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制度（共9篇）
二元结构制度 篇1
一、引言
中国面向市场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在制度变迁还是在经济绩效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大改善了穷人的生存状况。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4年的2.8%。在此过程中,我国不仅仅是依靠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人口,政府在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公共支出每年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支持各项制度,在城镇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基本建立起义务教育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对贫困人口实行救济。然而,诸多研究显示,近十几年来我国穷人的处境开始恶化。GDP增长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贫困的迅速减少,使得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在最近的10年里尽管人均实际GDP保持了高速增长,减贫的速度却在下降,在有些年份贫困甚至有所回升(Ravallion and Chen,2004)。森认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Sen,2003)。许多经济学者的实证结果都支持了这一论断。1990年代以来,城市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农村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也由2.2:1上升到3.2:1(马晓河,2006);1990-1999年间,最穷的1%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只有3%,而最富的1%人口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却达到12%(陈绍华、王燕,2001);城市的收入不平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在农村地区,收入分配在90年代末期出现了明显恶化(万广华、张茵,2006);1985年至200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限制了经济增长带给贫困人口的潜在福利,也降低了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林伯强,2003)。
中国的实践再一次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惠及所有人,经济增长也可能使穷人的相对状况变坏。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以边际调整来实现的和谐的、累积的过程,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通过纵向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和横向的“扩散效应”(diffusion effect)自动地、逐步地分配到社会所有阶层、所有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Adelman(1974,1975,1978)在分析发展中国家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就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产生“向下涓滴”(trickle-down)效应,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状况并没有随着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改善,相反,倒是出现了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效应。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特别是穷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人类经济系统中有两类因素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第一类因素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如生产函数、资源禀赋、需求模式等),对第一轮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因素(如制度等)则对第一轮收入分配施加影响,使之适应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的目的。其中,第二类因素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突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甚至足以抵消用第一类因素的分配效应(Adelman&Robinson,1978)。因此,制度的作用尤其重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yrdal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封建性和其他不平等制度,以及剥夺穷人谋求致富机会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自然过程不断继续和扩大”。因此,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地、均等地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以缩小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Myrdal,1956,1957)。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制度会影响资本获得性,会产生不同的技术进步结果,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人口迁移的收益差异、优越工作的进入障碍(Sen,2001)。于是,制度也不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的既定因素,而是赋予并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经济学者运用中国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进行了检验,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胡鞍钢等(2006)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加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性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话,则很容易产生各类市场扭曲、投资低效率和腐败盛行,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活动及社会政治决策的能力与机会的被剥夺。还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不能自动地改善分配状况,经济增长只能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调整公共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建立起联结的纽带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创造条件使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胡兵等,2007)。
由此,经济学家将分析的视角转向了如何构建合理的制度与公共政策,使穷人更多的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贫困弱化了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反过来,低可行能力又限制了他们实现自己的“自由”。必须要迅速、全面采取反贫困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给贫困阶层以“脱贫致富”的可行能力,以免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和危机(李正彪,2003)。叶普万(2005)认为,要使经济增长和减贫沿着正向轨迹演进,应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上考量,如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国有化水平等制度变量,将经济增长和推进贫困地区的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在经济增长模式和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将实行就业优先和改善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和通讯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既能给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又能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双重目的。由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和社会对穷人的帮助不仅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而且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如何从公共财政里分配足够的资源去支持穷人就显得十分必要。
许多学者认为,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我国1990年代以来穷人处境相对恶化的情况,其中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的公共支出则是导致穷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益相对降低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公共支出的主要问题是增长速度过慢和公平性较差。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3.9万亿元,公共支出超过4万亿元,但是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曹景林,2006)。除了公共支出增长速度过慢,公共支出的二元结构还决定了其显失公平。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政策严重向城市倾斜,有利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之间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劳动力流动性的机会依然不公平或者变得更加不公平(胡鞍钢,2005)。在卫生领域,占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医疗保障服务,占总人口85%的农村人口享用着不到1/3的卫生医疗保障服务。我国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用38.3元,而农村只有9.9元,农村医疗投入只占总投入的16%左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卢周来,2007)。在教育领域,以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来看,1990年农村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经费为82.8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05元)低20%左右,农村生均教育公用经费为9.2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4.93元)低40%左右(靳卫东,2006)。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4年本科最少花费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
如上所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分析,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行全面论述,我们主要着眼于二元结构条件下公共支出的分配问题,即如何将公共支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使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同时又保证非穷人的利益。
二、公共支出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市场的初次分配可以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的再次分配则解决公平问题。那么,公共财政的增长是不是自然而然地进行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作为收入再分配与公共政策的具体制度安排,公共支出的结构及流向是我们判断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利于穷人的重要指标。公共支出是否有利于穷人取决于基础性制度及由其决定的次级制度,后者只是具体的分配制度安排,而前者则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基本制度环境。
1. 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形成
经济增长是有利于少数人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宪政秩序。在发展中国家,宪政秩序滞后成为普遍的现象。宪政是一种决定其他次级制度的基础性制度,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过渡即宪政转轨,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从而对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重建收入分配格局、实现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并不仅仅取决于采取何种分配制度,更主要地是取决于宪政秩序。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是原制度,原规则。所以,当宪政出现问题时,它对社会的损害远甚于次级制度。
只有在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宪政秩序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建立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次级制度安排。制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对制度安排的影响是股强大的力量,这就有可能导致制度的非中性。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过程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利益之上从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冲动。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须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驾于别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权、直到取消特权。
