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规金融机构（共12篇）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1

非正规金融在中国文献内并没有严格定义,国内大部分书籍将之称为民间借贷、体制外金融、民有金融。国外文献称之为“Informal Finance”,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之外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未纳入国家金融管理体系。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问题的滋生,资金链的断裂,引发了如温州老板跑路、鄂尔多斯“鬼城”、陕西神木事件、“吴英案”等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刻地思考,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

一、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

(一)近年来国家的货币政策收紧

在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射下,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变大,我国政府为了控制国际上热钱大规模的拥入和抑制通货膨胀,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从2010 年1 月18 日到2011 年6 月14 日央行连续12 次上调存准率,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由最初的15.5%变成了21.5%。2013 年下半年,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部分商行暂停了房贷并且取消了一些贷款的优惠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商行的贷款量,使得许多贷款需求者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不得不选择非正规金融。

(二)正规金融机构要求过多、手续过于繁琐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从递交到审核需要较长时间,并且还需要准备抵押证明、收入证明以及信用状况等一系列材料,导致了很多急于用钱的人在短时间内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另外由于缺乏正规金融贷款所认可的抵押物,一部分人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从而迫使他们倾向于民间借贷。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

对于一部分中小微企业而言,它们正处于波动状态,无财务报表的披露,担保人和抵押物的缺失使得商业银行对它们发放贷款风险变大。因此,出于资金安全性考虑,一部分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这就使得了中小微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规金融来融资。

二、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非正规金融趋向于“正规化”

原来非正规金融多为地下钱庄交易,靠关系借贷。现在非正规金融大多有了自己的营业执照,以小额速贷的形式挂牌经营,并由原来的口头约定关系借贷转向了签订合同,要求提供抵押物或者担保人,模仿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从而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

(二)利率持续看涨

以哈尔滨的小额速贷公司为例。它们一般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从36%-84%不等,按月付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贷款1 万元,每个月利息需要还300-700 之间。具体利率水平主要根据贷款的金额以及期限来确定的,但大都是提供短期贷款。

(三)资金来源的非正规化

非正规金融的资金大多以民间资金为主。一家小额速贷公司往往可以提供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贷款数额,这么庞大的金额很可能涉及民间的非法集资,大多公司通过给予高利率向公众吸收资金。不仅如此,更有一些速贷公司会选择从银行贷款之后再以高出银行利率若干倍的利率发放出去,来牟取利润。另外他们还会利用自己的公司实体从不同银行办理若干张大额信用卡,从而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的非法套现,从而实现仅花50 元左右的手续费来牟取到更大的利润。

三、我国非正规金融带来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资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资金供求矛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非正规金融市场和其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一)对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冲击

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高利率的特点,根据我国199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往往不会根据国家法规制定利率,一旦债务人无力承担债务,资金无法回收就很可能会发生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老板跑路现象,最终使得那些为他们提供资金的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另外,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无法回收贷款的时候,会求助于社会上“讨债公司”帮助其收回贷款,但由于这种公司大多会采取暴力的讨债方式,严重冲击了社会治安。

(二)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冲击

由于中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不得不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但过高的利率必然会加重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大大缩减了它们的利润空间,到还款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向另外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借钱来还贷,从而使中小微企业陷入了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

(三)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冲击

一些非正规金融可能本来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经营民间放贷,他们除了非法从民间集资外还会选择从商业银行贷款来放贷,从而赚取二者的利差。这样会对商行产生较大的冲击,一旦他们资金收不回来,对商业银行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会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可能会让商业银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另外,由于民间集资的高利率,一部分存款人可能愿意会将他们的银行存款取出交给那些民间金融的资金管理者,造成银行资金外流,使得银行资本下降,降低了正规金融的盈利空间。

(四)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

正规金融机构受一行三会监管,可以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意图及货币政策,但是由于非正规金融处于“灰色地带”,它们没有直接监管机构,只是以盈利性为目标,不会将资金流向国家扶持的或利润较少的产业,而是更倾向于将资金流向煤矿、地产等高利润项目,这样就会削弱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意图并且不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四、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取向

(一)确立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制定相关法规

非正规金融机构一直游离于监管机构之外的,应该尽快确定其法律地位,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及监管机构,规范其借贷行为,使之走向正规化。同时应明确规定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内容,从而保证借贷双方的共同利益。

(二)加大扶持中小微企业力度

中小微企业选择非正规金融有时候是由于我国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随着中小微企业的迅速发展,各地方政府应该推出一些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哈尔滨为例,龙广交通台就推出一个节目“中小企业联盟”,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平台,使他们信息对称化并且通过定期培训来提高中小企业的素质。此外,政府应该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并且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政策,以减少它们对非正规金融的需求。

(三)创新金融产品

民间融资需求大多都是对于短期资金的需求,往往是急于用钱,并且用款周期较短。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审核复杂,导致他们转向了民间金融,因此,商行应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解决这一问题。如招商银行推出的现金分期,在需要现金的时候持卡人可以通过信用卡进行借款,自主选择使用的时间并自动分期偿还,每期只需要还一部分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即可(利率见表1),现金分期的利率远远低于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但比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略高,其审批手续简单,是专门对于有短期资金需求的人。另外,银行应该推出更好的理财产品。由于存款利息低,股票市场风险过大,导致了普通百姓才会选择将钱交给民间金融管理者,如果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收益稳定并且风险相对较小,就会减少这一现象的出现。

资料来源:http://ccclub.cmbchina.com/cash/Index.aspx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麦金农认为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根源是金融抑制,正规金融的缺失给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市场。因此政府应该完善金融体系,鼓励金融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打压民间金融高利率。如果只是一再的打压高利率而不去完善金融制度,就会导致非正规金融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资金需求者,在没有办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只能转而选择非正规金融,但由于政府的打压使非正规金融风险变大成本变高,资金贷出者便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弥补他们的风险。

(五)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自2006 年来国家为了规范民间金融市场,央行草拟了《放贷人条例》致力于让民间金融“阳光化”。条例应对放贷主体、放贷对象、利率等做出规定,并且还应对放贷人的索债方式、贷款宣传等方面做出规范。尤其是对于转贷的利差要做出明文规定,有了关于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就能够使民间金融正规化,与正规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共同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另外商行还需加强对贷款用途的审核和POS机套现的查处,应设有专门人员负责审核每笔贷款用途,而不是仅仅通过借款人的书面资料来确定,这不但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以与《放贷人条例》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2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的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J]。福建论坛，1 999，（3）。

[2]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4）。

[3]柳松，程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研究[J]。广西金融研究，2005，（8）。

[4]孙莉。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内在性及其正规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2）。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3

摘要：本文总结了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研究。国外方面，该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较少，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

On formal financi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vertical connection research review

JinL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stitute of finance，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1130

The paper keywords： formal financial informal financial vertical connec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bout formal financi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vertical connection research. Foreign aspects， this innovation began in the 1980 s. Domestic research less， has just started， but in recent years， also have a lot of scholars concern.

