术，从而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可见，金融抑制并不能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而应是二元经济结构强化的原因之一。[7]
三、关于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研究
拉克西特（Rakshit,1982）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组成的两部门模型，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贷市场不完善，而信贷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利率机制的失灵与金融中介机构的缺乏两个方面。显然，为了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理顺利率机制，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8]
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濨（1986）从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情况。从统计资料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转换缓慢，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发展处于初级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对农村资金需求的渗透乏力。而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应该归因于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设立以中央银行为顶点的特殊银行、民间信贷银行体系、以小农为对象的农村信用组合网等现代金融制度”。[9]
张杰（199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这样的困扰点：对农业部门内生的资本形成与储蓄能力估计不足，对非农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期望值过高，并且忽视了两部门间必然存在的金融资源流动对整体资本形成的重要影响。为此他以中国为例，着重分析了金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流动状况，得出以下结论：金融资源对农业部门的净流入尽管是一种利益倾斜，但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是更进一步的推动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产生的是一种“回波效应”。原因在于两部门资源流动中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农业部门资源的巨额净流出，使其失去了进行金融努力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绝不是通过资源的简单再配置能够创造的，因为金融资源的再流入是外生的。所以农业部门金融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部门内部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10]
王少国（2003）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如何评价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呢？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金融发展既可能加速二元经济的强化并提高二元强度，也可能缓解二元经济的强化速度和二元强度，因此，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具有良性作用的标准应该依据金融发展是否是在不降低甚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强化二元经济的二元性，是否是在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缓解二元经济的二元性的。如果是则金融发展显然具有良性作用。而在第二阶段，金融发展是具有良性作用则可以通过检验金融发展能否加速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来衡量，如果是则金融发展具有良性作用。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综合影响是否具有良性，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的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即缩短了二元经济转换两阶段的时间总和。[11]
王洋（2005）认为经典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都是一种实物模型，最重要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给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作用留下余地，为此，他借鉴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统计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构造一个货币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分析表明，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完善货币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12]
高帆（2005）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间接地论证了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13]
彭建刚、周行健（2005）分析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重要功能。他们认为，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是二元经济结构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极资源聚集和扩散效应中都发挥着大型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14]
许晓东、谢元态（2004）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趋利性使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在农村形成了巨大的资本缺口，致使城乡经济发展失衡。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村资本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财政支持体系、价格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等部分有机组成。[15]
四、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的实证研究
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要条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将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下降(Lewis，1954)。因此，收入分配成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关键变量。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
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足够多的财富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率，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服从“库茨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16]
盖罗和泽依拉（Galir&zeira,1993）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技术简单、收入较低的传统部门，另一个则是技术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样，只有那些有较高初始财富的人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较高收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初始财富的分配不均和初始财富的均等分配都会永久化。[17]
与Galir&zeira（1993）相似，Banerjee&Newman(1993)通过建立一个三部门模型也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18]
Clark, Xu &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够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工业部门，那么随着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工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关系。[19]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选取了M2/GDP比率（经济货币化率）、信贷存量对GDP的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经济证券化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52－2003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经济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也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同样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反而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与和流失。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防止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至关重要，并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0]
彭建刚、李关政（2006）以二元对比系数、威廉逊系数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以贷款相关比率、非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相关比率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强；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弱。为了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能单纯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应注重调整金融的财政性功能，以引导金融剩余的合理流动；要大力发展非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分析了金融发展与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21]
五、简要评述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忽视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而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把二者的关系作为主题来研究，只是附带的涉及，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提出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国内的文献更多的是借鉴他们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理论修正与实证检验。
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上，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应利用更高深的数学知识构建精细化、规范化的模型，阐明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二是在实证方面，无论指标的设计、数据的选取还是方法的应用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进行更多的国别检验，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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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洋.二元经济转换：实物模型与货币模型[J].南开经济研究，2005，（1）.
[13] 高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经济研究，2005，（9）.
[14] 彭建刚，周行健.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J].当代财经，2005，（10）.
