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非正式制度

学校非正式制度（共12篇）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1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是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生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的强弱, 关系到教学效率、教学目标的实现乃至学校体育存在的合法性。随着教育政策执行力建设纳入国家教育治理范畴, 各级学校都在加紧执行力建设, 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学界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内涵、执行不力的现状与原因、执行力提升路径等几个方面。当前关于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缺乏理论系统性, 研究方法单一, 研究角度受限。因此, 本文着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解读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 力求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研究提供一个理性的分析框架。

1 非正式制度概念的界定

近代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 (John R.Commons) 对制度进行分类, 从制度的形式和实施机制来看, 是否有成文规则及是否有权威性的执行和惩罚机构。若制度是以非成文的形式存在的, 或虽有成文形式, 但没有权威机构执行这套制度和惩罚违规者, 则此类制度称为非正式制度。它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约束规则。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 有着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 有着强大的实践惯性和稳定的专业结构, 凝聚着执行者的价值倾向、利益需要, 体现着执行主体的主动精神和理性构建。

2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中正式制度规约的失效与低能

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中, 许多学校管理者只重视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影响, 崇尚制度至上, 所制定的制度既细又全, 不但执行成本过高, 还缺乏对作为体育政策执行者的体育教师的人文关怀, 最终导致政策难以执行甚至导致政策失败。其主要原因有:第一, 当制定的制度过于刚性时, 体育教师可能采取软对抗, 即执行者就制定与上级制度表面一致, 而事实相背离的执行方案, 使得体育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第二, 当制度细化到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成本大于政策执行效益时, 政策就只是被宣传一番, 而未被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性措施, 使学校体育政策产生的作用远远小于政策目标的要求;第三, 由于执行者的有限理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使得体育政策执行者采取观望的态度, 看上级是否动真格。这种情况下, 容易错失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良机;第四, 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是制度体现人文关怀的基础, 但是目前学校体育政策普遍重结果和绩效、轻过程, 而忽视了一线体育教师的“过程感受”和“情感体验”。使得正式制度缺乏人性关怀, 降低了体育教师凝聚力。

3 非正式制度规约下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弱化

3.1 学校体行政领导政策执行力弱化

当前中国的学校体育变革, 处于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 经费问题、体制问题, 更多的牵制着学校体育行政领导的工作, 他们不仅面临着学校国家相关体育资源分配不足的困境, 而且面临着学校体育教师的双重压力, 并对学校体育政策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当正式制度无法提供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充分的供给和保障时, 学校体育行政领导就会转而通过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网络渠道争取更多的资源输入。一方面是以资源争夺或利益分享为中心, 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 也是学校体育行政领导调动组织内外各种私人人际关系, 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进行的基于私人关系的资源交换。但是如果这种“交换行为”违背了国家学校体育政策或法律的基本底线要求, 就会演变为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权利腐败”, 而使学校体育政策失去公信力。

3.2 体育教师政策执行力弱化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政策的基层执行者也是政策执行最关键的一环。人力既可能是执行的障碍, 也可以成为高效执行的动力来源。从非正式制度规约角度看, 我国体育教师学校体育政策个人执行力不强,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有的体育教师缺乏良好的执行心态和责任意识。主要表现为:有的体育教师员不认同组织的信念和价值观, 对组织的事业目标冷漠淡然, 对是非、善恶的看法与制度和组织要求不一致。有的体育教师不认同组织执行任务的目标和方式, 执行时缺乏必胜的执行信念和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执行态度, 更缺乏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毫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质。

(2) 有的体育教师缺乏必要的执行素质和执行能力。由于素质和能力限制, 有的体育教师不能有效执行政策是一个客观事实, 学校层级越高, 这一现象越突出。在体育教师自身素质低下和能力有限的表象背后, 还有体育教师觉悟低的问题存在。

(3) 体育教师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求。学校体育政策的执行是对利益和价值的最直接的配置, 一旦付诸实施, 必然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 使一部分人受益或受损。而学校体育组织中又广泛存在着以维护和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个人和小团体,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

4 建设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非正式制度的途径

4.1 加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声誉制度构建

国外经济理论界早已将“声誉”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Milgrom、North等。所谓“声誉制度”是将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名誉、声望纳入其诚信档案, 并将与之相关的信息对外公开, 接受广大学生与教师的共同监督。本研究认为通过构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声誉机制可以抑制其“权力出租”、“学术腐败”、“政策执行不力”等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发生。

4.2 加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教育信念构建

信念从哲学的层面上理解是:“价值意识的观念形式之一, 是人们对某种现实和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念一旦确立, 就会给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学者叶澜认为:“教师的教育信念是指教师自己选择、认可并确信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理念, 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并富于理想色彩的教育理念。”教育信念是引导和主宰体育教师政策执行的“看不见的手”, 良好的教育信念会弥补学校体育政策本身的不足, 也会使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正式制度缺陷显得不那么明显, 甚至对非正式制度中的不良因素也具有抵御作用。

4.3 加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执行责任感构建

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 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 而且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相矛盾时, 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人只有有了责任感, 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才能感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去做, 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需要责任感。没有责任感的体育教育是苍白的身体教育。体育教师责任感的根本内容在于把成长的自主权交给学生, 放开手脚促其自理, 发展对所学知识的兴趣, 增强学生自我发展的信心。责任感是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内化的知识。

5 结语

我国是一个伦理传统浓厚、契约传统淡薄的国度。伦理文化因素在学校体育教学工作者无处不在, 渗透在人们“精髓和血液”中, 从而构成支配体育教师行为的最基本的是“非正式制度”而并“非正式制度”。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中, 学校正式制度不可能涉及到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作为有限理论和机会主义倾向的个人 (体育教师) , 若处于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 就会通过自律, 自觉地抵制机会主义行为, 使学校体育政策得到有效地执行。非正式制度往往是逐渐变化的, 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它与集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关联, 是体育教师对学校体育政策的依附与认同。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中, 只有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 相互补充才能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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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2

1、学校门卫是学校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严格管理，完备制度，责任到人。要规范操作，又利于学校监督，使学校门卫管理逐步实现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2、学校门岗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在学生出入校门时由两名门岗负责学生的常规检查，特别是走读证佩带，无走读证者须验明身份，非本校人员不得入内。负责维护学生进、出校门的秩序。对校外人员进行清理，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

3、学校门卫肩负校园秩序，保障师生安全的重任，在岗人员要遵纪守法，坚守岗位，严格把关，文明执勤。对门岗及大门周边环境进行保洁，努力将学校门岗建成展示学校良好形象的窗口。

4、门卫必须严格执行学校会客制度。来访者应该进行登记，填写相应会客单（如有教师打电话预约者不填会客单），写明进出校的时间与事由，由门卫电话联系或来访者打电话给被访者，经确认可以接待后方可入校，不明身份者不得入内。来访者出校时，应凭被访者签字后的会客单予以确认。如被访者遇到上课或开会，门卫应安排来访者在门卫室等候。对因公来校人员，要礼貌用语，热情接待。对私自擅入人员，要坚持原则，坚决劝阻，把好大门。对个别学生无理由混出学校及社会闲杂人员混入学校，要坚决制止，切实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5、学校门卫不得让学生在上课期间及晚自习期间擅自离校，因特殊情况需出校门的学生应持有离校证明（请假条）方可放行。上课期间禁止无关家长和社会闲杂人员随意进校。

6、学校门卫要严把货物、车辆进出关。货物出校门，需凭相关部门证明经确认后予以放行。本校及上级部门机动车辆进校，应指引其到指定停车区停放，不随意进入学生生活区、教学区。校外机动车辆一律不准入内（特殊情况除外）。

7、确保门卫值班室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门卫值班室电话：697301）

8、学校门卫要做好安保巡视工作，特别要加强夜间巡逻。要正确开启报警装置，一旦发生情况，迅速查明原因，积极保护现场，协助警方处理。

9、学校门卫交接班制度要完整，门卫接班时，必须相互询问情况，移交值班记录，巡视相关场所。门卫人员请假，需事先办理手续，经有关人员批准并安排好接替人员方可离岗。学校门岗严禁脱岗现象发生。

10、学校门卫要确保校门口左右20米内无设摊；校门口内外通道畅通无障碍；值班室内外环境整洁无杂物。在学校安保人员认真努力工作，在派出单位和用人单位的共同管理和支持合作下努力将学校门卫创建成安全文明窗口。

11、学校实行封闭管理，走读学生（走读卡底为红色）上午5：30—6:00凭走读卡进入校门，放学凭走读卡离校，晚上21：10放学后凭走读卡离校。寄宿生周日下午五点后入校至周六（节假日除外）下午放学前不准离校。上课、晚自习期间学生一律不得出校门，特殊情况应持有请假条方可放行，门卫要保存好学生的请假条。

12、在发生校外来人员入侵学校和危害教职工及学生安全事件时，要及时制止并报警（派出所值班电话：）

13、在岗时不得从事喝酒等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14、要服从领导，团结协作，不做有损团结安全的事情。

15、周日学生入校园时要重点排查，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校园。

16、门岗值班处不得让无关人员逗留。

17、学校配备的物资要保管好。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3

关键词：非正式群体 双向选择 自由组阁

我国中小学目前普遍运用校长负责制下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依据科层制管理的要求，学校一般都设有以“官方正式文件规定的有一定的成员编制，有规定的权力和义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的正式群体组织。”如学校的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处、办公室、年级组、教研组、教学班级等不同的群体组织，这些部门就构成了学校实体结构中的正式群体组织。正式群体主要依靠组织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来运营和维护，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要按照组织的规定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科层制管理体系，由于有严明的规章制度做保障，可以使集体的工作目标明确、职责到人、管理到位、层层监督，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管理秩序。但良好的管理秩序，不一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果。

