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二元结构（共7篇）
城市二元结构 篇1
1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的内涵与表现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是我国现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痼疾, 也是新型城镇化力求能够克服的壁垒。
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分割, 区分城市、农村户口, 以差别公共服务与资源, 区分城市、农村生活, 最终形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为一元, 拥有农村户口的“村民”为另一元的二元结构。
随着城镇化推进,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享有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并没有随之改善, 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水平。户籍仍是城市人口分割的重要标准, 本地户籍人口享有户籍带来的包括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优势, 城市内部形成鲜明的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一“元”、以户籍人口为另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即本文讨论的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中, 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在收入、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从收入数量来看, 2011年,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23元, 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9895元, 市民收入明显多于村民。从个人发展情况看, 2011年, 成都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占人才总数59.07%, 农村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仅占5.64%, 中小学校有38.4%分布在城市, 7.6%分布在农村, 农村专职教师人数仅是城市的10.9%;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资源普遍落后, 与城市人口竞争和个人发展中需付出更高成本。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37%,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11.6%农村村民分别为42%和4.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 生活娱乐、文化教育明显弱于城市。从社会保障城看, 市市民享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 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与福利均具优势, 以医疗保健中执业 (助理) 医师为例, 城镇人口每万人拥有此类医师41.48人, 农村地区仅为1.669人。以上数据充分表现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二元结构现象。
根据上述数据编制雷达图, 由图1可知二者差距较大, 且无相似性。
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城市内部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特指农民工) 在人均收入、劳动市场、社会保障、城市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中。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 923元, 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达26 712元, 但注意这其中并未同前者一样扣除社保支出。
劳动市场方面: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绝大多数从属于第二产业,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人数相对稀少, 其中有60%的人员通过亲人、熟人或中介组织介绍, 仅有35.3%的人员通过招聘途径, 在农民工的工作获取中与其他劳动力竞争的程度较低。只有23%的农民工有长期的稳定工作, 且仅有47.8%的人员知道有可行的职业培训渠道。成都市政府免费发放的职业培训券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川籍的返乡农民工, 对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并未提供其他免费的职业培训项目, 在劳动市场上农民工还是非正式非首要的劳动力, 其获得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更小, 成本更高。
社会保障方面:在已获取工作的农民工中, 有53.9%的人员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有58%的人员表示用工单位并未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保, 27.5%的人员表示用工方有拖欠工资的行为, 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满意率仅达到了24.7%和21.8%;在有子女且子女在蓉读书的人员中, 有72.4%在普通小学读书, 其中近一半以上需要缴纳借读费等额外费用, 而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0年外来务工就业农村劳动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工作的意见》也没有对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费用做出明确规定, 减免费用的学校多数为打工子弟小学, 此类学校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无法与普通的公办小学相比;除此之外, 知道并申请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占22.4%, 但仅有8.6%成功获得了此类住房, 而在这些成功入驻的农民工中几乎没有外地民工, 因为申请人家庭中需两个或两个以上成都市五城区户口, 非本市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申购限价商品住房须主申请人连续在中心城区缴纳5年以上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配偶也须在本市工作, 签有劳动合同) , 基本杜绝了外来农民工获取此类住房的可能。从数据可明显看出社会保障水平与质量明显比本地市民低。
市民意识方面:半数市民与农民工有过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触, 无抵触情绪, 仅有不到30%的市民会在公车或深夜单独接触农民工是产生不良情绪。90%以上的居民能够同农民工及其子女和睦相处, 接受他们成为同事或家庭成员, 并对他们对城市的建设发出赞赏, 愿意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做出贡献, 这是城市二元结构解体来自基层的有力支持。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 有56.8%的人对市民抱有消极看法或无看法, 有61.2%的农民工认为市民也是同样的态度, 并未对同城市民产生认同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 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倾向于在厂里休息, 而市民则更多地选择外出娱乐。由此可知, 农民工即使进入到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维方式、市民意识仍然没有改变, 并有相当部分农民工由于土地处理不当和自身心理等因素拒绝市民化。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化发展, 这是由上至下制度层面市民化的滞后也是由下至上抵触情绪等因素导致的“人的城镇化”的滞后。
2 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和变迁
第二轮城镇化在形式上打破了户籍的屏障作用。为了填补城市大量待建工程劳动力空白, 政府政策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 农民自发向城市靠拢, 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 使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聚集。他们脱离了农村的地域限制但依旧没有脱离农村的待遇限制, 城市没有提供匹配的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成本能够保持一个较低水平, 但收益能够迅速、大量的回笼。这样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支持城市发展与第一轮城镇化中攫取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
新型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进行的弊病转移, 城乡二元造成的资产差异化和素质差异化逐渐蔓延至城市, 并继续在城市放大。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或需要较大代价获得标准水平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同水平的社会资源分配,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总结的说, 新型二元结构精确地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同身份不同待遇”这一本质, 并成功投射在了城市内部,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不平衡的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贫富差异分化为表现贯穿于新型二元结构中。
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有其自身特点,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比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言有了形式上的变迁。
