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

非正式金融（共12篇）

非正式金融 篇1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一个对农村金融比较全面的定义是:农村金融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制度机构安排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如贷款、存款、保险和汇兑) , 为不同的、各种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提供金融服务”[1]。因此, 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设计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 需要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 厘清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 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问题,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过度的利率控制会减少储蓄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导致资金外流, 因而必须放松利率控制, 实行金融自由化;戴蒙德 (Diamend) 和库格曼 (Krugman) 认为, 由于经济结构刚性和低经济供求弹性在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 将会引起过度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结构, 导致金融服务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还有学者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认为, 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减少投资成本, 可通过发挥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便利交换等功能来配置资源和服务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中, 印度是国外学者普遍关心的焦点, 其中陇 (Long) 利用印度1951—1952年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伊库巴 (Iqbal) 通过1970—1971年的印度数据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验证;伯根斯 (Burgess) 和潘德 (Pande) 通过研究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变革后认为, 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 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此外, 亨瑟 (Hesser) 和斯昆 (Schun) 、帕尼 (Panni) 、噶塔克 (Ghatak) 、琳斯 (Lins) 、尼甘拉加 (Nagarajan) 和胡沙克 (Hushak) 、昆查 (Kochar) 、巴里斯温 (Bali Swain) 等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且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兵、朱建华等对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作了实证检验;张小琴对全国及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 总体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仍然不足, 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庞智强、仇菲菲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赵冬青、李子奈通过2006—2007年中国12省区农户开展调查, 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 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层次或者产业层次上, 而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比如戈林伍德 (Greenwood) 仅仅研究了财政演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关系, 但没有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乡割裂, 而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因此, 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问题, 不仅是十分必要, 而且十分紧迫。本文拟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业存贷款额, 农村金融中介发展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农村金融现状: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

(一) 农村金融体系──逐年来可怕地萎缩

面对着农村地区逐年上升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固有的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矛盾, 不仅相对应的金融供给长期滞后, 而且伴随着正规金融在市场化的利益边界的驱使下, 纷纷在农村大量裁撤网点, 金融供给只能是每况愈下。归结来看,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 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 平均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以银监会公布的2008年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为例:全国3万多个乡镇, 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 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901多个, 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 868个。 (1)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金融机构都撤销了, 何来金融服务?考察与农户金融需求最紧密的小额农贷情况, 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 农户从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比例长年在30%左右徘徊。

单位:亿元、万户

(二) 体制内金融机构──“离农”有其必然性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决定着资金要流向风险低而收益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 加之信息不对称、高成本交易、利率管制等因素,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难以盈利, 使得它们或是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或是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干脆要么蜕变为“抽水机”──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 (3) ──即便是向农村提供贷款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也主要为农村的中小企业和专业大户服务 (温铁军、姜柏林) 。即使通过小额信贷创新信贷产品, 对农户提供无抵押的联保或者信用贷款, 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农村金融机构储蓄多于贷款的现实。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 吸收的存款也远远超过发放的贷款, 如印度尼西亚的BRIUD[3]。

(三) 体制外民间金融──充作廖化的急先锋

按照国际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 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 从而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得不”发展壮大起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分布广泛, 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 东北存在“对缝”业务, 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这种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民间金融经历了“产生→繁荣→禁止→地下→繁荣”的漫长过程:1980—1990年间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 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 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 1998年7月又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 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 民间金融虽然彻底处于地下状态, 但规模却有增无减。Montiel&Richard Agenor等人估计, 中国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IF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信赖于非正规金融, 其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于正规的4倍;根据陈锡文的研究, 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 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的农户获得贷款基本上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温铁军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的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的调查也发现, 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虽然各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 但中国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究其原因──“蜀中无大将”──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中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与政府长期金融抑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数据检验──VAR模型、GRANGER检验、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 体制内正规金融的效率分析

1.相关指标设计。 (1)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 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因此, 本文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文中以X1表示) 为:农业存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的比率。 (2)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在本文中,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文中以X2表示) 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 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 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比表示。 (3) 衡量农村经济水平指标。基于Greenwood&Jovanvic的产出增长率模型, 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 (文中以Y表示) 。

2.研究方法与数据。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地监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08年间的相应指标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利用Eviews软件,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剔除异方差影响, 在检验过程与后面的模型中, 我们对各列据均取对数值 (相应地, 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对应表示为:LX1、LX2、LY) , 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X1为但整变量, 其余均为平稳变量 (见表1) 。

(2) 农民收入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由于LX1是单整变量, 我们引入平稳变量ΔLX1, 建立VAR模型, 具体结果如下:

LY=1.716962*LY (-1) -0.628652*LY (-2) -0.113130*D (LX1 (-1) ) -0.075711*D (LX1 (-2) ) -0.174162*LX2 (-1) -0.069611*LX2 (-2) +-0.827642

R-squared=0.990959, S.E.equation=0.050414, F-statistic=164.4187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发展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3) 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 我们利用GRANGER检验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检验结果 (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 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 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原因。

结合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来看,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 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 这在实证上验证了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二) 体制外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可贷资金理论

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包括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从实践上, 中国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立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中国国土辽阔, 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 不同形态的农村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适用所有的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 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不存在农村和农民, 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 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金融也应该是商业化, 也就不存在农村金融的问题了。而在比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 农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起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 这些地区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来解决。

(三) 民间金融:存在的“理性”──以民间合会为例

相比农村正规金融, 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灵活多样性, 也注定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我们以农村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民间合会为例, 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来说明这一问题。 (1)

假设由N个人组成一个轮会,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获得资金B, 用于投资一个不可分割的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在以后的每一期带来b的收益, r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利率 (在此不计复利) , 项目的收益率b/B≥r, 否则项目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在j期获得资金B分配的个人来说, 每期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Yt=w-c, 此时, t

Yt=w-c+b, 此时, t≥j

这里, c是每一期个人储蓄的份额, 个人储蓄N期才能完成投资, w是每一期个人获得的收入, 该变量是外生的。

考察第一个获得资金B的人, 其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一般地, 可以将第j个收到资金的人的总收益表示为:

最后一个收到资金B的人总收益为:

于是, 这个轮会组织中个人的平均收益是:

因而, 平均收益可以表示为:

从式 (1) 可以看出, 前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总收入减去项目投资的支出, 后一部分是由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看出, 和自己积累资金相比, 参加轮会平均可以提前一半时间完成投资。实际上, 除了最后获得资金的人外, 其他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前完成项目投资。即便是最后一人, 完成项目投资的时间也与自己储蓄完成投资的时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 参加轮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个人储蓄的收益表示为:

由于c=B/N, 则Nrc=r B, 而b/B≥r, 代入 (1) 、 (2) , 可以得到:

这表明, 轮会给参与者带来了福利的改善, 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中国, 由于存在着很低的储蓄存款利率 (相比贷款利率过低) , 因此, 该结论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广大农村地区, 非正规金融能得以广泛地发展。诚然, 农村民间金融虽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空间, 却也无法掩盖其固有的缺陷:不够规范、风险较大、缺乏法律保护、容易滋生非法金融等等。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具有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 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从理论上, 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 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 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 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 应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体制内的正规金融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

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 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 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 拓宽信贷服务领域, 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 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 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 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 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 适度竞争, 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二) 切实承认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促成其合法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eglitz) 曾指出, 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 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整合起来, 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同时, 也有利于金融部门自身提高效率并积累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 美国、日本等都曾通过使民问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 并取得成效。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的同时, 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 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 允许外资金融介入农村金融业务, 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 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 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 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中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间的乡土信用资源, 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中国有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未取得合法地位, 但它们突破了不合理的金融管制, 具有金融创新性质, 又为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对这类地下金融机构应当加以甄别引导, 允许其有条件地合法化。

(三) 政府要正确地定位──“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汪丁丁)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 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 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 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 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 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 从 (下转142页) (上接100页) 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这种情况, 只能采取政府定位并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这其中, 可以想象会遭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正因为如此, 也只能采取从官方层面的制度供给, 从而解放农村金融生产力。

参考文献

[1]Nagarajan, Geetha and Richard L.Meyer.Rural Finance:Recent Advancement and Emerging Lessons, Debates, and Opportunities[Z].Reformatted version of Working Paper AEDE-W P-004l-05,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5.

[2]熊学萍, 易海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融资制度的效率:一个分析的框架[J].改革, 2007, (10) .

[3]Robinson, Marguerite S-the Microfinance Revolution:Sustainable Finance for the Poor[M].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01.