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于是出现了强势利益集团掌控公共辩论、主导公共政策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公共支出的二元结构,其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广大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以及进行意见表达的机制(胡鞍钢,2005)。以医疗改革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曾愤怒的指出(卢周来,2007),“仅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看,就决定了中国选择的制度一定是一个坏制度。看看决策谈判桌上都有什么人:有财政部门的代表,他们说财政负担太重,必须减轻财政负担,降低投入;有企业代表,他们说企业的负担也太重,必须减轻负担,减少支出;有医院代表,他们说必须维持收支平衡。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消费者却没有代表。这种谈判、博弈的结果,就一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如何让“弱势利益集团”在政府的决策中也有自己的“话语权”是使穷人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基本条件。在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和制约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有利于穷人能力提高的制度安排,如有利于提高穷人可行能力的人力资本及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有利于提高穷人收入的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劳工政策等。在不能制约利益集团和国家权力的情况下,任何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安排都是很难形成的。
2. 制度与公共政策如何改善穷人的利益
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应该具备扩展穷人的自由和可行能力的特征。森(2001)以人为中心,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在“实质的”(substantive)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森认为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尽管低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因此,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就会增强人的生产力和反贫困的能力。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医疗保健和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高生育率、失业乃至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不同等等因素都会严重弱化甚至剥夺人的可行能力。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政府制定有利于穷人的制度与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公共支出应该合理配置资源,例如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使穷人从中受益、改善穷人的卫生医疗条件、增加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水平等,从而提高穷人的可行能力。森认为,公平分配国民教育资源,使全体国民具有享受教育的均等权利,尽可能保证人与人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平等,是矫正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条件,是减少贫困、促进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3. 公共支出的合理结构分析
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判定标准。Kakwani和Pernia(2003)、Ravallion和Chen(2003)以及Son(2004)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Jan Priewe and Hansjorg Herr,2006)。这些标准可归纳为两类:一是相对标准,如果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全社会或富人的增长率,则这种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二是绝对标准,严格的绝对标准要求穷人的绝对收入的增长超过全社会(或非穷人)的平均水平,考虑到穷人和非穷人收入水平在初期的差距,这意味着穷人收入增长率要高出后者许多,实际上很难达到。绝对标准的定义却非常宽泛,认为贫困的缓解根本上取决于穷人的收入增长,而与非穷人的收入变化无关。因此,只要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大于零,这种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即使社会平均或非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更高(因而事实上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了)。
笔者通过采用相对标准来判定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即用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是否超过非穷人(或称为富人,下同)。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绝对收入减少不具有代表性,衡量穷人与非穷人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更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大多采用这一标准,有利于我们以后进行国际比较。
如上所述,公共支出对提高穷人的可行能力有积极的作用,其合理的结构是既能提高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又能使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从而保证公共支出不至于以牺牲全社会的经济增长来偏袒穷人。
三、模型
1. 假设
(1)两部门经济:城市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部门;两类劳动力:富人(非穷人)和穷人,其中富人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穷人在农村传统部门就业。设传统部门人均收入为y1,人数为n1,则穷人初始总收入为Y1=n1·y1。
(2)现代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y2高于传统部门的y1,则富人初始总收入为Y2=n2·y2。
(3)人均收入取决于可行能力E且正相关,可行能力E取决于政府公共支出存量K且正相关,公共支出量为I,面向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I、K均为外生变量。
设y1=k.E1,E1=θK1,其中k、θ为取值于(0,1)内的参数,
公共支出发生后,K1'=K1+"I,E1'=δK1',y1'=y E1',其中δ为传统部门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取值范围为(0,1)。
(4)穷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会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设穷人向城市现代部门迁移率为,则:
迁移后穷人的总收入为:Y1'=(n1-"n1)y1'+"n1y2'
同理可知,对现代部门有:y2'=k E2',E2'=θK2',K2'=K2+(1-δ)I,则
迁移后穷人的总收入Y1'=(n1-εn1)kθ(K1+δI)+θn1[k]θ(K2+(1-δ)I)]
如果令gr和gm分别表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增长率,g1和g2分别表示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增长率,则:
同理,可以得到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为:
(5)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应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尽量高于富人,即g1>g2,有
可以证明此时△g取极大值,即经济增长是最有利于穷人的。
(6)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给定值,即g2>g*,有
(7)公共支出及初始富人和穷人的可行能力(存量)为外生变量,并且富人的可行能力大于穷人的可行能力,即满足:K2>K1>I>0
2. 分析
从1)式中可以发现g1与δ的关系取决于的符号。当时,即ε<0.5,g1与δ正相关,即g1随着δ的增大而增大;当时,即ε>0.5时,g1与δ负相关,即g1随着δ的增大而减小。由于我们设定K1,K2,I是外生的,所以g1与δ的关系实质上取决于内生的的大小,即我们创造的穷人向现代部门迁移机会的大小。2)式的经济含义在于,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实际上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它既受益于传统部门也受益于现代部门,当人口迁移率比较低时,穷人主要受益于传统部门的增长率,因此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正相关。而当人口迁移率较高时,穷人主要受益于现代部门的增长率,因此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负相关。
3)式表明,富人的收入增长率都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负相关,即对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越高,富人收入增长率越低。4)式表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当对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满足这一基本式时,穷人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富人的收入增长率,这一比率受迁移率的影响。5)式表明经济增长最有利于穷人,即穷人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收入增长率的部分达到最大时的条件。有意思的是,这一取值只与"有关,与!无关,并且">0.5。表明在g1与!负相关的条件下,如果"取某一个大于0.5的特定值,将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的好处。6)式是保证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的条件,可以证明,当K2>K1>I>0,有:
表明δ的取值范围确实存在,此范围为:
意味着以这样的比例对农村进行公共支出既能提高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又能使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从而保证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支出不至于损害富人的收入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模型表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密切相关。当穷人具有较强的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迁移率超过50%)时,使穷人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出现。此时,穷人的收入增长率与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呈负相关,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迁移率低于50%)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通过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实现。
大量研究证实,目前我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率不足50%,因此仍处于迁移能力不足阶段,穷人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出现。同时也表明,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通过增加农村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然而,就长期来看,要想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收益,一系列旨在提高穷人可行能力,进而增加穷人向城市现代部门迁移机会的公共政策必须实施。
第一,给予穷人表达意见的机会,并让穷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如在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上进行改革,多吸收农民的利益代言人进入代表行列。同时,还应通过各种渠道使穷人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中,如让穷人参与公共支出结构与制度的设计与需求,公开实施监督和评价,消除由于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障碍。
第二,给穷人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以市场和非市场行为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穷人自身的可行能力积累(诸如受教育程度和卫生保健),扩展他们的自由度和就业机会。各级政府应将创造就业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积极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央政府应明文限制各地区政府歧视农村劳动力的随意性做法,制定公平竞争的农民工就业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国家应采取有效行动,给予最底层穷人物质和精神保障。进一步完善穷人面临疾病、经济打击、歉收、自然灾害和暴力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帮助他们应付所出现的负面影响。
摘要：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十几年来穷人的处境却开始恶化。如果没有公平的宪政秩序,就不可能创建符合穷人利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而就不可能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作为制度与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元结构下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密切相关。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来。
关键词：制度,公共政策,公共支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
二元结构制度 篇2
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释疑
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传统的农村与现代的城市并存的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形态。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两个相对分割的板块，两者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别，主要包括：城乡两种政策、户口一分为
二、生产要素流动阻滞、农民地位长期低下等一种不平等现象。目前，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受到限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规划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财政、金融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方面向农村倾斜，通过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举措，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全国而言，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措施（例如，粮食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不是有助于消除这种二元体制，恰恰相反，而是强化或固化了这种二元体制，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日趋显著，城乡分割亦日趋表现
为刚性化。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亦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表现