2.1 二者区别对待的对象和地点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存在于城市内部, 歧视对象不再是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而是其他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象更加广泛并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无论务工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不在工作所在地, 获得公共服务和资源就需要更高的成本, 享有的公共福利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
2.2 二者区别对待方式不同
动态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表现更加隐蔽。户改使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 但不是自由迁徙的开始即户籍的屏蔽作用在本质上没有消除。新型二元结构通过更高的择校费用、更低的职业待遇标准、更多的保障房申请条件和更少的福利保障隐晦地将本地人与外地区分。市民身份的获得也需花费较高的成本:第一, 家庭的暂时性分离;其次社会地位和待遇下降;第三, 未知的土地处理收益。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可能会拒绝市民化, 进一步推动差异待遇的合理化和隐蔽性。
3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我国现有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从前期经验看, 传统的物质性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增大、人民贫富悬殊加重, 损害社会公平等诸多弊端, 并逐渐形成了二元结构,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在新时期, 传统城镇化已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 必须要告别旧的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针对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二元结构弊病而进行的创新。新型城镇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主要蕴含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同步发展, 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提倡以坚持家庭型经营为基础, 发展多种经营方式,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推动农业现代化。此类措施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直接反映在农民收入的提高方面, 这有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增加农村地区文体娱乐资金的积累和设施的建设, 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 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二者进行良性互动。新型工业化通过提高城镇的产业聚集能力, 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 带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团聚在大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降低大城市其中一“元”的密度, 由下而上支持政府财政及资源的再分配;新型城镇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完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 使其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在产业支撑条件下吸引附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 合理配置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减轻大城市新型二元结构压力, 实现就业、经济双向增长, 并在产业支持下保障人口分流与农民工落户同时进行。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现状, 因此需要进行系列制度改革, 其中“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导向的户籍改革,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收益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公共服务改革共同加快了农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保障其合法权益, 促进了城乡之间, 城市内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 为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破解提供制度依据。
新型城镇化除了制度层面的城镇化还要求观念层面的城镇化, 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变革, 当此类城镇化落到实处就会提高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积极性, 弱化其传统守旧观念。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将观念层面的城镇化落到实处就可为二元结构解体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破解的基础, 前者将城市、农村的公共资源均衡分配, 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让农民、市民享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减轻了城市中农民工的家庭负担, 增加其进城安置资本, 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两种二元结构的瓦解又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平等城镇化、幸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和集约城镇化的目标, 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 从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破除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需要坚持并不断落实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媛.城市“新二元结构”从分割到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D].复旦大学, 2011.
[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社北京, 2013 (11-15) .
[3]单卓然, 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 2013 (2) :16-22.
基于二元结构的城市规模优化研究 篇2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论述见于Marshall(1890)[1],Marshall认为集聚经济本质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二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三是允许低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Fujita(2001)[2]、Fujita和Thisse(2002)[3]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表述,并强调了城市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Combes(2005)[4]、Leunig和Overman(2008)[5]指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收入产品,企业由此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工人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逐渐升高,工人净工资等于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是一条倒U型曲线,最大净工资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Tiebout(1956)[6]认为,个人决策可以形成集体的力量,并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集体力量被称为俱乐部效应。Laurila(2006[7],2011[8])进一步从俱乐部理论出发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工人净工资,而且要考虑净福利。
本文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以俱乐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实现的路径,特别是探讨了实现最优城市规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我们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即城镇化)。此外,城市规模模型表明不仅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城乡的整体人口规模,而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个人迁移的决策,因而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手段。城市发展并不能保证实现城市发展规模的社会最优,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管理手段和经济手段寻求人口在城乡间的最优配置。