一、国外研究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代理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代理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代理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武翔宇.我国农村金融联结制度的设计.金融研究.2007

[2] 邵兴忠.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上海金融.2008.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4

一个对农村金融比较全面的定义是:农村金融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制度机构安排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如贷款、存款、保险和汇兑) , 为不同的、各种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提供金融服务”[1]。因此, 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设计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 需要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 厘清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 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问题,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过度的利率控制会减少储蓄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导致资金外流, 因而必须放松利率控制, 实行金融自由化;戴蒙德 (Diamend) 和库格曼 (Krugman) 认为, 由于经济结构刚性和低经济供求弹性在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 将会引起过度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结构, 导致金融服务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还有学者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认为, 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减少投资成本, 可通过发挥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便利交换等功能来配置资源和服务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中, 印度是国外学者普遍关心的焦点, 其中陇 (Long) 利用印度1951—1952年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伊库巴 (Iqbal) 通过1970—1971年的印度数据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验证;伯根斯 (Burgess) 和潘德 (Pande) 通过研究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变革后认为, 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 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此外, 亨瑟 (Hesser) 和斯昆 (Schun) 、帕尼 (Panni) 、噶塔克 (Ghatak) 、琳斯 (Lins) 、尼甘拉加 (Nagarajan) 和胡沙克 (Hushak) 、昆查 (Kochar) 、巴里斯温 (Bali Swain) 等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且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兵、朱建华等对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作了实证检验;张小琴对全国及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 总体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仍然不足, 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庞智强、仇菲菲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赵冬青、李子奈通过2006—2007年中国12省区农户开展调查, 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 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层次或者产业层次上, 而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比如戈林伍德 (Greenwood) 仅仅研究了财政演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关系, 但没有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乡割裂, 而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因此, 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问题, 不仅是十分必要, 而且十分紧迫。本文拟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业存贷款额, 农村金融中介发展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农村金融现状: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

(一) 农村金融体系──逐年来可怕地萎缩

面对着农村地区逐年上升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固有的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矛盾, 不仅相对应的金融供给长期滞后, 而且伴随着正规金融在市场化的利益边界的驱使下, 纷纷在农村大量裁撤网点, 金融供给只能是每况愈下。归结来看,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 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 平均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以银监会公布的2008年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为例:全国3万多个乡镇, 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 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901多个, 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 868个。 (1)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金融机构都撤销了, 何来金融服务?考察与农户金融需求最紧密的小额农贷情况, 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 农户从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比例长年在30%左右徘徊。

单位:亿元、万户

(二) 体制内金融机构──“离农”有其必然性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决定着资金要流向风险低而收益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 加之信息不对称、高成本交易、利率管制等因素,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难以盈利, 使得它们或是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或是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干脆要么蜕变为“抽水机”──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 (3) ──即便是向农村提供贷款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也主要为农村的中小企业和专业大户服务 (温铁军、姜柏林) 。即使通过小额信贷创新信贷产品, 对农户提供无抵押的联保或者信用贷款, 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农村金融机构储蓄多于贷款的现实。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 吸收的存款也远远超过发放的贷款, 如印度尼西亚的BRIUD[3]。

(三) 体制外民间金融──充作廖化的急先锋

按照国际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 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 从而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得不”发展壮大起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分布广泛, 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 东北存在“对缝”业务, 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这种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民间金融经历了“产生→繁荣→禁止→地下→繁荣”的漫长过程:1980—1990年间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 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 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 1998年7月又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 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 民间金融虽然彻底处于地下状态, 但规模却有增无减。Montiel&Richard Agenor等人估计, 中国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IF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信赖于非正规金融, 其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于正规的4倍;根据陈锡文的研究, 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 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的农户获得贷款基本上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温铁军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的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的调查也发现, 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虽然各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 但中国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究其原因──“蜀中无大将”──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中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与政府长期金融抑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数据检验──VAR模型、GRANGER检验、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 体制内正规金融的效率分析

1.相关指标设计。 (1)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 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因此, 本文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文中以X1表示) 为:农业存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的比率。 (2)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在本文中,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文中以X2表示) 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 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 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比表示。 (3) 衡量农村经济水平指标。基于Greenwood&Jovanvic的产出增长率模型, 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 (文中以Y表示) 。

2.研究方法与数据。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地监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08年间的相应指标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利用Eviews软件,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剔除异方差影响, 在检验过程与后面的模型中, 我们对各列据均取对数值 (相应地, 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对应表示为:LX1、LX2、LY) , 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X1为但整变量, 其余均为平稳变量 (见表1) 。

(2) 农民收入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由于LX1是单整变量, 我们引入平稳变量ΔLX1, 建立VAR模型, 具体结果如下:

LY=1.716962*LY (-1) -0.628652*LY (-2) -0.113130*D (LX1 (-1) ) -0.075711*D (LX1 (-2) ) -0.174162*LX2 (-1) -0.069611*LX2 (-2) +-0.827642

R-squared=0.990959, S.E.equation=0.050414, F-statistic=164.4187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发展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3) 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 我们利用GRANGER检验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检验结果 (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 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 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原因。

结合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来看,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 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 这在实证上验证了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二) 体制外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可贷资金理论

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包括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从实践上, 中国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立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中国国土辽阔, 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 不同形态的农村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适用所有的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 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不存在农村和农民, 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 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金融也应该是商业化, 也就不存在农村金融的问题了。而在比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 农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起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 这些地区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来解决。

(三) 民间金融:存在的“理性”──以民间合会为例

相比农村正规金融, 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灵活多样性, 也注定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我们以农村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民间合会为例, 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来说明这一问题。 (1)

假设由N个人组成一个轮会,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获得资金B, 用于投资一个不可分割的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在以后的每一期带来b的收益, r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利率 (在此不计复利) , 项目的收益率b/B≥r, 否则项目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在j期获得资金B分配的个人来说, 每期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Yt=w-c, 此时, t