非正式金融 篇2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中小企业 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

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7)

【3】李伟“民间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金融与保险》，2005(8)

非正式金融 篇3

关键词：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竞争；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4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8.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8-42-03

一、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冲击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由于正规金融无法全面地覆盖农村市場，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在借贷方面因无合格抵押物等原因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并广泛存在，对正规金融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多样，主要以民间借贷、合会、典当行、私人钱庄、钱背、互助会、农村合作基金会（自1999年后取消）、民间票据等形式在民间进行各种融资活动。

近年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多项实地调查也表明，无论从笔数还是从金额上看，来自民间渠道的贷款已然占很大比重。全国农户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的借款约占借款总额的26%，而来自私人和其他途径的借款却达到71%。东部地区的农户贷款约81%来自民间，这个比重要高于中部和西部的平均水平。其中浙江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也是非正规金融极为活跃的地区。下面以浙江省为例作以分析。

据调查，在浙江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单个钱庄的借贷规模能达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非正规金融的灵活制度和资金规模，对浙江省不计其数的个体经济起步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非正规金融在浙江农村市场的占有率也相当高。以温州周林村为例，农户借款来源调查结果（表1）可说明这一点。

浙江的民间融资非常发达。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调查统计，2004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300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支行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而其民间借贷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浙江的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如康奈、奥康、红蜻蜓、正泰等，在创业初期大多是靠民间的非正规金融获得的发展资金。

非正规金融以其掌握信息的充足性和贷款条件的灵活性等特点，使其即使存在高利率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可以弥补正规金融制度在一些地区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正规金融在产品、利率和客户等多方面带来了冲击和竞争。

二、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分析

一直以来，非正规金融作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在农村发展壮大，是有其自身优势的。

首先，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它对客户具有信息优势。由于地域、血缘等原因，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往往在生活上有频繁的接触。无论是从借款人的资金需求上，还是还款能力上，非正规金融都能及时掌握信息。而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则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非正规金融有着重要的成本优势。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发展的一个劣势体现在成本问题上。农村市场对于贷款的需求往往每笔数额偏小，且需求范围广。加之农村市场的基础设施薄弱，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上所付出的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有时甚至会超过利息收益。而非正规金融因为其乡土性，除了只有微乎其微的信息搜寻和贷后监督成本外，其借贷操作简便，经营灵活，又大大减少了其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再次，非正规金融活动有担保优势。就是按正规金融机构的规定，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很难提供合格有效的担保抵押品，而在非正规金融交易中，很多不被正规金融市场接受的物品也可作为担保品，如房屋、土地、未收割的农作物、牲畜等。有时，甚至是只依靠亲情关系和借方的信誉，借贷活动就可以进行。这正是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选择非正规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后，相对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提供的贷款更为方便及时。它避免了正规金融机构在贷款申请和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农户往往更愿意选择非正规金融。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模式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作为两种不同的机制长期存在，都有其相对优势和局限性。简单来说，正规金融有其资金优势和信息劣势，非正规金融则有着信息优势和资金劣势。二者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也许更能提高金融效率。目前，正规金融可通过多种方式与非正规金融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合。

1．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合作金融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区域内的资金需求问题，通过吸纳非金融机构的其他股份，扩大正规金融在部分地区的市场，提高金融的效率，同时规范金融活动秩序，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在我国，这种方式的实践体现在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2003年4月8日，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挂牌成立。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是根据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原宁波鄞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成员、辖内其他农户、企业法人和其他自然人、法人共同发起，对原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整体改制组建成立的依法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区性农村合作金融企业。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浙江的杭州、萧山、余杭、富阳等地，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成立农村合作银行，以全新形式开展农村金融活动。

2．“信用社+合作社+农户”模式

这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农户自愿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向农村信用社入股，信用社向联保小组发放贷款。这种模式也是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结合。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能降低信用社的贷款风险；同时，随着更多农户的加入，股金数额的扩大也有利于信用社的发展壮大，最终实现农户、合作社、信用社三方共赢。

3．转贷

这种方式的具体做法是：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提供资金给乡村中介，他们再把这些资金转贷给农户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借款人还款后，乡村中介再将贷款偿还给正规金融机构。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有效的信贷分层，正规金融机构可利用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相对优势，通过非正规金融这一中介，将信贷活动逐步扩大。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 ，一方面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放贷风险，另一方面也可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增加了业务量，扩大盈利空间。对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放贷者来说，通过与正规金融机构的配合，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对于农村的资金需求者来说，这种形式也大大改善了他们贷款难的处境。

在我国农村，可作为乡村中介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会、信贷协会等金融类乡村中介；另一种则是一些可经营捆绑信贷的龙头企业。捆绑信贷是指信贷与其他交易的互联。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肉鸡加工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会经常与肉鸡养殖户实行捆绑信贷。肉鸡加工厂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再向肉鸡养殖户提供信贷，在肉鸡长成时农户将肉鸡销售给这些龙头企业，同时还贷。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以赊销的方式向农户提供幼苗、肥料、仔畜、技术等，公司收购农户农产品时，再从中扣除赊销的金额及利息。这样，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就通过龙头企业间接向农户发放贷款，支持生产活动。

四、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竞争与合作效果分析

1．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

非正规金融的出现，已然打破了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各式的非正规金融形式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储蓄，分流了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贷款，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压力。非正规金融的灵活和方便在现阶段更好地适应了农村经济的需求，给正规金融带来了竞争和压力。正规金融受国家的监管，拥有规范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流程，同时，其产品和业务的创新会受到多种原因的限制。而非正规金融的一切活动主要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它的金融产品、客户需求以及利率高低都是由市场决定的。这就导致了二者在金融产品、利率和客户上都存在着竞争。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竞争的存在更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多元化。非正规金融的压力会对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倒逼，有助于正規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进行金融创新。同时，正规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也有助于规范非正规金融的经营，降低非正规金融的利率，逐步淘汰其不合理的部分。这样，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合理的竞争中能互相促进，对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有着积极作用。

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中的合法部分，应予以支持，从而促进其与正规金融的竞争；而对于非正规金融中的非法部分，如高利贷、地下钱庄等，则应进行管制，取缔不正当竞争。

2．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互补

除竞争关系外，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还存在着微妙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体现在，只要是正规金融经营薄弱的地区，就会有相对繁荣的非正规金融存在。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信息便利的地区，而与之相对的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信贷供给则严重不足。非正规金融在这些地区就会非常活跃。虽然二者在业务上有重合和竞争的地方，但是由于二者都具备各自的相对优势，他们在信贷市场往往服务不同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分工。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利用各自优势对对方劣势的弥补，恰好构成了一种合理的互补关系。

3．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

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关系，有学者提出了4种战略：一是“自上而下”战略，即通过正规金融的制度适应，使得非正规金融更易于与其打交道；二是“自下而上”战略，帮助大的非正规金融将资金聚集在一起，形成正规金融；三是在缺少足够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地方，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微观金融组织；四是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接起来，联接方式主要分为水平联接和垂直联接。水平联接是指借款人首先向正规金融申请贷款，无法满足的部分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垂直联接是指非正规金融从正规金融取得贷款，然后再将其贷给农户。具体可以是正规金融机构同专职放贷者、小组金融以及捆绑信贷的联接。

通过两者的合作，正规金融可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拓展市场，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但是，不同的市场结构也会导致不同的合作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的境况。例如，当放贷者之间成为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为加强非正规金融放贷者之间合谋的能力，最终导致其利率水平的提高，借款人的贷款条件恶化。

事实上，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需要展开的可以达到互相促进效果的竞争并不够充分，二者的相互合作更是不多。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使得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合理竞争，合法合作，真正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的优化和改进。

五、小结

根据对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关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情况分析，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以其在农村市场的相对优势对正规金融在存贷方面形成相当大的冲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非正规金融都作为一股强劲的草根力量活跃在金融市场。因此，我们对于非正规金融不应该仅仅采取打压的形式，应利用其优势与之合理的竞争并通过一些方式进行合作，最终达到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目标。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同时存在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金融结构。二者的共存会在资金、产品、利率及客户等诸多问题上产生一定的竞争；而二者各自的相对优势及不同的信贷服务对象又导致了一种互补关系；同时，二者并非是永久对立的关系，若能开展有效的合作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应，正规金融可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拓展市场，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但是，若制度方式设计的不合理，也许会导致借款条件的恶化。因此，应当设计出符合农村市场特殊环境的竞争和合作方案。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和合作问题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借鉴方面已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具体落实到推广问题，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导致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充分。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在中国农村市场成为现实，为农村经济服务，还需制定相应的方案在一些试点进行实践，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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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灵跃、刘守谦、陈明衡．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J]．上海金融，2005，（01）．

非正式金融 篇4

1 金融生态的涵义

2004年12月, 周小川行长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首次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金融生态是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金融生态参与者、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概括起来金融生态具有以下特征:

1.1 动态进化性

今天的金融是从遥远的过去演化而来的, 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发展和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 从古老的钱币兑换到经营存、贷、汇业务的银行业, 再从银行业演化出理财、保险业、基金业和证券业。各类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在它们之间及内部形成了合理分工与合作, 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动态循环系统。

1.2 相互竞争性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 各类物种之间相互争斗, 在生与死之间, 通过生存竞争保留有利的物种, 而淘汰不利的物种。“优胜劣汰”同样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法则, 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运作效率来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 这样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会被市场淘汰, 而佼佼者生存下来, 整个金融业得以健康的发展。金融生态的活力、动力都源于它的内在竞争性。

1.3 制度环境性

自然生态是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 而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下形成的, 这是它的制度性, 由于法律制度可以间接体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征, 因此, 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是金融生态参与者生存的首要环境。

