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分析（精选12篇）
二元分析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 各地相继出现“地王”、“天价地”等现象, 房地产市场的火暴可见一斑。与其相关的建材、金融等行业经济增长飞快;但与其无关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并无明显增长, 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类二元经济”现象。
二、二元经济理论回顾
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 首次研究和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 其经济不是一元的, 而是二元的, 是高工资经济和低收入经济并存。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组成。传统部门的人均产量大都低于现代工业部门, 但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就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 且农村的平均收入低, 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 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些高利润再投资, 又能使现代工业部门越来越扩大。因此, 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落后的农业部门不断扩大, 形成了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
图1清晰见证了中国房地产业21世纪的飞速发展。2000～2007年基本上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由于利率提高、银根紧缩等原因, 2008年全国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局面。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3, 196亿元, 实际增幅为23.5%, 出现了明显回落。但是, 我们要明确回落的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增幅, 并不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本身。从图1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007年的18.4%上升至2008年上半年的19.3%, 房地产行业的支柱地位日益加强。所以说, 中国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图1)
四、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
在近年来的中国, 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是过热的, 但与房地产无关的行业经济相对来说是过冷的。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 即所谓的“类二元经济”。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 主要是大量资金向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挤压。资金转移原因分析:
1、市场方面:
投资环境的急速恶化, 使得大量资金挤压起来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地产的资金按照重要性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 也是最重要的资金, 就是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所谓的虚拟资金, 打入房地产市场, 这笔资金是前所未有的, 绝无仅有的;第二类资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腐败现象, 一些贪官污吏的腐败款;第三类资金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国际热钱;第四类资金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 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类和第四类。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类资金, 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类资金。目前, 并没有任何政策对前两项资金进行调控, 所以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用古典经济学分析:资金的效用差异导致资金的转移。模型如下:
用图2来描述中国城市经济资金转移模型, 图中Q为投入的资金数额, TU为资金的总效用, TU1为投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效用曲线, TU2为投资房地产无关行业的效用曲线, 在任何时候均有TU1>TU2。由图2可知, 随着资金投入量增加 (K1移向K2) , TU2与TU1的差距随之增大。作为理性投资人必然希望自己的资金效用最大化, 所以最后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
2、政策方面:
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是以GDP为纲的理念推动地方建设, 如此必然把这个社会的有限资源误导到与房地产有关的建设项目上。
虽然中央政府把握大局, 注重全局利益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因此也出台了很多政策, 比如“国六条”及配套细则“国十五条”。但是, 地方政府往往是地方利益的承载者, 他们往往都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相关政策。因为高昂的房价既能增加政府财政税收, 又能拉动GDP增长转化为政绩, 所以地方政府乐此不疲。
五、对宏观调控的相关建议
1、建议中央政府出台针对虚拟资金和腐败款投资地产的政策, 以遏止投资引商环境的恶化。 (1) 增大投资性购房的税率, 相反对于投资与房地产无关行业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尽量使他们的利润率达到均衡; (2) 根据政府官员工资标准出台相关购房限制标准, 尽量避免腐败款进入房地产市场。
2、建议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良性的压力, 引导官员的理性行为, 做出有利于组织的选择。 (1) 在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中, 减少GDP因素的权重, 适当增加民众意见的权重; (2) 中央适当加强对地方政府地产开发权的控制。
如此双管齐下, 从市场和政策两个角度减少投入房地产的资金, 以达到中央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初衷。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2]文常明.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3.
[3]ht t p://www.souf un.com/news/2008-09-11/2077567.ht m.
[4]陶美珍.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房地产业的影响与政策分析[J].经济学研究, 2006.11.
[5]柯鹏.外资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再陷泡沫[J].上海证券报, 2006.
[6]朗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J].三亚热线, 2007.12.9.
二元分析 篇2
学校体育竞赛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重视。在校内，它是学校教育和文娱活动的重要载体，受到广大师生欢迎和喜爱；校际间，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竞赛，是学校和体育教师展示教育、教学、训练水平的重要舞台，还是为上级体育部门发现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更是上级教育部门对学校体育教学工作量化评价的重要指标。而与竞赛成绩息息相关的课余体育训练自然成为校长和体育教师的关注焦点。
随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和运动水平及竞赛成绩的不断提高，校际间的竞争不断增强，体育教师的运动训练能力逐步成为制约竞赛成绩提升的重要因素。当竞赛成绩无法达到预期时，通过外聘课余体育训练教练员来提升训练水平纳入了很多校长的思考范畴，一些勇于拓展的校长早已经将其付诸于实践。这些学校由于在短期内体育竞赛量化指标提升明显，外聘教练这一做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校长接受和采纳。
对于这一现象，我认为学校应客观的思考和对待，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还要考虑可能存在的消极面。只有妥善处置和利用，才能更好的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外聘教练员所带来的积极一面
1．促进了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活动和竞赛成绩的提高。
由于学校外聘教练员的目的性比较明确，就是希望通过高水平的教练员来提升学校的课余体育训练水平，提高竞赛成绩。在教练员的聘请过程中，学校往往经过了一定的考察和选择，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从各级各类运动训练队和体育运动学校的教练员队伍，甚至是现役和退役队员中物色教练人选。他们所采用和接触的先进务实的训练理念、方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聘请教练员的训练层次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而保证了竞赛成绩的提高。
2．促进了体育教师课余体育训练能力的提高。
外聘教练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部分体育教师安于现状的心态，坚定了体育教师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水平的决心，加快了他们的学习脚步。在这样的心理准备下，体育教师会通过积极的努力和学习，去不断的缩小自身业务能力与学校对运动训练水平期望之间的差距，来换取自身价值和地位更大认可。而直接从外聘教练那里学习自己最迫切需求的运动训练理念和方法，无疑是最直接、最便利的方式之一。所以，外聘教练将直接或者间接的促进体育教师课余体育训练能力的提高。
3．有利于整合师资，促进交流。
外聘教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体育师资不足的现象。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体育课时的增加，对体育教师的课堂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很多学校专职体育教师配备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保证课堂教学的高质量还要保证体育训练的高水平，令很多体育教师遮襟见肘、疲于应付。外聘教练则缓解了体育教师在体育训练上的压力，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体育课堂教学上。与外聘教练之间的业务往来，为以后的交流学习搭建了桥梁，在体育人才的发现、培养和输送上具有一定的便利。
二、外聘教练员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
1．学校教育经费的额外支出
外聘教练必然会带来相关的费用支出，比如训练费、交通费、招待费等等，有些外聘教练员甚至还要与学校约定竞赛奖金和补贴。这对于学校相对固定和紧张的教育经费来讲，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教育风险加大
在聘请教练的过程中，很多学校与教练之间不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或协议，仅仅是口头约定，这增加了学校管理和约束外聘教练员相关训练和比赛活动的难度。对于训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队员伤害事故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一旦发生意外必将造成责任认定的难度，与专职教师相比较而言，外聘教练员增加了教育风险。
3．教师专业素养的退步
专职体育教师如果不是将外聘教练员这一行为当作学习的动力和机会，而是如释重负、高枕无忧的享清闲，那么必然会造成专职教师专业素养的退步和缺失，使学校和教师越来越依靠外聘教练甚至是外援队员来提升训练水平。
4．水土不服，缺乏针对性
“高学历未必会是高能力，高水平未必会取得好成绩”。由于很多外聘教练员长期在专业队面向高水平的运动员开展训练工作，他们的训练方式方法往往是针对具有较高训练层次的队员，这对于基层学校良莠不齐甚至是整体偏低的训练状况，训练方法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很多先进的、要求较高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因学生无法接受而不能采用，既造成了高端训练资源的浪费，又容易使学生失去课余体育训练的热情和信心。
5．急功近利，忽视运动员的梯度培养
外聘教练员对学校聘请自己的目的往往理解为快速提升训练水平和竞赛成绩。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外聘教练员的时间长短往往是相对随机的，如果竞赛成绩不理想可能随时中止聘请。所以，外聘教练员的选材和训练基本上都存在一定急功近利心理，忽视运动员梯队的培养，这对于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健康有序地发展是不利的。
三、学校对于外聘教练员应审时度势，思而后行
外聘体育教练员，既不应该一棒子打死，也不应该一哄而上。关键是学校要明确自己外聘教练员的目的意义，在相关的制度保障下根据学校实际，审时度势，三思而后行。
外聘教练员不应该是学校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应该把这一活动视为直接提升训练水平和教师训练能力的机会。它甚至是一次教师在岗在职的校本培训，教师在消化吸收外聘教练的先进经验后针对学校自身特点进行创新和本土化，通过专职教师素养的提升来最终实现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水平的提高，由外聘教练员所带来的竞赛成绩的提高只是这一学习活动的副产品和试验品。