[15] 许晓东，谢元态.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新型农村资本支持体系研究[J].金融论坛，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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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alor, O & J,Zeira,1993.“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 (1).
[18] Banerjee, A V.,and A F.Newman,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
[19] Clarke, George, Xu, Lixin Colin and Zou, Heng-fu, 2003,“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84, March.
[20]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
二元结构下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篇12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将县域经济的概念界定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 (包括县级市、旗等) 为区域范围, 以县一级财政为标志, 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 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 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王盛章, 赵桂溟 (2000) 将县域经济定义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 以市场为导向, 优化配置资源, 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本文所定义的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 (包括县级市、旗等) 区域为载体, 以县级独立财政为标志, 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网络、农村为腹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县级政府为调控主体, 以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 通过供求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 在全县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面向国际和国内大市场, 在更大区域的分工协作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经济系统。
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 一个是现代的城市工业部门, 它具有现代工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较高等特征;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 它具有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 以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 具有处于自给半自给经济状态、劳动生产;率和收人低等特征。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扎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发展了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认为:
(1) 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好动生产力持续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2) 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传统农业的劳动力是大限供给的, 隐蔽性失业的劳功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不会改变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水平变功;在第二阶段, 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虽会造成农业总产量下降, 从而引起粮价上升和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升;在第三阶段, 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现代的工业部门, 实现二元经济转换;
(3) 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 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以顺利实现二元经济的转换。
此外, 对二元经济理论发展的还有乔根森模型和迈因特模型。乔根森模型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迈因特模型提出了“组织二元的结构论”, 更准确地把握了二元经济的实质:现代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并存。迈因特反对将二元简单地归结为城市与乡村, 或工业与农业, 也就是说, 某些先代部门企业可能是位于农村的种植园或工矿企业, 属于传统部门的小经济单位也许位于城市, 从事手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活动。
3 二元结构在河南县域经济中的表现
3.1 农业往往是县域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大部分的县域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尤其是经济尚不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另外, 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进程来看, 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因此, 县域经济将在长期内以农业为基础。县域经济的主体劳动者是农民, 在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内, 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尤其河南, 县域的农业吸纳着县域80%一90%的人口。河南城市经济的发展难以在短期内为县域内的人力资源提供充足的转化渠道, 这就决定了河南县域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将农业作为基础, 农业仍将是县域经济的重中之重。
3.2 工业通常是县域经济的主导
工业化是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主要阶段, 它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 县域工业化将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从现阶段中国县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经济较发达的县域, 其工业经济占据着国民经济总量的较大份额。“经济百强县”之所以成为最具活力的发展板块, 其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强县”。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证明了, 对于任何尺度的区域而言, 没有工业作为支柱, 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区域合作中, 它都因为处于次要地位而逐渐被边缘化。
3.3 第三产业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
县域经济的健康运行客观上需要在一、二、三产业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 如果第三产业实力薄弱, 就不能对第一、二产业提供足够的服务支持, 甚至成为约束整体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如果从宏观角度来审视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 就会发现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差距基本上与地区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 即第三产业发展良好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4 河南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4.1 整体发展滞后, 经济强县少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增长速度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1997一2006年县域GDP增长8.6%, 低于全省0.5个百分点, 县域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省的1.1和4.8个百分点。从实力上看, 河南省县域强县少, 第七届全国百强县河南仅有7个县, 分别是排在40位的巩义市、70位之后的堰师市、新密市、新郑市、荣阳市、禹州市和登封市。