2 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从俱乐部理论的观点来看,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在私人消费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消费,还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多闲暇。我们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家庭)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最大化其效用,则其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qx和qy分别为私人和集体消费数量,l为闲暇,w为实际工资,(1-l)为工作时间,px和py为私人和集体物品的市场价格,该效用函数有U'(·)>0和U″(·)<0的性质。人们可以享用的私人和公共物品数量都会与城市规模有关,闲暇l亦如此。短期中,假定城市的地理面积不变,则多数研究都采用人口数量代表城市规模。由于式(1)中所有变量都是城市人口n的函数,则该模型的俱乐部理论形式为:
其中W是个人福利,B和C分别是个人生活在城市中的货币化收益和成本。个人的货币化收益为式(1)中的效用函数,而个人的货币化成本为式(1)中的预算约束。式(2)是关于福利的函数,但是个人无法选择城市规模(人口)n,只能选择在给定城市规模下是否生活在城市。同时,式(2)只能有城市整体层面的解,即城市作为俱乐部的解。
以Laurila(2011)[8]的思路为基础,建立最优城市规模模型:城市提供给居民的福利可以大致用平均福利来表示,即总福利除以城市人口。当平均福利上升,将导致人口的迁入,城市规模将随之扩大,反之则反是。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福利是城市生活收益与成本之差,人们的平均福利同样如此,且与城市规模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依次起主导作用,因此平均福利基本应呈现倒U型形状。
图1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结构经济,包括城市(U)和农村(R)。其人口数分别为nU和nR,则经济中总人口数n=nU+nR。假设人口可以在城乡间流动,则nU从OU开始向右测度,nR从OR开始向左测度。图中AWU和A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平均福利曲线,MWU和M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边际福利曲线,且通过对应平均福利曲线的顶点。
点a意味着城乡之间平均福利相同,即AWU=AWR,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城市人口数量相对很少。当AWU>AWR,可以观察到系统性的人口迁移,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理论上,只要福利差距存在,城市化进程可以一直持续到b点,在这一点同样有AWU=AWR,人口迁移会停止。b点是稳定的,任何随机的人口流动都会引发逆向的迁移,这一点农村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很少比例,显然很多发达国家都停留在这一点,其总的社会福利是:
但b点并不是最优的,最优解是c点,因为c点的城市人口平均福利最大,人们会同意停留在c点,即应该寻求最优的发展规模使福利最大化,这就是内俱乐部规则(Cornes and Sandler,1996)[9]。内俱乐部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有可能主动停止人口迁移,使得城乡福利差别维持在AWUcAWRc的水平(Laurila,2011)[8],这意味着在缺少外部干预的情况下c点是可持续的。
但从整个经济来说,b或c点都不是最优解。社会最优解是MWU=MWR的e点。在e点,整体福利水平为:
社会最优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不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式(4)给出的福利水平既高于图1中b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gh),也高于c点的福利水平(区域ecf)。该最优解下城乡之间存在福利水平的差距,其实现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政策。
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
图2说明经济政策如何实现城市规模及福利的最优化。为实现由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决定的最优配置e点,有两种经济措施:一是对城市征收额外的税收,使城市平均福利曲线下移到AWUt位置;二是对农村增加投入,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使农村平均福利曲线上移到AWRs位置。理论上存在税收te和转移支付se,使AWUt和AWRs交于be点。在be点,社会最优人口配置可以实现,若其他条件不变,必有te=Te/2=se,因为中央政府将增加的城市税收全用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该点的解是稳定的,由于该点将福利差Te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平分,该点福利Wde=We。
最优解不限于e点。设想从te=Te/2=se开始,政策力度可继续加大,则人口迁移和配置的最优解会从de点沿一个上升路径向左移动到dz点(见图3),所有由政策变动导致的人口配置构成图3中的平均福利集合AWz。在该曲线上福利在城乡之间平均分配,其中,de至dz的部分可导致两个城市的平均福利都提升,因而是帕累托最优的。dz点的最优条件是:
边际福利曲线MWU和MWR也会在政策作用下移动,在dz点两者恰好相交。人口的最优配置nU=ndz,nR=1-ndz,城市与农村都达到最优规模,总社会福利则为:
这里,平均福利曲线AWz的实现表示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集聚经济,并改善了集聚不经济的状况。
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优化政策分析
城镇化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孙雅静,2004[10];温铁军,温厉,2007[11])。中国的城镇化既包括短期内以工业化和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又包括以非农产业为背景的城镇化(李炳坤,2002)[12]。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以三个层面开展:特大型城市和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县镇乡。城镇化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需要政府采取合理规划和措施,增加投入,优化配置,尤其是针对广大中小城市和县镇乡的发展大力扶持,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的多重矛盾。
如图1所示,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的福利对于农村人口(包括乡镇、县城)来说拥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这是城镇化最初的动力之一。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才出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王小鲁,2010)[13]。
前述理论模型说明,社会最优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实现最优化配置。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通过这些措施调整和优化城乡人口和资源配置。图1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nc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e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此外,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的保障房建设也有相关的正面效应,因为大规模保障房建设降低了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已经发生了集聚不经济的某些大城市,需要实现类似从b点到e点的移动,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强制性的人口限制措施。
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图2)。例如物业税就是一种合适的税收选择,对于社会的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可以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减少城市生活的平均福利。物业税目前在我国是地方税种,直接用于转移支付的功能有限,但如果以物业税的普遍实施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中央财政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转移支付能力。
目前,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共识,但问题很多。其中,制度约束依然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如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福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难以获得市民化的发展资本(马晓河,胡拥军,2010)[14];政策方面,行政干预过度而市场力量不足;结构方面,大城市快速现代化,而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滞后,甚至功能丧失,各城市优先发展经济,而社会服务和保障严重滞后。所以,当下的“新型城镇化”要有良好科学的顶层设计,吸取国内外城市发展教训,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具体来说:第一,明确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马凯,2012)[15];第二,通过多层次的城镇化战略统筹协调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利用两者相互促进的特性逐步化解二元结构的矛盾;第三,突出政府的规划、引导、保障和监督作用,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奠定城市的经济基础;第四,继续探索合理稳妥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资本化,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公平待遇问题,也可以为农业和乡镇发展、农民工进城提供资本金,还可以拉动内需;第五,最终解决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的住房、社会保障和创业扶持问题;第六,探索发展城镇化的创新模式,政策上要鼓励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4 结论
