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金融机构（精选12篇）
正规金融机构 篇1
在当前国际经济不振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调控主体———政府来讲, 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是外生因素, 很难进行控制, 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则是内生因素, 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因此, 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长期发展都需要自身结构的调整。在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中, 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农村金融又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因此, 只有正确地认识中国当前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 才能最终缓解并解决三农问题, 才能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通过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数理模型分析和博弈模型分析, 找出农村金融发展的症结, 进而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路径,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数理模型分析
假设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用下标F和I, 假设高、低收入者农户各用上标M、N表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i, 贷款者需要对借款者进行必要的监督, 其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 c∈ (0, 1) , 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c0;借款者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获得的效用为R, 付出固定的成本为S, 其还款概率p取决于i和c, 与i成反向关系, 与c成正向关系, p M>p N, 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c1, x 1M>c1N。假设当借款人项目事件失败时, 贷款人将不能追回任何贷款和利息, 此时贷款人的收益将为0;只要借款人的项目事件成功, 贷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项;借款人和贷款人均为风险中立。所以, 当项目事件成功时, 贷款者的收益为i-c, 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项目事件失败时, 贷款者的收益为-c, 借款者的收益为-S。
所以, 贷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
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两者的约束模型可以简化为:
第一, 对于正规金融, 约束机制应该应该变为:
若存在均衡, 必然有:
若要 (5) 成立, 则监督成本cF*和机会成本c0必须较小, 机会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比较小, 收益R和还款概率p必须较大。
1. 利率无管制的情况下。
由于正规金融部门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 一般上都会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以相同的利率提供贷款。
由于p M (i, c) i-c>p N (i, c) i-c, 放贷给高收入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2. 政府管制利率的情况。
假设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正规金融组织的利率为i, 此时借款者足额还款的概率p仅由监督成本决定, 为p (c) , 则公式 (3) 的机制约束问题变为:
说明当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数时有最优解, 且在均衡点处。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 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况, 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监督成本收益也较低, 即p′ (c) 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时, 利率往往较低, 这时将导致, 即模型没有最优解。若成立, 监督成本c必须非常大, 这时, 理性的贷款者将选择放弃任何放贷, 从而解释了当存在较低的利率上限管制和较高的监督成本时, 农村金融需求者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取得贷款的现象。
同理, 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个较高的下限时, 将不能满足的约束条件, 借款者的收益将无法弥补利率成本, 他们将选择放弃贷款。
第二, 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来说, 由于本身基于地缘、人脉关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 其可以以较小的成本甄别不同类型的需求者;同时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 对于不同的借款人, 非正规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 非正规金融组织还可以以较小的监督成本监督借款者的行为, 且较为有效, 即p′ (c) 较大, 能够同时向高、低收入型农户提供贷款。
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 供求约束机制为:
对于低收入农户来说, 供求约束机制为:
假设监督成本、所获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 又p M>p N。因此, 对于非正规金融来说;同理, 而对于低农户来说, 则自愿接受高利率贷款。所以, 非正规金融将对高收入型农户索取较低的利率, 而低收入型农户则自愿接受较高的利率。并基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监督优势, 借贷交易实现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有可能在i*M、i*N两个利率水平上达到分离均衡, 高、低收入型农户均可能从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贷款。
可见, 非正规金融组织能够运用其信息上的优势, 以较小的成本分离高中收入型需求者, 利用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 同时其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扩大了借贷机制有效性的范围。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 当正规金融组织的监督成本较小时, 其可能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借款, 即便非正规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 他们借款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性支出, 即维持生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或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途径, 即使侥幸借到钱, 也没有能力偿还, 可以认为他们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同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押品, 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也接近于0, 他们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违约所得的贷款。
所以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 公式 (3) 可写为:
由于p (i, c) →0, , 即必须满足i>+∞。显然, 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 具有信息优势的非正规金融不会选择向低收入型农户贷款。
综上所述, 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是相互依存的, 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 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
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直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博弈分析讨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或者通过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指出正规金融的不足之处, 从而间接地分析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本文选择后者进行分析。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是通过签订借贷合同方式实现的,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确定贷款利率、贷款要求和还款方式等内容吸引农户贷款以获得贷款收益;同时农户则要决策是否借款。所以,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农村金融机构是否贷款给农户, 农户是否贷款以及是否偿还贷款。本博弈模型以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为两个博弈方, 假设这两个博弈方都是经济人, 即他们都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不会犯理性错误, 并且假设他们都是风险中立者。由于农户具有私人信息造成了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欲借款的农户先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经调查审核通过以后, 金融机构才发放贷款给农户。下面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为B, 农户为F, 农户向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的概率为P1, 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给农户的贷款本金为L, 贷款期限t, 贷款利率i, 按复利计算利息, 则贷款到期还款额为Leit,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为P2;农户最后选择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1, 选择不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2, 农户归还贷款的概率为P3。博弈树 (见图1) :
根据中国农村贷款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情况是农户根据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求 (如贷款期限、利率、抵押品、信用状况等要求) 做出选择“申请”还是“不申请”,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1) 选择“不申请”, 那么双方得益为 (0, 0) , 如果农户以概率P1做出选择“申请”, 则博弈进入子博弈;子博弈阶段由金融机构决定是否贷款, 我们考虑金融机构的选择, 它可以选择“贷款”或者“不贷款”, 如果它以概率 (1-P2) 选择分枝“不贷款”, 那么金融机构和农户最后的得益为 (0, 0) , 博弈结束, 如果金融机构以概率P2做出了选择“贷款”, 我们就进入二级子博弈;这时由农户开始选择, 他也有两个选择“偿还贷款”或者“不偿还贷款”, 如果农户以概率P3偿还贷款, 那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 农户的得益为R1 (R1>0) ,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3) 选择不偿还贷款,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 农户的得益为R2 (R2>R1>0)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得益为:
当E (R) =P1P2Leit (2 P3-1) >0的时候, 即P3>0.5时, 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于50%的时候,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正,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
当E (R) =P1P2Leit (2 P3-1) <0的时候, 即P3<0.5时, 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小于50%的时候,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负,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不发放贷款。
所以,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是否选择发放贷款取决于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小。根据中国农村现实中的情况, 正规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不相适应,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非常严重, 经济发展落后, 农民收入较低, 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户把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当成政府的无偿援助, 同时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不清晰、组织结构不科学、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 都使得农户一旦获得贷款, 相当一部分都会把还贷一拖再拖。
当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需要有抵押品, 但是在中国农村, 住房、土地等对农户价值大的资产因为制度、道德等原因不适合作为抵押品, 就是说农户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相当少。另外, 农村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打官司, 但是因为向农户发放的每笔贷款数额都不大, 几万元或者几千元, 农户又可以到外地居住, 打官司的搜寻成本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诉讼费用都很高, 甚至可能会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Lei t, 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可能会放弃打官司, 从而倒推到博弈的第二阶段,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能就会选择不发放贷款。这在实际中是很常见的, 因为农户的还款率太低, 农村金融机构害怕其贷款成为不良贷款, 于是就提高发放贷款的要求, “惜贷”在农村成为普遍现象。
因此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户之间的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 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 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 这也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三、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的思考
通过上述两个模型分析, 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性导致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 在经济发展中制定出适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 选择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 都是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短期来看, 我们要从制度上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保障, 确立其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合法地位。
非正规金融融资的还款率相当高, 有的甚至能达99%, 这是我们信用社及其他专业银行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民间组织克服农村借贷风险的能力比官办金融机构强, 还款率接近或达到百分之百, 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尤其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真正解决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必须允许非正规金融合法存在和发展, 从法律规范、银行监督、管理登记、风险控制制度等方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进行制度性的保障。
2. 以合会为突破口, 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 带动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
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和非生产性借贷, 农村正规金融无法克服这四大基本问题, 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好地解决了这几个障碍, 所以当前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须以非正规金融制度改革为重中之重。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合会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两种主要组织形式,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因为政府偏好合作性质的金融制度, 所以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初期, 政府重点扶持发展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但是事实证明如果金融监管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 政府还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指手画脚, 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就是民间金融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真正来自于民间、民营的农村金融, 那么合会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它很好地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也不需要抵押物品, 因此它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3. 中期来讲要注重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融合。
