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制度（精选12篇）
非正规制度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 非正规就业得到迅速发展, 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尤其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 对于非正规就业领域而言, 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制度公平, 即这部分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就业者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护。我国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来说, 普遍面临着比正规就业者更大的就业风险和更多的生存困境, 本应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 然而现行的制度没有给予非正规就业者更多的保护, 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无疑会使这些本来就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非正规就业者变得更弱。正是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出发,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西方公平理论为基础, 并结合我国的现状, 形成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政策建议。
二、西方公平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 西方公平理论
在西方的社会公平理论中, 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最具代表性。尽管这些公平理论对于公平的强调各有侧重, 甚至彼此存在一定的方面互相冲突, 然而通过对这四种公平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观点能帮助我国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 尤其对于构建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经济福利即总效用作为公平的标准, 即以经验主义和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 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 以功利幸福为核心内涵, 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原则和最高理想。主要包括:以行为结果作为公平的评价标准, 即认为评价一种行为, 要视其结果而定, 如果行为结果能增加当事人的幸福或快乐, 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 就应该予以肯定;以功利原则作为正义的道德准则, 即凡是能增进当事者快乐的行为, 在道德上就称为善, 在政治上就称为公正, 在法律上就称为权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最高理想道德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并把此作为最高的善。功利主义公平观的理论实质是追求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2)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认为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正义, 并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即“自由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 即“机会平等原则”;二是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即“差别原则”。与此同时, 提出处理正义原则之间关系的先后顺序:第一个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公平观的实质是强调“自由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 认为每个人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应当有同样的权利, 同时对境况最差的人群赋予优先地位。 (3) 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诺齐克强调正义的权利基础, 指出“如果世界完全公正, 则有权拥有并按照自己意志支配和使用任何东西的人, 只能是那些曾经以某种正当行为而正当地获取其所有的人或者是通过正当的转让而从别人那里获取其所有的人”。他把权利的行使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公平的标准, 提出了应得权理论, 在不考虑个人的效用的水平和差别的情况下, 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获得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自由选举权。诺齐克公平观的实质是从程序或形式的角度评价分配公平而不是从结果的角度。 (4)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阿马蒂亚·森把功能和能力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 认为以效用和基本商品的满足来判断福利是有缺陷的, 因为人的主观愿望与需求具有历史适应性, 越是贫穷的人越容易满足。在分析社会公平时, 应主要考虑一个人是否具备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 公平应该是能力上的公平, 即“可行能力”平等。所谓“可行能力”, 简言之, 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可行能力”的衡量可以通过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 即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到的, 也可以通过此人所拥有的由可选组合构成的可行能力集, 即一个人的真实机会。阿马蒂亚·森公平观的实质是强调应从能力的角度而不是从效用或基本物品的获得方面来看待公平问题。
(二) 西方公平理论对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的启示
从以上比较不难看出, 尽管以上四种典型公平观的内容和实质各有侧重, 但都强调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总结其规律, 至少为实现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提供了以下启示: (1) 从个人效用的角度维护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提醒我们, 应从个人效用的角度维护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首先, 鼓励非正规就业本身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尽管非正规就业者普遍面临着低于正规就业的报酬水平, 然而在非正规就业与失业的权衡中, 这部分非正规就业者确实选择了非正规就业而不是失业, 从而根据显示性偏好原理和经济人的假设, 可以认为非正规就业确实提高了这部分就业者的效用, 因而通过制度来鼓励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本身就是提高部分劳动者个体效用的有效措施, 因此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次, 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必须关注非正规就业的效用, 即应尽量从非正规就业者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及时了解并尊重非正规就业者的实际需求, 制定符合他们现实需求的政策并以灵活的方式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 以此来体现制度公平。 (2) 从“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角度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告诉我们, 应从“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角度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一方面, 制度公平意味向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公平的机会, 即使得所有人在机会面前公平竞争, 这种机会公平尤其体现在应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歧视和制度障碍, 保证就业机会的公平。另一方面, 制度公平意味着应关注竞争过程中弱者的权利, 即应从制度的角度体现对部分弱势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政策倾斜, 根据最劣者受益最大原则优先考虑弱势地位的非正规就业者, 对他们的生存风险和生存困境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补偿, 以此来体现制度的公平。 (3) 从权利公平的角度体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要求, 应从权利公平的角度体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在不考虑个人的效用水平和差别的情况下, 诺齐克所指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获得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自由选举权。然而具体到非正规就业领域来讲, 权利的涵义应该更加广泛, 可以认为权利公平意味着非正规就业者应享有获取完备信息、维护自身权益、免受社会歧视等多方面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 必须从权利公平的角度出发, 综合地考虑非正规就业者应享有的权利, 在具体制度的制定上, 既要参照正规就业者的权利标准, 又要考虑非正规就业者特殊的权利需要, 通过灵活合理的制度来实现非正规就业者的权利公平, 这是体现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重要方面。 (4) 从能力公平的角度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提示我们, 应从能力公平的角度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 在分析社会公平时, 应主要考虑一个人是否具备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 公平应该是能力上的公平。笔者认为这对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提供了最有意义的借鉴, 因为能力公平恰恰是我国实践中经常被忽略的方面。正如之前分析过的, 就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 普遍面临着人力资本不足的状态, 即他们的弱势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自身能力的弱势, 而与此同时该部分群体又普遍无力承担对对自身能力的投资, 这就意味着公平的制度必须注意到非正规就业者能力方面的不公平, 通过必要的、切实可行的教育培训制度以及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支持来保证非正规就业者的能力公平, 以此来体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
三、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政策建议
(一) 完善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总体思路
综观西方公平理论可以看出, 有关公平的涵义各有侧重, 但各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总的来讲, 建立和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 必须把握以下总体思路: (1) 实现对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倾斜以换取起点公平。这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重要体现,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最劣者受益最大”原则, 该原则强调政策的制定要优先考虑社会中处于最劣势的那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可能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最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对非正规就业者而言,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面临着比正规就业者更多的生存困境和风险, 因而存在着不公平的起点, 而为了换取起点的公平, 就要求在制度方面对他们体现一定的倾斜, 这既是保证他们起点公平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现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必要措施。因而, 通过制度倾斜来换取起点公平是实现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首先要把握的总体思路之一。 (2) 消除对非正规就业的制度歧视以保证机会公平。这是罗尔斯“机会公平原则”提供给我们的重要思路, 该原则决定了必须消除我国非正规就业者所遭受的制度歧视, 制度歧视是导致非正规就业者机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以户籍制度为例, 现行的户籍歧视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这就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使得部分劳动者只能停留在非正规就业领域, 而没有机会得到与正规就业者公平的竞争机会。类似的制度歧视的存在使得非正规就业者丧失了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 因而实现机会公平的首要措施就是要消除制度歧视, 这是实现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重要保证。 (3) 消除对非正规就业的制度排斥以体现权利公平。这是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的重要体现。对非正规就业者而言, 制度排斥是导致他们缺乏权利公平的首要原因。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排斥的重要体现,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针对正规就业者的, 并没有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 与此同时, 现行社会保障的设计也是不符合非正规就业者特点的, 因而也造成了将该群体纳入现行社保体系的难度, 因而非正规就业者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从而与正规就业者相比, 他们丧失了社会保障这一应得的权利, 这是制度不公平的重要体现。因而, 必须消除非正规就业面临的制度排斥以实现权利公平, 进而维护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 (4) 完善对非正规就业的制度支持以实现能力公平。这里所指的制度支持区别于之前提到的制度倾斜, 制度倾斜更多的是考虑了非正规就业者起点不公平的问题, 而这里的制度支持主要是指对于非正规就业者能力的投资, 即通过制度的支持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支持以及教育培训支持等, 以培育非正规就业者在长期内的谋生能力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此来实现非正规就业者的能力公平。