城市二元结构 篇3
1 挣扎:城乡二元对立的伤痛
中国城乡的差距由来已久。建国后至改革前, 中国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此形成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民除了少数人凭借考大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外, 绝大多数农民被拒之城门之外。在长期分隔中, 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拉大, 农民与市民的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 更是心理上的。路遥的《人生》对城乡二元对立的主题的曾经做出沉痛和尖锐的表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生》, 讲述的是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落榜后的事业追求以及与同村姑娘刘巧珍、高中同学黄亚萍的情感波折。高加林费尽心力进城, 试图与黄亚萍结合, 然而命运的捉弄剥夺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权利, 重新将他驱赶回农村。”[1]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 路遥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那些热切追求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 这些人在改革浪潮下对城市现代化无限向往进而产生以割舍的城市情结, 并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奋斗号角, 而这一奋斗历程是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消解过程中一条必经之路。
《欲望之路》是《人生》的续篇?这是很多读者在阅读两部作品之后的必然联想。和《人生》一样, 《欲望之路》延续了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主题, 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一个“高加林进城以后”的故事, 被认为是“《人生》的延续和深化”。稍加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两篇小说均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与冲突, 以及这种矛盾造成人物的心灵的冲突和生活上的悲剧;同样描写农村青年不惜一切代价为成为城里人而奋斗;同样叙述农村人需要借助婚姻爱情才得以完成农村人进城的任务。
2 进城:必须完成的任务
与《人生》的高加林不同, 《欲望之路》的邓一群是个大学毕业生, 他艰难地但却幸运地留在了城里。在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进城的道路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宽阔。邓一群其实就是进了城后当了官的高加林。但进了城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进了城的农民能否顺理成章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这是王大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新的问题。
作为大学生, 已获得干部身份而彻底脱离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邓一群, 并不满足进城这样简单的目标了。虽然十分勤奋, 但农民阶级出身的身份使他在工作分配上得到最糟糕的结果——回到县城农业机械厂。对于分配回家乡, 邓一群显然非常失望:“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 偏僻、落后, 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 混沌愚昧, 不知天高地厚, 有时相当自卑, 有时又妄自尊大。”[2]承担庇护家庭的重压以及初恋女友王芳芳在一夜之间不辞而别的刺激, 使得邓一群有着比一般人对机关干部身份更为迫切的渴望, 他决定放手一搏,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的残酷。
几经周折, 邓一群找到了已经离休在家的省政府秘书长虞老。在欲望的驱使下, 求助无门的邓一群跪在了虞老的面前, 不惜出卖尊严获得了进省政府工作的机会。然而进了城的邓一群依旧任重而道远, 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农村人的身份, 他必须要拼尽全力地往上爬, “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 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 同时又最能证明的, 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3]抱着这一目的, 他一边卑鄙地、不负责任地与打工妹葛素芹谈着恋爱, 一边居心叵测地追求自己并不热爱的城市姑娘肖如玉, 最终他抛弃葛素芹而与肖如玉建立起并维持着功利主义的婚姻关系。
就这样, 邓一群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在城里打拼, 在官场上奋斗, 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仅在城里扎根, 而且娶妻生子、升官“发财”。然而可悲的是,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他经历着痛苦与煎熬, 最终让自己变成一个无法控制欲望的挣扎者与疯狂者。更可悲的是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里人对他出身农村的看法, 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肖如玉:“她在心里开始有点小瞧他了, 连带了他的出身。开始她并没有强烈地感觉他的出身有什么问题, 而现在, 她觉得他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他那“农民”出身。不管他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狭隘、自私、愚蠢、一门心思向上追求发达……”[4]
3 沉沦:城市情结背后的沉思
《欲望之路》不仅延续了《人生》的愤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判, 而且对城乡对立主题的思考明显要更进一步。比路遥年轻近二十岁的王大进当然更有机会看到城乡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 并有机会把问题进一步发展拓深。在作品中, 他不是简单演示道德训诫的命运故事, 而是通过邓一群的故事把进了城的“农村人”的困惑暴露在我们面前。
王大进将主人公邓一群的个人奋斗史置于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翻天覆地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不可否认的是, 邓一群的欲望不完全是纯粹个人化的。他绝对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的, 是向着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过渡中的一生中重欲轻义的象征——人们尽管不会像他那样地堕落和卑劣, 但却未必不会有近似的欲望。对此作者王大进最为明白:“我对邓一群这样的人比较熟悉, 他代表了某一类人……他个人的野心和欲望, 其实也不仅仅是他那种身上打上阶级烙印的人才有的。八十年代以来, 当富有强烈竞争色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思想冲击人们的头脑时, 新的道德价值观没有建立, 而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 大部分人必然感到茫然、束手无策, 很多人没有认真地去思考、也来不及去思考眼前的变革, 大家都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邓一群可以说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5]
可以看见, 王大进一方面对主人公所呈现出的道德沦丧倾注了无尽的同情和怜悯, 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以此告诉大家, 社会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与高额的成本, 进了城的农村人其实有着很长的成长之路要走。《欲望之路》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概括, 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过了作家的文本叙述。
参考文献
[1]崔莉莉“.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人生》写作[J].小说评论, 20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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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拥堵缘于城乡二元结构 篇4
春运综合症本质是短缺。价格低, 就会出现短缺, 就会有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现象发生。理论上, 只要把价格提到足够的高度, 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就会消失。
但是春运拥堵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一般来说, 价格提高, 需求量会下降, 供给量会增加。提价会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最终效果依赖于需求和供给的性质:一是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怎么样, 二是需求在时间上是否平滑稳定。无疑, 春运在这两方面具有很是不同于一般价格现象的特征。
春运的需求价格弹性低, 不是简单的回家过年这样的文化、习俗问题。那些农民工朋友, 他们的孩子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的爹妈在老家农村, 那是他们的内心牵挂。要把价格提高到能让需求量显著减少, 那会是不小的高度。让他们分散了时间回家吗?就业压力巨大,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工厂大门外还有人等着顶替呢。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就算能够请到回家的假, 他们敢不敢请这个假, 敢不敢回这个家?那些大学生朋友, 他们没有心头肉在老家农村, 但是一放假学校就不让他们住校了, 不回家上哪里去?
