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

2024-05-27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精选12篇）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1

1.培养专业人才提升碳金融业务能力。碳金融业务面临着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的复杂性, 需要熟悉环境与金融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在银行内部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 从外部招聘熟悉碳金融国际标准的专业人才, 聘请和储备一些社会与环境专家作为外部顾问等方式, 建立起从事碳金融业务的专业团队。加强低碳领域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 吸引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 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低碳研究队伍, 推动低碳技术市场的发展。

2.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金融机构应当从思想认识上着手,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把碳金融发展纳入到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 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政策工具。金融企业不仅要注重内部的环境问题, 而且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引导工商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要求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全体员工的“碳金融”宣传教育工作, 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意识与贯彻落实积极的环境政策的自觉性。

3.探索多方合作推动碳金融市场建设。商业银行应该寻求更多的合作形式, 积极推动国内、国际碳金融市场建设。一方面, 商业银行需要加强与国内碳金融服务中介合作, 通过参与筹建或者入股北京、上海、天津碳交易市场, 参与筹备碳交易基金, 推动搭建统一的国内碳交易平台, 以改变目前我国CDM项目业主与国外买方交易时分散谈判导致的售价偏低局面。另一方面, 国内商业银行需要把握国际碳金融体系建设和碳金融产品创新的机会, 积极与国际碳金融机构合作, 共同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规律, 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产品, 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建设, 提升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定价能力。

4.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为金融部门选择目标客户提供基础依据。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标准、监测和考核规范, 建立健全具有法律效力的低碳经济机制。积极推进“绿色信贷”目录指引、项目环保标准、环境风险评级等专业标准的制定, 并加强环保和银监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 进一步完善征信系统, 及时更新企业日常环保执法信息和年度环保审核报告等, 便于银行在贷款审核过程中查阅和参考, 为金融部门选择目标客户提供基础依据。

5.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环保等部门的协同合作。金融机构应当积极配合政府环保部门, 落实好国家的各项环保政策与法规。同时, 环保部门也应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库, 与金融机构形成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 配合其实行碳金融, 努力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 使信贷资金充分发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加强金融机构与能源、农业等战略性产业合作, 推进衍生品创新, 实现战略协同效应。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2

摘要：碳金融业务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人心而迅猛发展，然而制约着碳金融服务机构实现创新的是市场风险，因此，将市场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至关重要。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为6月18日至12月31日的碳交易均价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数据，用Copula函数构建模型计算中国碳金融市场的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碳金融;市场风险;Copula

1、引言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进了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碳金融业务创新也随之兴起。以兴业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主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风险受国际汇率影响较大，碳排放交易所交易试点主要交易对象为CCER，主要受碳价波动影响。由此，本文在考虑不同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后，选取Copula函数构建模型这种非传统度量方法来计算碳金融业务的市场风险。

韦艳华等国内外专家在考虑变量的相关性后，把Copula函数应用到以GARCH构建的金融变量边际分布的模型中，研究变量相依性以及整合后的市场风险。周艳菊等基于贝叶斯网络并利用Copula方法度量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不同置信水平下操作风险损失的VAR和CVAR值，该成果的发表为更准确的度量操作风险提供了依据。李建平等考虑风险相关性后对商业银行主要面临的三类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了集成，实证显示考虑相关性后的VAR值比直接相加的VAR值要小，为研究金融市场整体风险提供新思路。张晨等根据对商业性银行介入碳交易业务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构建的以Copula为基础的模型的结果，认为政府监管对减少碳交易风险起到一定的作用。总体而言，Copula的性质是在非线性单调变换下函数不变，因此，可以对非线性、非对称性的相关模式进行刻画，并且实现风险分散。

2、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Copula函数对中国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度量。当使用Copula函数计算市场风险时，主要体现在与VAR度量方法的结合上。Copula将不同的金融资产的边际分布连接起来，得到它们的联合分布，从而据此计算相应的分位数，得到的值也就是市场风险值。假设，F是由Copula函数连接的边际分布的联合分布函数，则对于显著水平的VAR值计算如下：

运用Copula函数构建模型后，拟合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时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本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具体步骤如下：

(1)利用核密度函数得到A、B两类因子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为：

(2)Copula函数中均匀边际分布变量是根据密度函数算出的分布函数得到的，即：

由上述公式得到的是Copula函数中的估计值。

(3)不同Copula函数的参数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即：

(4)这样不同的Copula结构可以得到不同的Copula函数，即：

3、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6月18日至2012月31日的中国七所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均价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收益率数据共579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碳交易均价定义为：

上式中角标分别代表北京、上海、深圳、湖北、广州、天津、重庆等地。本文将收益率定义为(i=1碳价，i=2汇率)：

3.1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经过ADF检验，两个收益率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两个收益率序列围绕着均值上下波动，且其波动性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下表给出两个序列的一些统计特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序列的均值和标准差都较小，偏度值比0大，为右偏，峰度值比3大，表现出“尖峰厚尾”的特征。对碳均价和汇率两收益率序列进行正态性检验，得出H=1，即拒绝原假设，认为他们不服从正态分布。

3.2参数估计

Parzen(1962)的研究结果显示了核密度估计具有渐进相容性和渐进正态性的特征。这里选定正态核函数，由正态核的经验法则选取光滑参数，就可以计算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光滑参数。

核密度估计函数基本上拟合了收益率分布的“尖峰厚尾”特征。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Copula函数中的估计值。为了验证，是来自上的均匀分布，画出经验分布与均匀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图，图形基本重合。由此得出，确实来自均匀分布。接着求出阿基米德 Copula中各参数估计值。结果如下：

对比上表中各Copula函数的参数值和极大似然值，不难看出Frank函数对应的参数较大，因此初步断定Frank Copula能够描述两序列之间的相关关系。

3.3Copula函数选择

本文根据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出了不同阿基米德 Copula的参数估计值。但是这些不同的阿基米德Copula函数中是不是Frank能更准确地刻画两序列之间的相关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本文采取三种函数与均匀分布之间的欧式距离比较，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Frank是最优的，而Gumbel和Clayton函数距离相对较远。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5%情况下，认为两序列的相关结构可以指定非线性的Frank函数描述。进一步计算阿基米德 Copula函数的相关性测度的指标：

从表4中我们看出基于阿基米德 Copula函数的相关性测度指标中Frank的Kendall’s Tau和Spearman’s Rho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Frank对极端事件的尾部相关性能够更好地加以描述，所以它更能恰当地刻画两序列的相关性问题，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序列整体相关性比较强，与上面的非参数密度实证结果相符。

3.4市场风险VAR

为了得到市场风险的具体数值，对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进行等权重组合，运用Frank Copula进行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出不同置信度下的值，结果见下表：实证结果比较可知：置信度的提高带来VAR的值的增大;碳均价序列的VAR值相比汇率序列的VAR值要大;汇率是受到政府监管的，而碳价监管还未完善;若将两风险的VAR值直接相加要比整合后的VAR值要大，说明不同的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会使市场风险的.值变大;而蒙特卡罗模拟的值处于两者之间，市场风险VAR值随着蒙特卡罗模拟模拟的次数增多而增大;由此可知，本文选取的Copula模型很好地将序列间相关性整合在一起，对中国碳金融的市场风险进行了很好的度量。

结论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进碳金融业务迅速崛起，碳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经济转型，参与碳金融业务的关键就是有效地实现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防控。本文根据研究结果，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积极构建全国范围内较为完善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一是，统一定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制定价格，有明确对的价格制定体系，从而提高碳金融交易的市场效率。二是，统一配额，在全面推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总量控制。三是，统一监管，实现自上而下的审慎监管体制，明确各级部门监管范畴，并防止冲突。

其次，健全交易和监管机制。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的进入门槛，确保交易主体具有良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意识，同时设立风险警示制度，通过保证金制度，实现对交易风险的防范。

最后，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加强合作。对国内相对分散的碳金融交易平台进行深度整合，重点扶持碳金融交易的第三方机构，加强与国际化程度较深的气候交易所的合作，逐步实现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韦艳华，张世英。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分析――Copula—GARCH模型及其应用[J]。系统工程，，22(4)：7—12。

[2]周艳菊，彭俊，王宗润。基于Bayesian—Copula方法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li量[J]。中国管理科学，，19(4)：17—25。

[3]李建平，丰吉闯等。风险相关性下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集成度量[J]。中国管理科学，，18(1)：18—25。

