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家庭

非正常家庭（精选7篇）

非正常家庭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国有、集体经济部门的逐渐缩小和新兴部门的急速扩张。从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下岗的再就业人员多数被非正规化,而新兴部门的雇佣形式也趋于灵活化,加之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壮大。吴要武等(2006)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和测算显示,我国2002年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介于40.3%~45.2%之间。到2008年,这一比例依旧稳定在41.0%左右(李培林,2009)。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而言,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行为?他们的就业行为究竟有何差异?自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非正规就业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从就业单位、劳动者个人以及政府部门等多个维度寻找答案,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者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的理性决策行为,也就是说,劳动者外出就业与否以及就业状态的选择与其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周天勇等,2007)。比如,作为非正规就业群体重要来源之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外出就业决策行为正是由其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收入决定的(汪伟,2010)。所以,从家庭角度考察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机理可能更为全面和符合现实。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有怎样的影响?不同收入户的居民在非正规就业决策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探求这些问题对于客观揭示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以及有效缩小收入不平等和减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就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而言,国外实证研究大致形成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低收入者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如Ciupagea(2001)的研究表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因为相较于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起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水平。Amuedo-Dorantes(2004)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智利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收入低是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居民从事非正规职业也加剧其进入贫困行列的可能性;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企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后,贫困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然稳健。Devicienti et al(2009)基于动态视角利用二变量动态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对阿根廷1996—2003年的微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发现贫困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高度的动态相关性,户主上一期的贫困会导致户主本期选择非正规就业,同时上一期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户主也会加剧其本期的贫困。而Kim(2005)则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阐述贫困、收入差距影响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结果表明贫困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随着收入等级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逐渐降低;基于罗马尼亚非正规经济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理论分析较为吻合。Millan-Smitmans(2010)也主张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谋生手段,是低收入者的社会安全网,非正规就业为那些无法在正规部门或正规岗位找到工作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另一类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如Beccaria et al(2008)对阿根廷的研究发现,尽管非正规部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但贫困并不构成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Beuran et al(2006)的研究也表明,选择非正规就业和贫困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即越是贫困的居民越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Bedi(1998)也认为高学历、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通过从事非正规职业来摆脱正规职业的各种约束和限制。而Amuedo-Dorantes(2004)的研究却表明,非正规就业群体存在异质性,其中高技术行业的男性更具有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倾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客观揭示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行为机理很有必要。但就笔者所收集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常进雄等,2010;魏下海等,2012;屈小博,2012)。而涉及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研究的仅有胡凤霞等(2011),他们利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专项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并且发现收入越高的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越高。但该文并没有从家庭角度研究非正规就业者的决策行为。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最新的CHNS数据对此进行分析以填补这一空白。与现有文献的不同体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家庭角度研究收入对非正规就业决策的影响。第二,考察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就业决策行为,可以揭示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异质性。

三、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二元决策Probit模型,其形式如下:

其中,假设其满足0<Φ(·)<1标准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假定。

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nformal为非正规就业决策变量,inc为家庭收入,dum为不同收入组虚拟变量,edu为教育年限,age为年龄,expsq为经验平方,gender为性别,married为婚姻状况,huji为户籍。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中国9个省份进行的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广西、贵州9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调查时间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调查方法采取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内容涉及住户调查、膳食调查、健康调查和社区调查等多个方面。该调查在每个调查年度调查的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达到4000个左右,涉及13000多个家庭成员工资、教育、年龄、工作等方面的信息。本文选取2009年数据进行分析,符合要求的样本量为2441。

(三)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就业类型,用虚拟变量表示(非正规就业为1,正规就业为0)。实际上,国内外学者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参照常进雄等(2010)与魏下海等(2012)的做法,本文将非正规就业者定义为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临时工、领取工资的家庭工人以及除私营、三资企业中的合同工,共1068位居民;而将正规就业者定义为各级企事业、大中小集体企业、集体农场和私人企业中的长期工人和私营、三资企业中的合同工,共1373位居民1。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家庭收入。另外将居民的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年龄、户籍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1.家庭收入。CHNS中每个居民都有对应的家庭编码,首先根据家庭编码识别出同属一个家庭的居民,然后对同一家庭每位成员的收入进行加总求和,从而得到每位成员所属家庭的家庭收入。

2.教育年限。本文把1年中等技术学校、2年中等技术学校、3年中等技术学校分别等同于1年高中、2年高中、3年高中,并赋予10年、11年和12年的受教育年限。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借助Kuepieet al (2009)的做法,把教育年限分为4个区间(0~6年、7~9年、10~13年和14年以上),以教育虚拟变量形式进行估计,其中参照区间为0~6年。

3. 工作经验。根据魏下海 (2012) 与姜励卿(2012)的方法,把年龄扣除教育年限再减去6之后的时间作为工作经验。为考虑工作经验与非正规就业选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工作经验平方项来考察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

4.性别。女性为 1,男性为 0。

5.年龄。本文选取的年龄段为 18~65 周岁。

6.户籍。为验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和城镇本土居民的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之间的差异,本文在估计模型中加入户籍虚拟变量,其中城镇户籍为1,农村户籍为0。