(二) 实现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 (1) 完善非正规就业者的需求传播机制。无论是从非正规就业者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讲, 还是从政策倾斜的角度讲,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即首先要保证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困境和现实需求得到真实地反映和传递, 才能进而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并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和扶持, 这将为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提供重要的前提。这种完善的需求传播机制中, 既要包含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关怀本质, 又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来使得他们的“发言”得到有力的约束。实际中必须通过技术、法律、文化等多方面措施的共同作用来实现这一完善的需求传播机制。首先, 从技术层面来说, 由于网络传播的无边界性和虚拟性, 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网络传播安全的监控体系, 这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表达来讲, 并非是一种封锁与阻断, 而是一种“过滤”, 也使其真实处境能得到社会多方面及时的了解与回应。从而使得社会各利益阶层在有序的理性的对话之中, 进行利益的调整, 再分配。其次, 从法律层面来说, 必须建立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法律援助, 使人们的需求传递得到有效的保护, 这是使得他们获得社会成员身份认同感的必要措施, 从而使他们有可能真实地反映自己被侵害的权利。最后, 从文化层面来说, 必须建立富有理解性和公正性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 避免社会歧视, 也就是建立起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社会氛围的建立, 会使得非正规就业者的需求在传播过程中减少了由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阻碍。 (2) 构建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非正规就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对于非正规就业者而言, 作为“国民”的一部分社会保障是其应该得到的权益, 因而必须将该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以体现制度公平, 而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为其另立制度还是将其纳入与正规就业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就目前而言, 在现阶段可以首先分层次、分批次的解决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针对不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特殊需求建立特殊的保障对策;与此同时, 这一方案的实施必须始终以“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最终目标。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做法:第一, 加强对中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投保激励。非正规就业中的部分中高收入者的社会保障缺失主要是由于现行社保制度的激励力度不够, 从而造成该部分群体的缴费愿望不强烈, 因此, 对于该群体来讲, 重点是要加强社会保障的激励力度, 而加强投保方式的灵活性是保证社保制度激励力度的有效手段。第二, 引入对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风险保障。对于非正规就业中的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来讲, 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最大障碍在于这部分群体基本还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 导致了该群体根本无力承担社会保障的缴费, 同时也意味着现行社会保障并不能对他们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 因为社会保障意味着将当期消费转移到未来, 而在这些低收入群体现行生活已经十分艰难的情况下, 再对当前消费进行压缩反而会使社会保障失去了对他们的意义。因而, 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中引入一种针对该群体的生存风险的保障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第三, 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柔性折衷机制———“底线”以下的部分, 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是必须强制执行的保障。而“底线”以上的部分, 可以由市场来调节, 可以认为是基于自愿基础的。第四, 坚持对社会保障制度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的实施主要是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首先, 坚持“先纳入后统一”的原则, 即在现阶段, 先逐步地保证非正规就业人员都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而后再考虑费率及其它方面的统一问题。其次, 坚持“轻重缓急”的原则, 即对于不同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来说, 其最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的类别也有所区别, 因此不同类型保障的“轻重缓急”的程度也不同。实际工作中, 应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 优先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的社会保障需要。以此为基础, 循序渐进的实现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之中的总体目标。 (3) 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教育培训支持。这是保证非正规就业者能力公平的重要体现, 教育和培训的力量在于, 一方面通过综合素质的培养使非正规就业者的能力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技能的传授使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提高, 这两者都有助于实现非正规就业者的能力公平, 也是保证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首先, 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支持。由于非正规就业者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企业大都不愿意承担特殊培训的成本, 而非正规就业者由于其较低的收入水平也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来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因而就造成了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失灵。从制度的角度来讲, 必须注意到这种市场失灵的存在, 对非正规就业者建立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实现对他们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其次, 教育和培训应致力于非正规就业者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这里所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强调的是一种综合发展能力或者说是非正规就业者在长期内的发展能力。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之所以有重要的意义, 是因为这种能力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弱势地位, 也相应地提高了他们与岗位供给方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 因而有助于实现他们的能力公平。 (4) 实现非正规就业者的“体面的劳动”。根据国际社会的标准, “体面的劳动”是指“体面的劳动”是人们的就业条件, 包括享受自由、承认工作中的基本权利, 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中免受歧视或骚扰, 保证劳动者的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经济、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和责任, 保证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 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自己选择的代表性的组织在工作中表达意愿和参与管理。因而“体面的劳动”是衡量非正规就业者制度公平的综合指标。首先, 在非正规就业领域劳动标准的制定上, 要合理的借鉴国际标准, 在我国非正规就业领域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要最大限度的迎合国际趋势, 尽可能地遵守国际上对劳工标准的要求, 避免发达国家以劳工标准为借口而对我国构建劳工壁垒, 避免贸易纠纷。其次, 劳工标准的制定要考虑我国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承受能力, 目前来看, 提供非正规就业岗位的企业良莠不齐, 所以在制定非正规就业的劳动标准时, 必须综合地考虑这些企业的承受能力, 否则, 如果一味地强调过高的劳工标准, 很可能使这些企业丧失了生存能力, 也会减少非正规就业者地就业机会, 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摘要：如何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尤其是如何构建我国的制度公平, 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顺利建成, 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普遍面临着比正规就业者更大的就业风险和更多的生存困境。正是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出发, 本文以西方公平理论为基础, 并结合我国的现状, 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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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制度 篇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公司规范化建设，维护办公秩序，提高工作效率，参照国家有关法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是对公司全体职工进行出勤检查与管理的基本依据。
第三条 必要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考勤管理，是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全体职工素质的必要条件。
第四条 自觉维护正常的办公秩序，是公司全体职工的共同职责，要严以律已，互相监督，确保考勤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各部门领导要加强检查和督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以保证本规定的实施。
第二章 考 勤
第五条 根据岗位不同，工作时间分为四种：
1、常日班。每日工作时间为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3、实行单休制，每周日为正常休息日。
4、特殊岗位，由其主管安排工作时间，报公司总经理审批。
第六条 迟到、早退
1、于规定上班时间五分钟后三十分钟内到职为迟到;
2、于规定下班时间前三十分钟内离去为早退;
3、月迟到/早退三次以旷工一日计。
4、员工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准时到职，可呈请部门领导核准后，办理请假手续，不列入缺勤记录。 第七条 事假
1、职工人员因私人事务必须亲自处理时，可以申请事假;
2、事假以半日为最小计算单位，不满半日以半日计;
3、事假年累计达14天者取消其年假，达20天者按自动辞职处理。
第八条 病假
1、职工因疾病、非因公负伤必须休养时，可以申请病假;
2、病假以半日为最小计算单位，不满半日以半日计;
3、申请一天以上病假需出示国家承认二级以上医院证明，否则按事假处理;
4、员工因患病或工伤不能工作并进行医疗期时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旷工
1、未经准假或未办理请假手续而未到职者，以旷工论处;
2、迟到、早退超过三十分钟者视为旷工半日;
3、一个月内累计旷工三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六日者，视为自动离职
第十条 值班、加班
1、领导安排非工作时间守岗者为值班。
2、因工作需要加班必须向部门领导申请，然后提交总经理审批后执行，当日或工作期内未完成的工作不属于加班。
第三章 假 期
第十一条 国定假日
按实际规定执行，办公室需提前三天发文通知。
第十二条 休假
1、在公司工作一年以上的.职工，均可按规定享受休假。
2、员工在本公司连续工作满一定时间，按下列规定给予休假：
(1)一年以上五年以下者七天;
(2)五年以上者，每一年增加一天，累计最多不超过十天;
(3)如有其他安排者，另行协定。
3、休假最小额度为一天。
4、休假不得跨年度累计，如确因工作需要不能休假，公司将按规定给予补偿。
5、职工休假应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妥善安排。
6、休假可优先用于抵扣事假。
第十三条 婚假
1、员工婚嫁休婚假3-10个工作日。
2、申请婚假须附结婚证明。
3、婚假不可分次申请。
4、婚假需在结婚一年内使用，由于工作原因经公司特殊调整者除外。
第十四条 产假
1、女职工产假为90天，产前15天开始休假;
3、难产者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4、妊娠3个月内自然流产或子宫外孕者给予产假30天;妊娠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自然流产者给予产假45天;
5、申请产假需复医院证明或预产期证明;
6、女职工在其婴儿一周岁内，每天授乳两次，每次30分钟。
第十五条 工伤假。
1、工伤假依据医院诊断书核给，期限按国家和西安市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丧假
1、父母(含配偶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逝世可请丧假三天;
2、(外)祖父母、配偶的(外)祖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逝世可请丧假一天;
3、申请丧假须附医院死亡证明或讣告或户籍注销证明;
4、需赴外地的员工可增加路程假二天。
第十七条 公假
1、公司指派参加公司外的集会、训练或其他活动;
2、政府召集或公司安排与工作有关的考试、技能鉴定;
3、依法律规定应给予公假的;
4、公司核定的其他公假日。
第四章 请假、调班、消假、计划外值班审批权限和程序
第十八条 职工请假应由本人填写《请假单》。一天以下(包括一天)的假期由部门领导审批，一天以上假期由部门领导审批后交公司总经理审批。三天以上(包括三天)的假期需提前一周申请。
第十九条 职工调班应由本人及代班人员填写《调班单》。节假日值班调班由部门领导审批。
第二十条 职工将经过审批的《请假单》、《调班单》交到考勤人员处后，方可离开工作岗位。
第二十一条 员工因特殊情况当天无法出勤且未事先请假的，须在上班后30分钟内电话报备上级领导，并在上班第一天补办请假手续。
第二十二条 须提供证明的假期，如果事先无法提供，须在上班后第一天到考勤人员处提交证明，方可消假。无法提供证明者，按旷工从严处理;
第二十三条 员工因工作需要，申请计划外值班，须事先填写《计划外值班登记表》，经部门领导审批后交与考勤人员，否则不记入考勤记录。
市场秩序失范的非正式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市场秩序；非正式制度；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1)06-0178-02
1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一般阐释
现代汉语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人们对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代表诺斯是这样定义制度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的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是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规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非正式制度有较大的灵活性，它是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上自发存在的传统、习俗、观念、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
2市场秩序对伦理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道德伦理规范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伦理价值观念对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基础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尊重人的独立、自由，肯定人在人格、个性、尊严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马克思说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以其特有的方式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客观上要求交换各方权利是平等的。
②充分肯定和凸显个体价值与主体性价值原则。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利益驱动型和竞争型的经济，既以承认主体利益的存在和独立经营为前提，又以主体承担经营后果、经营责任为归缩，决策正确、管理得体、经营有方可以赢利，反之则会亏损。这就不断地强化着主体的自主观念、利益观念、效益观念、责任观念，练就着勤奋、敬业、节约等等主体品质。
③市场经济内含着伦理道德规范的原则。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充分运作两者的有机结合，政府要完成市场不能有效完成的任务，弥补市场的不足与缺陷，维护社会的公正，这样就能补偿市场运行中人的随利益导向而动所产生的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践踏和腐蚀，保证社会在稳定健康的秩序中不断进步。
④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建立严格的经济行为伦理规范和市场伦理规范。它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
3市场秩序失范的主要表现和基本特征
在进行经济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初期，交易主体在“经济人”利益最大化驱动下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发财饥渴”，无意或有意地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则，损害了自身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其主要表现如下：
①违规违法成本过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的供给能力迅速提高，使绝大部分消费品摆脱了短缺，形成了买方市场。但是这种买方市场还只是数量扩张的结果，产品质量和消费水准普遍较低，人们甚至对许多假冒商品持有容忍和纵容态度。而许多工商企业在低水平无序竞争中，为追逐利润，则利用民众的宽容，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进行商业欺诈，从事违法生产和经营活动。