Yt=w-c+b, 此时, t≥j

这里, c是每一期个人储蓄的份额, 个人储蓄N期才能完成投资, w是每一期个人获得的收入, 该变量是外生的。

考察第一个获得资金B的人, 其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一般地, 可以将第j个收到资金的人的总收益表示为:

最后一个收到资金B的人总收益为:

于是, 这个轮会组织中个人的平均收益是:

因而, 平均收益可以表示为:

从式 (1) 可以看出, 前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总收入减去项目投资的支出, 后一部分是由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看出, 和自己积累资金相比, 参加轮会平均可以提前一半时间完成投资。实际上, 除了最后获得资金的人外, 其他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前完成项目投资。即便是最后一人, 完成项目投资的时间也与自己储蓄完成投资的时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 参加轮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个人储蓄的收益表示为:

由于c=B/N, 则Nrc=r B, 而b/B≥r, 代入 (1) 、 (2) , 可以得到:

这表明, 轮会给参与者带来了福利的改善, 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中国, 由于存在着很低的储蓄存款利率 (相比贷款利率过低) , 因此, 该结论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广大农村地区, 非正规金融能得以广泛地发展。诚然, 农村民间金融虽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空间, 却也无法掩盖其固有的缺陷:不够规范、风险较大、缺乏法律保护、容易滋生非法金融等等。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具有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 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从理论上, 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 应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体制内的正规金融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

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 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 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 拓宽信贷服务领域, 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 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 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 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 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 适度竞争, 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二) 切实承认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促成其合法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eglitz) 曾指出, 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 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整合起来, 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同时, 也有利于金融部门自身提高效率并积累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 美国、日本等都曾通过使民问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 并取得成效。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的同时, 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 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 允许外资金融介入农村金融业务, 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 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 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 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中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间的乡土信用资源, 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中国有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未取得合法地位, 但它们突破了不合理的金融管制, 具有金融创新性质, 又为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对这类地下金融机构应当加以甄别引导, 允许其有条件地合法化。

(三) 政府要正确地定位──“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汪丁丁)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 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 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 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 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 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 从 (下转142页) (上接100页) 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这种情况, 只能采取政府定位并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这其中, 可以想象会遭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正因为如此, 也只能采取从官方层面的制度供给, 从而解放农村金融生产力。

参考文献

[1]Nagarajan, Geetha and Richard L.Meyer.Rural Finance:Recent Advancement and Emerging Lessons, Debates, and Opportunities[Z].Reformatted version of Working Paper AEDE-W P-004l-05,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5.

[2]熊学萍, 易海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融资制度的效率:一个分析的框架[J].改革, 2007, (10) .

如何正确识别正规留学中介机构 篇5

留学中介机构系指经批准的教育服务性机构通过与国外高等院校、教育部门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与我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有关的中介机构。正规的留学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或教育服务性机构；

(二)有熟悉我国和相关国家自费留学政策并从事过教育服务性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与国外教育机构已建立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四)有必备的资金，能在学生经济利益受损时保障其合法权益，按协议予以赔偿。

出国留学中介机构于特许服务行业。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商公安部进行资格认定。通过资格认定的机构应当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同时到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

通过中介机构办理留学时，应查验其是否具有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书”以及当地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允许其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业务的“营业执照”，并核对其核心资质情况。

人们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中查询到已领取资格认定书的自费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名单。

（附：北京十大正规留学中介机构）

金吉列：比较老牌的留学中介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分支机构，而且都是直营。在业内口碑很不错。

和中留学：老牌留学中介机构，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教育部、公安部特许批准的办理出国留学咨询服务的专业留学中介机构。是国内规模最大，服务最完善的出国服务机构之一。和中留学服务机构源于加拿大，1995年进入中国，是最早在华办理出国业务的机构之一。

澳际留学：是获得国家教育部资格认证的专业办理留学的国内较大的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

启德留学：办理欧洲和亚洲国家比较出色。

嘉华世达：民营公司，美国留学团队成立的比较早。

太傻留学：依托于太傻论坛。

天道留学：定位是美英高端留学。

津桥留学：国内最早做英国留学的中介之一。

学美留学：学美留学上海很专业。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6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家庭借贷 中小企业融资

一、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受到抑制，与农村金融相适应的配套设施的缺失，使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供需矛盾凸显。本文 旨在通过对苏南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的调查和研究，探索出一条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可行之路，从而优化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其中，“苏南”主要指苏州、无锡、常州地区；“非正规金融”则泛指在现有正规金融体制以外，不被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受正规金融制度保护的资金融通方式。

二、苏南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在调研期间，小组成员通过问卷、访谈、实地走访等形式，辅以文献资料、新闻报道等，对苏南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分析。

（一）家庭借贷情况

从渠道来看，苏南农村家庭借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二是通过农村普遍存在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借款，主要有自由借贷、以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融资活动等。调研发现，苏南地区农村家庭借贷主要以非正规金融形式为主，其中又以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自由借贷最为普遍。

从用途来看，主要有生活消费、生产经营。从调研结果来看，在列出的多项借贷用途中，用于购房建房的消费性借贷最多，其次分别是医疗、子女教育、婚丧、购置汽车家电等；在生产经营借贷方面，因为做生意投资而向他人借款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农业生产借贷。

另外，借款渠道和用途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而一般日常消费所需的借款，则主要通过民间自由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

对于像高利贷等广为知晓的民间借款，多数家庭表示没必要存在或者无所谓，问及原因，许多人表示，在当地因借高利贷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的事例屡见不鲜，高利贷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就是一种利率极高、为赌博等服务的比较极端、甚至对社会有一定破坏性的放贷形式，与正常生产经营有关的资金融通活动关系不大。

（二）中小企融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乡镇企业为特色的苏南县域经济，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苏南地区中小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这些民营企业在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内外部客观环境的约束，近几年苏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渐突出。

一方面，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资金链明显抽紧。据一些民营企业负责人反映，近些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一些依赖出口的行业，面临着产品外销受阻，资金无法回拢，而原材料价格却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也呈现上升趋势，企业利润大幅降低，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

另一方面，从目前来看，中小企业现有的融资渠道比较狭窄、融资成本偏高。一是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要求比较严格，短期内多数中小企业无法通过这类途径获得直接融资。二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并没有充分满足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由于中小企业在经营规模、风险承受能力、信贷抵押能力和信用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无法获得银行的“亲睐”；尽管在相关政策扶持下，苏南地区一些中小企业确实能从国有商业银行、当地农商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一定量的贷款，但是由于审批程序复杂、时间长、金额有限，不足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另有不少企业反映，大多数银行在放贷时采取了对央行基准利率上浮的政策，加上一些理财产品捆绑销售以及一系列类似的附加条件，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实际成本比预期要高出很多。