在学校结构中，除了有明文规定的正式群体组织外，客观上还普遍存在着“各种以志趣、观点、情感和社会交往为联系纽带的，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虽然没有组织的明文规定，但由于成员之间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观点、利益和社会交往等为基础，因此它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且成员在工作中会自发形成一些共同遵守的准则，这些约定俗成的准则对非正式群体中的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甚至，一些非正式群体会左右群众舆论，对群体中成员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教育工作，她是“心灵的事业”，如果没有教师积极主动、自觉自愿、能动创造的劳动投入，其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可想而知。在学校的理实践中，管理者常常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很多很不错的教革想法和措施，但一落实到学校的教研组或年级组总会被“消减”的无影无痕。这就是“非正式群体对组织变革的阻抗作用”的具体表现，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正式群体。

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梅奥及其研究小组进行的霍桑实验表明：“（1）组织成员从事工作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感情及心理方面的需要。（2）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的非正式群体，对组织成员的行为乃至正式组织的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3）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对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有重要影响，尽可能满足员工需要，以鼓舞群体士气，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霍桑实验认为，社会因素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决定因素。”因此，学校教师团队中的非正式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既可能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一些困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组织群体功能的不足。从“人的需要层次”看，教师的需求千差万别，仅仅依靠组织确实很难满足每一个教师的需要，于是情趣、需要相近的教职员工就很容易结为同伴，自发地组合在一起形成非正式群体。教师团队中的这些非正式群体对教师个体的专业成长及教师团队的集体效率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如何让学校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在学校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降低管理内耗，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集体的劳动效率，当是学校管理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校通过实施“双向选择，自由组阁”的教师管理体制，赋予了非正式教师群体以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学校管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

“自由组阁”——指“年级组长组阁班主任——班主任组阁任课教师的体制”；“双向选择”——指“年级组长和班主任可以自由选择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加入到自己的团队组织，而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也可以自愿选择加入某个团队。团队组织和组织成员之间的选择都是自觉自愿的双向自主选择，而没有学校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学校每个年级组设三个组长，每个组长领导六个班级，增加了每一位教师选择的权力和被选择的机会，既促进了绩效竞争机制的形成，也激活了学校的生机和活力。“双向选择”和“自由组阁”，相互依托，互为条件。如果没有“双向选择”，“自由组阁”就是“有名无实”，如果不赋予“自由组阁”的权力，“双向选择”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是由于二者的互动共生，开创了学校管理，简洁、高效，民主、透明，公开、公正的新局面。

“双向选择，自由组阁”的教师管理体制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有助于组织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增强教师职业的效能感和归属感

在“双向选择，自由组阁”的教师管理体制中，由于年级组长和班主任源于非正式群体的中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又往往是群体中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品德较优的人，在群体内有较高的公信力，使其对成员的影响力更大。并且，这样组阁形成的团队是在原有非正式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式组织，使得这样的群体兼具正式组织的规章制度纪律严明的特点，也有非正式群体各个成员间感情较为融洽的特点。在这样的群体中，成员之间，更易彼此激励、相互欣赏，更容易对彼此的角色和工作产生认同，也使“群体的领导者对调动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满足成员的心理需要方面更易发挥作用。更易使群体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职业归属感，相互更加团结与合作。”个体在“竞争、合作”关系处理中，更易找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点。在群体内部，这种相互接纳、彼此承认、相互理解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教师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与合群性、利他性等良好人格的发展，更易于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建立。教师的职业归属感是使教师形成内在的自律性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帮助教师从更客观全面、利他的角度，从更高的视点理解学校的各项管理决策，进而更有效地自觉遵守制度和履行职责，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教师的内在潜力和创造性，使教师每天的工作都充满了新的创意和乐趣。从管理层面上彰显了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

二、有利于学习共同体的建设，为学习型组织的形成打好基础

学校基于非正式群体基础上建立的集体组织，创新了我国当前学校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打破了科层制管理对组织内成员交往、资源共享和学习方式的限制，为群体成员间的交流、学习、互动与合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在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很强的群体安全感，成员彼此间更容易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使组织成员在与组织内外的各种社会角色的多重对话中，组织成员的行为认知更容易发生重构和改组，有利于组织中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和学习的发生。在此过程中，蕴含着个体价值建构与群体价值建构的相互促进与共创共赢，使组织成员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到个人的利益取得和价值实现必须建立在与团队的精诚合作、紧密联系与努力工作的基础之上，实现个人与集体的价值共赢。

三、“双向选择，自由组阁”的教师管理体制，建立了学校管理的民主程序

民主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公民人生权中劳动权及劳动产品分配权的选择能力与支配能力上，公民对自己的劳动权及劳动产品的选择支配能力越强，那么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校长把原本属于教师的劳动岗位的分配权及获得相应岗位劳动报酬与相关利益的支配权归还教师。让教师“双向选择，自由组阁”自己的教学岗位和劳动组织，充分行使自己对生产关系的选择权与支配权，从根本上实现了学校基层组织的民主化。让“民心、民意”在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上都得到了全面反映，不仅产生了对劳动管理的组织性与民主性有效结合的良好效应，而且建立了学校实现民主管理的基本程序，使“民主管理”这一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理念在学校文化中有了生长的土壤。

在充分发挥非正式群体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有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非正式群体搞“小帮派，拉圈子”，开展不正当竞争，谋取不合理的利益。在考核评价机制上，我们实行了“个人评价奖励”与“团队评价奖励”双轨并行的评价奖励机制，有效制衡了年级组长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不良效应。扩大团队奖励的比重，把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捆绑在一起，只有做大团队利益，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考评奖励，基本实现，“团队不优，个人受损”“团队最优，个人全优”的目标导向原则。教师在进行双向选择时，都会把彼此的工作能力、态度、人品放在突出的地位，从而达到对每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全面评价，推动了教师的专业研修和个人修养的全面修炼。这样充分唤醒了教师的主人翁意识，把学校真正还给了教师，使办学朝着“教师治校”的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1]熊川武，江玲.学校管理心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1.

[2]柴志明，冯溪屏.社会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4

关键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收入差距

1正式制度与居民收入差距

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 (Institution) , 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但是, 制度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所谓正式制度, 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及法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它们是一种等级结构, 从宪法到成文法, 再到明确的实施细则, 最后到单个契约, 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总的来看,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1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今天,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与虚设, 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绝对不是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为特点, 而其特征是以少数人的暴富。所谓暴富是指个人收入增速过大, 比如有成百上千倍的提高或是突然获得一笔巨额财产。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对非法收入查处不严, 打击不力, 致使社会上某些成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 拉开了收入差距。在这些暴富的群体中有部分是合法的, 而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不合法甚至是违法手段所带来的非法收入, 包括通过权钱交易、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

陈宗胜教授的实证研究证明, 从1999年的情况来看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很大。由于各种非法不正常收入的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97年由0.40269上升到0.49324, 直接提升了22.49%。最近10年来, 各种非法收入的上升更是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官员腐败, 企业老板行贿所导致收入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不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1.2 不完善的户籍制度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我国户籍制度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早年己形成的户籍制度, 户籍被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流动。虽然在最近几年户籍管制越来越松, 但还是拉大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封闭式户籍管理模式在城乡、地区之间形成了很难以逾越的障碍。城镇居民因为持有城市户口能够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以及城市劳动就业方面享受很大优势。相反农民仅仅因为其持有农村户口, 便被剥夺了平等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

1.3 税收制度的缺陷

由于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合理、不健全, 税务部门征管手段不成熟, 征管漏洞还不少, 再加上我国公民缺乏征税意识, 有关执法部门不严明的执法, 对非法获取收入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从而造成的偷税漏税行为比较猖獗。在中国, 由于个人税收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 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足, 其表现如下: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因为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主要手段, 其他相关的税种要么没有设立 (如社保方面税种) , 要么功能不是很充分 (如财产税) 。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 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收入分配的调节手段不充分。三是对打击偷税漏税的力度不够。

有关资料表明, 在2003年尽管1%的人占有45%的社会财富, 然而高收入者并没有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大户”。我们在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开征利息税后, 很多城市高收入者将金融资产及时地转移为预期可以升值的房地产。在西方, 很多国家已经开征了遗产税, 但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 现在还没有开征遗产税, 综上, 遗产税的开征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4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 个人收入量的多少, 一方面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关, 另一方面与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多少成正比。居民拥有财产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 便成为影响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很显然, 在劳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 财产性收入才是影响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据统计, 在20世纪90年代, 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 然而在2001年, 我国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 而80%的人仅占银行存款的20%。

2非正式制度与居民收入差距

非正式制度即非正式规则,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 非正式制度主要由正式制度的扩展、细化和限制, 从而形成社会公认的、潜移默化的行为规则。更一般的说, 主要包括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其中, 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由于我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积淀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维模式所产生的持久影响, 农本思想、人情观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创收行为及其收入水平的提高, 是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思想根源。