在农村的金融领域, 正规部门具有充足的资金, 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 可以服务于大中型的农村企业;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 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服务。农村非正规金融应该和农村正规金融有效的结合起来, 互相补充更好的服务整个农村, 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的建设。具体到连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水平连接, 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借款人先向正规金融申请借款, 得不到满足即转向非式式金融;还有一种就是垂直连接, 非正规金融首先利用其优势提供抵押从正规金融部门借款, 然后再贷给农户和一些小型企业。在水平连接中,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 正规金融在压力下, 肯定会扩大金融服务的数量和品种, 非正规金融也会降低一直被认为是较高的利率, 满足农村的融资需求。更进一步,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条件下, 往往会有足够的信息来比较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经验状况, 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垂直连接中, 正规金融以较低的价格将资金提供给放贷者, 降低自身直接和中小农户打交道时的信息不对称, 同时可以使其获得充裕的资金可以实现资金的规模效益。一般来说, 这两者之间的联接的效果一般是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 正规金融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 降低贷款的风险, 增加资金的供给;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可以改善农户所面临的贷款条件, 增加农户的资金。
4. 从长期角度来看, 我们要借鉴日韩农业发展模式建立农协, 实现农村农业产业和金融机构一体化。
交易成本过高和交易条件恶化是农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条件下, 农业无法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要想保持农业的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发展进行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如温铁军教授所讲在中国两亿多农户、70%以上兼业这样一个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 只有日韩模式才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也可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农业协作组织, 这个组织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经营领域中的综合性合作, 政府要对农民合作放开保险、金融、购销、加工等等相关领域, 并且以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 政府拿资金扶持, 给予免税待遇, 用这些领域中产生的收益来反补农业, 使农民收入达到大致均等的社会平均收入, 这样资金就进入了农业、农村。我们可以把农村信用社纳入农业协作组织中作为其金融机构, 由农协来建立购销渠道, 建立国内外市场, 从事信贷、保险业务, 向农民提供资金, 教育普及农业技术等。只有把金融和农业生产、加工、购销等结合起来, 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各种各样的涉农相关领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才能相对缓解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
正规金融机构 篇2
留学中介机构系指经批准的教育服务性机构通过与国外高等院校、教育部门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与我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有关的中介机构。正规的留学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或教育服务性机构；
(二)有熟悉我国和相关国家自费留学政策并从事过教育服务性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与国外教育机构已建立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四)有必备的资金，能在学生经济利益受损时保障其合法权益，按协议予以赔偿。
出国留学中介机构于特许服务行业。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商公安部进行资格认定。通过资格认定的机构应当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同时到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
通过中介机构办理留学时，应查验其是否具有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书”以及当地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允许其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业务的“营业执照”，并核对其核心资质情况。
人们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中查询到已领取资格认定书的自费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名单。
（附：北京十大正规留学中介机构）
金吉列：比较老牌的留学中介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分支机构，而且都是直营。在业内口碑很不错。
和中留学：老牌留学中介机构，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教育部、公安部特许批准的办理出国留学咨询服务的专业留学中介机构。是国内规模最大，服务最完善的出国服务机构之一。和中留学服务机构源于加拿大，1995年进入中国，是最早在华办理出国业务的机构之一。
澳际留学：是获得国家教育部资格认证的专业办理留学的国内较大的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
启德留学：办理欧洲和亚洲国家比较出色。
嘉华世达：民营公司，美国留学团队成立的比较早。
太傻留学：依托于太傻论坛。
天道留学：定位是美英高端留学。
津桥留学：国内最早做英国留学的中介之一。
学美留学：学美留学上海很专业。
正规金融机构 篇3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结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数量剧增，发展迅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减少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露。但是，其融资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性的难题，正规金融作为我国金融结构的核心，尽管国家一直降低门槛，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非正规金融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其方式灵活，程序简单，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契机。因此分别研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对于正确评价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准确把握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国外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占有不少的市场份额，而且在缩减交易成本、加快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更应该加以重视[1]。国内也不乏有这样的研究，比如胡宗义采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收入效应差异，证明了非正规金融的效果更加显著[2]。本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将深入探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是否也具有不同的效果。
一、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效应分析
正规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等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的资金融通。非正规金融是指在正规金融之外存在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活动，未纳入国家金融管理体系。正规金融主要是商业银行受国家支持和监管，为了防范风险和利润最大化，面向的是大企业集团，因此中小企业在它面前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而非正规金融不同，它一般是处于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外，交易的对手恰恰是不被正规金融所认可的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方式灵活，程序简便，所以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鼓励支持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办法。
中小企业特点是寿命短，80%活不到一年以上，我国中小企业存活率是3.7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是7.4%，这样客观事实无法改变，中小企业不具有规模优势，小微企业自身特点决定的，它本身就有“信用低、规模小、风险大”的特点，而我国的正规金融的典型代表商业银行，它的目标客户定位就是“大企业”“大城市”，显然与中小企业的特点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国家屡屡出台政策降低门槛，但是就如同一个城市降低五星级酒店门槛以期望缓解该城市游客入住问题一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政府近年来确实出台了各种政策，在商业银行增设中小企业贷款部、定向降准等，希望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的是集权制度，由央行到银监会再到商业银行，权限是逐渐减小的，没有权限，处处受制，商业银行在执行央行政策时效应便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政策经过各个部门效用是逐渐减弱的，这就是说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同时银行还采用严格绩效制度和责任制度，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上其实有心无力。
然而，非正规金融是游离于金融法规边缘的，受到的限制就少得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函数来决定自己的贷款对象，盈亏自负。在国外，社区银行就被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很好的解决了融资难问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崛起，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异军突起，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渠道，相信这些非正规金融的崛起，必然会为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契机。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效应并不显著，甚至还会有些微的阻碍作用，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效应十分显著，当然随着规模的扩大效应也是逐渐减弱的。因为中小企业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政府必须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金融生态，才能更好地促进它的发展，而非正规金融就是适合它发展的金融途径，政府应该大力发展。
但是，不得不说，游离于正规金融法规边缘，或多或少也存在很多问题和安全隐患，政府在大力发展非正规金融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监管，设立必要的监管部门，防范交易风险，以维护中小企业和大众的利益。
除此之外，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直接融资比例极低，使得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途径受阻，这显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对于这方面，笔者将会继续进行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Jain S. Symbiosis vs. crowding-out：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59（2）： 419– 444.
正规金融机构 篇4
一、农村借贷市场二元结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20 世纪70 年代就首次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普遍地存在着 “二元结构”的特征。这个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农村借贷市场的 “二元结构”包括了两重含义: 一是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二元对立并存; 二是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元对立并存。
Akrara等在2008 年发表的文章中对巴基斯坦农村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正规信贷机构虽然提供了70% 以上的农户贷款,而非正规金融仍是农户融资的重要渠道。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可以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外在制度是正式的,违反外在制度会遭受权威组织机构的惩罚。而内在制度是内生且非正式的,违反内在制度会收到成员间的非正式惩罚。这个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制结构。农村正规金融是外在制度,有着正式的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有着规范的运作机制和惩罚措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内在制度,组织机构是非正式的,对违约者的惩罚也是内生的、约定俗成的非正式措施。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虽然组织机制和惩罚措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特有的优势。
农村金融市场二元制结构的存在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种归结为政策原因。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实施的利率最高限制和其他政策所导致的。代表学说是金融抑制假说,该假说认为抑制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并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政府对农村实施最高的利率限制,极大地刺激了农村对资金的需求,但人为的低利率也阻碍了农村资金的形成。一方面,农村对资金的过度需求,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不得不采取非利率形式对有限的资金进行信贷配给,造成农村经营主体在申请信贷过程中将面临过高的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大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也刺激了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非正规金融不受利率的限制,虽然昂贵但可以迅速及时地解决农户的资金需求问题,因而在农村也大有市场。第二种归结为成本差异。代表是新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同金融供给主体在筛选、监督和实施合约成本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分割,产生二元金融机构。代表人物Stiglitz and Weiss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引起市场失灵,使得金融资产风险组合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信贷供给远远小于对城市的供给,造成农户信贷的可及性较低。城市发展的高收益性,也对农村剩余资金形成一种虹吸效应,造成大量农村资金流入城市。农村资金加剧外流,一方面,使得农村地区资金缺口更大,农户信贷的可及性更为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更为缓慢,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可及性低也刺激了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短缺的困境。加上农业的弱质性、高风险性、生产的低效性也导致农户贷款违约较高,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实行信贷约束,使得很多农户只能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贷款。这也是农村金融市场存在 “二元性”的原因。
二、农村借贷市场供给主体的构成、形式与运行机制
1. 农村借贷市场供给主体的构成和形式
农村借贷市场供给主体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是指受一般法律约束并接受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监管的金融机构。我国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制性质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形式。
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又称民间金融,非正式金融等。它来自农村市场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非正规金融指受一般法律和商业法律约束但不接受专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的机构。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包括合会、典当行、私人钱庄、钱柜、互助会、民间票据及近年出现的民间担保机构等形式。非正规金融的提供者可以是私人放贷者、跟农户从事互联性交易的商人或企业,也可以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机构,其形式多样。由于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非正规金融为缓解我国农村资金短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成为农村私人借款的主要渠道。〔1〕
正规金融主要是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主导并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而言,正规金融机构相对来说具有较多的专业性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组织结构系统而完善,资金实力雄厚有保障,并具有良好的信用资质。正规金融机构具有借贷程序规范、借贷规模较大、借贷时间长的优势。农村正规金融受国家政策的扶持,虽然可以向农户提供较低的利率,但由于信贷配给,审批繁琐,金融服务效率较低,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率也较低。而非正规金融扎根于民间,是在社会关系基础上发生的借贷关系。非正规金融在组织机构的系统性和完备性上不如正规金融,但由于审核程序简单,操作方便快捷、对农户信息了解迅速准确等优势,在农村具有较大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未获得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受本身的规模限制,非正规金融一般向农户提供零星小额贷款,通常利率也较高。较高的利率成本也会带来较高的经营风险。
2. 农村借贷市场供给主体的运行机制