[4]张晨，杨玉，张涛。基于Copula模型的商业银行碳金融市场风险整合度量[J]。中国管理科学，，04：61—69。

碳金融的富矿篇3

自2007 年开展二级市场CDM交易以来,其成交量和成交额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亿欧元(约1900亿美元),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运行机制

什么是碳金融,它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2005 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建立起国际排放贸易(IET)、清洁发展(CDM)和联合履行(JI)三种机制,从而首次在“碳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简单的讲《京都议定书》确定了一种减排的机制:给每个发达国家确定一个“排放额度”,允许那些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裕或者没有限制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自此,人们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在交易所里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而这一类金融活动,目前大多是围绕着温室气体中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交易即碳交易开展的,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的概念也不断扩展,二氧化碳的交易不仅在国家进行,也可以在国内市场实施。

“碳金融”业务主要涉及碳卖家(项目业主,核证减排量出售方)、碳买家(碳基金、国际金融机构等,核证减排量购买方)和碳减排收入的国家收费管理机构(如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三方。碳金融市场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开发可产生额外排放权的项目的交易,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是全球碳市场,这个市场由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和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两个不同的系统组成。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碳交易的参与度不断深化: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交易的各个环节。

机遇和挑战

中国需要发展碳金融来实现减排的突破。中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最大难点在于企业节能减排技改能力不足、技改成本高昂,建立碳金融市场,为国际买家与中国企业交易搭建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力量参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有利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企业可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利,直接提高节能减排的主动性;同时,建立碳金融市场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国际交易信息,也有助于中国金融业通过碳金融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巨大的碳减排潜力使中国碳市场具可持续发展性,发展碳金融正当其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 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中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

中国的工业基础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为突出,可进行CDM 交易的碳减排项目也最多,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要中国保持非义务减排国的地位,中国的CDM 事业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可以为中国的碳市场源源不断地供给CERs。近两年来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已全球领先,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交易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目前中国的核证减排量的供应量占据全球碳交易市场的50% 。

发达国家与中国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寻找合作项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高耗能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 美元/吨碳以上,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 合作项目,减排成本可降至20 美元/吨碳。

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障碍。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CDM 项目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CDM 项目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中国的,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节能减排项目在企业里一般都是技改项目,它给企业带来的是费用的减少而不是收益的增加,这点对银行来说缺乏吸引力。

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金融机构只能开展对减排项目的贷款融资等业务,碳现货、期货与相关金融衍生品交易等广阔领域仍未被允许开放。另外,节能减排项目要涉及新技术应用,而银行也缺乏管理新技术风险的能力。

中国尚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大量购买后,通过金融机构的二次包装和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并进行交易。

另一方面,目前碳交易市场的主体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碳交易机制体系尚未建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指标出售价格目前仍主要由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制定,这使得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中国商业银行较其他国际性商业银行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是突破口

国内关于碳交易的市场体系仍然接近一片空白,与欧美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中国预见碳金融市场的潜力,北京、天津和上海已成立环境交易所,但国内市场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业务仅限于项目信息介绍服务,且都只是企业行为,主要是基于CDM项目的交易,而非标准化的交易合约,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交易平台。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自然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因此,要想在国际市场获得相应的话语权似乎难上加难。中国的金融业介入不深,对于二级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衍生金融产品开发等领域,中国商业银行仍然涉足更是少之又少。

借助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平台地位,多元化发展碳金融。在未来的几年内,如没有大的政策波动,CDM项目依然是中国在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的主要着力点,除参与CDM 项目的一级交易外,中国还应尝试逐步参与二级市场。

商业银行主要提供的服务包括:向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企业在产生排放权指标后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担保。在二级市场上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角色,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开发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或者为投资者提供新的金融投资工具等等多个领域。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金融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同时日趋成熟的市场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甚至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商业银行关注低碳概念的企业客户,创新信贷业务管理机制的同时,还应控制好碳金融交易风险,确保碳金融业务稳健开展。商业银行首先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好、外部担保强的项目,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探索诸如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转移碳金融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碳金融,动力机制

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推广和碳排放贸易市场的迅速发展, 服务于碳排放贸易的金融业务蕴涵着巨大商机, 涉足碳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我国目前主要参与基于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的碳排放贸易, 因此我国的“碳金融”主要指金融机构在CDM下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 如对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提供中介咨询服务、开发设计碳融资产品和碳排放权理财产品、CDM项目预付款退款保函服务、买方信贷以及结算服务等。

本文将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动力机制的相关理论按照产生的时间及逻辑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理论产生的萌芽阶段、理论深入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成的成熟阶段,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系统梳理来理清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的动力因素, 为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提供理论支持。

一、碳金融动力机制理论的萌芽阶段———低碳经济理论

1. 低碳经济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 该报告将低碳经济定义为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 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全球化背景下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密不可分, 低碳经济, 要求创建一种强制性制裁机制 (如课征相关商品高额关税) 和课征全球统一的环境税来解决该问题。然而在通过征收碳税来解决环境污染尤其是CO2排放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后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大减排机制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更好地解决环境污染尤其是CO2排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稍晚, 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国内学者庄贵阳 (2005) 认为,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看, 低碳经济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三低三高”, 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低碳经济的本质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 通过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创新, 形成长期稳定的引导与激励机制, 促进高效能技术的提高, 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应用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创新, 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构建新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2. 企业视角下的碳金融经济利益。

国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早在低碳经济理论尚未明确提出前就已经开始了, 最初的多位学者在《京都议定书》尚未实施前就做了相关研究。他们指出, 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促使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成本效益。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 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待碳金融带来的经济利益, 并对碳金融的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碳金融的发展在于它能将外部成本内在化, 而利用碳信用这一碳金融业务的特点来获利也是动力因素之一。

通过上述代表学者对于低碳经济定义及内涵的总结不难发现, CDM作为一种灵活的碳减排机制, 其实施项目所要达到的环境与效益双赢的目标正好和低碳经济所要追求的结果一致, 可以说以CDM为代表的碳金融业务是环境金融理论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的实践结果。

二、动力机制理论的发展阶段———环境金融学

1. 环境金融学———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环境金融学的相关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 国外的一些学者开拓性地把环境因素引入金融学中, 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提出了环境金融概念。环境金融概念是Jose Salazar于1998年最先提出来的, 他指出环境金融的本质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创新”。尔后环境金融的外延逐步扩展, 由之前定义的环境创新发展为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

进入21世纪以后, 环境问题对于金融行业的影响愈发突出, 学者们开始将环境金融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加以研究, 先是将其视为环境经济学的一部分, 而后将这一问题细化为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与过程 (Sonia Labatt, 2002) ;之后又进一步将金融业纳入到服务业与环境的理论框架中, 以产业生态学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环境与金融的相关理论 (T.E.Gradel、B.R.Allenby, 2003) 。

2000年以后, 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渐研究环境金融学的相关问题, 相对于国外学者“环境金融”的提法, 国内学术界习惯于用“绿色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绿色金融的内涵,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业在经营活动中要体现的环保理念, 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 通过绿色金融对社会资源发挥引导作用,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2. 银行业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的相关研究。

21世纪初, 环境金融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该阶段国外学者将重点放在了银行业在环境金融中的相关问题, 分析银行业与环保、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银行业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在银行信贷决策影响下企业表现的环保能力的回顾可以看到, 环保理念确实会影响银行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的金融支持 (Andrea B.Coulson, 1999) 。而银行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从最初认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只能增加成本的抗拒态度, 到认为必须关注环境问题给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规避态度, 再到发现环境保护行为中蕴藏的商机的积极态度 (Marcel Jeucken, 2001) 。银行业对于环境保护态度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环境金融理论的发展, Sonia Labatt和Rodney White在2002年的《环境金融》著作中, 广泛探讨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在此基础上指出, 环境金融是研究所有为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而开发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这样的环境金融产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建立在金融市场的合适位置上;二是满足环境风险转移和减少排放物等环境目标。

三、动力机制理论的成熟阶段———碳金融相关理论

1. 碳金融内涵的界定。

碳金融最初被认为是基于以CDM为代表的项目下的资金融通的过程 (世界银行, 2006) , 但是这样的定义过于笼统, 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实际上, 完整地来看待碳金融, 它应该具有三层含义:首先, 它代表了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其次, 它探讨的是与社会碳约束有关的金融财务风险与机会;最后, 这样的过程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工具以转移风险。而且, 作为环境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 碳金融也有着鲜明的特征:第一, 它是一个包括碳配额及其类似产品 (如碳补偿) 这两种新型“商品”的交易市场。第二, 碳金融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一种金融工具, 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长短期的清洁能源资本, “投资”都是碳金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三, 碳金融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评估生产能力的标准, 从而影响其在碳市场上的投资和交易选择。