2.1 农本思想与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有8亿农民, 要想根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首先要要想办法提高解广大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从历史来看, 自古以来就实施重农抑商的制度, 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在很长一段历史都是重农轻商, 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使得农民在思想上难以割舍对土地和农业的依恋。在农本思想影响下, 农民很难放弃土地所带来的微薄利益, 这样往往使农民失去了高收入的机会。目前我国农业现状:农业分散经营、人地关系紧张、人均土地规模狭小, 因此传统农业的收入不但不能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还会因为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远远超过纯农业收入增幅而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本商末”的观念在农村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但是农本思想仍然有很大市场, 现代市场意识淡薄, 鄙视商人、把经商和“投机取巧”联系起来的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农村社会企业家人才之所缺乏进而农民收入难以快速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原因之一。

2.2 人情观念与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关系型社会。人情关系融入到制度的运作。无论是升学、找工作、看病还是做生意、打官司……统统都要找关系。谁拥有的关系多和铁, 那么谁就拥有更多的门路、机会、资源等。总之,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关系、托熟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中国现阶段的确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 又不同于规范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系统, 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各行各业都有不同寻租活动, 大多是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的。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会引导资源的流动, 进而影响收入分配。进一步来说, 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另一种则是基于各种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结合体。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并不是现代中国的产物, 轻视公德, 重视私人关系的状况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 一个人如果出于人情而适当牟利, 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默许;如果六亲不认, 则会遭到亲人们的责难和社会舆论的攻击。综上, 建立在各种盘根错节、无法割断的关系网和无法推脱的人情上, 大量的灰色收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相反你没有这样的关系和人情, 即便你再努力, 到头来也难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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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5

民主管理方式对学校非正式组织的引导

单位里经常有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与目标；再者是友谊团体，因为彼此志趣相投，私交甚笃，而扩展到于公于私都能互相关怀，形成小团体。这些非正式组织通常是先形成友谊团体，进而形成利益团体。办公室里之所以会形成非正式组织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因

素：1.共同的兴趣、相似的背景，如同校毕业，住附近、下班后常有机会一起返家等等，都能提供相聚、关怀的人性需求。2.工作量不足，以至于员工靠着成群结党打发上班时间；或者单位纪律松弛，员工自由度高，容易明目张胆三五成群闲聊培养感情。3.单位制度与管理的不公平、有争议，也易使得权益受损的员工因为认知相同，而互相支持。

非正式组织的特点

1、非正式组织的形成是基于特定的需要。

2、非正式组织没有明确的组织目标。

3、非正式组织是组织成员自发形成的。

4、非正式组织没有明确的成文制度和规则。

5、非正式组织一般具有三种基本存在形式：水平集团、垂直集团、混合集团。

6、非正式组织对于正式组织的功能具有两面性。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功能两面性

1、正面功能：能够提供员工关怀的社会需求，在成员遇到困难时给予精神支持，抚平情绪，可以增强组织成员对于特定组织的归属感；拥有精神的寄托与归属，每天上班都会很快乐，可以协调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利于组织成员协作的关系和氛围；有利于组织成员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形成和谐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组织成员的精神状态，有利于组织成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可以辅助正式的组织功能，协助管理，可能比行政管道来得快速有效，可以为执行特殊管理任务时提供制度外的途径。

2、负面功能：组织成员形成非正式组织的心理需要与正式组织目标指向相反或者相悖时，会阻碍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同时，小团体也是组织变革的阻力，尤其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时，其力量可能大到让主管在推动变革时不容忽视，必须考虑其存在；非正式组织以心理需要和情感为联系纽带，职工势必得占用工作时间互通有无、交换讯息，在工作中，往往会破坏以理性为基础的正式组织制度和规则；非正式组织形成的人际集团，可能造成组织中的成员分裂，将破坏团队精神，让组织形成主流与非主流的分别，以致组织里的人事容易发生冲突，甚至造成与管理者抗衡的团体，从而严重妨碍组织的稳定和团结，妨碍管理者意志的贯彻和实际管理活动的进行。所以非正式组织够壮大时，若又遇到单位发生不合理的情事，常常与单位相抗衡。而在单位正式的行政发布管道之外，非正式组织之间频繁的讯息交换，容易传播不完整、不实的讯息，在单位里混淆视听，造成管理阶层政令宣导的困扰，也影响一般职工对于单位的信任与向心力。

民主参与的管理方式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6

课程标准  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  行事习惯

一、制度文化是课程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全新视角

课程制度是联系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桥梁，各种课程思想、课程理论和课程理念只有落实到制度创新上，才能推动课程改革向前进。同时，课程活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关涉诸多不同行为主体、组织机构和各种规范的复杂系统，一切课程活动都必须在课程制度规定的框架内开展。因此，制度是课程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对课程制度给予关注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宏观的新思维，它既体现在隐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习惯之中，也体现在显性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和约束机制之中。制度文化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又有对象化、实体化的意义;它既是一种从文化的视角认识社会规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

制度文化就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它的本质是规范性文化，包括非正式制度文化、正式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机制。其中非正式制度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正式制度文化指人们有意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制度运行机制指保障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的各种规范等。英语课程标准，是对英语学科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的总体性规定，是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写等方面的基本规范与标准体系;它对英语学科的课程改革具有定向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重要意义。下面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1.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认为，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一种法定文化。课程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控制[1]。课程领域是一个各种政治影响因素和意识形态互相竞争的战场[2]。课程标准也不只是关于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专业文本”，更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得以灌输的“政治文本”。课程标准研制不仅是关于制定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技术性过程”，同时也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力较量和价值碰撞的“社会过程”[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人们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和风俗习惯等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成了非正式制度文化的核心层面。从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与形成机制来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存在以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的问题。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动因中的霸权与控制

一般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即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和对学科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的实施与评价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就是以这些研究结果为基础或标准对知识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都可以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缘起，但从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的需要是主要缘由。而学生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只有在不与社会需要相冲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推动因素。这种社会需要实际上并不是反映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而只是社会支配阶层特别是国家决策层的需要。因此，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根本上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状态下进行的，它几乎不可能逾越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霸权和价值观的控制。来自科研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的价值诉求，只有在与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认可甚至在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3]。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是指从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新课程标准正式出台的过程。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由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授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选拔学科专家、优秀教师等组建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开展工作。首先，由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制定课程标准的整体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工作计划;然后，英语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在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对新课程试验结果总结的基础上研制（修订）出符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课程标准;最后，新研制（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由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实施。从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一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规定或限定了课程标准的思想方向、研制原则等，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团队的领导者和评审者;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实际负责学科课程标准的具体研究与编制，所以它在整个课程标准研制体系中处于执行主体的地位。

启动课程标准研制是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霸权和控制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象征，但这绝不意味着课程标准编订的具体过程中没有矛盾与斗争。因为有权启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并对其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进行规定的是政府决策部门（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但实际参与研制英语课程标准具体工作的却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而政府决策层与课程标准研制者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属性的两种社会角色、两种社会群类。政府决策层是“政治精英”，而课程标准编订者则是“文化精英”，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教育观、课程价值观等问题上所持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看，作为受其委托的“法定知识”（课程）标准的制定人、作为社会支配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代言人，课程标准研制者在编制课程标准的过程中不能不遵循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从课程标准研制者的角度看，作为“文化主体”的课程标准研制者又具有独立人格与文化自主的意识，未必会完全心甘情愿地“说别人的话”，而是会寻机表达自己的立场，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标准之中去。而且，对于课程标准研制者来说，这的确是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课程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大好机会。这样，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斗争便成为必然。在这种冲突与斗争中，后者向前者做出妥协与让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新研制或修订的课程标准都要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有资格颁布实施。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者不得不根据审查结果对课程标准的文本进行改动以使课程标准最终符合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要求[3]。

2.从思维方式与习惯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维方法、程序和模式。它是潜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后的、认识和评价世间万物的稳固的思维定向状态。这种思维定向状态是从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凝固起来的，因而它不仅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决定了主体创造力的强弱及其释放过程。习惯是在思维方式的决定下、在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的惯例或作为“标准”的行为[4]，它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因素。无论是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实践中，还是在不同视域的课程理论研究中，课程思维和习惯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决定因素。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思维方式的“工学化”

课程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形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更高的生产效率是整个社会的强烈追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技术、标准和科学管理的顶礼膜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早期的课程研究者也逐渐将科学方法、科学管理思想和技术引入课程领域。课程开发中逐渐形成“工学思维”，即通过技术化、简约化的方式，以期用最低的成本开发出高效的课程。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课程开发又衍生出“技术——控制取向”和“概念——实证取向”两种基本取向。前一种取向以博比特、泰勒等人为代表，主要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化方法;后一种取向以布鲁纳、施瓦布等为代表，主要侧重于课程内容的科学化。“正如艾波所云：课程领域从其胚胎期起，就潜存着工厂导向的特征。其名称虽有改变，但课程思想中的逻辑仍然是输入——产出、手段——目的的推理方式。”[5]现在的课程研究者，因继续持有这种工学思维而使课程开发的工学模式至今仍为课程编制的圣经。这种工学思维表现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便是将英语课程标准的编制当作一种技术过程，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来提高英语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忽视了课程标准相关利益主体（教师、学生、家长等）的有效参与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对课程标准的影响。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行事习惯：单一与对立

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习惯是指由课程思维方式决定的，起着规范课程行为作用的惯例或准则性行为。按照课程习惯对课程行为发生作用的结果的性质，可将课程习惯分为积极性习惯和消极性习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积极性习惯是指有利于课程标准民主地、科学地和有效地研制的各种习惯，反之就是消极习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同时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课程开发领域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研制几乎完全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科教学专家和专职教材编制人员的职权范围，完全只是政府行为。这种惯例必然导致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主体的人员单一、学术结构性失衡，使课程标准的理论基础变得狭窄、单一，很难使英语课程标准兼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学生的需要、教师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最终使英语课程标准偏重社会中心或学科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并且，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实践中，教育决策者、课程理论专家、学科专家和教师之间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对立，都各自坚守各自的价值取向、学术立场和课程设计方法论等。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是一项背负重大社会和历史责任的工程，研制主体的单一性势必违背课程设计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要求，课程领域的对立习惯更有损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健康进行，这些都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课程标准是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都要参照的重要标准。由于课程标准研制是课程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和基石，而且我国的课程标准研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所以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在整个课程制度建设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对课程开发制度建设、课程实施制度建设、课程评价制度建设和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等都有一定的启发、参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制度建设甚至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以上笔者仅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习惯、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如非正式制度文化一样是潜藏于课程标准研制的整个过程中，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和编制都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正视这些问题，是研究如何改善我国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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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忠敬.意识形态与课程——论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外国教育研究，2003（5）.

