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剩余价值

2024-06-13

二元剩余价值（精选9篇）

二元剩余价值篇1

党报在我国报业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的主渠道宣传喉舌, 肩负着正确引导舆论的主要职责。党报虽然在政治宣传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除少数都市化了的党报以外, 党报总体上在市场竞争中并没有表现出与政治影响相对应的优势地位。其优势地位的缺失, 与党报二元价值碰撞中话语模式模糊有很大关联。

一、党报二元价值取向分裂与话语模式呆板

长期以来, “新闻”与“宣传”是新闻理论界常引发讨论的两个基本概念, 由此派生的二元价值争议让主流媒体常感困惑。从学理上分析,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真实、新鲜、时效是其最基本特征, 可以说“新闻”是一种“大众传播”。而“宣传”是阐述政党、集团、群体、个人的某种主张、思想、观点, 从而争取达到控制、影响最广泛受众的一种社会活动, 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可以说“宣传”是一种“组织传播”。

由于很难把“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很好地协调起来, 结果导致部分党报价值取向的分裂与话语模式的呆板。要闻版等头几版的内容以宣传为指向, 注重权威性、指导性和严肃性, 主要是传统时政方面的硬新闻, 以及新闻价值不高的会议新闻、各级领导人的活动以及各类典型人物宣传报道等。宣传的基本手法就是典型宣传, 有学者把这种宣传模式概括为“P-F-E”模式。P: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Policies) ;F:具体的、典型的新闻事实 (Facts) ;E:按照政策对新闻事实的解读 (Explanations) 。

这种传播的话语模式比较封闭, 重要时政新闻的透明度不高, 经常演变为政策的机械图解和单向的传声筒;对现实问题重视不够, 很少触及社会的矛盾焦点, 没有发挥本该有的舆论监督功能;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政治灌输为主, 充满政治说教, 缺乏与受众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这样的传播方式使多数受众都觉得难以接近。

二、党报既要参与二元价值构建又要进行话语优化

党报在“新闻”与“宣传”上的博奕, 由来已久。从重“宣传”到抓“新闻”, 几乎我国所有党报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一些特定时期“宣传”占了上风, 而另一些特定时期, “新闻”又成为党报改革与突破的手段和方法。而在更多时候, “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 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在这种联系与交叉中, 党报既要参与二元价值构建又要进行自身的话语优化。

《瞭望》杂志2003年第52期曾发表《党政官员, 你会“说话”吗?》一文, 批评一些报刊被其所属的党政官员当做自己的“说话自留地”, 上面官话、套话、废话疯长。文中引用一位领导同志的看法说:“你想告诉大家的, 已经反复说了许多遍;大家想知道的, 你一句也没说”。

就受从来讲, 他们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 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化, 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 新闻性强不强, 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 是受众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 可读、可看, 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受众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 要求党报在二元价值构建的取舍上, 做到“两全”:一方面, 作为新闻纸, 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 要在内容可读可看、语境轻松活泼上下功夫;另一方面, 作为党委机关报, 更要考虑宣传性, 坦然面对, 开动脑筋, 优化话语, 寻求结合。

三、党报话语优化在于受众对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

“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 在党报的具体操作层面上, 话语模式在“灌输”与“传播”上有着明显区别。“灌输”更强调“告知”———要你知道, 传播更强调“欲知”———我要知道, 是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大量的报道与受众不大相干, 都是“告知”性的传达, 并非“欲知”性的传播———这其实是更为危险的一种“失语”。受众接触媒体, 总是为了获得新鲜信息, 传播就一定要“有料”并且“解渴”, 否则就不容易获得市场、主导舆论。

《南方日报》在不断深化新闻改革的过程中, 提出“党报也要打市场”的观点。《哈尔滨日报》执新闻改革之牛耳, 近年来苦心经营《社会时空》、《焦点》、《新生活商刊》等专版, 努力构建上下关注的“舆论链”, 既满足了“欲知”的需求, 又传达了“告知”的要求。说到底, 党报的话语权, 在二元价值的权衡中, 主要来自于受众对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满足, 满足得越充分就越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 归结起来, 就在于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与道义, 发挥特有的传播功能, 为社会提供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新鲜及时的新闻报道、丰富多样的信息服务、健康优秀的文化传承。

要使党报的话语权在二元价值构建中合理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开发, 使其真正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还要强化内生社会资本的建设。内生社会资本就是依靠党报内在的知识与读者或其他社会主体建立的良好的互动网络以及稳定的互利机制。基本的对策是改变党报单向传播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树立受众本位观念,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 与读者建立平等的双向交流机制。在此原则指导下, 提高内容生产能力, 改进报道模式, 强化信息的处理与转化能力, 充分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以深邃的洞察力, 提供相对独立的权威观点,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成为读者的观念向导, 在市场的竞争中树立党报的权威性和提高党报的公信度。■

(作者单位: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

二元剩余价值篇2

道义逻辑是逻辑学研究的新领域,二元道义系统的提出时间更短,因此,国内的逻辑研究者对之较为陌生.为此,本文首先对二元道义系统产生的`一些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接着对主要的道义系统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其优缺点.最后,对现存的二元道义系统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作者：陈锐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重庆,400031刊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年，卷(期)：24(2)分类号：B815.9关键词：道义逻辑道义逻辑标准系统二元道义系统道义悖论齐硕姆悖论