( 1) 正规金融的运行机制。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而言,没有地缘、人缘或血缘的优势,对借贷人的信息不了解,因而正规金融机构和借贷农户之间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贷款人对借款人的收入状况、资信和还款能力等都不了解,这种信息上的劣势使得正规金融需要对借款农户的财务状况、抵押担保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核,才能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减少资金放贷风险。申请贷款的操作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合同内容也是非常详实并需要提供抵押担保品。合同的执行主要依靠法律的约束。所以,利用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在约束机制方面,正规金融主要通过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组织机构的规范性来保障信贷契约的实施。正规金融良好发展的前提是国家法律对契约执行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保障。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及政府的支持,具有良好的声誉形象,使得农户在同等情况下愿意向其申请借款。正规金融机构在实施农村信贷时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无法全面掌握借贷者的信用、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更无法有效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在此前提条件下,如果实施风险型借贷者可接受的利率水平,则保守型的借贷者被高利率挤出市场,从而银行只能把资金带给高风险的借贷者,增加了借贷的风险。如果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是风险型和保守型借贷者都可接受的利率,则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多的市场需求,只能实施信贷配给。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为了规避风险,正规金融机构只能选择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实行信贷配给,这也造成了正规金融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率较低。
( 2) 非正规金融的运行机制。尽管非正规金融完成借贷的程序是口头的,无抵押担保等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方式,但多数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偿还率往往比正规金融高出很多。原因是非正规金融内部存在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机制为借款者还贷提供了激励。〔2〕
①自我约束机制。农户在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具有自我约束机制。一是熟人社会的自我约束。非正规金融是根植在农村的本乡本土,借贷在宗亲、邻居好友之间进行,相互间高度熟悉,借款者出于未来能否再次获得借款的担心,加上如果违约,其行为会在熟人社会中扩散,形象和信用会大打折扣,因而不会选择恶意拖欠贷款。二是关联性合约的外在约束。非正规金融为了减少违约的风险,也会在借贷合约中把农户的土地、资产和市场交易情况纳入,形成一种形式的担保。这种担保形式,一方面,可以了解农户的还贷能力; 另一方面,对农户违约形成外在约束,降低了违约的不确定性。
②社会约束机制。在非正规金融运行过程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农户的无形资产。农户的借贷行为也会受到社会资本的约束。社会资本降低了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信息不对称,使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大大地减少了逆向选择和违约的道德风险。可以说,在非正规金融借贷市场上,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且社会资本把借贷双方关联在一起,还起到一种互助互帮,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3〕
非正规金融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是可以根据贷款成本实施灵活的利率。二是内生于本乡本壤,先天具有信息灵敏的优势。三是抵押担保形式灵活。既接受熟人担保,又接受农产品、劳动、实物等的抵押。跟正规金融相比也存在两个弊端。一是约束机制是非正式的,主要靠道德、声誉和信任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农户行为,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违约者只会受到道德和伦理的谴责,对放贷者来说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二是非正规金融能提供的借贷金额和范围有限,只能利用在本乡本村的信息优势给该区域的农户提供信贷,超出这个范围,放贷的可能性较小。加上资金规模的有限性,能够给农户提供的资金额度也是有限的,一般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贷款金额较小。
三、农户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交易费用的比较
交易费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交易费用涵盖达成交易的有形和无形费用。市场的交易费用通常被理解为狭义的交易费用,如市场搜索、谈判及履约费用等。阿罗是第一个使用交易费用术语的学者,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 “制度运行的成本”。〔4〕威廉姆森认同阿罗的观点,并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受到三方面的约束: 一是有限的理性; 二是机会主义; 三是资产的特殊性。他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把交易费用分成交易前的信息搜集费用、交易时的议价和决策费用和交易后的监督违约费用三类。〔5〕在本研究中,主要按威廉姆森的概念来理解交易费用并展开分析。农户和金融机构在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别,因而在此只研究农户在借贷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并把农户借贷的交易费用分为信息搜集成本、议价和决策成本、交通和时间成本、利息成本及交易频率等五个方面。
1. 信息搜集成本
在进行交易之前,必须要寻找有意愿进行交易的一方,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搜寻。信息搜寻的费用包括搜集、筛选、使用和评估信息的时间和金钱费用。
农户搜寻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信用等级、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要耗费较高的成本。①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居住相对较分散,造成地理搜寻成本较高。②农户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对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理解能力有限,跟金融机构难以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与互换,这些都加大了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信息的搜集成本。③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设计出非常严格的贷款条件和审核程序来确认农户的信息,这也增加了农户选择金融机构借贷的信息搜集成本。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贷市场中,非正规金融具有先天的信息内化优势,是按照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圈层结构来开展信贷活动的。熟人社会是以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通常在聊天,干活等平常生活中就完成了相互间的信息传递。由于信息的内化,农户对非正规金融放贷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利息情况等信息掌握的较为充分,因而在借贷过程中能够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比较有把握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资金,也极大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以,在非正规金融借贷过程中就大大降低了农户在借贷之前进行的信息搜集、信息获取成本。
2. 谈判和决策成本
谈判和决策成本是交易双方准备签约前对合约条款进行谈判、协商及决策所耗费的费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容易出现谈判无效率的结果,如果合约过于复杂,必要时还需要支付昂贵的法律咨询费用和团队决策费用。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出于降低贷款风险的考虑,一方面,设置了较为严格的贷款审批条件、较长的审核周期,并要求提供符合商业规范的抵押资产和担保条件。正规金融运作需要监督部门、审核部门、业务部门、后续服务部门等多部门的密切配合。借贷方式正规但相对繁琐,借贷的金额、期限、抵押条件都严格按照正规合约的方式进行。一个借贷交易的完成要经过多部门,多人之手才能完成,因而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仍然是不大便利的,需要多次往返跟银行交流沟通才能获取。这无疑会增加农户借贷的谈判和决策费用。另一方面,尽管实行较低的利率,但由于实行信贷配给政策,要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可能需要农户拥有较强的人际关系,有时候还会增加额外的请客送礼费用,这也大大增加了农户的谈判和决策费用。
非正规金融虽然形式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组织的控制权与收益权是一致的,这种完整的产权制度保障了交易活动的高效透明。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谈判和决策费用主要是体现在抵押品、利率、还款期限等的确定。且借贷方式操作简单、灵活便捷,借贷的金额、期限、抵押担保的方式都可以自由协商,因而运行成本较低,为满足农户多样化的借贷需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在农户的抵押担保上,只要是农户的资产都可以作为抵押( 土地、房产、宅基地等) ,甚至农户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抵押品,免去了抵押担保形式。从而大大提高了决策速度,降低了谈判和决策的成本。
3. 交通和时间成本
在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还无法实现全覆盖。有些农户到金融网点的距离亦影响着农户的交通和时间成本。相比之下,非正规金融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在本乡本村,放贷人和农户同属一地,达成交易几乎不需要耗费交通成本。而且耗费的时间成本也很少,双方只需要在茶余饭后等空闲时间就可达成共识。农户借贷需求包括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生活性借贷通常为婚丧嫁娶、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等,农户对生活性资金借贷的金额相对比较少、时间比较短,通过非正规金融可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需要的现金。农户生产性借贷主要是投入到农副产业的生产和工商业用途,通常在资金的使用上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向正规金融借贷,往往要提交较多的材料,面临较繁琐的申请和审批手续,等待的时间成本也较长。因此,在节约交通和时间成本方面,向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较大的优势。
4. 利息成本
由于我国一直对 “三农”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农户贷款的利率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而是在金融主管部门的调控下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因而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是相对比较低的。较低的利率水平导致农户对正规金融产生过高的借贷需求。农户过高的借贷需求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完全的满足,只能接受非正规金融的较高利息的贷款。这也是正规金融服务缺失条件下的被迫选择。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可分为无息利率和有息利率两种类型。无息利率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无息借贷看似没有利息成本,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以人情等隐形成本作为回报的,借款者会在日后采取无息借款给对方或以其他实物形式来回报所欠人情。有息借贷又可分为合法的有息借贷和违法的高利贷两种情形。按照法律规定,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 倍就属于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高利贷形式不在本研究的探讨范围内。根据相关研究统计,非正规金融的有息借贷利率会普遍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但其有息利率会受该领域贷出者的垄断程度、借入者对贷款的需求弹性、正规信贷市场的信贷供给及利率水平等的影响。且由于农村经济主体不可避免的季节风险和市场风险,也会使非正规金融机构实施利率来保障自身的资金安全。
5. 交易频率
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交易频率对交易费用有间接的影响。借贷的交易频率越高,交易费用越低;反之相反。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意味着较繁琐的申贷手续、合格的抵押担保物,一定的人脉关系、较远的距离等。这些相对苛刻的条件使得农户获得正规金融贷款的概率相对较低,借贷双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因而交易具有明显的短期性。这种短期性往往激励了违约行为,越违约越是贷款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非正规金融的信贷活动被内置于相互的社会活动之中,一旦违约会遭遇更大的惩罚并被孤立在社区活动之外。这样的内生惩罚机制对农户的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自我约束性。因而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履约率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也使得借贷活动可以不断延续。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户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频率远高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比较农户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中的交易费用可以看出,农户在正规金融借贷虽然拥有较低的利率优势,但受其贷款程序、服务手续、网点设置等方面的约束,产生了较高的信息搜集成本、议价和决策成本、交通和时间成本等。而非正规金融除了以互助为目的的无息借贷外,借贷利率水平普遍高于正规金融贷款利率。但由于非正规金融手续简单,抵押担保灵活,基本上对农户不会产生其他的交易费用。农户借贷产生交易费用的高低对农户贷款渠道的选择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农户想获得正规金融较低的借贷利率,他就必须想办法降低借贷过程中高昂的交易费用,如提供合适的抵押担保品、请客送礼或寻租等方式。反之,如果农户不能接受这么高的交易费用,那只能被动地选择非正规金融借贷,承受较高的利息成本。
而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交易费用差异的比较,本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组织形式有着各自的约束机制,在借贷中对农户产生的交易费用也各不相同。因此,从降低农户借贷交易费用出发进行金融体制创新可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从而提高农户融资能力和水平。几点启示如下:
1. 发挥合作社金融中介的作用,降低信息搜集成本
以农业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农村组织为中介,在银行和农户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而利用合作社的信用筛选功能可以帮助正规金融机构降低贷款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风险; 利用合作社的信用联保功能可以帮助农户解决个人申贷能力不足、贷款难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合作社来承接财政支农资金的再贷款发放或转贷,从而保证农民的基本信贷需求。
2. 推广互联网金融模式,降低交通和时间成本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农户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获取金融资源,缓解金融排斥。金融机构亦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全面了解农户的财力和信用状况,完成对农户信息的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从而省去中间环节,降低信息不对称。对于小额贷款,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信用评级技术发放贷款,免除抵押担保等繁琐手续,因此,互联网金融模式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成本和不便性,更是可以降低农户信贷的交易费用。充分利用电脑、电话、手机等网络通信终端在农村的普及,逐步推广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支付转账、小额信贷、消费信贷、投资理财等自助金融产品,从而降低农户获取农村金融服务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在农村的金融服务覆盖面。
3. 规范银行借贷程序,降低议价和决策成本
首先,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创新贷款技术,简化贷款程序、改进借贷合约,使农户贷款的流程更加科学、合理、透明。其次,为降低农户借贷的时间成本,正规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按照农户贷款额度的差异实行不同的贷款程序。对于大额贷款实行标准化和商业化的贷款手续,对于小额贷款或扶贫贷款则尽量简化农户贷款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同时规范银行服务收费行为,杜绝乱收费现象。第三,为减少或避免正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寻租行为,应加强对银行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教育培训,完善行业自律机制,降低农户借贷的隐性费用。
4. 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农户借贷频率
第一,构建完备的农村社区网络。在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建立起农村金融业务协管员机制,由协管员负责掌握辖区内农户的基本信息和金融服务需求情况,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农户的授信。亦可在农村成立村级 “三农金融服务室”,及时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第二,建立农户信用奖惩机制。广泛开展 “信用户”、 “信用村”和 “信用乡镇”的评定工作,对相应的资信和信用进行打分、积分并电子存档,同时,完善农村地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逐步建立起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尤其要强化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农户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如按照信用等级来减少申贷手续并降低贷款利率,同时,增加贷款额度和获贷的频率。另外,还要建立统一的失信惩罚机制。农户的失信行为会直接导致贷款的交易成本提高,且产生 “劣币追逐良币” 效应,对其他信用良好的农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农户之间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强化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失信成本,共同建立对付失信行为的社会联防机制,维护正常的农村信用秩序。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借贷市场二元结构,探讨了农村借贷市场供给主体的构成、形式与运行机制,并对农户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借贷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比较,发现不同的金融组织形式有着各自的约束机制,因此在借贷中对农户产生的交易费用也各不相同。但发挥合作社金融中介的作用、推广互联网金融模式、规范银行借贷程序、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则有助于降低农户借贷的交易费用,提高农户融资能力。