在这种供需矛盾之下，很多中小企业将融资渠道投向非正规金融领域，一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非正规金融中介应运而生。事实上，苏南地区民间资本发达，民间借贷向来比较活跃。近年来实体企业资金短缺、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使得非正规金融迅速发展，民间借贷几乎已成为一个热门“生意”，苏南地区不少商会、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个人等纷纷参与其中以谋求高额利润，在多方推波助澜之下，市场上通行的借贷利息一度达到20%至30%，甚至30%至40%。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情况

在广大苏南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商会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借贷服务灵活、简便、快捷，在信息、成本等方面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一定程度上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形成互补，填补了市场缺陷。另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无论是在外部环境还是其内部发展方面，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缺少法律认可和保护、未受到有效监管、内部控制不到位、缺少规范性、风险防范能力较弱等，使其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堪忧。

下面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分析其自身面临的经营问题：

首先，融资渠道有限、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的融入资金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由此可见，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极其有限，因而可提供的贷款金额也是有限的，根本无法满足市场上资金需求者的贷款需求，存在的资金缺口较大。

其次，内部风险控制不到位、防范风险能力较弱。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定性模糊、财务会计制度不统一等原因，各家小贷公司普遍存在着经营不规范、随意性较强的现象，使其在内部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能力方面存在缺陷，一旦出现违约、资金无法如期收回等现象，容易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甚至导致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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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经营规模具有局限性。小贷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所具有的信息优势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这种信息优势是建立在一定的地域限制上的，一旦小贷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其搜集信息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否则，其违约风险就会无法控制。

最后，受高额利润驱使，易出现过度投机、违规操作现象。由于客观上缺少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护，以及专门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总体而言，小贷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可以说是比较混乱，其中不乏受利益驱使而不计风险进行过度投机的现象，增加自身营运风险。

（四）典型案例分析

事件回顾： 2012年2月、3月，江苏省常熟市鲤鱼门大酒楼老板周思扬、当地女老板顾春芳先后携巨款失踪，官方证实涉案金额至少8.3亿。此事件轰动一时，以此为代表的常熟地区民间借贷崩盘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大量游资缺少出口是民间借贷活跃一时的主因。

该地区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活跃的民营经济和充盈的民间资本为民间借贷的兴起提供了温床。很多在早期便完成资本积累当地富商，一方面受近几年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在实业上收获无多，一方面经受不了高额利润的诱惑，开始涉足民间借贷网。

不少研究认为，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是民间借贷得以发展以及民间融资成本不断走高的重要因素，然而调研发现，在常熟地区却不尽然。据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在他所熟悉的企业圈，总体上普遍经营正常，一般情况下，只要抵押担保、信用担保等手续齐全，多数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在贷款额度上有所限制，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

因此相比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大量民间游资的推动才是民间借贷活跃一时最主要的因素。

（2）从资金流向来看，与实业领域脱钩趋势明显。

苏南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和银行的政策都是相对宽松的，因此对于真正做实业的人来说，贷款并不是很难。目前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资本的流通上，一些企业在拿到低利率的贷款后，并不是用于发展实体，而是将其以更高的利率转借他人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导致资金从实体业流出。

另外，借款用途的投机性也比较明显。据悉，房地产、股票、期货等市场成为借贷资金投资的热点。但这类投资由于缺乏实体产业支撑，一旦资本市场的运作不妥、出现亏损，借来的资金将不得不大部分用于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3）从融资方式来看，有效交易平台和风险控制机制的缺失是关键。

上述案例中许多银行也牵涉其中，可见尽管满足了抵押担保等相关手续，但正规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上仍然存在漏洞。上述案例中比较典型的融资方式有：一是通过成立法人为他人的相关公司，互相担保以获取银行、小贷公司的贷款。二是通过以购买别人房产为名义，先支付一定量定金获取产权，进行抵押贷款，剩余房产款项均以代为投资给予高息利息，整合进民间借贷业务。三是通过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将公司抵押给银行，从而获得更多的贷款。

另外，在非正规金融活动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导致潜在风险无法控制。例如，在调研中发现有这样奇怪的现象：一位借款人找中间人追讨债务，结果贷款人与中间人达成协议，给中间人更高的利息，结果中间人不急着讨债而是坐享利差。这一事件也反映出非正规金融活动中交易平台不完善所导致的问题。另外，监管机制、信用评价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等相关配套机制的缺失也是关键所在。

三、苏南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措施探索

1、保护互助性质自由借贷；严格取缔非法高利贷

研究表明，农村家庭之间互助性质的自由借贷多发生在熟人社会，存在金额小、速度快、无息或低息、期限灵活、违约率低、地域性、分散性等特点，具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取代的优势，且在促进农村家庭日常消费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对这一类型的民间自由借贷不应该施加过多的干预。相反，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正常的民间自由借贷，规范其契约形式，以保障资金所有者的财产安全。也可以考虑在乡镇社区、农村等设立一些服务性质的机构，为借贷活动提供第三方证明的平台，补充完善仅以人情、道义维系的民间借贷信用机制，将潜在风险进一步降低。

对于具有非法性质的高利贷等民间借贷，由于其多与赌博、具有黑社会背景的讨债公司等具有一定联系，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治安，因此应当严格取缔。

2、促进利率市场化，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在市场化运行的经济环境中，应当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价格机制降低中小企实际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环境。具体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作用：

其一，政府积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框架，对非正规金融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在有效监管之下向规范化、透明化发展。

其二，银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推出对中小企业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增强自身竞争力。另外，加强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严防中小企贷款资金挪作他用，确保资金安全。

其三，可以设立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结合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特点提供信用评级、会计核算、法律咨询等相关配套服务。

其四，中小企业自身应加强管理、完善内部环境，从而提升企业信用水平，为融资创造更广阔的平台。

3、引导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化发展

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指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目前这类非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官方认可，经营随意性较大，发展和转型均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引导非正规金融机构向正规化发展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法律认可和保护，明确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性质，制定完善规章制度；二是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有效监管，控制潜在风险；三是在具体实施方面，通过建立健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征信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相关制度，降低营运风险、促进市场稳定；四是非正规金融机构自身加强内部控制，推进金融创新，找准市场定位；五是在非正规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分工方面大胆探索，例如可以考虑纵向上进行分工合作，由正规金融机构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然后由非正规金融机构贷出并赚取利差收入，从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共同赢利。