二元剩余价值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总人口中占很高比例的农村人口由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 由农村流入城市, 是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和重要内容。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在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 首次提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式, 开辟了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新的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 国外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除刘易斯外, 费景汉、兰尼斯和托达罗等二元经济理论学者也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中存在着人口过度膨胀, 失业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传统部门中, 零值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力, 以隐蔽失业或潜在失业的形式存在。因此传统部门成为现代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储存库”。在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甚至为零的情况下, 从该部门转移出劳动力不会对总产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很低, 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在现代工业部门内部, 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再生性资源, 雇佣劳动力为利润而生产, 其规模随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 而且扩大的速度又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因此, 工业部门有可能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隐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内得到充分就业, 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完毕, 即达到所谓“刘易斯拐点”时, 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 实现经济起飞, 二元经济结构将消失。可见,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从第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第二个阶段飞跃的重要指标。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 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 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 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 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 、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 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 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刘易斯对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就业前景持相当的乐观态度, 只看到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忽略了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了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 而且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严重问题。

二、兰尼斯-费景汉模型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和刘易斯模型一样, 建立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上, 而且直接以刘易斯模型为出发点, 但他们指出, 刘易斯没有清楚地说明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明确引入了农业产量剩余的概念, 指出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的先决条件。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主题是:劳动剩余型二元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地把隐藏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部门, 使经济的重心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

兰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把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基本相同, 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 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 劳动力供给无限大;第二、第三阶段, 农业部门逐渐出现剩余, 既满足了非农业部门的消费, 也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农村中的零值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时, 因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所以, 尽管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了, 却并不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当农村中的非零值劳动力也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时, 农业总产出就开始发生变化, 此时, 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再能够满足非农业部门的需要, 于是, 食品的相对价格上涨, 工业部门中工资开始上涨, 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粮食短缺点”。如果在达到“粮食短缺点”时, 农村非零值劳动力继续转移, 那么也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使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继续提高, 直至达到制度工资水平。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交点——“商业化点”。“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变的终点, 表明农业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了。在他们的模型内, 这一点是经济起飞过程的终点, 从这点开始, 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发展了刘易斯理论。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 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同时, 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尽管兰尼斯-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 所以该理论继承了刘易斯理论的缺陷, 同样没有直接面对城市失业问题。

三、托达罗乡-城劳动力迁移模型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分散的社会转变为更为集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是必然趋势。刘易斯与兰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 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 就回答了为什么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 从而补充了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没有像其他激进主义学者那样,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时忌讳使用“失业”这个范畴, 他认为失业问题在研究欠发展方面占据着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独特的失业问题, 托达罗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 即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思想有:一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更改的经济考虑, 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二是促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策的, 是由收入水平、就业概率决定的预期收入差异, 而不是现实的收入差异;三是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 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四是在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很大的条件下, 人口流动的增长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合理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城市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均等的必然结果。

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强调, 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将会迁入城市就业。与此不同的是,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没有现代产业产生这个前提条件, 强调人口迁移就是寻找就业机会, 人口迁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托达罗模型存在着两个局限性:一方面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 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 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 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

其他的一些二元经济理论学者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如卡尔多也认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伪装失业, 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的结论是:工业部门的潜在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转移的唯一限制是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和使用能力。卡尔多的这个观点与刘易斯是完全一样的。与此相反, 乔根森认为虽然农业部门土地规模收益递减, 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始终大于零。所以, 农业部门根本不存在隐蔽失业, 不存在多余劳动力。只有当人均粮食超过人均最大消费极限时, 出现粮食剩余, 劳动力才可能离开土地, 进入工业部门就业, 也才会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以上涉及的人口流动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 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研究的着眼点不同, 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 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 并且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 因此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应用是有限的, 有待学者们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晓澜, 宋继清.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评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2].余蕾.西方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济理论述评[J].商场现代化, 2009

[3].陈晓燕.拉尼斯-费模型 (Ranis-Fei model) 的介绍[J].科技资讯, 2006

[4].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5].徐筑燕.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城乡二元结构篇4

摘要:城市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快城镇化进程,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文章从分析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城市建设存在问题入手,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思路与方法。确定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明确城市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对城市特色进行准确定位扩大城市规模,调整功能分区,建设新区,打造建筑特色建设绿色城市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特色城市定位经营城市绿色城市

城市的涵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地域空间的集聚性。现代城市集聚了人口,集聚了科学和文化,集聚了社会活动。加快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以中心城市建设为主的城市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城乡一体休的必要保证。承德市是国家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44个重点风景区之一,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避暑山庄、外八庙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资源,使得承德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开发与文化研究价值,也使城市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行政区划分的不尽合理是首要因素。由于城市区划不尽合理,城市规模过小,对经济拉动不强,造成城市功能不全、经济辐射不够,纵观承德经济发展的历史,之所以经济欠发达,原因很多,其中城市区划不合理、功能不全、规模过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城市区划不合理,限制了城市外延的发展,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致使一些中小城市不应有的城市病过早在承德出现,并且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

2、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作用不强。突出表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很多县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确定,不是根据市总体规划,而是凭小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和长官意识,造成城市建设出现短期行为,甚至存在改变城市建设用地性质的情况。

3、建筑设计思想不活跃,城市建筑形式呆板、色彩不鲜明、风格不突出,缺乏生机和活力。从全市建筑总的格局看,仍没有摆脱直线加方块的模式。

二、城市建设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

(一)对城市特色准确定位

1、城市的个性是一个城市独具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标志和城市的名片,每一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从承德城市形成的历史看,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就是城市之魂,是城市之核心。因此,城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山庄外庙,烘托山庄、外庙,一切影响、破坏山庄、外庙,影院景观的建设活动都必须停止。城市的各类