国内学者对碳金融的定义也做了大量研究, 从最初认为碳金融就是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 大体上是环保项目投融资的代名词, 把碳金融简单地看成对碳物质的买卖 (成万牍, 2008) , 到提出了国内目前比较普遍的界定, 即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 (高建平, 2008) , 再到将碳金融的相关活动具体化, 指出碳金融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担保、咨询服务等金融中介活动。可见, 国内学者对于碳金融的内涵及外延的理解在不断扩展和深入。碳金融这一资金融通的过程更多的体现在“应对”这一含义上, 可以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包含了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 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

2. 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的动力机制研究。

研究者多集中于从经济角度或社会责任角度来看待商业银行参与其中的动力。一方面, 在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和CDM运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蕴含着巨大潜力的结论, 同时强调需要各个地区和企业因地制宜, 积极投身于国际减排贸易, 大力引进资金, 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 通过综合介绍全球碳金融及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状况, 强调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必要性, 并指出应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碳金融之所以受到商业银行青睐, 从经济角度看, 它不仅有利于增加金融企业的有形资产, 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为金融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交易服务机会和不断延伸的金融创新空间, 有助于拓展业务渠道, 促进银行收入的多元化, 这是金融业谋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社会责任角度看, 碳金融有助于增加金融企业的无形资产, 创造品牌效益, 提升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目前针对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缺乏实证研究, 因而在今后研究中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运用相关理论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上。由于以CDM项目为代表的碳金融业务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 相关业务依托的交易市场和所需的相关法规也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中, 因而无论是数据量还是数据的可用性都存在较大的不足。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找到合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另外, 如何从环境层面和宏观层面综合考虑, 系统分析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2011年底德班气候峰会的召开,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看好, 如何在此背景下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碳金融业务, 是值得学者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G.Bumpus, D.M.Liverman.Accumulation by Decar-boniz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Carbon Offsets.Economic Geography, 2008;2

[2].Andrea B.Coulson, Rob Dixon.Environmental risk and management strategy:the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995;13

[3].王卉彤, 陈保启.环境金融:金融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双赢路径.上海金融, 2006;6

[4].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3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5

本报讯昨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下，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行在三亚市共同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吹风会上表示，此份协议是峰会的重要之一。

根据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等五家银行将从多个方面推动合作：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规模，服务金砖国家间贸易投资的变化；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加强金砖国家在资源、高新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的投融资合作；积极开展资本市场的合作，包括发行债券，企业上市；进一步促进行在经济金融形势、项目融资方面的信息交流。该框架协议对深化金融合作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建立更的金融合作体系。

金砖五国签金融合作框架协议—dsc碳金融新闻发布会，陈元透露，金砖国家一直是国开行国际合作业务的重要区域，截至去年底，在国开行的1400多亿美元的对外贷款中，金砖国家的贷款占到380多亿美元，这为服务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释疑

为何首推本币结算？

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五国发展银行的行长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其中提出五国银行间合作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本币结算。这些有助于各行间的金融合作，包括多边本币的融资合作，也是五国合作积极有益的尝试。吴海龙强调，金砖国家开展贸易本币结算，对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是有益的，有利于进一步密切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合作。(责任编辑：admin)

货币体系如何？

讨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是此次会议重要议题之一。

五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了现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支持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稳定可靠基础广泛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同意就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包括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领导人也呼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促进全球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健康发展。

■议题聚焦

从目前来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宜迅速扩大。究其原因，一是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标准没有确定，二是盲目扩大会带来组织协调方面的问题，不利于开展合作。

——南非国际问题专家伊丽莎白·西迪鲁保洛斯

扩张会是一个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过程，新加盟的不仅要在上和经济上具备充分实力，而且还需要得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所有的认同。如果扩容速度太快，反而影响“成色”。

——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马里亚诺·图尔兹

扩容引关注多国愿添“砖”加瓦

中国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透露，此次会晤已讨论过扩容问题

本报讯昨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部长助理、中国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吴海龙表示，当天的会晤中，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发展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发表了三亚宣言。此次会晤凝聚共识，加强协调，深化合作，也促进金砖国家关系发展。(责任编辑：admin)

五国讨论北非局势

吴海龙介绍说，归纳起来此次会议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重要：首先，金砖国家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达成重要共识。金砖国家将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化，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金砖国家愿为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就利比亚问题，西亚北非局

势等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应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避免使用武力，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解决分歧。

其次，加强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重大领域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在大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上，金砖国家支持国际社会稳定实体和金融市场，防止市场的行为。金砖国家还呼吁各方积极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目标，支持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各领导人承诺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加强合作，推动有关国际会议取得积极。

第三，此次峰会深化和扩展了金砖国家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三亚宣言》对金砖国家未来的合作进行了详细规划，决定深化金融、智库、工商界、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提出一系列的合作，探讨了经贸，卫生，等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行性。这些合作将进一步尝试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并拓展和扩大合作的领域。(责任编辑：admin)dsc碳金融新闻发布会专家称不宜急于扩容

对于金砖国家未来是否还有扩容计划时，吴海龙表示，金砖国家扩容确实是各方关心的问题，不少国家愿意加入金砖，说明这个机制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关于是否扩员的问题此次也进行了讨论，认为金砖国家的扩员要通过金砖国家之间协商一致决定。

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认为，当前世界新兴经济体范围正在扩大，随着时间发展，一些国家会觉得自身的很多问题、利益和金砖国家有共同之处，可能也会寻求合作。从长远来看，金砖国家这一的合作机制肯定会有更多新加入。他同时表示，对金砖国家来说，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深化务实合作，而不是急于扩员。“在一段时间内，还是要考虑如何在全球层面和金砖国家间进行务实合作。”

整场视频和中文演讲稿

碳金融市场关乎国家兴衰篇6

“全球变暖导致人类毁灭”曾经显得那样的遥远，但是现在，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候问题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深远的影响，“低碳模式”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秩序。

气候变化扭转世界政经格局

国际谈判上演“三国演义”

联合国于1990年启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前者要求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安全水平，而后者则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表1）。

各国在减排量和时机选择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利益集团：

激进的“欧盟集团”包括所有欧盟国家，由于缺少化石能源，开发替代能源较早，技术领先、减排成本低。除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减排目标外，还单方面提出更苛刻的目标：2020年以前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

举棋不定的“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普遍是碳排放大国，从自身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来看，减排意愿并不迫切，且担心对本国经济产生冲击，因而反对立即采取减排措施。

不承诺减排的“七十七国集团＋中国”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全球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应由发展中国家买单，主张“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复杂的是，同一阵营内的态度也不同，身处“伞形集团”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立场已经动摇，第三阵营中的岛屿国家则对某些“盟友”的“不积极”颇有微词。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子。

哥本哈根会议未成正果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规格很高，85个国家首脑和192个环境部长参加。会议原本期望通过新的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如未达成一致，那么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将没有一个公认的约束文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会遭到重挫。因此，此次会议被喻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雷声大雨点小，与会各国的方案和目标分歧很大（表2）。

除了减排目标存在较大分歧之外，各国对于2050年全球减排量的分担、资金问题（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提供长期援助）、技术支持与监督（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而发达国家要求进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监督）、《京都议定书》延续等核心问题也是争执不下。

欧盟美国谁执牛耳

发达国家普遍对碳减排持积极态度，纷纷把降低碳依赖程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长远战略，极力推进高能效、核能、可再生能源、碳封存技术。

欧盟国家率先签署《京都议定书》确立先发优势，并通过下阶段的减排目标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期望重塑全球金融中心（现有规则下主要以欧元结算），并重新主导全球贸易格局（对国际贸易征收碳税等），也重新成为全球技术输出中心（事实上很多欧盟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口低碳技术）。

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通过奥巴马的“绿色新政”提出不同的减排方案，其争夺全球气候谈判新秩序主导权的野心彰显无遗。