1.4 稳定性

自然生态可以自我调节, 但是一旦外力的影响超出它可以调节的范围, 就会破坏整个系统平衡。同样, 在金融生态里, 利率可以调节资金供求状况, 迫使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 并优化结构, 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 催生新的金融物种。然而, 人为破坏金融生态规律, 如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会恶化资金的配置, 妨碍金融机构的正常发展, 导致整个金融生态失衡。

2 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地位

2.1 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应该包括相关监管机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和农村资金需求者。然而, 政府监管部门却将非正规金融看成农村金融生态的外来者, 并对其进行不断打压, 扼杀其生存发展空间, 力图使其消亡于农村金融生态领域内。非正规金融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和打压, 其经营活动经常带有隐蔽性, 因此又被称为“地下金融”。实际上,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 它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2.1.1 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 非正规金融是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它的产生要先于正规金融。早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非正规金融, 明朝就有了“当铺”、“钱铺”和“银铺”, 清朝已经出现了“钱庄”和“票号”, 其中的山西票号的经营更是规模化、正规化, 直到今天它的经营手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其对票号的安全付款采取讨保交付、汇票挂失、出具甘结等措施, 在经营管理上采用经理责任制, 将两权分离, 东家是票号所有者, 而经营者却是管事人。到了解放初期, 我国共有1032家民族资本银行和钱庄, 然而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 国家将民间信用视为异己力量, 将其打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或小私有制的行列, 对民间非正规金融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和打压, 非正规金融趋近消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可以说, 正是政府不合时宜的破坏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才导致其消亡的, 它的消亡是一个非自然过程, 不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过程, 而是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灭亡的。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在极短时间内突然的大面积的“死亡”, 这本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更是大大破坏了我国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 一旦外力的作用较弱时, 非正规金融又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据估计, 2003年, 非正规金融的净投资额大约为6560～8085亿元左右。姚耀军等 (2005) 等通过参照金融发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些指标设计方法, 设计出一个较好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所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 该指标在1989年后就超过0.1, 在2000年达到0.137, 并且作者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

2.1.2 从产生的原因看, 非正规金融的出现不是人为的, 也不是某个强势群体所操控的, 而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自然演化过程, 是农村金融生态内生出来的一个“金融物种”。 (1) 外在原因: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 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资金严重外流现象, 据测算, 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 加上邮政储蓄渠道, 农民资金净流出达到18000多亿元。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的严重缺位, 导致了多数农户必须寻求非正规途径融资, 甚至是向高利贷借款, 这便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外在原因; (2) 内在原因:非正规金融的内在优势是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由于非正规金融是建立在以地缘、血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机制上, 它可以不需要抵押担保以及资信调查, 因此, 非正规金融在搜索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等方面远远小于正规金融。另外其交易手续简便, 而且小巧灵活,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贷款者的条件随时变通和创新, 例如, 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时间可以不受法定工作时间的影响, 即使在晚上、节假日也可以照常运营, 并且它还可以在利率、偿还期限以及偿还方式上与贷款者进行协商。正是凭借其“与生俱来”的成本优势, 非正规金融得以产生以及发展壮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它的产生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杜朝运 (2001) 认为,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因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内生出的寻求金融支持的一项制度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作为弥补、修正正规金融的次级制度安排, 有助于整个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显然, 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不是外力引导的结果, 而是金融生态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孕育出来的“金融物种”。

2.1.3 从其产生的环境看, 孕育非正规金融的“土壤”正是我国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在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农村, 法律制度观念难以深入人心, 而更多受到的是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道德以及面子。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信用, “人无信不立”, 如《中庸》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在民间, 信用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以这种文化树立的道德观念在我国远比法律规范约束强的多。对于中国人来说, 乡土观念很强, 家族观念浓厚, 容易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熟人群体, 如果借款者赖帐不还, 他将受到周围熟人的谴责, 而且他下次还想借款就没那么容易了。并且一旦信息宣扬出去, 还会给借款人带来面子上的损失, 面子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无形的精神收益, 而它一旦遭到破坏, 将会给借款者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因此, 很多正规金融信用差的农户的非正规金融信用度反而较高。正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下, 非正规金融得以正常运行, 而且这种非正式制度使得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交易成本大大小于正规金融。可以说, 没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这块合适的“土壤”, 非正规金融是无法成长起来的。

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是从金融生态的两个重要特性出发的, 历史发展和产生原因显示出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源于金融生态的动态进化性, 而产生环境是从金融生态的制度环境性入手。通过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参与者,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物种”, 只是由于外力作用而“非自然死亡”, 而当外力作用较弱时, 又自然生长起来, 即使在当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 尽管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 非正规金融仍然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3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非正规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对整个农村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非正规金融必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有向正规化发展的趋势, 不过,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还将长期存在, 因此,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 在政策上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并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才能使非正规金融真正成为我国农村金融的良性组成部分, 而不是危害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恶性肿瘤”。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而要想给予非正规金融一定的发展空间, 首先应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在现阶段, 政府应该在法律制度安排上给予民间非正规金融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以便营造出一个有利于整个金融生态良性循环的金融环境。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非正规金融的立法, 保证其正常的生存权利, 引导非正规金融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在法律上要明确界定黑色金融和灰色金融, 对具有洗钱、赌博、贩毒等性质的非正规金融, 要严厉惩办和打击;而对灰色金融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将其纳入到相关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引导其健康发展, 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对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这里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如台湾地区为合会进行法律定性, 实现合会契约法典化, 台湾“民法”第七百零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称合会者, 谓由会首邀集二人以上为会员, 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金之契约。”另外, 还在“民法”其他条款里规定, 在倒会时, 死会会员仍要按会期缴纳会款, 交由活会会员均分, 以此减少活会会员的损失。会首对死会会员应缴纳的会款负连带责任, 如果死会会员拒不缴纳会款, 就由会首负责缴纳, 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条款不仅保障了非正规金融正常生存的权利, 还充分考虑了民间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 适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银行业, 如设立民营性质的村镇银行, 有可能进一步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这将使得农村金融生态参与者多元化, 促进竞争, 推动金融生态发展, 并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将民间非正规金融纳入相关部门的监管范围。当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而已, 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纷纷撤离县域经济, 而2007年, 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 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与外来资本相比, 更加熟悉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非正规金融也许更适合进入农村的银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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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萧芍芳:台湾合会经验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 (P68-72)

非正式金融 篇5

日前，建行总行成立了一级部建制的小企业金融服务部，专门负责全行小企业金融业务的服务工作。建行成立小企业金融服务部既是积极贯彻国家扩大内需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要求，也是落实银监会小企业“六项机制”、深入推进小企业专营机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小企业金融服务部的成立标志着建行小企业业务进入了专业化运作的新阶段。

近年来，建行党委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明确将小企业业务作为战略转型的重点领域。做好小企业业务既有利于调整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服务小企业解决其融资难问题，也是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建行大力推进小企业业务发展，积极完善小企业业务相关的配套机制，根据小企业行业分布广、经营风险大、融资要求快等特征，将支持和服务小企业的切入点放在以满足小企业融资需求为主的综合金融服务上。目前，已经形成“速贷通”、“成长之路”、“易贷通”网络银行等品牌，推出了“联贷联保”、“供应链融资”、“循环额度”、“仓单质押”、保理等数十个新产品，深受小企业欢迎。此外，建行还与战略投资者合作试点小企业“信贷工厂”。江苏镇江小企业中心就是建行在引入国外先进小企业5项管理技术基础上建立的。过去新客户一笔贷款平均处理时间10.9天，现在只要5.7天，“速贷通”业务在3天以上；户均使用产品为5.2个，是原来的1.68倍。截至2008年12月末，仅镇江分行小企业贷款余额25.7亿元，新增13.7亿元，增幅超过50％，小企业贷款不良率0.76%，比去年末下降1.66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12月31日，建行全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已占公司客户（不含机构客户）贷款的45%。

目前，建行小企业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已具备了较好的市场、机制、组织和实践基础，小企业业务已形成了较强的市场影响力。2006年，建行被银监会评为“全国小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2007年建行“速贷通”被中小企业协会评为“中小企业最佳融资方案”，2008年经专家评分、公众测评获得“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建行作为大银行积极服务小企业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非正式金融 篇6

【摘要】 文章在揭示非正规金融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非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提出了规范衡阳非正规金融机构，建立健全衡阳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衡阳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金融支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衡阳的中小企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截止2007年底，全市共有工业企业5310家，其中属于大型企业只有中钢衡重、衡阳钢管、水口山、二七二厂4家，其余5306家全部属于中小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 99.92%，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794家，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的99.5%，在规模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79家，其余均为非公有资本。全市中小工业企业就业人员23.5万人，占全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总数9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就业中，69%的岗位来自中小工业企业。2007年，衡阳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中小工业企业156家，全市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为218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78%，占GDP的26.6%；全市中小工业企业实缴税金26.5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53%，城乡居民总收入45%以上来源于中小工业企业，中小工业企业对县域经济贡献率达到76%以上。事实证明，中小工业企业已成为推动衡阳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衡阳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如人才、技术、资金等诸多问题，其中，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是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当国有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时，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势必要求其在融资方式、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从而内生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就成了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来源。经验研究表明，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一直以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直至今日，非正规金融仍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虽说非正规金融较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非正规金融都“身披”非法的外衣，“灰色金融”、“地下经济”成为了非正规金融的代名词。尽管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五款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同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然而，非正规金融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非正规金融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因此，全面地认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特征和运作机制,逐步完善和规范非正规金融以实现衡阳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对于促进衡阳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