二元分析 篇3
关键词：二元logit模型 购房意愿 济南
一、引言及调研区域概况
我国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大，产业关联性高，房地产市场化的进行对于拉动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房价飞速增长，购房难的现象已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由于近些年房价的上涨速度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广大中低收入市民以自己的收入来购买房屋的能力在逐渐下降。通过研究影响市民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对政府政策制定和开发商建设规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购房者家庭特征因素对购房需求和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将根据对济南市民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特征因素对购房需求的影响。
就影响因素而言，根据以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家庭特征因素、住宅特征因素、宏观政策因素、心理因素。由于数据获取有限性，本研究仅考虑家庭特征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选取婚姻状况、年龄、个人年收入、工作状况四个变量作为影响购房需求的自变量进行分析。所有数据来自于山东大学（威海）SRTP“中低收入者购房意愿及能力”科研团队于2012年八月在济南开展的问卷调查。我们对选取变量的影响结果做出如下预测：已婚、年龄越高、收入越高、工作越稳定的居民更有意愿购买住房。
二、实证分析
1、logit模型
当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时，线性回归不再适用。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购房需求选择的实证分析主要使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当因变量是名义变量时，Logit和Probit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换用。二者区别在于采用的分布函数不同，前者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后者假設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本文选择log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有意愿购买住房”，分为“是”和“否”两类，用“1”和“0”表示。
将事件发生的概率标注为P（yi=1 xi）=pi，我们将得到下列logistic回归模型：
将odds取自然对数得到一个线性函数，即得到logit模型形式：
2、样本与数据
本次调研对象为济南市区居民，调研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兼顾各个年龄阶层的市区居民，在深入小区调研以外，团队成员在济南的汽车站、广场、超市等人流量大的地区发放了分卷。总计发放150份问卷，回收问卷135份，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05份。
样本平均年龄33.49岁；现阶段有意愿购房的有66人，占总体样本的62.9%；没有意愿购房的有39人，占总体样本的37.1%；已婚48人，站总体样本的45.7%；未婚57人，占总体样本54.3%。
在个人年收入方面，根据济南廉租房申请标准，我们将个人年收入30000元以下的定位低收入，30000元～70000元定为中收入，将70000元以上定为高收入。
在年龄方面，由于调查问卷中年龄的调查采用的填写式而非区间选择式，为达到研究目的，我们选择年龄的离差作为研究变量，当对象年龄大于平均年龄时为正值，当对象年龄小于平均年龄时为负值。
在工作状况方面，我们按照工作稳定性的递增分为无工作、个体户、企业工人、公务员和其他
具体操作定义如表一：
本文对济南市购房意愿的logit模型做出如下设定：
其中P代表选择购房的概率；X1代表婚姻状况；X2代表年收入；X3代表工作状况；X4代表年龄离差。
3、模型估计
本文使用用spss19.0进行了二元logit回归，采用向前Wald逐步回归法，模型估计具体结果见表二。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婚姻情况、个人年收入、工作状况这三个变量对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0.05水平上显著），而年龄离差的显著性为0.451，对居民购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1）婚姻状况。是否结婚的回归系数为负，已婚的居民相比于未婚的居民购房意愿较低。这与我们的预测不符合。据统计显示，在中国以婚房作为购房目的的比例很大，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一贯有结婚购置新房的传统习俗，因此我们推断可能是由于已婚的居民在结婚时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因此现阶段没有再次购房的打算。
（2）个人年收入。个人年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年收入越高购房意愿越高。收入较低的居民往往无法承担高昂的房价，进而选择租房、入住宿舍、与父母同住，而没有意愿购买住房。
（3）工作状况。工作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则居民的工作稳定性越高，其购房意愿越大。现阶段购房付款的主要方式是按揭贷款，工作稳定性高，每月收入及时平稳的居民（如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医生），在申请和偿还住房贷款方面拥有更高的信用和便利，相对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压力较小，因而更有意愿借助贷款方式购买住房。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数据和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济南市市民的购房意愿与其婚姻、工作和年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市民在新婚时会购置新房，所以已婚市民其购房意愿较弱；工作稳定以及收入高的市民的购房意愿较高。针对不同人群的购房意愿，政府部门应着眼于增加住宅的有效供给，满足普通市民的购房需求，实行积极的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与此同时要通过适当的市场政策遏制房价的增长速度，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平衡发展。由于稳定工作和收入提高对居民的购房意愿有正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调整就业结构，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居民有稳定的工作，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保持房地产市场的良性需求。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完善廉租住房制度与经适房建设，扩大廉租住房的覆盖面，增加经济适用房建设比例，保证其价格水平和户型设计符合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严格执行申请标准，改善分配不公、供给不足、设计不合理的现状。从居民自身的角度来讲，要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避免盲目跟从和攀比，根据自身的家庭特点和消费能力选择租购住房，并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1]王济川，郭志刚著.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王亚伟.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25-29[J].统计与决策. 2006（20）
从人权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结构 篇4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在国内, “城乡二元结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 一元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 另一元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两种户籍制度为基础, 形成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的公共事业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 使得城市和农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形成了一个高度僵化、严格分离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及其影响
1、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 以重工业核心的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工业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 而农业发展却严重受阻。而政府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等种种方式加快城市工业的发展, 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2、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政策与法律上标志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
3、在技术上的差异是形成恶性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国家通过牺牲农业, 来换的工业体系。由于城市没有向农村输出相对先进的技术, 而且即使城市输出技术, 农村也不具有这样的技术装备。
三、二元结构带来的突出问题及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一) 突出问题
1、农业发展问题。
在加入WTO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 我国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无法面对着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业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消费要求”。
2、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招工、搬迁和谋生的自由度还比较大。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近2000万人口重回到农村, 从此, 农村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基本停滞。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拥有一种特权, 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迁入的抵制, 反对农业人口分享公共资源, 是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压力。
3、二元行政管理制度。
城市基层政府是居民委员会, 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而在农村则实行村民委员会, 工资由当地的集体产权收益来提供。前者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 在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远高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二) 不平等的后果
1、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
农村居民除非考上大学, 否则将世代务农, 而市民子女则永远是市民, 农民几乎不可能转变为市民, 这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 违背了人生来是平等的基本原则。
2、居民收入不平等。
据统计, 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3:l, 这是收入绝对数上的差距;再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从2000年以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为5.8%, 城市为9.9%。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性消费, 而是追求发展与享受的高层次消费。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
3、社会事业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
没有医疗保险, 生病只能自己掏腰包;没有养老保险, 年老只能靠子女赡养。
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来看,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相反, 国家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电力、自来水、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 农村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