7.婚姻。考虑到婚姻状况可能对居民的就业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引入婚姻虚拟变量来考察这种关系。鉴于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在婚、离婚、丧婚和分居等4类,本文把其中的在婚、离婚、丧婚和分居定义为已婚,取值为1,未婚则取值为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估计

首先对式(2)进行估计,从绝对数的角度考察居民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表1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时,家庭收入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也就是说,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越不愿意从事非正规职业。考虑估计结果可能受其他共同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设定了模型2~6,结果发现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稳健,这与Kim(2005)的研究结论类似。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符合经济意义,并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教育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的影响为负,意味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居民获得正规工作的概率,随着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会降低。户籍制度也是影响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具有同等条件的城镇户籍居民选择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显著下降。婚姻状况对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也有显著影响,结婚前的居民更愿意从事非正规职业,这与非正规就业本身的灵活性不无联系。而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较大。另外,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居民过去的工作经历并不会影响其就业决策行为,这也间接说明居民的就业行为较为稳定,这一发现与胡凤霞等(2011)的结论一致。

如果不深入分析,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非正规就业者为社会中的低收入者。然而,Günther et al(2012) 对科特迪瓦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非正规劳动力中仅有45%是被迫从事非正规职业的,而另外55%则是自愿选择从事非正规职业,他们的收入会高于其从事正规职业的收入。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群体中可能会“潜伏”着一部分高收入者。那么,我国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内部构成又如何呢?家庭收入的阶层差异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决策行为呢?绝对数角度的考察似乎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二)不同收入阶层的估计及非线性发现

接下来,本文以家庭收入为分组标志把所有居民分为不同阶层,以考察不同家庭收入阶层下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差异。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做法,本文把所有居民按家庭收入分为7组,并赋予其虚拟变量(dum1,dum2,dum3,dum4,dum5,dum6)1。首先,与Kim(2005)的做法相同,把收入处于最低20%(即最低收入户和次低收入户之和)的家庭视为贫困家庭,并赋予贫困虚拟变量进行估计,以检验贫困与非正规就业决策之间的关系。表2中的模型7显示,贫困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342,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家庭贫困的居民确实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这也符合学界的主流观点———从事非正规职业是那些贫困者生存策略的选择。既然如此,这是否意味着非贫困家庭的居民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呢?为对此作进一步考察,笔者对包含6个虚拟变量的式(3)进行估计。从表2中的模型8可以看出,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449和0.377,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印证了模型7的估计结果。中等偏下户的估计系数为0.145,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尽管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它们符号已呈现明显变化,换言之,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居民可能不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最高收入户的估计系数却逆转为正,且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最高收入户的居民又有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整体而言,与中间收入户(参照组)的居民相比,收入分布底层40%的居民和最高10%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收入分布次高30%的居民则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即随着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遵循“提高———降低———提高”这一路径。据此可以推断,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和家庭收入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检验此推断,笔者对包含家庭收入平方项的式(4)进行估计,从模型9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证实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

笔者尝试从劳动力市场异质性角度解释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U型关系。事实上,U型关系意味着,相较于中间收入户居民而言,低收入户的居民和高收入户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低收入户的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决策的行为不难理解,也得到多数经验研究的支持。一般而言,低收入户的居民因无法获得正规教育或者职业培训从而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教育程度却是影响就业决策的重要变量;如此以来,为维持生计,这些劳动者不得不选择一些进入门槛低的非正规部门或选择一些人力资本要求低的岗位,从事非正规职业。基于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者均支持此观点(Dickens et al,1985)。而对于高收入户的居民而言,他们则把灵活自由的非正规就业视为一种理性选择。为避免正规就业的种种限制,他们选择一些诸如自由作家、咨询师、律师等较为灵活自由的就业类型。与低收入户居民非正规就业不同的是,高收入户居民从事的非正规就业对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要求较高,因而此类就业者被形象地称作“高层非正规就业者”。而基于市场竞争理论的研究者均支持此观点 (Gindling,1991;Pratap et al,2006)。针对我国的研究也表明,非正规自我经营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可以获得高于正规就业者的月收入 (王德文等,2008)。具体到本文,研究样本中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不仅包括服务员、洗衣工、伐木工等“低层”职业,同时也包括律师、工程师、编辑、摄影师等“高层”职业。应该说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结构导致了非正规就业选择概率和家庭收入之间的U型关系。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无明显差异。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劳动者更容易从事非正规就业,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使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灵活多变的非正规就业以承担更多的抚养和赡养义务(刘妍等,2007);二是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市场歧视和雇佣中的性别偏好(金一虹,1998)。一般而言,经验越是丰富的劳动力越倾向于排队等待进入正规部门从事正规职业,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对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年限却是影响居民就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模型7~9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高学历者更愿意寻找合适的正规就业岗位,应该说,这与理论和现实都是比较相符的。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笔者把受教育年限分为不同的组别进行虚拟变量估计,以考察不同教育年限区间之间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行为的差异。模型10~12分别对应于模型7~9。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估计系数处于[-0.190,-0.172]之间,受教育年限在10~13年的估计系数处于[-0.719,-0.708]之间,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的估计系数处于[ - 1.164,-1.135]之间。估计系数逐渐递减,说明越是高学历者,其“躲避”非正规就业的愿望越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教育虚拟变量进行估计时,贫困虚拟变量、不同收入户虚拟变量以及家庭收入平方项变量的估计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这也更进一步验证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决策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稳健的U型关系。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二元决策Probit模型考察家庭收入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家庭收入阶层的居民在非正规就业选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与中间收入户的居民相比,收入分布底层40%的居民和最高10%的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收入分布次高30%的居民则不愿意选择非正规就业;家庭收入二次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呈现U型关系。

