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探析（精选10篇）
二元经济探析 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矛盾却相当突出。如地区生产力布局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衡等,这些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市场经济中二元体系问题。由于二元经济体系的存在,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均匀,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很难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进行合理流动,部分人群总是游离于城市边缘,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当前二元经济体系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城市二元经济体系的涵义
当前中国的市场大约存在着1 000多万家企业,它们形成了中国的城市经济体。但这1 000多万家企业并不是由平等竞争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二重结构”或二元体系。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体系,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国有经济体系是由1 00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组成的,这些企业集团规模非常庞大,占据中国企业总数不到1%,企业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控股。私人经济体系是由1 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组成,这些企业的规模不等,但相对于国有企业都非常小,它们占据了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企业产权属于私人所有或私人控股。这两个体系各自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和1/3,财政税收的贡献率分别为50%和40%,就业贡献率分别为10%和80%。此外,中国65%的发明专利权、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私人经济体系完成的。
市场中,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不平等。国有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更兼具有行政扶持与自然垄断优势,它们主导着市场的发展。中小私人企业没有任何依靠,完全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它们属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小企业完全靠高出生率、高破产率来维持庞大的市场数量规模,据统计,中国每年宣布破产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30%,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三至五年。资本大鱼吃小鱼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明显的。这两类经济体由于在社会中的不对等地位,形成了中国城市经济独特的二元体系。
二、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体系所拥有的特殊权力
国有经济体系不仅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左右市场走向,这与国有经济体系具有特殊权力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1.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控制原材料价格和产品价格的能力。
当前,国有经济体系的资产主要分布在能源、通信、交通运输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在整个国家产业体系中处于“两头”地位,即产业链的最上游和最下游位置,市场化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如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行业属于基础性产业,是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通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属于产业链龙头,是向其他产业部门购进原材料的部门。控制这些产业部门就意味着整个市场经济主体都受其制约,这些部门就可以凭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利润。据统计:在能源、通信、交通运输等十大行业中,数量上占62.7%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拥有94.1%的资产总量。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几乎全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或领域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这十大行业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239.7亿元,比全国企业集团平均资产规模多了100多亿元。
2.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控制市场需求的能力。
对于国有经济体系而言,如果控制了产品的价格而没有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国有经济体系就不会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因此国有经济体系会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使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由于国有经济体系处于产业链位置的“两头”,即最上游的基础性产业和最下游的“终极消费末端”产业,因此国有经济体系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引导。处于最上游的产业如煤炭行业由于是基础性产业,因此其消费需求往往存在刚性,消费者消费需求基本上没有弹性,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收入增加,需求量会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国有经济体系是稳获利润的。而对处于末端产业链而言,由于国有经济体系具有资本雄厚、营销渠道广、知名程度高等特点,借助于媒体广告等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如在电视媒体上做广告,每分钟收费达几十万元,这是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的。国有经济体系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来对消费者消费习惯加以引导,看似市场上的消费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主导,不知不觉消费者成为了国有经济体系源源不断的利润源泉。
3.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融资能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占领市场,或者遇到周转困难时,往往要负债经营,这就需要非常好的筹措资金的能力。当前中国融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一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无论那种融资渠道,国有经济体系都占据主要地位,根据资料显示:0.5%的国有企业贷款总额占银行贷款余额的50%以上。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更是优先考虑,证券市场几乎成为国有经济体系的筹资金库。同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融资能力相比,私人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航空业出现整体亏损,国有航空集团却获得了几十亿元资金贷款渡过了财务危机,而同为航空业的私人企业却连几十万元都难以贷到,只能任其在危机中破产。
4. 国有经济体系具有影响政府政策出台、执行的能力。
国有企业同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政府不仅不干涉国有经济体系的行为,而且在多方面为国有经济体系开通绿色通道。政府为国有经济体系培养技术上的合格人才,推行有利于国有经济体系的产业政策,有的经济政策甚至是为国有经济体系量身定做。政府还常常与国有经济体系签订大宗物品采购合同,却很少向中小企业伸出橄榄枝。国有经济体系还经常承担国家研发项目,一旦研发获得成功,国有经济体系会获取巨额利润;而一旦研发失败国有经济体系很少承担研制损失,却由政府财政买单,政府是它的“防摔安全网”。此外,国有经济体系同政府机构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人事联系,国有经济体系的负责人往往同政府机构官员相互转换。如许多央企负责人不久之后就成为国家省部级领导干部;反过来,国家省部级官员又可以成为央企负责人。总之,政府与国有经济体系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三、二元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
在市场二元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体系为了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势必利用自己特殊权力和影响力打压私人经济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造成以下严重的后果。
1. 二元经济体系的存在,造成了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由于国有经济体系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和基础产业,其在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扭曲根源。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交通道路、桥梁、高铁设备、城市轨道等方面投资,这些行业得到持续不断发展,但这些行业对于吸纳劳动力却在持续下降。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分析,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第一产业领域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人口的38%,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工业产值近十年增长了30多倍,而同期进入的劳动力却减少了50%以上。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至少落后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私人经济体系主要集中于低端生活服务业和外贸加工服务业,如餐饮、服装、玩具等。其竞争已经出现白热化程度,但大量的私人资本和劳动力却没有办法进入国有经济体系垄断行业。这使得中国城市既有代表高精尖现代化城市形象的飞机、高铁、城市轨道、高档奢侈品产业,也大量存在低端餐饮、低附加值服装、玩具产业,高端与低端产业之间断裂层如此泾渭分明。
2. 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造成了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衡,经济隐患丛生。
国有经济体系与私人经济体系存在着不同的经营目标,国有经济体系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主要考虑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因而其主要策略是不断进行投资,占据市场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国有经济体系的投资冲动,使得中国积累和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根据支出法测算的GDP数据显示,1999—2009年间,投资在GDP的比重由36.2%增加到47.7%,而同期消费在GDP的比重由61.7%下降低到48%。国有经济体系投资冲动的结果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并一度造成煤电油运紧张局面。此外,国有经济体系过度投资还造成消费超前,如当前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堪比美国,可是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流量却严重不足,车流量不足又引起收费不足,高速路没有现金流收入就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从而引起整个经济链条的断裂,经济隐患令人堪忧。据报道,云南公路投资开放公司向国开行、建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累计贷款余额近千亿元,2011年4月份正式向这些银行发函通知,即日起支付利息暂停还本等事宜,引起了众多关注。此外,国有经济体系的投资冲动还造成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3. 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造成了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分化严重。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根据资料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基尼系数在0.2左右,居民收入均等化现象明显,这与一元的计划体制平均分配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有的统计机构甚至认为达到近0.5,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居民收入会持续扩大,这与城市二元经济体系有关。国有经济体系处于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在交换过程中往往通过价格差的形式剥夺私人经济体系创造的财富。如中国的高速路收费、燃油价、通讯资费、银行利差等同比都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而这些行业很明显被国有经济体系垄断。全社会行业所创造的财富急剧的聚拢在少数国有经济体系手中,而在这些国有经济体系中,大量财富又被分配给少数企业高管、技术阶层等。这样很明显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大量财富被少数阶层所占有,大量人口只占有少数财富,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四、如何改变二元经济体制
造成中国市场二元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体系与私人经济体系的权力不均衡,因此塑造平等的市场经济权力是打破市场二元经济体制的关键。为了建立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得经济发展均衡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1. 改善私人经济体系经营环境,提高市场体系中私人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加强私人经济体系的权力。