关键词：农户借贷,交易费用,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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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规制 篇5
摘要：我国非正规金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具有灵活性、信息优势、担保优势、节约交易成本等不可比拟的优势，对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村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非正规金融也具有缺陷，应通过多种举措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发展,交易成本,规范
世界银行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非正规金融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大量的资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靠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同时驱动。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主要包括基金会、互助会、合作性小额信贷、新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典当业信用、私人钱庄、合会、民间集资、民间借贷等形式。。
现有理论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与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是显著正相关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将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非正规金融在交易信息、节约交易成本、履约保障、灵活性等方面具有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持农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相对正规的银行信贷而言，非正规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市场融资难问题上，具有自身不可比拟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优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放贷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相对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此外，由于地域、职业和血缘等原因，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借贷双方接触相对频繁，贷款人可以及时了解借款人的资信变化和使用贷款的动态信息，在监督贷款使用过程中也具有信息优势。
(二)担保优势。一是担保财产灵活。非正规金融组织采取的`担保措施相对比较灵活，由于法律限制或者担保财产不易处置，许多财产在正规金融市场上无法充当担保财产，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和农民通过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瓶颈因素。而在非正规金融市场，由于借贷双方接触较多，借贷人可以灵活处理担保抵押财产。 二是存在隐性担保机制。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不仅有信用关系，还处于一定的社会联系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联系也是一种资源，它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收益，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成为一种隐性的担保，如果借款人及时足额的还款，这种社会联系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一旦借款人违约，则这种联系被破坏，其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抵消违约带来的收益。社会担保机制的存在使贷款人在经济制裁之外还增加了别的制裁方式，从而对借款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三)交易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操作比较简便，借款合同的形式简便、内容实用，不需要复杂的操作流程，相对正规金融而言，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其次，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转成本较低，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规模小、机制灵活的特点，特别是在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转成本要大大低于正规金融机构。再次，非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贷款形式不受局限，易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信贷创新，节约信贷成本。最后，非正规金融的履约保障成本要低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模式下往往依靠个人信誉、民间非正式规则、社会团体内部纠纷协调机制等手段保障履约，极少进入司法程序。相较正规金融主要依赖司法解决纠纷、保障履约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履约保障成本大大低于正规金融。
三、非正规金融的缺陷
非正规金融对信贷市场产生着重要作用，但是，非正式金融存也存在缺陷，如不加以合理引导，将会影响金融市场健康，损害国家宏观经济秩序。
(一)影响国家货币调控政策。非正规金融所分流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不能被货币当局统计观测和监控，会影响货币当局的正确判断，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此外，由于非正规金融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在非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得到贯彻落实，如利率政策等，弱化国家货币政策效果。
(二)影响区域金融稳定。多项调查显示，非正规金融资金主要来源亲朋好友、熟人关系、同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资金来源往往是来自同一地域的熟人圈子，一旦借款人资金链条断裂，贷款出现危机，会影响到所有贷款人，影响地方区域金融稳定。
(三)容易滋生洗钱、私运、黑暗分子组织等犯罪。由于非正规金融处于不受监管的状态，非正规金融行业内与洗钱、私运等犯罪密切相关联，如钱庄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已成为洗钱、私运等犯罪行为的重要工具。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依靠黑暗分子组织等非法势力保障履约，导致产生黑暗分子组织犯罪。
四、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正规金融发展受限，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发展需要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因其自身优势，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替代作用，进一步规范对非正规金融的管理，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应是今后完善对非正规金融管理的主要方向。
(一)促进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引导其有序成长
非正规金融与农村信用社改革 篇6
[关键词] 非正规金融 优势 农村信用社 改革
一、非正規金融的兴盛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呈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农行、农发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另一方面存在分散程度高的下层结构—自由借贷、合会、钱庄等非正规金融。
温铁军(2001)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IFAD(200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张胜林等(2002)对50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率分别为82%、94%和24%。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年对安徽6个县18个村的217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样本农户524笔借款中，没有一笔借款来自商业银行；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借款有84笔，仅占16%；而民间借贷占79%。农业部农研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借贷则占71%。四川社会科学院郭晓鸣(2005)对省内4个县17个村24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表明，通过农村信用社和私人借贷方式借款的比例分别为33.5%和66.5%。李子奈(2006)通过对3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农户从正式渠道获得的借款总额占所有借款总额的27.2%，非正式融资渠道占到所有借款总额的71.8%。可见，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已相当活跃。有学者甚至认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已不是农村信用社，而是非正规金融。
二、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1.内生性与基层性。农村非正规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是人们因顺形势，自发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内生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另外，非正规金融的主体都来自于基层，主体的基层性决定了其信息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正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信息对称。非正规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乡土社会内生的，借贷活动通常以亲戚、朋友等亲缘、乡缘关系为依托，在一个或远或近的人伦关系范围中进行。贷款人不仅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还款能力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还深谙借款人的道德情况，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
3.交易成本低。较低的交易成本被认为是非正规金融最为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其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也很了解，因此，它的信息优势使其贷前的信息收集以及贷后的监督管理成本较低。
4.广泛的抵押品。在农村非正式金融当中，贷款人对农户的财产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接受能力，一些正规放贷者无法接受的非货币性抵押品仍然可以接受，如土地使用权抵押、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活畜抵押等，这就促使金融交易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5.变通与创新意识强。农业生产是一种季节性生产，非正规金融小巧灵活，常能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方式等进行创新和变通，如借款者到期实在还不上时可通过协商适当调整。
6.借贷手续简便。非正规金融借贷双方多为同一社区亲朋、熟人，彼此相互了解与信任，属于一种关系型信用。借贷行为发生时，只要贷款人立据后即可取得资金，手续简便快捷，使借款人能迅速、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其快捷性刚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小、急、频”特征。
三、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来自非正规金融的启示
1.明确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农信社的优势在农村，其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因此，农信社应认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牢牢把握“立足农村、支持农业、服务农民”的市场定位。
2.遵从“自下而上”的改革原则。在选择信用社改革模式上，应给予基层农信社员工和农户更多的发言权，鼓励适合本地实际的农信社改革模式的创新，把改革决策权真正下放给农信社所有者与经营者。
3.积极促进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垂直联接。垂直联接是指非正规金融从农村信用社取得贷款，然后将其贷给农户。由于信用社具有资金规模优势，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信用社将资金转贷给非正规金融，利用其信息优势进行放贷，这样既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自身放贷的风险，又增加了业务量，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所以，信用社可根据不同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效果，通过转贷款、信息共享等方式加强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完善和强化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共同创造金融机构和“三农”的“共赢”局面。
4.建立贴近农民的金融网络。信用社要立足村社，建立基层信用站和信贷员制度，使信用社的营业网点遍布镇、街道，村村有信用服务站，这样既可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又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客户就近办理各种业务。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兴盛也证明了这一点。
正规金融机构 篇7
一个对农村金融比较全面的定义是:农村金融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制度机构安排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如贷款、存款、保险和汇兑) , 为不同的、各种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提供金融服务”[1]。因此, 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设计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 需要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 厘清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 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问题,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过度的利率控制会减少储蓄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导致资金外流, 因而必须放松利率控制, 实行金融自由化;戴蒙德 (Diamend) 和库格曼 (Krugman) 认为, 由于经济结构刚性和低经济供求弹性在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 将会引起过度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结构, 导致金融服务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还有学者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认为, 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减少投资成本, 可通过发挥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便利交换等功能来配置资源和服务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中, 印度是国外学者普遍关心的焦点, 其中陇 (Long) 利用印度1951—1952年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伊库巴 (Iqbal) 通过1970—1971年的印度数据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验证;伯根斯 (Burgess) 和潘德 (Pande) 通过研究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变革后认为, 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 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此外, 亨瑟 (Hesser) 和斯昆 (Schun) 、帕尼 (Panni) 、噶塔克 (Ghatak) 、琳斯 (Lins) 、尼甘拉加 (Nagarajan) 和胡沙克 (Hushak) 、昆查 (Kochar) 、巴里斯温 (Bali Swain) 等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且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兵、朱建华等对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作了实证检验;张小琴对全国及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 总体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仍然不足, 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庞智强、仇菲菲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赵冬青、李子奈通过2006—2007年中国12省区农户开展调查, 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 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层次或者产业层次上, 而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比如戈林伍德 (Greenwood) 仅仅研究了财政演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关系, 但没有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乡割裂, 而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因此, 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问题, 不仅是十分必要, 而且十分紧迫。本文拟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业存贷款额, 农村金融中介发展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农村金融现状: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