[2] [英]A.V.Kelly..课程理论与实践.吕敏霞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3] 吴康宁.学校课程标准的社会形成.教育科学，2003（6）.

[4] 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5] [台]欧用生.课程研究方法论——课程研究的社会学分析.高雄：復文图书出版社，1984.

[作者：宋新克（1980-），男，河南南阳人，河南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

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 篇7

一、非正式制度的概念

非正式制度, 又可以被称为非正式规则或者是非正式约束, 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及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以实际行动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其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 然而在笔者看来, 非正式制度甚至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广而存之的潜规则。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虽然都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但是两者的约束机制却是不同的,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互相作用几乎存在于每个社会个体和社会团体之中。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敏感时期,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猛烈冲撞更是呈现出一种令人们始料不及的放大效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由于在向法治秩序转轨过程中, 相关的正式规则尚未完全确立, 社会制度的构建呈现出巨大的缺陷。因此, 为了准确的理解非正式制度的内涵, 我们不得不与正式制度做一些比较和联系。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的通过正式方式确立起来的由各种制度组合起来的制度, 它由相关机关以书面形式保证其实施, 比如法律、政府法规、章程等。而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则是受到了传统习俗和伦理思想的推进。在利用规则约束人类行为方面, 虽然正式制度扮演了基础性角色, 但是人类大部分的行为是由特定的或不特定的非正式制度来约束。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 情况也大体如此。另一方面, 作为约束系统的两个方面,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冲突也是不同的。与正式制度相比,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 它的变迁不会单单的流于形式, 也不会轻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改变变化轨迹, 因为非正式制度既立足于个体又立足于群体, 有着不可撼动的“地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非正式制度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它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地方色彩;而正式制度因其权力分布关系, 往往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完全相反, 作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互补关系, 它们彼此竞争, 但又和平共存;它们相互独立, 但又可以相互替代。为了保持其稳定性,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保持目的的一致性。与此同时, 非正式制度的伦理行为, 往往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序列内依靠正式制度加以认可。当然, 在这一时期, 两者的边界和监督机制是不同的;由于在社会生活中非正式制度被普遍接受, 在这时期结束之后, 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出了比正式制度更强大的生命力。

三、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

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大力推动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换, 可以高效、合理的克服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负面影响, 特别对正式制度的演变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 完善非正式制度本身

为了健康、完美的推进非正式制度的转化, 必须对非正式制度本身先行进行完善, 否则正式化的过程就不会一帆风顺, 正式化的结果也不会尽如人意。为此应重视习俗影响。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 但是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社会良好运行所需的“软约束”却还没有充分的树立起来, 更没有在人们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制约, 就必须改变原本轻视习俗作用的态度,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重视。要充分利用传统习俗中有益内容, 对传统习俗中的不利内容进行大刀阔斧的剔除。

(二) 改变落后的推进思路

在人类长久的发展过程中, 很多国家在不断的尝试推进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 然而, 一些国家在这条道路上却走上歧途。究其根源, 这些国家还在坚持这样的理念: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类似自然界的机器装置, 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可以通过强硬的手段开展。然而, 严格的说,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神, 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由国家“创造”出来的, 更不能通过知识理性“计算”和“推导”出来, 而只能是由社会习惯和社会文化培育和塑造出来。大量的事实表明, 坚持此种观念推进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不仅不会取得预期成果, 还会对社会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因此, 在正式化的过程中, 应汲取历史经验的营养, 不断改进推进的思路, 以便正式化能够顺利进行。在这个过程中, 还应该摸清历史发展规律,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而不是与历史大势背道而驰。

参考文献

[1]李怀.非正式制度探析—乡村社会的视角[J].西北民族研究, 2004 (2) .

[2]王铭铭, 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中职学校学生非正式群体初探 篇8

关键词：中职学校非正式群体,成因及类型,心理特征,引导,教育

“非正式群体”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E·梅耶提出的。梅耶等人经过8年“霍桑实验”研究发现, 除了正式组织外, 实际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只反映组织成员之间的职能 (或职务) 关系, 不能表现出他们之间以感情逻辑支配价值的社会关系。而非正式群体又称“自然群体”, 国外也称“隐形组织”, 是指除班、团、队组织等正式群体之外, 纯粹由学生自发形成的集体, 每个成员须遵守基于成员之间共同感情而产生的行为规范。据调查, 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 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以意趣与情感成分为主要调节机制、以满足成员心理需求为主要功能的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少则二三人, 多达十几人。他们或一起学习某种技能, 或参加某项运动和游戏, 或具有某种共同的喜好, 或共同逃学上网、斗殴偷窃甚至团伙犯罪。随着精细化管理和班级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科学地引导和正确地教育班级中的非正式群体, 已成为班主任思想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它起着班级管理的马太效应和皮格马利翁

一、中职学校学生非正式群体的成因及类型

马斯洛认为:“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近年来, 中职学校学生整体素质呈下滑态势, 从招生来源看, 多数为重点普高落选生, 学生心理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受挫伤痕, 随着年龄的增长, 独立意识和社会性也逐步增强, 迫切需要从他人和人际环境那里获得经验、友谊和依存, 寻找适合自己存在的小团体, 以满足归属感和成人感, 他们的自我期望值也希望借助于他人或集体的评价来实现。这一特点, 在大多数来自于社会底层和成绩不理想的中职学生身上显得更为突出。从成因上分析, 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 凑趣型。

某些学生的技能特长、追求理念、意趣爱好差不多, 他们在职业技能实习过程中和实习前后经常接触, 在时空紧密的情况下很容易凑合聚集在一起形成小群体。学习数控的和学习营销的常常“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活泼、好动的总喜欢和喜爱玩耍的学生在一起;看法一致的或品质类似的, 也可以成为朋友。

2. 对抗型。

由于不少学生多年来成为教育教学的“边缘人”, 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成为了对立面, 有的教师对待后进生甚至采取孤立的做法, 这反而增强了他们的“逆反心理”, 共性的外来压力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某些学生为了对抗与他们过不去的同学, 相互支持协助, 结帮成伙,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合力反弹为基础的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常常具有较强的破坏力, 易酿成不可预测估量的群体事件。

3. 补偿型。

某些学生由于学习受挫、挨过处分、自卑心理、家庭原因、生理缺陷等, 往往成了教师、主流群体学生甚至家长“忽视”的“角落”, 精神上得不到慰藉, 易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就在与自己同一际遇的同班同学、上下年级同学甚至异性同年龄人中间寻找共鸣者, 进而结成小群体。

4. 解惑型。

处于青春期的中职学生, 面临着许多新事物、新困惑, 但由于代沟等原因, 又不愿意或无机会同老师或家长交流, 共同探讨问题, 倾吐心声, 解决疑惑, 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 或为了成就感、成人感等自身价值的实现, 主动接近自己羡慕的同学, 逐渐形成小群体。

此外, 从与班级的关系看, 非正式群体可分为亲班级型、中间型、反班级型;从活动范围和方式上, 可分为求知型、社交型、地缘型等;从稳定性上, 可分为稳定型、短暂型、游戏型等。

二、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心理特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中职学生的非正式群体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正式群体之外某些心理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心理基础近似性;心理需要自发性。情感意趣交融性;组织聚合稳固性;圈内圈外明晰性;思想表现一致性;信息传递灵敏性等。

三、班级管理中, 如何引导和教育中职学生中的非正式群体

中职学校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 它是中职学生身心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因此, 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应该成为班主任关注的对象和教育工作的重点。

1. 充分发挥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心理取向功能。

(1) 要充分利用非正式群体的心理基础近似性、心理需要自发性和情感意趣交融性的特点, 满足学生多种心理需求。引导他们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互帮互学, 逐步树立起勤奋、踏实、团结、进取的良好风气, 弥补班集体活动的不足, 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心理需求。

(2) 要充分利用非正式群体组织聚合稳固性、圈内圈外明晰性的特点, 发挥各自特长, 满足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放手让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小组, 活跃校园班级气氛, 进行素质培养和适应社会能力的提高。

(3) 要充分利用非正式群体信息传递灵敏性的特点, 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状况;还可通过他们获得学生对学校或班级管理情况的反馈, 从而超前调整, 使班主任工作处于主动地位。