假如小幅提价便能有效增加供给量, 那么还是可以通过提价来消除排队购买及其相关联的短缺现象。可惜春运的供给价格弹性也低。客运运力供给需要巨额投入, 这决定了客运运力短期里是近于固定的。由于客运运力需求呈现在春节期间短期巨大爆发的特性, 因此在不是太高的价格下, 要使供求平衡不出现排队购买的春运综合症, 长期运力一定是过剩的;如果长期运力供求平衡, 春节期间就很难没有春运综合症。除非大幅提高春运价格, 高到足以大幅减少春运需求量的程度。或者大幅增加运力供给, 大到春运收入足以弥补运输企业平时闲置运力的损失而不亏损的程度。
不能否定:只要有排队购买, 有非价格竞争存在, 就会有租值消散发生;从社会的角度看, 浪费发生了。但是,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 更是一个如何切割蛋糕的分配问题。假如没有交易费用, 那么总可以转让提价受益方的部分收益给提价受损方, 让所有人都受益又没有浪费发生, 实现卡尔多改进。问题在于, 交易费用是存在的, 这种补偿基本上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在要不要大幅提高价格, 以消除浪费呢?老实说,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不可能给出答案。要由利益各方博弈决定最终结果。
博弈的现实结果不言自明。不过不要以为价格低于供求平衡价格, 乘客就能得到其中的全部差价。价格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票面价格, 排队等候、拥挤踩踏都是价格。由于人的时间成本不一样, 抗拥挤踩踏的能力也不一样, 大家对排队等候、拥挤踩踏的评价也就不一样, 因此定价问题又始终是一个分配问题。多数人之所以愿意选择低票价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 一方面因为票价不提到足够的高度, 他们既要支付更高的票面价格, 而排队等候、拥挤踩踏也改善不了多少;另一方面, 他们大多是低收入者, 时间价值并不高, 愿意用时间换低票价。
这也带来了黄牛党功过是非的问题。诚如薛兆丰先生所指出的:是票面价格与实际供求平衡价格之间的差额造就了黄牛党———“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 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 然后卖给乘客, 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 而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 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 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生存的空间。黄牛党的存在, 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黄牛党节约了那些时间价值评价高的人的时间,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而只要价差存在, 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 包括实名购票, 注定都是无效的。
春运拥堵问题, 说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 而是深层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户籍制度不取消, 小孩在城市上不了学, 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 不能安下家来, 春运综合症就没有消失的一天。
留下一个有趣的话题:集体行动理论说因为人数多, 消费者之间搭便车, 结果是少数生产者掠夺多数消费者的贸易保护。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春运出现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呢?■
从人权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结构 篇5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在国内, “城乡二元结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 一元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 另一元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两种户籍制度为基础, 形成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的公共事业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 使得城市和农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形成了一个高度僵化、严格分离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及其影响
1、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 以重工业核心的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 工业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 而农业发展却严重受阻。而政府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以财政、金融、价格等种种方式加快城市工业的发展, 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2、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政策与法律上标志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
3、在技术上的差异是形成恶性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极其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国家通过牺牲农业, 来换的工业体系。由于城市没有向农村输出相对先进的技术, 而且即使城市输出技术, 农村也不具有这样的技术装备。
三、二元结构带来的突出问题及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一) 突出问题
1、农业发展问题。
在加入WTO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 我国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无法面对着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业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消费要求”。
2、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招工、搬迁和谋生的自由度还比较大。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近2000万人口重回到农村, 从此, 农村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基本停滞。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拥有一种特权, 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迁入的抵制, 反对农业人口分享公共资源, 是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压力。
3、二元行政管理制度。
城市基层政府是居民委员会, 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而在农村则实行村民委员会, 工资由当地的集体产权收益来提供。前者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 在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远高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
(二) 不平等的后果
1、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
农村居民除非考上大学, 否则将世代务农, 而市民子女则永远是市民, 农民几乎不可能转变为市民, 这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 违背了人生来是平等的基本原则。
2、居民收入不平等。
据统计, 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23:l, 这是收入绝对数上的差距;再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从2000年以来,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为5.8%, 城市为9.9%。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性消费, 而是追求发展与享受的高层次消费。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
3、社会事业不平等。从社会保障来
没有医疗保险, 生病只能自己掏腰包;没有养老保险, 年老只能靠子女赡养。
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来看,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相反, 国家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电力、自来水、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 农村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
城市的优势:1、政府多年来的财政投入;2、法律、经济、政策等多年来的倾向;3、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而换来的;4、在过去, 城市居民可以分房或买房, 有了房产证即可去银行贷款, 进行融资, 然而便可以投资做生意。所以, 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农村所缺乏的, 该是时候将这些优势投放到农村了。对农民的第一次放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对农民宅基地或承包田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权的放宽, 这将是农村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是目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对宅基地或承包田放开后, 农民也可以融资, 也可以有资金做生意。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想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先不要谈人权, 也不要谈法治管理, 而是首先做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事,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都有希望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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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惟洲.破除农民增收的体制障碍[J].莱阳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城市二元结构 篇6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 以往靠传统制造业支撑起来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 无法支撑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因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节产业结构”已经成为了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2005年1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随即发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 此次战略方针与政策的明确意义深远,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奠定基础, 有助于继续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势头。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非常多, 金融便是其中关键的制度要素之一, 本文正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 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分别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回顾