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使得1978年到1984年间城乡差距出现了暂时性的缩小，但是自从1985年国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城乡差距出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这句话既夸张形象而又尖锐地道出中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11.3%，而第一产业劳动力仍占就业总人数的40.8%，农村大约有1.8亿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较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农民在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社会救助等各方面都和城里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二、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背后的成因分析
首先，农村人、财、物资源的匮乏是导致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根本原因。（1）人均耕地太少。如果拿中国全部耕地除以人口总数和美国的耕地除以人口总数相比，中美之间的人均耕地比大约是1∶9。但如果按农民的人均耕地来
算（美国的农业人口大约占美国人口的2%，中国2009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3.4%），那么美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恐怕就是中国农民的200多倍了。所以，要让农民富，首先要减少农民的人数。这是“物”（耕地）的因素。（2）资金匮乏且流失严重。据统计，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517亿元，其中城镇为3274.4亿元，农村为1242.6亿元，城镇与农村相比为2.64∶1；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58∶1，2000年为3.91∶1，2005年为5.49∶1，2009年竟高达6.322∶1。与之相对的是，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流向，主要用于办工业、办非农产业，而非发展农业。（3）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这些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文化的、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大都到城市去务工，来自农村的高校学生毕业后也都选择留在城市，农村以“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为主，农业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急剧下降。
其次，不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政策原因。改革后，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进程，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中央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种不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所有大型交通、电力、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从而扩大了城乡差距。
再次，工业化道路的惯性发展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又一重要原因。据测算，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等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大约6000亿—8000亿元农村资金转移给工业和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仅仅是国家通过廉价征用农民土地一项，每年农民损失就达数千亿元，如2001年损失超过8000亿元，超过过去30年（1949—1978年）通过“剪刀差”侵占的农民资金的总和。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对策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最艰巨、最繁重的现实任务，也是关键所在。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因此，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机构机制，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的对接。下面就促进城乡结构从“二元”走向一体的对策进行粗浅探讨和分析。
（一）切入点：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长期以来对城乡劳动力实行差别地位和差别待遇。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收入、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为例。据统计，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
市工人多8.7个小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在承认城乡劳动力存在较大差别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差别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例如，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比分析表明，随着传统劳动力市场向现代、规范、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转变，教育、专业技能、职位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增，而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减并趋于消失。
这说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客观发展要求，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具备了实施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以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作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切入点，并建议：（1）逐步打破人力资源市场在城乡、部门之间的分隔状态，取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地域和身份限制；（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清除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有关部门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3）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4）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关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二）关注点：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收入差距、就业权利，主要涉及的是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问题，而社会保障则关涉到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这方面存在的不公平，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急迫的问题是要
解决被征地农民、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毕业大学生和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为此，（1）统一城乡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2）优先解决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和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包括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特殊情形下的贫困救助、合法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法律援助等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3）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给予学费补偿（或代偿助学贷款）、社会保险和岗位津贴；（4）在公共卫生（饮用水、厕所、防疫）、基础教育和环境质量方面，保证国民待遇。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方面，拟以我市农村开展四有工程为例。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切实将社会保障向农村基层延伸、向广大农民拓展，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四年前，作为江苏农业人口第一市的盐城市从解决广大农民最期盼、最现实的直接利益问题着手，把围绕民生作决策、办实事、求实效，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急需的领域着手，在农村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为主线，在全省率先开展以实现全市农村581万农民“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为目标的村级农民“四有”工程建设，经过2008年的“十村示范”、2009年的“百村试点”，2010年实施的“千村推广”，2011年实施20家四有示范镇建设的创新探索实践，全市村级“四
有”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盐城市委、市政府还把社会保障村级“四有”工程建设连续列入为民兴办的实事项目之一，作为提高广大农村百姓幸福指数、建设幸福盐城的重要举措来抓。四年来，全市通过“四有”村平台建设，共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57.72万人，转移率达到了95.2%以上，扶持农民创业4.6万人；参加各类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了295.56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总人数达到了528.91万人；共开展技能培训各类人员49.46万人，培训就业率达到了92.5%。截止目前，在全市2108个推广村中，村级劳动保障平台已经全部建设到位，已实行微机录入并进行动态化管理的村2099个，占推广村总数的99.6%；全市60周岁以上的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已实现应发尽发，全市新农保适龄对象已参保人员达236.90人，占应参保人数的99.9%，在江苏省面上提前实现省定参保目标，实现了广大农民新农保参保、农村适龄老人基础养老金发放和“四有”村建设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市按照“巩固提高示范村、重点突破试点村、整体推进推广村、着力创建四有镇”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全市去年选择了20个乡镇成功创建“四有”示范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基层平台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平台服务经办功能，以开展全市镇镇“四有”工程建设为目标，从而不断提升全市农民“四有”工程建设水平。
（三）基准点：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
在所有的公平条件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和首要条件。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情：（1）逐步解决农民
工子女在打工地平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包括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等，最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经费按学生数公平分配；（3）全面加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培训，提高农村教师素质。要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当前还应注重采取各种优待政策，鼓励优秀大学生、师范生到基层、农村任教。
（四）关键点：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目前，除了在对农民工权益、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外，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转移支付：（1）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0.73%，虽比2007年的0.68%有了较大提高，但相对于7.13亿乡村人口来说，投入明显偏低。因此，政府应依据国家财力及其增长情况，逐年增加对农业建设的预算内投资，确保对农业建设的投资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方式要按照其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运用“绿箱”规则，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动植物保护防疫和无公害生产的投入；利用“黄箱”政策，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水平，据统计，在此方面我国大约有1500亿元的补贴空间可以利用；完善农业制度，提高对农业的金融支持等。
（五）突破点：积极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国务院早在2006年前后就组织14个部门的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部分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组认为，户籍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那么，如何改革？总结这
些年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实际效果，认为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1）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2）应取消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各种经济利益和权益，这是户籍改革的难点和核心。（3）剥离这些附加利益，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最后，从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和重大战略。为此，要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推进包括县镇财政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进程，在逐步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加快城乡各项体制机制的对接，从而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二元结构制度 篇3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是我国现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痼疾, 也是新型城镇化力求能够克服的壁垒。
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分割, 区分城市、农村户口, 以差别公共服务与资源, 区分城市、农村生活, 最终形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为一元, 拥有农村户口的“村民”为另一元的二元结构。