城市的优势:1、政府多年来的财政投入;2、法律、经济、政策等多年来的倾向;3、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而换来的;4、在过去, 城市居民可以分房或买房, 有了房产证即可去银行贷款, 进行融资, 然而便可以投资做生意。所以, 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农村所缺乏的, 该是时候将这些优势投放到农村了。对农民的第一次放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对农民宅基地或承包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权的放宽, 这将是农村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是目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对宅基地或承包田放开后, 农民也可以融资, 也可以有资金做生意。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想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先不要谈人权, 也不要谈法治管理, 而是首先做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事,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希望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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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惟洲.破除农民增收的体制障碍[J].莱阳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二元道义逻辑研究 篇5
道义逻辑是逻辑学研究的新领域,二元道义系统的提出时间更短,因此,国内的逻辑研究者对之较为陌生.为此,本文首先对二元道义系统产生的`一些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接着对主要的道义系统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其优缺点.最后,对现存的二元道义系统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作 者：陈锐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重庆,400031刊 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年，卷(期)：24(2)分类号：B815.9关键词：道义逻辑 道义逻辑标准系统 二元道义系统 道义悖论 齐硕姆悖论
超越二元对立 篇6
“课程与政策”是美国当代课程论专家阿伦·C·奥恩斯坦教授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一书中讨论的一个专题。首先哈罗德·霍奇金森教授的《教育人口学：教师应当了解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趋势中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霍奇金森教授认为，其中种族、宗教、年龄、生育、财富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都将会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实施课程教学的课堂中，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对作为课堂管理者教师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了解种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会对教育、课程和教学产生的宏观影响，而且还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学生的差异性所带人课堂上世界观的不同，以及如何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最大程度上实施“因材施教”。乔伊丝·爱泼斯坦教授在《创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如何更好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服务的问题，提出，尽管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又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促使这种“伙伴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管理者、当地纳税人、教师、学生父母、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詹姆丝·西尔丝教授的《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对教育者的挑战》、珍妮·奥克斯教授的《限制学生学校成功和生活的机会：分轨的影响》和阿伦·奥登教授的《维持综合学校改革所需的成本》的三篇论文则从制定教育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诸如学校课程设计应如何关注来自非传统家庭——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学生的成长问题；教育分轨政策对学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问题，以及从经费支出的成本估算来进行适合实际需要的综合学校改革问题。这些对有关课程和政策之间具体问题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制订课程改革的政策，才会有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
二元分析 篇7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改造传统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元经济结构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 是发展中国家所面对和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即国民经济中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或部门:一种是仅能满足糊口的、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的部门, 这一部门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一种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远比前一部门为高的城市工业部门。
当前, 二元经济结构依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要完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仍需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
1 西方学者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理论综述
针对二元经济结构如何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问题, 西方学者从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
1.1 刘易斯模式
刘易斯模式以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前提条件。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指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 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资本非常稀缺、土地相对有限以及人口增长快速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 这部分劳动力即为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农业劳动者如果不受干涉, 自然会有向城市流动的倾向, 因而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供给。当剩余劳动力流出之后, 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 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随之提高。这样, 工业部门要想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 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
刘易斯模式建立在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基础之上, 把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2 拉尼斯—费景汉模式
拉尼斯、费景汉认为, 刘易斯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 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第二, 没有注意到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 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
拉尼斯、费景汉强调了农业剩余对人口流动的作用, 认为如果没有农业剩余, 农业劳动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把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者即“多余劳动力”的流出, 在这一阶段, 农业平均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 (拉尼斯、费景汉将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即平均收入水平称为不变制度工资, 认为不变制度工资是由习惯、道德等制度上的因素决定的) , 因而农业多余劳动流入工业部门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 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第二阶段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的农业劳动力的流出, 在这一阶段, 农业剩余减少, 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 工业工资不得不随之提高, 这样, 农业劳动力流出受到阻碍, 工业部门的扩张陷于停滞;第三阶段是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的劳动力的流出, 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已成为竞争市场的商品。
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尽管存在不足, 但它是对刘易斯模式的重大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农业地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3 托达罗模式
20世纪60年代的大量事实证明,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尽管城市中的实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不断增加, 但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种情况表明, 以发达国家的旧经验为基础的刘易斯模式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不大。因此, 托达罗模式的出发点, 就是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象, 做出合理的解释。
按照托达罗模式, 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 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经济行为。托达罗认为, 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 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理性的经济考虑, 这种考虑还包含心理因素。托达罗认为, 使人们作出流入城市决策的, 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市收入差异。所谓预期的收入差异, 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 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收入为农业收入的1倍, 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 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地向城市流动。
托达罗模式的一个显著优点, 是能够对农村—城市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做出解释, 而这正是刘易斯模式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所未能做到的。
1.4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他认为, 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但他同时强调,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 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实现农业技术变革, 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针对如何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舒尔茨着重论述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认为,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三种形式。他指出, 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可以避免先进的物质资本与落后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限制性因素, 而且按成本收益来看, 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投资。