私人经济体系与国有经济体系相比较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受到国有经济体系的排挤,要改变此现状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改善私人经济体系的经营环境。具体从三个方面着力解决,首先是私人经济体系面临的自然环境(自然风险)。自然风险是由于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而引起的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由于私人经济体系力量薄弱,遇到自然风险基本无力承担财产损失,因此,建设社会财务风险分散管理机制是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次着力解决私人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政策风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不仅仅要对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环境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贯性。对于政府的财政、货币、税收、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其长效机制,使私人经济体系有确定的政策预期,从而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后,着力解决私人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市场风险),私人经济体系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管理能力不强,因此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经济规模、管理水平是解决其应对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二是通过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加强私人经济体系的竞争能力。私人经济体系企业数量虽然庞大,但还是难与国有经济体系竞争,重要原因是私人经济体系中单个企业资本规模太小、数量又太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因此提高私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私人经济体系的企业横向或纵向等方式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托拉斯形式的产业组织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加强同国有经济体系议价的能力。
2. 调整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布局,管制国有经济体系的价格,限制国有经济体系的权力。
国有经济体系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集中的领域。调整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布局就是要把国有经济体系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中解脱出来,使之真正服务于公益事业领域。以国有经济体系为主体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体制,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难以真正的形成,一旦出现市场正常的优胜劣汰总会有政府出面进行协调,这种没有市场退出机制的竞争对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极其不利。因此,国有经济体系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为私人经济体系腾出发展空间,把国有经济体系的资本向关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上来,提高国民的教育事业、医疗保健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等领域,对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此外,管制国有经济体系的价格,降低国有经济体系的垄断利润。由于自来水、电力、煤气、燃气等管网的不可能重复修建,因此天然的会形成一定的垄断,对于这些行业的价格制定,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管理机制,使之得到合理的社会平均利润。
3. 政府从国有经济体系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要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政策出发点。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为了能够胜任改革的任务,自身必须不受任何力量的影响,尤其是要从国有经济体系的干扰下解脱出来,不能把国有经济体系的目标作为政策取向,而是把全社会公共目标作为政策取向。因此政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解放思想,树立正确的观念。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有经济体系和私人经济体系采取不同的态度,认为国有经济体系是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而私人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次要部分。这种理解非常片面,同时也造成了政府政策有失公允。同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民待遇。因此,政府应该重新树立客观公正的观念,为私人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毕竟,私人经济体系吸纳了中国80%左右的劳动力,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额税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是回归本位,履行政府应有的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政府回归本位就是要政府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由“划桨”向“掌舵”转变,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角色转变,建立起公共型政府。最后,政府主要以法律手段为主、适度运用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一直以来,政府对于社会经济事物管理都是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动辄就是行政处罚。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社会管理,政府也应该守法。努力形成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三者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中国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以物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和以物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经济体。二者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二元体系。正是由于二元经济体系的存在,才造成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积累消费比例失衡、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一系列矛盾,因此,改革市场经济二元体系是实现中国城市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国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二元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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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篇2
【关键词】经济总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二元结构特征开始显现。
下面从经济总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说明。
1.经济总规模的区域差异
如下表所示，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差异是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全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根源于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对资金融通的内在需求。中国各区域在经济发展总量规模的差距，决定了不同区域金融服务供给和金融服务需求数量与结构上的差距。见表1：
2.經济结构的区域差异
经济结构的状况决定着金融结构的状况，在金融制度的经济决定因素中，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状况和结构安排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状况和结构安排不仅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金融交易的方式、范围和规模，而且直接体现在金融制度的结构安排中。
2.1 产业结构比较
中国各地区经济成长水平的总体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成长阶段，而经济成长阶段差异又使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虽然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进步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比较以及各地区就业结构的比较来看，在工业化水平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等方面，各区域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表2：
2.2 经济对外开放度比较
经济改革与经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改革推进程度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首先直接决定了各区域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致使各地区利用国外金融资源发展地区经济、带动地区金融成长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是显著存在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必然造成不同区域在金融需求水平、金融供给能力及需求与供给良性互动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东部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北京、天津、海南。中部地区：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山西。西部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自治区、广西。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以下类同，但第三节实证部分由于相关数据的搜集问题等因素，我们还是采用普遍认同的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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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破产二元标准之探析 篇3
一破产法和保险法破产标准的比较
我国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一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 比较企业财产和企业债务之间的关系, 当企业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时, 即可符合破产标准。通过考察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即可得到印证:“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 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 企业破产的标准以企业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能力为依据, 其本质就是以企业财产为依据, 因为清偿能力必然就是财产能力。财产能力, 本质上就是财产权的支配能力。而财产权是指“法律对于经其认可的财产关系保护的最基本方式是赋予财产控制者一种法定权利, 我们通常称之为财产权” (1) 。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二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和违法经营标准, 通过考察法条具体规定来讨论。
首先, 来考察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 本条规定采取的是财产标准:“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本条规定的破产标准与破产法的标准完全一致, 采用的都是以企业财产为标准, 即保险企业的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之标准。同时, 我们考察保险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被整顿、被接管的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本条强调的也是必须符合破产法规定的财产标准, 方可强令保险公司破产。
其次, 考察保险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因违法经营被依法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或者偿付能力低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标准, 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保险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并公告, 依法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可见本条规定了违法经营标准, 即使保险公司虽然不存在财产偿付能力问题, 但是因为违反有关保险行业经营的行政法规, 被行政监管机构通过采用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方式, 强行把保险公司拖入破产清算程序。
综上, 我国保险公司的破产标准采用的是二元标准。本文认为, 该二元标准突破了破产法的基本原则, 有违破产法的基本精神。破产法判断一个商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 采用的唯一标准是财产标准, 即以企业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唯一标准, 此外别无其他标准。
二我国保险公司破产标准存在的问题
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我国保险公司破产采用二元标准, 但是由于保险法并没有规定“违法经营”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说, 在具体操作中, “违法经营”的标准难以把握和执行。
1. 保险监管机构无权制定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
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从法条的基本思想看, 本法条是授权性立法, 但是, “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该法条权力的被授予者是国务院, 而不是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仅仅有权“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也就是说, 如果保险监管机构无权对保险公司实施破产制定规章, 实施破产问题必须通过国务院行使立法权, 制定相关行政规章。这就意味着, 保险监管机构无权确定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 只能有国务院来通过立法规定。
目前, 针对保险公司破产,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制定的部分规章, 比如2008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08年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2005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 这些部门规章虽然对明确保险公司“违法经营”的标准有一定帮助, 但是, 由于其法律位阶低, 难以起到实际作用。