②交易行为不规范。主要有假冒伪劣问题、商品市场的价格过度竞争等。假冒伪劣商品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由于前文所述假冒伪劣商品生产与销售的成本收益对比决定了许多企业趋之若鹜，致使假冒伪劣商品不仅在城市中不断蔓延，手法越加狡猾隐蔽，而且大举进攻农村市场。商品市场的价格过度竞争。在企业使用价格策略作为营销手段时，普遍采用降价、打折这一招，打折不再是季节性的，而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的。单纯通过降价、打折等价格竞争手段扩大市场占有率，对市场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是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概率增加。由于商品打折是在原有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打折就意味着同等经营条件下利润率的下降，企业为了维持利润水平，只能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二是引发同行业恶性竞争，导致全行业的亏损，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企业打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全行业同时大幅度降价，随着企业经营费用的不断上升，同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并出现一家亏损引起行业亏损的局面。
③中介组织行为的不规范。市场中介组织，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使相当一批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信用评估机构只顾眼前利益，置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交易主体的违规、违法交易推波助澜。例如，出具虚假的验资报告、虚假的会计报表、制造伪证、贿赂司法人员，到政府主管部门为企业“疏通关系”，谋求上市指标，国有银行为了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进行“灰市信贷”，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介绍部门传递虚假信息等。
④政府部门某些行为的不规范。政府部门某些行为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行政性垄断、过度干预、国有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地方保护主义、政府需求膨胀等方面。在政府执法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滋生了“分利集团化”，宗法主义盛行起来，人情使法律失效，亲疏使政策变形，利害使政令走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假公共利益，实为私人利益、局部利益的现象就日益膨胀，使公共行政执法和惩处不力，有些市场规则形同虚设。诸如各种商品交易中的计量、假冒伪劣。公款私存，等等。
4市场秩序混乱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很多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所谓“正式制度”也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市场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就会成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抗衡力量。这种“非正式制度”既对市场秩序推进，又对正常秩序有破坏，如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制度真空”和“信息漏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失效等，但其中有一些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原因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①市场主体道德水平较低。除体制、法律以及执法不公、不严，管理错位、不到位等方面存在问题外，市场秩序的混乱与目前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的职业道德。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有重要关系。广义地说，所有发生交易行为的个人、企业、团体、单位都是市场主体。几亿人、几亿家庭、成千上万的企业、团体、单位无不同市场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市场主体。政府的法律、法令、条例较难全面、系统、准确地传到这几千万户“散兵游勇”处。他
们目前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等决定着他们的市场行为，是产生目前混乱市场秩序的基础。
②社会信用基础不牢。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维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以契约的方式确定经营者之间经济联系的信用关系。中国当前市场混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似乎不守信誉更有利可图。
③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风俗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以“孝”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亲族协作形态，中国的家庭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义与利最终统一于“义”。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利已心，人的利已心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重大隔阂。
5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建构和完善市场秩序中的思考
建构和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秩序已经是当务之急。《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指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一项涉及面广、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与加强法制并举的指导思想，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并提出加大打击力度，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市场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以行业自律、新闻监督、群众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加强领导，分工负责等措施。
①树立契约平等观念，以信任为宗旨构造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必须用契约和法律来保证，通过契约与合同关系确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彼此的行为，真正做到恪守信用，按合同办事。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更要求以信任为宗旨构造道德秩序，这种非制度安排和法律规章等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
②加强市场道德建设。我们建设市场秩序，维护市场道德，目的就在于调节人们在市场上生意、金钱和竞争的关系。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会在其经济性的指引下，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场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处或者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才愿意加入到市场中来，因而形成了人们自愿互利交易的场所和体系。
③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实际上是要在文化方面补几百年的课。这是一件非三日五日就能办成的事情，但若拒绝文化转型，必将最终影响和拖累经济改革。
非正规制度 篇4
关键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收入差距
1正式制度与居民收入差距
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 (Institution) , 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但是, 制度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所谓正式制度, 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及法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它们是一种等级结构, 从宪法到成文法, 再到明确的实施细则, 最后到单个契约, 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总的来看,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1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今天,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与虚设, 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绝对不是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为特点, 而其特征是以少数人的暴富。所谓暴富是指个人收入增速过大, 比如有成百上千倍的提高或是突然获得一笔巨额财产。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对非法收入查处不严, 打击不力, 致使社会上某些成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 拉开了收入差距。在这些暴富的群体中有部分是合法的, 而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不合法甚至是违法手段所带来的非法收入, 包括通过权钱交易、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
陈宗胜教授的实证研究证明, 从1999年的情况来看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很大。由于各种非法不正常收入的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97年由0.40269上升到0.49324, 直接提升了22.49%。最近10年来, 各种非法收入的上升更是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官员腐败, 企业老板行贿所导致收入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不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1.2 不完善的户籍制度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我国户籍制度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早年己形成的户籍制度, 户籍被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流动。虽然在最近几年户籍管制越来越松, 但还是拉大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封闭式户籍管理模式在城乡、地区之间形成了很难以逾越的障碍。城镇居民因为持有城市户口能够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以及城市劳动就业方面享受很大优势。相反农民仅仅因为其持有农村户口, 便被剥夺了平等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
1.3 税收制度的缺陷
由于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合理、不健全, 税务部门征管手段不成熟, 征管漏洞还不少, 再加上我国公民缺乏征税意识, 有关执法部门不严明的执法, 对非法获取收入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从而造成的偷税漏税行为比较猖獗。在中国, 由于个人税收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 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足, 其表现如下: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因为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主要手段, 其他相关的税种要么没有设立 (如社保方面税种) , 要么功能不是很充分 (如财产税) 。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 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收入分配的调节手段不充分。三是对打击偷税漏税的力度不够。
有关资料表明, 在2003年尽管1%的人占有45%的社会财富, 然而高收入者并没有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大户”。我们在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开征利息税后, 很多城市高收入者将金融资产及时地转移为预期可以升值的房地产。在西方, 很多国家已经开征了遗产税, 但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 现在还没有开征遗产税, 综上, 遗产税的开征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4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 个人收入量的多少, 一方面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关, 另一方面与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多少成正比。居民拥有财产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 便成为影响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很显然, 在劳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 财产性收入才是影响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据统计, 在20世纪90年代, 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 然而在2001年, 我国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 而80%的人仅占银行存款的20%。
2非正式制度与居民收入差距
非正式制度即非正式规则,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 非正式制度主要由正式制度的扩展、细化和限制, 从而形成社会公认的、潜移默化的行为规则。更一般的说, 主要包括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其中, 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由于我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积淀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维模式所产生的持久影响, 农本思想、人情观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创收行为及其收入水平的提高, 是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思想根源。
2.1 农本思想与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有8亿农民, 要想根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首先要要想办法提高解广大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从历史来看, 自古以来就实施重农抑商的制度, 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在很长一段历史都是重农轻商, 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使得农民在思想上难以割舍对土地和农业的依恋。在农本思想影响下, 农民很难放弃土地所带来的微薄利益, 这样往往使农民失去了高收入的机会。目前我国农业现状:农业分散经营、人地关系紧张、人均土地规模狭小, 因此传统农业的收入不但不能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还会因为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远远超过纯农业收入增幅而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本商末”的观念在农村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但是农本思想仍然有很大市场, 现代市场意识淡薄, 鄙视商人、把经商和“投机取巧”联系起来的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农村社会企业家人才之所缺乏进而农民收入难以快速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原因之一。
2.2 人情观念与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关系型社会。人情关系融入到制度的运作。无论是升学、找工作、看病还是做生意、打官司……统统都要找关系。谁拥有的关系多和铁, 那么谁就拥有更多的门路、机会、资源等。总之,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关系、托熟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中国现阶段的确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 又不同于规范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系统, 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各行各业都有不同寻租活动, 大多是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的。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会引导资源的流动, 进而影响收入分配。进一步来说, 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另一种则是基于各种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结合体。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并不是现代中国的产物, 轻视公德, 重视私人关系的状况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 一个人如果出于人情而适当牟利, 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默许;如果六亲不认, 则会遭到亲人们的责难和社会舆论的攻击。综上, 建立在各种盘根错节、无法割断的关系网和无法推脱的人情上, 大量的灰色收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相反你没有这样的关系和人情, 即便你再努力, 到头来也难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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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制度 篇5