关于非正规金融的定义，至今国内外尚无标准化的定义，一般而言是从金融法制和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界定：世界银行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那些未被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亚洲发展银行1990年的一份报告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不受政府对于资金、储备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中国学者郭沛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活动通常未经一国政府批准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进行规制。因此非正规金融在中国通常还被冠以非正规金融、非规范金融、地下金融、非正规金融等名称。由此可见，对于非正规金融来说，尽管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但是其所指的具体内容在国内外学者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其形成原因十分复杂：

国内外学者大致从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等两个方面分析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具体原因。麦金农（McKinnon）试图用金融“二元主义”概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分割和金融抑制状况；[2]Fry[3]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府金融抑制和不当干预的理性回应。而Stiglitz和Weiss[4]则为我们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理解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提供了理论框架。

对于现阶段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和发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学者亦从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两个方面给出了解释：

张维迎、周添成等学者从中国转轨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阶段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影响。何田[5]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应的信贷机构或信用机制为其提供资金服务，这是中国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张松则指出，金融的脆弱性、金融约束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国非正规金融存在的体制性原因。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派则力图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角度来分析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6]史晋川、金祥荣等以温州金融部门的三元结构为分析对象阐述了民间的非正规金融部门在信息成本上具有的明显优势。张晓东等指出，非正规金融因其性质也是非正规，与民营中小企业在体制上是兼容的，因此，非正规金融决能更好地为民营中小企业经济服务。

二、正视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中国台湾非正规金融由来已久，有关非正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对台湾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关文献研究众多。在台湾的官营银行垄断体制下，台湾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是及其保守的，缺少抵押品的中小企业要取得融资非常困难。[7]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台湾一般银行，中小企业融资辅导体系和民间借贷市场。在20世纪60－90年代，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国内借款来源中民间市场的比例高达35%以上。[8]在长期处于政府严格监管之下的金融体制中，台湾经济能够顺利起飞并实现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功不可没。对于作为台湾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来说，制度外金融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信用筹措来源，是企业赖以建立的动力来源之一，而且，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台湾已经达到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而消失。同样，“温州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迅速崛起就已经引起国外很多学者关注，帕立斯(K.Parris)其《地方积极性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一文对“温州模式”作了比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其研究表明：改革不仅可以从上而下，也可以由注重实惠、为满足当地需要而对国营控制的经济不足做出反应的个人、家庭和群体自下而上的发动。艾伦.刘(Alan P. L. Liu)在《“温州模式”的利弊》一文中认为，从现实角度看，温州模式主要动力来自私人经济部门的企业和人员，同时也与当地政府部门的灵活政策和基层组织的政治支持分不开，并指出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现代化有着深远意义。

非正规金融是中小企业成立时期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对中小企业来说，越是接近早期发展阶段且规模越小，非正规金融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浙江财经学院课题组在2000年7月对杭州和温州的调查表明：60%的中小企业的原始积累以自有资本为主，约20%的企业以向民间借贷为主；而在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以后，非正规融资仍是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之一。[9]

三、建立衡阳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非正规金融的运行机制能够有效地克服微小投融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效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非正规融资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也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尽管如此，非正规金融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在农村地区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随着金融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的不断深入，如果政府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农村很多非正规的民间融资都能够转化为正规的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金融机构，从而有力的补充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支持方面的不足，也将有效的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等困难。与此同时，为了克服非正规融资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需从确立非正规金融合法身份、完善非正规金融监管机制和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完善非正规金融制度，以期达到使其更好地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目的。

1、确立非正规金融合法身份。目前非正规金融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政府应在逐步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的前提下，赋予非正规金融与现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开展平等竞争的合法地位，让其在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政府把非正规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这将给非正规金融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不仅可以减少它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也可减少非正规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10]

2、完善非正规金融监管机制，构建非正规金融制度，需解决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放松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衡阳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而且可以加快正规金融市场化经营的程度，因此，从帕累托最优理论来看，这项制度变革是有经济意义的。二是确定非正规金融合理的产权制度，使得投资者真正成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股东，并有效行使他们的支配权和监督权，从而建立起规范的内控机制、风险防范等制度，解决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问题。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增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对保证存款的来源非常重要，从而可为衡阳经济主体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四是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对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检测系统，并将其纳入金融业的整体监管体系，及时掌握非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检测分析点的样本调查可以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支持。五是稳步推行利率市场化，允许衡阳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存贷款利率在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的一定区间内自由浮动，将有助于发挥非正规金融的灵活性。

3、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相关配套措施。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盘考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关系，重构一个竞争充分、激励约束有效的衡阳金融市场体系，有助于衡阳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二是增加法律制度空间。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制定《非正规金融法》，除了赋予非正规金融合法的法律地位外，还应从法律上重新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的民间融资等概念的界限，增加非正规金融的活动空间。三是建立征信制度，净化衡阳金融生态的信用环境，这是非正规金融机构降低信贷风险的重要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A],见: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McKinnon,R.I.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st ed.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3-18.

[3]Fry,M.J. Money, Interest, and Ban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st e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7-34.

[4]Stiglitz,J. and Weiss(1981),“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393-410

[5]何田.“地下经济”与管制效率: 民间信用合法性问题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02.11:32-36

[6]林毅夫, 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 2001,1:10-18

[7]柳红.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概况(上)[J],改革, 1999.3:2-34;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概况(下),改革,1999.4:94-101

[8]易纲.许小年.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改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73-96

[9]樊纲.发展非正规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J].上海金融,2000.9:4-6

[10]Dekle,Hamada.On the development of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in Japan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49(1):77-90.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

►►一、就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及发展原因的分析

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 多年以来,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理论界和政府的决策中一直被大家所忽视, 经常被加上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 然后受到重重限制。就算是这样,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依然在制度的限制中顽强的生存着, 同时越发凸显该金融组织的生命力, 且规模也开始不断的扩大。所以笔者个人认为, 目前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 正规的农村金融制度存在非常划算的信贷资金, 而且这种信贷是无法排挤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的, 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才更具有效果。具体如下:

1.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我国,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已经存在了千年, 他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根本的内在动力, 更是发展的必然条件。于是我们进行比较之后发现,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发展才经历了仅仅几十年的历程, 只不过是正规金融制度之外泛起的涟漪,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从需求角度考虑, 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和城镇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 存在周期长、监控难、规模小、风险大等特点。和商业化正规金融活动相比, 是很难将小农经济及民营经济很自然长期的与民间贷款相联系。

其次、从供给的角度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的存款也开始增多, 于是为民间金融的产生及发展提高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更是私人财富走上资本的必然之路。

那么伴随着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贫富差距也开始增大, 这更给财富的集中化创造了条件。然后由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大多都是拥有闲散资金, 在运用渠道上非常的单一, 通常都是将自己多余的钱存在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等, 虽然这些投资取向都比较安全, 可收益非常的低, 所以如何将民间闲散的资本集中起来, 然后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 促使资本和货币开始走向投资化的发展道路, 进而对正规金融实现侵蚀效应。

2.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外在因素

建国以来,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中, 制度方面的力度明显存在区别。然而在1996年以后, 当国有银行开始实现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时, 银行对在风险和流动性方面的控制就变得更加严格了。于是国有商业银行就陆续出现借贷现象, 比如‘锦上添花’和‘垒大户’的做法, 就给更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等在贷款上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使政府要求正规金融机构为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贷款, 也无法改变商业银行的逐利本性。而再1999年开始,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的撤并, 使得农村的基层也开始有此类银行的经营机构, 其中农村金融主导以农村信用社机构为主, 但由于自身发展规模局限, 同时加上多种原因的存在, 使得更多不良不利的贷款更多的存在, 导致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抛弃了农村, 导致农村非正式金融才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并茁壮成长起来。

►►二、积极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壮大

1.我国政府应该对金融方面的相关制度和信用基础不断的完善 , 努力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 特别是要加强国家中央银行对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法制结构, 来最终实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

2.对民间资本可以享有国民待遇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明确规定, 同时民间资本也可以顺利的进入金融领域的公司, 进而在法律面前为中小金融机构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放宽市场竞争力度, 允许发展壮大, 运输上市及可以跨区域增设金融分支机构。进而加快民间借贷立法进程。农村民间借贷是农村金融的有益补充, 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但有些地区出现高利贷问题, 还有的演变为私人钱庄, 为防范由民间借贷引发的农村金融风险, 应尽快制定和出台《民间借贷法》, 使民间借贷活动不断在制度完善中走向规范化。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对非正规金融中的一些黑色金融进行严厉的打击, 因为一旦黑色金融在法律面前钻空子, 就会很快泛滥到整个社会, 如果现行的法规如果对这些金融犯罪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惩罚措施的话, 必定会受到极坏的负面影响, 那么加快相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 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对违法金融的惩罚标准, 从而在严格的金融执法中实现借贷活动的规范。