2. 破产申请前置程序是否有必要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保险公司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 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除因分立、合并或者被依法撤销外, 不得解散。保险公司解散, 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从本条看出, 保险公司解散必须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方可进入清算程序, 可见“批准”是解散的前置程序。
再看保险法第九十条:“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可以看出“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是保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前置条件。
对比我国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本法条包括两个“可以”, 也就是说, 保险监管机构完全可以抛开保险公司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 , 可以直接作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保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当然, 也就意味着保险监管机构可以不作为,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破产问题上无法自我处理。意味着保险公司破产申请的前置程序, 不论是债权人还是公司股东都无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保险公司破产, 该权力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垄断。有人认为, 金融机构有别于一般的企业, 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过程均处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在具体制度和措施方面也有诸多区别于一般破产制度之处, 因此在一般法的框架之下并不能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问题, 应当另行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或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2) 有人则认为, 目前我国立法对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新破产法应当专设一章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偿债程序做出特别规定, 从而为我国对未来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行特殊处理打下基础。 (3)
本文认为, 目前的保险公司破产制度反映了行政权力中心主义, 表明金融监管机构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充满了自负和对司法机构能力的不信任, 也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隐忍妥协。“当然, 对于监管的内容, 应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国情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4) 这也许是当前国情之下的无奈之举。本文认为, 保险公司破产制度不应该比其他行业企业的破产制度享有法外治权, 否则其他行业也有理由越过破产法的标准, 从维护法治权威和法制统一的角度看, 实在没有必要对金融行业之破产制度独开一面。
3. 破产管理人的产生问题
由于破产管理人直接负责破产程序的执行, 因此, 破产管理人如何产生, 对于破产程序中的各方利益关系人十分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各方的切身利益。保险法没有明确破产管理人, 也没有明确对整顿人员做出规定。实际上, 当保险公司被迫进入破产程序时, 无论是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的被保险人, 都难以影响破产程序的进程, 一切都有保监会来主导。如果完全排斥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被保险人在破产程序之外, 在破产程序中对各方的利益是不利的。保险法第九十四条给出了不错的办法:“保险公司,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因此, 建议参照公司法的规定和破产法的规定, 在组建保险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时, 由保险监管机构指定的人员和其他代表人员共同组成, 这样既可以减少行政机构的肆意和专断, 又可以保证公开透明, 最大限度地保护大股东、债权人和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于保险公司的破产清算有其专业特殊性, 也可以考虑参照专业破产管理人的制度, 例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英国的银行保护协会等都具有专业化的破产清算职能。专业破产管理人独立于保险监管机构、破产公司股东、债权人和被保险人之外, 更有助于破产清算程序的公平。
三对我国保险公司破产标准的建议
1. 采用一元破产标准
目前, 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破产采用的是二元破产标准, 但是由于其中的“违法经营”标准界定不明, 且以行政标准替代法律标准, 可操作性不强, 建议采用和企业破产法完全一致的标准, 以企业财产为破产的唯一标准, 可以使保险监管机构远离干预企业自主权的是非之地。
对于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者违法经营, 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 尽可能地保护债权人、公司股东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是很多法治国家的做法。我国保险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 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本法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破产程序中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侧重保护, 但是对于债权人、公司股东的保护同样也应该一视同仁。
2. 明确“违法经营”的条件
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制度看, 普通商事公司的破产标准只有一个:财产标准, 无论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还是“资不抵债”, 背后的实质问题都是财产问题, 财产问题是企业破产的唯一前提。而我国保险公司的破产标准还有第二个标准即“违法经营破产标准”, 即有保险监管机构决定保险公司破产的行政监管标准。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采用的也是以财产作为破产的唯一标准, 并没有针对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规定第二个破产标准。但是, 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五十条:“保险公司因违法经营被依法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或者偿付能力低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标准, 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保险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 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并公告, 依法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既然保险法赋予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之方式强迫保险公司破产的权力, 在没有修改保险法之前,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只能想办法完善“违法经营”破产标准的具体条件, 尽可能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让各方在明确的规则之下进行博弈, 以便尽可能地保护各方的利益。
3. 废除保险公司破产申请的前置程序
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公司破产申请前置程序方面, 给予保险监管机构唯一的决定性权力。这种唯一的前置性决定权体现在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保险公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保险公司或者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也就是说, 保险监管机构是否决定同意, 保险公司和债权人都无法预期, 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预期, 容易引发投机, 导致监管者的威信受到损害。如果监管机构拖延不决, 可能会导致很多保险公司破产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置, 致使资产恶化加剧, 又或者久救不活, 浪费大量资源, 丧失处置公司资产的最佳机会。如果监管机构的消极状态, 延误保险公司破产的处理与控制。
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垄断保险公司破产的前置程序, 完全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破产请求权, 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可以考虑对保险公司破产前置程序进行修改, 破产程序的启动以保险监管机构为主导, 因为保险监管机构一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能够做出合乎专业理性的判断;另一方面, 保险监管机构负有维护市场稳定和保护各方利益的义务。但是, 在保证监管机构合法行使破产申请权的前提下, 又要防止监管机构怠于行使权力。因此, 有竞争性的破产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中, 不应该限制法院的管辖权, 法院应该同时也有受理债权人或者股东申请保险公司破产的权力。有竞争性的启动破产申请程序, 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价值的损耗,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有助于防止监管机构的不作为或者权力滥用, 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这样, 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启动制度互相激励,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就会更加符合确定性、效率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原则, 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和效率;最终既有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 又有利于维护保险市场各方主体的权利。
“法最终只能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权利 (权力) 义务 (职责) 规范的、综合社会效果最佳的边际均衡。” (5) 只有平衡行政监管权和司法管辖权, 创造竞争激励制度, 不使天平向任何一方偏斜, 才能使法律精神更好地得以实现。
摘要：我国破产法对于企业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一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 当企业财产不足以偿付企业债务时, 即可符合破产标准。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破产标准, 采用的是二元标准, 即企业财产标准和违法经营标准。本文认为, 该二元标准突破了破产法的基本原则, 有违破产法的基本精神。破产法判断一个商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 采用的唯一标准是财产标准, 即以企业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唯一标准, 此外别无其他标准。有竞争性的启动破产申请程序, 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价值的损耗,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 有助于防止监管机构的不作为或者权力滥用, 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这样, 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启动制度互相激励, 保险公司破产程序就会更加符合确定性、效率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原则, 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和高效;最终既有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 又有利于维护保险市场各方主体的权利。
关键词：保险公司破产,违法经营,二元标准,一元标准
参考文献
[1]罗韵轩.从西方保险公司破产反思我国保险市场退出保障机制的建设[J].上海保险, 2003 (5)
[2]孙立娟.保险公司破产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保险研究, 2009 (6)
[3]赵瑾璐、张小霞.保险业的风险及化解思路[J].金融证券, 2003 (l)
[4]陈彬.对保险公司破产问题的初探[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96 (1)
[5]刘连生.论保单持有人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保险保障基金[J].金融与保险, 2006 (7)
二元经济探析 篇4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0－04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注：从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两类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一类是刘易斯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另一类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Myrdal,1974）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空间上相并存的一种状态。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指前者，即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1]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2][3][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经典模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实物模型”，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仍然重视不够，大多数金融发展理论家研究的主要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文献逐渐丰富起来，但对于二者的关系尚存在争议。基于此，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综述