文章导读：在企业管理中，经过一定的程序正式颁布的规章制度是正式制度，而藏在脑子里的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文化是非正式制度，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关系非常紧密。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何为企业的制度文化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正式的制度是组织的“法典”，是维护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武器，是保证组织正常运行的约束性力量，正式制度代表正式约束，是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是对各种关系处理的明晰的规定，并不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用意志“人造的”，是保护某种利益的产物。而非正式制度是组织的文化，在企业就是企业文化，是制度层面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或制度文化对于企业行为是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即是一种非正式约束，是在观念上，舆论上，气氛上，道德上，精神上左右企业行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合一才能使组织力量强大。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正式制度体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要与正式制度相匹配。如果两者相互脱离，正式制度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或偏离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则组织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必然会遭遇来自文化的无形抵抗。
使正式制度降低或失去效用。相反，如果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不能与正式制度所需要确立的文化相协调，则这种文化自会成为正式制度实践的阻力，使正式制度遭遇“滑铁垆”。这时，或是应该变革文化，或是应该检讨制度是否高出了组织成员能承受的文化心理，修订制度的不适宜部分，或加大心理调适的“修正”，或使制度的“演变”循序渐进。
“企业的制度需要通过正式组织网络传递并起作用，但不可能达至的地方就得靠制度文化的作用。但没有刚性的制度，制度文化也是没有附着力的。企
业的制度文化是通过观念、信念、精神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传递和影响。他是企业看不见的网。”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没有这种补充，正式制度往往很难发生效用。一般说，正式的、有形的制度要通过无形的制度来“匹配”，作为意识形态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无形的制度安排。强调与制度和谐一体的企业文化，不仅是为了使管理更加柔性化，增加管理的弹性度，也是为了加大管理的密度，“文化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借助文化的力量才足以织成管理格局中那张疏而不漏、厚薄均匀的网。维持一个组织的“稳态”主要靠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
小贴士：深圳市上员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由精于企业文化提炼、企业战略管理、营销策划和企业品牌规划的多位权威人士和相关机构共同组建而成，汇聚具备多年相关工作经验和曾经在国际知名公司任职的众多优秀人才。
给非正规就业空间 篇6
从制度方面来说，城管队或综合执法队之类的组织，对违反城市容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绿化、风景区、市政设施、爱国卫生、犬类管理、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是现代城市管理之需要。这些执法者也不全是恶人，而且在他们看来，其行为不仅有法规依据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可从这些小摊小贩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街头、路面、灯光夜市摆摊贩卖，也多为无奈之举。一般来说，假若他们有能力开大超市，也就不会去练地摊；假若能开大饭店，就不会在街头摆小店；假若有能力使用服务生，也就不会在街头擦皮鞋；假若有能力开奔驰，也就不会去驾“摩的”；假若有能力住宾馆，也就不会呆桥洞了。这些在街头讨生活的人，不是失地失业的农民工，就是城市里下岗失业者，或是临时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对他们来说，所做的一切，不是有意与体面人的生活环境过意不去，也不是有意破坏政府制定的各种规则，而仅仅是为了生存。
在我看来，城市的环境整洁是需要的，认真执行各种规则也很正当，而让穷人能活下去则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目前没有为农民工等社会群体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理由为了追求某些人的高尚舒适的生活、某些城市似画的优美风景，而把他们自助性的非正规就业视为非法，也不能以有碍市容把他们赶出城市某个角落里的窝棚。如果一个社会把那些在街头上讨生活的人都逼到走投无路，则一定是制度和规则出了问题。目前各地之所以产生了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城市主义和富人主义在主导社会秩序和规则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在世界上某些国家和地区，只要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缺乏组织化表达，穷人正当的生存权被视为非法也是常有的事。好在中国的执政者在坚持“三个代表”，关心民生也是政府及其领导人宣称的目标，我们才有可能这样鲜明地主张穷人的生存权利。
非正式制度的多角度分析 篇7
非正式规则在制度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正式规则以前, 一个原始部落个体之间相互约束自身的行为靠的是博弈, 博弈的重复进行, 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 反复时候背叛策略对自己是不利的。随着情况的重复出现, 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显示合作倾偏好的规范得以发展和确立。意识形态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 制度的本质就是群体对社会关系的一般思维习惯, 非正规制约植根于社会的文化系统, 是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稳定器”, 使制度变革呈现出渐进的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的突变模式。非正式规降低了交易费用。
二、国家行为的不同: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性
西方文化是多文化看世界, 以个人为本位, 个性自由, 锐于进取, 重知性分析, 逻辑验证, 东方文化是一体化看世界, 以家庭为本位, 克己复礼, 节制, 执中的, 注重直观感受与切身领悟, 表象思维, 表达方式是言近旨远。由此传统文化差异的不同, 衍生出中西方制度的不同。西方发展的是民主与法制的体制, 多党执政, 而中国演化出的是从古代的“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到今天一党执政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根植于中国的非正式规则之中, 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基本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更多的是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个人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基于自利、自主、负责, 奖励绩效, 鼓励个人去获取私人利益, 承担风险, 提倡企业家精神, 生活方式是个体自行做出决定, 承担所带来的价值后果, 最终衍生出的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行为。
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性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集权体制的历史传统, 无论是沙皇时代, 还是苏联时期, 专制主义、集权主义, 法律意识淡薄, 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苏联的剧变、解体、社会转型, 俄罗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学习西方运动, 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对俄罗斯影响是强有力, 最直接的文化诱因。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是有冲突的, 俄罗斯在最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水土不服的, 不可否认, 这种影响至今犹在。一国主流文化的特征对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起着资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 俄罗斯转轨方案最初设计的通过私有化来为新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 目标落空, 陷入混乱。最初设计的转轨方式严重脱离了俄罗斯的基本国情, 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所挟带的其实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特征。普京执政后, 研究了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兴衰历史, 决定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 于是提出了所谓“俄罗斯新思想”, 并依据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对经济转轨的模式进行了调整, 将激进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调整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个社会的许多非正规约束是幸存与延续的, 所以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
四、非正式制度的“亲缘关系”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之间非正式参与网络以及体现这些参与中的规范, 人们之间的信任, 信仰, 情感, 互惠, 社会关系, 合作网路, 公共精神, 家庭关系, 宗亲关系, 集群效益, 中西方在这点上有差异的, 西方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快, 依靠亲缘连接的规则更多的是被书面的契约和程序所代替, 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层意识, 都在强调“权利空间”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围绕“权利”展开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以法律支撑的制度与契约。西方的商业人士倾向于在合同上进行谈判, 达成交易, 然后转移到其他问题上, 将分歧的解决交由法律机关。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 历来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压制而不是张扬个人的“权利意识”,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 一个伦理社会, 一个消解掉了个人独立自我意识的“网状结构社会”。中国人是“由亲而信”, 中国文化传统众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 注重关系网络, 而较少按法律、契约办事。
五、非正式制度的“道德力量”
传统为每个成员所遵守时, 它就给出了道德的力量。文化, 理论规范确定了个人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现实生活中, 人们不全按照个人主义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行动, 如在对自己的影响很小时为保持美丽的景色而不乱扔杂物, 在被抓的可能性很小时不偷盗, 在能够偷懒的时候认真工作, 这都是由于家庭、学校及宗教机构等灌输给人们的“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 道德是一种公共物品, 引导的是众多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 降低了实施正规规则的成本, 当道德深入人心, 并被一致认可时, 维护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可以达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我们社会道德精神领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助人为乐的人如果是“良币”, 那么漠视者就是“劣币”, 当“良币”为了行善救人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 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也就会出现“逆向选择”, 主动去热心救助他人的“良币”越来越少, 冷漠冷血的“劣币”越来越多, 以讹传讹, 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结局。面对好人难做, 路人冷漠的社会负面现象, 这是当今社会关系, 社会心理的反应, 是社会缺乏信任的缩影, 也是社会道德制度约束的缺陷。社会负面现象的频频曝光, 是一个警示, 也是制度约束之病垢。职业精神的失范, 商人惟利是图, 眼前来看, 是牟取了点小利益, 长此以往, 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提升了。猥琐、卑鄙、肮脏、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和丧尽天良是经济制度变迁衍生的产物。
六、小结
社会习俗, 惯例, 认知模式和知识, 信息传播扩散, 以及政治以及政治形态的影响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起着特殊作用, 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 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 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假设, 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出的利他行为, 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 重视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摘要：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看,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当前, 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非正式制度来进行分析。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以及对社会人行为的约束, 非正式制度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制度非,正式制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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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制度 篇8
关于非正式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它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是由个人完成, 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 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反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 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1 世界非正式制度格局
10年前, 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覆盖78个国家, 代表世界人口85%, 通过近百题的问卷来研究各国的价值观现状。研究人员根据问题答案分出了两个维度四种价值观, 并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研究人员认为, 工业化将使国家们从“生存+传统”向“世俗+自我表现”方向逐渐转移, 认为这解释了后工业发达国家多在右上方区域, 而落后国家多在左下方区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在研究文化变迁中指出, 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如今世界各大洲的非正式制度格局如何呢?