(4) 要充分利用非正式群体思想表现一致性的特点, 利用核心人物协调好同学关系。引导他们配合班主任开展班级活动, 帮助解决班级上棘手问题和老大难问题, 从而带动一群学生的思想转变。

2. 主动介入加强对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的教育引导。

(1) 要以民主与平等的态度引导提高非正式群体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哥儿们义气”等, 同时要协调消解其内部存在的隐患, 使之形成与正式群体辅和主的关系, 成为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体。

(2) 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敏感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淡化非正式群体的本位思想和山头主义。非正式群体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和保密性, 而这易使班集体分化成多个派别, 结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 造成同学之间的不团结, 甚至相互攻击打群架。因此, 班主任要做好工作, 使各小群体能融于班级大集体中。

(3) 要以一颗火热真诚的心对待非正式群体, 加强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的沟通。每个学生既是整个班级集体中的一员, 同时又可能是某个非正式群体的一员。班主任可以普通朋友的角色介入非正式群体活动, 加强其可控性, 使非正式群体的活动不出现越轨现象。

3. 调动管理睿智正确对待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躁动。

(1) 在班集体中, 后进型非正式群体常伴有对抗型心理, 经常会做出一些违纪事情, 因此尊重和爱护后进生, 消除阻碍其进步的心理障碍就显得特别重要。对后进型的非正式群体, 一般不向家长“告状”, 不把学生推出教室, 不停学生的课, 不用过激的言辞在公众场合批评学生。转而采取以柔克刚、因人制宜、对症下药的方法。

(2) 掌握后进型非正式群体形成的规律, 把工作做在前面。后进型非正式群体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如果在他们刚形成的初期, 班主任能够及时地加以引导教育, 抓住“学习”这个牛鼻子, 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非正式群体中发挥“榜样”作用, 就不仅会大大减少班主任工作的难度, 还会促进后进型非正式群体的良性发展。

(3) 合理利用非正式群体, 为实现班集体的目标服务。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集体的生活越丰富, 每个少年为了自己的智力, 道德发展从中吸取的东西越多, 对朋友的要求越高, 越认真, 越慎重, 学习之间的个人联系就会使集体生活更丰富。”

4. 明确优化中职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1) 强化班级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用集体的意识和目标去影响和改变非正式群体, 让他们感到是被重视的。非正式群体的发展离不开正式群体的发展。教师应当了解每个学生的生活、个性、理想、疑惑、弱点与长处, 征求他们对集体的意见和建议, 唤醒和发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2) 建立健全规范非正式群体的班规制度。班级有了健全的规章制度, 才能约束参加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学生的各种行为, 才能引导学生和班集体向着积极的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过评星评优活动,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学生进行检查、评价和表彰, 能使班级管理纳入以“规”治班的轨道。

(3) 优化强化班级正式群体主导地位。班级集体中,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通常是存在着竞争, 正式群体的主导地位和非正式群体的辅助性地位不能动摇。只有这样, 才能助长和发扬进步和健康的因素, 克服和纠正消极和错误的东西, 才能把班上的坏现象和不良思想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从而激发学生的集体责任感, 巩固集体的团结, 保证正式群体班级集体的健康发展。

5. 架构中职学生家校与社会教育的立交桥梁。

(1) 学校要构建思想教育的立体网络。聘请校外法制辅导员, 定期进行法制讲座;对家长如何教育孩子进行培训;利用家长会、家长联系册、家访、校信通等形式和家长及时联系, 共同关注孩子的每一步成长。

(2) 家庭教育中要换位思考, 尊重学生的自我意识。家长要尝试与孩子平等相处, 参加非正式群体的具体情况才能及时反馈, 出现的问题才能得到纠正, 积极的因素才能得到有效的放大。

6. 加强对中职学生非正式群体的调查研究。

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才能建立科学的调控机制, 对非正式群体加以正确的引导、教育和控制。一些小群体以显性状态出现, 而另一些呈隐性状态。班主任只有以民主的方式、亲和的态度, 深入到学生中去, 与学生结下友谊, 特别是多参加学生的各项活动, 进行观察分析, 才能真正摸清小群体存在的真实情况。中职学校学生中非正式群体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和心理多元性, 决定了班主任对非正式群体的教育必须区别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辩证地对待。对于偏向集体的非正式群体, 班主任重在引导与教育, 使其逐步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对于偏离集体的非正式群体, 要加强教育、管理和控制;对于违纪型的, 甚至是违法型的小群体, 要果断处理, 分化拆散。做到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导之以行, 明之以法。

总之, 我们在班级管理工作中, 只有立足于职教实际, 辩证地看待中职学生中的非正式群体, 建立科学的调控机制, 重视教育各元素对学生的关注与关爱, 才能促进中职学生的良性成长。

参考文献

[1]吴敬辉.学生的非正式群体教育模式探讨.江苏教育, 2001.6.

[2]王振宇.心理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9

关键词：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城乡教师流动呈现出一种失衡态势,导致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不断扩大,教育不公平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直接应对教师流动失衡问题的教师流动制度在我国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新制度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结构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融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当前,我国各地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创建的过程中,对于非正式制度的认识,远不及对正式制度的认识那样深刻,所以往往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创建,从而影响和制约了新生制度的创建。

一、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阻碍因素

(一)国家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教师流动管理中的“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在我国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1)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在教师的流动或调动上一直采取的是以“控制为主”的管理观念与方式,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官本位文化中政府干预一切、控制一切的思想。进一步讲,以往我国的教师流动完全要通过政府教育部门官员的审批和控制。显然,这种“以堵为主”、强调控制的传统管理观念与城乡教师流动制度所提倡“以疏为主”、强调给予教师一定流动自由与选择权的管理观念是相互冲突的。鉴于此,如果一些政府官员(在一定时间内)难以适应或不愿意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就势必会制约或延迟教师流动(正式)制度的创建。(2)教育部门在教师流动或调动的管理中渗透着“重人情、轻制度”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正式制度的信心,使正式制度之外的潜规则(非正式制度)大行其道。目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习惯,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于教师流动制度的认同与参与,例如,教师们往往会担心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中所规定的流动期限、流动待遇能否得到兑现。在这种状况下,由于社会成员产生了对维持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互惠、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的认同危机,人们便会转而依靠传统的人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作为行动指南,从而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造成一定阻碍,例如,有的教师可能会通过送礼等方式,避免流动或流动到条件好的学校。

2.教师流动制度供给中的“城市中心”价值取向。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正是这种“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很难再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政府官员在教育制度的建设上总是倾向于“城市优先”,采取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安排方式。于是,在教育实践中就会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即“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设计理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而且会继续影响政府部门的思想与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各级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官员之间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上就难以达成改革共识,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混乱局面。

(二)学校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学校“本位主义”思想。从现实来看,城镇学校考虑的只是自身的发展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从农村学校“夺取”更多的优质师资;而农村学校则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学校的优质师资不会流失,以使农村学校能够在困境中生存。因此,受这种“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有的城镇学校常常不适当地强调自己学校的利益,认为教师交流不利于本校教师的稳定,打破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因而不愿意和农村学校进行教师交流。于是,在教师流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流动的教师并不是学校的优秀教师,而是学科富余教师,或者校长会将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教师、不好管理的教师派出交流以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

2.教师的义利观与习惯习俗。(1)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负面影响下,一些教师往往只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应该具有的道德义务和奉献精神。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设与实施过程中,存在这样两类教师群体:一是一些教师为了一己私利出发,寻找各种借口拒不执行或扭曲执行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二是一些教师则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即人们经常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3],例如,有的教师借流动之时获取既得利益后拒不履行责任和义务。(2)职业认知、家庭本位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认同与参与程度。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职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是一份比较稳定的职业,“计划经济体制下沉淀的教师职业稳定的心理认知使很多教师形成了对‘铁饭碗’的依赖心理”,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转变,成为教师大范围流动及教师流动制度变迁的桎梏[4]。同时,中国是一个伦理传统深厚的国度,“家”的概念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在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教师的流动往往以“家”为轴心,子女的教育、父母的赡养、夫妻异地工作等问题经常左右着教师的流动选择与流动行为。

(三)社会层面的非正式制度阻碍因素

1.民众对教师职业的传统认知。儒家的义利对立观是我国传统义利观的主导思想。这种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制度变迁的方式。在义利对立观的大背景下,教师作为“道”的代表,在民众心目中应该是乐于奉献、甘于清贫的,应该为原先学校学生鞠躬尽瘁地服务,而不应该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流出原先学校。因此,在一些家长看来,教师流动是一种“不安分”的职业表现。同时,在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中,教师职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稳定或流动性极小。教师职业的这种特性往往被认为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家长往往认为,频繁的教师流动将必然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所以,在大众舆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斥责教师流动及教师流动制度的现象。

2.民众对义务教育发展均衡理念的误解。我国民众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遵循的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还存在着一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实践中,一些人把“均衡”释义简单化,认为教育均衡就是教育的平均化,就是让城乡学校平均发展,削高就低,导致教育效率降低。还有的人认为,教师流动是教师个人的自由,教师流动制度就是要把教师送回到改革开放前政府统包的时代,干涉了教师自由,而干涉自由就是干涉人权等[5]。

二、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实现路径

政府作为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主要制度供给者,有责任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投资”,应该在对非正式制度进行理性分析、评判和把握的基础上,推动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