国内外的研究最先都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少关注到产业发展的层面;直至20世纪中期, 国外学者逐渐开始着眼于金融对产业及其结构发展的影响, 从中观层面来分析金融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起步更晚。比如Patr ick (1966) 认为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属于附属关系, 金融结构通过各种金融服务提供更多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渠道,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变;Beck和Levine (2002) 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作用不大;随后Carlyn和Mayor (2003) 得到了较为折中的结论, 认为金融结构需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从而通过信息披露作用, 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Binh、Park和Shin (2005) 则在Carlyn和Mayor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的高新科技部门和企业发展要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快, 证明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相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而言, 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国内学者是到了20世纪末, 才较早由刘世锦 (1996) 开始关注我国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结果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服务于产业的发展, 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伍海华、张旭 (2002) 的研究则认为, 金融体系的发展会带动储蓄和投资活动, 并由此通过改变资金流量结构、资金存量结构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结构来最终改变了产业结构, 概括出了两者的影响路径。江曙霞、严玉华 (2006) 的研究同样认为, 金融结构体系的良好运转, 可以调整产业间的资金配置方式结构, 通过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从而实现资金更优化的配置, 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促进作用。杨德勇、董左卉子 (2007) 则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资本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规模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曾国平、王燕飞 (2007) 同样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的不同结构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 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较为明显, 但是第二、三产业并没有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马智利、周翔宇 (2008) 同样是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市场化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 此外两个金融制度因素当中, 金融市场化率比金融相关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姚德文 (201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贷款率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而股票融资与第三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纵观全球的金融体系发展历史, 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和特点有所差异, 其金融体系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程度大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众多经济学家对金融体系结构划分的思路都趋向一致。“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实质即是间接金融市场和直接金融市场的划分:间接金融市场是指以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等作为信用中介而进行融资的市场, 再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者;相对地, 直接金融市场则是指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直接进行融资交易而形成的市场, 该市场上的一般交易方式为资金需求者发行债务凭证或所有权凭证, 资金供给者作为投资者出资购买这些凭证, 从而直接完成了资金从供给者到需求者手中的转移。
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劣势, 因此对产业结构也有着不一样的适应性。两种金融结构体系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在信息处理上, 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减轻信息不对称上具有规模效益;而市场金融在创新型和信息量相对较少的产业融资上更为有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产业结构以较低级的农业和传统工业为主时,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信息的处理上更有优势;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第三产业以及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发展蓬勃时,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则更加有效。
经济学家对于两种金融体系孰优孰劣的纷争由来已久。在支持银行主导型的研究当中, 学者们主要强调银行可以比市场更有效率地为发展提供资金, 特别是在国有银行占主体的情况下, 可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并且对储蓄实施战略性配置。另一方面, 支持市场主导型的学者们则认为市场型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价值识别和支持创新等方面有着银行主导型体系无法比拟的优势。
本文认为对于“二元结构”的纷争都是侧重于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难以在理论上达成一致, 而应该更多地从金融结构体系的适应性方面入手, 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去辨别出相适应能够更加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本文从金融市场体系的“二元制度”出发, 来比较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分别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三、中国“二元结构”金融体系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指标选择方面, 对于被解释变量, 本文定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 (即第三产业的产值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 ISR=GDP3) 和产业机构升级率ISU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 ISU=GDP3/GDP2) 来表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对于解释变量, 为了满足从二元结构出发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目标, 本文直接针对不同金融结构体系的深化指标 (表示为不同金融结构配置资金的规模与GDP的比值) 来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 (BANK=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GDP) 和股票金融深化率STOCK (STOCK=股票筹资额/GDP) , 分别刻画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此外, 本文同时定义资本市场融资率CR (CR=BANK+STOCK) 来描述整体的资本市场规模, 以反映资本市场融资额对当年GDP增加值的贡献。