建筑,应以突出山庄外庙,为出发点,与山庄外庙,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丰富和弘扬山庄外庙的内涵。

2、加快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明确城市建设方向和目标,对城市进行准确定位。根据承德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结合中央、省对承德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城市定位为:建设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的山水园林城市。城市性质定位突出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是承德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城市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保护、突出、烘托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城市的魂。

3、承德的城市结构为带状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确定以后,在城市建设中,要突出城市的特点,从城市的总体空间布局,到局部地段建筑的群体设计和重要建设的单体设计,不但要科学合理,而且要注意艺术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自然景观资源,详细研究城市历史风貌,突出体现承德特有的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等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心构思城市建设,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

(二)打造承德建筑特色,为后人留下城市建设可循之则

城市建设总体思路和城市建设的目标确定之后,要坚持数年、数代、逐步形成承德的建筑风格与特色。相关专业部门要认真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地域特点、历史沿革,城市个性。城市设计要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为核心,以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以及京津后花园为目标,以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为主基调,充分体现清王朝陪都、清代全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特点。表现历史与现实相融合、古典风格与时代风貌、人文和自然相统一的特征。应确定承德各类建筑的主色调,逐步形成独特的城市建设风格。

(三)大打生态牌,建设绿色城市

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之中,承德是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闻名国内外。避暑山庄独特的造园艺术,市域内众多的生态旅游资源,为我们建设绿色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城市绿化建设投入少、见效快,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一条有效径。目前,我市在绿化建设上,存在很大差距,市区除山庄绿化外,城市绿地较少。空出规划的“龙头”作用,采取多层次、多品种、多形式布局,以城市公共绿地为重点,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化为依托,以街头绿化为点缀,坚持绿化与美化同步,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城市绿化的水平与档次。

三、采取经营城市的原则,拓宽城建融资渠道

积极探索“经营城市”的新路子。在职市经济条件下,城市本身不仅具有价值,而且经营得好还可以增值。我们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观念,深化改革,走“经营城市”新路子。这既是解决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措施,更是不断推动城市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的重要途径。一是政府要对拟开发建设的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经营。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城市规划有效实施,另

一方面也能筹集一笔巨大的建设资金,为城市发展备足后劲。二是政府要统一经营城市地下公用设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多头建设多头建设多头经营而出现的“开膛破肚”现象。三是利用市场机制开展资本经营。比如运用好市场经营权、城市公共广告空间使用权、城市各种设施及地名冠名权。主要应用的方式方法:

(一)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是资金。要将城市新增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归集分类,逐步开放市场,积极采用国际上通用的BTO(建设、交还、经营)、BOT(建设、经营、交还)、BOO(建设、经营、享有)方式动作。

BTO,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交给政府。政府再把设施出租给私营公司经营。私营公司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BOT,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内享有使用权,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期限一到,则把所有权交还政府。BOO,项目由经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样做,私营公司乐于长线投资和追加投资。

(二)坚持公平竞争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不走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只能是企业亏损,财政不堪重负,公用事业发展进入死胡同。要按照“行业管、社会办”的原则,建立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经营许可制度,在管住管网和线路的前提下,即目前除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的管网等大型项目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其余城市市政公用行业项目,都允许或者鼓励社会资本和私营企业投资,使各种经济万分和经济组织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与竞争。

(三)盘活基础设施存量

就城市建设而言,盘活存量就是围绕产业化经营,盘活城市实物资产,使城市基础设施资本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把“死钱”变成“活钱”,实现以资产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一是将项目的特许权出让和转让。二是对附属在基础设施上的廷伸性资源的经营。三是积极推进城市基础有偿使用和有偿服务。

(四)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

二元剩余价值篇5

关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 学者从时间上、内涵上对此有不同的解说, 比较一直的观点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化, 是一种“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政治性文化’范式, 归属于大陆连绵型文化、农业文化和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文化。以汉民族文化为主题, 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和周围地域文化, 以宗法家族礼教文化为核心, 将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根本, 在思维方式上重和谐、整体、直觉、实用。”【1】在这种传统的家族文化笼罩下,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家庭关系模式与封建宗法制度一致, 是一种封建家庭关系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父权、夫权至上。在这种家庭关系模式里, 家庭纵向关系是父母或家长居最高地位, 长辈在家庭里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 家庭横向关系是男尊女卑, 女性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依附性很强, 地位卑贱, 这种横向关系又服从于家庭纵向关系。“家族法则”令人性失抑, 让人格萎缩, 导致人生悲剧。这种文化系统也是消磨人的个人意志与人生追求的精神麻药。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家族人物抒写中, 传统的家族训导导致的人格悲剧在“长子”这一家族子弟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长子作为宗法利益的体现者, 一生都在为家族的持存与发展克己齐家。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中, 面对着新文化的召唤, 面对礼教对人爱欲的过度抑制, 致使心理淤塞, 精神不振, 造成人格扭曲的悲剧。弗洛伊德认为, 爱欲“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 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2】正因为爱欲对生命的发展与提升功能, 每一个生命体都对爱欲有着强烈的渴望, 并或隐或显地追求和实现它。也正是这种原始性的生命追求, 传统家庭中这一套封建枷锁有了被粉碎的现实冲动。面对新时代、新文化的召唤, 封建家族这座“大山”开始出现了动摇, 自觉反叛的灵魂进入了家族文化的视野, 成为家族“培育”出的自己的掘墓人, 构成了对族长意志和家族秩序的反抗。