2.人力资本的提升降低了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尽管工作经验对居民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

3.相较于男性和城镇户籍的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户籍的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我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异质性,家庭收入以及居民个体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非正规就业者而言是不同的。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非正规就业者,针对低收入者的就业政策可能并不适用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层”非正规就业者。其次,偏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增加“低层”非正规就业向“高层”非正规就业乃至正规就业转换的可能性,这有利于缩小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和减少贫困。再次,通过正规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从整体上降低非正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最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消除城乡户籍限制、推进男女就业公平有助于我国居民就业质量的整体提升。

非正常家庭 篇2

一、什么样的非正式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话题,自古典经济理论开始,经济学对增长的机制和规律作出了众多的探讨,然而却存在一个较大的通病,即大多数增长理论将制度作为一个既定变量,忽略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才开始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探讨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随之又出现一个误区,即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的增长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构建出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时,经济才能实现平稳增长。

(一)经济增长中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定区域内集体民众对社会和人生的主流价值的看法,即“国家的世界观”,其表现为主流文化和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经过长期演化,加之权威主体为维护其统治而推行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与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风俗习性等相关的意识形态,从而减少认知的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促使一些群体不再简单地按成本-收益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减少外部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使人们增强对周围制度安排的合乎道德的意识信念,从而减少强制执行及法院判决的费用(诺斯,1999)。

经济的增长从某方面来说是要素的增长,要素的增长是各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则一为要素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率的增长路径,二为要素的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增长环境。成功的或有效的意识形态能够提供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理念,这种行为规则和理念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实行而被证明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极其有效的。其以集体收益最大化分析为目标,以共同行为标准,以理念等为约束条件,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外部效应最小化,促使资源配置向最优化接近。因此,意识形态可以保证集体交易的理性,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条良好而有效的路径。积极的健康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促进一个社会建立起责权利均衡的政治市场、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等良好的硬秩序,并且能推动市场意识、商务、文化等软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意识形态对保持社会文化的连续,保证权利的转让、政治交易的竞争和社会经济改革的连贯,确保执行上的效率和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朱启才,2006)。

(二)经济增长中习俗的力量

习俗是构成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中长久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习俗的形成从博弈的角度而言是一种长期纳什均衡策略。

现代经济中,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完备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产权范围的合理界定不仅依赖于政治经济等正式制度,同非正式制度也密切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习俗对于初始产权的合理确定、产权的有效变迁都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只有在符合当地习俗和价值观的前提下,产权的划分和变迁才能有效,否则便会事倍功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重大困难便是其改革后带来的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与我国人民追求公平的社会价值观的巨大抵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企改革的效果。

早期企业制其实是一种习俗的合伙制,是基于家庭伦理而形成的团队。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习俗在某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创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温州人世代相传的商务习惯、勇为天下先的价值观,为温州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习俗还有如下的经济作用:习俗作为社会活动中的常规性稳定性的软规则,可以调节社会上的各种行为,给当事人提供一种确定性的预期,使人们能够预知自己的经济行为的后果,通过成本收益的自我比较,从而引导行为人的自我约束,进而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习俗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使经济的运行保持一个良好的惯性。其一,人们在进行交易、谈判、签订合约以及事后的处理问题中,以一方地区的习俗为行为标准,可以大大减少寻求信息、签订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其二,习俗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挥和企业生产的供给起着导向作用,使其以符合消费习惯的方式进行,从而减少了经济的波动。其三,习俗对于企业的创新和企业文化中的技能发挥影响,并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在定价、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乃至品种的开发和市场开拓上的行为(朱启才,2006)。

(三)文化,道德伦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所谓的文化伦理是指人们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内在必然性的总和。文化、道德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中较为次级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我国西部某些地区的关于平等的道德规范,构成对人们致富后的行为约束;如先富者应同村民分享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先富者继续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增长;又如受我国儒家伦理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我国有关正式制度安排中,多多少带上了几许平均主义倾向,并借助于户籍制度和工资级别制度等硬化了利益格局,大大加深了效率损失、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江苏,自古便存在着浓烈的商务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其居民追求财富的需求旺盛,极富效率精神,敢于创新,积极融入市场,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腾飞。

(四)经济增长中诸非正式因素的合力作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相容,构成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经济才能平稳增长。非正式制度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有限,只有在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合力,才能最大化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浙江为例,浓厚的商务文化、长期的商业实践传统、根深蒂固的商务意识,加上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支持,共同推动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虽然一样有着悠久的商务传统和文化,但在清末以后,商务意识逐渐减弱,失去了创新的勇气,近年来,其经济主要通过开发煤炭资源来推动,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非正式制度诸因素必须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寨子里的非正式制度:特征与变迁