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初步转换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 其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2.1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 受当时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在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 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 以期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当时,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资金匮乏, 技术落后, 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点与中国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因此, 必须依靠国家计划、统一调配资源的制度安排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 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 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2.2 中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初步转换
改革开放后, 中国农村很快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 粮食购销体制等管理体制改革和诸多限制性政策逐步松动,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推动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
当前,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具体表现在:第一, 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 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 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第二,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 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三,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此同时,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 中国要完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仍有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
3 对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路径的分析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症结在于农业的落后, 中国农业的落后性不仅表现为农业部门依旧在较大程度上采用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方式, 而且还表现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转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 必须采取两手策略。一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改造传统农业。此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3.1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土地要素稀缺, 对农业劳动者的容纳力有限。若农业从业者过多, 会造成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此外, 在相对稀缺的土地上拥挤过多的劳动力, 会排斥资金、技术进入农业部门, 形成低效率的要素替代, 造成农业生产中过多劳动投入与过少资金、技术投入的低水平均衡。因此, 必须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教授 (2000) 指出, 在未来30年里, 农业劳动力队伍就必须减少大约2/3。到2030年, 中国的劳动力应该只有10%从事农业生产。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83—1988年, 乡镇企业安排就业6300万人。因此,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提高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水平, 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可行路径。此外, 中国的城镇化依旧很低,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 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另一可行路径。
3.2 改造传统农业
洪银兴教授 (2007) 认为, 在中国, 要改造传统农业, 必须实现生产要素两方面的流动。一方面是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另一方面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 形成高效率的要素替代。舒尔茨指出, 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 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样, 就必须要从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三个方面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 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可以避免先进的物质资本和落后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
通过下图可以发现,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文盲占6.8%, 小学文化程度占32.7%, 初中文化程度占49.5%,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1%。由此表明, 尽管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但初中 (不含初中) 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仍占有较高比重, 这不利于新的生产要素在农业中的推广。因此, 在农村中继续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及相应的职业教育, 显得尤为必要。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五号) 》,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8年2月27日。
4小结
在本文中, 笔者首先对西方学者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理论作了相对系统的综述, 然后梳理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初步转换的历史过程, 最后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改造传统农业两个方面入手, 对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路径进行了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二元经济结构将是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当前,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使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一元经济结构。
笔者认为, 要实现这种转换, 必须采取两手策略。一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改造传统农业。此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顺利转移之后, 农业所得将不再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但农业生产率的改进对于保持中国农业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保证中国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 依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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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分析 篇8
中美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历来紧密。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 尽管两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 双边贸易额增长仍旧十分迅速。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 中美贸易、投资与金融等领域合作全面发展, 最为明显的是,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 我国每年超过20%的出口都集中在美国市场, 随后几年, 即便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对美国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8%左右。美国一直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海外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 对我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 在美国经贸发展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本文首先通过对出口规模、出口方向和出口结构变化的分析来描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现状, 然后从中美双边贸易数据着手, 分别考察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种类、出口产品价值以及出口增长值的变化, 并对其进行二元边际结构分解。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 选取2000—2010年间HS96级分类标准6位数组的中美双边贸易数据。
二、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现状
(一) 出口总体规模
近年来,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增长的迅猛态势引人注目。据中方统计数据显示, 20世纪80年代中美建交初期,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不到10亿美元;随后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加, 至1993年, 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额就突破100亿美元达169.9亿美元, 比1992年的85.9亿美元增长了近一翻;此后,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出现顺差并且差额不断扩大, 2000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额已达到521.56亿美元;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随后5年里, 在维持出口高增长率的基础上,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一直保持在21%以上, 美国由我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转变为第一大出口伙伴国;值得一提的是, 2004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突破千亿达到了1251.49亿美元;2006年底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随后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2007—2009年三年间, 我国对美国出口无论是出口年增长率, 还是占我国出口总额比重都出现明显的下滑, 特别是2009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首次出现了负值, 为-12.58%, 但美国仍旧超过日本, 紧随欧盟之后保持了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0年, 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日益恢复, 出口额年增长率反弹到28.24%, 但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仍低于危机暴发前的水平, 为17.99%。2001—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详见表1。
(二) 出口方向