借鉴于“先整体, 后部分”的数学思想, 本文先整体研究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然后再分别研究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下, 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此部分采用1990年至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考虑到数据波动性等原因, 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 因此在下文的检验过程当中对所有指标均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二)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首先对于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均接受原假设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经一阶差分后Δln ISR、Δln ISU、Δln BANK、Δln STOCK、和Δln CR都为平稳序列, 因此它们是一阶单整的, 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同样按照总分的思路,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资本市场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CR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资本市场融资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n ISU与ln BANK的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来看产业结构优化率、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的协整检验:ln ISR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关系;ln ISU与ln STOCK的协整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综合上述结果,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与银行金融深化率BANK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与股票配置比率STOCK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当采用资本市场融资率来综合银行金融深化率与股票金融深化率, 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与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依然与资本市场融资率CR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此可以看出, 在资本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资本市场融资率ln CR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CR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融资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与银行金融深化率ln BAN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BANK的Gr 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升级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对结构优化率ln ISR与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率ln ISR是股票金融深化率ln STOCK的格兰杰原因, 反过来倒不成立。而产业结构升级率ln ISU与ln STOCK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率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不存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综合上述结果, 变量之间都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其中资本市场融资率与银行金融深化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的Granger原因, 但产业结构优化率及产业结构升级率则是股票金融深化率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到银行以及股票市场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 也即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相作用方向有所不同。
摘要：文章基于“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的不同特点, 研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不同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金融结构当中,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更多是受到股票市场而非银行的影响, 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才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 另外银行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二元结构,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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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智利, 周翔宇.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 2008 (2) :18-21.
城市二元结构 篇7
一、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影响, 学界有众多的研究, 特别是户籍对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影响[1～2], 以及对职业分配的影响[3～4]。
陈钊等人[3]的研究发现, 本地户籍这一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未能持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遭遇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 而这种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姚先国等人[4]以浙江省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研究, 发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城乡分割。
但是, 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又是为何存在的呢?蔡昉、都阳、王美艳[5]认为, 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 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而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这也就是说, 体制内的单位部门更有可能会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约束而利用户籍制度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 而体制外的市场化部门, 将会依据市场利益而较少的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排斥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中央政府强调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 不应该有户籍差距。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就业, 会借助户籍制度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进行筛选。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给予帮助并提供保护, 同时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施加种种限制。正是通过给予“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待遇, 政府的“地方性”才能以展现。这种待遇的不同, 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机关事业单位, 并且在在用人计划、待遇水平方面进行严格管制[6]。
王美艳看来, 就业歧视使得很多外来劳动力来到城市后, 只能进行“自我雇佣”, 收入很低而且相当不稳定, 更谈不上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即使能够找到“单位”, 通常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单位就业, 很难进入公有单位[7]。李春玲通过对具有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 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职业配置还是在职业流动方面, 户籍都产生着影响[8]。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劳动力市场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难以进入到处于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工作。
假设2:部门内部仍然存在着职业隔离, 表现为农村户籍人口更多处于基层岗位, 而难以获得高级别的工作岗位。
姚先国、赖普清[9]的研究结果发现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而工人待遇更多受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所决定。不过肖文韬[10]认为,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就业城市移民的因素, 但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素质门槛才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考虑的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 讨论在控制了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是否还发生作用。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开展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调查数据 (CGSS2006)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住户和居民, 其中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2000年人口普查) 完成抽样。在正式调查之前, 先对住户和居民 (受访者) 抽样, 最终获得了10 151份有效问卷, 其中城市地区问卷为6 013份, 农村问卷4 138份。
由于本文需要讨论户籍壁垒在职业分配上的体现, 故而剔除那些从未有从事过非农职业的样本, 剩余6 165个有效样本。在职业的测量方面, 本文使用数据中被访者所描述的目前工作 (或失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职业) 情况。为了讨论户籍对工作配置的影响, 故而在户籍的测量上使用入职前的户籍状况。
(一)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单位类型和岗位类型。单位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五类。前三类也可以概括为公有制部门, 后两类概括为非公有制部门。岗位类型以管理级别来划分, 分为无管理级别、基层管理级别 (包括班组长和单位基层管理) 、中高层管理级别 (包括单位中层管理和单位主要领导) 三类。
(二)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户籍为虚拟变量, 为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户籍状况。有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 其中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蓝印户口的非农户籍人口。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 、大专及以上 (包括相同级别的成人教育) 。党员身份指的是在获得当前 (或最后) 工作之前的情况。年龄指的是获得工作时的年龄。考虑到户口的代际传承作用, 研究中使用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 (见表1) 。