随着城镇化推进,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享有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并没有随之改善, 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水平。户籍仍是城市人口分割的重要标准, 本地户籍人口享有户籍带来的包括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优势, 城市内部形成鲜明的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一“元”、以户籍人口为另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即本文讨论的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中, 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在收入、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从收入数量来看, 2011年,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23元, 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9895元, 市民收入明显多于村民。从个人发展情况看, 2011年, 成都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人才总数59.07%, 农村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5.64%, 中小学校有38.4%分布在城市, 7.6%分布在农村, 农村专职教师人数仅是城市的10.9%;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资源普遍落后, 与城市人口竞争和个人发展中需付出更高成本。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37%,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11.6%农村村民分别为42%和4.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 生活娱乐、文化教育明显弱于城市。从社会保障城看, 市市民享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 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与福利均具优势, 以医疗保健中执业 (助理) 医师为例, 城镇人口每万人拥有此类医师41.48人, 农村地区仅为1.669人。以上数据充分表现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二元结构现象。
根据上述数据编制雷达图, 由图1可知二者差距较大, 且无相似性。
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城市内部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特指农民工) 在人均收入、劳动市场、社会保障、城市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中。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 923元, 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达26 712元, 但注意这其中并未同前者一样扣除社保支出。
劳动市场方面: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绝大多数从属于第二产业,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人数相对稀少, 其中有60%的人员通过亲人、熟人或中介组织介绍, 仅有35.3%的人员通过招聘途径, 在农民工的工作获取中与其他劳动力竞争的程度较低。只有23%的农民工有长期的稳定工作, 且仅有47.8%的人员知道有可行的职业培训渠道。成都市政府免费发放的职业培训券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川籍的返乡农民工, 对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并未提供其他免费的职业培训项目, 在劳动市场上农民工还是非正式非首要的劳动力, 其获得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更小, 成本更高。
社会保障方面:在已获取工作的农民工中, 有53.9%的人员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有58%的人员表示用工单位并未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保, 27.5%的人员表示用工方有拖欠工资的行为, 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满意率仅达到了24.7%和21.8%;在有子女且子女在蓉读书的人员中, 有72.4%在普通小学读书, 其中近一半以上需要缴纳借读费等额外费用, 而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0年外来务工就业农村劳动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工作的意见》也没有对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费用做出明确规定, 减免费用的学校多数为打工子弟小学, 此类学校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无法与普通的公办小学相比;除此之外, 知道并申请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占22.4%, 但仅有8.6%成功获得了此类住房, 而在这些成功入驻的农民工中几乎没有外地民工, 因为申请人家庭中需两个或两个以上成都市五城区户口, 非本市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申购限价商品住房须主申请人连续在中心城区缴纳5年以上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配偶也须在本市工作, 签有劳动合同) , 基本杜绝了外来农民工获取此类住房的可能。从数据可明显看出社会保障水平与质量明显比本地市民低。
市民意识方面:半数市民与农民工有过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触, 无抵触情绪, 仅有不到30%的市民会在公车或深夜单独接触农民工是产生不良情绪。90%以上的居民能够同农民工及其子女和睦相处, 接受他们成为同事或家庭成员, 并对他们对城市的建设发出赞赏, 愿意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做出贡献, 这是城市二元结构解体来自基层的有力支持。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 有56.8%的人对市民抱有消极看法或无看法, 有61.2%的农民工认为市民也是同样的态度, 并未对同城市民产生认同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 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倾向于在厂里休息, 而市民则更多地选择外出娱乐。由此可知, 农民工即使进入到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维方式、市民意识仍然没有改变, 并有相当部分农民工由于土地处理不当和自身心理等因素拒绝市民化。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化发展, 这是由上至下制度层面市民化的滞后也是由下至上抵触情绪等因素导致的“人的城镇化”的滞后。
2 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和变迁
第二轮城镇化在形式上打破了户籍的屏障作用。为了填补城市大量待建工程劳动力空白, 政府政策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 农民自发向城市靠拢, 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 使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聚集。他们脱离了农村的地域限制但依旧没有脱离农村的待遇限制, 城市没有提供匹配的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成本能够保持一个较低水平, 但收益能够迅速、大量的回笼。这样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支持城市发展与第一轮城镇化中攫取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
新型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进行的弊病转移, 城乡二元造成的资产差异化和素质差异化逐渐蔓延至城市, 并继续在城市放大。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或需要较大代价获得标准水平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同水平的社会资源分配,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总结的说, 新型二元结构精确地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同身份不同待遇”这一本质, 并成功投射在了城市内部,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不平衡的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贫富差异分化为表现贯穿于新型二元结构中。
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有其自身特点,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比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言有了形式上的变迁。
2.1 二者区别对待的对象和地点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存在于城市内部, 歧视对象不再是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而是其他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象更加广泛并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无论务工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不在工作所在地, 获得公共服务和资源就需要更高的成本, 享有的公共福利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
2.2 二者区别对待方式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表现更加隐蔽。户改使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 但不是自由迁徙的开始即户籍的屏蔽作用在本质上没有消除。新型二元结构通过更高的择校费用、更低的职业待遇标准、更多的保障房申请条件和更少的福利保障隐晦地将本地人与外地区分。市民身份的获得也需花费较高的成本:第一, 家庭的暂时性分离;其次社会地位和待遇下降;第三, 未知的土地处理收益。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可能会拒绝市民化, 进一步推动差异待遇的合理化和隐蔽性。
3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我国现有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从前期经验看, 传统的物质性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增大、人民贫富悬殊加重, 损害社会公平等诸多弊端, 并逐渐形成了二元结构,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在新时期, 传统城镇化已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 必须要告别旧的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针对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二元结构弊病而进行的创新。新型城镇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主要蕴含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同步发展, 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提倡以坚持家庭型经营为基础, 发展多种经营方式,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推动农业现代化。此类措施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直接反映在农民收入的提高方面, 这有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增加农村地区文体娱乐资金的积累和设施的建设, 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 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二者进行良性互动。新型工业化通过提高城镇的产业聚集能力, 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 带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团聚在大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降低大城市其中一“元”的密度, 由下而上支持政府财政及资源的再分配;新型城镇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完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 使其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在产业支撑条件下吸引附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配置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减轻大城市新型二元结构压力, 实现就业、经济双向增长, 并在产业支持下保障人口分流与农民工落户同时进行。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现状, 因此需要进行系列制度改革, 其中“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导向的户籍改革,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收益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公共服务改革共同加快了农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保障其合法权益, 促进了城乡之间, 城市内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 为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破解提供制度依据。
新型城镇化除了制度层面的城镇化还要求观念层面的城镇化, 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变革, 当此类城镇化落到实处就会提高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积极性, 弱化其传统守旧观念。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将观念层面的城镇化落到实处就可为二元结构解体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破解的基础, 前者将城市、农村的公共资源均衡分配, 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让农民、市民享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减轻了城市中农民工的家庭负担, 增加其进城安置资本, 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两种二元结构的瓦解又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平等城镇化、幸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和集约城镇化的目标, 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 从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破除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需要坚持并不断落实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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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社北京, 2013 (11-15) .