(一)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形成

1.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1)树立公共服务意识,摒弃官僚主义作风。政府公务员要具备民本意识,形成以人为本的公众服务导向,使之成为政府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行政服务中的官僚主义、权力本位等非正式制度。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一是要改变以往对教师流动采取堵截的观念,树立教师动态管理的观念,给予教师一定的流动自由;二是要能够广泛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关注教师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三是应该加强与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协作,建立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实施的有效监管,保证教师流动各项条款的兑现,从而彰显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确立教育公平理念,维护社会公益。在当代中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教育制度伦理。现代政府的基本教育职能就是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和实现教育公平。“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6]。据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强制性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过程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要在教师资源的配置上体现资源平等享有的精神,特别是应该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利益补偿。

2.引导各级政府达成改革共识。公共行政官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作为个人和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而不是个人的私欲或者是任何私人的目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无论是理性化的、技术化的、规范化的法律法令,还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建立在公众的共同意志之上,追求实现共同愿景的理想[7]。城乡教师流动制度是以教育均衡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各级政府只有在这一理念上达成共识,才有可能积极地推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为此,各级教育部门领导要加强对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学习,从更大范围上充分认识到教育均衡发展对于实现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配合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推行。在此基础上,各级教育部门领导还要学习和理解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对于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创建。

3.树立制度安排的责任精神。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8]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政府官员要树立制度公正的思想,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违反制度者要严格按制度进行处罚,要起到惩戒作用,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同时,对守信者要严格制度给予奖励,起到激励作用,确保制度的公信力。在支教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保证支教教师相关奖励按时到位,保证支教教师的合法利益;在农村教师进城学习交流制度的推行过程中,要保证这些教师能够学成回家,否则将给予他们相应的惩处,确保农村学校的利益。

(二)加强学校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1.学校应树立大局意识,形成城乡教育共同发展的理念。(1)学校大局意识的形成应该建立在正确认识教师合理流动作用的基础之上。美国学者卡兹的组织寿命学说理论,从保持组织活力的角度论证了人才流动的必要性。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为学校调整师资队伍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即通过教师合理流动,逐步实现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同时,教师流动能有效地打破用人制度的单一模式,废除人才单位终身所有制,促进校际信息交流和教师资源共享,增强学校组织的生机和活力[9]。(2)大局意识意味着各个学校对于教师的城乡交流,既要看小局,更要顾大局。为此,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学校要能够积极配合教育部门,根据相关规定派出或接受流动教师,推动城乡教育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为了激励学校大局意识的形成,教育部门应该将学校参与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评价学校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补偿与激励机制,激发学校,特别是城镇学校实施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职业认知,端正流动动机。(1)教师应改变“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教师合理流动对于自身专业发展的作用。美国学者库克的库克曲线告诉我们:为了使创造力不断提高,应在创造力进入稳定期,即人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后的4-5年,就要变换工作部门。顾明远教授也曾指出:“教育开放、教师自主流动,其实质不是教师教育的转型,而是教师专业化、教师教育质量的提高。”[10]据此,通过建立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使教师在城乡学校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可以发挥人才“杂交”优势,不断更新知识和拓宽知识面,提高教师的环境适应能力,进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2)教师还需要端正流动动机。政府应该从道德方面加强教育和宣传,对教师、学校领导等利益主体的内在利益动机进行约束和规范,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和职责,让他们能够真正投入到教师流动工作中去。同时,政府还应该营造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政府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的教师个人信用档案,把诚信行为同教师的个人业务考核、待遇、评优、职称晋升等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化的、具有行政效力的奖惩体制,从而使守信者能得到利益保障,失信者则受到应有的惩处[11]。

(三)统一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

1.引导社会公众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上达成共识。在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价值零碎化的背景下,各项改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念趋于分化的各阶层能否达成一种理性的价值共识。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之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12]。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让社会公众真正理解教育均衡发展“实质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的民主化、公平化,也就是尊重每一个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这一发展观的最主要内涵就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师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13]。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引导社会大众充分了解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对于逐步改善城乡学校之间师资配置失衡状况,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变迁培养深厚的民意基础。

2.厘清社会公众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错误认识。(1)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填谷”,是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扩大化,是通过流动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义务教育的整体教育教学质量。(2)城乡教师流动制度不是教师资源的平均化,而是体现了一种差异的平等观。在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关注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并对处于弱势地位、处境不利的农村学校在教师资源的配置上予以补偿。(3)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并不是对教师个人自由流动权利的剥夺,而是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教师流动的权利,保障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10

关于非正式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它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是由个人完成, 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 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反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 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1 世界非正式制度格局

10年前, 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覆盖78个国家, 代表世界人口85%, 通过近百题的问卷来研究各国的价值观现状。研究人员根据问题答案分出了两个维度四种价值观, 并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研究人员认为, 工业化将使国家们从“生存+传统”向“世俗+自我表现”方向逐渐转移, 认为这解释了后工业发达国家多在右上方区域, 而落后国家多在左下方区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在研究文化变迁中指出, 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如今世界各大洲的非正式制度格局如何呢?

1.1 亚洲国家

在亚洲国家中对非正式制度探讨最多的莫过于东亚地区和印度了。东亚在“二战”后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的高增长而引起世界瞩目。而 “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同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东亚在地理上的概念, 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 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取向。法国巴黎大学威德梅修教授所说:以儒教为核心内容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东亚精神, 这种民族精神主要基于儒教传统的彻底的和平主义和以“仁” 为原理的共同体主义等。这种共同的文化取向表现为:等级文化和集体主义、家族伦理、勤俭节约和尊师重教。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独立后, 印度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为立国之本, 宪法宣布实行世俗主义政策, 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 不得采取宗教歧视, 但事实上其政治体制无法避免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增长。毕竟在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约83%的国度, 印度教组织比任何宗教党派组织更有实力。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发生。虽然1980—2000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5.8%, 但在2002年印度政府平息了阿约提亚危机后的2003—2007年的GDP增长率保持在8%甚至更高的水平。印度长期的宗教派系斗争被认为是约束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 还有印度宗教弥留至今的种姓制度。印度独立后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 在政府的多年努力下, 种姓制度的表现在城市里逐渐趋淡, 但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主要把人分为4个不同等级:婆罗门 (僧侣) 、刹帝利 (贵族和武士) 、吠舍 (农牧民和工商业者) 和首陀罗 (奴隶、杂工、仆役) , 另外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不可接触者” (即贱民) 。通常来说, 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 后两个属于低种姓。人的种姓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 没法更改。不同的种姓在姓名、说话用词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 当地人通过交谈等方式就可以确认出来。印度存在1.6亿贱民, 和低种姓人口一起占总人口很大部分比例。

1.2 非洲国家

自独立以来, 非洲大陆的战争与冲突几乎没有间断。据统计, 仅1987—1997年间在全世界发生的29场内战中, 就有14场发生在非洲, 其范围几乎涉及东、西、南、北、中部的整个非洲大陆。战争的起因除了政权斗争、资源争夺和边界纠纷外, 就是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引起的战争不仅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 对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和制度无效使得非洲经济一度停滞。

另一个作为种族问题的代表, 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对白人与非白人 (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 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视待遇。种族隔离制度后被予以法律方式强化, 深深地烙印在了南非国民心中。

从这一制度实行的结果来看, 与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相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同非洲其他种族问题一样, 源起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帝国主义人为划定国界等历史因素。其后通过政治权力制度化公开化, 逐渐形成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在政治学领域中根深蒂固, 对经济现实基础的干预却似乎并没有多少;其实, 在白人拥护者的观念中, 保存他们经济至上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他们政治至上权的威胁。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 以等级划分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限制, 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 这种沉淀下来的种族隔离思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3 欧美国家

在解释“近代产业改革和资本主义为何首先由西欧兴起”时, 韦伯认为以基督新教伦理为发源的西方“近代合理主义” (即个性解放) 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文化基础, 而东方, 特别是儒教的非合理主义 (压抑个性) 则与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

基督新教代表以美国为首,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非正式制度情况。

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过, 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 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在美国, 信奉新教的居民约占57%, 信奉天主教的约占28%, 信奉犹太教的约占2%。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 往往也伴随着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高度认同, 并怀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加上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 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 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 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 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 认为教会和政府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 分管不同的领域。基于此, 新教徒是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

很多学者也指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与新教伦理相一致。从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 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 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 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4 拉美国家

拉美文化深受天主教伦理的影响, 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藐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 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 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拉美人普遍认为, 没有运气或神灵的支持, 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 拉丁美洲缺乏创新力, 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和改革的失败原因也通常被归结为照搬发达国家经验, 一味地模仿而无视自身特点。

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主张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另一方面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领域进行变革。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多属西欧移民, 多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封建贵族及其后裔的移民, 他们身上具有欧洲个人主义文化, 也具有残留下的特权文化思想。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更愿意追逐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 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

2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2.1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国民储蓄

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观念在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 因而该地区人们普遍具有储蓄习惯和偏好, 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 这一较高的储蓄率对当时的高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印度的储蓄率也比较高, 带有种姓制度阴影的贫富差距是其原因之一。潜移默化的种姓制度抹杀了部分印度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在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工固定化同时强化了印度各种姓群体间贫富差距。低收入的群体为了生活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可以说, 印度群体中无法投资和不愿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储蓄率的提高。

与亚洲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欧美和拉美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崇尚自由和创新, 市场经济和他们的思想相契合。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在新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越发刺激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在经济行为选择中, “借贷”成为一种常态和发达金融市场的代表。