(一) 农村金融体系──逐年来可怕地萎缩
面对着农村地区逐年上升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固有的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矛盾, 不仅相对应的金融供给长期滞后, 而且伴随着正规金融在市场化的利益边界的驱使下, 纷纷在农村大量裁撤网点, 金融供给只能是每况愈下。归结来看,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 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 平均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以银监会公布的2008年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为例:全国3万多个乡镇, 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 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901多个, 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 868个。 (1)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金融机构都撤销了, 何来金融服务?考察与农户金融需求最紧密的小额农贷情况, 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 农户从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比例长年在30%左右徘徊。
单位:亿元、万户
(二) 体制内金融机构──“离农”有其必然性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决定着资金要流向风险低而收益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 加之信息不对称、高成本交易、利率管制等因素,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难以盈利, 使得它们或是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或是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干脆要么蜕变为“抽水机”──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 (3) ──即便是向农村提供贷款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也主要为农村的中小企业和专业大户服务 (温铁军、姜柏林) 。即使通过小额信贷创新信贷产品, 对农户提供无抵押的联保或者信用贷款, 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农村金融机构储蓄多于贷款的现实。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 吸收的存款也远远超过发放的贷款, 如印度尼西亚的BRIUD[3]。
(三) 体制外民间金融──充作廖化的急先锋
按照国际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 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 从而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得不”发展壮大起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分布广泛, 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 东北存在“对缝”业务, 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这种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民间金融经历了“产生→繁荣→禁止→地下→繁荣”的漫长过程:1980—1990年间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 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 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 1998年7月又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 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 民间金融虽然彻底处于地下状态, 但规模却有增无减。Montiel&Richard Agenor等人估计, 中国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IF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信赖于非正规金融, 其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于正规的4倍;根据陈锡文的研究, 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 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的农户获得贷款基本上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温铁军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的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的调查也发现, 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虽然各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 但中国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究其原因──“蜀中无大将”──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中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与政府长期金融抑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数据检验──VAR模型、GRANGER检验、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 体制内正规金融的效率分析
1.相关指标设计。 (1)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 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因此, 本文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文中以X1表示) 为:农业存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的比率。 (2)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在本文中,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文中以X2表示) 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 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 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比表示。 (3) 衡量农村经济水平指标。基于Greenwood&Jovanvic的产出增长率模型, 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 (文中以Y表示) 。
2.研究方法与数据。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地监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08年间的相应指标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利用Eviews软件,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剔除异方差影响, 在检验过程与后面的模型中, 我们对各列据均取对数值 (相应地, 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对应表示为:LX1、LX2、LY) , 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X1为但整变量, 其余均为平稳变量 (见表1) 。
(2) 农民收入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由于LX1是单整变量, 我们引入平稳变量ΔLX1, 建立VAR模型, 具体结果如下:
LY=1.716962*LY (-1) -0.628652*LY (-2) -0.113130*D (LX1 (-1) ) -0.075711*D (LX1 (-2) ) -0.174162*LX2 (-1) -0.069611*LX2 (-2) +-0.827642
R-squared=0.990959, S.E.equation=0.050414, F-statistic=164.4187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发展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3) 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 我们利用GRANGER检验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检验结果 (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 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 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原因。
结合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来看,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 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 这在实证上验证了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二) 体制外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可贷资金理论
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包括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从实践上, 中国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立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中国国土辽阔, 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 不同形态的农村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适用所有的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 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不存在农村和农民, 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 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金融也应该是商业化, 也就不存在农村金融的问题了。而在比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 农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起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 这些地区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来解决。
(三) 民间金融:存在的“理性”──以民间合会为例
相比农村正规金融, 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灵活多样性, 也注定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我们以农村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民间合会为例, 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来说明这一问题。 (1)
假设由N个人组成一个轮会,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获得资金B, 用于投资一个不可分割的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在以后的每一期带来b的收益, r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利率 (在此不计复利) , 项目的收益率b/B≥r, 否则项目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在j期获得资金B分配的个人来说, 每期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Yt=w-c, 此时, t
Yt=w-c+b, 此时, t≥j
这里, c是每一期个人储蓄的份额, 个人储蓄N期才能完成投资, w是每一期个人获得的收入, 该变量是外生的。
考察第一个获得资金B的人, 其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一般地, 可以将第j个收到资金的人的总收益表示为:
最后一个收到资金B的人总收益为:
于是, 这个轮会组织中个人的平均收益是:
因而, 平均收益可以表示为:
从式 (1) 可以看出, 前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总收入减去项目投资的支出, 后一部分是由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看出, 和自己积累资金相比, 参加轮会平均可以提前一半时间完成投资。实际上, 除了最后获得资金的人外, 其他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前完成项目投资。即便是最后一人, 完成项目投资的时间也与自己储蓄完成投资的时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 参加轮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个人储蓄的收益表示为:
由于c=B/N, 则Nrc=r B, 而b/B≥r, 代入 (1) 、 (2) , 可以得到:
这表明, 轮会给参与者带来了福利的改善, 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中国, 由于存在着很低的储蓄存款利率 (相比贷款利率过低) , 因此, 该结论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广大农村地区, 非正规金融能得以广泛地发展。诚然, 农村民间金融虽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空间, 却也无法掩盖其固有的缺陷:不够规范、风险较大、缺乏法律保护、容易滋生非法金融等等。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具有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 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从理论上, 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 应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体制内的正规金融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
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 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 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 拓宽信贷服务领域, 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 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 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 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 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 适度竞争, 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二) 切实承认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促成其合法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eglitz) 曾指出, 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 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整合起来, 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同时, 也有利于金融部门自身提高效率并积累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 美国、日本等都曾通过使民问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 并取得成效。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的同时, 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 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 允许外资金融介入农村金融业务, 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 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 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 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中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间的乡土信用资源, 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中国有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未取得合法地位, 但它们突破了不合理的金融管制, 具有金融创新性质, 又为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对这类地下金融机构应当加以甄别引导, 允许其有条件地合法化。
(三) 政府要正确地定位──“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汪丁丁)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 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 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 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 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 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 从 (下转142页) (上接100页) 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这种情况, 只能采取政府定位并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这其中, 可以想象会遭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正因为如此, 也只能采取从官方层面的制度供给, 从而解放农村金融生产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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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学萍, 易海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融资制度的效率:一个分析的框架[J].改革, 2007, (10) .