二元结构制度 篇4
从我区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村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较少，农村经济总量仅占全区GDP的xx，从农业人口情况看农业人口仅有xx多人，仅占全区xx万人口的xx但我区农村占地面积达xx平方公里，占我区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使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差距，我区农村人均收入仅
有xx8元，而城市人均收入已达xx万元。另外，“三农”问题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加快乡村经济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增强举措，加大农业发展资金方面的投入，扩大农村中、小额贷款，简化手续，鼓励农业人口发展附加值较高的副业，增加收入，使农民的平均收入尽快接近城市居民。
从乡村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并实施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发展规划，解决“城中村”等问题，使农业人口城市化。
加强措施，切实解决农民进城难，卖菜难等问题，规划专门的市场解决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增加收入。
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城市规划区内居住的农业人口逐步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在各方面享受居民同等待遇。逐步撤乡建办、撤村建居，转变工作职能，实现农村管理社区化。
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广开就业门路。完善社会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农转非”人员纳入城市低保范畴。
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一批产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
从人权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结构 篇5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在国内, “城乡二元结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 一元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 另一元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两种户籍制度为基础, 形成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的公共事业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 使得城市和农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形成了一个高度僵化、严格分离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及其影响
1、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 以重工业核心的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工业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 而农业发展却严重受阻。而政府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等种种方式加快城市工业的发展, 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2、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政策与法律上标志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
3、在技术上的差异是形成恶性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国家通过牺牲农业, 来换的工业体系。由于城市没有向农村输出相对先进的技术, 而且即使城市输出技术, 农村也不具有这样的技术装备。
三、二元结构带来的突出问题及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一) 突出问题
1、农业发展问题。
在加入WTO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 我国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无法面对着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业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消费要求”。
2、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招工、搬迁和谋生的自由度还比较大。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近2000万人口重回到农村, 从此, 农村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基本停滞。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拥有一种特权, 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迁入的抵制, 反对农业人口分享公共资源, 是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压力。
3、二元行政管理制度。
城市基层政府是居民委员会, 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而在农村则实行村民委员会, 工资由当地的集体产权收益来提供。前者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 在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远高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二) 不平等的后果
1、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
农村居民除非考上大学, 否则将世代务农, 而市民子女则永远是市民, 农民几乎不可能转变为市民, 这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 违背了人生来是平等的基本原则。
2、居民收入不平等。
据统计, 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3:l, 这是收入绝对数上的差距;再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从2000年以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为5.8%, 城市为9.9%。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性消费, 而是追求发展与享受的高层次消费。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
3、社会事业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
没有医疗保险, 生病只能自己掏腰包;没有养老保险, 年老只能靠子女赡养。
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来看,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相反, 国家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电力、自来水、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 农村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
城市的优势:1、政府多年来的财政投入;2、法律、经济、政策等多年来的倾向;3、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而换来的;4、在过去, 城市居民可以分房或买房, 有了房产证即可去银行贷款, 进行融资, 然而便可以投资做生意。所以, 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农村所缺乏的, 该是时候将这些优势投放到农村了。对农民的第一次放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对农民宅基地或承包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权的放宽, 这将是农村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是目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对宅基地或承包田放开后, 农民也可以融资, 也可以有资金做生意。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想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先不要谈人权, 也不要谈法治管理, 而是首先做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事,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希望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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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制度 篇6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 以往靠传统制造业支撑起来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 无法支撑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因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节产业结构”已经成为了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2005年1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随即发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 此次战略方针与政策的明确意义深远,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奠定基础, 有助于继续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势头。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非常多, 金融便是其中关键的制度要素之一, 本文正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 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分别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回顾
国内外的研究最先都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少关注到产业发展的层面;直至20世纪中期, 国外学者逐渐开始着眼于金融对产业及其结构发展的影响, 从中观层面来分析金融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起步更晚。比如Patr ick (1966) 认为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属于附属关系, 金融结构通过各种金融服务提供更多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渠道,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变;Beck和Levine (2002) 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作用不大;随后Carlyn和Mayor (2003) 得到了较为折中的结论, 认为金融结构需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从而通过信息披露作用, 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Binh、Park和Shin (2005) 则在Carlyn和Mayor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的高新科技部门和企业发展要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快, 证明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相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而言, 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国内学者是到了20世纪末, 才较早由刘世锦 (1996) 开始关注我国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结果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服务于产业的发展, 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伍海华、张旭 (2002) 的研究则认为, 金融体系的发展会带动储蓄和投资活动, 并由此通过改变资金流量结构、资金存量结构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结构来最终改变了产业结构, 概括出了两者的影响路径。江曙霞、严玉华 (2006) 的研究同样认为, 金融结构体系的良好运转, 可以调整产业间的资金配置方式结构, 通过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从而实现资金更优化的配置, 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促进作用。杨德勇、董左卉子 (2007) 则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资本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规模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曾国平、王燕飞 (2007) 同样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的不同结构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 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较为明显, 但是第二、三产业并没有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马智利、周翔宇 (2008) 同样是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市场化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 此外两个金融制度因素当中, 金融市场化率比金融相关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姚德文 (201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贷款率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而股票融资与第三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纵观全球的金融体系发展历史, 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和特点有所差异, 其金融体系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程度大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众多经济学家对金融体系结构划分的思路都趋向一致。“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实质即是间接金融市场和直接金融市场的划分:间接金融市场是指以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等作为信用中介而进行融资的市场, 再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者;相对地, 直接金融市场则是指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直接进行融资交易而形成的市场, 该市场上的一般交易方式为资金需求者发行债务凭证或所有权凭证, 资金供给者作为投资者出资购买这些凭证, 从而直接完成了资金从供给者到需求者手中的转移。