参考文献：

[1] 姚明龙 著.民营资本的金融突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 赵一海官员否认顾春芳是常熟形象代言人：她只是个群众演员.南方网.2012-4-13.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7

1 金融生态的涵义

2004年12月, 周小川行长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首次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金融生态是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金融生态参与者、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概括起来金融生态具有以下特征:

1.1 动态进化性

今天的金融是从遥远的过去演化而来的, 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发展和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 从古老的钱币兑换到经营存、贷、汇业务的银行业, 再从银行业演化出理财、保险业、基金业和证券业。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在它们之间及内部形成了合理分工与合作, 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动态循环系统。

1.2 相互竞争性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 各类物种之间相互争斗, 在生与死之间, 通过生存竞争保留有利的物种, 而淘汰不利的物种。“优胜劣汰”同样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法则, 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运作效率来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 这样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会被市场淘汰, 而佼佼者生存下来, 整个金融业得以健康的发展。金融生态的活力、动力都源于它的内在竞争性。

1.3 制度环境性

自然生态是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 而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下形成的, 这是它的制度性, 由于法律制度可以间接体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征, 因此, 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是金融生态参与者生存的首要环境。

1.4 稳定性

自然生态可以自我调节, 但是一旦外力的影响超出它可以调节的范围, 就会破坏整个系统平衡。同样, 在金融生态里, 利率可以调节资金供求状况, 迫使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 并优化结构, 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 催生新的金融物种。然而, 人为破坏金融生态规律, 如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会恶化资金的配置, 妨碍金融机构的正常发展, 导致整个金融生态失衡。

2 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地位

2.1 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应该包括相关监管机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和农村资金需求者。然而, 政府监管部门却将非正规金融看成农村金融生态的外来者, 并对其进行不断打压, 扼杀其生存发展空间, 力图使其消亡于农村金融生态领域内。非正规金融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和打压, 其经营活动经常带有隐蔽性, 因此又被称为“地下金融”。实际上,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 它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2.1.1 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 非正规金融是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它的产生要先于正规金融。早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非正规金融, 明朝就有了“当铺”、“钱铺”和“银铺”, 清朝已经出现了“钱庄”和“票号”, 其中的山西票号的经营更是规模化、正规化, 直到今天它的经营手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其对票号的安全付款采取讨保交付、汇票挂失、出具甘结等措施, 在经营管理上采用经理责任制, 将两权分离, 东家是票号所有者, 而经营者却是管事人。到了解放初期, 我国共有1032家民族资本银行和钱庄, 然而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 国家将民间信用视为异己力量, 将其打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或小私有制的行列, 对民间非正规金融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和打压, 非正规金融趋近消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可以说, 正是政府不合时宜的破坏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才导致其消亡的, 它的消亡是一个非自然过程, 不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过程, 而是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灭亡的。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在极短时间内突然的大面积的“死亡”, 这本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更是大大破坏了我国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 一旦外力的作用较弱时, 非正规金融又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据估计, 2003年, 非正规金融的净投资额大约为6560～8085亿元左右。姚耀军等 (2005) 等通过参照金融发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些指标设计方法, 设计出一个较好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所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 该指标在1989年后就超过0.1, 在2000年达到0.137, 并且作者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

2.1.2 从产生的原因看, 非正规金融的出现不是人为的, 也不是某个强势群体所操控的, 而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自然演化过程, 是农村金融生态内生出来的一个“金融物种”。 (1) 外在原因: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 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资金严重外流现象, 据测算, 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 加上邮政储蓄渠道, 农民资金净流出达到18000多亿元。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的严重缺位, 导致了多数农户必须寻求非正规途径融资, 甚至是向高利贷借款, 这便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外在原因; (2) 内在原因:非正规金融的内在优势是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由于非正规金融是建立在以地缘、血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机制上, 它可以不需要抵押担保以及资信调查, 因此, 非正规金融在搜索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等方面远远小于正规金融。另外其交易手续简便, 而且小巧灵活,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贷款者的条件随时变通和创新, 例如, 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时间可以不受法定工作时间的影响, 即使在晚上、节假日也可以照常运营, 并且它还可以在利率、偿还期限以及偿还方式上与贷款者进行协商。正是凭借其“与生俱来”的成本优势, 非正规金融得以产生以及发展壮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它的产生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杜朝运 (2001) 认为,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因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内生出的寻求金融支持的一项制度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作为弥补、修正正规金融的次级制度安排, 有助于整个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显然, 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不是外力引导的结果, 而是金融生态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孕育出来的“金融物种”。

2.1.3 从其产生的环境看, 孕育非正规金融的“土壤”正是我国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在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农村, 法律制度观念难以深入人心, 而更多受到的是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道德以及面子。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信用, “人无信不立”, 如《中庸》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在民间, 信用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以这种文化树立的道德观念在我国远比法律规范约束强的多。对于中国人来说, 乡土观念很强, 家族观念浓厚, 容易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熟人群体, 如果借款者赖帐不还, 他将受到周围熟人的谴责, 而且他下次还想借款就没那么容易了。并且一旦信息宣扬出去, 还会给借款人带来面子上的损失, 面子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无形的精神收益, 而它一旦遭到破坏, 将会给借款者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因此, 很多正规金融信用差的农户的非正规金融信用度反而较高。正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下, 非正规金融得以正常运行, 而且这种非正式制度使得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交易成本大大小于正规金融。可以说, 没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这块合适的“土壤”, 非正规金融是无法成长起来的。