3.按市场化原则‘准入与退出’, 我们政府可以对民营金融组织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给予减弱, 使民间资本能够迅速组建成更多的金融机构。比如只要股东人数、资本金及经营者的资格等有关条件都达到了国家法定标准, 就可以给予注册登记, 那么民营金融机构就会得到有效的发展和壮大。那么, 对于金融管理部门来说, 就只需要对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审核即可, 在退出方面, 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监督局的监督下, 依法进行兼并、重组及清盘、关闭。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式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研究净, 《金融论坛》, 2010 (5)

[2]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3]杨军:长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7)

非正式金融 篇8

一、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数理模型分析

假设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用下标F和I, 假设高、低收入者农户各用上标M、N表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i, 贷款者需要对借款者进行必要的监督, 其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 c∈ (0, 1) , 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c0;借款者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获得的效用为R, 付出固定的成本为S, 其还款概率p取决于i和c, 与i成反向关系, 与c成正向关系, p M>p N, 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c1, x 1M>c1N。假设当借款人项目事件失败时, 贷款人将不能追回任何贷款和利息, 此时贷款人的收益将为0;只要借款人的项目事件成功, 贷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项;借款人和贷款人均为风险中立。所以, 当项目事件成功时, 贷款者的收益为i-c, 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项目事件失败时, 贷款者的收益为-c, 借款者的收益为-S。

所以, 贷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

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两者的约束模型可以简化为:

第一, 对于正规金融, 约束机制应该应该变为:

若存在均衡, 必然有:

若要 (5) 成立, 则监督成本cF*和机会成本c0必须较小, 机会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比较小, 收益R和还款概率p必须较大。

1. 利率无管制的情况下。

由于正规金融部门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 一般上都会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以相同的利率提供贷款。

由于p M (i, c) i-c>p N (i, c) i-c, 放贷给高收入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2. 政府管制利率的情况。

假设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正规金融组织的利率为i, 此时借款者足额还款的概率p仅由监督成本决定, 为p (c) , 则公式 (3) 的机制约束问题变为:

说明当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数时有最优解, 且在均衡点处。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 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况, 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监督成本收益也较低, 即p′ (c) 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时, 利率往往较低, 这时将导致, 即模型没有最优解。若成立, 监督成本c必须非常大, 这时, 理性的贷款者将选择放弃任何放贷, 从而解释了当存在较低的利率上限管制和较高的监督成本时, 农村金融需求者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取得贷款的现象。

同理, 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个较高的下限时, 将不能满足的约束条件, 借款者的收益将无法弥补利率成本, 他们将选择放弃贷款。

第二, 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来说, 由于本身基于地缘、人脉关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 其可以以较小的成本甄别不同类型的需求者;同时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 对于不同的借款人, 非正规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 非正规金融组织还可以以较小的监督成本监督借款者的行为, 且较为有效, 即p′ (c) 较大, 能够同时向高、低收入型农户提供贷款。

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 供求约束机制为:

对于低收入农户来说, 供求约束机制为:

假设监督成本、所获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 又p M>p N。因此, 对于非正规金融来说;同理, 而对于低农户来说, 则自愿接受高利率贷款。所以, 非正规金融将对高收入型农户索取较低的利率, 而低收入型农户则自愿接受较高的利率。并基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监督优势, 借贷交易实现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有可能在i*M、i*N两个利率水平上达到分离均衡, 高、低收入型农户均可能从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贷款。

可见, 非正规金融组织能够运用其信息上的优势, 以较小的成本分离高中收入型需求者, 利用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 同时其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扩大了借贷机制有效性的范围。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 当正规金融组织的监督成本较小时, 其可能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借款, 即便非正规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 他们借款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性支出, 即维持生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或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途径, 即使侥幸借到钱, 也没有能力偿还, 可以认为他们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同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押品, 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也接近于0, 他们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违约所得的贷款。

所以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 公式 (3) 可写为:

由于p (i, c) →0, , 即必须满足i>+∞。显然, 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 具有信息优势的非正规金融不会选择向低收入型农户贷款。

综上所述, 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是相互依存的, 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 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

二、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适用性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直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博弈分析讨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或者通过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指出正规金融的不足之处, 从而间接地分析出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本文选择后者进行分析。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是通过签订借贷合同方式实现的,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确定贷款利率、贷款要求和还款方式等内容吸引农户贷款以获得贷款收益;同时农户则要决策是否借款。所以,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农村金融机构是否贷款给农户, 农户是否贷款以及是否偿还贷款。本博弈模型以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为两个博弈方, 假设这两个博弈方都是经济人, 即他们都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不会犯理性错误, 并且假设他们都是风险中立者。由于农户具有私人信息造成了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欲借款的农户先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经调查审核通过以后, 金融机构才发放贷款给农户。下面分析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为B, 农户为F, 农户向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的概率为P1, 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给农户的贷款本金为L, 贷款期限t, 贷款利率i, 按复利计算利息, 则贷款到期还款额为Leit,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为P2;农户最后选择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1, 选择不归还贷款时收益为R2, 农户归还贷款的概率为P3。博弈树 (见图1) :

根据中国农村贷款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情况是农户根据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求 (如贷款期限、利率、抵押品、信用状况等要求) 做出选择“申请”还是“不申请”,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1) 选择“不申请”, 那么双方得益为 (0, 0) , 如果农户以概率P1做出选择“申请”, 则博弈进入子博弈;子博弈阶段由金融机构决定是否贷款, 我们考虑金融机构的选择, 它可以选择“贷款”或者“不贷款”, 如果它以概率 (1-P2) 选择分枝“不贷款”, 那么金融机构和农户最后的得益为 (0, 0) , 博弈结束, 如果金融机构以概率P2做出了选择“贷款”, 我们就进入二级子博弈;这时由农户开始选择, 他也有两个选择“偿还贷款”或者“不偿还贷款”, 如果农户以概率P3偿还贷款, 那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 农户的得益为R1 (R1>0) , 如果农户以概率 (1-P3) 选择不偿还贷款,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得益为-Leit, 农户的得益为R2 (R2>R1>0)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得益为:

当E (R) =P1P2Leit (2 P3-1) >0的时候, 即P3>0.5时, 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于50%的时候,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正,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

当E (R) =P1P2Leit (2 P3-1) <0的时候, 即P3<0.5时, 就是说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小于50%的时候,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期望得益为负, 此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不发放贷款。

所以,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是否选择发放贷款取决于农户偿还贷款的概率大小。根据中国农村现实中的情况, 正规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不相适应,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非常严重, 经济发展落后, 农民收入较低, 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户把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当成政府的无偿援助, 同时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不清晰、组织结构不科学、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 都使得农户一旦获得贷款, 相当一部分都会把还贷一拖再拖。

当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需要有抵押品, 但是在中国农村, 住房、土地等对农户价值大的资产因为制度、道德等原因不适合作为抵押品, 就是说农户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相当少。另外, 农村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打官司, 但是因为向农户发放的每笔贷款数额都不大, 几万元或者几千元, 农户又可以到外地居住, 打官司的搜寻成本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诉讼费用都很高, 甚至可能会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Lei t, 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可能会放弃打官司, 从而倒推到博弈的第二阶段,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能就会选择不发放贷款。这在实际中是很常见的, 因为农户的还款率太低, 农村金融机构害怕其贷款成为不良贷款, 于是就提高发放贷款的要求, “惜贷”在农村成为普遍现象。

因此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户之间的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 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的时候, 农村的贷款就必然转向农村非正规金融, 这也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三、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的思考

通过上述两个模型分析, 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性导致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 在经济发展中制定出适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 选择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 都是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短期来看, 我们要从制度上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保障, 确立其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合法地位。

非正规金融融资的还款率相当高, 有的甚至能达99%, 这是我们信用社及其他专业银行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民间组织克服农村借贷风险的能力比官办金融机构强, 还款率接近或达到百分之百, 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尤其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真正解决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必须允许非正规金融合法存在和发展, 从法律规范、银行监督、管理登记、风险控制制度等方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进行制度性的保障。

2. 以合会为突破口, 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 带动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

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和非生产性借贷, 农村正规金融无法克服这四大基本问题, 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好地解决了这几个障碍, 所以当前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须以非正规金融制度改革为重中之重。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合会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两种主要组织形式,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因为政府偏好合作性质的金融制度, 所以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初期, 政府重点扶持发展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但是事实证明如果金融监管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 政府还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指手画脚, 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就是民间金融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真正来自于民间、民营的农村金融, 那么合会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它很好地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也不需要抵押物品, 因此它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3. 中期来讲要注重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融合。