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麦金农（Mackinnon）。1973年，他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Fragmented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具体的分析麦金农是基于费雪（Fisher,1930）的两周期分析框架：假定个人或厂商面临两种技术选择，一种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技术，另一种则是在没有任何产出之前需要大量初始投资，一旦投资收益率会很高并且递增的新技术。如果个人或厂商受到融资条件和收入禀赋的限制时，最优选择是传统技术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如果一些投资者能按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表示的利率借款，那么就会选用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投资，此时企业家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这种能否获得借款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5]
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整个经济有两个部门组成：部门I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II是现代的或技术先进的部门，而这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价格出售。由于部门II比部门I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有比较高的生产率，部门II资本收益率显然要高于部门I，不仅如此，先进的生产技术也给劳动带来了较高的收益率。所以他认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加尔比斯模型旨在说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否需要转换的问题并没有考虑。但他的分析客观上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为以后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其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如果单纯地以资本收益率的高低来决定资源的投向，则似乎应该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6]
南开大学王少国博士（2005）认为麦金农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解释，其意义主要在于指出了金融抑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他分析的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资本既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稀缺，资本的需求将大于资本的供给，所以即使不存在金融抑制，也将只有一部分个人或厂商可以获得借款而采用新技术，另一部分只能采取传统技术，从而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可见，金融抑制并不能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而应是二元经济结构强化的原因之一。[7]
三、关于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研究
拉克西特（Rakshit,1982）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组成的两部门模型，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贷市场不完善，而信贷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利率机制的失灵与金融中介机构的缺乏两个方面。显然，为了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理顺利率机制，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8]
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濨（1986）从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情况。从统计资料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转换缓慢，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发展处于初级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对农村资金需求的渗透乏力。而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应该归因于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设立以中央银行为顶点的特殊银行、民间信贷银行体系、以小农为对象的农村信用组合网等现代金融制度”。[9]
张杰（199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这样的困扰点：对农业部门内生的资本形成与储蓄能力估计不足，对非农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期望值过高，并且忽视了两部门间必然存在的金融资源流动对整体资本形成的重要影响。为此他以中国为例，着重分析了金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流动状况，得出以下结论：金融资源对农业部门的净流入尽管是一种利益倾斜，但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是更进一步的推动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产生的是一种“回波效应”。原因在于两部门资源流动中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农业部门资源的巨额净流出，使其失去了进行金融努力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绝不是通过资源的简单再配置能够创造的，因为金融资源的再流入是外生的。所以农业部门金融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部门内部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10]
王少国（2003）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如何评价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呢？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金融发展既可能加速二元经济的强化并提高二元强度，也可能缓解二元经济的强化速度和二元强度，因此，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具有良性作用的标准应该依据金融发展是否是在不降低甚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强化二元经济的二元性，是否是在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缓解二元经济的二元性的。如果是则金融发展显然具有良性作用。而在第二阶段，金融发展是具有良性作用则可以通过检验金融发展能否加速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来衡量，如果是则金融发展具有良性作用。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综合影响是否具有良性，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的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即缩短了二元经济转换两阶段的时间总和。[11]
王洋（2005）认为经典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都是一种实物模型，最重要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给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作用留下余地，为此，他借鉴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统计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构造一个货币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分析表明，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完善货币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12]
高帆（2005）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间接地论证了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13]
彭建刚、周行健（2005）分析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重要功能。他们认为，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是二元经济结构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极资源聚集和扩散效应中都发挥着大型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14]
许晓东、谢元态（2004）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趋利性使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在农村形成了巨大的资本缺口，致使城乡经济发展失衡。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村资本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财政支持体系、价格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等部分有机组成。[15]
四、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的实证研究
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要条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将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下降(Lewis，1954)。因此，收入分配成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关键变量。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
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足够多的财富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率，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服从“库茨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16]
盖罗和泽依拉（Galir&zeira,1993）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技术简单、收入较低的传统部门，另一个则是技术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样，只有那些有较高初始财富的人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较高收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初始财富的分配不均和初始财富的均等分配都会永久化。[17]
与Galir&zeira（1993）相似，Banerjee&Newman(1993)通过建立一个三部门模型也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18]
Clark, Xu &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够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工业部门，那么随着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工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关系。[19]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选取了M2/GDP比率（经济货币化率）、信贷存量对GDP的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经济证券化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52－2003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经济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也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同样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反而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与和流失。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防止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至关重要，并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0]
彭建刚、李关政（2006）以二元对比系数、威廉逊系数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以贷款相关比率、非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相关比率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强；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弱。为了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能单纯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应注重调整金融的财政性功能，以引导金融剩余的合理流动；要大力发展非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分析了金融发展与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21]
五、简要评述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忽视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而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把二者的关系作为主题来研究，只是附带的涉及，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提出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国内的文献更多的是借鉴他们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理论修正与实证检验。
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上，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应利用更高深的数学知识构建精细化、规范化的模型，阐明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二是在实证方面，无论指标的设计、数据的选取还是方法的应用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进行更多的国别检验，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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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
二元经济探析 篇5
一、身体的疼痛, 精神的折磨