所谓的出口地理特征又称出口市场分布, 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国、各地区、各国家集团在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或所占的比重, 通常以一国向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总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出口扩张的地理特征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一国出口商品的去向, 从而反映该国家与其他国家 (或地区) 间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从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向来看, 日本、欧盟、东盟、美国和中国香港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2001—2006年, 中国出口市场大部分都集中在日本、欧盟、美国、中国香港, 其中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占比达20%以上。2007年, 美国被欧盟赶超而退居中国的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与此同时, 中国的出口市场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 开始向东盟、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场转移, 所以对美国的出口份额有所减少。2008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降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17.7%, 比2002年的21.5%减少了近4个百分点。2009年情况虽然有所好转, 但2010年, 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的出口总额比重又从2009年的18.6%下降为18.0%。从表2可以看出, 中国的出口贸易关系当中, 美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考察时间跨度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虽有所下降, 但始终稳居前两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商务部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得出
(三) 出口商品结构
由于中国对出口市场布局的不断调整, 出口产品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图1显示了我国对美国最主要的五类出口产品的比重变化趋势。从总体的变化趋势来看, 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最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2001年机电产品在我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为33.09%, 此后一路上涨, 到2007年对美机电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高达50.11%,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机电产品的出口份额出现了小幅波动, 下降了5.18个百分点, 但2009年迅速回升并达到最高值58.20%。纺织品的出口比重由2001年的8.40%增加至2009年的13.68%, 2010年又出现小幅的回落, 但仍保持较高比重。除了机电产品和纺织品以外, 其他产品所占比重较小, 其中, 鞋帽产品、运输设备的出口比重逐步下降, 其余种类的产品则变化不大。五金制品出口比重呈现波动状态, 其出口额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大致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绘制
三、中国对美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分解
本文所采用的是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概念:已有出口产品在单一量上的扩张代表集约边际, 新加入的出口产品所带来的贸易表示扩展边际。为了保证参照产品集的一致, 选择2000年作为基期, 依次考察2001—2010年间各年的出口产品种类、出口价值及出口增长值。各年份的出口组成相对于2000年的出口变化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两期都持续出口的产品和考察当期新出现的产品, 初期有出口而当期没有出口的部分则是退出产品, 如图2所示:
根据图2的结构分解思路, 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分为三个部分, 然后分别考察我国对美国出口时间序列中出口产品种类、产品价值以及出口增长值的变化和结构分解。
(一) 出口种类的二元边际分解
二元边际通常包括贸易种类和贸易值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考察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与结构分解, 结果如表3所示, 2001—201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种类变化不大, 从2000年的3763种逐年增加到2006年的4187种,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产品种类再由2006年的4187种逐年减少至2010年的3891种。从留守产品、新进产品及退出产品的种类和比重变化来看, 留守产品始终占据出口种类84%以上的比重, 出口额占比重呈逐年下滑趋势, 由2001年的91.24%减少到2010年的84.86%。而新进产品和退出产品的种类数则相对较小并且表现出与留守产品相反的变化趋势, 以2000年的各类产品作为基期进行比较, 2001年新进产品种类数为333种, 所占比重为8.76%, 到2010年, 新进产品的种类数和比重分别上升至589种和15.14%。与此同时, 退出产品的种类数和所占比重也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其产品种类数由2001年的293种增加到2010年的455种, 在出口产品种类中所占比重也上升至11.69%, 比2000年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再者, 从数量关系上看, 将各年的出口产品种类与2000年比较, 每年的新进产品种类都多于退出产品种类, 其间的差额正是每年净增加产品种类的来源。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加也可以理解为出口的贸易流量在增加, 而促成这种增长的主要力量还是留守产品种类即集约边际, 相比之下, 扩展边际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二) 出口价值的二元边际分解
从出口价值来看, 2000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仅为521.56亿美元, 发展到2010年已上升至2837.80亿美元, 出口总额增长约5.4倍, 年均增长速度为28.41%, 见表4。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增长中, 留守产品价值在总出口价值中占绝大部分的比重, 2001—2010年均在99%以上, 其中最高比重达99.85%, 最低比重也有99.15%。相比之下, 新进产品和退出产品所占比重甚微, 特别是新进产品价值所占比重均不足1%。而退出产品的价值比重也极小, 直到2007年才突破1%, 此后4年的比重分别为1.27%、1.21%、1.44%和1.13%。由此看来, 出口产品价值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集约边际, 而扩展边际的贡献极为有限, 这与前面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分析结果是相符的。
(三) 出口增长值的二元边际分解
以上对出口产品种类和价值的结构分解得出了一个统一结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集约边际起主要的推动作用, 但扩展边际的作用不明显。下面将进一步对出口增长值进行结构分解, 从而探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在出口增长中到底有多大贡献。从表5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 集约边际在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值中比重占有绝对的优势, 各年份比重都在99%以上, 即使比重相对较小的2004年、2005年、2006年, 其贡献度也分别高达99.93%、99.64%和99.02%, 而其余年份的贡献度都保持在100%以上, 最高值是2001年的101.55%, 其次是2009年的101.16%。相比较而言, 出口增长值的扩展边际比重极小甚至多数年份贡献度为负值, 除2003—2006年连续三年所占比重分别为0.07%、0.36%和0.93%之外, 其余年份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均为负值。通过分析可知, 集约边际仍旧是引起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扩展边际主要由新进产品效应和退出产品效应之差决定, 当退出产品效应绝对值较大时, 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就为负值, 反之成立。所以, 从表5的分解结果来看, 在大部分年份中退出产品效应均高于新进产品效应, 导致新进产品对出口增长值的推动作用多数被抵消。
综上所述, 不论是从出口产品种类、价值还是出口增长值的二元边际结构分解结果来看,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都占有绝对优势, 相比较而言, 扩展边际的贡献则不显著。由此看来, 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集约贸易边际, 即源于已有出口产品的扩张。因此, 我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应注重出口产品多样化, 不仅仅是依赖原有出口商品的出口量增加, 更应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出口竞争力使更多种类的产品得以开拓美国市场, 从而由扩展边际实现促进出口增长。
摘要：随着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新的主要国际分工方式, 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生产链条中, 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选取2000—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相关数据, 从出口规模、出口方向和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现状, 并且从二元边际视角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产品价值和出口增长值进行结构分解, 结果发现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依赖集约贸易边际。
关键词：中国,美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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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分析 篇9
关键词：二元经济,联立方程,OLS法,股市
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这在各个发达国家都是事实, 而在二元经济结构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存在一些产业是过热的, 一些产业是过冷的) 的中国是否也是如此, 就我国而言西方的理论是否符合我们的实际呢?下面选取深证成分指数作为与宏观变量之间关系的对象, 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利率、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代表, 采用从1993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各变量的季度数据并主要通过实证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网站与统计年鉴) 来说明。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建立与识别
(一) 联立方程模型的建立。
由理论看出, 货币供应量既可以影响当期的股票价格, 也可以影响以后期的股票价格。根据国外的研究, 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在两个季度, 因此本文选取股票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取当季和前面两个季度的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 建立如下方程:
其中, SZt表示第t季度深证成分指数, M1ts表示第t季货币供应量, M1st-2表示第t-2季货币供应量, GDP表示第t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另一方面, 股市价格波动改变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从而对货币供应带来冲击, 能够推动货币供应的存量和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在影响股市价格和货币供求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股市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种效应上: (1) 财富效应。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认为, 财富、收入与货币/收入的比率变动往往是一致的, 前者的增高往往反映为后者的比率增高。在收入的波动幅度低于股市价格 (名义财富) 的波动幅度情况下, 随着股市价格的上涨, 财富/收入的比率也将上升, 从而对货币的需求也将增加; (2) 交易效应。一般来说, 股价波动往往会相应引致股市交易量的变化, 使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也随着变化; (3) 资产组合效应。股价上升使人们的资产组合中风险性较大的资产比例增大, 在风险偏好程度一定的情况下, 人们将重新调整资产组合, 增加风险性较小的短期债券、货币等资产的比重, 从而使货币需求变大; (4) 替代效应。股市价格上涨使投资股票的边际收益相对增加, 从而使人们宁愿减少货币持有而投资股市, 主要会对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产生替代作用, 从而降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