1.1 亚洲国家
在亚洲国家中对非正式制度探讨最多的莫过于东亚地区和印度了。东亚在“二战”后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的高增长而引起世界瞩目。而 “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同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东亚在地理上的概念, 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 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取向。法国巴黎大学威德梅修教授所说:以儒教为核心内容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东亚精神, 这种民族精神主要基于儒教传统的彻底的和平主义和以“仁” 为原理的共同体主义等。这种共同的文化取向表现为:等级文化和集体主义、家族伦理、勤俭节约和尊师重教。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独立后, 印度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为立国之本, 宪法宣布实行世俗主义政策, 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 不得采取宗教歧视, 但事实上其政治体制无法避免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增长。毕竟在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约83%的国度, 印度教组织比任何宗教党派组织更有实力。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发生。虽然1980—2000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5.8%, 但在2002年印度政府平息了阿约提亚危机后的2003—2007年的GDP增长率保持在8%甚至更高的水平。印度长期的宗教派系斗争被认为是约束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 还有印度宗教弥留至今的种姓制度。印度独立后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 在政府的多年努力下, 种姓制度的表现在城市里逐渐趋淡, 但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主要把人分为4个不同等级:婆罗门 (僧侣) 、刹帝利 (贵族和武士) 、吠舍 (农牧民和工商业者) 和首陀罗 (奴隶、杂工、仆役) , 另外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不可接触者” (即贱民) 。通常来说, 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 后两个属于低种姓。人的种姓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 没法更改。不同的种姓在姓名、说话用词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 当地人通过交谈等方式就可以确认出来。印度存在1.6亿贱民, 和低种姓人口一起占总人口很大部分比例。
1.2 非洲国家
自独立以来, 非洲大陆的战争与冲突几乎没有间断。据统计, 仅1987—1997年间在全世界发生的29场内战中, 就有14场发生在非洲, 其范围几乎涉及东、西、南、北、中部的整个非洲大陆。战争的起因除了政权斗争、资源争夺和边界纠纷外, 就是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引起的战争不仅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 对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和制度无效使得非洲经济一度停滞。
另一个作为种族问题的代表, 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对白人与非白人 (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 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视待遇。种族隔离制度后被予以法律方式强化, 深深地烙印在了南非国民心中。
从这一制度实行的结果来看, 与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相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同非洲其他种族问题一样, 源起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帝国主义人为划定国界等历史因素。其后通过政治权力制度化公开化, 逐渐形成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在政治学领域中根深蒂固, 对经济现实基础的干预却似乎并没有多少;其实, 在白人拥护者的观念中, 保存他们经济至上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他们政治至上权的威胁。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 以等级划分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限制, 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 这种沉淀下来的种族隔离思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3 欧美国家
在解释“近代产业改革和资本主义为何首先由西欧兴起”时, 韦伯认为以基督新教伦理为发源的西方“近代合理主义” (即个性解放) 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文化基础, 而东方, 特别是儒教的非合理主义 (压抑个性) 则与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
基督新教代表以美国为首,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非正式制度情况。
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过, 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 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在美国, 信奉新教的居民约占57%, 信奉天主教的约占28%, 信奉犹太教的约占2%。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 往往也伴随着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高度认同, 并怀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加上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 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 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 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 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 认为教会和政府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 分管不同的领域。基于此, 新教徒是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
很多学者也指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与新教伦理相一致。从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 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 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 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4 拉美国家
拉美文化深受天主教伦理的影响, 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藐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 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 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拉美人普遍认为, 没有运气或神灵的支持, 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 拉丁美洲缺乏创新力, 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和改革的失败原因也通常被归结为照搬发达国家经验, 一味地模仿而无视自身特点。
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主张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另一方面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领域进行变革。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多属西欧移民, 多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封建贵族及其后裔的移民, 他们身上具有欧洲个人主义文化, 也具有残留下的特权文化思想。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更愿意追逐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 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
2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2.1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国民储蓄
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观念在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 因而该地区人们普遍具有储蓄习惯和偏好, 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 这一较高的储蓄率对当时的高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印度的储蓄率也比较高, 带有种姓制度阴影的贫富差距是其原因之一。潜移默化的种姓制度抹杀了部分印度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在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工固定化同时强化了印度各种姓群体间贫富差距。低收入的群体为了生活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可以说, 印度群体中无法投资和不愿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储蓄率的提高。
与亚洲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欧美和拉美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崇尚自由和创新, 市场经济和他们的思想相契合。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在新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越发刺激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在经济行为选择中, “借贷”成为一种常态和发达金融市场的代表。
而拉美国家, 虽然同样表现出低储蓄率的倾向, 但与具有过于积极的消费习惯的欧美国家不同。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反差最大的一点是缺乏创新力, 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在拉美的传统观念中, 财富是不论渠道的, 同样无论如何获得的财富都必须赞美神灵的给予。这造成了拉美人民的储蓄观念淡薄。
非洲的种族差异意识和长期依赖外资援助助长了部分非洲国家消极地被动适应的能力。这一点与拉美国家有点相似, 其低储蓄率的原因, 并非积极的消费习惯所造成的。
这里所比较的储蓄是从微观经济角度, 多以家庭储蓄为主, 家庭储蓄在各国国民储蓄的比例不同, 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要使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具有坚实的基础, 洞悉国民的经济行为选择, 有效调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
2.2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各国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也影响了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儒家文化历来尊师重教, 东亚地区也普遍对教育具有偏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据日本文部省统计, 在1970年, 日本就有600万～700万的创造发明大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 战后的经济已完全崩溃。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废墟上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并再次位列发达国家, 和战后的日本政府实行“勒紧裤腰带发展教育”的战略有极大的关系。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有限的日本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努力, 在1960—1970这十年间, 就实现了经济起飞。
印度在种姓制度下, 低种姓群体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转世富贵, 因而安于自身现状, 难以产生改善现状的动力, 包括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许多软件人才, 但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另外, 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极端差异, 造就了印度专业分工的极端差异, 这也解释了印度发展信息业, 而不是遵循一般经济规律通过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印度迅速的经济增长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其独特的种姓制度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间的矛盾并不是特例, 在拉美和非洲国家中也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 巴西的联邦教育经费一半以上投入高等教育, 而初、中等教育发展艰难, 80年代文盲的绝对数比70年代反而增加了。1960—1980年, 拉美的中学生人数增长4倍多, 大学生增长7倍多, 小学生人数仅增长1.4倍。这一时期, 拉美国家高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11倍, 中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2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倍和 1.3倍;而在非洲国家, 这两个数字则达到55倍和6倍。
当然, 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受到教育体制、政府引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然而决定教育需求的是人们自身, 仍受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约束。
2.3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生产率
一般而言, 人力资本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引进、资本的投入都能改善生产率, 这是从外部投入的角度来说的。从微观层面来看, 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 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吗, 显然有差异, 这在于工作态度的不同。
儒家文化强调家族伦理, 重视集体或群体利益。对家族伦理的重视, 团结了家族内部的各种力量, 更容易发挥出个人所不具有的集体力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 东亚地区的家族经营式企业或非血缘继承的强调家庭管理式的企业制度对东亚的经济增长形成了正面的推力。
在受种姓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 对人们等级的划分过于根深蒂固, 会造成人们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改善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虽然对生产力的贡献能表现出一个稳定的推力, 但在提高生产率上, 人们不会从自身产生积极的意愿。
在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中, 则受宗教影响更甚。有研究指出, “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 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 并以此荣耀上帝,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而拉美文化受天主教伦理影响, 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 劳有所获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所以欧美国家比拉美国家人民在改善自身工作和追求个人事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会促进创新, 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3 宏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3.1 政教关系和经济政策
当政府作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表时, 政教关系的不同对政府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
以印度为例。尽管印度的世俗权力机构与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分开的, 宗教组织与政府不是一套人马, 宗教领袖也不担任国家首脑或行政长官。但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拥有政治、法律、财政等诸多特权, 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可以对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进行监督, 而且拥有意识形态和信仰上不受挑战的正统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大的实际影响。从印度宗教派系的视角观察, 宗教和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将GDP增长率对照相应的执政党发现, 在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 (1996—2003年) , GDP增长率明显不如国大党执政期间 (1991—1995年及2004年至今) 来得高和稳定。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UNdata) 。