身体与精神是人的存在方式, 身体与精神受苦则是人的运动方式。无论是海明威本人还是其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深受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身心受虐的普遍性同样体现在这篇小说当中。身体之痛易于察觉。最为明显的是印第安孕妇承受的分娩阵痛。她已经疼痛了两天仍未能顺利生产。她鼓得十分突出的肚子预示着生产之难, 分娩之痛。扯痛心扉的惨叫则是她对疼痛的最直接、最原始的表达方式。医生不得不对这个印第安女人实施剖腹产手术。更糟的是, 尼克的父亲竟没有带麻醉的药品。手术刀径直划开女人腹部时的剧痛令人不敢想象。如文中所述, 四个男人将女人按住以免她有过激的反应。印第安女人以其结实的肉身与锋利的刀片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对峙。小说中受伤的还有尼克的叔叔乔治。乔治帮助按住孕妇, 却不小心被她咬伤了手。从“要在伤口上放些过氧化物” (海明威) 可以看出, 他的伤并不轻。这当然也从侧面衬托出印第安女人所遭受的疼痛。被咬伤后, 乔治随即咒骂道“臭婆娘”。这是紧绷的神经受到肉体上的强烈刺激后所做出的正常反应, 也是对刺激源的本能还击。另外一个伤者是印第安男人。他的腿被斧头砍伤了。结合文中所提到的医疗条件, 他应该并未得到医护处理。生活在山林中的印第安人理应能熟练运用斧头, 折叠刀之类的工具, 但这个男人却不小心 (或有意) 砍伤了自己。一旦受伤, 若不是重伤, 他只能凭借年轻力壮的身体任由伤口自己愈合。妻子遭遇难产时, 他却有伤在身, 无力可施, 这无疑使局面更加不利。
身体的疼痛作用于精神, 而精神上的痛苦则更为隐秘。对于印第安妇女而言, 虽没有麻药能减轻身体的痛, 但身体上强烈的痛感却麻痹了她精神上的伤痛。她的丈夫却不然。他身体所受的伤不至于致命, 也不会一时间痊愈。他正睡在妻子上铺。两天之中, 听到的尽是妻子的声声惨叫。痛苦的声音信号持续不断地刺激着他, 直至他的神经已几近崩溃。作为丈夫及未来的父亲的责任使他无法逃脱令他煎熬万分的困境。他只能在一声声加大的惨叫中一忍再忍直至最终彻底了结生命。医生, 即尼克的父亲, 虽然表面上冷漠淡然, 实际内心也同样在痛苦着。身为医生, 他必须遵守职业的规范, 不能因为同情患者而心慈手软。即使病人和家属惊慌失措他也只能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地完成一个医生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医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所在。他已经对血、肉、痛甚至死亡习以为常。平凡人为之所动, 为之所泣的疾病与痛苦, 对他都丝毫没有触动。他的神经失去了常人的敏感, 变得麻木。即使面对死亡, 他也视为常物。因此他无法向儿子解释印第安男人的死, 只能说“这我不知道。我想, 他可能受不了一点痛苦吧”。医生这一特殊职业剥夺了他人性中对死亡的伤痛式共鸣。现实中, 这位医生的原型在海明威完成这篇小说四年后开枪自杀。这恰巧印证了尼克父亲的无能与挣扎。关于身体与精神的思考进一步将我们引向对生与死二元对立的探索。
二、“生之难, 死之易”
所谓相互对立, 双方必首先相互依存。生预示着死, 死照应着生。无生则无死, 无死则无生。关于生死的阐释无穷无尽, 久无定论。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小说从而剖析海明威在作品中所赋予生死的理解和意义。
从整篇小说来看, 似乎生得艰难, 死得容易。在物资匮乏, 生活艰苦的境况下, 印第安妇女怀胎十月, 临产时又遭受整整两天的难产及无麻醉的剖腹产手术。加上尼克父子、乔治叔叔和其他印第安人的大半夜的周张, 这个印第安新生儿才最终来到世上。等待他的也许是像同胞那样伐木, 狩猎, 耕种;也许是去闯荡外面的世界, 但他首先要面对的是父亲的死。生之艰难从孩童呱呱坠地时就开始了。相对而言, 小说中的死好像更为简单一些。印第安男人躺在上铺, 偶尔翻一两下身。他不声不响地用刀片割破了颈部。直到生产结束, 医生掀开他的被子时, 才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亡。表面上, 死者并未做任何挣扎, 是安安静静地死去。若按以上分析, 生之难, 死之易的命题似乎成立。但要进一步推演的话, 其实不然。怀胎与分娩固然不易, 追本溯源, 胚胎是两性关系的结果。清教徒遵守上帝的旨意繁衍生殖, 同时又倡导无感甚至痛苦的性关系。这本身实在十分矛盾。因此, 按照常理, 胚胎是兴奋与快乐的产物, 而这种快感接近死亡时的感受。这则恰恰印证了生即死, 死即生的推论。生的始端是极大的快乐。印第安女人分娩时越痛苦, 她的丈夫回忆起当初快乐的心就越受折磨。女人歇斯底里的叫喊无疑是对当初一味寻乐的追悔也是对男人雄性欲望的强烈谴责。痛则痛矣, 他们的行为毕竟还是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带到了世上。生并非完全痛苦。另一方面, 死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不少学者已经分析了印第安男子的死因。有人称, 他是因为太疼爱妻子, 无法忍受妻子所遭受的痛苦。也有人说他因为自己太无能而又不想丧失男子气概才自杀的, 还有人断定他是因为不满自己的妻子与乔治通奸自杀泄愤。种种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印第安男人的死因。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个男人实质上是最勇敢的。当众人都无法忍受女人的惨叫冲到屋外去的时候, 只有这个男人仍然沉默地躺在女人的上铺。女人的叫声是一把尖刻的刀。众人避之不及的时候, 这个男人却勇敢地立于它的对立面, 袒开胸膛承受着生命之痛和生命之重。只有经历了生与死最猛烈击撞的时刻, 无论生死, 生命才完整, 才有意义。印第安男人的死是对生的挑战。但可惜的是, 这个男人并未“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来源于不可避免的痛苦之中” (李茜) 。死亦有乐。他不用再目睹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历他刚刚经历着的一切。当然, 这个男人必定经历了痛苦的心里挣扎才默默自杀, 死的过程并不是轻松痛快的。无论生死, 各有苦乐。生与死, 苦与乐相生相伴, 对立统一地存在着。
三、生死对立与和解
海明威有意将生与死并置。小说中生与死同时进行, 明暗交织。这样的安排似乎暗示生要以死为代价, 有生就有死。整个故事在黑暗中开始, 在黎明结束 (刘宇) 。昼夜、生死、苦乐不断地进行着二元置换。小说的人物实际上涵盖了各个年龄段, 从新生儿到尼克, 到医生、乔治叔叔、印第安夫妇再到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而自杀的偏偏是正值壮年的印第安男性。其他人看到他的死之后震惊了, 因为他们看到死去的人是自己。医生解释不清楚他为什么自杀, 文中也没有提到女人得知丈夫自杀后的反应, 只有故事的结尾处关于小尼克的描写“他蛮有把握地想他永远不会死”间接地表明了作者对生与死的立场。男孩目睹了一切之后, 接连问了他父亲好几个问题。在他并未完全理解, 似懂非懂的时候,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面上幼稚可爱, 实际发人深省。这表明生与死是最原始的生命体验, 它不应受种族差异、社会阅历、年龄差距的影响。小尼克领略了生命降生时的惊心动魄, 因此, 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原本就是这么简单。生若不易, 那就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艰辛的生活。生着如果还有乐趣, 又为何不专心享受活着的滋味呢?生本身就是对苦痛和死亡的抗争。反过来, 死也是对生的挑战。但是, 死意味着消亡。以死为乐的方法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太过极端。海明威通过一种折衷的办法让尼克告诉读者, 惧怕死亡就应该好好活着、无畏地活着。“在不时穿插着暴力, 毁灭, 死亡和理想破灭的作品中, 海明威不仅充实和启发了他的世界, 而且坚持反抗要把他最终推向毁灭的行为。” (伯科维奇) 如上述,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苦痛, 人们只能在重压下笑对人生。正像小主角尼克一样, 无论世事如何, 都要坚定活下去的信念。然而, 文学巨人海明威领悟到了这一点, 却并未身体力行。
结语
《印第安营地》在短小的篇幅中揭示了生与死的重大意义。故事随着一生一死的同时进行而跌宕起伏, 结尾出又以小尼克的一句话点出作者的立场, 生有何难, 死有何意。身体与精神的受难就是生活本身, 而生命的意义则是超越表面上的痛苦与快乐, 在重压下活出荣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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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二元经济——矛盾与解决途径 篇6
二元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两个部门, 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主要表现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 不仅可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增加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 还可以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 从而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步与工业工资水平接近, 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 二元经济逐渐消失。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的理论基础上, 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二元经济是介于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二元经济的转换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即为:第一阶段, 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大量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 存在隐性失业,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 不会使工业部门工资率提高。第二阶段, 劳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 但小于劳动的平均产量。此时, 农业劳动力的移出将会使农业总产出受到影响, 平均农业剩余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 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 出现了转折点, 即完全商业化的农业。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与产生原因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60%以上, 大多数农村人口从事低产出、低收入的农业活动, 城镇和乡村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城镇人口多数从事二、三产业, 而农村人口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相当大。此外, 还存在区域性的二元经济, 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 且近年来这一差距还在扩大。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 一方面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政策。中国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 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 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 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一系列制度造成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口即使能进城打工, 也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项福利保障, 且往往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按照费景汉、拉尼斯的模型, 仍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第一阶段。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 对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产生较大的障碍。
二元经济是中国的现状, 而减少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总体比重是转型的目标, 这一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城市吸纳, 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的转移, 二是乡镇就业, 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但以目前现状来看, 这两条渠道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城市吸纳不彻底,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在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 还存在许多矛盾, 下文将详细进行分析。
三、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
上文中提到, 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长期以来, 为了建立起经济基础, 国家政策上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业部门, 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 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矛盾。
第一, 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就出现一个矛盾, 如何在保证城市失业人口就业的基础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形成“民工潮”, 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 并且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涌入, 并不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地位是低下的, 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所以, 即使城市能够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 仍无法解决二元经济的根本问题。
第二,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不能完全依靠城市来吸纳,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能够吸收一部分劳动力。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以大大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渐转换。然而, 现阶段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乡镇企业以小企业为主, 只能吸引少量农村劳动力, 此外, 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扶持不够, 很多地方都没有一家标志性的乡镇企业。对农民来说, 第一选择仍是进城打工, 乡镇企业成为一个摆设。
第三, 长期以来, 国家在发展政策上, 是倾向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的, 近年来, 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因素考虑, 国家又加大了对城市经济的扶持力度, 社会保障制度也向城市倾斜。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更加突出。政府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使得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进一步加强。
我国二元经济的突出性和不稳定性, 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矛盾的焦点集中表现在农业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显著滞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 必须要从保护和支持“三农”做起。