另外, 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需求的机会成本量, 之所以包含两个变量而没有只用定期存款利率来表示, 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存款利率是由人民银行决定的, 调整缓慢, 不能充分反映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因此, 若以货币需求量为被解释变量, 可以建立如下方程:
在总体上来说, 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还是保持均衡的, 即Mts=MtD, 因此若以Mt表示两者的均衡值, 并代入到前面两个方程中, 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联立方程模型:
其中, 内生变量有两个, 即深证成分指数SZ、货币供应量M1;预定变量4个, 包括外生变量3个, 即国内生产总值GDP、通货膨胀率IR、利率R, 以及预定内生变量M1t-21个。
(二) 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
对联立方程模型, 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 首先要分析其识别的状态, 对于不可识别的结构方程, 任何参数估计方法都是无效的。将上节中的 (1) 与 (2) 式整理得到联立方程的结构模型的一般形式 (引入虚拟变量Xt=1, 事实上, 不引入虚拟变量Xt, 同时在结构参数矩阵 (A B) 中略去常数项所在的列, 识别结果是相同的) 为:
结构参数矩阵为:
此外, K=7, G=2
对于第一个方程, 其阶条件中, M1=5, 故K-M1=2>G-1=1, 阶条件成立且取大于号。在秩条件中, 删去矩阵[A B]中的第一行和第一、二、三、四、七列, 得到子矩阵:
因为rank[A0B0]=1=G-1, 故该方程为过渡可识别。
对于第二个方程, 其阶条件中, M1=6, 故K-M1=1=G-1, 阶条件成立且取等号。在秩条件中, 删去矩阵[A B]中的第二行和除第三列外的其他列, 得到子矩阵:[A0B0]=[-α2]
因为rank[A0B0]=1=G-1, 故该方程为恰好可识别。综上所述, 该结构模型是过渡可识别的。
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除了识别问题以外, 主要需要解决结构型模型中内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与随机项相关而引起的联立方程偏倚的问题, 本文主要用两阶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两阶最小二乘法实际是用Y赞i作为Yi的工具变量, 步骤如下:
1、由结构型方程变换得到的简化型方程的一般形式为:
用OLS法估计出简化型参数π赞ij, 可以由π赞ij计算出Y赞i精确分量的估计值。
2、因为由简化型方程估计的Y赞i与结构型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ui不相关, 但是作为Yi的精确分量, Y赞i与Yi高度相关, 可用Y赞i各个作工具变量替代作为解释变量的各个Yi, 并对模型用OLS估计其参数。
运用Eviews估计5.2中的模型得到:
由 (3) 式可知, 无论是当期的狭义货币供应量还是它的滞后2期, 在对股票价格的解释中, 它们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还有 (4) 式中深证成分指数对狭义货币供应量的解释中, 其系数也是不显著的。因此, 在这里可以认为, 狭义货币供应量与股票指数之间的影响微乎其微。
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对深证成分指数的解释中, 它的系数是不显著的,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股票指数的波动也是没什么影响。股市未能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表明了股市与宏观经济两者之间的关联度相当低。
我国股市与国内宏观经济关联性低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股权分置。我国证券市场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份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被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以及外资股。其中, 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 而能上市交易的仅仅是向社会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股票。由数据显示, 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32.71万亿元, 而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市值仅为9.31万亿元, 占了总市值的不到28.5%。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这种股权分置及其流通性的不同规定 (以下简称股权分置) , 造成证券市场众多弊端, 导致我国股市反映不出我国的国民经济。
三、结论及建议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区域差距的扩大,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增加了制度变迁成本和社会的不稳定性, 从而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问题核心不是通胀或者通缩, 而是经济结构继续失衡, 为未来带来长期隐患。我国经济事实上处于局部通缩、局部回暖,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离奇景观之中。在此情形下, 股市是对冲风险的工具, 成为维持平衡的救命稻草。
发挥好股市的作用, 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改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只要二元经济继续存在, 股市就难以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余明桂, 夏新平.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金融与经济, 2003.9.
二元分析 篇10
一、相关理论综述
城乡二元消费, 是指经济社会同时并存着与城市“现代部门”相对应的高水平、现代性消费群体和与乡村“传统部门”相对应的低水平、传统性消费群体, 并且这两种群体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两极分化”。
对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的相关研究有以下几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差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和消费行为演变、城乡居民消费特点等究。
关于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吴红霞认为, 2004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与上年相比有所缩小。李炯认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居民收入总体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比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差距要小。李炯、李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梅娟、范金、胡汉辉通过建立模型, 定量分析了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关联性。卢冶飞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张祖民、张芙桦研究了1978—1996年浙江省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增长途径, 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进行了定量预测。胡祖光提出了计算基尼系数的简易公式和基尼系数的理论最佳值, 纠正了《浙江统计年鉴2004》中的数据误差, 认为2004年浙江省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高达0.4783。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二、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浙江省以其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和多元化的经济模式, 保持了经济总量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但是, 在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总体而言, 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仍然不足, 城乡间消费差距较大。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差悬殊且有继续扩大之势。由于收入是消费的函数, 城乡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直接引致城乡消费二元结构的加剧。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集中于收入较低的阶层, 导致巨大的消费断层,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 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浙江省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可见, 浙江省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民收入差距表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 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差异, 消费阶段不同步。
在城市, 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等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 正步入住宅、家用轿车、子女教育的消费升级阶段;而在农村大件耐用消费品还没有形成消费热点, 基本普及尚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硬件环境的优化。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可见, 浙江省区域间城乡居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距。
3. 城乡消费设施及公共消费差距较大。
城市人口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福利, 如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水电设施及公共娱乐与休闲设施等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较系统的消费环境和较完善的基础性消费设施;而在农村, 水、电、通讯、公共交通、公共娱乐性设施、农村金融体系、医疗及社会保体系建设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相对滞后, 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由以上对于浙江省区域城乡二元消费现状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浙江省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总体上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二是浙江省农民内部收入相对差距大于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 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年均上升速度小于城市居民;三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的差距逐年扩大, 但这种差距上升的幅度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成因分析
造成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结构发生和加剧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制度原因、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落后、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不佳、金融支持力度不足以及某些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影响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民在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而浙江省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低, 覆盖面狭窄。以农村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保障金额小, 发展速度较慢。经过多年的努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农村地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过低的保障金额满足不了农村医疗的实际需要, “因病致贫”的情况还时有发生;2006年开始, 我国将义务教育纳入法律和公共财政体系, 实行“两免一补”财政——即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但是子女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