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是从金融生态的两个重要特性出发的, 历史发展和产生原因显示出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源于金融生态的动态进化性, 而产生环境是从金融生态的制度环境性入手。通过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参与者,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只是由于外力作用而“非自然死亡”, 而当外力作用较弱时, 又自然生长起来, 即使在当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 尽管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 非正规金融仍然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3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非正规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对整个农村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非正规金融必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有向正规化发展的趋势, 不过,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还将长期存在, 因此,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 在政策上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并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才能使非正规金融真正成为我国农村金融的良性组成部分, 而不是危害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恶性肿瘤”。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而要想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发展空间, 首先应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在现阶段, 政府应该在法律制度安排上给予民间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以便营造出一个有利于整个金融生态良性循环的金融环境。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非正规金融的立法, 保证其正常的生存权利, 引导非正规金融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在法律上要明确界定黑色金融和灰色金融, 对具有洗钱、赌博、贩毒等性质的非正规金融, 要严厉惩办和打击;而对灰色金融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将其纳入到相关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引导其健康发展, 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这里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如台湾地区为合会进行法律定性, 实现合会契约法典化, 台湾“民法”第七百零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称合会者, 谓由会首邀集二人以上为会员, 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金之契约。”另外, 还在“民法”其他条款里规定, 在倒会时, 死会会员仍要按会期缴纳会款, 交由活会会员均分, 以此减少活会会员的损失。会首对死会会员应缴纳的会款负连带责任, 如果死会会员拒不缴纳会款, 就由会首负责缴纳, 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条款不仅保障了非正规金融正常生存的权利, 还充分考虑了民间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 适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银行业, 如设立民营性质的村镇银行, 有可能进一步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这将使得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多元化, 促进竞争, 推动金融生态发展, 并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将民间非正规金融纳入相关部门的监管范围。当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而已, 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纷纷撤离县域经济, 而2007年, 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 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与外来资本相比, 更加熟悉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非正规金融也许更适合进入农村的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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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8

金融转移,属于金融系统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具体是指金融部门通过调控公共资源实现向特定组织的利益转移(米运生,2009)[1]。本文论述的金融转移主要指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配置过程中的转移。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出于业务发展需要或者对“盈利性”目标的追求,不愿意把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向盈利低的农业项目或农村地区,使得农村地区的资金需要得不到满足,融资缺口不断扩大。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转移是不可回避的和客观存在的。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非正规金融逐渐成为农村融资的主要渠道,并有不断替代正规金融的趋势。温铁军(2001)[2]通过调查我国东中西15 个省24 个县41 个村,发现在所调查地区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对农村经济增长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是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还是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本文基于此,从金融转移的视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实证层面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国外很多学者对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Levine(2002)[3]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OECD(2003)组织通过对中国非正规金融调查发现,非正规金融对于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资金的乡镇企业和农户家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国内从不同的视角对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高艳(2007)[4]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从增加农民收入效率的角度考虑,非正规金融的效率高于正规金融。

本文主要是在以下方面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完善或者改进。第一,非正规金融是金融转移诱致下产生的,基于金融转移视角能更深入地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增大样本区间,分析时间序列时样本区间越大,模型回归的结果越可靠。

二、金融转移视角下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在金融转移下的一种制度选择,是一种诱致性制度供给。金融转移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缺口不断扩大,需要资金的农户从正规金融得不到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村融资困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转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

农村地区金融转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政策性金融中介功能弱化,体现在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资金很多情况下不能按时拨付,严重制约了政策性支农的效率,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商业银行收缩农村信贷规模,商业银行出于自身经营的考虑,撤销了大批农村经营网点。第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垄断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成为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的金融中介。但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而且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利益诉求,使得稀缺的信贷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项目或地区流动,这种形式的金融转移使得农户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自出现以后就对农村经济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86 年,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规模为175.963 亿元;到2009 年,这一规模达到了7 252.86 亿元。与此同时,农村GDP也增长较快,从1986 年的3 662.101 增长到了2009 年的104 440.02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即农村非正规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实证层面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估算上,本文依照郭沛(2004)[5]的算法进行估算。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如下:本文选取农村生产总值(r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是财政支农额。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对变量lnrgdp、lnfzgjr和lnczzn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1。

从表1 的结果看,lnrgdp、lnfzgjr和lnczzn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三)模型构建及相关检验

从协整检验得知,变量lnrgdp、lnfzgjr和lnczz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直接采用原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另外,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得知lnfzgjr是lnrgdp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以上检验,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对模型进行了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但存在自相关,为了解决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OLS+异方差自相关稳健的标准差”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四)模型回归结果及结论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2。

注:*** 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从表2 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模型整体通过F检验,整体显著,说明回归结果是可靠的。第二,lnfzgjr的系数值是0.552 858 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第三,lnczzn的系数值是0.459 592 8,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财政支农对农村GDP有正向的影响,财政支农每增加1%,农村GDP大约增加0.46%。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金融转移视角,在探讨了金融转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研究了我国1986—2009 年期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第二,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第三,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本文从实证层面上研究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正确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第二,不断推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改革;第三,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摘要：基于金融转移视角,在探讨金融转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研究了我国1986—2009年期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非正规金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非正规金融明显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这一实证研究对中国通过正确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 篇9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规范

一、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刘仁伍博士在他撰写的《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一书中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户融资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是农户外源性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户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取得的融资仅占农户全部融资的20%, 80%左右的资金需求是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的。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在中国农村地区, 以借贷为主要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大量存在, 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 不容小视。目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大概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覆盖面广、易活跃、利率高、借贷期限相对较短、季节性强, 风险意识增强、隐蔽性强,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二、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

(一)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外因分析

1.二元经济结构下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 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 城乡差别大, 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地区差异显著。这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 同时也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2.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配置不足为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发展机会。一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缺位, 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要求。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 农村信用社因普遍经营困难而严重支持不足, 农业发展银行功能日益萎缩, 邮政储蓄成为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通道, 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甚至出现了正规金融供给的真空。在需求诱致性因素的推动下, 正规金融的严重缺位为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发展机会。其二是正规金融个人业务贷款存在空白点。其三是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过于严格、信贷程序繁琐、金融创新和服务相对滞后。这些因素使得正规金融不得不给非正规金融让出大部分市场。

3.农村地区资金需求存在较大缺口, 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旺盛, 但供求缺口较大。在国家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的情况下, 各乡镇农业产业化投入, 种养殖业发展、种粮等积极性普遍提高, 但金融部门收缩贷款权限, 且偏重于短期农业项目投入的现状, 使农村、农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资金缺口较大。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 金融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

4.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显示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农村组织及农户个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往往不能提供完整的财务信息及信用证明, 而且由于征信体制的不健全, 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 加上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 很难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足够抵押和担保。正规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 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 农村融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 而非正规金融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需求主体联系起来, 借助亲缘关系和地域优势能很好地掌握用款对象的信用情况, 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 使其顺利地成长起来。