(一)研究背景

孟定农场位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地跨耿马县的孟定、勐简和沧源县的芒卡、班共4个乡镇。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居民区上方的傣族寨子人口约为21户、116人左右,家庭多由一夫一妻、二老二子(女)构成,成员多信仰南传佛教摆润教派。古老的神、鬼魂、巫术观念在寨子中尚未完全消失。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傣族寨子为较为典型的傣族的集中聚居区,濒临汉族居住地,交通方便,与汉族交往密切,近年来受汉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颇为巨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正式制度的缓慢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选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1. 无形的表现形式

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是世代以山歌、传说等相传的,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这种无形的表现形式在傣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2. 非强制约束性

相关非正式制度的实行全凭居民对习俗的理解,通过彼此的信任而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相应制度。

3. 低社会成本性

约定俗成的都是大家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更不需要雇请专门的人来进行监督和执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

4. 汉族制度元素的巨大渗透性

由于和汉族长期杂居,汉族的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和经济、政治等正式制度因素对傣族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刺激着其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三)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及影响

1. 习俗的变迁

(1)衣着习惯的变化。15年来寨子里的傣族男女多穿着传统服饰。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此类服饰简单易做,成本较为低廉。一年大多只备春秋4套服装,家庭在服装方面开支不大。如今,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傣族男女的装扮越来越汉族化、流行化,年轻男女多爱牛仔装、夹克、裙衫和T恤,中年人也倾向于汉族式打扮,唯有老年人还坚持着传统服饰。随此而来的改变,一是服装开支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上升,在笔者走访的家庭中多数每年花费在服装上的开支高达500元左右;二是刺激了傣族从事服装买卖,15年前寨子内无专门的服装店,如今却有2家专门出售服装的店铺,从事相关服务的人员也相应增加(如运输、仓储等),进一步提高了有关家庭的收入。

(2)居住习惯的改变。传统的傣族居住在吊竹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牛,人畜混住。一来不利于身体健康,导致疾病的滋生;二来也不利于牛群的生长,小户竹楼式圈养更不宜于形成规模经济。如今傣族多数居住于廉租房内,以前的竹楼多改为了有一定规模的牛棚,养牛数量大为增加,几户之间多把牛群集中在一定区域,集体出售,具备了初步的规模效应,养牛户的收入较以前增加了至少3倍;同时,家庭医疗支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3)饮食习惯的变迁。傣族习惯上以大米和糯米为主食,通常是现舂现吃,习惯用手捏饭吃。所有佐餐菜肴及小吃均以酸味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酸肉及野生的酸果,喜欢吃干酸菜;日常肉食有猪、牛、鸡、鸭,不食或少食羊肉;以青苔入菜,用昆虫为原料制作风味菜肴和小吃。傣族人嗜酒,但酒的度数不高,是自家酿制的,味香甜。茶是当地特产,但傣族只喝不加香料的大叶茶。每年大米、糯米、自酿酒的消费量较大,茶、肉类消费量较少。但近年来,传统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啤酒进入傣族的饭桌,和傣族自制的包谷酒一起成为了必备食品;肉类和酒的消费量大为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傣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寨子内零售店的火爆和集市屠宰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傣族家庭经济的增长。

2. 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

傣族习惯中有一种长者为大、夫唱妇随的道德评价方式。传统上、家庭中的父母辈对子女辈、丈夫对妻子具有完全的权威,子女不能违背父母长者的意志,妻子不能违逆丈夫的意见,即使父辈、丈夫的观点是错的,妻子、子女也只能无条件服从。例如,由于父辈对子女外出务工的强烈抵制而导致子女不得已留守寨子,以及妻子不能在外搞小商品买卖。这不仅压抑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不利于傣族发展开放性产业。但近年来随着融合的加深、市场效力的增强,传统的长者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父辈和子女、夫妻间经过协商,在不同程度上尊重了妻子、子女的选择,这也是寨子内务工、经商人员、集市摆摊女性大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外出务工、经商人数及小商品买卖的增加又是家庭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所以,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促成了傣族家庭经济的飞跃增长。

3. 文化传统的改变

(1)南传佛教思想的变化。南传佛教摆润教派传统上要求男孩子七八岁时必须去佛寺出家2到3年不等,其间不得归家,由家里出钱给寺院代为养育。这一方面耽误了小孩正常的学习,另一方面造成了家庭实际上的经济负担(虽然傣族人多以进佛寺修行过为荣)。从1999年开始,由于教育观念的推广和耿马县教育局的要求,摆润教派对男孩子出家的方式做了改变,男孩子不必吃住在佛寺,只要在寺庙剃度、在3年内穿佛衣上课生活、在重大教内活动时来寺庙行礼即可。这个改变虽然短期内遭到了一部分傣族群众的抵制,但很快由于省下了一大笔修行费用而被各家广泛接受。而省下的费用多作为资本投入了商品买卖中,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收入。

(2)鬼魂、巫术的强制性变迁。鬼魂说、巫术是傣族长久以来的文化现象,每年的招魂、打鬼、闹节等迷信活动一方面影响了傣族的正常经济活动,另一面也给每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开支负担。几年前,耿马县强制性取消了一切鬼术、巫术活动,强制性将一批祭司转成农民,将封建迷信活动彻底予以取缔,同时大力加强了科学文化教育,在减轻傣族家庭负担的同时,促成了傣族思想的转化,提高了其知识水平,有力地提升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4. 价值观念的转变