地理环境对区域间城乡收入的差距起着重要作用。浙西南山区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技术和人才匮乏, 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 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丽水市、衢州市由于地处内陆, 且区内80%以上为山区, 交通不便, 信息也较滞后, 吸引外界投资能力较弱。浙北和浙东北地区毗邻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市, 属于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嘉兴市、湖州市等地受上海市的经济辐射强。浙东南的温台地区位于沿海, 港口优势明显, 海陆交通十分便利, 经济起步早,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经济发展迅速。
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收入增加引起消费随之增加, 收入减少则消费相应减少长期以来,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这两类收入的增长面临着诸多的难题:第一, 家庭经营性收入面临增长瓶颈。这主要是由农产品和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 大多数农产品需求弹性小, 其价格不会随需求的增长有很大的提高;大多数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 需求数量大而且比较稳定, 虽然近年来国家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 但是考虑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能力, 其价格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缺乏科技创新, 产品品质不高, 缺少名、优、特、新产品;我国农业生产以户为单位进行, 大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劳动生产率低。第二, 工资性收入不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市场萎缩的影响, 一部分企业尽管没有破产和停工, 也因为生产不景气, 效益下降, 不能按时、足额的支付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 工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
四、改善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格局的策略
如何把农民的消费潜力变成农民的消费行动, 如何解决好农民有钱花、愿意花与能够花的问题, 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所在。为了缩小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利用相关政策及政府资源推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使社会保障真正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加快城市化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决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农业产业化, 实现传统农业向高效、优质、现代集约型农业转变;税收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杠杆, 个税起征点调整变化也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由纳税人变成非纳税人, 高税率“级距点”附近的纳税人税率降低。
在此过程中, 应遵循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方针, 按照浙北、浙东北、浙西南、浙东南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行分类指导, 合理开发资源, 建立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 逐步形成各展所长、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逐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只要政策得当, 是有可能提高浙江省农民的有效需求, 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逐渐改善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 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大大促进其对经济发展, 实现城乡和谐,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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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城乡二元户籍 篇11
户籍制的历史，至少追溯到先秦。老百姓从作为贵族的附庸到成为国家的编户民，其编户齐民制度，就是户籍制的起源。这种制度可能与军事有关，但主要是一种征税派役的制度，所以说，户籍制与赋役制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户籍制在历史上主要起了两种作用。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迁徙，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改业。这两种功能，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征税派役的方便。一个人，如果他可以到处流动，自由迁徙，今年在这个地方，明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给他派役会非常不便，他可以逃避本该他承担的种种差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落后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国家的义务，首先就是亲自去承担差役的义务，其次才是给国家提供粮食布匹柴草等实物税收的义务。
事实上，那时国家经常遇到的最大挑战，正是老百姓大量逃亡造成的户籍混乱，服役人数减少。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国家稳定强大的时期，戶口鼎盛，一派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不愁税收，也不愁赋役，要粮食有人交粮食，要劳役有人服劳役。因为有大量的纳税服役的百姓，所以摊派到大家的头上，人们纳税服役的负担相对较轻。而一旦国家衰落，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下降，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的逃亡，户口的减少。而相伴而来的就是服役纳税的人越来越少，国家把赋税摊派给未逃走的人，结果户籍人口的赋税任务不断加大。这又诱发更多的人逃亡。老百姓逃出国家户籍制度的管控，当然很多是直接逃走，逃到人烟稀少，深山老林或边疆地区谋生，但也可能是通过种种复杂的手段，将自己变成豪强大户的依附人口，将自己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改变为豪强大户的私人家丁，这种事情在中国兵荒马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常见。国家与豪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争夺人口的较量。最后，国家通过授田、均田等等优惠方式，从豪强大户那里将人们争夺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为国家纳税服役。由于赋役沉重而迫使老百姓逃亡的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就算是唐朝初期那么鼎盛的时候，还有大量隐漏和在逃的人户，国家要发动大规模的括户行动，将他们找出来纳入国家编户齐民。直到清朝彻底地将劳役折变成银两，并将徭役摊派到土地里面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而在进行此项改革之前的明朝，朱元璋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农民逃亡，禁止农民迁徙，外出的人必须拿着一种叫做路引的介绍信，才能通过关卡。户籍制禁止人们自由迁徙，由来久远，影响恶劣。
历史上户籍制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禁止人们改业。户籍制的“籍”，现在人们往往误以为是“籍贯”即出生地或祖上出生地，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古代的“籍贯”，“贯”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籍贯”，而“籍”则指职业，记录职业身份的档案。古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他对职业的选择，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人们从事什么职业，选择什么职业，往往是由于自己的特长，兴趣，或者市场的需要。但古代人们职业是由国家规定的，然后是世袭的，是不能由自己的兴趣去改变职业的。古代人们的职业划分的理由，不是由于市场的需求，而是由于他对国家所负的义务。每个人从事一种职业，这种职业首先是他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对国家承担的一种义务。国家有多少需要，社会就划分出多少职业，这种职业划分，在元代曾经达到非常细密的程度，就连给政府招待宴客活动提供娱乐和侍寝服务的妓业，也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每种不同的职业就对应着一种特别的户籍，如农民是农户，工匠是匠户，煮盐的是灶户，种给皇家提供瓜果的是园户，给官府抬轿子的是轿户，给官府提供娱乐和皮肉服务的是乐户。各种不同户籍之间壁垒森严，不可改变。
这种针对皇家或官府需要而设定的职业以及附着其上的差役，作为一种负担，一开始可能就是不公平的，随着时光流失，社会变迁，不公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因而改变附着于职业之上的差役义务，也就是避重就轻，逃避徭役，就成为人们不懈的追求。但对于这种情况，国家是予以坚决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职业和依附与职业之上的差役，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户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出身于军户的人，就是官做到朝廷宰相，甚至也无法改变家庭是军户的户籍性质。国家实行的是，“籍皆前定”，“役皆永充”的制度，改变户口性质是几乎不可能的。既然国家不允许改变，那么，人们往往用逃亡的办法予以解决。总之，中国的深山老林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大多数就是由这些反抗政府户籍制度的人完成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户籍制的大致情况。当然，古代户籍制在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等等改革后，随着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差役货币化以后，户籍制对于人们改变职业的禁令大为放宽，清朝甚至发布命令解除了一些贱籍，使一些永世不得翻身的贱民的户籍也得以改变。
户籍制度再次强势登上历史舞台，应该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当初城乡差距已经十分明显，农村无论经济条件还是其他机会都远比城市为差，农民进城成为一股热流。而当时中国以粮食为建设强大工业，支援世界革命以及换取黄金和外汇的唯一资源，国家需要农民必须在土地上为国家贡献尽可能多的粮食。农民流动进城并且改变职业不再从事农业，其效果正如历史上逃避徭役或者力求改变职业的情况一样，使国家得不到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新政权顺手就将历史上驾轻就熟的户籍制拿来为我所用。将户口划分为城乡二元，禁止农民进城，禁止农民改变职业，要求农民必须为国家生产粮食，无条件地依附于土地，就成为不二选的路径依赖。和历史上的户籍制一样，这种城乡二元的户籍制确实达到了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改变职业，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为国家无偿生产粮食的最终目的。
当然，新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与历史上的户籍制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历史上的户籍制，只规定了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不同义务，而新的户籍之下，则涉及到对不同户籍制度下不同权利的分配。为什么古代户籍制主要影响的是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义务，而如今的户籍制不但影响到人们的义务，尤其还影响到人们的权利，形成权利壁垒？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国家作为汲取者，它拿到自己需要的部分财富之后，就不再过问其他。只要老百姓为国家尽了义务，国家不再过问社会财富的分配，再说，国家也不掌握很多社会财富。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掌握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几乎全部产品，国家拥有了全国的资源和财富。国家不但要求不同户籍的居民为国家尽不同的义务，而且国家以其强大的权力，对这些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户籍制。在国家资源和财富尚不足以让全体公民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时候，国家首先通过户籍制划出一块范围，即城市，在这个范围内实行有更好社会保障，有更好医疗条件，有更好教育设施等等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完全排斥农村户口的人染指的。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如果也要染指这样的福利，则国家根本无力负担。这就是国家将其掌握的资源和财富，以户籍为依据，进行强势再分配的巨大不公之所在。