市场价格机制促进减排

全世界范围的碳减排是一个复杂的博弈。一种实施思路是采取法规、税收、监管等政府强制性手段，但制度设计将极为复杂；另一种思路是政府制定总体目标，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推动全社会的减排，发挥个体能动性以优化总体利益。缘于第二种思路的碳交易称为“总量限制与交易”机制。

在该机制下，权威部门通过发放（或拍卖）凭证，将碳排放权分配给排放碳的经济个体。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减排效率和成本各不相同，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降低了总体社会成本，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创造了价值。

为了满足减排指标，国家和企业还可以投资于减排项目抵免其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便向后者购买减排指标或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这种双赢的合作促进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兴起。目前，碳排放的交易对象主要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Allowance）和减排信用额（Credit）。

强制性碳减排市场

《京都议定书》允许缔约方在国外实现减排，并计入本国的减排指标。该框架下形成了三种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表3）。

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除了强制性交易机制，还存在公益性或营利性团体代理碳交易和实施碳减排，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市场，称为“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不过，自愿性减排不必像《京都议定书》那样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这就导致缺乏透明度，减排效果的计算方法和价格难以规范，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鉴于此，一些标准被陆续开发出来，例如CDM和JI的黄金标准、自愿减排项目的黄金标准、自愿碳标准（VCS）等。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气候组织估计2010年该市场会增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排放权价格因子

“物以稀为贵”，碳排放权的价格也取决于市场供需。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于2005年开始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后，凭证价格平稳升至2006年4月的每吨30欧元的峰值；当年5月，一些成员国将会给本国企业极为宽松额度的传闻，使该凭证价格一泻千里，暴跌至每吨10欧元以下，2007年3月跌至每吨1.2欧元，9月更跌至每吨0.1欧元，至此，欧盟不得不大幅收紧交易总额度。

展望未来，碳排放权的价格将依赖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制定的减排目标、各种减排措施和减排技术的成本、气候、宏观经济以及能源价格等多种因素。

碳金融市场迅速膨胀

碳排放权交易催生了“碳金融”市场，这个市场覆盖所有涉及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和类似期权与期货的衍生产品。

2005年，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碳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价值为110亿美元，2008年升至1180亿美元。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未来的碳交易甚至可能超过石油市场。

碳交易定价权争夺激烈

碳市场竞争焦点是争夺定价权。面对美国的挑战，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仍居全球首位。为此，欧盟先后成立了北方电力、未来电力、欧洲能源等多家交易所。

美国凭借在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综合优势，积极争夺碳交易的控制权。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成立，对六种温室气体减排进行交易；2004年又建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ECX）；2005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达成伙伴关系；2006年成立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2008年1月，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银行信托投资银行Caisse des Dépts合建了Blue Next交易所。

欧美还在碳交易的信用评级、衍生品领域进行拓展，推动组建碳交易评级机构。2008年，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

另外，西方交易所正积极布局中国市场。2008年9月，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天津市政府以及中石油母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6月，Blue Next与北京环境交易所（CBEEX）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国际金融机构强势介入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从最初的主权国家和公共事业向私有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扩展。

金融机构目前主要进行交易中介和直接投资。除配额交易和金融产品设计外，投资银行还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碳交易市场。高盛参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并且将欧洲气候交易所纳入其交易系统。美国银行（BOA）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也是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并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一夜之间，“低碳”成了流行语，在中国尽人皆知。但是，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场没有准备的政治经济战争。

尽管IPCC的报告称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占90%以上，但仍有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阶段性的，太阳黑子才是决定因素，“碳减排”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精心策划的圈套，其真正企图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处于不利位置的仍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科学证据还是政治预谋，毕竟全球政治的博弈趋势已经形成，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模式已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严重依赖、能源消费增长过快以及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碳排放总量仍将快速增长。根据科技部的预测，即便中国采取积极措施，也要2030年以后才能见顶。

中国面临太多的问题。在京津沪成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和武汉、长沙、杭州、昆明等地的类似交易所一样只能围绕二氧化硫排放、节能减排指标等做文章，自主的碳市场还基本为零。由于对国际碳金融规则缺乏研究，难以与全球交易机制对接；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能力不足，国际化不够；再加之还存在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系列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国内短期尚难形成规模化的碳交易市场，碳金融游戏仍被国外主导。身处价值链底层的背后隐藏着巨额的损失。

在后续的国际谈判中，中国将承担更大的国际压力，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消减碳密度40-45%是中国政府的无奈决定。这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也是机遇，只有加速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才能实现目标，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不至过于被动。

翻看硬币的两面，全球气候变化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阻力，也带来机遇。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碳金融市场的机制与规律，完善国内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体系，量化各环节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并大力开发节能减排的新技术。

作者供职于威士曼资本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和ValueOptima Inc.

金融机构参与PPP模式探析篇7

一、中国主权债务的现状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主权资产净值为正值, 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当前结构风险表现为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货币和资产错配。解决结构风险, 根本上要依靠调整经济和金融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是杠杆率不断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债务率=债务/收入”出发, 去杠杆的方法有“分母对策”和“分子对策”两类。“分母对策”是各种扩大GDP规模的方法, 是去杠杆的根本方法, 但短期内难以实现。“分子对策”即化解存量债务、严控新增债务, 是迅速降低债务率的方法, 也是治疗当前偿债高峰“急症”的药方。

二、去杠杆的“分子对策”

1. 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熨平偿债高峰风险。

使用中长期、低成本的债券来置换短期、高息的债务, 有利于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避免集中偿债, 降低债务成本和风险。2015年, 3月12日, 财政部首次确认1万亿的地方债置换额度。6月12日, 财政部再次确认1万亿的地方债置换额度。《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确认总额为3.2万亿的地方债置换额度。

2. 积极推广PPP模式, 鼓励金融机构参与。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是政府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公共事业或服务行业建设的一种模式。2014年开始,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两部委的积极推动下, PPP的各项规章制度、法律框架、示范项目库等, 例如财政补贴和预算制度、特许经营权立法等, 正在迅速建立和完善。PPP模式有利于引进社会资本, 减轻财政负担,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来PPP将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模式之一, 也将成为金融机构重要的贷款投资方向。

三、金融机构参与PPP的主要类型

1. 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PPP项目最主要的资金供应方。

商业银行在“城投债”时期依托政府兜底偿债承诺发放了大量贷款, 积累了丰富的项目投资经验, 在当前变革下, 需要转换行为模式, 从过去注重政府客户到注重PPP项目公司, 从重点考察政府财力和信用到考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身的利润和偿债能力、风险分担, 做好尽职调查, 选择优质的合作伙伴和项目等。银行通过各种增信担保措施, 根据项目风险差异化定价, 提供长期限的债务融资。

2. 保险机构。

PPP项目具有期限长, 中低利润回报, 稳定收益的特点, 与保险资金长期稳定、资金规模大、低风险的特点相契合, 二者有效结合能够成为PPP项目融资的重要来源, 同时保险公司能够为PPP项目的合同履约风险和建设运营风险承保, 可以促进风险的合理分担。

3. PPP基金资管。

PPP产业基金的管理机制主要由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监控委员会、托管银行等组成, 负责基金项目的筛选、审核和基金拨付等业务。PPP基金适合与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稳定性资金构成投资组合, 同时也适合与承包商、运营商等组成投资联合体, 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

4. 其他金融机构。

其他金融机构, 例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参与PPP模式的发展较为缓慢。城投平台公司剥离政府信用对信托公司发行的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主的政信类产品打击巨大, 其发行规模急剧下跌, 并且信托资金成本高、期限短, 并非是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来源。证券公司可以通过项目收益债、资产证券化、投行业务等参与PPP模式。

四、金融机构参与PPP的主要方式

1. 项目收益债券。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7月29日颁发的《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办财金[2015]2010号) 规定:项目收益债券指的是一种企业债券, 其债券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用于特定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债券的本息偿还资金全部或主要部分来源于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债券可以公开招标发行, 也可以面向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与一般企业债不同的是, 项目收益债放宽了在非公开发行下对发行债券主体的严格要求, 例如企业成立年限、平均利润等, 使新建项目公司或SPV发债成为可能;项目收益债是以项目运营收益作为偿债来源, 一般企业债是以企业现金流作为偿债来源。