在农村的金融领域, 正规部门具有充足的资金, 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 可以服务于大中型的农村企业;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 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服务。农村非正规金融应该和农村正规金融有效的结合起来, 互相补充更好的服务整个农村, 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的建设。具体到连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水平连接, 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借款人先向正规金融申请借款, 得不到满足即转向非式式金融;还有一种就是垂直连接, 非正规金融首先利用其优势提供抵押从正规金融部门借款, 然后再贷给农户和一些小型企业。在水平连接中,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竞争, 正规金融在压力下, 肯定会扩大金融服务的数量和品种, 非正规金融也会降低一直被认为是较高的利率, 满足农村的融资需求。更进一步,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条件下, 往往会有足够的信息来比较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经验状况, 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垂直连接中, 正规金融以较低的价格将资金提供给放贷者, 降低自身直接和中小农户打交道时的信息不对称, 同时可以使其获得充裕的资金可以实现资金的规模效益。一般来说, 这两者之间的联接的效果一般是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 正规金融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 降低贷款的风险, 增加资金的供给;非正规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可以改善农户所面临的贷款条件, 增加农户的资金。

4. 从长期角度来看, 我们要借鉴日韩农业发展模式建立农协, 实现农村农业产业和金融机构一体化。

非正式金融 篇9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含义及特点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相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而言的, 没有获得相关部门批准而自发形成的, 处在国家金融监管之外并且不受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的各种金融形式及活动。其主要形式包括民间借贷、合会、银背和私人钱庄、民间集资等。

农村非正规金融主要特点包括:资金来源的非公性, 资金可以来源于农民的劳动收入、个体、私营企业收入, 甚至可能是走私贩毒等所得非法收入;高度灵活性, 表现在利率制定、手续、担保抵押要求、借贷的期限、借贷的金额等方面;偿债的硬性约束, 借贷者还受到失信的经济成本 (比如以后在借款的困难) 以及社会成本 (如断绝亲朋好友关系, 受到舆论的谴责, 甚至受到贷款人潜在的暴力威胁等) 的约束等。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状况

由于没有获得法律承认, 非正规金融交易参与者大都会隐蔽交易信息以逃避政府的管制, 这就增加了获得非正规金融相关数据的难度。但根据已有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规模巨大。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 (2003) 的估算, 我国非正规金融规模在7400亿到8300亿之间。其中, 农村地区15个省的非正规金融借款可占农户总借款的56.78%。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全国10个省 (区) 、2万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 关于非正规金融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款占其总借款金额的比率高达61.8%。

2、利率普遍较高。

从最低的各种摊派借款月利率2%到为归还赌资借款月利率10%不等, 可以看出贷款者根据风险不同会给出不同的利率 (张友俊等, 2002) 。

3、农户借贷大多为生产性借贷。

根据丁俊峰 (2005) 等人的调查, 个体户和农户的借款用途大部分是为弥补生产经营性资金短缺、农用机具、农贸交易等大宗费用, 用于子女上学、生活消费的仅占21.7%。

三、非正规金融社会成本收益分析

1、农村非正规金融带来的社会收益。

首先, 有效的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提高资金利用率。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贷方大都对借方的还款能力等信息比较了解, 有着天然的信息优势,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不同的利率,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其次, 形成有效的履约机制, 克服道德风险问题。非正规金融通过信誉机制和道德、舆论谴责机制, 加大借款人的潜在违约成本, 可以有效克服道德风险问题。再次, 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竞争格局多样化。随着非正规金融的迅速发展, 打破了正规金融对存款业务的垄断地位, 增加了正规金融的竞争压力, 有效地促进了正规金融机构挖掘内部潜力, 改善了金融服务, 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和金融深化。最后,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金的优化配置, 支持了经济发展。非正规金融集中闲散资金并以合适的利率贷给资金需求者, 解决了他们无法通过正规金融解决的资金瓶颈, 支持了经济发展。

2、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社会成本。

首先, 可能抵消货币政策效果。非正规金融分流正规金融部门的货币资金, 对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能力、货币供给乘数具有很大影响, 并最终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政策效果, 增长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其次, 妨碍产业结构调整。农村非正规金融发放贷款时往往只在乎成本收益, 基本不会考察国家宏观产业政策, 因而,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资金配置就可能受到国家限制, 甚至予以取缔的部门, 比如小矿产、小煤窑等, 妨碍产业结构调整。最后, 为非法收入合法化提供便利。大多非正规金融具有隐蔽性, 比较容易躲避政府部门的监管。这种特性使非正规金融的经营活动为一些躲避监管的非法收入提供了合法化的便利条件, 破坏了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存续发展的原因简析

非正规金融涉及的相关主体包括政府 (监管部门) 、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主体 (个人或者机构) 、农村资金的需求者以及农村资金的供给者。下面分别从这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1、农村正规金融方面。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受存贷利率、贷款目标方向等方面的制度约束, 以及由弱质农业本身的高风险性、信息不对称风险、交易和管理成本高带来的高风险,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 往往理性地把经营的核心转移到金融资源聚集的大城市、大企业身上, 使得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功能逐渐萎缩。

2、农村非正规金融方面。

正规金融理性选择部分退出农村市场, 但随着经济发展, 农民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 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缺口, 为非正规金融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同时, 非正规金融在利率制定、经营方式、借款人的信息搜寻、道德风险规避上存在很大优势,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3、农村资金需求者方面。

当农村资金需求者产生生活或者生产方面的资金需求时, 可以向正规金融借贷或非正规金融进行借贷。但是农民在向正规金融进行借贷时往往面对高交易成本, 比如手续繁琐, 效率低, 甚至交纳“速度钱”以及无法提供有严格资质的担保抵押品等, 而更多时候, 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就贷不到款。这种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较弱的资金可得性, 促使农民理性地向非正规金融进行借贷以满足对资金的硬性需求。

4、农村资金供给者方面。

随着民间可支配资金的大量增加和农户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 在农村地区投递渠道单一与匮乏的情况下, 农村资金持有者往往在高收益的驱使下, 将资金投入非正规金融渠道, 由此实现对民间信用的资金供给支持。

5、政府方面。

政府虽然存在管制非正规金融的职责, 但由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正外部性以及由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导致的高规制成本, 致使政府在一定限度内不得不纵容默许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五、规范非正规金融的路径选择

1、政府应转变思路, 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央政府

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一直倾向于打压严管, 但管制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应该转变思路, 适当放松管制。首先, 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区分。对“合法”的或者可以合法化的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性质地位、运作机制等给予法律上正式确定, 而对于不合法或严重违法的, 则坚决依法打击、整顿、取缔。其次, 通过立法手段对合法的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 对其经营基本原则、机构组织形式、财务规则、业务范围、发起与设立以及进入与退出金融领域活动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分门别类地进行监管、督导, 使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据金融市场的规则参与活动, 保证其高效运营。最后, 对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政策环境进行优化。同时, 辅助被纳入监管的非正规金融提供借贷风险分散机制, 大力发展针对非正规金融的中介服务机构, 鼓励非正规金融的联盟化等。

2、改革正规金融, 积极引导开展农村业务。随着农村地区

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环境不断完善, 农村对正规金融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 正规金融投身三农必将大有可为。首先, 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经营。对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在法定资本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司所得税等方面进行优惠。其次, 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主要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 进行拆分或改组, 吸引民营资本进入, 成立地方性的农贷 (集团) 公司, 并对其支农金融业务在财税等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 建立起一个以农村信贷公司为主体的、竞争性的金融网络。再次, 政府可以筹建地方民间投资担保机构, 制定完善的经营管理条例及相关的运作实施细则, 确保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实现市场化运作、商业化经营。最后, 央行可以对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储蓄银行和农村银行给予特殊再贴现与再贷款政策, 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3、拓宽农民投资渠道, 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开发有吸引力

的投资品种, 拓展多种投资渠道, 满足农民投资需求,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具体措施包括:可以考虑制定针对农民的吸纳存款的各项优惠举措, 促进农村地区银行等间接融资的稳定发展;鼓励农村地区经营业绩较好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直接向农村地区进行融资, 并积极创新直接融资工具;加快农村地区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 实现农村地区金融衍生工具多样化;鼓励创业投资公司、投资基金等社会性融资机构拓展农村地区的业务;完善农村地区的创业环境, 积极鼓励指导有资金、有文化、懂经营的农民进行创业, 提高农民资金利用效率等。

4、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求助于非正规金融, 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不能满足资金的硬性支出需求。要解决这部分货币, 就需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农村教育投资, 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业抗旱防灾能力;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品种结构, 着力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农村财税体制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行“科教兴农”战略, 建立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等。

5、加强农村社区的综合环境建设。

农村的综合环境建设包括信用环境、法制环境等。改善信用环境就要深化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比如规范非正规金融借贷契约, 完善借据、合同要素, 促使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建立农民以及社区的信用档案, 对其借款行为历史情况及相关信息进行记录, 将个人信用与整个社区的信用联结在一起,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并定期对个人、社区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估, 以此确定贷款额度、利息等。同时, 还需加强金融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对恶意骗贷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不断改善社区的法制环境。

摘要：本文主要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含义、特点、发展状况进行了阐达, 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成本收益及存续发展的原因, 明确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概述

参考文献

[1]张友俊、文良旭:交易、契约机制与自律:合水县民间借贷个案[J].金融研究, 2002 (4) .

[2]王国红: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政策研究[J].浙江金融, 2008 (5) .