而拉美国家, 虽然同样表现出低储蓄率的倾向, 但与具有过于积极的消费习惯的欧美国家不同。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反差最大的一点是缺乏创新力, 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在拉美的传统观念中, 财富是不论渠道的, 同样无论如何获得的财富都必须赞美神灵的给予。这造成了拉美人民的储蓄观念淡薄。

非洲的种族差异意识和长期依赖外资援助助长了部分非洲国家消极地被动适应的能力。这一点与拉美国家有点相似, 其低储蓄率的原因, 并非积极的消费习惯所造成的。

这里所比较的储蓄是从微观经济角度, 多以家庭储蓄为主, 家庭储蓄在各国国民储蓄的比例不同, 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要使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具有坚实的基础, 洞悉国民的经济行为选择, 有效调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

2.2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各国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也影响了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儒家文化历来尊师重教, 东亚地区也普遍对教育具有偏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据日本文部省统计, 在1970年, 日本就有600万～700万的创造发明大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 战后的经济已完全崩溃。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废墟上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并再次位列发达国家, 和战后的日本政府实行“勒紧裤腰带发展教育”的战略有极大的关系。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有限的日本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努力, 在1960—1970这十年间, 就实现了经济起飞。

印度在种姓制度下, 低种姓群体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转世富贵, 因而安于自身现状, 难以产生改善现状的动力, 包括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许多软件人才, 但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另外, 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极端差异, 造就了印度专业分工的极端差异, 这也解释了印度发展信息业, 而不是遵循一般经济规律通过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印度迅速的经济增长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其独特的种姓制度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间的矛盾并不是特例, 在拉美和非洲国家中也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 巴西的联邦教育经费一半以上投入高等教育, 而初、中等教育发展艰难, 80年代文盲的绝对数比70年代反而增加了。1960—1980年, 拉美的中学生人数增长4倍多, 大学生增长7倍多, 小学生人数仅增长1.4倍。这一时期, 拉美国家高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11倍, 中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2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倍和 1.3倍;而在非洲国家, 这两个数字则达到55倍和6倍。

当然, 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受到教育体制、政府引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然而决定教育需求的是人们自身, 仍受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约束。

2.3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生产率

一般而言, 人力资本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引进、资本的投入都能改善生产率, 这是从外部投入的角度来说的。从微观层面来看, 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 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吗, 显然有差异, 这在于工作态度的不同。

儒家文化强调家族伦理, 重视集体或群体利益。对家族伦理的重视, 团结了家族内部的各种力量, 更容易发挥出个人所不具有的集体力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 东亚地区的家族经营式企业或非血缘继承的强调家庭管理式的企业制度对东亚的经济增长形成了正面的推力。

在受种姓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 对人们等级的划分过于根深蒂固, 会造成人们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改善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虽然对生产力的贡献能表现出一个稳定的推力, 但在提高生产率上, 人们不会从自身产生积极的意愿。

在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中, 则受宗教影响更甚。有研究指出, “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 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 并以此荣耀上帝,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而拉美文化受天主教伦理影响, 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 劳有所获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所以欧美国家比拉美国家人民在改善自身工作和追求个人事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会促进创新, 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3 宏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3.1 政教关系和经济政策

当政府作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表时, 政教关系的不同对政府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

以印度为例。尽管印度的世俗权力机构与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分开的, 宗教组织与政府不是一套人马, 宗教领袖也不担任国家首脑或行政长官。但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拥有政治、法律、财政等诸多特权, 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可以对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进行监督, 而且拥有意识形态和信仰上不受挑战的正统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大的实际影响。从印度宗教派系的视角观察, 宗教和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将GDP增长率对照相应的执政党发现, 在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 (1996—2003年) , GDP增长率明显不如国大党执政期间 (1991—1995年及2004年至今) 来得高和稳定。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UNdata) 。

美国算是符合政教分离特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前文已经提到政教分离同时也是符合新教伦理的, 因而在美国, 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特征相对宽泛, 即使执政党更替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声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 但国家无法完全放弃以国家力量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和控制, 在实践上, 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

3.2 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宏观经济主体身上还表现在选择的经济转型方式上, 同时只有当政府选择的转型方式符合国家自身的非正式制度基调时, 才能得到较为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比较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 诞生了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欧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纷纷遵循这一共识进行“休克疗法”转型改革。但其中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数, 大多数国家付出了多年的经济倒退的沉重代价。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方式被公认为是一种与“休克疗法”相对的渐进式的改革。

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改革都不是自发进行的, 而是在某种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下被动的制度变革: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才考虑由政府进行适当的强制性改革;拉美国家也是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 军政府才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改革;俄罗斯也是在苏联经济内忧外患以及看到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改革。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地尽快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从社会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变, 努力建立了开放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完善产权制度。

虽然同样的转型努力, 但结果却差异巨大, 波兰前副总理兼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我们不能因其转型结果的负面代价就否定政府作出的有益尝试。

两种经济转型方式带来的成败结果, 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直接套用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局限性。东欧国家和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有其路径依赖性, 在历经长期的等级制度和国家集权性统治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就适应自由竞争并崇尚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呢?如果在转型时期政府若不给民众导向性, 甚至完全放弃对经济的主导权,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和中国对旧有制度的依赖, 造成内部变革动力的不足, 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融洽的时候, 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够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承认和接受, 甚至能够演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变成国家革新内部的动力。

4 结 语

各国不论是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都会受到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国民对财富的分配方式, 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 (工作效率) 的意愿, 还表现在宗教性利益集团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牵制, 以及与正式制度的相适应性。这些因素不无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11

为什么要建立巡察制度

“当下，群众面前乱飞的‘苍蝇’时而可见，个别‘小官巨腐’问题令人触目惊心。蝇腐泛滥，其害如虎。”在5月7日的动员部署会议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的讲话可谓振聋发聩。他指出，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就是为了有效治理这个令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

尹晋华指出，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是省委依据党内监督法规，借鉴巡视工作经验，着眼强化市县党委主体责任，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监督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实现巡视监督全覆盖的创新之举；是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全力推进省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落实的紧迫需要；是深化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推进“4+4+2”制度体系落实的内在要求。

具体来说，河南省去年对29个市厅级单位进行了巡视，发现了大量问题和问题线索，通过巡视整改，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的问题，同时对1300多名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

但是，从巡视受理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看，来自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占80%以上，其中反映乡科级以下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占总量的70%以上；从反映的情况看，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有之，虚领冒报的有之，贪污侵占、截留私分的有之，态度蛮横、欺压百姓的有之，拉票贿选、拉帮结派的有之，等等。

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就是要下力气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良行为，破解“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把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到基层。

“巡视”和“巡察”有什么区别

“巡视”和“巡察”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却大不相同。

依照目前的巡视格局，中央巡视到省、延伸到市；省级巡视到市、延伸到县，而县以下是巡视监督的空白。

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就是为了填补对县以下的巡视监督空白。这不仅实现了巡视全覆盖，还构建了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巡视巡察监督体系。

“巡视”和“巡察”在巡视对象和区域上是有区别的。

巡视主要剑指党风廉政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巡察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深入发现和揭露问题，下功夫解决问题。通俗一点讲，巡察就是要“寻事儿”“挑刺儿”，就是要瞪着眼睛看，竖起耳朵听，盯着线索查，让问题无处藏身。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要防止把巡察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巡察不是为推动某项工作搞突击性检查，也不是替哪个部门搞督查督办，更不是到被巡察单位总结经验、评功摆好唱赞歌。有重大问题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

巡察工作将紧盯“三种人”

这次巡察，重点很突出，就是要牢牢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突出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重点人就是“三种人”：十八大和教育实践活动后仍不收敛仍顶风作案，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

重点事：就是败坏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基层改革发展稳定、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重点问题：就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作风、纪律、腐败、选人用人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此外，对县处级以上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相对侧重执行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落实“两个责任”的监督；对乡（科）以下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相对侧重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巡察工作采取什么方法

根据部署，巡察工作要坚持常专结合、以专为主的方式。在开展常规巡察的基础上，要抓住专项重点，不搞面面俱到。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项目、一笔资金、一个下属机构，循着问题线索而去，简化程序，加快节奏，精确打击，扩大覆盖面；对同一领域、行业、性质的单位，还可以采用“一托二”甚至“一托三”的方式。同时，要注重把常规巡察与专项巡察结合起来，机动灵活。

还要综合运用各种巡察方法。要知道，腐败问题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要期望一种办法、一次交锋就解决问题，一定要树立多向思维，坚持多策并举。

另外，还要探索新手段、新办法。大家都知道，县乡村人情关系十分复杂，这是最可能影响巡察效果的突出问题，能不能考虑在省辖市范围内实行交叉巡察，或对巡察组组长统一调配，或者尝试以“小”监“大”，最大限度摆脱“关系网”“说情风”。