2008年的开年大戏《闯关东》, 反映的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 山东农民为谋求生路从中原逃亡到东北大规模的迁徙这样一段历史。全剧以1904年山东大旱为背景, 描写朱开山一家因为战乱和灾荒, 从山东老家来到了白山黑水。他们淘金, 伐木, 种植庄稼, 与土匪, 官府, 封建把头周旋, 一次次死里逃生,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朱家一共有三个儿子, 其中以二儿子朱传武性格最为鲜明。朱开山为人老实忠厚, 其媳妇通情达理, 但本剧却树立了朱传武这样一个叛逆者形象, 血气方刚, 性情勇武, 不为家长所安排的婚姻所妥协。他的叛逆行为背后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个体自由意志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西方家族叙事中的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更多来自于外部世界——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对“家”的干预。与西方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的来源不同, 中国家族文化的衰微则起因于内部世界——“人”与“家”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时代碰撞的结果。子女与家庭的冲突包括子女的出走所要解决的都是做“人”的问题, “宅门逆子”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所必然面对的家庭问题。

“人”与“家”的冲突、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儿孙们做“人”要求的对立, 构成了“逆子”角色性格产生的根据;走出封建家庭的牢笼, 打破传统观念的桎梏, 摆脱宗法纲常的束缚, 这些又成为了“逆子”性格的直接诉求。意志坚定、行动果敢、敢于违抗父母意志、个性鲜明、崇尚自由、追求个人幸福, 出走是他们最显著的叛逆行为, 同时又怀有朦胧的家族情结与意识, 这些基本构成了逆子性格的典型特征。

2、观念的激变与激变的时代

家族, 被称为“文化的千层饼”,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族“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 它较其他任何制度更能明白地揭露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深渊, 经过开化时代以至于文明时代进步的逐步阶梯”。【3】

在新旧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便为我们塑造了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叛逆者形象——“狂人”。但狂人的反抗只停留在精神层面指斥家族礼法吃人本质的自我发狂的悲剧阶段, 没有提供更多鲜活的生活内容。而巴金的《家》则着力刻画出了被注入“五四”时代精神的叛逆青年的形象。“与传统的告别, 对未来的憧憬, 个体的觉醒, 观念的解放, 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 性的苦闷, 爱的欲求, 生的烦恼, 丑的现实, 个性主义, 虚无主义、人道主义……所有这些都混杂成一团, 在这批新青年的胸怀中冲撞着、激荡着”。【4】小说中的觉民和觉慧是那个激变时代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幼稚而大胆的叛逆者文学形象, 觉民的叛逆行动主要是逃婚, 觉慧的反叛性格集中体现在三件事:帮助觉民逃婚, 拒绝捉鬼, 离家出走。他的离家出走与贾宝玉的离家出走有质的不同, 他是在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下反叛封建家庭、摆脱桎梏而不仅仅是逃脱, 他是去探求新知, 寻找新世界而不是走向虚无。

如果说新时期下, 艺术创作中还存有对“逆子”角色的呼唤, 创作者更多借鉴的是“逆子”品格与时代精神的吻合以及“逆子”所独具的个性魅力在艺术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当下的家族电视剧创作, 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商贾题材。“宅门逆子”的角色也因此有了更大施展的舞台, 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伦理的范畴。人物个性的不羁使他们有了更多冒险的精神, 叛逆者的品格让其具有了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性格特点, 这些比起性格中庸的保守者, 更加符合商业社会的品质要求。在家族题材电视剧创作中, 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家庭内部的伦理斗争与家族在商业竞争中的外部斗争这两条线索。内部的伦理“斗争”在家族创业的关键过程中会自然地让位给予社会存在的外部“斗争”。在家族事业的危难时刻, 具有性格优势的“逆子”形象, 也因此适时地扮演起了家族创业者的角色。

时代在发展, 思想文化在改变, 同一类型人物的角色定位也在变化。“逆子”出生在观念跌宕的“五四”时代, 跨世纪的历程一路走来, 形象愈发丰富鲜明。

摘要：文化传统中的家族文化, 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社会个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之中,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它不仅承担着人类传承延续的作用, 而且正是每一个家庭的历史, 构成与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家族透视时代的变迁, 从时代的变迁窥视家族的兴衰。在家庭内部, “父——子”关系构成文学作品中冲突的一贯主题, 在电视剧创作的领域, 这个主题成为了家族剧中重要的影像表现。“逆子”形象 (叛逆者) , 一直是国内电视剧创作屡屡涉及的家族人物形象的一类, 它不断被利用为各种价值意义的载体, 同时作为创作者完成家族叙事建构的重要一环。诞生于上个世纪鲁迅笔下的叛逆者形象——“狂人”, 一直成长到今天电视剧创作中的“逆子”形象, 自身具有了更多的形象价值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宅门逆子,形象价值,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化通论》,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27-433页。