(二) 农户的行为特征是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既存在传统农户也存在现代农户。

传统农户是指生存于小农经济环境下的农户, 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小农经济是中国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 以家庭为核心, 由小家到宗族、到邻村, 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 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 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 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拐杖”, 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落后地区的农村经济远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 所以传统农户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因此, 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 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 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援融资。寻求外援融资时, 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 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 最后不得以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现代农户是指经济上无生存危险, 较为富裕的农户, 他们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郊区。因为他们更贴近市场,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户获得产品的供求和价格等市场信息变得较为容易, 市场信息对农户的约束程度大为下降。他们区别于传统农户的行为特征是现代农户更接近于完全的理性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 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 农户收入的增长使非生产性金融需求可以在家族内部解决;其次, 农户的金融需求结构有了根本变化, 生产性金融需求相对非生产性金融需求占了更大比重;再次, 农户收入的大范围提高使农村资金供给更加充裕。但各家族甚至一个完整的圈层结构难以满足大额的生产性金融需求, 而对于正规金融机构, 这个数额又太小, 并且农户难以提供担保, 所以现代农户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就无法被不发达经济状态下的金融制度安排满足。潜在的收益催生了新的非正规金融制度, 标会、钱庄、各种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满足了较大额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因此, 在中国农村的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大量存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的, 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满足了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金融需求, 弥补了由国家完全控制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不足,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限制了非正规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国家需要对其加以引导和规范。

(一) 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减少农户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

目前, 城市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在农村, 农民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 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增加了农民非生产性资金的需求, 而由于正规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占领了这块市场。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农民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 不仅有利于社会整体公平的实现, 而且也可以抑制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二) 通过试行利率市场化解决非正规金融问题

在非正规金融比较活跃的地方, 通过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 利用利率杠杆引导资金流向, 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 增加农民融资机会, 活跃农村经济。通过灵活的利率政策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 扩大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规模效益, 壮大其支农实力, 最终达到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目的。

(三) 依法界定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 将发达地区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合法非正规金融形式纳入国家统一的监管体系之中

引导有一定规模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金融组织转变, 建立商业性和合作性的民有中小金融机构, 从而使农村金融的产权主体多元化, 形成充分竞争的格局, 促进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

(四) 正规金融机构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 强化服务意识

一是正规金融机构努力完善服务水平;二是加大市场调研力度,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 做到手续简化, 及时给与信贷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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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

►►一、就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及发展原因的分析

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 多年以来,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理论界和政府的决策中一直被大家所忽视, 经常被加上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 然后受到重重限制。就算是这样,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依然在制度的限制中顽强的生存着, 同时越发凸显该金融组织的生命力, 且规模也开始不断的扩大。所以笔者个人认为, 目前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 正规的农村金融制度存在非常划算的信贷资金, 而且这种信贷是无法排挤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的, 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才更具有效果。具体如下:

1.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我国,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已经存在了千年, 他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根本的内在动力, 更是发展的必然条件。于是我们进行比较之后发现,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发展才经历了仅仅几十年的历程, 只不过是正规金融制度之外泛起的涟漪,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从需求角度考虑, 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和城镇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 存在周期长、监控难、规模小、风险大等特点。和商业化正规金融活动相比, 是很难将小农经济及民营经济很自然长期的与民间贷款相联系。

其次、从供给的角度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的存款也开始增多, 于是为民间金融的产生及发展提高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更是私人财富走上资本的必然之路。

那么伴随着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贫富差距也开始增大, 这更给财富的集中化创造了条件。然后由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大多都是拥有闲散资金, 在运用渠道上非常的单一, 通常都是将自己多余的钱存在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等, 虽然这些投资取向都比较安全, 可收益非常的低, 所以如何将民间闲散的资本集中起来, 然后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 促使资本和货币开始走向投资化的发展道路, 进而对正规金融实现侵蚀效应。

2.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外在因素

建国以来,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中, 制度方面的力度明显存在区别。然而在1996年以后, 当国有银行开始实现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时, 银行对在风险和流动性方面的控制就变得更加严格了。于是国有商业银行就陆续出现借贷现象, 比如‘锦上添花’和‘垒大户’的做法, 就给更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等在贷款上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使政府要求正规金融机构为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贷款, 也无法改变商业银行的逐利本性。而再1999年开始,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的撤并, 使得农村的基层也开始有此类银行的经营机构, 其中农村金融主导以农村信用社机构为主, 但由于自身发展规模局限, 同时加上多种原因的存在, 使得更多不良不利的贷款更多的存在, 导致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抛弃了农村, 导致农村非正式金融才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并茁壮成长起来。

►►二、积极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壮大

1.我国政府应该对金融方面的相关制度和信用基础不断的完善 , 努力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 特别是要加强国家中央银行对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法制结构, 来最终实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

2.对民间资本可以享有国民待遇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明确规定, 同时民间资本也可以顺利的进入金融领域的公司, 进而在法律面前为中小金融机构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放宽市场竞争力度, 允许发展壮大, 运输上市及可以跨区域增设金融分支机构。进而加快民间借贷立法进程。农村民间借贷是农村金融的有益补充, 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但有些地区出现高利贷问题, 还有的演变为私人钱庄, 为防范由民间借贷引发的农村金融风险, 应尽快制定和出台《民间借贷法》, 使民间借贷活动不断在制度完善中走向规范化。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对非正规金融中的一些黑色金融进行严厉的打击, 因为一旦黑色金融在法律面前钻空子, 就会很快泛滥到整个社会, 如果现行的法规如果对这些金融犯罪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惩罚措施的话, 必定会受到极坏的负面影响, 那么加快相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 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对违法金融的惩罚标准, 从而在严格的金融执法中实现借贷活动的规范。

3.按市场化原则‘准入与退出’, 我们政府可以对民营金融组织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给予减弱, 使民间资本能够迅速组建成更多的金融机构。比如只要股东人数、资本金及经营者的资格等有关条件都达到了国家法定标准, 就可以给予注册登记, 那么民营金融机构就会得到有效的发展和壮大。那么, 对于金融管理部门来说, 就只需要对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审核即可, 在退出方面, 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监督局的监督下, 依法进行兼并、重组及清盘、关闭。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式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研究净, 《金融论坛》, 2010 (5)

[2]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3]杨军:长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7)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11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