项目收益债要求设置严格的账户管理机制、差额补偿机制以及外部担保。设置债券募集资金专户、项目收入归集专户、偿债基金专户, 分别存放项目收益债券的募集资金、项目收入资金和项目收益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差额补偿人负责补足偿债资金专户余额与应付本期债券本息的差额;外部担保人承担债务的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通过以上增信措施来降低投资风险, 项目收益债券有利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2. 资产证券化 (ABS) 。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原本信用等级较低、缺乏流动性但预期可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 增信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高级别证券的过程。PPP资产证券化是以特许经营权或项目预期未来的收益权作为保证的融资方式。

通过政府付费或补贴方式收回投资的PPP项目, 具有稳定的现金流;通过用户付费方式收回投资的PPP项目, 其用户面广, 需求弹性小, 使用价格稳定, 现金流可以预测。PPP资产证券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SPV) , 拥有项目资产所有权, 不涉及项目运营与管理, 操作相对简单, 能够有效降低融资风险和成本, 盘活项目存量资产, 解决融资难题。银行通过购买PPP资产证券化产品, 参与PPP资产证券化, 可以调节银行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期限, 降低投资风险。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规模比较小, 仅占债券市场的1%,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3. PPP产业基金。

由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提出, 鼓励设立产业基金等形式入股, 提供特许经营项目资本金。地方政府部门探索与金融机构设立PPP产业引导基金, 通过财政补助、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项目的建设与运营。PPP产业基金拥有多种形式, 例如:PPP融资支持基金的设立, 主要是通过前期开发资金的垫付、委托贷款、担保等方式, 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引导项目入库, 提高项目可融资性。传统的信贷模式倾向于投资高利润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通过高中低利润项目打捆设立产业基金, 有利于解决中低利润的PPP项目融资困难的问题。

四、金融机构参与PPP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金结构期限错配。PPP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 一般为20-30年, 与我国大多数金融机构资金期限不匹配。例如, 商业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存款, 而储蓄存款的平均期限较短。商业银行用大量的短期流量资金来持续地填补长期资金的投入, 加大了资金结构期限错配的风险。信托资金一般需要3-5年赎回, 无法支持PPP项目长期资金的需要。

2.风险评估难度增加。传统项目投融资模式下, 地方财政对城投平台公司项目债务兜底, 并且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抵押担保, 银行对项目贷款投资的主要客户是政府, 只需要“盯紧地方政府”, 评估政府的财政能力。在城投平台公司去政府信用, 剥离政府融资功能的背景下, 银行参与PPP的主要客户成为项目公司, 需要对于不同项目、不同层次参与企业的资产质量、现金流状况、项目运营能力等进行详细评估。然而目前PPP项目由于差异大、参与主体复杂并未形成有效的风险控制模式, 评估体系和机制尚未建立, 这对于银行重新设计风险评估体系增加了风险和评估难度。

3.资产证券化两大格局分立。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格局。一是由央行和银监会为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人为受银监会监管的商业银行和租赁公司, 其指定的特殊目的公司 (SPV) 为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发行场所是银行间市场。二是由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人为受证监会监管的一般工商企业, 其指定的特殊目的公司 (SPV) 为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的专项计划, 发行场所为上交所和深交所。由两大监管机构主导的两大分立格局, 从而产生两大分立的业务结构和业务流程, 增加了PPP资产证券化的难度。

4.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PPP模式的推广尚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迅速推出了各方面政策, 但基本上是规章办法居多, 法律效力较低, 缺乏PPP方面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应地, 金融机构进入PPP模式可依据的法律条款严重缺乏, 例如与资产证券化密切相关的, 特殊目的公司 (SPV) 的法律地位、税收会计政策等存在不确定性, 制约着PPP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五、结论及建议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PPP模式, 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方面配套管理制度亟待完善, 金融产品的设计需要较长时间, 探索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和多样化金融模式参与PPP合作之路尚远。结合PPP项目稳定性、长期性和安全性的特点, 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资金、PPP产业基金资管等, 通过参与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PPP产业基金等方式, 参与PPP模式的项目投融资活动。建议吸引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和丰富多种金融方式, 扩大PPP融资来源:一是加快商业银行改革, 完善风险评估评价机制;二是加快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长期稳定性资金的“快速入场”、延长基金期限;三是融合两大资产证券化格局, 推进PPP资产证券化;四是完善PPP立法, 健全金融机构参与PPP模式的相关法律制度等。

未来PPP模式取代城投平台成为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模式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多种金融机构通过多样化方式参与PPP模式有利于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的多方共赢和合作关系的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令 (第25号)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4.25.

[2]李扬, 张晓晶, 常欣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7.

碳金融篇8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02)、甲烷(CH。)、氧化亚氮(N20)、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的排放量都要进行控制和削减。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

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l)。以CDM为例,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从经济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交易总额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60倍。交易量也由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专家预计,碳交易不久可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以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例,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被称为“欧盟排碳配额(EUA)”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出售”套利。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配额。

除了这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欧洲气候交易所还于2005·年4月推出了与欧盟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9月,与核证减排量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交易产品的丰富使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成交额与成交量逐年稳步攀升。2005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7亿吨,价值50亿欧元;2006年交易量攀升至8亿吨,交易额突破100亿欧元;2007年15亿吨,成交额接近200亿欧元。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的商业机会。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2010年,专门投资于碳资产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上百只,规模超过上百亿欧元。尽管如此,项目供应量仍然无法满足形形色色的投资需求,仅仅只有半数募集的资金实现了投资。

中国“碳金融”市场蕴藏巨大商机。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会降低很多。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9

《京都协议》签订了三方机制, 这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了节能减排的项目, 继而形成了“京都碳市场”。在碳交易市场逐渐发展壮大的情况下, 环境问题和金融问题被联系在了一起, 形成了金融市场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碳金融市场。

在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后, 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已经逐步发展成熟, 目前的交易体系包括碳交易平台、交易产品和机制, 交易平台等。中国的碳金融市场主要以C D M项目为主, 该市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 目前已经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交易所等。就目前的中国碳交易相关项目的数量而言, 已经逐步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国家, 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资源碳交易买房则主要以国外的企业为主。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则比较曲折。在1978年到1993年期间, 中国的农村金融仍处于复苏阶段, 进入1994年后开始了初次的增量式改革, 1997年则开始进入存量式改革, 这个阶段的发展一直延续到2006年末。存量式的改革主要在进行农村合作社和基金会的整顿清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开始对金融风险进行高度注意, 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风险较大, 故而成为了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点监察对象, 1997年开始对农村信用社的全面整顿正式开始, 在政策趋紧的前提下, 农村信用社的自身矛盾和外界矛盾全面显现, 各地都开始废除这种金融合作社的形式。

中国的农村金融在实际的发展中确实也存在着上述的种种问题, 自然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成为了金融范畴讨论的热点问题。由碳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综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况, 是否能够存在一种两者间的相互联系, 利用某些金融工具将其联系起来, 同时解决这两个市场存在的问题呢?这就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同时也是可能的创新点。利用两个市场的交互性关系, 通过金融产品的联系, 同时解决这两个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这是十分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的。

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主要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接着集中分析碳金融市场的现状。最后, 利用两个市场在进一步发展需求方面的互补性, 通过设计金融产品的方式将两个市场联系在一起, 期望能够从双方面来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本文最后一个部分将针对前几个部分的分析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情况

通过导论中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分析可知, 我国的农村金融存在其发展问题, 无论是从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或是从其现在发展所遇到的瓶颈分析, 都能够得出其发展确实面临着挑战, 而我国农村的具体发展情况则将在本章中进行详细叙述。

(一) 农村金融市场特点

首先, 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中, 中等收入的农户占有其人口的大多数, 而中等收入或者一般的农户的信贷需求下降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数据中可以发现, 家庭收入与农户的借贷需求和借款获得率都是成U型关系, 即农户的借款需求和借款过的率都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下降后增加, 中等收入农户的信贷需求则比较低。

其次是农村金融浅话问题。中国农村金融正陷入了低水平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这个状态又被称为与“金融深化” (Financial D eeping) 相反的“金融浅化” (Financial Shallow ing)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数据计算1998—2009年中国中村金融的深化程度, 以农村金融市场贷款余额占农村G D 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余额定义为农业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之和, 农村G D P则是以当年农村G D P占全国的比重乘以当年全国G D P来计算。经过计算, 得到了历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从1998年至2009年间, 虽然经历了许多起伏, 但是中国的农村金融的深化程度总体仍然在不停的下降, 1998年上有24.10%的水平, 而到了2008年则已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8.10%, 呈现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不断浅化的特点。