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劣势, 因此对产业结构也有着不一样的适应性。两种金融结构体系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在信息处理上, 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减轻信息不对称上具有规模效益;而市场金融在创新型和信息量相对较少的产业融资上更为有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产业结构以较低级的农业和传统工业为主时,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信息的处理上更有优势;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第三产业以及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发展蓬勃时,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则更加有效。
经济学家对于两种金融体系孰优孰劣的纷争由来已久。在支持银行主导型的研究当中, 学者们主要强调银行可以比市场更有效率地为发展提供资金, 特别是在国有银行占主体的情况下, 可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并且对储蓄实施战略性配置。另一方面, 支持市场主导型的学者们则认为市场型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价值识别和支持创新等方面有着银行主导型体系无法比拟的优势。
本文认为对于“二元结构”的纷争都是侧重于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难以在理论上达成一致, 而应该更多地从金融结构体系的适应性方面入手, 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去辨别出相适应能够更加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本文从金融市场体系的“二元制度”出发, 来比较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分别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三、中国“二元结构”金融体系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指标选择方面, 对于被解释变量, 本文定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 (即第三产业的产值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 ISR=GDP3) 和产业机构升级率ISU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 ISU=GDP3/GDP2) 来表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对于解释变量, 为了满足从二元结构出发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目标, 本文直接针对不同金融结构体系的深化指标 (表示为不同金融结构配置资金的规模与GDP的比值) 来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 (BANK=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GDP) 和股票金融深化率STOCK (STOCK=股票筹资额/GDP) , 分别刻画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此外, 本文同时定义资本市场融资率CR (CR=BANK+STOCK) 来描述整体的资本市场规模, 以反映资本市场融资额对当年GDP增加值的贡献。
借鉴于“先整体, 后部分”的数学思想, 本文先整体研究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然后再分别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下, 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此部分采用1990年至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考虑到数据波动性等原因, 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 因此在下文的检验过程当中对所有指标均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二)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首先对于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均接受原假设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经一阶差分后Δln ISR、Δln ISU、Δln BANK、Δln STOCK、和Δln CR都为平稳序列, 因此它们是一阶单整的, 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同样按照总分的思路,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资本市场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关系;ln ISU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综合上述结果,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与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与股票配置比率STOCK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当采用资本市场融资率来综合银行金融深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依然与资本市场融资率CR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此可以看出, 在资本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资本市场融资率ln CR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CR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银行金融深化率ln BAN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BANK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是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STOCK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综合上述结果, 变量之间都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其中资本市场融资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的Granger原因, 但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则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到银行以及股票市场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 也即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相作用方向有所不同。
摘要：文章基于“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的不同特点, 研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不同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金融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另外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二元结构,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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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制度 篇7
一、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影响, 学界有众多的研究, 特别是户籍对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影响[1～2], 以及对职业分配的影响[3～4]。
陈钊等人[3]的研究发现, 本地户籍这一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未能持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遭遇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 而这种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姚先国等人[4]以浙江省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研究, 发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城乡分割。
但是, 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又是为何存在的呢?蔡昉、都阳、王美艳[5]认为, 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 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而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这也就是说, 体制内的单位部门更有可能会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约束而利用户籍制度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 而体制外的市场化部门, 将会依据市场利益而较少的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排斥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中央政府强调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 不应该有户籍差距。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就业, 会借助户籍制度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进行筛选。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给予帮助并提供保护, 同时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施加种种限制。正是通过给予“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待遇, 政府的“地方性”才能以展现。这种待遇的不同, 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机关事业单位, 并且在在用人计划、待遇水平方面进行严格管制[6]。
王美艳看来, 就业歧视使得很多外来劳动力来到城市后, 只能进行“自我雇佣”, 收入很低而且相当不稳定, 更谈不上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即使能够找到“单位”, 通常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单位就业, 很难进入公有单位[7]。李春玲通过对具有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 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职业配置还是在职业流动方面, 户籍都产生着影响[8]。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劳动力市场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难以进入到处于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工作。
假设2:部门内部仍然存在着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更多处于基层岗位, 而难以获得高级别的工作岗位。
姚先国、赖普清[9]的研究结果发现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而工人待遇更多受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所决定。不过肖文韬[10]认为,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就业城市移民的因素, 但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素质门槛才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考虑的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 讨论在控制了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是否还发生作用。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开展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调查数据 (CGSS2006)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住户和居民, 其中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2000年人口普查) 完成抽样。在正式调查之前, 先对住户和居民 (受访者) 抽样, 最终获得了10 151份有效问卷, 其中城市地区问卷为6 013份, 农村问卷4 138份。
由于本文需要讨论户籍壁垒在职业分配上的体现, 故而剔除那些从未有从事过非农职业的样本, 剩余6 165个有效样本。在职业的测量方面, 本文使用数据中被访者所描述的目前工作 (或失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职业) 情况。为了讨论户籍对工作配置的影响, 故而在户籍的测量上使用入职前的户籍状况。
(一)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单位类型和岗位类型。单位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五类。前三类也可以概括为公有制部门, 后两类概括为非公有制部门。岗位类型以管理级别来划分, 分为无管理级别、基层管理级别 (包括班组长和单位基层管理) 、中高层管理级别 (包括单位中层管理和单位主要领导) 三类。
(二)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户籍为虚拟变量, 为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户籍状况。有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 其中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蓝印户口的非农户籍人口。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 、大专及以上 (包括相同级别的成人教育) 。党员身份指的是在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情况。年龄指的是获得工作时的年龄。考虑到户口的代际传承作用, 研究中使用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 (见表1) 。
三、测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 而测量职业类别的两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 这样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人口对几种职业的获得概率进行估计, 从而发现户籍因素是否影响职业获得。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而获得的全国性数据, 故而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抽样设计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使用调查估计过程来调整可能由于调查抽样所带来的偏误。 (1) 调查估计的PSU权重为抽样设计时的PSU抽选子总体, 本次的抽选子总体为: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上海市辖区、东部省会市辖区、中部省会市辖区、西部省会市辖区、东部区县、中部区县、西部区县共九类。