美国算是符合政教分离特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前文已经提到政教分离同时也是符合新教伦理的, 因而在美国, 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特征相对宽泛, 即使执政党更替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声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 但国家无法完全放弃以国家力量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和控制, 在实践上, 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
3.2 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宏观经济主体身上还表现在选择的经济转型方式上, 同时只有当政府选择的转型方式符合国家自身的非正式制度基调时, 才能得到较为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比较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 诞生了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欧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纷纷遵循这一共识进行“休克疗法”转型改革。但其中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数, 大多数国家付出了多年的经济倒退的沉重代价。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方式被公认为是一种与“休克疗法”相对的渐进式的改革。
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改革都不是自发进行的, 而是在某种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下被动的制度变革: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才考虑由政府进行适当的强制性改革;拉美国家也是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 军政府才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改革;俄罗斯也是在苏联经济内忧外患以及看到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改革。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地尽快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从社会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变, 努力建立了开放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完善产权制度。
虽然同样的转型努力, 但结果却差异巨大, 波兰前副总理兼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我们不能因其转型结果的负面代价就否定政府作出的有益尝试。
两种经济转型方式带来的成败结果, 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直接套用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局限性。东欧国家和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有其路径依赖性, 在历经长期的等级制度和国家集权性统治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就适应自由竞争并崇尚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呢?如果在转型时期政府若不给民众导向性, 甚至完全放弃对经济的主导权,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和中国对旧有制度的依赖, 造成内部变革动力的不足, 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融洽的时候, 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够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承认和接受, 甚至能够演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变成国家革新内部的动力。
4 结 语
各国不论是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都会受到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国民对财富的分配方式, 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 (工作效率) 的意愿, 还表现在宗教性利益集团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牵制, 以及与正式制度的相适应性。这些因素不无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
非正规制度 篇9
关键词：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城乡教师流动呈现出一种失衡态势,导致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不断扩大,教育不公平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直接应对教师流动失衡问题的教师流动制度在我国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新制度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结构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融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当前,我国各地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创建的过程中,对于非正式制度的认识,远不及对正式制度的认识那样深刻,所以往往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创建,从而影响和制约了新生制度的创建。
一、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阻碍因素
(一)国家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教师流动管理中的“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在我国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1)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在教师的流动或调动上一直采取的是以“控制为主”的管理观念与方式,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官本位文化中政府干预一切、控制一切的思想。进一步讲,以往我国的教师流动完全要通过政府教育部门官员的审批和控制。显然,这种“以堵为主”、强调控制的传统管理观念与城乡教师流动制度所提倡“以疏为主”、强调给予教师一定流动自由与选择权的管理观念是相互冲突的。鉴于此,如果一些政府官员(在一定时间内)难以适应或不愿意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就势必会制约或延迟教师流动(正式)制度的创建。(2)教育部门在教师流动或调动的管理中渗透着“重人情、轻制度”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正式制度的信心,使正式制度之外的潜规则(非正式制度)大行其道。目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习惯,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于教师流动制度的认同与参与,例如,教师们往往会担心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中所规定的流动期限、流动待遇能否得到兑现。在这种状况下,由于社会成员产生了对维持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互惠、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的认同危机,人们便会转而依靠传统的人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作为行动指南,从而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造成一定阻碍,例如,有的教师可能会通过送礼等方式,避免流动或流动到条件好的学校。
2.教师流动制度供给中的“城市中心”价值取向。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正是这种“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很难再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政府官员在教育制度的建设上总是倾向于“城市优先”,采取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安排方式。于是,在教育实践中就会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即“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设计理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而且会继续影响政府部门的思想与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各级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官员之间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上就难以达成改革共识,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混乱局面。
(二)学校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学校“本位主义”思想。从现实来看,城镇学校考虑的只是自身的发展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从农村学校“夺取”更多的优质师资;而农村学校则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学校的优质师资不会流失,以使农村学校能够在困境中生存。因此,受这种“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有的城镇学校常常不适当地强调自己学校的利益,认为教师交流不利于本校教师的稳定,打破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因而不愿意和农村学校进行教师交流。于是,在教师流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流动的教师并不是学校的优秀教师,而是学科富余教师,或者校长会将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教师、不好管理的教师派出交流以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
2.教师的义利观与习惯习俗。(1)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负面影响下,一些教师往往只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应该具有的道德义务和奉献精神。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设与实施过程中,存在这样两类教师群体:一是一些教师为了一己私利出发,寻找各种借口拒不执行或扭曲执行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二是一些教师则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即人们经常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3],例如,有的教师借流动之时获取既得利益后拒不履行责任和义务。(2)职业认知、家庭本位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认同与参与程度。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职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是一份比较稳定的职业,“计划经济体制下沉淀的教师职业稳定的心理认知使很多教师形成了对‘铁饭碗’的依赖心理”,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转变,成为教师大范围流动及教师流动制度变迁的桎梏[4]。同时,中国是一个伦理传统深厚的国度,“家”的概念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在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教师的流动往往以“家”为轴心,子女的教育、父母的赡养、夫妻异地工作等问题经常左右着教师的流动选择与流动行为。
(三)社会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民众对教师职业的传统认知。儒家的义利对立观是我国传统义利观的主导思想。这种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制度变迁的方式。在义利对立观的大背景下,教师作为“道”的代表,在民众心目中应该是乐于奉献、甘于清贫的,应该为原先学校学生鞠躬尽瘁地服务,而不应该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流出原先学校。因此,在一些家长看来,教师流动是一种“不安分”的职业表现。同时,在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中,教师职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稳定或流动性极小。教师职业的这种特性往往被认为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家长往往认为,频繁的教师流动将必然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所以,在大众舆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斥责教师流动及教师流动制度的现象。
2.民众对义务教育发展均衡理念的误解。我国民众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遵循的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还存在着一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实践中,一些人把“均衡”释义简单化,认为教育均衡就是教育的平均化,就是让城乡学校平均发展,削高就低,导致教育效率降低。还有的人认为,教师流动是教师个人的自由,教师流动制度就是要把教师送回到改革开放前政府统包的时代,干涉了教师自由,而干涉自由就是干涉人权等[5]。
二、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实现路径
政府作为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主要制度供给者,有责任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投资”,应该在对非正式制度进行理性分析、评判和把握的基础上,推动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
(一)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形成
1.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1)树立公共服务意识,摒弃官僚主义作风。政府公务员要具备民本意识,形成以人为本的公众服务导向,使之成为政府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行政服务中的官僚主义、权力本位等非正式制度。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一是要改变以往对教师流动采取堵截的观念,树立教师动态管理的观念,给予教师一定的流动自由;二是要能够广泛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关注教师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三是应该加强与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协作,建立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实施的有效监管,保证教师流动各项条款的兑现,从而彰显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确立教育公平理念,维护社会公益。在当代中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教育制度伦理。现代政府的基本教育职能就是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和实现教育公平。“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6]。据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强制性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过程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要在教师资源的配置上体现资源平等享有的精神,特别是应该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利益补偿。
2.引导各级政府达成改革共识。公共行政官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作为个人和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而不是个人的私欲或者是任何私人的目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无论是理性化的、技术化的、规范化的法律法令,还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建立在公众的共同意志之上,追求实现共同愿景的理想[7]。城乡教师流动制度是以教育均衡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各级政府只有在这一理念上达成共识,才有可能积极地推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为此,各级教育部门领导要加强对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学习,从更大范围上充分认识到教育均衡发展对于实现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配合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推行。在此基础上,各级教育部门领导还要学习和理解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对于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