(1)乡土观念的变化。傣族思想中有一个和传统汉族思想非常类似的一个观点,便是重土难迁,其认为现在的土地是天神赐予的,必须世世代代坚守下去,强烈反对人口迁移,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不得轻易离开世代相传的土地。这一观点的直接例证便是上文提到过的父辈坚决反对子女外出务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教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傣族人的乡土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只要老年回到寨子安度余年即可,年轻时外出务工是可接受的。因此,从2004年开始,寨子里出现了外出务工潮,其方向多为昆明、曲靖等云南大城市,不久又出现了向广东、深圳、浙江等沿海省市的流动潮,其直接结果便是每年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务工收入毫无疑问成为傣族收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

(2)商业意识的觉醒。正统傣族的观念中,商业活动是低贱的,只有流动的贱民才能从事,但凡有一点点条件的都不屑于经商。古时的土司、佛爷虽然出资,但绝不亲手处理商业活动。这种观念严重压抑了傣族的从商积极性,导致了傣族商品经济的长期低迷。但随着汉族从商而得的财富的飞速增长,对傣族长期生活水平低下现状的反思,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傣族人开始摆脱厌商思想的束缚。近年来,傣族商店、酒楼、店铺等在孟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傣族年轻男女更是积极开拓自己的事业,甚至于孟定镇的酒吧和网吧内也出现了傣族老板的身影。商业意识的觉醒,大大促进了傣族的商业活动,最终结果便是构成了家庭收入提高的第二大因素。

(3)消费观念的变迁。傣族传统的消费观念集中于衣食,其他的各类产品如非必要,鲜有问津。傣族的另一个消费观念可以简化为买牛放,娶媳妇生孩子,孩子再放牛的简单逻辑,积累基本消费于衣食与传宗接代上。而如今,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其消费观念中积聚了浓厚的现代气息。摩托车、电子化产品等已经成了傣族青少年的最爱,中老年也有购买电气化设备的强烈愿望。消费不只局限于衣食、传宗接代,而是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得的特点。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故而傣族消费观念的转变,刺激了消费的增长,进一步使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4)“等、要、靠”观念的逐渐减弱。由于耿马是傣族佤族自治县,每年政府对傣族和佤族都给予了较大的补助和政策性支持,所以长期以来傣族和佤族形成了一种惰性,认为反正有政府管,生产的积极性比较低,比较安于现状。近十年来,在汉族发展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的刺激下,与汉族杂居的傣族渐渐得变得主动起来,并不一味地等待政府的辅助,开始进行市场活动,摸索自我发展的道路。近年来,傣族家庭收入的急速增长就得益于这种思想转变。

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是什么推动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根据林毅夫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潜在利益的诱致。由于制度变迁能使经济体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取的利润,从而刺激经济体进行制度变迁。除此之外,权利主体利用其权利和资源,能强制性地促使制度发生变迁。

从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可以明显看出潜在利益对其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正是得益于汉族经济的发展和刺激,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才得以变化,进而导致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善。而由权威主体强行推动的强制性变迁,如佛教思想和鬼魂、巫术的禁绝,则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简而言之,由于潜在利益吸引,诱使傣族的非正式制度在刺激下缓慢变迁,进而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得以发展,从而再进一步诱致其非正式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变迁,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趋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及社会影响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是互补的,只有在双方相作用前提下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各种软因素起着促进作用,更进一步诱使政治、经济制度等硬因素的变迁,从而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

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一方面改变了傣族的经济观念,促使其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增加了市场的活力,加速了傣族经济结构的改进,从而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了傣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寨子内的社会结构已经在不经意间向汉族靠拢,汉傣民族之间的区别日益减少,民族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与区域经济软实力的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不同区域皆存在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环境和正式制度安排,但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在正式制度安排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故而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整合,以更好地促进经济软实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一为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加快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等正式制度,用正式制度创新带动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二为整合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整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寨子内的非正式制度经过将近15年的整合,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较好地完成了与以汉族为主体的正式制度的融合,非正式制度环境在习俗、道德伦理、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直接结果便是经济软实力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傣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启才.非正式制度,市场秩序优化与经济的稳定增长[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2).

[2]唐邵欣.传统,习俗和非正式安排[J].江苏社会科学,2003,(3).

[3]朱启才.权利、制度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科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C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非正常入学之我见 篇3

1. 提早入学

案例一:同事的孩子5岁还差半个月就读小学一年级, 孩子仗着自己年龄小, 母亲又是本校老师, 加之对其要求比较宽松随意, 因此造成了孩子为所欲为的性格, 学习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小学毕业后, 孩子进入一所中学实验班就读, 因为行为举止甚至思想都与班上同学格格不入, 孩子在中学的生活相当孤立, 成为全校师生的一个笑柄。在过了三期中学生活后, 孩子最终回到了小学, 和他的同龄人重读六年级。

案例二:朋友的孩子还只有四岁, 就被放入寄宿制小学上学, 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且不是回到母亲身边而是放在姑姑家。虽然周围的人一致反对, 也没能动摇朋友的决心, 因为那孩子确实伶牙俐齿, 相当聪明, 朋友认为读书应该不成问题。寄宿学校放了一年以后发现问题, 只好转回来自己带, 在一所学校待了两年又转到另一所学校就读。也就是说孩子读书五年经历了三个学校。按理应该进入六年级就读的孩子却没有上学了, 休学在家。