[3]姚耀军、陈德付: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理论及其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

[4]潘爱华:试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浅析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 篇10

一、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

(一)近年来国家的货币政策收紧

在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射下,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变大,我国政府为了控制国际上热钱大规模的拥入和抑制通货膨胀,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从2010 年1 月18 日到2011 年6 月14 日央行连续12 次上调存准率,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由最初的15.5%变成了21.5%。2013 年下半年,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部分商行暂停了房贷并且取消了一些贷款的优惠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商行的贷款量,使得许多贷款需求者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不得不选择非正规金融。

(二)正规金融机构要求过多、手续过于繁琐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从递交到审核需要较长时间,并且还需要准备抵押证明、收入证明以及信用状况等一系列材料,导致了很多急于用钱的人在短时间内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另外由于缺乏正规金融贷款所认可的抵押物,一部分人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从而迫使他们倾向于民间借贷。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

对于一部分中小微企业而言,它们正处于波动状态,无财务报表的披露,担保人和抵押物的缺失使得商业银行对它们发放贷款风险变大。因此,出于资金安全性考虑,一部分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这就使得了中小微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规金融来融资。

二、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非正规金融趋向于“正规化”

原来非正规金融多为地下钱庄交易,靠关系借贷。现在非正规金融大多有了自己的营业执照,以小额速贷的形式挂牌经营,并由原来的口头约定关系借贷转向了签订合同,要求提供抵押物或者担保人,模仿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从而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

(二)利率持续看涨

以哈尔滨的小额速贷公司为例。它们一般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从36%-84%不等,按月付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贷款1 万元,每个月利息需要还300-700 之间。具体利率水平主要根据贷款的金额以及期限来确定的,但大都是提供短期贷款。

(三)资金来源的非正规化

非正规金融的资金大多以民间资金为主。一家小额速贷公司往往可以提供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贷款数额,这么庞大的金额很可能涉及民间的非法集资,大多公司通过给予高利率向公众吸收资金。不仅如此,更有一些速贷公司会选择从银行贷款之后再以高出银行利率若干倍的利率发放出去,来牟取利润。另外他们还会利用自己的公司实体从不同银行办理若干张大额信用卡,从而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的非法套现,从而实现仅花50 元左右的手续费来牟取到更大的利润。

三、我国非正规金融带来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资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资金供求矛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非正规金融市场和其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一)对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冲击

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高利率的特点,根据我国199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往往不会根据国家法规制定利率,一旦债务人无力承担债务,资金无法回收就很可能会发生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老板跑路现象,最终使得那些为他们提供资金的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另外,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无法回收贷款的时候,会求助于社会上“讨债公司”帮助其收回贷款,但由于这种公司大多会采取暴力的讨债方式,严重冲击了社会治安。

(二)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冲击

由于中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不得不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但过高的利率必然会加重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大大缩减了它们的利润空间,到还款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向另外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借钱来还贷,从而使中小微企业陷入了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

(三)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冲击

一些非正规金融可能本来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经营民间放贷,他们除了非法从民间集资外还会选择从商业银行贷款来放贷,从而赚取二者的利差。这样会对商行产生较大的冲击,一旦他们资金收不回来,对商业银行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会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可能会让商业银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另外,由于民间集资的高利率,一部分存款人可能愿意会将他们的银行存款取出交给那些民间金融的资金管理者,造成银行资金外流,使得银行资本下降,降低了正规金融的盈利空间。

(四)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

正规金融机构受一行三会监管,可以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意图及货币政策,但是由于非正规金融处于“灰色地带”,它们没有直接监管机构,只是以盈利性为目标,不会将资金流向国家扶持的或利润较少的产业,而是更倾向于将资金流向煤矿、地产等高利润项目,这样就会削弱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意图并且不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四、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取向

(一)确立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制定相关法规

非正规金融机构一直游离于监管机构之外的,应该尽快确定其法律地位,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及监管机构,规范其借贷行为,使之走向正规化。同时应明确规定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内容,从而保证借贷双方的共同利益。

(二)加大扶持中小微企业力度

中小微企业选择非正规金融有时候是由于我国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随着中小微企业的迅速发展,各地方政府应该推出一些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哈尔滨为例,龙广交通台就推出一个节目“中小企业联盟”,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平台,使他们信息对称化并且通过定期培训来提高中小企业的素质。此外,政府应该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并且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政策,以减少它们对非正规金融的需求。

(三)创新金融产品

民间融资需求大多都是对于短期资金的需求,往往是急于用钱,并且用款周期较短。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审核复杂,导致他们转向了民间金融,因此,商行应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解决这一问题。如招商银行推出的现金分期,在需要现金的时候持卡人可以通过信用卡进行借款,自主选择使用的时间并自动分期偿还,每期只需要还一部分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即可(利率见表1),现金分期的利率远远低于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但比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略高,其审批手续简单,是专门对于有短期资金需求的人。另外,银行应该推出更好的理财产品。由于存款利息低,股票市场风险过大,导致了普通百姓才会选择将钱交给民间金融管理者,如果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收益稳定并且风险相对较小,就会减少这一现象的出现。

资料来源:http://ccclub.cmbchina.com/cash/Index.aspx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麦金农认为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根源是金融抑制,正规金融的缺失给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市场。因此政府应该完善金融体系,鼓励金融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打压民间金融高利率。如果只是一再的打压高利率而不去完善金融制度,就会导致非正规金融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资金需求者,在没有办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只能转而选择非正规金融,但由于政府的打压使非正规金融风险变大成本变高,资金贷出者便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弥补他们的风险。

(五)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非正式金融 篇11

目前，编制房地产金融指数在国内尚无先例，已有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如中房指数、国房指数等均倾向于一、二线重点城市，且都是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推出。立足于三线城市，且从金融视角监测、分析及预测的房地产金融指数尚属空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决定在代表性较强的株洲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探索从金融视角监测、分析、预测房地产市场走势及与金融供给的关系，跟踪金融支持房地产去库存的成效，为政府调控、房地产发展及业主投资提供行业参考。

三线城市（株洲）房地产金融指数体系由基于统计数据的房地产金融指数和基于调查数据的房地产景气指数两大块构成。

房地产金融指数下设房地产贷款投放指数、贷款价格指数、贷款首付比例指数以及贷款风险指数4个一级指数，一级指数下再设二级指数11个和三级指数8个。在此基础上，采用加权综合法合成房地产金融综合指数。房地产贷款投放指数由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指数、购房贷款投放指数和公积金委托贷款投放指数3个二级指数构成。指数值越高，代表相应领域贷款增长速度越快，对房地产支持力度更强。房地产贷款价格指数由房地产开发贷款价格指数、购房贷款价格指数和公积金贷款价格指数3个二级指标构成。指数值越高，代表获取相应领域贷款需要支付更高成本，金融对相应领域支持力度更弱。贷款首付比例指数由银行贷款首付比例指数和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指数2个二级指标构成。指数值越高，代表金融对购房支持力度越弱。贷款风险指数包括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指数、商业用房贷款风险指数和住房贷款风险指数3个二级指数。指数值越高，代表相应领域的贷款风险越大。

房地产景气指数基于向房地产样本企业发放的调查问卷，包括房地产行业总体形势、企业经营状况、销售量、销售均价、库存、开发投资、资金周转以及贷款获得等八个方面的当期和预期指数共16个，使用扩散指数法编制。房地产景气指数值越高，代表房地产相应方面的景气程度越高，以50%为临界线，指数值大于50%，则处于景气区间。

对于房地产金融指数的指标设置，综合考虑了房地产贷款投入、价格、首付、风险等各方面因素，并层层设计了一、二、三级指标，同时，还以企业为主体通过调查数据编制了房地产景气指数，对房地产金融指数进行了有益补充。为合理确定指标权重，先后尝试采用熵值法、CRITIC法、主成分分析法、复相关系数法等多种数量方法进行赋权，并对不同方法的效果进行了详细比较，最终确定以“改进的复相关系数法”为最佳赋权方法，从指数综合加权结果看，能够较为科学合理地反映市场运行特征和规律，紧密结合市场指标，分析其内在规律和联系。从数量分析来看，两者间的领先或滞后关系非常明显，通过房地产金融指数变化，可以提前对市场指标进行预判。

金融指数编制及分析报告表明：2016年6月末株洲市房地产金融综合同比指数100.57%，环比指数104.78%。其中贷款投放同比指数95.98%、环比指数100.19%；贷款价格同比指数86.42%、环比指数101.46%；贷款首付比例同比指数97.89%、环比指数102.7%；贷款风险同比指数117.44%，环比指数74.24%。房地产景气同比指数70.00%。从上半年房地产金融指数运行情况看，呈现的总体特征是房地产金融指数稳中有升，房地产库存压力有所缓解；房地产金融分项指数走势分化，部分反映结构性库存压力；房地产行业景气指数总体回暖，企业经营销售状况明显好转。二季度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较快增长，销售价格小幅上扬，推动企业去库存水平提高，开发投资进度加快等，总体上看，房地产景气指数仍在回暖。对下季度，企业总体预期仍然偏好，销量、价格将延续稳中微升态势，投资预期增强，资金周转状况将有改善，但企业反映，银行贷款获取难度仍然较大，期望获得更多支持。