3.树立制度安排的责任精神。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8]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政府官员要树立制度公正的思想,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违反制度者要严格按制度进行处罚,要起到惩戒作用,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同时,对守信者要严格制度给予奖励,起到激励作用,确保制度的公信力。在支教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保证支教教师相关奖励按时到位,保证支教教师的合法利益;在农村教师进城学习交流制度的推行过程中,要保证这些教师能够学成回家,否则将给予他们相应的惩处,确保农村学校的利益。
(二)加强学校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1.学校应树立大局意识,形成城乡教育共同发展的理念。(1)学校大局意识的形成应该建立在正确认识教师合理流动作用的基础之上。美国学者卡兹的组织寿命学说理论,从保持组织活力的角度论证了人才流动的必要性。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为学校调整师资队伍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即通过教师合理流动,逐步实现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同时,教师流动能有效地打破用人制度的单一模式,废除人才单位终身所有制,促进校际信息交流和教师资源共享,增强学校组织的生机和活力[9]。(2)大局意识意味着各个学校对于教师的城乡交流,既要看小局,更要顾大局。为此,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学校要能够积极配合教育部门,根据相关规定派出或接受流动教师,推动城乡教育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为了激励学校大局意识的形成,教育部门应该将学校参与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评价学校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补偿与激励机制,激发学校,特别是城镇学校实施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职业认知,端正流动动机。(1)教师应改变“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教师合理流动对于自身专业发展的作用。美国学者库克的库克曲线告诉我们:为了使创造力不断提高,应在创造力进入稳定期,即人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后的4-5年,就要变换工作部门。顾明远教授也曾指出:“教育开放、教师自主流动,其实质不是教师教育的转型,而是教师专业化、教师教育质量的提高。”[10]据此,通过建立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使教师在城乡学校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可以发挥人才“杂交”优势,不断更新知识和拓宽知识面,提高教师的环境适应能力,进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2)教师还需要端正流动动机。政府应该从道德方面加强教育和宣传,对教师、学校领导等利益主体的内在利益动机进行约束和规范,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和职责,让他们能够真正投入到教师流动工作中去。同时,政府还应该营造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政府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的教师个人信用档案,把诚信行为同教师的个人业务考核、待遇、评优、职称晋升等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化的、具有行政效力的奖惩体制,从而使守信者能得到利益保障,失信者则受到应有的惩处[11]。
(三)统一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
1.引导社会公众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上达成共识。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价值零碎化的背景下,各项改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念趋于分化的各阶层能否达成一种理性的价值共识。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之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12]。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让社会公众真正理解教育均衡发展“实质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的民主化、公平化,也就是尊重每一个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这一发展观的最主要内涵就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师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13]。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引导社会大众充分了解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对于逐步改善城乡学校之间师资配置失衡状况,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培养深厚的民意基础。
2.厘清社会公众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错误认识。(1)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填谷”,是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扩大化,是通过流动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义务教育的整体教育教学质量。(2)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不是教师资源的平均化,而是体现了一种差异的平等观。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关注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并对处于弱势地位、处境不利的农村学校在教师资源的配置上予以补偿。(3)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并不是对教师个人自由流动权利的剥夺,而是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教师流动的权利,保障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非正规制度 篇10
关键词：会计准则修订,会计准则实施,非正式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形成有两条路径:自发演进和人为设计。在这两条途径中, 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强调后者。这是因为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 制度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预期或未预期的结果。制度的自发演进是难以满足社会对有效制度的需求的, 因此制度的人为设计十分必要。
会计是人类有目的的社会活动, 为了使该社会活动有序进行, 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来约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等客观问题的存在, 所以很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会计管制和报告质量等诸多问题。当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用契约和市场力量化解时, 就会求助于行政手段, 即有形之手。因此, 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制度人为设计的需要, 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其说是经济决策的过程, 不如说是行政决策的过程, 是制度安排的结果。
一、会计准则的反复修订是制度演进的必经路径, 是利益各方多重博弈的必然结果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种制度的产生、稳定和变迁, 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及以此为基础的行为。只要改变现有制度、创建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收益, 制度的产生、变迁就有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认为, 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最有效率, 制定制度的国家也属于“经济人”范畴, 国家同样也是功利的化身。
我国在1992年首次颁布了会计基本准则, 并在1997年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出台的随后10年间陆续有新的具体会计准则颁布, 同时也在不停地对已经发布的会计准则进行修订。其中, 几次大的修订分别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 尤其是2006年的修订更是全面、彻底。会计准则的修订在我国可谓一波三折, 动荡不定, 不论是会计理论工作者还是会计实践工作者都感到有些应接不暇。但是,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观察, 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 是制度演进的必经路径, 是利益各方多重博弈的必然结果。
我国会计准则不断反复修订的过程,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是我国与国际惯例之间、我国与经济合作国之间、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反复协调适应、寻求利益均衡的过程, 是利益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 最终是要寻找到纳什均衡。
通过我国与国际间的博弈, 从缩短与国际间差别、顺应国际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找到了第一个纳什均衡:制度趋同。
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屡屡受挫, 其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不符, 我国的生产资料和产成品价格政府干预太多。之前未能引入公允价值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最大的差别点。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公允价值是比较可靠和应用广泛的计量属性。
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 虽然还不完全具备应用公允价值的条件, 但是为了缩小制度差别, 拉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在会计准则中再次引入公允价值, 这是无奈却又是明智之举。至于我国引入公允价值后, 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如何使用, 还有待于我国政府与各利益主体之间、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进一步博弈, 再次寻找到纳什均衡。
二、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成效受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
1. 制度的分类。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规则, 它是指政府、国家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规则,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历史上看, 在正式制度设立之前, 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 即使在现代社会, 正式制度也只占整个社会制度的一小部分, 人类社会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有区别的。从变革的速度看, 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变更或废止,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非正式制度的改变也比正式制度艰难得多。从制度实施机制看, 正式制度依据的是政府的强制手段, 非正式制度则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发遵从。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 正式制度具有较大的可流动性、可移植性 (如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就移植了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关市场的正式制度) , 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性, 很难在国家或地区间移植。
2. 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会计准则贯彻实施的成效。
现行会计准则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实施已有两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各地都举办了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会计准则讲座和培训, 从会计准则的技术层面进行了反复讲解和传授, 对会计准则的推广、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会计准则作为一项正式制度, 在推广应用过程中, 除了要保证正式制度的内容科学合理、技术层面准确规范、培训讲座贯彻到位, 非正式制度因素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它对会计准则贯彻实施的成效有一定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价值取向等, 这些因素将对会计准则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1) 习惯。非正式制度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习惯。熊彼特认为, 若没有习惯的帮助, 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 无人能生存, 哪怕是一天。纳尔逊和温特认为, 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 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固定下来而成为习惯。
会计准则以正式制度的形式颁布后, 其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会计准则的执行者———广大会计人员即人的因素, 而会计人员作为自然人, 在完成其本职工作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他的传统习惯。一种习惯一旦形成, 不论是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 都具有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性, 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现行会计准则再次大范围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公允价值在应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由于公允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因此对其确认、计量主要依靠会计人员的主观估计和判断。而我们传统的做事习惯尤其是做会计工作, 讲究的是“照单抓药”, 习惯于“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证可查”。也正因为如此,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 会计人员应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几十年来, 我国会计人员已经习惯于这种会计处理方式, 而且深有体会地认为这是做好会计工作的根本———体现“真凭实据”。而对“虚无缥缈”的会计事项作出主观职业判断, 我国会计人员不仅没有这样的经历, 也没有这样的习惯。
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 笔者在完成课题“新会计准则贯彻执行存在哪些问题”时, 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相关企业做过调查, 调查中最集中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会计人员对需要主观判断的事项感到无所适从, 很不习惯, 有时只好“胡乱估计”。显然, 这种状况与会计准则的总体要求是有较大差距的。
(2) 价值取向。一种价值偏好如经长久演变而成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广泛信念, 便可称其为价值取向。简言之, 某种价值观一旦对人们认知与行为具有经常的导向性, 就可称其为价值取向, 可以分为自在型和自为型两种。“自在”、“自为”是反映实践主体认识水平和自觉程度高低的两个概念。当实践主体处在对事物感性认识阶段时, 就是自在的主体, 而当实践主体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阶段时, 就成为自为的主体。“自在”与“自为”的区别就在于人们对事物本质、规律性的把握是否自觉。
自在型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淳朴自然的自发性, 并受一定思维节制, 偏重过程和形式, 而往往轻视结果, 评价优劣的标准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种价值取向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 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做事容易流于形式、不讲实效。
笔者在完成课题“新会计准则贯彻执行存在哪些问题”的调查时, 发现很多企业也确实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要求设置了相应的会计科目和账簿, 但对这些科目和账簿很少做相应的记录和登记, 开设主要是为了应付检查。这种“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和我们制定、推行新会计准则的初衷肯定是背离的。