正规金融机构 篇8
1 金融生态的涵义
2004年12月, 周小川行长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首次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金融生态是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金融生态参与者、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概括起来金融生态具有以下特征:
1.1 动态进化性
今天的金融是从遥远的过去演化而来的, 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发展和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 从古老的钱币兑换到经营存、贷、汇业务的银行业, 再从银行业演化出理财、保险业、基金业和证券业。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在它们之间及内部形成了合理分工与合作, 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动态循环系统。
1.2 相互竞争性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 各类物种之间相互争斗, 在生与死之间, 通过生存竞争保留有利的物种, 而淘汰不利的物种。“优胜劣汰”同样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法则, 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运作效率来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 这样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会被市场淘汰, 而佼佼者生存下来, 整个金融业得以健康的发展。金融生态的活力、动力都源于它的内在竞争性。
1.3 制度环境性
自然生态是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 而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下形成的, 这是它的制度性, 由于法律制度可以间接体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征, 因此, 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是金融生态参与者生存的首要环境。
1.4 稳定性
自然生态可以自我调节, 但是一旦外力的影响超出它可以调节的范围, 就会破坏整个系统平衡。同样, 在金融生态里, 利率可以调节资金供求状况, 迫使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 并优化结构, 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 催生新的金融物种。然而, 人为破坏金融生态规律, 如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会恶化资金的配置, 妨碍金融机构的正常发展, 导致整个金融生态失衡。
2 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地位
2.1 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应该包括相关监管机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和农村资金需求者。然而, 政府监管部门却将非正规金融看成农村金融生态的外来者, 并对其进行不断打压, 扼杀其生存发展空间, 力图使其消亡于农村金融生态领域内。非正规金融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和打压, 其经营活动经常带有隐蔽性, 因此又被称为“地下金融”。实际上,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 它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2.1.1 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 非正规金融是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它的产生要先于正规金融。早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非正规金融, 明朝就有了“当铺”、“钱铺”和“银铺”, 清朝已经出现了“钱庄”和“票号”, 其中的山西票号的经营更是规模化、正规化, 直到今天它的经营手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其对票号的安全付款采取讨保交付、汇票挂失、出具甘结等措施, 在经营管理上采用经理责任制, 将两权分离, 东家是票号所有者, 而经营者却是管事人。到了解放初期, 我国共有1032家民族资本银行和钱庄, 然而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 国家将民间信用视为异己力量, 将其打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或小私有制的行列, 对民间非正规金融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和打压, 非正规金融趋近消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可以说, 正是政府不合时宜的破坏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才导致其消亡的, 它的消亡是一个非自然过程, 不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过程, 而是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灭亡的。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在极短时间内突然的大面积的“死亡”, 这本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更是大大破坏了我国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 一旦外力的作用较弱时, 非正规金融又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据估计, 2003年, 非正规金融的净投资额大约为6560～8085亿元左右。姚耀军等 (2005) 等通过参照金融发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些指标设计方法, 设计出一个较好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所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 该指标在1989年后就超过0.1, 在2000年达到0.137, 并且作者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
2.1.2 从产生的原因看, 非正规金融的出现不是人为的, 也不是某个强势群体所操控的, 而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自然演化过程, 是农村金融生态内生出来的一个“金融物种”。 (1) 外在原因: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 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资金严重外流现象, 据测算, 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 加上邮政储蓄渠道, 农民资金净流出达到18000多亿元。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的严重缺位, 导致了多数农户必须寻求非正规途径融资, 甚至是向高利贷借款, 这便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外在原因; (2) 内在原因:非正规金融的内在优势是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由于非正规金融是建立在以地缘、血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机制上, 它可以不需要抵押担保以及资信调查, 因此, 非正规金融在搜索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等方面远远小于正规金融。另外其交易手续简便, 而且小巧灵活,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贷款者的条件随时变通和创新, 例如, 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时间可以不受法定工作时间的影响, 即使在晚上、节假日也可以照常运营, 并且它还可以在利率、偿还期限以及偿还方式上与贷款者进行协商。正是凭借其“与生俱来”的成本优势, 非正规金融得以产生以及发展壮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它的产生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杜朝运 (2001) 认为,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因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内生出的寻求金融支持的一项制度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作为弥补、修正正规金融的次级制度安排, 有助于整个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显然, 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不是外力引导的结果, 而是金融生态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孕育出来的“金融物种”。
2.1.3 从其产生的环境看, 孕育非正规金融的“土壤”正是我国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在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农村, 法律制度观念难以深入人心, 而更多受到的是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道德以及面子。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信用, “人无信不立”, 如《中庸》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在民间, 信用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以这种文化树立的道德观念在我国远比法律规范约束强的多。对于中国人来说, 乡土观念很强, 家族观念浓厚, 容易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熟人群体, 如果借款者赖帐不还, 他将受到周围熟人的谴责, 而且他下次还想借款就没那么容易了。并且一旦信息宣扬出去, 还会给借款人带来面子上的损失, 面子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无形的精神收益, 而它一旦遭到破坏, 将会给借款者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因此, 很多正规金融信用差的农户的非正规金融信用度反而较高。正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下, 非正规金融得以正常运行, 而且这种非正式制度使得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交易成本大大小于正规金融。可以说, 没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这块合适的“土壤”, 非正规金融是无法成长起来的。
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是从金融生态的两个重要特性出发的, 历史发展和产生原因显示出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源于金融生态的动态进化性, 而产生环境是从金融生态的制度环境性入手。通过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参与者,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只是由于外力作用而“非自然死亡”, 而当外力作用较弱时, 又自然生长起来, 即使在当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 尽管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 非正规金融仍然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3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非正规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对整个农村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非正规金融必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有向正规化发展的趋势, 不过,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还将长期存在, 因此,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 在政策上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并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才能使非正规金融真正成为我国农村金融的良性组成部分, 而不是危害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恶性肿瘤”。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而要想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发展空间, 首先应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在现阶段, 政府应该在法律制度安排上给予民间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以便营造出一个有利于整个金融生态良性循环的金融环境。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非正规金融的立法, 保证其正常的生存权利, 引导非正规金融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在法律上要明确界定黑色金融和灰色金融, 对具有洗钱、赌博、贩毒等性质的非正规金融, 要严厉惩办和打击;而对灰色金融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将其纳入到相关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引导其健康发展, 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这里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如台湾地区为合会进行法律定性, 实现合会契约法典化, 台湾“民法”第七百零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称合会者, 谓由会首邀集二人以上为会员, 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金之契约。”另外, 还在“民法”其他条款里规定, 在倒会时, 死会会员仍要按会期缴纳会款, 交由活会会员均分, 以此减少活会会员的损失。会首对死会会员应缴纳的会款负连带责任, 如果死会会员拒不缴纳会款, 就由会首负责缴纳, 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条款不仅保障了非正规金融正常生存的权利, 还充分考虑了民间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 适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银行业, 如设立民营性质的村镇银行, 有可能进一步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这将使得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多元化, 促进竞争, 推动金融生态发展, 并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将民间非正规金融纳入相关部门的监管范围。当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而已, 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纷纷撤离县域经济, 而2007年, 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 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与外来资本相比, 更加熟悉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非正规金融也许更适合进入农村的银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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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耀军、陈德付: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理论及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 (P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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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萧芍芳:台湾合会经验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 (P68-72)
正规金融机构 篇9
关键词：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合作,博弈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王自力 (2006) 认为民间金融是与官方金融相对应的概念, 它的产权必须是属于民间所有的而不是国有, 其机构负责人的任命也应该与政府部门无关。民间金融区别于正式金融体制的内涵: (1) 它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2) 它并没有被包含于正式金融监管之中。由于民间金融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所以既未纳入监管范围, 也不受法律保护。
姜旭朝 (2004) 认为民间金融可分为正规和非正规的, 那些在我国正式金融体制内并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为正规民间金融, 没有纳入我国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而游离在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则为非正规民间金融。正规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合作银行等;非正规民间金融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合理且合法的“非正规金融”, 主要是指在政府规定范内从事的金融活动;二是合理不合法的“灰色金融”, 包括农村社区性融资组织、民间集资、金融合会和私人钱庄等, 尽管它们不符合目前的法律规定, 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三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黑色金融”, 主要指高利贷、金融投机诈骗案等违法犯罪的金融活动。
曾康霖认为民间金融是一种非合规的金融, 即未按照政府确定的规章制度进行市场准入和运作, 也未遵照监管部门的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监管, 无组织的经营单位。并认为, 民间金融是一种自发性的、分散性、隐蔽性的金融活动, 主要表现为民间借贷。