4.2 县域工业化进程缓慢、城镇化水平低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河南省中心城市工业化程度较高, 县域工业发展明显滞后。工业产品结构不合理, 产品链条短, 工业附加值低, 资金投入不足, 设备更新慢, 企业研发能力低, 劳动者整体素质低。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仅为30%,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4%。
4.3 县域农业产业化进程滞后
虽然近年来农业产业化有所发展, 但多以初级产品为主, 全省县域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分布集中在临颖、许昌县、潢川、淇县一带, 而且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 除莲花、大用、华英、永达、科迪等知名企业外, 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并不多。
4.4 县域经济对外开放度不够
2007年, 河南省县域出口仅为16亿元, 仅为县域GDP的1.42%, 在109个县市中, 有20多个县市的出口为空白, 有近30个县实际利用外资是空白。招商引进的资金使用质量不高, 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附加值不高。
5 二元结构下的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对策
5.1 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原则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应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突出特色的原则。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注重发挥比较优势, 形成富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在发展途径上, 坚持走“你无我有, 你有我优, 你优我特”的路子, 通过“特色”开拓出市场空间和经济效益。二是市场导向的原则。发展县域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以企业为主体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在调结构、定项目、建基地时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因素, 并将工作着力点放在促进生产力要素快速流通领域。三是改革创新、开放带动的原则。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 切实提高执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增强县域经济内在活力和潜力。努力优化投资环境,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运用开放的观念, 加大与中心城市、相关县市的联合与协作。
5.2 发展县域经济的基本思路
5.2.1 积极稳妥地推进县城城镇化
河南的县情决定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最终解决, 必须通过城市、城镇化来实现, 必须通过县域城镇化来实现县域二元经济走向县域一元现代经济。因此, 加速县域城镇化是县域经济走出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加速县域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县域城镇建设, 在县域营建数个 (首先是县域镇) 能带动县域非农经济发展、具有良好城镇规模效益、存在区位优势的城镇, 对于县域经济走出二元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2.2 加快乡村农业现代化
加快乡村衣业现代化进程, 就是加快落后的传统乡村农业向建立在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可见, 县城经济走出二元经济, 必须重视乡村农业问题, 加快乡村农业现代化进程。
5.2.3 大力发展县域第二、第三产业
县域二元经济始于乡村传统农业经济内部出现非农业经济, 并随着非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走入一元的现代经济。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求工业化, 要求第二产业及其劳动者的比重上升;同时, 县域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县域非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 没有县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就没有县域一元的现代经济。因此, 大力发展县域第二产业, 有利于县域经济走出二元结构。
5.3 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5.3.1 发展县域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 克服比较劣势, 依托本地优势生产要素, 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 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 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 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打造强势产业、培育特色经济的过程, 各领风骚正是县域经济极力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5.3.2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小城镇建设, 提高县域经济辐射力
优化城乡发展与布局, 促进县中心城镇和一般城镇建设, 提高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辐射与带动能力;搞好小城镇规划, 盘活城镇土地资源, 促进城镇现代化建设。
5.3.3 落实九年义务教育,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强化县级政府责任, 巩固普九成果, 多途径解决农村教学力量不足的问题;省内高校采取定向招生的办法, 培养志愿在贫困地区和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艰苦地区任教;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机制, 保证教育的优先地位。通过发展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 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
5.3.4 调整产业结构, 壮大县域工业
河南县域经济的落后, 根本在于工业经济的落后。壮大河南县域经济必须切实提高工业化水平, 膨胀工业总量, 提高工业的总体竞争力。
5.4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
5.4.1 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河南省政府要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为使政策落到实处, 在政策制定方面, 要与国家正在执行的大的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第一, 要与就业优先战略结合起来, 比如对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等较大用工量的产业予以扶持。第二, 与西部大开发展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促进东西合作和区域间的大跨度联合。第三, 与科教兴国和人才战略结合起来, 国家对县以下的农民培训要加大支持力度。第四, 与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通过发展加工业, 使农业结构调整从适应性上升到战略性, 把劳动力多的优势和农产品多的优势揉合在一起, 提升整个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5.4.2 有重点地制定县域经济发展规划, 加强对县域经济的分类指导
河南县域多达108个, 类型多样, 区域差异性明显, 河南省政府有必要尽快编制全省县域经济发展规划, 实施区域调整政策, 切实加强对县域经济的分类指导。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根据县域的区位条件、产业特点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支持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县域的经济发展。积极引导经济较发达县率先发展, 支持中等发展水平县加快发展, 扶持欠发达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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