巡察工作不能搞形式主义

根据部署，对于这次巡察工作，党委要全程主导，党委书记不能闲着，要亲自推动。

学校非正式制度 篇12

一、大众传媒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大众传媒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 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的社会组织, 它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要遵循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指导方针。然而, 大众传媒从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它与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生产的信息内容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具有重大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因而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中, 国家都会把大众传媒纳入调控范围之内, 通过制定新闻法规和传播制度来约束大众传媒的宣传报道, 包括设定媒介设立制度、新闻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所以, 大众传媒要按照一定的制度来运行和发展, 它是处于特定制度体系下的社会组织。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制度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部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属于社会规范体系, 虽然二者各有其特点, 但彼此又相互联系。一方面, 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正式制度的建立常常以一定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为基础, 同样一种正式制度建立以后, 必将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又会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 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 是对正式制度的拓展、细致和深化, 它对正式制度的实施起着辅助作用, 而正式制度也为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权力保障。[2]正因为二者间的联系, 本文在论及大众传媒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影响时将先论述正式制度对于大众媒介发展的强大影响力, 然后探究非正式制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组织, 其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制度的约束和控制, 这主要表现为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复杂, 不仅包括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影响, 还包括传媒内部制度对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的制约以及媒介的经营管理。新闻传播制度也可以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很重视大众传媒与正式制度的关系, 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在大众传媒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实尽管正式制度决定了我国大众传媒的制度、形态和立场, 是传媒制度变革中的主导力量, 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我们还应该看到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 我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文化影响着大众传媒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 传媒并不是被动地接收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和控制, “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等功能主动强化或者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3]在市场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大众传媒和非正式制度的这种互动关系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由于正式制度在实施机制上的强制性, 它对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 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 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 具体形式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到特殊的细则, 最后到个别契约等不一而足, 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4]正式制度具有外在的强制力, 其制定和执行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通过一套工作程序完成, 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 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 国家和政府都会通过制定有关传媒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 建立传媒监管机构等多种措施来保障传媒的活动为国家和各种利益团体服务, 从而维护政府的控制。国家和政府的控制是推动大众传媒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计划宣传”模式下, 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属于国家所有, 形式上采取党管媒体的模式, 媒介的宣传报道必须符合党的利益。政府决定了媒介的体制, 也设定了媒介的采编和经营模式。在这种状态下, 媒介缺乏自主和创新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宣传党的政策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作为资源配置基础地位的确立, 政府对媒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政策, 媒介开始拥有一定的独立权, 在逐步迈入市场化的过程中, 媒介开始注重经济利益, 有了竞争意识, 这使得我国的媒介制度和媒介形态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许多媒体开始实行集团化运作, 其报道内容逐步贴近大众生活, 追求市场份额, 一些传媒开始在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等。由此可以看出, 大众传媒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法律等正式制度是决定大众传媒变革和走向的主导因素。

二、非正式制度决定着大众媒介的生存空间

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约束性的规则, 是对那些限制人行为的不成文规范的总称。[5]非正式制度是随社会的发展逐步累积而成, 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顽固性和惰性, 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非正式制度也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功能, 尽管没有专门机构来实施, 它通过人的良心、内省的自省等自律形式发挥作用。社会舆论、道德约束、文化传统等会对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非正式制度作用的体现。其作用是客观的, 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正式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也对人类社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凝聚力。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 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 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 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 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6]

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能够影响和左右制度的创新形式以及组织的行为规范, 这表明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也深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为传播中各种正式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考标准, 它是新闻传播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我国的大众传媒来说, 其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甚至经营管理都深受我国传统主流文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兴起的新兴文化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对于大众传媒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因为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就是文化和价值观, 塑造着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发挥作用的事实机制———舆论氛围。

非正式制度深刻影响着大众媒介的地域性特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机构, 这些媒体会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形成一套特有的报道形式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可以说地域文化的特色造就了媒体的特色, 反过来, 媒体又会传播、影响地域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成就了传媒品牌, 而传媒的品牌效应也要求媒介实施本土化战略来应对市场竞争。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众媒介的生存空间大小。

如果我们比较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媒体特点, 就不难发现地域文化在影响媒体特色方面的重要作用。北京作为数朝古都, 几百来一直是我国行政最高权利机关所在地, 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比较高, 关心时政, 《参考消息》就是这样一份报纸, 它刊登国内外重大时事, 伴随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国际上的风云形势, 它的发行量越来越大, 成为我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 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广泛认可。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北京文化博大精深、沉实厚重、正统正宗, 因此北京地区的媒体继承了京派文化的传统, 胸怀开阔、大气平和, 力求凸显北京的首都形象和城市文明形象。上海近代以来乃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地, 因此文化开放, 一度成为我国的文化中心, 如今上海已经成为一个金融贸易国际大都市, 这就更提高它的开放程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 上海地区的媒体深受海派文化的影响, 已经成为面向全国、辐射海外、充满青春活力和国际视野的开放式媒体。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中心, 它紧靠香港和澳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广州的传媒业十分发达,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都是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媒集团, 广州地区的传媒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 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和公信力。

媒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非正式制度对于它生存空间的决定作用。大众媒介力图通过销售自己的包含着浓厚文化信息、价值观倾向的产品来在市场环境中生存。而这些产品在社会上的传播本身在不断地、以滴水穿石的方式改变着非正式制度的发挥作用的机制———共同体内的氛围, 加速或阻滞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下, 报纸不仅作为商品出售, 具有文化属性, 还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随着公众自身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提高, 对媒介寄托了监测环境、监督政府、传承文化、维护社会秩序等的期待, 这种期待会影响着制度变迁, 形成制度变迁的压力。

三、大众传媒塑造着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氛围

大众传播媒介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将传播内容批量生产后传播给为数众多的受众, 通过其传播内容 (包括内容和观念) 对受众认识周围环境、采取行动决策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李普曼指出,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 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 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保持经验性接触, 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实际上人们头脑中的环境并不是客观现实, 人们的行为也不是对客观环境的反应, 而是对新闻媒介营造出来的“拟态环境”的反应。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 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7]大众传播媒介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各种报道内容, 都会对受众产生潜在而长时期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社会舆论的建构, 更是对社会价值观体系的隐性塑造。

(一) 经济领域: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消费观念都是“昨天的钱明天花”, 这与西方“今天花明天的钱”的消费观念截然相反。但是近几年国人的消费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的购买力逐年上升, 消费品由单纯的物质消费转向精神产品消费;随着我国消费信贷体系的完善, 人们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提升, 提前消费成为了现实, 造就了“地产热”、“留学热”、“股市热”等一个个热潮。在每一个热潮背后, 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大众传媒的发展刺激了广告业的繁荣, 广告不仅维持了大众传媒的运营, 为国民收入创造了贡献, 而且商业广告的大量播出还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二) 社会领域:改变人际关系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 他认为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 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 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8]正因如此, 麦克卢汉认为, “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 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9]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新闻媒介把个人和世界联系了起来, 增强了各国及个人之间的交流, 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但是与此同时新闻媒介的负效应开始显现:人类对媒介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 人们开始从媒介中寻找自身价值和行为方式, 并满足于媒介提供给他们的虚拟世界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 变得“老死不相往来”。

(三) 政治领域:增强民主意识

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秩序的重要方面, 也是民主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虽然说民主进程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媒介, 但是媒介的更新及对新闻自由理论的深入认识,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反过来, 这种民主政治观念又会引发大众传媒制度改革的期待。现代媒介越来越意识到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信息流通的对等有助于政治制度的稳定, 提高媒体的社会公信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 信息传播方式由原本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 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越发多元化, 自主性加强, 在更加开放的传播环境中, 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 可以自由选择信息, 自由发表意见, 参与社会决策。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 民主意识大大提高, 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开始注重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从而保障自身利益。但是当人们话语权得到解放的同时, 却对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和“把关人”的角色造成了极大挑战, 社会上不再具有统一的舆论标准, 如果不加以警惕将会丧失社会凝聚力。

(四) 文化领域:娱乐化现象愈演愈烈

在这个多元文化时代, 传媒环境更加开放, 媒介的新闻理念走向宽容, 媒介内容愈加大众化、通俗化、市场化, 日益重视新闻信息的娱乐化表现, 于是新闻信息内容一软再软, 这让艺术、娱乐与严肃的信息内容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种新思潮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 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塑造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创造了我国传媒界的神话, 引发了很多“超女文化”, 如PK、玉米等, 它颠覆了传统娱乐节目的赛制规则, 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全国各大电视节目纷纷效仿, 娱乐泛化现象加深, “娱乐至死”的理念受到推崇, 各种流行现象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力得以传播, 这种流行元素具有易于普及、及时消费的特点, 并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影响着现代人的观念。这种娱乐化潮流是我国大众传媒在转型期经历市场化的必然产物, 但是过度娱乐化现象也是媒介发展的不正当竞争的产物, 这会导致现代文化浮躁化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非正式制度的型构要求大众传媒发挥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空前的解放, 自我表现和自由思考的个人权利借助技术的进步得以充分的发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 人们不但把媒介看做获取信息的来源, 更希望通过媒介的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等特点使自己成为媒介本身, 对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发表意见实行舆论监督。互联网这种新媒介对我国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型构和正式制度变迁形成了一种新的、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时代大众传媒不仅要坚守社会守望者的地位, 而且要做好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工作, 让各方信息更加透明, 让信息的接收渠道更加畅通, 营造良好的媒介公信力, 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摘要：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的运行和发展要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正式制度变迁促使我国大众媒介进行功能转换。非正式制度与大众传媒具有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决定着大众媒介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又反过来塑造着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氛围。大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缓慢地影响着非正式制度, 进而影响正式制度变迁。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大众传媒,媒介功能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11.

[2]王文贵.互动与耦合——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社, 2007:51-52.

[3]潘祥辉.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177.

[4]王文贵.互动与耦合——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39.

[5]王文贵.互动与耦合——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36.

[6]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49.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26-127.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