四、结果
(一) 单位隔离
表2显示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单位获得上的多分类logit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情况下, 以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相比并且以私营企业做参照类, 农村户籍的人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17.2%,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与之类似, 拥有农村户籍的人进入集体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42.1%, 并且表现显著;尽管农村户籍的人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 但是并未在0.05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相比之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流向个体经营, 但同样统计上未表现显著。
注:a.参照部门为私营企业;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在中国的制度里, 户籍可以看出是一种代际传承的因素。孩子出生之后, 需要在父亲或者目前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 如果父母均为农村户籍居民, 那么孩子基本上也是农村户籍。而绝大部分的父亲或母亲一般会具有相同性质户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 加入了被访者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户籍性质对被访者进入何种类型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度水平均为0.1) 。这进一步可以说明, 在当前中国, 户籍仍然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制度性因素, 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职业隔离, 阻碍了农业户口的居民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控制变量方面, 以私营企业为参照组, 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更容易获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的工作, 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就是说, 性别并不是产生职业隔离的显著因素。而教育程度也只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有显著影响, 相对而言, 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这是因为在中国,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收入和地位比较高的部门, 吸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加入。结合吴晓刚[1]的观点, 可以解释为何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业户籍隔离不显著, 这是因为部分具有农村户籍的高教育程度人群加入了这一部门, 消除了户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户籍制度的部门隔离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户籍制度是否会同样造成不同岗位的隔离呢?
(二) 岗位隔离
下页表3呈现了户籍对单位内部管理岗位级别进行多分类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呈现的是公有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情况, 参照组为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注:a.参照部门为无管理职位;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回归结果显示, 在公有制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内部隔离, 具有农业户籍的员工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仅为城市户籍员工的73.7%, 并且统计检验显著 (显著度水平为0.01) , 不过, 在成为基层管理人员上, 农业户籍的人和城市户籍的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在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上, 户籍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壁垒, 农业户籍员工和城市户籍员工享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管理人员。在同样的情况, 父亲的户籍情况对于是否成为管理人员没有显著的作用, 甚至获得公有制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概率, 父亲为农业户口的员工比为城市户口的员工要高54.2% (显著度水平为0.1)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 父亲为农业户口且今日公有制部门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 所以在部门内部也更有可能成为中高层管理者。
此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 虽然上文显示性别因素在进入各部门时没有显著的区别, 但是在公有制部门中, 男性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女性的2.03倍和3.36倍,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在私有制部门, 只有在成为中高层管理岗位人员上, 男性比女性显著高45.6%。在教育水平方面, 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拥有更多成为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在公有制部门, 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35.89倍, 而在私有制部门则仅为4.262倍。此外, 党员身份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总之, 在跨越户籍壁垒成功获得了部门职位之后, 户籍制度产生的职业隔离效应就基本上消失了。不管是在公有制部门还是在私有制部门的单位内部, 成为管理人员更多需要的是个人能力, 而户籍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在中国非农部门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并不只是源于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差异, 还源于在中国实施了五十余年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 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这使得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很难进入具有较高收益和地位的公有制部门, 而只能流入体制外的私营部门, 而且更多的是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过, 一旦跨越了户籍壁垒而获得职位之后, 单位内部便几乎不存在职业的户籍隔离了。
五、小结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CGSS2006) , 讨论了中国初次分配城乡之间趋于公平的前提性假设: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消除。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社会, 城乡户籍差异在职业分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基于城乡户籍差异的就业单位隔离。
在相同的个人情况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在从事非农职业时, 进入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就业单位更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中国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但当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部门限制了具有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 这是产生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的主要原因。
针对农业户籍人口可能人力资本较差, 从而导致进入公有制部门较为困难的观点, 我们分别讨论了是否在公有制部门以及非公有制部门内部存在基于户籍的岗位分化。数据结果发现, 不管在公有制部门还是私有制部门, 户籍对岗位区别的作用并不显著, 岗位区别的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就是说, 在人力资本相同的情况下, 具有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人享有相似的部门内部工作岗位。
总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存在, 而这种职业隔离的主要来源是进入公有制部门时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机会不平等, 而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便不再起到作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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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元结构的城市规模优化研究 篇8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论述见于Marshall(1890)[1],Marshall认为集聚经济本质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二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三是允许低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Fujita(2001)[2]、Fujita和Thisse(2002)[3]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表述,并强调了城市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Combes(2005)[4]、Leunig和Overman(2008)[5]指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收入产品,企业由此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工人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逐渐升高,工人净工资等于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是一条倒U型曲线,最大净工资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Tiebout(1956)[6]认为,个人决策可以形成集体的力量,并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集体力量被称为俱乐部效应。Laurila(2006[7],2011[8])进一步从俱乐部理论出发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工人净工资,而且要考虑净福利。
本文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以俱乐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实现的路径,特别是探讨了实现最优城市规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我们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即城镇化)。此外,城市规模模型表明不仅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城乡的整体人口规模,而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个人迁移的决策,因而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手段。城市发展并不能保证实现城市发展规模的社会最优,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管理手段和经济手段寻求人口在城乡间的最优配置。
2 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从俱乐部理论的观点来看,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在私人消费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消费,还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多闲暇。我们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家庭)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最大化其效用,则其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qx和qy分别为私人和集体消费数量,l为闲暇,w为实际工资,(1-l)为工作时间,px和py为私人和集体物品的市场价格,该效用函数有U'(·)>0和U″(·)<0的性质。人们可以享用的私人和公共物品数量都会与城市规模有关,闲暇l亦如此。短期中,假定城市的地理面积不变,则多数研究都采用人口数量代表城市规模。由于式(1)中所有变量都是城市人口n的函数,则该模型的俱乐部理论形式为:
其中W是个人福利,B和C分别是个人生活在城市中的货币化收益和成本。个人的货币化收益为式(1)中的效用函数,而个人的货币化成本为式(1)中的预算约束。式(2)是关于福利的函数,但是个人无法选择城市规模(人口)n,只能选择在给定城市规模下是否生活在城市。同时,式(2)只能有城市整体层面的解,即城市作为俱乐部的解。
以Laurila(2011)[8]的思路为基础,建立最优城市规模模型:城市提供给居民的福利可以大致用平均福利来表示,即总福利除以城市人口。当平均福利上升,将导致人口的迁入,城市规模将随之扩大,反之则反是。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福利是城市生活收益与成本之差,人们的平均福利同样如此,且与城市规模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依次起主导作用,因此平均福利基本应呈现倒U型形状。
图1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结构经济,包括城市(U)和农村(R)。其人口数分别为nU和nR,则经济中总人口数n=nU+nR。假设人口可以在城乡间流动,则nU从OU开始向右测度,nR从OR开始向左测度。图中AWU和A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平均福利曲线,MWU和M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边际福利曲线,且通过对应平均福利曲线的顶点。
点a意味着城乡之间平均福利相同,即AWU=AWR,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城市人口数量相对很少。当AWU>AWR,可以观察到系统性的人口迁移,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理论上,只要福利差距存在,城市化进程可以一直持续到b点,在这一点同样有AWU=AWR,人口迁移会停止。b点是稳定的,任何随机的人口流动都会引发逆向的迁移,这一点农村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很少比例,显然很多发达国家都停留在这一点,其总的社会福利是:
但b点并不是最优的,最优解是c点,因为c点的城市人口平均福利最大,人们会同意停留在c点,即应该寻求最优的发展规模使福利最大化,这就是内俱乐部规则(Cornes and Sandler,1996)[9]。内俱乐部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有可能主动停止人口迁移,使得城乡福利差别维持在AWUcAWRc的水平(Laurila,2011)[8],这意味着在缺少外部干预的情况下c点是可持续的。
但从整个经济来说,b或c点都不是最优解。社会最优解是MWU=MWR的e点。在e点,整体福利水平为:
社会最优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不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式(4)给出的福利水平既高于图1中b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gh),也高于c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cf)。该最优解下城乡之间存在福利水平的差距,其实现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政策。
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
图2说明经济政策如何实现城市规模及福利的最优化。为实现由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决定的最优配置e点,有两种经济措施:一是对城市征收额外的税收,使城市平均福利曲线下移到AWUt位置;二是对农村增加投入,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使农村平均福利曲线上移到AWRs位置。理论上存在税收te和转移支付se,使AWUt和AWRs交于be点。在be点,社会最优人口配置可以实现,若其他条件不变,必有te=Te/2=se,因为中央政府将增加的城市税收全用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该点的解是稳定的,由于该点将福利差Te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平分,该点福利Wde=We。
最优解不限于e点。设想从te=Te/2=se开始,政策力度可继续加大,则人口迁移和配置的最优解会从de点沿一个上升路径向左移动到dz点(见图3),所有由政策变动导致的人口配置构成图3中的平均福利集合AWz。在该曲线上福利在城乡之间平均分配,其中,de至dz的部分可导致两个城市的平均福利都提升,因而是帕累托最优的。dz点的最优条件是:
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也会在政策作用下移动,在dz点两者恰好相交。人口的最优配置nU=ndz,nR=1-ndz,城市与农村都达到最优规模,总社会福利则为:
这里,平均福利曲线AWz的实现表示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集聚经济,并改善了集聚不经济的状况。
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优化政策分析
城镇化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孙雅静,2004[10];温铁军,温厉,2007[11])。中国的城镇化既包括短期内以工业化和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又包括以非农产业为背景的城镇化(李炳坤,2002)[12]。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以三个层面开展:特大型城市和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县镇乡。城镇化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需要政府采取合理规划和措施,增加投入,优化配置,尤其是针对广大中小城市和县镇乡的发展大力扶持,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的多重矛盾。
如图1所示,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的福利对于农村人口(包括乡镇、县城)来说拥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这是城镇化最初的动力之一。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才出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王小鲁,2010)[13]。
前述理论模型说明,社会最优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实现最优化配置。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通过这些措施调整和优化城乡人口和资源配置。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此外,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的保障房建设也有相关的正面效应,因为大规模保障房建设降低了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已经发生了集聚不经济的某些大城市,需要实现类似从b点到e点的移动,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强制性的人口限制措施。
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图2)。例如物业税就是一种合适的税收选择,对于社会的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可以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减少城市生活的平均福利。物业税目前在我国是地方税种,直接用于转移支付的功能有限,但如果以物业税的普遍实施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中央财政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转移支付能力。
目前,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共识,但问题很多。其中,制度约束依然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如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福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难以获得市民化的发展资本(马晓河,胡拥军,2010)[14];政策方面,行政干预过度而市场力量不足;结构方面,大城市快速现代化,而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滞后,甚至功能丧失,各城市优先发展经济,而社会服务和保障严重滞后。所以,当下的“新型城镇化”要有良好科学的顶层设计,吸取国内外城市发展教训,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具体来说:第一,明确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马凯,2012)[15];第二,通过多层次的城镇化战略统筹协调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利用两者相互促进的特性逐步化解二元结构的矛盾;第三,突出政府的规划、引导、保障和监督作用,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奠定城市的经济基础;第四,继续探索合理稳妥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资本化,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公平待遇问题,也可以为农业和乡镇发展、农民工进城提供资本金,还可以拉动内需;第五,最终解决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的住房、社会保障和创业扶持问题;第六,探索发展城镇化的创新模式,政策上要鼓励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4 结论
二元结构制度 篇9
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二元对立
结构主义是建立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者把文学视为像语言一样的符号系统。他们把整个文学或文学规则系统看做language (语言) , 把具体作品视为parole (言语) 。他们相信从文学中可以抽象出支配具体作品的类似规则系统, 构成任何文化现象的要素是“关系的”。换言之, 是该系统要素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二元对立, 使它们具有意义。“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最主要的文学研究手段。首先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研究方法, 而后是被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借用并发展形成的文学批评方法。“二元对立”理论认为, 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 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 这些关系或结构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 形成区别和对比, 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 研究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19世纪60年代,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高潮, 许多文学批评家运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阐释文本, 探究文学内部存在的对立项。
二、《星星》中的“二元对立”
1.《星星》叙事风格与其他韩剧的“二元对立”
在韩国的电视剧中, 常常出现这样的套路:贫穷但美貌善良的女主角;帅气多金的男主角;富有但心机重重的女二号, 以上三个人往往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电视剧的开头会出现类似《傲慢与偏见》中的情节:女主角通常是在很恶劣的情形下偶遇男主角, 两人有了很深的恩怨, 在一系列巧合与接触下, 两人终于发现彼此就是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另一半。这时女二号出场, 她会故意制造男女主角之间的摩擦误会, 同时男方长辈会对两人施压, 试图使其劳燕分飞。在女主角整日以泪洗面之时, 男二号进场。深情款款的男二号暗恋女主角, 在女主角爱情遇上挫折时, 总是默默地陪伴着她。可当观众为这些将要逝去的爱情扼腕时, 剧情峰回路转, 男女主角最终冲破重重阻挠,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例如《宫》、《浪漫满屋》、《美妙人生》、《豪杰春香》等。或是当男女主角认清自己的感情时, 其中的一方却突发意外而离世, 徒留下唏嘘的观众暗自神伤。例如, 《蓝色生死恋》和《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患上了癌症, 《天桥风云》和《冬日恋曲》中的男主角遭遇了车祸。此前某些人把韩剧看成是“画面唯美但虚假、剧情虐心却狗血、桥段单一而重复”的代名词。
《星星》不同于以往的韩剧题材, 在剧情上和叙事风格上有了拓展。它讲述了一个在韩国生活了400年却永葆青春的外星人都敏俊与当红人气女明星千颂伊的爱情故事。在这部剧中, 女主角不再贫穷可怜, 女二号即使心机重重也无法制造男女主角的矛盾, 男二号再如何深情款款也无法得到女主角的芳心。女主角千颂伊如同扮演者全智贤一样, 在剧中是一位当红女演员和国民女神, 为人简单、善良、外冷内热, 富有、独立、凡事自有主见的她和之前贫穷、柔弱、身世飘零的女主角形成鲜明对比。剧中体现的女权主义思想和主演全智贤早年出演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样契合了当代女性意识复苏的潮流。再如男主角都敏俊, 意外掉落到朝鲜半岛的外星人, 现职业是大学讲师, 四百多年来, 一如他第一次来到地球的时候, 以年轻而俊美的外貌生活着, 有鹰的视力, 狼的听力, 有着惊人的移动速度, 能在一瞬间就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将要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的事, 但是他将自己的这些能力全都彻底隐藏。正如许多影评人所言:“他既帅气又内敛, 既优秀又谦卑, 拥有能融化心灵的天使笑容, 还有一颗不断追逐梦想、上进努力的执著的心。”他的持重和体现的气场不同于之前耍酷多金、傲娇纨绔的韩剧男主人公。如果说演员贡献了60%的收视率的话, 那么贡献了新颖剧情的编剧则是为这部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
2. 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
《星星》之所以风靡亚洲, 除了因为叙事风格新颖外, 还有就是栩栩如生的剧中人物。运用“二元对立”分析该剧, 发现它塑造了一批性格对立的人物。
首先, 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通过女一号千颂伊和女二号刘世美, 体现了豪爽霸气和功利柔弱的对立。千颂伊和以往的韩剧女主角大相径庭, 她有着漂亮的外貌和豪爽的性格, 这个人物特别能唤起职场白领的共鸣。她的性格是多面的, 充分体现了时代感。在“游艇婚礼”的一集中, 不服输的她在面对挑衅时显出一副强悍模样, 可是回到家中看到影片中小动物的死去都会泪流满面。她拥有令人艳羡不已的美貌、性感、财富、有趣、独立、自省等美好特质, 经过主演的演绎, 显得活色生香, 真实可信。这种矛盾统一的性格使她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有独特的理解, 并促使她找到爱人, 最终走向幸福的殿堂。该剧很好地刻画了持有强烈依赖和功利主义的女二号, 刘世美, 她同样有着漂亮的外表和良好的家世, 笑容甜美, 语气温柔, 无论是家庭, 还是智商, 所有方面都不落后于千颂伊。从中学开始就是千颂伊最亲密的朋友, 实际上她对于女主人公的嫉妒和事业上的野心更强大。在剧中, 她被刻画成想被爱又胆怯, 受人恩惠又自卑羞恼, 在剧情开始时, 她在同辈面前挑拨是非, 恶化千颂伊和其他同行的关系。因好强而产生的妒忌是人之常情, 但一直背后放冷箭的行为就令人不齿。但是该剧没有对女一号和二号进行一味的捧杀与棒杀。千颂伊有时也会矫情、发嗲、喜怒无常、神经兮兮, 刘世美也会因为求而不得、暗自神伤而让观众心生同情, 这样的剧情更能使观众感受到这部充斥幻想、玄幻和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剧贴近现实。
其次, 这种人物的“二元对立”在剧中男性形象都敏俊和李辉京身上也有所反映。来自外星的都敏俊是韩剧“开天辟地”以来塑造的少之又少的完美男人:帅气、温柔、富有, 既有能力又有知识, 精通法律、医药、历史、投资。在这部融穿越、悬疑、科幻、言情、时装、喜剧为一体, 充满看点的剧作中, 女主角的前世今生未来, 只要在危难和关键时刻, 他就会即刻出现, 总是给予千颂伊无微不至、不计回报的爱和体贴。男二号李辉京, 全心全意地只爱着千颂伊一个人。十几年来, 就算千颂伊从未接受他的爱并且最终爱上了别人, 他都不离不弃, 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救她。帅气高挑的外貌, 开朗活泼的性格, 再加上富有的身家背景, 以及对心爱女人的执著和守护, 哪个女人会不动心呢?“可惜不是你”, 可惜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外星人。
三、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韩剧大约经历了三个高潮:一是以早期风靡亚洲的《蓝色生死恋》为代表的苦情路线韩剧, 二是21世纪伊始的《大长今》, 它是一部带有励志色彩的正剧, 它对本国历史、文化、服饰、语言, 特别是美食的精心包装, 引发了观众的兴趣, 不仅风靡亚洲, 还成功打入北美市场。三是《星星》, 它能够很好地驾驭外星人这个切入点, 并游刃有余地在400年韩国历史中穿越, 利用历史设置人物性格、生活背景、制造矛盾, 从而登上韩剧的制高点。尽管如此, 感情线都是毫无悬念地女一号爱男一号, 男二号爱女一号, 女二号爱男二号的“死循环”。难能可贵的是, 韩剧在千篇一律的感情套路中细分了观众群, 备齐了各种类型题材, 培育了大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 在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里, 把握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 为观众 (尤其女性观众) 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精美的梦, 同时锤炼出人生的真相并传递出传统文化的魅力。虽然不切实际但又那样动人, 但也许这就是韩剧在华丽的美剧、精良的英剧和本土的大陆剧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赵炎秋.论狄更斯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二元对立原则.邵阳师专学报, 1995:2, 35-40.
[2]米海燕, 欧德良.《屋顶丽人》的结构主义解读.河池学院学报, 2009:6, 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