案例三:在我工作的20多年里, 见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到了开学的那几天, 就会有很多家长带着还没有到入学年龄的孩子, 一再要求校方收下自家的孩子。为了能让孩子顺利入学, 不惜动用各方面的关系, 只要孩子能够入学, 甚至出钱也心甘情愿。

2. 跳级

一些家长自认为自家孩子是“神童”, 在孩子读了一年或者几年以后, 强烈要求校方让孩子跳级。即使校方讲道理, 摆事实也一概不听, 更有甚者还认为是校方为难自己。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顺利跳级, 一再向校方保证如果孩子成绩不理想, 不关学校的事情云云。

3. 半自学半在校

也有少数这样的家长, 孩子入学的第一年基本就在家学习, 一年以后让自家孩子直接进入二年级就读, 并且只学习一上午, 下午在家里自学, 或者读了几年书, 突然停课在家由父母教, 等等。

二、非正常入学之原因

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家长都愿意让孩子提早入学呢?究其原因, 不外乎这几种:

(1) 俗话说:孩子是自家的好。在家长眼里, 自家的孩子是最聪明的。从小就伶牙俐齿, 能说会道, 小小年纪, 眼睛一转就一个鬼点子, 和大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似乎很有条理。会写会认很多字, 能背诵很多诗歌, 做算术也有板有眼, 口算能力很强, 等等, 不一而足。总之, 就是“我的孩子很聪明, 适合读书了”。

(2) “孩子早读书早成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 而且也真的成了很多家长信奉的“金玉良言”或者“真理”。既然孩子那么聪明, 为何不让孩子更早一些接受学校教育呢?

(3) 幼儿园收费越来越高, 很多家庭负担不起也是不争的事实。记得10年前, 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一个学期学费960元, 还包括两个特长班培训。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一个学期学费3600~4000元, 如果要上特长班的话还得另外收费, 这只是说的公立幼儿园。如果要上条件比较好的私立幼儿园的话, 一个月的学费就需要1200~1500元, 一个学期下来就是7200~9000元, 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三四个月的工资还多了。

(4) 攀比心理作怪。看着别的孩子上学了, 尤其是和自己孩子一起长大的孩子, 家长心里有疙瘩:我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时又不比他们差, 凭什么要晚上学?再者, 其他孩子上学了, 自家孩子缺少了玩伴, 因此就一起上学吧。也有少部分家长固执地认为, 自己也是不到年龄就上学, 小学阶段似乎也不怎么好, 但是到了中学就突飞猛进, 何况当时普遍还不注重家庭教育呢, 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这么好, 我的孩子至少应该超过我吧。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比如家里缺少人手帮忙带孩子, 为了选择好老师而不顾及孩子的实际情况, 等等。不管情况如何, 个人认为孩子早读书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三、儿童入学之建议

儿童入学必须考虑以下重要因素:一是儿童身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二是教育内容和方法是否适宜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6岁前,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 还属于个体发展的早期。在这个特定阶段, 儿童的身心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教育一定要考虑与其个体发展相协调。儿童成长期如果过早地背负一些负担, 会给身心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 像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两个孩子, 无一例外地养成了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自私自利的性格, 若在需求上没有及时满足愿望, 就会大发雷霆, 对大人、对同伴极为不尊重, 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学校生活感到厌倦, 对学习没有热情。他们以磨蹭、拖拉或者故意出错等方法激怒家长或老师, 最后导致所有的人对孩子都大伤脑筋。

要求孩子跳级的家长, 总是看到孩子学习优秀的一面, 他们根本没有全方位地、综合地考虑孩子全面发展的需要。孩子的发展, 除了智力因素以外, 还有社会交往能力、性格、自控力、身体素质等各方面, 若单从学习方面就断定孩子可以升入高年级学习, 即使学习成绩能够跟上来, 人际交往、身体素质、自制力等方面不一定都能跟上班级的步伐。当孩子一旦在某一方面出现障碍的话, 无疑对孩子的学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继而又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恶性循环, 周而复始, 受伤害的最终还是孩子。单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 跳级的孩子要不就是最终归于平庸, 要不就是包括学习、人际交往以及身体素质等各方面都感到很吃力。孩子痛苦, 家长后悔。当然也有跳级而一直优秀的, 但是那是极少数, 绝不可能是大部分。不能以偏概全。

至于在学校读一段时间又在家自学或者先在家自学一段时间再来上学的, 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里的父母一方自身是教师, 只在家里带一些学生, 有时间和能力辅导孩子;有的是因为希望锻炼一下孩子的自学能力;有的是认为学校教育和孩子的发展有差距, 还不如在家自学更多一些知识;也有的是因为不满当下老师的教育, 想通过自学的形式快速超越教材, 然后再次择师择班……其中当然也不排除家长确实有能力能够教育好自家的孩子, 事实上也存在孩子在家自学因而成才的例子, 比如郑渊洁的儿子, 比如全国各地冒出的“神童”, 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是所有在家自学的孩子父母都有如此能力教育吗?即使成功如郑渊洁先生, 他的女儿不也是还需要到学校学习吗?最主要的是, 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同伴, 孩子是社会的人, 他们也需要和社会打交道, 而学校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孩子在学校学习知识的同时, 也在不自觉地学会人际交往, 这是无论家长在家怎样带孩子都不能培养的。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需要有实地性和真实性, 而不能通过单纯的说教和模拟就能实现。

其实孩子何时入学都是家长的事情, 外人不必过多地干预, 关键是, 当道理和事实都摆在家长面前而家长还一味地置之不理, 固执地、人为地让可以更优秀的孩子变得更加平庸, 教师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希望家长能够擦亮眼睛, 看清真相:如果自家的孩子确实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当优秀的话, 提早入学或者采用各种非正常的读书方式未尝不可, 只是, 当你的孩子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平时, 千万不要被一阵风蒙蔽了你的眼睛, 毕竟, 孩子的生命不能打草稿!