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破解二元经济的实质是实施城乡一体化, 即使城乡置于同一层次上平等协调发展, 减少发展差距。然而,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不仅要给他们提供住房和配套设施, 还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 许多城市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推进城市一体化, 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改变农村的发展现状, 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托达罗模型中不同的是, 既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 还存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二元经济, 这一点是中国所特有的。要改变这一现状, 重点在“三农”,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提高农业的地位。
上文提到在实现二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 有如下途径来解决。
首先, 在转换二元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应重视对“三农”的关注, 长期以来, 政府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干预, 片面追求非产业领域的升级, 忽视对农业的投入,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日益失衡。政府在政策上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 把建设的重点放一部分在“三农”上, 只有解决了“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才有可能逐步转化。
其次, 加快农业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进程
在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靠城市来吸收剩余劳动力, 农村本身也需发挥一些作用。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需要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一部分商品性农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农村工业化, 可以实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 是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然而, 乡镇企业发展落后, 即使能够吸纳一部分劳动力, 其待遇也是很差的, 生产率很低, 无法破除二元经济, 而是形成了由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为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 需要加大乡镇企业的改造力度, 推动乡镇企业从“传统工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化, 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农村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人口在地区间的转移, 而且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引发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逐步实现乡镇的城市化, 重点发展中小型城市, 既能有效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能实现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换, 实现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 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也是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舒尔茨认为,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关键在于增加农业的生产要素引入, 并且合理配置。合理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就是农民不仅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生产要素, 而且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 必须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了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 可以使得农民获得驾驭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 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五、二元经济的转换——一种设想
中国之所以产生特殊的二元经济, 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长期以来, 对现代工业部门的重视和对农业的忽视造成了两者发展严重的不均衡。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割裂的就业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发展失衡。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乡割裂的局面, 主要还是要靠深入农村本身来解决问题。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适当考虑将部分乡镇纳入规划区域, 吸收劳动力。发展小城镇, 利用靠近中小城市的优势, 承接城市的技术、产业、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辐射, 承担城市的部分功能。充分利用乡镇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乡镇良好环境, 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吸引外部投资, 真正实现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特区的建立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契机, 但与此同时, 区域经济不协调、城乡差距大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近些年政策方向有所转变, 去年开始的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建设上, 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实现全面发展, 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逐步转变二元经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需要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实现城乡经济互动。
在未来, 如果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城乡经济互动合作协调, 建立大量特色乡镇,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将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实现二元经济一体化, 需要加大力度扶持“三农”, 同时走出中国的特色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 需要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同时发挥作用。只有城乡互相配合发展, 才能从源头上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也鼓励农民创业, 当地政府要予以扶持, 多管其下,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需要各方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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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探析 篇7
关键词：二元经济,非公经济,农村劳动力,统筹发展
1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经济一直持续着高速增长, 云南的经济社会也得以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2009年, 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424元, 是农村水平的4.3倍;云南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7%, 农村为48.2%。同期,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 是农村水平的3.3倍;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5%, 农村为41.0%。这表明云南城乡差距较为明显, 且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二元经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阶段, 借助发展非公经济从而尽快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途径。就云南而言, 截至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增加值2412亿元, 占云南生产总值的39.1%。可以预测, 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云南整体经济发展将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非公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意见。2010年, 成思危特别强调了非公经济在“增强市场活力”和“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两个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研究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间的关系、影响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然而, 从笔者查阅的文献来看, 现有对非公经济的实证研究较少, 研究非公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则是一个较为空白的领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有非公经济的统计数据不完整, 无法获得足够的样本进行数理统计分析造成的。本文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了上述问题。对于数据的选择本文首先考虑的是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而由此带来的困难则是数据样本较少。为此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的关系进行探讨。
2 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实证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邓聚龙教授于1982 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个种系统分析方法。文献指出灰色系统理论的优势在于从“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以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灰色关联分析作为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种方法同样具备了上述优点。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步骤进行。
步骤一:设被研究系统为X, 记为:X={Xi∈N, N={0, 1, 2, …, m}, m≥2};Xi为系统因素, 其在序号k上的观测数据记为:xi (k) , k=1, 2, …, n, 则Xi=[xi (1) , xi (2) , …, xi (n) ]为因素Xi的指标序列。
步骤二:对系统因素的观测值进行无量纲处理①
undefined (1)
步骤三:计算绝对差值
选取x0=[x0 (1) , x0 (2) , …, x0 (n) ]为参考序列, xi=[xi (1) , xi (2) , …, xi (n) ], i=1, 2, …, n为比较序列。则绝对差值为:
undefined (2)
步骤四:计算关联系数
undefined (3)
ξi (k) 为比较序列xi对参考序列x0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 ρ∈[0, 1]为分辨系数, 在实际计算中一般取ρ=0.5。undefined为二级最小差值;undefined为二级最大差值。
步骤五:计算关联度
undefined (4)
限于2005年前后有关非公经济的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 本研究采用2005—2008年的数据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初始数据如表1所示。本文中采用历年的云南二元反差指数②作为参考序列X0。X1、X3分别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工业总产值, X2、X4分别为私营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工业总产值, X5、X6分别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云南非公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影响, 笔者加入了公有制经济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 X1、X3、X5代表公有制经济数据;X2、X4、X6代表非公经济数据。X1、X2为微观层次工业企业的数据。二元经济的转化与工业的深入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微观层次的工业企业的发展是推进二元经济转化的直接动力。资产周转率表示的是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效率高低, 用来研究企业效率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工业总产值表示的是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整体实力, 用来研究企业整体实力对二元经济的影响。X3、X6为宏观层次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用来研究不同所有制经济对二元经济的宏观影响。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2000—2009
将表1中的数据按公式 (1) ～ (4) 所述步骤计算参考序列X0与比较序列X1～X6的灰色关联度, 得到的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各个指标与二元反差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X2> X1> X5> X6> X3>X4。从灰色关联度排序结果来看, 云南非公经济与二元经济有着以下一些联系。
(1) 云南非公经济工业企业与二元经济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私营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率X2与二元反差指数X0的灰色关联度为0.93883, 明显大于其他指标与X0的灰色关联度。私营工业企业与二元反差指数间的高度灰色关联关系可以说明非公经济在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2) 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推进云南二元经济转化作用有限。
工业总产值X3、X4对二元反差指数的灰色关联度排在了最后, 低于固定资产投资X5、X6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从指标包含的信息来说, 工业总产值指标仅代表了工业生产部门, 这一部门又是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非农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代表的是包括建筑业、第三产业等更为广泛的非农经济部门。非农经济部门对于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大于工业部门也就说明了非农经济部门的整体发展对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作用将大于工业部门的单独作用。