[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5、144页。

[3]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1年版, 第85页。

二元剩余价值篇6

强调“勇气”、“性情”, 重视人身气质的把握与细微的描写, 是“逆子”形象塑造的重要特征。

电视剧《闯关东》中的朱传武, 初到东北时不愿在皮草行受夏掌柜的训导, 离家出走, 表现出这一人物对世俗环境的战斗姿态。后来在放牛沟因为不屈从于父母意志和秀儿成婚, 又一次离家出走, 只身来到险恶的林场子去闯荡, 性格倔强。为实现自己的爱情, 后来又和鲜儿一起去放排, 九死一生。这种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不惧生死的挑战意识, 都体现了寻求个体自由的精神和表达个人意志的原始性情。传武身上的铮铮铁骨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全剧最具可看性的人物之一。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大传文这一人物形象。老大传文虽然也具备了老实、稳重、顾家、吃苦耐劳、听父母的话等特点, 自己也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弟弟们的尊重, 成为朱家的顶梁柱, 但作为长子, 其骨子里的弱点, 又使他难以担当重任。他胆小怕事、小富即安, 根本找不到他父亲身上的那股“闯”劲儿。而家中“三兄弟”排行老二的传武则是对父亲朱开山的性格继承最多的一个儿子。在他身上, 表现出了男儿的“真性情”, 属于典型的血性男儿, 因而也是观众最为喜欢的角色之一。他阳刚、勇敢、重情义、情感专一, 敢于用生命去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这些都成为对“真性情”最好的诠释。在人物身份上, 编剧让传武成为了一名军人, 这一职业最能将传武勇武、强硬的性格优化, 将其进一步发展成骁勇善战、铁血柔情的角色特点。在情节发展上, 传武的性格特点和军人身份更成为后面故事情节铺排与矛盾解决的必要条件, 其中解救震三江、对日作战英勇牺牲等情节都是剧中极富男儿性情的重要段落。

真心、真情、真话,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 它不仅仅关乎国家的形象和软实力, 而且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创作为建设服务, 使壮美、正义、刚强、纯洁、光明、求真尚情这些逐渐被淡忘的人性美, 在新的历史时代和时代氛围中得到重现和张扬。

2、“金字塔”地推倒

儒家最基本的道德学说是人们遵循的共同道德准则, 父慈子孝、兄仁弟恭、夫唱妇随更是每个家庭恪守的礼仪。尽管历经改朝换代, 但封建家族制度的并无变化。虽然封建家族个体上有消有长, 有破落有兴衰, 但在整体上它始终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它压抑人性, 磨灭民族锐气, 麻醉人们的心灵, 束缚人们的思想, 顽固地阻碍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但因为其中千丝万缕的亲情关系, 在千年历史中, 人们几乎习惯地处于这一似乎“理所当然”的统治结构中。现当代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化, 使得这一切必然会进入文艺创作者的视野, 予以思考。因此, 当“逆子”这一角色出现在家族题材作品的人物安排中的时候, 其追求自由、实现个人理想和目标的戏剧行为, 必然具有了反对家族旧秩序和封建统治秩序的色彩, 成为作家理想的推到“金字塔”式家族秩序和封建制度的“角斗士”形象。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家族伦理、家族情感对他们的行为方式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与决定作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家族题材电视作品因而避免不了表现盘根错节的家庭内部关系问题。虽然夫妻关系是各种人伦关系发生的起点, 但是在中国文化结构中, 夫妻关系并不是人伦关系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父与子的地位并不平等, 所谓“父为子纲”强调的是父亲对子女的绝对优势地位, “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长者成了伦理重心。“中国传统的家庭是血缘、生活及情感缠织起来的蜘蛛网。在这个网里, 浓密的情感核心中有一个不可渡让和不可侵犯的父亲意象。这个父亲意象辐射出一股权威主义的气氛。”[1]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国同质同构的本质, 使任何指向传统家庭伦理的批判作品因此具有了反封建的色彩。儿孙一代起来推翻封建家庭伦理纲常这座“小金字塔”, 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秩序这座“大金字塔”的统治根基。

3、现代青年的自我关照与反省

追求自我目标与实现, 遵循个人价值判断和道德观, 反叛父母意志的逆子, 并不都是家族题材电视剧所赞颂的对象。用公共标准去衡量, 还有一类叛逆人物却以道德的更堕落和人性的扭曲背叛了父辈要求的忠孝节义和做人准则。

透过“逆子”这一人物形象, 可以看出纠缠在叛逆者身上的道与魔、善与恶、灵和欲、理和情、爱与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大宅门》中的白景琦, 他的性格倔强不羁, 然而他的进取精神是对古老而传统的家族文明所孕育的自抑保守性格的反叛, 但他雄心的内在驱动力却是来自狭隘的家族意识和顽固的家庭复仇观念。追求个人爱情的代价使他被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而被迫出走, 带着怀有身孕的黄春背井离乡来到济南, 一间草舍成为了他们暂避风雨的小家。相爱的两个年轻人最终摆脱了家庭的阻碍而结合在了一起, 爱情的珍贵固然让人幸福, 然而儿子就要来到这个世上, 清贫简陋的生活不免唤起人们对这个曾经是大宅子弟的悲叹。坚韧进取的品格, 精于手段的谋略, 最终成就他一手创建起了济南“龙胶庄”, 连一准儿与他作对的三叔都感叹道:“他算是混出个人样儿来喽!”传奇式的创业历程, 使得这一人物形象熠熠生辉, 同时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叛逆情结和每个男人心中的英雄梦。然而从宅门大院走出来的封建子弟, 最终的皈依还是离不开家族这个圈圈。事业有成的景琦被家人高看, 换回了二奶奶的认可, 在被重新接受之后还是回归了家庭。

这些叛逆者来源于旧家庭这个事实本身, 决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与传统家庭及其伦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叛的激进与情感的眷恋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叛逆者身上。家族的叛逆者并非都是那样彻底的, 社会的黑暗与家族的温情, 内心激荡的矛盾苦闷使很多反叛者最终又走上皈依之路。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造就了每一个人, 来自家庭的温情与关爱时常敲打着有叛逆倾向的年轻人。作为儿女, 叛逆行为带来的家庭冲突, 每个人需要付出的是情感的代价。另外, 物质上的依赖作为有行的枷锁, 同样束缚着青年人自由的意志。现代家庭中, 传统伦理秩序被现代家庭模式所取代, 孩儿们的家庭地位举足轻重, 甚至是首要的, 个人的意志得到了有限的尊重。电视剧中的叛逆形象, 也使得年轻者在现实中的叛逆冲动获得了在屏幕中宣泄的途径。通过在叛逆人物身上获得的情感体验和认知, 现代青年实现着对自身叛逆倾向的自我关照和反省。