三、测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 而测量职业类别的两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 这样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人口对几种职业的获得概率进行估计, 从而发现户籍因素是否影响职业获得。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而获得的全国性数据, 故而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抽样设计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使用调查估计过程来调整可能由于调查抽样所带来的偏误。 (1) 调查估计的PSU权重为抽样设计时的PSU抽选子总体, 本次的抽选子总体为: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上海市辖区、东部省会市辖区、中部省会市辖区、西部省会市辖区、东部区县、中部区县、西部区县共九类。
四、结果
(一) 单位隔离
表2显示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单位获得上的多分类logit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情况下, 以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相比并且以私营企业做参照类, 农村户籍的人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17.2%,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与之类似, 拥有农村户籍的人进入集体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42.1%, 并且表现显著;尽管农村户籍的人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 但是并未在0.05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相比之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流向个体经营, 但同样统计上未表现显著。
注:a.参照部门为私营企业;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在中国的制度里, 户籍可以看出是一种代际传承的因素。孩子出生之后, 需要在父亲或者目前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 如果父母均为农村户籍居民, 那么孩子基本上也是农村户籍。而绝大部分的父亲或母亲一般会具有相同性质户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 加入了被访者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户籍性质对被访者进入何种类型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度水平均为0.1) 。这进一步可以说明, 在当前中国, 户籍仍然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制度性因素, 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职业隔离, 阻碍了农业户口的居民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控制变量方面, 以私营企业为参照组, 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更容易获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的工作, 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就是说, 性别并不是产生职业隔离的显著因素。而教育程度也只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有显著影响, 相对而言, 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这是因为在中国,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收入和地位比较高的部门, 吸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加入。结合吴晓刚[1]的观点, 可以解释为何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业户籍隔离不显著, 这是因为部分具有农村户籍的高教育程度人群加入了这一部门, 消除了户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户籍制度的部门隔离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户籍制度是否会同样造成不同岗位的隔离呢?
(二) 岗位隔离
下页表3呈现了户籍对单位内部管理岗位级别进行多分类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呈现的是公有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情况, 参照组为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注:a.参照部门为无管理职位;b.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c.***p<0.001, **p<0.01, *p<0.05, +p<0.10。
回归结果显示, 在公有制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内部隔离, 具有农业户籍的员工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仅为城市户籍员工的73.7%, 并且统计检验显著 (显著度水平为0.01) , 不过, 在成为基层管理人员上, 农业户籍的人和城市户籍的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在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上, 户籍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壁垒, 农业户籍员工和城市户籍员工享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管理人员。在同样的情况, 父亲的户籍情况对于是否成为管理人员没有显著的作用, 甚至获得公有制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概率, 父亲为农业户口的员工比为城市户口的员工要高54.2% (显著度水平为0.1)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 父亲为农业户口且今日公有制部门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 所以在部门内部也更有可能成为中高层管理者。
此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 虽然上文显示性别因素在进入各部门时没有显著的区别, 但是在公有制部门中, 男性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女性的2.03倍和3.36倍, 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在私有制部门, 只有在成为中高层管理岗位人员上, 男性比女性显著高45.6%。在教育水平方面, 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拥有更多成为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在公有制部门, 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35.89倍, 而在私有制部门则仅为4.262倍。此外, 党员身份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总之, 在跨越户籍壁垒成功获得了部门职位之后, 户籍制度产生的职业隔离效应就基本上消失了。不管是在公有制部门还是在私有制部门的单位内部, 成为管理人员更多需要的是个人能力, 而户籍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在中国非农部门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并不只是源于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差异, 还源于在中国实施了五十余年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 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这使得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很难进入具有较高收益和地位的公有制部门, 而只能流入体制外的私营部门, 而且更多的是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过, 一旦跨越了户籍壁垒而获得职位之后, 单位内部便几乎不存在职业的户籍隔离了。
五、小结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CGSS2006) , 讨论了中国初次分配城乡之间趋于公平的前提性假设: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消除。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社会, 城乡户籍差异在职业分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基于城乡户籍差异的就业单位隔离。
在相同的个人情况下, 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在从事非农职业时, 进入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就业单位更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中国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但当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部门限制了具有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 这是产生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的主要原因。
针对农业户籍人口可能人力资本较差, 从而导致进入公有制部门较为困难的观点, 我们分别讨论了是否在公有制部门以及非公有制部门内部存在基于户籍的岗位分化。数据结果发现, 不管在公有制部门还是私有制部门, 户籍对岗位区别的作用并不显著, 岗位区别的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就是说, 在人力资本相同的情况下, 具有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人享有相似的部门内部工作岗位。
总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存在, 而这种职业隔离的主要来源是进入公有制部门时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机会不平等, 而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之后, 户籍对于职业隔离便不再起到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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