(3) 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对于二元结构转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虽然X2指标与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但其他代表公有制经济的指标X3、X5都大于相应的代表非公经济X4、X6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本文所选取的6个指标与X0之间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 表明所选的因素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云南经济二元性弱化需要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而不能有所偏废。
3 对策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计算、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第一, 进一步落实国家、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于发展非公经济的各项意见。
尽管在2005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但是许多学者、专家、非公经济人士都表示相关意见并未得到较好的落实。2010年5月,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再次对发展我国非公经济提出意见。因此, 云南非公经济的首要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落实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二, 借助“桥头堡”战略促进云南非公经济企业“走出去”。
2009年7月, 胡锦涛主席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云南省工信委数据表明2010年一季度, 云南非公企业共完成进出口总额12.1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0.5%。经过多年的发展, 云南非公经济已经培养出了一些较有实力的非公经济企业。通过“桥头堡”战略, 帮助这些企业走向东南亚, 对于这些企业的长远发展, 云南社会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有利的。
第三, 以发展非公经济促进云南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从本文研究获得的结果来说, 云南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笔者认为非公经济在云南省产业升级、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仍将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在云南产业升级过程中, 限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可避免的要承接一些东部淘汰的产业。而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求对策, 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业已成为未来趋势。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低碳绿色经济发展。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非公经济发展不能仅考虑短期收益, 还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引进一些能耗低、污染小、发展前景好的产业。
总之, 云南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关系到云南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非公经济的发展对于云南二元经济转化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发展非公经济推动云南经济一元化是一个值得学者们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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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探析 篇8
一、党报二元价值取向分裂与话语模式呆板
长期以来, “新闻”与“宣传”是新闻理论界常引发讨论的两个基本概念, 由此派生的二元价值争议让主流媒体常感困惑。从学理上分析,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真实、新鲜、时效是其最基本特征, 可以说“新闻”是一种“大众传播”。而“宣传”是阐述政党、集团、群体、个人的某种主张、思想、观点, 从而争取达到控制、影响最广泛受众的一种社会活动, 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可以说“宣传”是一种“组织传播”。
由于很难把“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很好地协调起来, 结果导致部分党报价值取向的分裂与话语模式的呆板。要闻版等头几版的内容以宣传为指向, 注重权威性、指导性和严肃性, 主要是传统时政方面的硬新闻, 以及新闻价值不高的会议新闻、各级领导人的活动以及各类典型人物宣传报道等。宣传的基本手法就是典型宣传, 有学者把这种宣传模式概括为“P-F-E”模式。P: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Policies) ;F:具体的、典型的新闻事实 (Facts) ;E:按照政策对新闻事实的解读 (Explanations) 。
这种传播的话语模式比较封闭, 重要时政新闻的透明度不高, 经常演变为政策的机械图解和单向的传声筒;对现实问题重视不够, 很少触及社会的矛盾焦点, 没有发挥本该有的舆论监督功能;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政治灌输为主, 充满政治说教, 缺乏与受众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这样的传播方式使多数受众都觉得难以接近。
二、党报既要参与二元价值构建又要进行话语优化
党报在“新闻”与“宣传”上的博奕, 由来已久。从重“宣传”到抓“新闻”, 几乎我国所有党报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一些特定时期“宣传”占了上风, 而另一些特定时期, “新闻”又成为党报改革与突破的手段和方法。而在更多时候, “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 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在这种联系与交叉中, 党报既要参与二元价值构建又要进行自身的话语优化。
《瞭望》杂志2003年第52期曾发表《党政官员, 你会“说话”吗?》一文, 批评一些报刊被其所属的党政官员当做自己的“说话自留地”, 上面官话、套话、废话疯长。文中引用一位领导同志的看法说:“你想告诉大家的, 已经反复说了许多遍;大家想知道的, 你一句也没说”。
就受从来讲, 他们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 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化, 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 新闻性强不强, 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 是受众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 可读、可看, 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受众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 要求党报在二元价值构建的取舍上, 做到“两全”:一方面, 作为新闻纸, 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 要在内容可读可看、语境轻松活泼上下功夫;另一方面, 作为党委机关报, 更要考虑宣传性, 坦然面对, 开动脑筋, 优化话语, 寻求结合。
三、党报话语优化在于受众对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
“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 在党报的具体操作层面上, 话语模式在“灌输”与“传播”上有着明显区别。“灌输”更强调“告知”———要你知道, 传播更强调“欲知”———我要知道, 是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大量的报道与受众不大相干, 都是“告知”性的传达, 并非“欲知”性的传播———这其实是更为危险的一种“失语”。受众接触媒体, 总是为了获得新鲜信息, 传播就一定要“有料”并且“解渴”, 否则就不容易获得市场、主导舆论。
《南方日报》在不断深化新闻改革的过程中, 提出“党报也要打市场”的观点。《哈尔滨日报》执新闻改革之牛耳, 近年来苦心经营《社会时空》、《焦点》、《新生活商刊》等专版, 努力构建上下关注的“舆论链”, 既满足了“欲知”的需求, 又传达了“告知”的要求。说到底, 党报的话语权, 在二元价值的权衡中, 主要来自于受众对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 满足得越充分就越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 归结起来, 就在于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与道义, 发挥特有的传播功能, 为社会提供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新鲜及时的新闻报道、丰富多样的信息服务、健康优秀的文化传承。
要使党报的话语权在二元价值构建中合理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开发, 使其真正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还要强化内生社会资本的建设。内生社会资本就是依靠党报内在的知识与读者或其他社会主体建立的良好的互动网络以及稳定的互利机制。基本的对策是改变党报单向传播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树立受众本位观念,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 与读者建立平等的双向交流机制。在此原则指导下, 提高内容生产能力, 改进报道模式, 强化信息的处理与转化能力, 充分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以深邃的洞察力, 提供相对独立的权威观点,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成为读者的观念向导, 在市场的竞争中树立党报的权威性和提高党报的公信度。■
浅谈经济法理论中的“二元结构” 篇9
关键词：属；种差；二元结构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是张守文老师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后，崭新的国际形势国内环境使得相关的经济法理论及实践都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对原有的经济法理论进行的重构。本书在重构经济法的理论时“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第3页），同时也“扬弃传统，并实现自我超越”（第3页），因此尽管本书成文较早，但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在本体论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二元结构”，它蕴含和贯穿多个层级，并且通过“二元结构”的基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内在联系，看到各类经济法主体的政策或对策及其利益追求对其具体行为的影响。
一、“属+种差”的经济法概念界定
目前“属+种差”的方式提炼经济法的概念比较合适，“‘属’是指经济法也是‘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种差’，则是只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称‘特定经济关系’，他是经济法的特定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第200页）。而目前对于经济法的不同概念都是基于对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的不同认识。
本书在定义经济法的概念时，着重讨论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其以“公私二元结构”和“知行二元结构”等基本假设为基础，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作者运用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等反应现实问题的假设，对经济法的具体调整范围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关系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通过“行为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宏观与微观相并存，间接与直接想共生”的“二元结构”。在经过对调整对象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说”的角度得到“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2页）；从“行为说”的角度的到“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3页）。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定义，都是以调整对象的“二分法”为基础的。
在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定义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架构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分解出多个理论和与之相对的不同层次的“二元结构”，其中不仅仅包含“调整对象上的二元结构，还包括经济法的体系、主体、行为、权益、责任等方面的二元结构”（第216-217页）。
二、经济性与规制性的基本特征
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征象，也是表征经济法本质特点的概括性标志。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依据，根据书中形成的二元结构的框架，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二元结构的统领下，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特点与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两种社会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种调整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规制手段）都直接相联系、相对应。这也体现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尽管这两大特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但是两者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性和规制性都内含于经济法制度之中，在经济法的规范之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有效运转，最大的体现其经济性；同时，通过法律等形式公布的经济法从内容到形式也体现了其规执性。因此，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体现了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密切联系。
三、“二元结构”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比调整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的体现着经济法的理论的相关问题。作者在论述中注重用“二元结构”理论解析经济法体系，同时也“一分为二”的解决相关新问题。
由于经济法体系与调整对象密切相关，作者将经济法体系对应的分解成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大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结构”，与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相对应。并根据两个调整对象所包含的内容，经济法体系之下的“二元结构”还各有一些相应的第二层级的亚部门法（第266页）。在亚部门法之下还有若干小的部门法。