(二) 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

首先, 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畸形制度。中国的农业银行仍然以利益为主要目标, 中国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 经营的目标与其他商业银行相同, 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农村金融的产权问题使得中国农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这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 从而使得效益低下。这种先天性的劣势使得其无法在经济条件薄弱的农村金融环境下生存, 其业务的开展也是难上加难。农村的商业银行对国家的政策扶持比较依赖, 在农村金融环境下, 其业务只能针对农产品的采购和储备等单一发展, 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2005年开始, 我国为了使资金能够流向农村商业银行等的发展不全的农村金融机构, 建立了村镇银行和农村小额信贷公司等机构帮助其金融系统的发展, 但由于先天条件不足, 这些机构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

其次是农村的金融和制度环境都收到严重制约。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金融市场发展完善的必备条件, 但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并不足以支撑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在改革初期的基本结构, 而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适应时代的新发展, 这都使得农村的金融环境和金融体系得不到正确的发展。一方面, 我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但与之相对的是农村的金融市场受到了约束和管制,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迟迟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 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各地农产品均存在各种程度的滞销现象。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中正规机构太少, 并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 而其制度安排也与国家的扶持政策不尽相符,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则会在政策上受到约束。

最后是农村金融市场缺创新性。在上一个小节中我们提到, 农村金融的需求量不足, 而造成其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的农户占多, 而他们对外在的资本扩大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而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则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气氛国语沉闷。我们都知道, 衡量一个金融市场的完善度和功能如何,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就在于这个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如何, 而农村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之一则在于其交易气氛沉闷, 交易活跃度远远不够。进而, 直接造成的最严重的结果就是, 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最基本的创新力。

三、中国碳金融发展情况

第二章详细叙述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 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种种挑战, 并且得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已经亟待进一步创新化这个结论。而在本章中, 则将详细地对碳金融的背景以及发展现状进行叙述。

(一) 碳金融的发展背景

在过去, 许多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方法都是强制和命令形式的, 这使得人们总是被动的接受而没有发挥其主动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碳金融市场应运而生, 它利用了金融体系机制来解决能源环境问题, 不但将经济问题与能源问题很好的结合了起来, 更是将市场机制发挥得恰到好处。为了更有效地降低减排成本, 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 欧盟提出建立统一的欧洲碳市场, 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碳排放交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展碳金融也有助于我国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有利于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建立碳金融体系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想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 碳交易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 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都将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因为碳排放早已成为一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质检进行责任转移的资产。

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是谈金融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历史证明仅有清洁生产机制 (C D M) 不能满足环境抱回和可持续发展要求, 还需发展和建立更广泛的碳财税体系和碳金融体系。碳财税体系, 摆阔有关降低碳排放的财政支持政策和包括碳税在内的能源税的设计与征收;碳金融体系主要包括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排放权交易、碳期权期货等围绕碳排放权的衍生金融产品。理论界一直对这两种政策工具体系的优劣存在争论。这两种政策工具体系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协调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二) 国内碳金融发展状况

2012年, 我国在联合国EB组织注册的C D M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预计为15~20亿吨, 以最近7美元/吨的市场平均价格来计算,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波动并假设这些减排指标在碳市场上直接出售给最终买家, 那么这些C D M项目将为我国带来105~14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提供了巨量初级廉价C ER供发达国家、金融中介和投机机构不断倒买倒卖获取高额收益, 自身却处在市场和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缺乏定价权, 在期货交易中经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风险被严重低估,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我国碳交易市场陷入难以突破的困境。

我国碳排放量巨大, 为碳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也被看作是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但目前我国C D M项目建设刚刚起步, 金融业介入不深, 碳资本利用效率不高, 不仅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制度、交易法规以及碳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务的支出。我国本来应该是国际碳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参与者,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碳交易议价能力弱, 没有定价权, 我国仍处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链的低端。

四、我国碳金融与农村金融的交互性

由前两章的分析可知, 我国农村金融亟待创新化而碳金融则亟待本土化, 而碳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以及农村金融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 是否能够从这两大金融市场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各自发展的需求入手分析, 通过交互研究的方式得到解决其分别面临的挑战, 如果可以, 又要通过何种方式将其交互在一起, 则是本章的研究重点。

(一) 碳金融与农村金融交互的必要性

由第二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及其滞后, 存在金融需求不足, 制度发展畸形, 缺乏创新性等特点。主要问题应该归结于授信不足。而第三章, 我们集中介绍了碳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我们知道, 全球碳金融的发展基本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交易上, 由于中国在2012年之前实行的并不是强制性的排放要求, 而发达国家通常被分配到的碳排放量相较其工业需要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中国通常充当的是谈排放权的卖方, 从而使得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可以被引进中国。

由此不难想到,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碳减排的问题, 莫过于真正的减少其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而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应该在于森林抵扣问题。从碳交易的第三中方式来看, 碳排放权买卖和集团调剂只是权宜之计, 无法实现总排放量的减少, 碳排放权的卖家通常为发展中国家, 交易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通融资金, 而作为碳排放权买家的发达国家则可以在彼此之间相互调剂碳排放权, 但最终排入到大气中的碳总量实际上并未减少。森林抵扣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总量的根本, 是通过增加森林的总覆盖量, 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过多的二氧化碳, 实现新的平衡。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其森林覆盖率, 人均森林面积以及人均森林蓄积均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并且差距明显。当森林覆盖率提高时, 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会随之提高, 这种配置效率的问题应该属于农村金融范畴, 因为其载体是农业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上一段的分析中, 森林的覆盖率问题同时也可以属于碳金融的范畴, 因为森林的覆盖率增加, 也是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碳金融的发展, 并且森林覆盖率作为碳资源的构成, 也是碳金融的授信对象。故而, 在此二者之间建立链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 碳金融与农村金融建立互动机制的途径

在农村金融中引入碳金融的概念, 通过碳交易吸引国外的资金注入, 从而创新农村的资金授信形式和业务类。

1. 设计农业碳类的金融产品。

自《京都协议》生效以来, 森林类的固碳项目和碳信用贸易都增加较快, 可见, 森林碳市场的投资已经逐步发展成碳金融的本源业务。2005年, 我国先后与荷兰、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等过签署了C D/V I协议, 从这几个国家先后购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额度, 严格遵守着《京都协议》的承诺。同时, 我国也同步跟进发展碳汇林业, 通过各种项目推进林业的相关发展。在我国农村投融资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农业碳债券的发型有利于减缓该现象并且能够进一步创新农村的金融形势。在历史上, 欧美资本市场和巴西等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债券大部分是由政府和农村企业进行发行的, 其要求是投资方必须为环境友好型企业, 环境友好主要可以通过节水和节能等方面体现。一般的农业债券发展期限较长, 通常在15年到30年之间, 在最初的阶段, 主要选择了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 在交易主体和产品逐年增加的前提下, 已经逐步过渡到场内交易。

2. 探索农村碳衍生品。

我国的农村碳减排资源潜力非常巨大, 这源于我国的丰富碳储量, 因而设计相关的碳金融衍生品也是实现我国农村碳金融市场的手段之一, 这种设计的前提是符合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但我国仍然缺乏碳交易的成熟交易平台, 相关制度也并未出台, 这都使得我国的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推行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无法否认, 在我国这种碳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的前提下, 着重发农村碳衍生品是可实现的金融创新手段之一。

3. 侧重绿色信贷的碳金融。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使得我国国民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 但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都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和食品的安全问题。因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发展主题, 也是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因此我国的碳金融发展应当注重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 除了考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之外, 更多的是需要从国际市场中吸取技术经验, 融合潜在的环境成本。从我国的产业链来看, 银行体系对比其他信贷机构而言, 发展相对完善, 因此银行应当成为主体, 发展以我国国情为基础的绿色信贷。结合环保和持续生产的理念, 设计出不同期限结构的农村绿色金融信贷产品, 为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的基础建设努力。

五、结论与启示

前四章已经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碳金融的发展具体状况, 同时也探究了其进行交互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交互研究。本章将在总结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结论以及相应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别分析农村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 集中分析了这两大市场在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分析其共同点得到其交互性的必要性, 并且得出如何通过金融手段, 包括金融产品的设计, 侧重绿色信贷等, 来将碳金融更好的本土化, 解决碳金融在中国发展缓慢并且严重滞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问题, 同时也能更好的创新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 为农村企业开辟新的资金渠道, 解决其授信不足的问题。