自为型主要表现为人们具有一种向着目标不断努力的奋斗精神, 把努力工作视为存在的第一需要, 同时不计较过程得失, 而更在乎结果是否完美。评价优劣的标准是“无功就是过”。这种价值取向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前面提到制度趋同, 其实质就是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以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而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 西方国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非偶然, 这与其以自为型为主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直接关系。
(3) 时间趋向观念。时间趋向观念的内涵很宽泛, 本文在此只讨论人们对新事物的反应态度, 可分为面向过去型和面向未来型两种。
面向过去型主要表现为人们因循守旧, 对新事物接受缓慢,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重视对已发生事件的评价和考核, 重视总结过去的经验, 而对计划、预测的编制往往很忽视。
面向未来型主要表现为人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接受新事物, 具有超前意识, 重点思考解决未来问题。
我国会计人员的时间趋向属于面向过去型, 在会计方面表现为对新会计准则接受得比较缓慢, 在态度方面也不是很积极主动, 知识更新迟钝, 这与其说会计人员在工作上存在惰性, 不如说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另外, 我国会计一贯注重对已发生事项的核算和考核, 而忽视计划预算的编制, 注重财务会计忽视管理会计等, 这些都是面向过去型思维定势的产物。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总想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新旧体制转轨, 但这种转轨在一定时期可能与非正式制度不相融合, 即出现了“紧张”。这种紧张程度取决于正式制度与持续的 (或传统的) 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诺思指出, 离开了非正式制度, “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 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因此, 国外再好的正式制度, 若远远偏离了土生土长的非正式制度, 也是“好看不中用”。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2].威廉姆·R.司可脱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非正规制度 篇11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结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数量剧增，发展迅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减少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露。但是，其融资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性的难题，正规金融作为我国金融结构的核心，尽管国家一直降低门槛，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非正规金融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其方式灵活，程序简单，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契机。因此分别研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对于正确评价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准确把握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国外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占有不少的市场份额，而且在缩减交易成本、加快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更应该加以重视[1]。国内也不乏有这样的研究，比如胡宗义采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收入效应差异，证明了非正规金融的效果更加显著[2]。本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将深入探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是否也具有不同的效果。
一、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效应分析
正规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等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的资金融通。非正规金融是指在正规金融之外存在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活动，未纳入国家金融管理体系。正规金融主要是商业银行受国家支持和监管，为了防范风险和利润最大化，面向的是大企业集团，因此中小企业在它面前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而非正规金融不同，它一般是处于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外，交易的对手恰恰是不被正规金融所认可的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方式灵活，程序简便，所以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鼓励支持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办法。
中小企业特点是寿命短，80%活不到一年以上，我国中小企业存活率是3.7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是7.4%，这样客观事实无法改变，中小企业不具有规模优势，小微企业自身特点决定的，它本身就有“信用低、规模小、风险大”的特点，而我国的正规金融的典型代表商业银行，它的目标客户定位就是“大企业”“大城市”，显然与中小企业的特点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国家屡屡出台政策降低门槛，但是就如同一个城市降低五星级酒店门槛以期望缓解该城市游客入住问题一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政府近年来确实出台了各种政策，在商业银行增设中小企业贷款部、定向降准等，希望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的是集权制度，由央行到银监会再到商业银行，权限是逐渐减小的，没有权限，处处受制，商业银行在执行央行政策时效应便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政策经过各个部门效用是逐渐减弱的，这就是说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同时银行还采用严格绩效制度和责任制度，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上其实有心无力。
然而，非正规金融是游离于金融法规边缘的，受到的限制就少得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函数来决定自己的贷款对象，盈亏自负。在国外，社区银行就被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很好的解决了融资难问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崛起，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异军突起，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渠道，相信这些非正规金融的崛起，必然会为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契机。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效应并不显著，甚至还会有些微的阻碍作用，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效应十分显著，当然随着规模的扩大效应也是逐渐减弱的。因为中小企业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政府必须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金融生态，才能更好地促进它的发展，而非正规金融就是适合它发展的金融途径，政府应该大力发展。
但是，不得不说，游离于正规金融法规边缘，或多或少也存在很多问题和安全隐患，政府在大力发展非正规金融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监管，设立必要的监管部门，防范交易风险，以维护中小企业和大众的利益。
除此之外，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直接融资比例极低，使得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途径受阻，这显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对于这方面，笔者将会继续进行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Jain S. Symbiosis vs. crowding-out：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59（2）： 419– 444.
非正规制度 篇12
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观念和心态, 统称为村落文化。共同的村落文化会使农民的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共性, 使农民的政治行为有一种群体性。村民自治实际上是一种外生的正式制度。它的运行及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 即“正式制度的生长需要非正式规则的土壤”。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外生性、强制实施性, 脱离具体的地方文化背景, 造成它与当地的非正式制度不相容, 这就给村民自治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因素及其影响
(一) 外出打工
村民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和增加收入而外出打工, 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落后, 农民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在大多数贫困的农村地区, 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习惯性选择。而大量村民的外流严重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一是权利主体缺位, 二是村民自治质量降低, 三是对于留守本村的村民来说, 由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官本位思想遗留的影响, 在选举中也往往持观望态度。村民对于长期村内政治角逐的失望而不愿政治参与。普通村民不会轻易主动承担风险, 投入到村内竞选中去。而长期不参与, 又导致他们对于村内政治事务表达能力的弱化。
(二)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制约着村民的自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是村民过于涣散, 各唱各的调, 缺乏在村级事务管理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二是村民的依赖性强, 依附观念浓厚, 愿意“受制于人”, 希望村委会、村党支部为他们做主, 以至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干部的自治, 实际上就是村委会主任自治或村支部书记自治。这样, 村干部以村民自治为幌子阻挡了乡镇政府对村级事务的合法介入, 对村民则实施集权和独裁的管理方式, 压制村民的民主要求, 侵犯村民的民主权利。
(三) 村落家族文化
一个农村社区内, 普通村民心目中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非常浓厚, 一般共存着几个宗族, 每个宗族都有若干个村民认为可以值得信赖并可委以政治权力的长者。由于长期由族老代行其权利, 普通村民已习惯于生活在族老的庇护之下, 在选举投票时, 都想通过本宗族能人当选来寻求宗族保护。因此, 一般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 有鉴于此, 为了维护各自宗族的相关利益, 出现由宗族操纵选举的现象。另外, 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益, 徇私舞弊, 扰乱选举现象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在某些村社甚至利用宗族组织势力拉选票、威胁他人违心选人。这种种非正式制度背景, 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严重不足, 从而导致了政治参与不足。
(四) “半熟人社会”
我国农村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半熟人社会”, 即自然村与自然村间的村民始终处于一种既相互陌生又相互熟悉的社会生活环境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或者是由于宗族辈分的关系彼此互有联系, 但见面时却形同路人;或者是由于心理认知的原因彼此熟悉, 但又碍于情面而难以沟通;或者是由于乡村政治身份的巨大差异, 而很少愿意去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流。这使村委会选举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 大姓的自然村人往往支持本姓的村干部当选, 人数规模大的自然村的候选人当选的几率远远高于人数规模小的自然村候选人, 异姓人数少的自然村候选人在选举中始终处于劣势, 因而则可能导致其对村委会选举失去政治热情, 自然转化成为对村内政治的不参与。另一方面, 新当选的村干部, 在村内公共利益分配时, 必然会倾向于其原住自然村的村民成员, 而置别的自然村村民的利益于不顾或少顾。这种小团体主义、利己主义严重违背了民主的性质。
(五) 官本位思想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正式进入百姓生活。尽管村长不属于官职而仅仅是一个职务, 但村长一职对于广大村民仍然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官职”。因为在他们的心里, 有能力就要当官, 当上官才会受到尊重。他们认为, 政治上的地位提高能为他们带来更丰富的经济收益。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 村民的这种思想和心理有利于更广泛的农民参与到村民自治中来,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的民主建设。
(六) 村规民约和地方习惯法
在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中, 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族组织之中。宗族的存在都是以长期共同形成并遵守的习俗所维系的, 这些习俗构成了宗族内部自我管理的秩序基础, 表现出其蕴含的文化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功能, 只要利用其内涵的文化功能, 可以达到社会治理和文化保护的双重目的。在这些地区乡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 他们既是本村村民, 又是村民自治的机构组成人员, 是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执行者, 如果宗族组织的权威人士被推举为乡村干部, 他们还是该地区文化网络的权威代表, 因此有利于村民自治制度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结合, 从而形成地方权威和国家权威的良性互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就是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兼容, 从而相互促进和发展。
三、政策建议
(一) 提高农民收入和组织化程度
首先, 应切实加大农业投入, 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体质”, 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变过去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 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吸引那些劳动力充裕或农业生产能手多的家庭留在农村, 谋求农业发展道路。其次, 应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农民自愿自发的基础上,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动员社会力量, 鼓励农民因地制宜成立各种农业协会或社会化服务组织。使分散的农民紧密团结在一起, 组成一支有力的民主政治力量, 从而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运行和发展。
(二) 充分利用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是各地区社会控制、秩序维持的本土资源, 是内生秩序的主要来源, 将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纳入自治范畴, 在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中得到体现。在履行自治程序时村民们则会感到“村民自治”是自己的事, 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事, 从而克服“对自己的民主权利不珍惜, 对村民自治必经的民主程序不理解, 嫌麻烦”等现象的产生, 因此, 村规民约是村民广泛政治参与的渠道、调动村民积极参与的重要手段。由于村规民约是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知识”, 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 将其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时, 往往会显示出多样性, 因此应本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
(三) 减少对村规民约的干预
在村民自治制度推行进程中, 政府指导作用的发挥应该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 在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 利用政府对村规民约进行备案所拥有的指导权力, 引导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发展。
总之, 我们应冷静分析各种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扬长避短, 不断培育公民文化、契约文化、法治文化精神, 使村落文化的内在价值、质地和层次得到提升, 使平等观念、民主意识、法治精神等内化为农民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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