上述的结构是在“二元结构”指导之下的最基本的经济法体系结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它还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部门法律和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作者适用了在“二元结构”指导下的“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在考虑新产生的问题的时候要从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考量。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二元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内在关联。[1]所谓“一分为二”思考方法，是将新兴部门法分别置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下，看产生的法律有哪些部分与之相符合。在经济法的领域下现有的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有走向融合的趋势。
四、总结
本书吸收了杨紫烜老师“国家协调论”相关理论，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之上考虑市场规制，“二元结构”思想贯穿其经济法理论重构的始终，使调整对象、调整手段、法律主体、调整领域等都系统的关联在了一起，并且探究到了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作者提出的“二分法”理论，是目前经济法学界的主流思想，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对其进行了发展和改进，提出“二元结构”的理论思想。虽然本文仅仅分析了作者在本体论的重构，但是作者也将“二元结构”贯穿始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单单将经济法的体系划分为二元是不够的。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亟需用法律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进行规范。而这些领域，并不能简单的用调整对象的属性确定其公私法属性，这些法律调整的不是简单的在宏观领域之下或者市场规制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结构”的观点不能满足经济法现在的发展趋势，经济法的结构构思要更有层次性，更立体的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71-272页.
作者简介：
陈爽，山东潍坊人，中国计量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二元经济探析 篇10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二元经济结构”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即乡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和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商品性生产与自给性生产并存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状态。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长期的“重城市、轻农村”国家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赶超式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脱离了传统乡村的发展现实。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以“剪刀差”的形式将大量的农村资源抽取到城市,确保城市工业化的稳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农业的发展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的严重缺乏资金和外汇储备,为了实现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部门推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此外,我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划分为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两部分居民不能享受同等经济和社会待遇。如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政策并没有跟上经济政策,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的解决,反而使得有些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市场经济的力量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后,人们会将一小部分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产品,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对而言,这些消费品主要出自于工业部门,而大量的现代工业部门集中在城镇,且其行业利润率长期高于农业部门,这也导致农村收入水平增长远低于城市。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不断加强,然而城镇居民的大部分支出集中在汽车、电器、旅游、住房等,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却没有太大关系,使得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难回流到农村。这种只取不予的单向流动,进一步恶化了二元结构的矛盾。
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及其危害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特征
一般地,发展经济学家将二元经济定义为包括农村的传统经济和城市的现代经济两部门的整体经济结构,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两方面,其基本的现状特征有以下几点:
1. 城乡工业化的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这就形成了城乡径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乡镇工业、城市工业并存的二元工业化格局。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工业化在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工业大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对新型工业化形成了制约,城乡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化及产品的同质性,导致了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无序竞争。
2. 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二元结构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了典型的“二元四级”特征,整个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二元,即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而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二级市场),其中非正规部门是指被现代工业部门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市场空缺,其运作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易变性,可以提供许多就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的劳动力市场。在这四级劳动力市场中,二级市场充当了一级市场的蓄水池,吸纳了从一级市场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同时也吸纳了由四级市场进人城市的农民工,减少了对一级市场的压力。作为三级市场不仅吸纳了四级市场中的过剩劳动力,而且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化,加快了农业的工业化进程。
3. 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结构
从全国的统一市场结构来看,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市场两个板块,由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得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不对称。在农村市场体系中,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都不健全,不能与城市市场形成对接;在城市市场体系中,具有较为完善的生活资料市场、文化与服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商品交换发达,经济主体具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也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经济转型的任务不相同。
4. 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
所谓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同时并存着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二元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日益扩大。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型,并开始向高级化阶段迈进,进入全面的扩张时期;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发育迟缓。这些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财富的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性影响
1. 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我国长期的城乡分隔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对农村的投资比重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城市享有高工资、高福利,尤其是某些国家垄断行业更为明显,增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相对地削弱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影响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2. 不利于社会稳定
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低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作,同时国家在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上较少,促使农民选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无法引进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城乡差距的悬殊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及其模式
(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加快城市户口管理,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尽管户籍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保障社会的安定、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等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管理在活跃的市场体制中显得僵化,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此外,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大多数进城农民没有安身之地,不能安居乐业,同时还时常引发歧视、排挤农民等社会问题。因此,应尽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这一道人为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取消对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逐步恢复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和职业的双向选择权利。
(二)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繁荣农村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农经济结构与现代化农业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首先,应对农村土地进行彻底的改革,让农村土地恢复活力,农民对土地投入产生热情;再次,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使农业投入水平能满足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产品结构多元化,全面提升品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搭建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加快发展农产品批发组织,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线管理,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第四,坚持科技兴农,发展农村实用技术,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农业和非农产业,逐步实现集约化经营;第五,促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更新农民观念,逐步改变农村社会封闭落后的面貌,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
(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协调城乡经济关系,应该加强城乡之间合作和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完善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加快农村技术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条件。要加大投资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联结点,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和经济功能。同时,应该制定一整套的城乡结合点发展制度规范,优先发展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系的产业,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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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保平.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5):3-9
[3]李守远.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现代商贸工业,2010,2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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