江曙霞 (2003) 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间金融, 是金融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有金融的一般特性, 即受制于一定的经济环境并以一定的信用形式为基础。非正规金融不是违法金融他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 因为“民营”金融只涉及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而“民间”金融则涉及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民间融资具有自发性、隐蔽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游走于政策法规的边缘, 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从制度供给的意义上看, 因其未被纳入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内, 所以被称为非正规金融或灰色金融;二是从制度需求的意义上看, 民营经济对民间金融有着较强烈的需求因此有着较浓的民间气息。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实际上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 没有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 尚未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本文所界定的民间金融 (1) 是指产权属于民间或以民间为主体, 由民间金融组织或个人独立自主地开展金融服务及与之相关的金融交易活动的金融形式, 包括正规和非正规两种形式。
二、关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合作分析的文献综述
罗纳德·麦金农用“金融二元主义”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存在。他认为由于有组织的银行放款的特殊性和偏好性, 使得银行没有条件赚取较高的利益;由于银行没有获取较高的收益, 也没有条件以较高的利息支付给存款者。在存款者得不到较高的利息回报而又存在着通货膨胀的状况下, 实际利率很可能为负。在存款利率较低, 甚至为负的情况下, 储蓄者便减少实际货币持有量, 这不利于增加投资。他同时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割、资本市场不发达, 企业和家庭采取技术、发展经济, 主要靠内源融资。在这种状态下,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只能转而依靠内源融资或求助于地下金融市场, 于是与正规金融部门平行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出现了。
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 (1989) 就提出, 尽管非正规金融安排能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 但在资金规模、长期性方面存在不足, 需要政府采取措施降低这些部门的费用和风险, 使其有条件纳入正式金融机构之内, 促进非正规金融业与正规金融业之间的联系。要求在法律环境改善的条件下, 规范非正规金融业务, 使其与正式金融机构相互协调, 互相弥补业务与能力的缺陷, 从而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Seibel (1997) 在研究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关系时指出, 在所有金融机构都有效的情况下应当将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连接起来, 促进两者的合作。
林娟, 刘莎 (2006) 从金融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 基于金融活动的规模效应、交易对象与信用体系特征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差异, 比较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各自的比较优势及原因, 并由此得出结论,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应该按照各自的交易成本优势合理进行制度安排。
王峰, 傅坤 (2007) 认为民间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规模越来越大, 对农村正规金融体系运行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其中有有利的因素, 也有不利的因素, 尽管民间金融组织与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经营效率, 但是由于前者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所以由此带来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寻找一种途径来使民间金融发挥其有利因素促进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其中包括培育新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 以新型的合作金融组织为媒介, 农信社将贷款转贷给农户等手段。
姜旭朝、丁昌锋 (2004) 认为, 民间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低对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民间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随着民间金融组织的规模扩大, 金融资产数量增加, 民间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逐渐下降直到最低点, 其信息、成本优势等都得到最大的发挥, 效率也最高。但此后, 客户量的增多使得客户由金融弱势群体向其他层次转移, 边际贷款成本也会不断上升。而主流金融机构则存在规模经济, 即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 现代主流金融机构的边际贷款成本逐渐下降, 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限度都大大高于民间金融。达到M点后民间金融就会失去相对于现代主流金融机构的成本优势。
张爱华 (2007) 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 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合作给出了博弈论的解释, 指出良好的政策环境下, 利率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因素。在正规金融严重缺位的农村, 应将民间金融拉出水面, 在法律框架内给予其合法的身份, 让其在政府的监督引导下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鼓励扶持民间金融组织利用其信息和成本优势与正规金融进行合作, 发挥民间金融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有益影响, 使民间金融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
娄锋 (2009) 认为正规金融与农村民间金融都存在着各自的竞争优势, 并且它们相互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他通过列举了它们实现合作的具体模式并通过收益———选择模型分析证明, 两者之间建立垂直合作的融资关系将能够改进整个农村金融参与者的福利。
三、结论
在目前全球面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资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 鉴于农村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均存在自身的劣势, 所以二者任何单一一方均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优势, 使他们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 使二者更充分、更有效、更可控地利用资金为我国农村经济服务, 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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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峰, 傅坤, 民间金融与农村正规金融的竞争与合作[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7 (4)
[7]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8]张爱华, 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合作:演化博弈论的视角[J], 济南金融, 2007 (4)
正规金融机构 篇10
(一) 民间金融的基本内涵
民间金融, 也被叫做“非正规金融”, 指的是个体、单位、集团等在政府管控以外的非官方金融市场发生金融活动的交易行为, 最主要的就是借贷及其外延性。通常情况下, 金融市场被认为是二元性的, 一方面是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构成的政府监管下的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由高利贷等构成的政府管控范围外的金融市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导致民间金融产生的本质因素是金融抑制现象。
(二) 金融抑制现象的相关研究
金融抑制现象指的是国家对经济体制及交易活动的干预过多, 从而导致金融机制的发展受到限制, 金融体制发展的滞缓又会抑制社会经济的进步, 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这种金融现象中, 由于利率过低造成了存款效益的降低, 所以储蓄量也相应下降。因为利率是由国家制定的, 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依照项目的风险程度制定利率, 所以说, 有限的贷款收益下, 唯有选取风险更低一些的项目。对于中小企业来讲, 通常不容易获得贷款。因此, 这部分中小企业不得不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
总之, 大部分对于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交互影响的分析为规范性分析, 更具说服力的计量实证研究匮乏。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 由于非正规金融不在政府监控范围之内, 所以同时具备公开和隐蔽的双面性, 缺乏官方的、透明的资料数据。现阶段, 作为一个尚未被人熟知的领域, 定期、定量的分析研究必不可少。
二、非正规金融的测算方式
(一) 样本测算法
这种方法是依照被选取样本中的借贷规模、样本容量和总数之比, 来测算非正规金融的整体规模。样本测算法可以按照资产比例、负债比例、存款比例、贷款比例等多个角度进行预算。但是, 对样本代表性的依赖性过高, 是这种形式的主要不足。因为民间金融的隐秘性, 难以权衡好所要选取的样本。要想防止这一问题, 就需要借助平均抽样的方式, 参照有关理论, 在选取样本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所测算的结果就更准确。然而, 因调查大区域样本的难度极大, 所以该方式的可行性并不高。
(二) 资金需求供给轧差法
原则上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总和与资金总供给是一致的, 然而依照目前的数据, 两者之间却存在不小的差异, 抛除统计误差这个因素, 政府统计机构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忽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实体经济的资金总需求包含消费及投资需求;社会资金总供给分为国家财政收入、正规金融融资、外资的运用、企业内源融资等方面。所以说, 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便可依据以上数值差求得。此方法的突出特点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然而, 因数据的不确定性, 有的数据仅可通过选取近似的指标来替换或测算, 这对于计算的可靠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三) 金融系数值法
此种方式下, 不管有没有包含民间金融, 金融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比值固定不变。例如,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拥有着十分严格的金融管理体制。所以, 如若北京没有民间金融的存在, 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情况;除此之外, 由于大部分非正规金融均为短期借贷, 因此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需要选取正规金融的短期贷款作为参照。而北京正规金融投资分为短期信贷、证券市场融资及外商投资三方面内容, 其余的省市默认为拥有民间金融市场, 所以除了正规金融投资中的三种情况, 还包括民间金融融资这一项。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 可以借助已有的资料数据直接测算分析, 同时也不用估测经济需求。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资金贡献率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稳定, 所以可认为经济活动和金融间的关系是固定的, 不管是否有非正规金融, 它的金融融资要求和比例相互协调。
(四) 以上各种形式的比较分析
若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规模进行计量的话, 选取样本测算法显然非常困难;采取资金需求供给轧差法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要求较高, 目前国内的统计机构难以拿出准确性、完整性的资本供需资料, 也不推荐;另外, 金融系数值测算法尽管拥有相对严格的假设条件, 然而测算的准确度及适应性较好, 所以更为符合国内的基本情况。
三、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交互影响的计量
(一) 基本假设及研究形式
我国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间的联系假设为以下几点:首先, 两者相互推动;其次, 单向作用, 两种形式;再次, 两者间根本不具有互动联系。该作笔者先是假定了两者存在密切交互影响, 同时依照测算方法进行了分析论证。
在测算形式的选取方面, 主要选用如下两种:第一, 在协整分析的前提下, 做出相关校验, 预期结果为双向因果联系;第二, 是形成VAR模型, 预测两者联系存在, 并且脉冲作用均为收敛性的。
(二) 变量及样本的选取
首先, 正规金融规模。该作主要是参照本外币贷款、股票市场融资资源、外商投资数额的测算汇总得出。
其次, 民间金融规模。民间金融的规模主要是依照上文中提到的金融系数的计算法得出的。对相关数据进行贴现操作, 取近几年的固定价, 取对数的方法来保持协整联系、缩小异方差。
(三) 测算分析
1.平稳性计量。借助ADF检验的手段, 可以获得如下表所示的正规金融规模、非正规金融规模数据。
2. 协整研究。依照上述的研究数据可知, 正规金融规模及非正规金融规模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也就是满足协整的必要条件, 即变量的单整阶数一致。以下是“EG两步法”所作出的研究和分析。建立以下的回归方程:FF=6.4677+0.5091 ×IF;R2=0.9007。
若对上式中的残差进行ADF检验, 可以得出下表的结论: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正规金融规模 (FF) 及非正规金融规模 (IF) 存在着稳定的协整联系。并且非正规金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正规金融便会提升0.51 个百分点, 因此, 民间金融对于正规金融的发展进步起到的是一种推动作用, 而非代替作用。
3.格兰杰因果检验。参照F值的大小, 遵循概率及AIC最小的原则, 将滞后值定为4。有关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表中的信息可知, 当置信水平为百分之五时, 否定了“IF不是FF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也就是说IF是FF的格兰杰原因;相反的, FF不是IF的格兰杰原因。所以说, 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推动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 正规金融的发展却不一定能够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 整个作用过程不对称性的特征体现得较为明显。这种形势下获得的结论和上述假设有出入。
4.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假设对这种模型进行长度为10期脉冲的响应研究, 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 正规金融对于其本身、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对其本身的作用均为发散性的, 唯独民间金融对于正规金融的影响是收敛性的。这就意味着民间金融的情况对正规金融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 这一结果也论证了上述结论。
脉冲响应所描述的是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化对其余变量的作用;而方差分解是将内生变量中的变化分解为多个随机扰动项的作用。这也论证了上述结论, 即我国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间是单向作用的, 具有极为明显的不对称特点。
四、有关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民间金融市场, 加强立法工作
最近, 我国一些地区开始“松绑”民间借贷。《关于对中小型企业创业创新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把有助于经营的非正规金融行为同非法集资进行区别判定, 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有效解决十分有利。然而, 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规, 只有构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 才可以从本质上整合民间金融市场。
(二) 管理和控制民间金融主体, 构建正规的借贷体系
对于“标会”等存在极大风险的民间金融主体可以进行注册监管, 更可以使其“公司化”, 在目前“三行一会”的模式中, 构建有关的调查、监督及统计机构, 严格防范金融风险。
(三) 推动民间金融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认为, 金融市场化的水平越高, 市场供求机制就越健全, 资金利率水平及风险溢价也会趋于平稳。在规范的民间金融市场中, 市场化水平必须达到很高程度才能够避免高利贷这种现象的发生。另外, 在这种形势下确定的自由利率可以为央行利率的制定提供参照。
(四) 体现正规金融的引导性, 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怎样推动正规金融来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性发展, 还有利用两者的交互作用合理地配置相关社会资源, 均需要有关人员更加深入、细致地考虑。
摘要：选取衡量经济和金融关系的不确定值法来测算国内民间金融的发展情况, 同时深入分析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间的交互作用,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并非正规金融带动民间金融的进展, 而是民间金融推动正规金融的进步。所以说, 除了体现正规金融的引导作用外, 还应促进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正规金融,民间金融,交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蒲祖河.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性制度安排——解决三农融资困境的现实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 2008 (05)
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发展 篇11
关键字：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
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而正规金融却存在资金外流、农业贷款不断萎缩等弱化农村金融现象，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但在现实经济中，非正规金融却由于其隐蔽性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非正规金融亟待规范。
一、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农户的特殊性、小农金融需求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内因