1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其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农户数量大，地域上较分散，难以形成正规金融机构与农产间的信息对称。作为理性人的国有商业银行为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会加强对贷款申请的审查力度，以减少放款风险，这就提高了交易费用，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庞大，技术、设施、人力资本投入高，对于每一笔贷款都有着固定的最低管理费用，而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贷款规模不大，贷款数额小的特点增加了其管理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银行必然会在收益与成本问进行比较，较大的风险、较高的成本使得银行纷纷从农村退出。农业高风险性和弱质性特点使农户未来的偿付能力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着数量巨大的农户贷款申请，出于预算硬约束、安全性和利润最大化经营原则的考虑，自然会产生正规金融的“惜贷”行为。农户对贷款的需求季节性明显，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当预期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需要履行许多繁琐的程序而可能会错过资金的最佳使用期时，同样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也可能主动放弃贷款申请。

2我国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措施建议

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以龙头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发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财政贴息贷款，制定统一的财政贷款贴息标准，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参与贴息贷款的发放；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等级和生产经营情况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小额信贷的发放，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入股社员参与信用社评估，实行农户信息公开和贷款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定小额信贷相关法律和法规，确立民间专业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机构地位，逐步建立由商业银行以外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为主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

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化运作为辅，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主导产业覆盖地区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从而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实行普惠性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应对所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合作社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让它们处于平等的发展起点上；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照顾；对市场开拓力强的外向型企业，在出口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积极为新型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并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执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使它们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快速发育。

非正规金融机构 篇12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是通过签订借贷合同方式实现的, 欲借款的农户先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经调查审核通过以后, 金融机构才发放贷款给农户。在此, 我们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为B, 农户为F, 农户向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的概率为P1, 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给农户的贷款本金为L, 贷款期限t, 贷款利率i, 按复利计算利息, 则贷款到期还款额为Leit,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为P2;农户最后选择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1, 选择不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2, 农户归还贷款的概率为P3。博弈树如图1:

农户根据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求 (如贷款期限、利率、抵押品、信用状况等要求) 做出选择“申请”还是“不申请”,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1) 选择“不申请”, 那么双方得益为 (0, 0) 。如果农户以概率P1做出选择“申请”, 则博弈进入子博弈。子博弈阶段由金融机构决定是否贷款, 我们考虑金融机构的选择, 它可以选择“贷款”或者“不贷款”, 如果它以概率 (1-P2选择分枝“不贷款”, 那么金融机构和农户最后的得益为 (0, 0) , 博弈结束;如果金融机构以概率P2做出了选择“贷款”, 我们就进入二级子博弈, 这时由农户开始选择, 他也有两个选择“偿还贷款”或者“不偿还贷款”, 如果农户以概率P偿还贷款, 那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 i t, 农户的得益为R1 (R1>0) ,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3) 选择不偿还贷款,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 t, 农户的得益为R2 (R2>R1>0)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得益为:

E (R) =P1P2[P3Lei t+ (1-P3) (-Le i t) ]+ (1-P1) *0+P1 (1-P1) *0

=P1P2Lei t (2 P3-1)

当E (R) >0的时候, 即P3>0.5时,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正,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当E (R) =<0的时候, 即P3<0.5时,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负,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不发放贷款。所以,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是否选择发放贷款取决于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小。

根据中国农村现实情况, 正规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不相适应,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非常严重, 同时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不清晰、组织结构不科学、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 都使得农户一旦获得贷款, 相当一部分都会把还贷一拖再拖。当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需要有抵押品, 但是在中国农村, 住房、土地等对农户价值大的资产因为制度、道德等原因不适合作为抵押品, 就是说农户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相当少。另外, 农村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打官司, 但是因为向农户发放的每笔贷款数额都不大, 几万元或者几千元, 农户又可以到外地居住, 打官司的搜寻成本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诉讼费用都很高, 甚至可能会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 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可能会放弃打官司。这样, 倒推到博弈的第二阶段,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能就会选择不发放贷款, 因此“惜贷”在农村成为普遍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户之间的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农户的资金需求。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首先, 农村非正规金融能极大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 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是建立在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非正规制度基础上的, 这种非正规制度产生的是非制度信任, 而非制度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比制度信任更具有稳定性。 (楼远, 2003) 由于贷款人对借款人的家庭关系、经济水平、还款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都了解得比较透彻, 他们之间利用当地的各种习俗、惯例能很快达成非正规合约, 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 能极大减少定立合约前甄别客户信息的交易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民间融资无烦琐的交易手续, 交易过程快捷, 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 违约或者失信对借款者造成的信誉、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损失对借款人具有极大的监督作用。同时, 违约者的违约行为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 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 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 (1993) 估计, 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 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因此, 非正规金融在对借贷合约履行的监督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其次, 非正规金融的灵活性能很好地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具有规模小、分散化、季节性、及时性等特点, 同时, 需求主体的信用担保能力有限。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具有充足的资金, 追求规模经济, 在提供服务时都有固定的程序, 同时为了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他们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品。这些要求都很难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而非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常能根据实际情况对贷款利率、期限、抵押品等进行变通, 比如小组金融采取借款人团体相互监督、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捆绑信贷通过交易的互联起到抵押、担保的作用;临时借贷主要靠社会舆论、社会制裁的作用。因此, 可以说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

三、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1. 短期发展思路。

首先, 从制度上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保障, 确立其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合法地位。非正规金融融资的还款率相当高, 有的甚至能达99%, 这是我们信用社及其他专业银行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中国现在各个地方的农村, 已经开始机构创新了, 比如只贷不存机构的试点、社区货币基金、资金互助安排等。这些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从法律规范、银行监督、管理登记、风险控制制度等方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进行制度性的保障。其次, 以合会为突破口, 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 带动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和非生产性借贷, 农村正规金融无法克服这四大基本问题, 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好地解决了这几个障碍, 所以当前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须以非正规金融制度改革为重中之重。但是事实证明如果金融监管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 政府还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指手画脚, 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就是民间金融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真正来自于民间、民营的农村金融, 那么合会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合会是基于血缘、人缘、地缘关系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 一般有三五个人组成, 相互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开会一次, 每次聚集一定的资金, 轮流交给会员中的一人使用, 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合会很好地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也不需要抵押物品, 它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2. 中期发展思路。

促进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融合。在农村的金融领域, 正规部门具有充足的资金, 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 可以服务于大中型的农村企业;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 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服务。农村非正规金融应该和农村正规金融有效的结合起来, 互相补充更好地服务整个农村, 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的建设。

3. 长期发展思路。

借鉴日韩农业发展模式建立农协, 实现农村农业产业和金融机构一体化。建立农协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农业协作组织, 这个组织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经营领域中的综合性合作, 把农村信用社纳入农业协作组织中作为其金融机构, 政府对农民合作放开保险、金融、购销、加工等等相关领域, 并且以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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