摘要：文化传统中的家族文化, 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社会个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之中,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它不仅承担着人类传承延续的作用, 而且正是每一个家庭的历史, 构成与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逆子”形象 (叛逆者) , 一直是国内电视剧创作屡屡涉及的家族人物形象的一类, 它不断被利用为各种价值意义的载体, 同时作为创作者完成家族叙事建构的重要一环。诞生于上个世纪鲁迅笔下的叛逆者形象——“狂人”, 一直成长到今天电视剧创作中的“逆子”形象, 自身具有了更多的形象价值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宅门逆子,形象价值,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版, 第102页。

[2]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第37、50页。

二元剩余价值篇7

关键词：《驴皮记》,人生观,价值取向

《驴皮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巨著《人间喜剧》的系列作品。在这部作品里, 神秘荒诞的形式非但没有妨碍作者表达对现实矛盾的感受, 而且比纯粹的真实更加强烈、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驴皮记》是巴尔扎克在经历了十年闯荡, 尝尽了人世的辛酸, 亲身体验过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以后写成的。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刻画了一个生命像流星一样短暂而火热的人物———拉法埃尔·德·瓦仑丹。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上, 作者寄予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的价值取向。巴尔扎克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探讨当时法国社会万象产生的原因, 寻找隐藏在丰富多彩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的意义。分析《驴皮记》的价值取向对读者和外国文学学习者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和丰富的启发价值。

一、《驴皮记》的启示:过度追求金钱、权力和物质享受会窒息心灵

巴尔扎克创作的时代, 正是法国贵族阶级渐趋没落、资产阶级力量逐步上升的时代, 金钱成为社会的主宰, 人的精神诉求越来越贫乏。为什么人变得如此猥琐、庸俗?为什么社会从上到下无一不弥漫着铜臭?什么样的追求才是有意义的?巴尔扎克以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犀利和深刻观察思考, 在《驴皮记》中得出了结论:是“欲”和“能”带来了社会罪恶。人类对金钱、荣誉、男女的贪欲和不择手段的追求、攫取, 导致了弱肉强食的疯狂现状。血腥的战争、无尽的诉讼、可怕的欺骗、青年的夭折, 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驴皮记》的创作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 它的价值取向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密切相关的。

巴尔扎克把“欲”和人们追求欲望满足的“能”看做造成人间悲剧的根源, 而以“知”规劝人们复归平静的生活。老古董商之所以健康地活了102岁, 是因为他理智, 弃欲绝念。“我不是把我的生命寄托在容易衰萎的感官上, 而是把它寄托在不会用坏比其他一切器官寿命都长的头脑里。”巴尔扎克用“知”抵制欲望拒绝强烈的欢乐和使生活丰富的痛苦。

巴尔扎克长期受到天启论者圣马丁、斯威登堡的影响, 然而天主教没有离开过他的作品。一方面, 他利用基督教灵感之美给他的故事以一种诗意的色彩;另一方面, 宗教提供了压制人的堕落倾向的完整体系。他试图以清静超脱的宗教情怀熄灭横流的人欲, 救治疯狂的社会。这种思想可以从其作品的描写中反映出来, 在《驴皮记》中他怀着厌恶的心情描绘了纵欲狂欢后人们灰白、干枯的丑陋外貌, 称堕落生活为“穿着破衣的骷髅, 罪恶的化身”, 甚至把所有高尚的热情和卑贱的欲望都看成能致人死命的诱因, 让纯洁的爱情和社会的无情逼迫在拉法埃尔的死亡事件中承担相同的责任。

这种安排显然表现了作者试图以宗教情怀和“知”抵制强烈欲望的诱惑的思想倾向, 为达目的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因此, 巴尔扎克对社会、欲望、痛苦的理解是清晰的、理性的。但是, 巴尔扎克的精神世界是丰富而矛盾重重的, 他自己真的能选择宁静单纯的生活吗?《驴皮记》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人生取向。如果驴皮让你的欲望无所遁形的话, 那么它也能成为你的一只警钟, 巴尔扎克同样希望用这样一块驴皮来提醒人们:不要过度沉迷金钱、权力、物质的享受, 它们最终只会吞噬人们的心灵

二、选择奋斗, 追求生命质量, 探索生活的意义

西方文学基本上是关于人的文学, “人”的问题可以说从古希腊起就有了。从18世纪开始, 西方文学走在了探索人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的路上, 人性问题成为西方文学中的焦点问题, 几乎每部作品都在对个体进行解读。《驴皮记》的归类说明作者最初的创作动机是提醒、规劝, 希望以宁静淡泊的宗教情怀淡化人世间累累的欲望, 复归社会的宁静, 引导人间道德的回归。但文本中的描写在客观上却流露出作者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对生命质量和生活意义义无反顾地追求。一颗流星划破黑暗的夜空, 形成一道亮丽耀眼的弧线, 转眼间消失了。流星虽转瞬即逝, 但它燃烧过、灿烂过, 它体内积聚的能量没有在长期的淡烟中缓慢消散, 而是爆发为明亮的火焰, 在广袤的宇宙中书写了自己的存在。从更深的层次上看, 《驴皮记》表现了作者对流星一样强烈生活的追求。