手扶拖拉机为何非正常熄火? 篇4

安装油门连接片的窍门:首先, 将扭簧的一端插入连接片的小孔中, 并将扭簧和连接片套在组合件上。再将紧固螺栓穿过组合件, 并初步拧紧。然后用左手扭动扭簧, 即对它施加预紧力, 使连接片的小端处于左下方约15°的位置上。最后拧紧螺栓, 使组合件固定。●

近日, 农业部提出建立农机农艺互动、社会服务促动、梯度推进带动、多种技术联动的机制, 黄淮海夏玉米区要率先发展, 北方春玉米区要积极推进, 南方山地丘陵玉米区要突破发展, 力争2020年玉米机收水平达到50%。

拆下清洗, 用湿巾擦干净上座。然后, 用水清洗锅盖内侧, 包括密封圈、限压放气阀、防堵罩、排气管、浮子阀, 清洗后再用抹布擦干净。清洗锅内胆, 可用海绵或非金属软刷清洗内锅, 洗后也要用抹布擦干。要用细刷子清洗限压放气阀座。最后清洗密封圈, 正常使用的密封圈一周清洗一次即可。●

于洪国山东省沂水县职教中心 (鑫华路58号)

浅谈气缸套非正常磨损 篇5

气缸套内表受高温高压燃气直接作用, 并始终与活塞环及活塞裙部发生高速滑动摩擦, 在高温、高压、交变载荷和腐蚀的情况下工作, 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允许有正常的磨损, 但使用和维修不当, 就会造成非正常磨损, 其结果是造成气缸套磨损变形, 影响了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和使用寿命。认真分析气缸套磨损变形的原因, 对于提高发动机的使用经济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气缸套磨损的现象

1. 气缸套磨损一般规律是活塞在上止点8度至12度 (曲轴转角) 位置时, 第一道活塞环与气缸壁接触部位磨损最严重, 在一个大修里程的使用期中, 最大径向磨损可达0.2至0.3mm, 由上往下, 磨损量显著减小, 这种上大下小的磨损, 使气缸成为“锥形”。

2.气缸套磨损成类似“腰鼓形”, 在缸壁上部不与活塞环接触的部位, 几乎没有磨损, 形成一道明显的台阶, 俗称“缸肩”

3.气缸套磨损失去正圆形状而成椭圆形, 即“失圆”。气缸壁的横向磨损大于纵向磨损而造成失圆。此外, 多缸发动机各缸的磨损量也不均匀, 一般冷却强度比较高的缸磨损量比较大。

3气缸套磨损原因分析

1. 设计构造原因引起的磨损:

首先气缸套上部邻近燃烧室, 温度很高, 润滑条件很差。新鲜空气和未蒸发的燃料冲刷和稀释, 加剧了上部条件的恶化, 使气缸上都处于干摩擦或半干摩擦状态, 这是造成气缸上部磨损严重的原因。其次, 上部承受压力大, 使气缸磨损呈上重下轻。活塞环在自身弹力和背压的作用下紧压在缸壁上, 正压力越大, 润滑油膜形成和保持越困难, 机械磨损加剧。在作功行程中, 随着活塞下行, 正压力逐渐降低, 因而气缸磨损呈上重下轻。同时, 气缸内可燃混合气燃烧后, 产生水蒸气和酸性氧化物, 它们溶于水中生成矿物酸, 加上燃烧中生成的有机酸, 对气缸表面产生腐蚀作用, 腐蚀物在摩擦中逐步被活塞环刮掉, 造成气缸套变形。

2. 磨料磨损:首先有可能润滑油滤清器工作不正常, 润滑油得不到有效的过滤, 含有大量硬质颗粒的润滑油必然使气缸套内璧磨损加剧。其次空气滤清器滤清效率低。空气滤清器的作用是清除进入气缸的空气中所含的尘土和沙粒, 以减少气缸、活塞和活塞环等零件的磨损。实验表明, 发动机若不装空气滤清器, 气缸的磨损将增加6-8倍。空气滤清器长期得不到清洗保养, 滤清效果差, 将加速气缸套的磨损。另外长时间低温运转容易造成燃烧不良, 积碳从气缸套上部开始蔓延, 使气缸套上部产生严重的磨料磨损;和引起电化学腐蚀。最后有可能使用劣质润滑油造成缸套上部强烈腐蚀, 其磨损量比正常值大1-2倍。

3. 人工原因磨损:首先在安装气缸套时若存在安装误差, 气缸中心线和曲轴轴线不垂直, 或由于飞车事故或其它原因, 受撞击的连杆会产生弯曲变形, 若不及时校正而继续使用, 也会加速气缸套的磨损。