针对以上结论, 本文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所有金融体系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 而纵观我过碳金融的发展, 其相关的金融法规仍然较少, 其表现在没有明确界定参与主体的权利和相关义务, 从而严重影响了该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而农村金融制度的更是使得农村金融组织结构模糊不清, 此种情况之下, 由政府引导的制度变迁更能够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解决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 明确经济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帮助解决碳金融和农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

其次, 加强宣传推广力度。由于碳金融在中国还属于新兴的金融市场, 低碳这个概念也并不普及, 而作为以低碳减排为最终目的的金融工具, 这个市场还并为能扎根于中国。同时, 农村金融作为相对于其他金融市场而言相对滞后的市场, 其宣传力度更是远远落后与其他金融市场, 因此欲达到两个市场的交互性, 使得更多的人关注并且投入到由这种交互性开发出的金融工具之中,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并且愿意进入到这个市场之中, 其中首要需要做的就是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 迅速培养出在碳金融。农村金融以及其交互性的金融产品的设计上相关的技术型和咨询型人才。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

最后, 建立完善的碳金融、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我国目前建立了背景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纵观整个碳金融体系, 其不论主体参与或是交易方式都仍然并不完善。农村金融自从改革之后, 大部分金融机构撤出农村, 并且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也十分堵塞, 这时, 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使得市场参与者的层级结构, 市场中的资金流动以及融资渠道获得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发展碳金融以及农村金融时应当特别注意体系的完善。

摘要：自《京都协议书》颁布以来, 世界各国已经越来越关注碳金融的发展,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逐渐发展的状况下, 中国的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从法律法规的完善状况, 还是从碳金融市场本身的功能完善上, 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都亟待本土化。研究显示, 农业许多产品中, 都存在低碳问题, 特别是森林覆盖率这一问题。而碳金融市场的亟待本土化与农村金融市场的亟待创新化, 正好使得这两个市场在需求上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 不难想到, 能否通过金融产品的设计使得这两个市场交互在一起, 从而同时解决这两大金融市场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由碳金融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面临的问题入手分析, 得出其发展情况之后再分析这两大市场存在交互性的必要性。通过文章的分析, 得出可以通过设计农业碳类金融产品 (包括森林碳交易品和发行农业碳债券) 、侧重绿色信贷的碳金融、以及探索农村碳衍生品等方式, 将碳金融以及农村金融交互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得出碳金融与农村金融在中国确实存在交互研究的必要性的结论, 碳金融可以帮助农村金融进一步创新化, 而农村金融也可以帮助碳金融进一步本土化。

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篇10

2007年以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跨国并购步伐明显放缓,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情况却相反。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许多国外知名金融机构的估值大幅下降, 为国内金融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国内一些金融企业纷纷相继参与海外并购。但是, 海外并购后面对的财务、法律、文化等等风险, 再加上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带来的重重阴影, 国内金融企业要在并购后创造财富并非容易。关注参与海外并购的国内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尤为重要, 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的风险意识, 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后来者带来一些警示作用, 这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二、海外并购的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海外并购活动可以提高并购各方的经营效率, 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和福利。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能够给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 而且对于交易的参与者来说无疑能提高各自的效率。这种效率主要体现在并购后产生的协调效应上。所谓协同效应是只两个企业并购后, 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 其产出比原先两个企业产出之和还要大的情形, 如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等。

分析我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 海外并购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表现。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经济区域化以及企业跨国化是促进海外并购的重要外部因素。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银行的并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对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调研与访谈数据, 得出三条重要的原因:首先是优化配置过剩资金。随着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的不断下调, 银行的过剩资金有增无减, 金融危机为我国金融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走向世界金融舞台提供了平台。其次是随着中国各行业的公司在海外市场变得日益活跃, 中资银行自然希望继续和这些投资新市场的中国企业合作, 跟随客户进军海外并成为全球机构。最后中国贸易部门和银行监管机构是银行进行国际扩张的有力支持者。

在我们为中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举措喝彩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并购并不会一帆风顺, 企业并购后的业绩表现值得我们关注。是否并购后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业绩表现更好, 又或者并购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这需要接下来的实证分析。

三、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因为本文研究的背景在金融危机下的银行海外并购, 并且为了能够比较并购前后的业绩, 所以选择2008年发生海外并购的国内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经过查找相关资料, 最后确定样本量为3家银行, 研究其并购当年、并购后1年的绩效与并购前1年绩效的差异。样本介绍如下:2008年3月, 中国工商银行支付约366.7亿南非兰特 (折合约54.6亿美元) 的对价, 收购南非标准银行集团20%的股权, 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2008年9月, 招商银行以193亿港元的现金总额收购永隆银行约53%的股权;2008年4月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4.9%的股份, 金额约为9500万美元。

(二) 指标选取

1.盈利能力。

本文的盈利能力指标选取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2.偿债能力。

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强弱是判断公司经营好坏的标准之一。与上市公司有利益关联的企业或个人, 都很关注该企业的偿债能力, 因为如果这个能力弱或很低, 上市公司可能会突然因资金周转不畅而出现预料之外的破产。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作为偿债能力指标。资产负债率越高, 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 偿债风险越大。

3.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指标反映出并购后的管理效率是否得以提高, 管理效率提高带动赢利能力随之提高。本文选取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营运能力指标, 该比率提高, 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强。

4.成长能力。

对上市公司管理者来说, 不仅追求并购的短期效应, 更注重企业的持续经营与发展。本文选取净利润增长率作为成长能力指标。

5.股本扩张能力。

从长期发展来看, 企业都希望扩大规模, 因此, 此项能力能够预见上市公司进一步增发股票能力的强弱及扩张的潜力, 要想持续发展需要增强这个能力。本文选取每股净资产作为衡量股本扩张能力的指标。

6.现金获取能力。

企业的利润高低只是账面的数字, 对企业来说, 利润中企业真正可用的部分还要看现金流量情况, 这类指标更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盈余现金保障倍数作为衡量现金获取能力的指标。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应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研究海外并购对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业绩影响。为了让不同年度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文章将所选的指标数据, 以样本公司股本总数为权重, 对并购当年、并购后1年与并购前1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 然后分别比较3年中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股本扩张能力和现金获取能力几类指标并购前后的变化, 以此来说明海外并购给我国金融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分析

关于以上指标的并购前1年、并购当年、并购后1年的有关描述性分析结果见下表。

从描述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海外并购使我国金融企业盈利能力在并购当年轻微上升, 但并购后1年有小幅降低, 总体变化不明显。2.偿债能力在并购后有轻微下降, 而且资产负债率不管并购前后都一直处在接近1的临近水平, 企业的偿债能力存在极大风险。3.总资产周转率在并购当年有所上升, 但随之又有降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并购对我国金融企业原有资产的周转速度造成一定的影响。4.从净利润增长率并购前后下降幅度剧烈来看, 并购后企业的成长能力明显低于并购前的成长能力, 这可能是由于海外并购涉及的金额巨大, 再加上全球金融行业的不景气的外部原因, 限制了财富的增长。5.股本扩张能力在并购后有所提高, 也说明了我国金融企业利用海外并购加快扩张的决心。6.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在并购后有下跌趋势, 虽然下跌幅度不大, 但是仍需要引起重视。现金获取能力的下跌表明企业的营利能力降低, 企业未来可用的现金减少, 利润质量表现不乐观,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论及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 并购后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业绩比并购前的业绩有所下降, 尤其是成长能力有大幅下跌。虽然本文的样本量很少, 加上研究年限的限制, 影响了研究的精确性。但是, 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企业在海外并购上需要学习和重视的地方还很多。为了实现通过海外并购提升我国金融企业的绩效, 笔者认为在海外并购时, 我国金融企业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慎重选择并购对象, 循序渐进实施并购战略。