巴尔扎克像《驴皮记》中的主人公一样, 是个充满精神矛盾的个体。他希望用超脱清静的宗教纯洁社会风气, 他自己也极其需要在平和宁静的生活中松弛一下疲惫不堪的大脑。可是他更渴望强烈而丰富的生活, 渴望绚丽而明亮的人生。“你想快乐吗?你有欲望吗?那么就以你的生命为代价去争取吧!”在《驴皮记》中, 拉法埃尔最终没有抵挡住爱情的诱惑, 宁愿在相爱中死去。对巴尔扎克这个不安分的灵魂来说, 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拉法埃尔因畏惧死亡而不敢运用驴皮, 自愿放弃欲望, 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巴尔扎克敛心息欲、宁静养身、纯洁世风的劝告, 但是, “权杖在儿童手里是玩具, 在黎希留手里是板斧, 在拿破仑手里是世界倾斜的杠杆”, “它只是使伟大的人物更伟大, 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 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文本的语言透露出作者深深的遗憾, 在主观上的规劝之外, 客观上显示了作者相反的人生价值观。这种表现从他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中也得以凸显。

巴尔扎克不仅用笔而且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取向, 在追求强烈的体验、追求绚丽的人生这条道路上, 他比拉法埃尔更坚决, 也走得更远。他拒绝父母安排的稳定的司法界职业, 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学创作这种前途无法预测的生活。他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权杖, 不让生命虚度一分钟, 而要让生命之光燃烧得更强烈。他一生追求财富、名誉和爱情, 丝毫不节制自己的欲望。他苦苦追求韩斯基夫人17年之久, 可是, 当他最终实现了宿愿, 与韩斯基夫人缔结良缘时, 他的健康已被长期的过度操劳损坏了, 他的生命已被预支殆尽, 5个月后巴尔扎克就英年早逝。他选择了迅速燃烧的生活。所以, 他笔下无意地流露出了这种倾向:对拉法埃尔来说, 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恐惧, 而是宁愿整天在昏睡中延捱生命以逃避欲望的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

三、平和淡定与勇于追求, 二元价值观的启示

通过《驴皮记》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于生活独特的理解:幸福与情欲是对立的, 为了长寿而扼杀感情或者甘愿做情绪的牺牲品而夭折, 这是我们面临的两难选择, 但也是我们的命运。

巴尔扎克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皮来象征拉法埃尔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果然, 驴皮成了拉法埃尔生命的物质表现, 它把人的欲望和生命间的有机联系用非常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 表现得那么鲜明、那么直接, 不能不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巴尔扎克用其实践昭示了他自己的生命选择。他运用了生命赋予他的全部权力, 使自己的一生在高度浓缩的状态下度过。《驴皮记》一书深刻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人生观、价值观, 书中关于“欲”和“能”的思想几乎贯穿他的全部作品。《驴皮记》的结论是什么?是通过拉法埃尔的形象提倡一种清净无为的人生哲学吗?似乎如此, 但其实不然。在这部小说中, 真正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死的恐怖, 不如说是那种行尸走肉式的生活的痛苦。拉法埃尔慑于死亡的威胁, 几乎不敢运用驴皮赋予他的权力, 作者显然对此深感遗憾。巴尔扎克的一生与此相反, 他充分运用了生命赋予他的权力。《驴皮记》的价值取向和巴尔扎克的人生选择启发当代大学生慎重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 大胆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平和的生活态度之外要敢于追求生命的绚烂和意义, 创造属于自己的亮丽人生。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著, 梁均译.驴皮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二元剩余价值篇8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是我国现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痼疾, 也是新型城镇化力求能够克服的壁垒。

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分割, 区分城市、农村户口, 以差别公共服务与资源, 区分城市、农村生活, 最终形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为一元, 拥有农村户口的“村民”为另一元的二元结构。

随着城镇化推进,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享有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并没有随之改善, 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水平。户籍仍是城市人口分割的重要标准, 本地户籍人口享有户籍带来的包括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优势, 城市内部形成鲜明的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一“元”、以户籍人口为另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即本文讨论的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中, 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在收入、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从收入数量来看, 2011年,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23元, 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9895元, 市民收入明显多于村民。从个人发展情况看, 2011年, 成都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人才总数59.07%, 农村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5.64%, 中小学校有38.4%分布在城市, 7.6%分布在农村, 农村专职教师人数仅是城市的10.9%;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资源普遍落后, 与城市人口竞争和个人发展中需付出更高成本。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37%,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11.6%农村村民分别为42%和4.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 生活娱乐、文化教育明显弱于城市。从社会保障城看, 市市民享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 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与福利均具优势, 以医疗保健中执业 (助理) 医师为例, 城镇人口每万人拥有此类医师41.48人, 农村地区仅为1.669人。以上数据充分表现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二元结构现象。

根据上述数据编制雷达图, 由图1可知二者差距较大, 且无相似性。

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城市内部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特指农民工) 在人均收入、劳动市场、社会保障、城市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中。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 923元, 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达26 712元, 但注意这其中并未同前者一样扣除社保支出。

劳动市场方面: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绝大多数从属于第二产业,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人数相对稀少, 其中有60%的人员通过亲人、熟人或中介组织介绍, 仅有35.3%的人员通过招聘途径, 在农民工的工作获取中与其他劳动力竞争的程度较低。只有23%的农民工有长期的稳定工作, 且仅有47.8%的人员知道有可行的职业培训渠道。成都市政府免费发放的职业培训券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川籍的返乡农民工, 对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并未提供其他免费的职业培训项目, 在劳动市场上农民工还是非正式非首要的劳动力, 其获得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更小, 成本更高。