目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废除，户籍壁垒终于打破。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从此寿终正寝。打通了城乡壁垒的户籍制下，国家不再禁止迁徙，也不再禁止改业，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不再以人们的户籍性质作为依据。当然，户籍制还存在。迁徙自由尚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大城市因其掌握的巨大资源，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但是大城市并不给你迁徙到它那儿的自由和权利。迁徙自由仍然止步于大城市的城门之前。
二元分析 篇12
1. 刘易斯 (Lewis) 模型。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文中指出, 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 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 甚至为负数”, 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 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 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 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 当资本家进行投资, 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 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 与工业达到一致, 这时, 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即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 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 取得资本的积累,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 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 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 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但是,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 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一, 他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与投入能够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长。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 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影响;第二, 城市中不存在充分就业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第三, 城市中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的观点没有得到现实资料的支持。第四, 他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国家经济中的一个消极部门, 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
2. 费 (Fei) —拉尼斯 (Ranis) (1964) 模型。
20世纪60年代, 费景汗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 构建了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刘易斯一样, 拉尼斯和费景翰也认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要由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与刘易斯不同, 拉尼斯和费景翰不仅分析了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 而且考察了农业劳动力流出引起的农业部门的变化。他们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的过程划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农业中转移出的是多余的劳动力, 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零或为负数。因此, 他们的转出不会影响农业的总产量。第二阶段, 从农业中转移出的是边际生产力大于零, 但是小于平均产出的劳动力。此时, 劳动力仍然会向现代部门流动, 但是, 其流动必将致使农业产量的减少, 粮价和工资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第三阶段, 边际产出大于平均产出的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阶段。如果工业部门要吸引这部分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 就必须按其边际产出支付报酬。就是说, 工资水平不再由制度因素决定, 而转由市场力量决定, 农业劳动力已变成竞争市场的商品。
费—拉模型中, 经济达到商品化点之前,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工业部门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工业利润减少, 从而抑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使经济无法进入第三阶段。所以, 他们认为, 工业化过程中, 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 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 费景汗和拉尼斯认为保障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发展现状
1. 二元经济的形成阶段 (1957-1970年) 。
建国前,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 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建国后, 为了尽快建立工业体系, 采取了特殊的经济发展战略, 通过政策倾斜的手段, 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移为工业投入。也正因为过度的政策倾斜, 导致进一步阻碍农业的发展。由于资源过度倾斜于工业, 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 引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短缺。而建国以来, 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1952-1970年, 中国工业产值增加了6倍, 而农业产值只增加了2倍。因此, 形成了生产率高, 资金投入大的现代工业部门, 以及技术落后、投入少、生产率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形成。
2. 二元经济的转换阶段 (1970年至今) 。
1970年后, 随着市场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 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中国二元经济进入了反差程度缩小的阶段。从80年代末,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农业劳动力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向现代工业部门转换, 一是, 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作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为推动二元经济的转换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促进城市化, 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90年代以来, 农业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地区流动, 每年外出农业劳动力在7000万人左右, 其中4000多万人进入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务工经商。通过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直接作用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大大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进程。
3. 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过多年的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历程, 中国现存的二元经济状况依然严重。主要原因包括:第一, 中国经济落后, 二元经济状况严峻, 工农业生产率差距大;第二, 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足。由于产业规模小、资金投入不足、技术落后、产品创新不足等原因, 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不佳, 导致吸纳农业劳动力空间不足。第三, 城市化进程落后, 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四, 城乡隔离体制造成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二元性。
三、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
为了改变中国二元经济机构现状,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政府从发展战略、政策指引和具体实施等多方面多梯度, 努力进行着改革。
1. 统筹城乡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五个统筹”的政策, 其中,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收农民收入,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包括 (1)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2) 统筹城乡资源配置; (3)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4)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 (5) 统筹城乡社会事业。
2. 加快城市化进程。
发挥大城市优势, 通过大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强化中等城市的功能, 发挥其在城市体系中的中介优势;合理发展小城市, 促进农村城市化。形成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 增强小城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有序地发展一批小城镇, 引导少数基础较好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他小城镇向交通方便、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方向发展”。
3. 调整产业机构, 大力发展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目前, 我国工业水平发展较高, 应以工业反哺农业,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加快农村发展速度。同时,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全面改善城乡服务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 提高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和服务意识, 振兴服务业市场, 这也是我国二元经济一元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4. 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
1999年6月, 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随后制定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战略规划》及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24字指导方针:积极进取, 量力而行, 统筹规划, 科学论证, 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将中国辽阔偏僻的西部地区建设成为与东部沿海地区不相上下的经济开发区的总体部署。
2003年9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振兴东北成为国家的战略决策。
200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新的时期, 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加速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的一元化进程。促进中国城乡、东西部区域的和谐、统一、整体和全面发展。
摘要：刘-费-拉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描绘了一个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启示作用。通过对刘-费-拉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分析, 进而回顾中国二元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以及为了促进二元经济一元化而采取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二元经济,城乡,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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