众多的海外并购案比如中国投资公司对百仕通、国家开发银行对巴克莱股权的收购,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并购对象如果选择不好, 会直接导致并购的失败。海外并购最重要的是符合业务发展的需要, 能为自身带来核心竞争力。因此, 作为来自中国这样新兴市场的金融企业, 进行海外并购时要从小目标着手, 即收购大公司的小股份或者收购小公司的大股份, 要循序渐进, 不能一蹴而就。另外, 在收购过程中只有对目标企业做好充分的调查才能更精准的估价, 不至于造成估价过高的情况。比如招商银行收购永隆, 很多业内人士都指出其收购价格过高,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招商银行在此前缺乏相关调查经验。而且还应该看到, 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大幅下挫的形势下, 中国金融机构近期的海外投资并购都面临着相当程度的估值损失风险。通过海外并购案例的股价表现来看, 大部分上市公司并购后股价都有不同层次的大幅下跌。对此问题, 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内金融企业必须判断资本市场波动是短期临时性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改变。如果是短期临时性波动, 对目标公司的估值影响不大, 如果是长期趋势性改变, 则需要考虑是否调整对目标公司的估值。在当前的条件下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金融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 做到谨慎、稳妥, 尽可能地规避海外并购投资中的潜在风险。

2. 根据自身财务状况, 慎重选择并购时机, 不操之过急。

自身财务状况的安全及资金实力雄厚是进行海外并购的前提条件。金融危机的阴云还未散去, 贸然并购将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我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首先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 根据自身财务状况, 慎重选择并购时机, 不操之过急。必须承认, 在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形成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 国内企业并购能以更少的人民币购买海外资产, 降低企业收购成本。因此, 以联想并购IBM电脑业务为例, 计划在2004年6月底就向IBM支付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股票的联想显然操之过急了。

3. 加强并购后的整合, 发挥双方的核心竞争力。

毋庸置疑, 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整合是并购过程中最难跨越的障碍。整合包括战略、文化、人员和管理等方面的整合。这不仅涉及到两个不同金融企业间网络和技术衔接的困难, 而且还需要弥合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但是, 如果金融企业在这些方面透支过大, 势必导致资源的内耗并最终影响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如果一旦并购整合失败, 金融企业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 并购完成并不代表海外扩张的最终实现, 只有把人员、业务、企业文化等资源有效整合, 才能在不断发展中完成并购的任务, 最终实现1+1>2的经济效率。

综上所述, 当前中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既不能错失良机, 也不能盲目冒进。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让欧美许多企业处于财务困境中, 而中国的金融企业却一枝独秀, 拥有充裕的资本。中国的金融企业可抓住这个机遇, 借助其雄厚的资金优势实施有价值的并购。但是海外并购的最终成效不是唾手可得的。对于中国金融企业来说, 当务之急是从自身发展角度去思考和实施海外并购, 权衡利弊, 绝不能随波逐流, 陷于盲目的并购误区中。

参考文献

[1]刘月“海外并购动因及绩效分析”《对外经贸财会》2006年第7期

[2]胡燕“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现状探析”《金融管理》2009年1月

论我国的碳金融发展篇11

【关键词】碳金融发展经济体系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financial concept deeply rooted among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w-carbon financial system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carbon emissions， China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is crucial for China's econom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bon finance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perio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the relative lack of phase， combined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bon financ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main topic of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arbon finance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road Finally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 carbon finance development economies

引言

當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气体排放量呈日益增长的趋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例如：冰川融化，海水上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大气环境受到污染，臭氧层被进一步侵蚀。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采，含碳气体的过量排放所造成。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金融体系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并且世界各国也为低碳金融体系框架的构建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1992年5月，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最终目标确定为“通过构建低碳金融体系，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水平上”。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世界各国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为2012年后如何进一步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规划。2011年11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加强对全世界人类经济活动碳排放量的监测与控制，将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真正纳入到了实际行动中[1]。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如何顺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我国自身具体国情，构建一套完整的碳金融体系对于我国经济的长远、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就该问题，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碳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随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我国碳金融经济体系的构建提供些许借鉴。

1. 碳金融的概念

对于碳金融，世界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标准。然而，对发展碳金融经济的的最终目标，国际上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即通过控制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含碳气体排放量，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目标的观点，笔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将碳金融的概念定义为：为减少含碳气体排放量而制定的金融政策或进行的金融交易活动。碳金融所涉及到的金融领域都应将减少含碳气体的排放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包括低碳产品的商业流通、低碳项目的开发和融资、低碳金融产业政策的制定等。

2. 我国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碳金融与传统的金融发展有着诸多不同。以金融体系在金融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为例，我国现阶段构建的金融体系只能解决碳金融发展中的清算与支付功能，其他碳金融发展中的必要金融体系条件如：碳交易金融流程构建、资源再分配、碳交易风险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功能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中不具备解决功能[2]。因此，现今我国碳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具体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2.1碳金融产品种类单一

碳金融产品是支撑碳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物质环节。在发达国家，碳金融体系的构建较为成熟，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其碳金融产品种类繁多且已投入及集成化的生产，并被广泛用于民用、军用之中。

例如：为了减少碳气体的排放，英国皇家银行这就专门设计了一款用于检测和显示环境中二氧化碳气体的产品，该款产品可以对室内环境中的碳气体含量进行实时检测并显示数据。为了鼓励顾客购买，皇家银行还特意将这款产品的购买量与客户信贷信誉绑定，将该产品与碳金融信托产品进行直接挂钩，顾客在购买产品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信贷信誉度，可谓一举两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所开发和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就显得十分单一。一方面，大多金融机构的碳金融产品仅仅停留在信贷和资金清算业务上，而针对碳金融所开发的信托产品、信息中介类产品和风险规避类产品则非常欠缺，甚至处于空白地带。另一方面，真正参与碳金融产品开发和推广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企业中，仅有20%推出了碳金融的相关产品。

2.2缺少碳金融专业人才

碳金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历史较短，存在很多需要完善之处。同时，碳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有着众多不同之处，在运作模式、利润计算、资金分配、风险管理及项目开发和审批等流程上都有其特殊之处，然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中，有关碳金融业务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非常缺乏，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产品项目的开发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碳金融发展长期处于止步不前的局面。

碳金融专业人才能够为金融机构制定专业的碳金融发展规划、开发碳金融的特定产品，并为碳金融产品的金融运作提供专业意见，对促进碳金融体系在我国金融领域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2.3欠缺碳金融良性发展的配套政策

为了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碳金融，我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大多具有苛刻的行政强制性，没有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例如：《证券法》第16条规定，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可用近三年的平均可分配利润支付一年的公司债券利息[3]。然而短期内，现有的企业却很难达到这一要求，在目前的金融政策体制下，低碳企业发行债券，其成本会高于项目长期贷款的利率水平，导致企业处于亏本运营，因此没有给低碳企业的良性运营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的税收政策、监管政策也没有体现出对低碳金融企业的倾斜，甚至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

3. 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建议

3.1构建碳金融产品市场，大力开发碳金融产品

积极构建我国的碳金融产品市场，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环境基础。具体来说，可以利用我国现有的金融机构，为碳金融企业开发专门的碳金融产品，通过产品的推广为低碳企业和低碳项目筹措资金，支持低碳企业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也能為我国碳金融产品市场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具体来说，目前比较适合我国的碳金融产品有：碳基金理财产品，可以针对广大普通客户的长线投资需求；信托类碳金融产品，针对具有环保意识和碳金融知识企业设计的产品，可以为提高企业信贷信誉提供帮助。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碳期货和碳期权产品交易，在满足广大投资者套利需求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碳金融的发展。

3.2注重对碳金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碳金融人才对碳金融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中，碳金融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这对我国碳金融的有效发展十分不利。

为了改变上述局面，国家应该下大力气鼓励高等院校培养碳金融的专业技术人才，例如：高校可以开设专门的碳金融类专业，制定专门的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大力开展对碳金融人才的系统培养。同时，各大金融机构应对碳金融专业的毕业生给予就业政策上的倾斜，保证碳金融专业技术人才能够学有所用。

3.3完善碳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

首先，国家应建立起人性化的碳金融发展优惠政策。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鼓励碳金融的发展。例如：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开发碳金融业务。对开展碳金融项目的商业银行给予税收减免或税收政策扶持；同时，可以对银行的CDM项目存款准备金制定适当的减免政策，并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在政府财政中设立专项的碳金融基金，为银行和碳金融企业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

其次，国家应尽快完善碳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为碳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综述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的低碳金融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推动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碳金融在我国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最终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王宇，李季.碳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机制[N].中国经济时报，2008-12-19.

[2] 乔海曙，谭烨，刘小丽.中国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J].金融论坛，2011，（2）：35-41.

[3] 张野.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及前景浅析[J].经济师.2012，（1）：27-28.

作者简介：苏子君（1990-），女，汉族，兰州人，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09级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