社会保障方面:在已获取工作的农民工中, 有53.9%的人员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有58%的人员表示用工单位并未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保, 27.5%的人员表示用工方有拖欠工资的行为, 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满意率仅达到了24.7%和21.8%;在有子女且子女在蓉读书的人员中, 有72.4%在普通小学读书, 其中近一半以上需要缴纳借读费等额外费用, 而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0年外来务工就业农村劳动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工作的意见》也没有对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费用做出明确规定, 减免费用的学校多数为打工子弟小学, 此类学校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无法与普通的公办小学相比;除此之外, 知道并申请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占22.4%, 但仅有8.6%成功获得了此类住房, 而在这些成功入驻的农民工中几乎没有外地民工, 因为申请人家庭中需两个或两个以上成都市五城区户口, 非本市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申购限价商品住房须主申请人连续在中心城区缴纳5年以上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配偶也须在本市工作, 签有劳动合同) , 基本杜绝了外来农民工获取此类住房的可能。从数据可明显看出社会保障水平与质量明显比本地市民低。

市民意识方面:半数市民与农民工有过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触, 无抵触情绪, 仅有不到30%的市民会在公车或深夜单独接触农民工是产生不良情绪。90%以上的居民能够同农民工及其子女和睦相处, 接受他们成为同事或家庭成员, 并对他们对城市的建设发出赞赏, 愿意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做出贡献, 这是城市二元结构解体来自基层的有力支持。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 有56.8%的人对市民抱有消极看法或无看法, 有61.2%的农民工认为市民也是同样的态度, 并未对同城市民产生认同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 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倾向于在厂里休息, 而市民则更多地选择外出娱乐。由此可知, 农民工即使进入到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维方式、市民意识仍然没有改变, 并有相当部分农民工由于土地处理不当和自身心理等因素拒绝市民化。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化发展, 这是由上至下制度层面市民化的滞后也是由下至上抵触情绪等因素导致的“人的城镇化”的滞后。

2 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和变迁

第二轮城镇化在形式上打破了户籍的屏障作用。为了填补城市大量待建工程劳动力空白, 政府政策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 农民自发向城市靠拢, 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 使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聚集。他们脱离了农村的地域限制但依旧没有脱离农村的待遇限制, 城市没有提供匹配的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成本能够保持一个较低水平, 但收益能够迅速、大量的回笼。这样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支持城市发展与第一轮城镇化中攫取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

新型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进行的弊病转移, 城乡二元造成的资产差异化和素质差异化逐渐蔓延至城市, 并继续在城市放大。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或需要较大代价获得标准水平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同水平的社会资源分配,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总结的说, 新型二元结构精确地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同身份不同待遇”这一本质, 并成功投射在了城市内部,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不平衡的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贫富差异分化为表现贯穿于新型二元结构中。

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有其自身特点,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比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言有了形式上的变迁。

2.1 二者区别对待的对象和地点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存在于城市内部, 歧视对象不再是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而是其他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象更加广泛并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无论务工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不在工作所在地, 获得公共服务和资源就需要更高的成本, 享有的公共福利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

2.2 二者区别对待方式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表现更加隐蔽。户改使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 但不是自由迁徙的开始即户籍的屏蔽作用在本质上没有消除。新型二元结构通过更高的择校费用、更低的职业待遇标准、更多的保障房申请条件和更少的福利保障隐晦地将本地人与外地区分。市民身份的获得也需花费较高的成本:第一, 家庭的暂时性分离;其次社会地位和待遇下降;第三, 未知的土地处理收益。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可能会拒绝市民化, 进一步推动差异待遇的合理化和隐蔽性。

3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我国现有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从前期经验看, 传统的物质性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增大、人民贫富悬殊加重, 损害社会公平等诸多弊端, 并逐渐形成了二元结构,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在新时期, 传统城镇化已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 必须要告别旧的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针对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二元结构弊病而进行的创新。新型城镇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主要蕴含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同步发展, 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提倡以坚持家庭型经营为基础, 发展多种经营方式,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推动农业现代化。此类措施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直接反映在农民收入的提高方面, 这有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增加农村地区文体娱乐资金的积累和设施的建设, 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 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二者进行良性互动。新型工业化通过提高城镇的产业聚集能力, 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 带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团聚在大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降低大城市其中一“元”的密度, 由下而上支持政府财政及资源的再分配;新型城镇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完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 使其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在产业支撑条件下吸引附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配置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减轻大城市新型二元结构压力, 实现就业、经济双向增长, 并在产业支持下保障人口分流与农民工落户同时进行。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现状, 因此需要进行系列制度改革, 其中“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导向的户籍改革,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收益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公共服务改革共同加快了农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保障其合法权益, 促进了城乡之间, 城市内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 为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破解提供制度依据。

新型城镇化除了制度层面的城镇化还要求观念层面的城镇化, 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变革, 当此类城镇化落到实处就会提高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积极性, 弱化其传统守旧观念。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将观念层面的城镇化落到实处就可为二元结构解体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破解的基础, 前者将城市、农村的公共资源均衡分配, 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让农民、市民享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减轻了城市中农民工的家庭负担, 增加其进城安置资本, 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两种二元结构的瓦解又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平等城镇化、幸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和集约城镇化的目标, 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 从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破除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需要坚持并不断落实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媛.城市“新二元结构”从分割到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D].复旦大学, 2011.

[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社北京, 2013 (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