非正式金融 篇12

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的一种提法, 目前的理论界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当一种金融组织形式用当前正规金融的特性不能准确诠释时, 作为相对概念可以更好进行包容和表达。笔者认为, 学者胡金焱的定义更加切合本文的主题, 即非正规金融是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即“体制内”金融或“正规金融”以外的, 有组织或无组织、隐蔽或半隐蔽地存在于广大农村市场地区的, 以盈利为目的的筹融资活动。其筹融资活动既包括个人间、个人对企业、企业间借贷等民间借贷形式, 也包括各种集资活动以及基金会、标会、抬会乃至地下钱庄等地下或半地下的金融活动等, 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的“边缘化”金融活动。

2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2.1 缺失法律定位和法规约束, 存在无序及非法活动的隐患

从国家立法层面来看, 非正规金融至今还没有法律定位。目前, 对于非正规金融的规定有部分涉及的法规有《合同法》、《证券法》等基本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法律解释。从前者看, 这些基本法律多为原则性规定, 条款宽泛, 对于非正规金融的解释有局限;从后者看, 这些法律解释大多从民法的角度出发, 着力于解决民事纠纷而做出的条文和规范的经济立法, 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引用和借鉴意义十分有限, 甚至出现模糊混乱的状况。如民间借贷, 在1998年朱镕基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第247号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定义理解为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其利率要求, 肯定了它的合法存在。对于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而言, 容易出现混乱局面。此外, 非法分子利用这种法律盲区, 容易走向非法的道路。一方面, 作为非正规金融的经济个体, 在农村这个大范围的熏陶下, 文化知识水平有局限, 极易受到不法之徒的引诱和非法行为的利益驱使;另一方面, 当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发展突破了农村经济所能承受的规模和范围时, 它具备的信息和监督优势将逐渐失去效力, 如果没有法律进行规制和引导, 非正规金融活动易出现无序和非法的情况。

2.2 缺乏监管制度和适当的监督行为, 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剧

由于非正规金融缺乏法律定位和法规约束, 得不到国家的正规认可, 进而在金融监管上也缺失相应的法律约束。非正规金融经常被视为一种低效率的金融活动, 被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或法律的手段进行强制清除。这种强制的手段虽然有效遏制部分非法金融活动, 但也使已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活动呈现出混乱和动荡, 损害了借贷双方的利益。同时, 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了躲避这种监管而更加隐蔽, 农户的资金供给困难, 导致农村地区融资环境的恶化。此外, 现有的金融监督因其事后性也对非正规金融没有起到有效作用。非正规金融大多都是在出现了问题需进行追偿时才得到关注和重视, 极大的损害了农户的利益。由此可见, 强制的行政监管手段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市场效率, 助长其朝隐蔽化、非法化方向发展;温和的忽略监管手段试图“事后救火”终究不能规避潜在风险, 他们都缘自非正规金融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手段。

2.3 存在经营不规范和管理混乱的现象, 易引起债务纠纷

在农村地区广泛进行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大多为农户间发生的经济行为, 在缺乏法律定位和监督管理的情况下, 内部经营管理更多是呈现个体的趋利特征。其一, 在大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中, 缺乏针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规范的经营制度, 包括内部控制, 财务管理和审计稽查等制度。非正规金融组织最多是制定一些基本规定, 包括借贷手续, 还款利率等说明。对于在融资活动中将会发生的问题和风险没有全局把握和应对防范, 一旦出现问题, 将直接损害贷款人的利益;其二, 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从业人员多为资金的所有者, 客观上这些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 对于借贷行为的经营规范意识有限。如借贷中仅凭口头承诺允以借款, 没有实物抵押和凭据担保等举动, 对借款人的还贷约束大大降低。主观上, 贷款人因为源自于亲友村民之间的情感因素, 人为简化贷款手续和和任意更改借贷条件。如果发生了突发的情况导致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 极易发生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债务纠纷、同时, 因为缺乏合法的追偿规定和实施措施, 农户在具体执行时也容易迷失方向, 冲动妄为进而做出违背法律约束的行为, 导致犯罪, 最终损害借贷双方的权益。

2.4 削弱正规金融组织的功用, 影响金融调控实行

在农村地区,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利率较之正规金融要高, 为了获取这种高利率回报, 贷方会将手中持有的闲置资金紧紧的握在手上, 同时寻求民间借贷等融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不把资金存入正规金融组织, 导致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减少, 放贷的水平下降, 影响信贷业务的进行。此外, 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在国家行政的指引和干预下, 其资金的流向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去向决策, 如通过改变信贷利率和调整信贷决策来实现对经济产业的经营和发展。农村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将这种资金的融通从正规金融组织的运行体制中分离出来, 单独存在并流动于农村地区, 其利率也高于银行水平, 中央银行将缺失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动统计, 故所制定的政策及具体实施也无法适应现实的需求, 进一步加剧了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生存的困难。与此同时, 在农村地区过多资金的自由流动缺乏指引和调整, 也易走入盲目和混乱的局面, 滋生非法的金融活动, 严重危害农村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由此可见,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组织, 是伴随着缺失法律约束、金融监管、经营有序和调整控制的缺陷在广大农村地区生存发展的。一方面, 它反映出非正规金融植根于农村地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另一方面, 表现了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将可能步入的误区。

3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策

3.1 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 建立制度框架

应对于目前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所呈现的问题, 首要任务需确立完整规范的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和法规。第一, 对非正规金融的内涵需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包括其表现形式、运作特点以及同正规金融的关系。特别是对于目前非正规金融活动中临界于法律支持边缘的组织, 要严格区分开来, 杜绝任何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暴利征敛的经济行为。第二, 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保障进行逐一规定。如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资产所有者的财产权益保障和经营活动规范问题上, 明确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守的基本制度, 包括财务执行规则, 业务经营规范和市场准入要求等。

3.2 转变现有的监管方式, 制定完备的监管措施

现有的监管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强行的规制, 在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的同时打击了正常规范的金融活动, 使其呈现混乱和隐蔽的状况;第二, 采取不理会不处理的忽略态度, 直到出现风险和纠纷后再事后追究。这两种方式都不适用于对非正规金融进行监管, 应该根据非正规金融具体的表现形式来有针对性的对待。对于带有互助性质的小规模的非正规金融活动, 如民间借款等形式, 不应该盲目打击和干涉, 可对其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借贷契约进行保护, 保证借贷手续的规范化, 避免事后的借贷纠纷;对于资本实力较强, 规模较大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 如社会和企业内部集资的金融活动, 伴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的, 需要在事前进行项目审核和风险分析, 引导融资双方理性思考决策, 进而在集资过程中进行监管。监管不应该由国家政府直接干预控制, 要根据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经营所确立的制度法规由金融监管部门来执行;对于超出国家规定最高利率和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金融活动, 一律严厉打击。

另外, 监管部门需制定完备的监管措施。第一, 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实名登记制。鼓励大小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到监管组织的相关部门进行登记, 持真实有效的材料证明建立档案, 一方面保证了贷方在规模可承受的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提供直接可参考的可靠信息, 避免出现欺诈行为,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实现对非正规金融的检测, 减低监督成本。第二, 对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双方建立信用评价档案。即通过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 构建数据库用于统计出双方的信用情况。该信用数据可用于贷款前进行的信用调查工作, 同时对于借贷双方也是一种良好的约束, 使其不敢轻易违背借贷契约。对于监管机构, 可以直接观察双方的信贷活动并有效遏制风险发生。第三, 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征收存款保险金。通过征收存款保险金, 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发生资金困难时, 监管机构会通过贷款、赔偿保险金等形式来予以资助, 实现了事先预防和事后清偿的双重功能。

3.3 实现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合作交流

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组织由于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支持, 资金较雄厚, 组织制度和经营方式较成熟和完善, 从业人员素质较高, 其信用风险、监管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比非正规金融要有保障。而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多样且分散作用于农村地区, 经营方式灵活, 信息流动快并具备建立于农村社会关系的监督约束等优势。虽然非正规金融在存贷款业务上和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但在金融功能上可以实现互补。两者积极的交流合作, 对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有重要意义。

3.4 借鉴国外非正规金融的经验, 指导我国农村地区发展

国外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美国的信用合作社、日本的“农协”以及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等形式。即使并不全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具体来看, 第一, 在业务范围上可考虑学习美国的信用合作社模式, 既包括传统的金融项目又兼顾了提升成员素质的福利项目, 对社员提供咨询教育和培训, 对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来说将会进一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第二, 学习日本的“农协”广泛遍布于农村地区及高利率的特性, 农户过半的存款被吸纳, 同时加上国家资金投入, 用于发展农业经济 (下转P25) (上接P143) 的资金支持力度更强。第三, 像印度一样构建适应于我国农村发展的金融体系。同时, 对待非正规金融持宽容态度并不断实行金融创新, 加速该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金焱,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金融的边缘化与制度创新[D].上海:复旦大学, 2004.

[2]姚辉军, 陈德付,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理论及其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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