我国农户凭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农户资金需求具有贷款数额小、贷款需求季节性明显等主要特点。而正规金融注重效率和节约，一般不愿为农村各种经济主体贷款。相比之下, 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交易费用相对较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具有较大的信息、成本、资源配置优势，在市场利益驱动和竞争条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自发产生。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就是诱致性变迁的结果：一是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缺口。政府利率管制下的定向信贷配给及政府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倾向性，使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而农户由于无法提供担保，更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商业贷款，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二是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的匮乏。近年来农户手中间歇性资金增多但投资选择有限，权衡下多投资于能获得垄断利润的金融产业。但国家政策的限制，金融业几乎从未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民间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其进入到非正规金融体系，促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蓬勃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非正规金融组织方式、运作机制不规范，潜伏着金融风险
农村非正规金融基于其自发性和不可控性，容易引发风险，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主要表现在：第一，组织方式不规范。这是由于非正规金融没有相关的法律的约束与保障，游离于体制之外，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一旦出现问题，在得不到法律有效保护的情况下, 农村非正规金融产权的保护大多通过诸如黑社会等非法组织解决，这样极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第二，非正规金融的运作机制不规范，金融风险较大。非正规金融的一些组织控制力度不够，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管和约束机制，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进行投机运作，造成关联贷款等道德风险发生。
（二）非正规金融纠纷不断
非正规金融大多数借贷活动没有契约保证，贷款期限和利率仅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而且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及对借款对象和用途的审查和监督。非正规金融往往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口头约定型，债权人碍于情面，完全靠个人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二是简单履约型，双方只是简单履行一下手续，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证明人即认可借贷行为。这种信用借贷的随意性与不规范性，加上高利贷的强剥削性，容易诱发借贷纠纷,危害社会环境的稳定。
（三）挤出效应造成金融信号失真，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
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产的挤出效应，会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活动的高利率诱发大量资金流出银行体系，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转，给国家的货币政策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国家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非正规金融一开始就存在高息揽存、盲目贷款、规避管制等问题，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透明度，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三、規范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非正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政府应确立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体系的合法地位，从制度上为其发展提供保障。改善信息环境，提供金融基础设施，建立一个居民和企业进行规划、谈判和实施金融交易的平台。对一些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能够依法运行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我们应当在法律上明确保护其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
（二）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国家监管体系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出现的诸多问题与政府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存在很大的关系，政府要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非正规金融法律地位，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中，引导其发展成为正规金融一部分。监管部门应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颁发执照并详细登记备案，建立和完善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有效监测制度，对其进行分类监管引导，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活动。
（三）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行为
由于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利率是接近市场化的，更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因此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可以使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更加合理分布。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良性竞争，将有利于改变农村的金融抑制状况。
（四）建立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原则
金融业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其影响的公共性决定了金融业不应是完全竞争的行业，农村非正规金融也不例外，需要有市场化准入和退出机制。在市场准入方面，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准入应该遵循“堵疏结合”的原则，要适当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在退出方面，一个必要措施就是开展存款保险业务，防止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出现危机后无力控制局面，引起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只有严格依法准入和退出，才会有真正的优胜劣汰，才能迫使非正规金融机构规范化发展。
（五）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 篇12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规范
一、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刘仁伍博士在他撰写的《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一书中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户融资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是农户外源性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户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取得的融资仅占农户全部融资的20%, 80%左右的资金需求是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的。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在中国农村地区, 以借贷为主要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大量存在, 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 不容小视。目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大概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覆盖面广、易活跃、利率高、借贷期限相对较短、季节性强, 风险意识增强、隐蔽性强,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二、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
(一)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外因分析
1.二元经济结构下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 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 城乡差别大, 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地区差异显著。这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 同时也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2.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配置不足为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发展机会。一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缺位, 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要求。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 农村信用社因普遍经营困难而严重支持不足, 农业发展银行功能日益萎缩, 邮政储蓄成为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通道, 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甚至出现了正规金融供给的真空。在需求诱致性因素的推动下, 正规金融的严重缺位为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发展机会。其二是正规金融个人业务贷款存在空白点。其三是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过于严格、信贷程序繁琐、金融创新和服务相对滞后。这些因素使得正规金融不得不给非正规金融让出大部分市场。
3.农村地区资金需求存在较大缺口, 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旺盛, 但供求缺口较大。在国家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的情况下, 各乡镇农业产业化投入, 种养殖业发展、种粮等积极性普遍提高, 但金融部门收缩贷款权限, 且偏重于短期农业项目投入的现状, 使农村、农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资金缺口较大。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 金融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
4.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显示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农村组织及农户个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往往不能提供完整的财务信息及信用证明, 而且由于征信体制的不健全, 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 加上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 很难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足够抵押和担保。正规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 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 农村融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 而非正规金融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需求主体联系起来, 借助亲缘关系和地域优势能很好地掌握用款对象的信用情况, 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 使其顺利地成长起来。
(二) 农户的行为特征是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既存在传统农户也存在现代农户。
传统农户是指生存于小农经济环境下的农户, 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小农经济是中国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 以家庭为核心, 由小家到宗族、到邻村, 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 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 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 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拐杖”, 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落后地区的农村经济远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 所以传统农户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因此, 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 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 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援融资。寻求外援融资时, 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 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 最后不得以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现代农户是指经济上无生存危险, 较为富裕的农户, 他们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郊区。因为他们更贴近市场,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户获得产品的供求和价格等市场信息变得较为容易, 市场信息对农户的约束程度大为下降。他们区别于传统农户的行为特征是现代农户更接近于完全的理性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 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 农户收入的增长使非生产性金融需求可以在家族内部解决;其次, 农户的金融需求结构有了根本变化, 生产性金融需求相对非生产性金融需求占了更大比重;再次, 农户收入的大范围提高使农村资金供给更加充裕。但各家族甚至一个完整的圈层结构难以满足大额的生产性金融需求, 而对于正规金融机构, 这个数额又太小, 并且农户难以提供担保, 所以现代农户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就无法被不发达经济状态下的金融制度安排满足。潜在的收益催生了新的非正规金融制度, 标会、钱庄、各种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满足了较大额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因此, 在中国农村的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大量存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的, 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满足了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金融需求, 弥补了由国家完全控制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不足,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限制了非正规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国家需要对其加以引导和规范。
(一) 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减少农户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
目前, 城市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在农村, 农民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 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增加了农民非生产性资金的需求, 而由于正规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占领了这块市场。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农民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 不仅有利于社会整体公平的实现, 而且也可以抑制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二) 通过试行利率市场化解决非正规金融问题
在非正规金融比较活跃的地方, 通过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 利用利率杠杆引导资金流向, 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 增加农民融资机会, 活跃农村经济。通过灵活的利率政策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 扩大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规模效益, 壮大其支农实力, 最终达到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目的。
(三) 依法界定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 将发达地区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合法非正规金融形式纳入国家统一的监管体系之中
引导有一定规模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金融组织转变, 建立商业性和合作性的民有中小金融机构, 从而使农村金融的产权主体多元化, 形成充分竞争的格局, 促进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
(四) 正规金融机构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 强化服务意识
一是正规金融机构努力完善服务水平;二是加大市场调研力度,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 做到手续简化, 及时给与信贷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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