4减少气缸套磨损的措施

首先, 最重要的是在设计制造上尽量采用抗腐蚀、耐磨损的措施外, 还可以从下面几点中做到减少气缸磨损。

1.正确启动和起步:冷车启动时, 由于温度低, 机油粘度大, 流动性差, 使机油泵供油不足。同时, 原缸壁上机油在停车后沿缸壁下流, 使启动瞬间得不到工作时那样良好的润滑, 致使气缸壁磨损大大增加。为减少磨损, 初次启动时应将发动机转几圈, 待磨擦表面得到润滑油后再供油启动, 启动后应怠速运转升温, 严禁猛轰油门, 待机油温度达到40℃时再起步, 起步应坚持挂低档, 并循序使用每一排档行使一段里程, 直到油温正常, 供油充分后, 方可转为正常行驶。

2.保持发动机的正常温度在80℃—90℃:因为温度过低, 不能保持良好的润滑, 增大缸壁磨损, 气缸内的水蒸气易于凝结成水珠溶解废气中的酸性气体分子生成酸性物质, 使气缸壁受到腐蚀磨损, 试验证明, 当气缸壁温度由90℃下降到50℃时, 气缸磨损量为90℃时的4倍, 反之温度过高, 会使气缸强度降低而加剧磨损, 甚至可能使活塞过度膨胀而造成“胀缸”事故, 使气缸套报废。

3. 保持良好的润滑:除要求保持机油正常温度外, 还应保证机油压力符合原厂说明书的规定。同时经常检查和保持机油的数量, 质量, 按季节选用适当粘度的机油。另外在保修换环作业中选用弹力适当的活塞环 (弹力过小会使燃气窜入曲轴箱吹落缸壁上的机油, 增大缸壁磨损, 弹力过大会直接加剧缸壁的磨损或因缸壁上的油膜遭到破坏而加剧磨损) 。

4. 加强“三滤” (空气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和柴油滤清器) 的保养工作, 防止机械杂质进入气缸, 防止机油滤清器和柴油滤清器发生短路或堵塞引起发动机润滑不良, 减轻缸壁磨损。

5. 提高装配质量, 严格按照车辆的技术标准进行保修作业,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予以排除, 随时更换或维修损坏和变形的配件。安装气缸套时要严格按技术要求检验和装配。在保修更换活塞环作业中, 要选用弹力适当的活塞环, 弹力过小, 使燃气窜入曲轴箱吹落气缸壁上的机油, 增大气缸壁磨损;弹力过大, 直接加剧气缸壁的磨损, 或因气缸壁上的油膜遭到破坏而加剧其磨损。

5结束语

综上所述, 气缸套磨损的因素较多, 只有对原理以及对应的现象进行了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 气缸套的磨损将大大减少, 从而提高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参考文献

古树非正常落叶的原因及对策 篇6

1 落叶的原因

1.1 树体营养不足

由于古树经过长年累月的生长, 对土壤中的养分吸收消耗过多, 导致土壤中营养元素缺乏, 若人为补充养分不及时或不合理, 易造成古树缺素;当古树营养缺乏时, 叶片生长表现出叶色差, 叶片发黄, 叶小不展叶或生长出现畸形等现象, 严重时导致树体大量落叶。

1.2 内源激素失调

夏季高温干旱, 枝叶水分蒸发量大, 易出现树体水分平衡失调, 叶片缺水时, 强烈的光照及高温可使叶绿体产生光氧化, 导致叶色减退。若缺水时间长, 则会诱导叶肉细胞内产生脱落酸和乙烯, 致使卷曲、枯萎、衰老, 甚至落叶。

1.3 生长环境条件不佳

古树周围由于人为活动频繁, 土地板结, 根系裸露严重, 影响古树的生长;生长在路边、庭园的古树由于路石硬化, 根系生长受到抑制, 也会影响古树生长。此外, 如古树枝叶茂盛, 外侧枝多, 内膛光照条件不良也会引起内膛枝落叶。

1.4 树蔸渍水严重

在雨季, 由于地势条件的限制, 古树坑内积聚的雨水多, 若不能及时排除, 根系长期被雨水浸泡, 根系出现缺氧呼吸现象, 造成烂根和黑根, 吸收功能受阻, 无法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和水分, 树体就会出现叶片黄化, 产生大量落叶。

1.5 病虫危害严重

古树经历漫长岁月, 大多数抗病虫害能力较强, 但如果过于衰老, 生长势减弱, 年生长量较少, 就容易遭受病虫危害, 特别是虫害的侵入, 常引起大量落叶, 如天牛、红蜘蛛、介壳虫、金龟子、卷叶虫和椿象等直接或间接吸吮树液, 啃食绿叶, 常常引起卷叶、落叶, 对叶片危害极大。病害也是引起落叶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其自身的生理功能退化, 病虫危害的影响更大, 如溃疡病和炭疽病等, 尤其是急性炭疽病, 可造成大量落叶, 对树体的生长发育影响极大。

2 解决对策

2.1 加强树体营养管理做到科学施肥, 使氮、磷、

钾大量元素及微量元素能够合理施用, 以腐熟有机肥为主, 无机肥为辅, 或配制古树专用肥。施肥应在吸收根密集分布区域内进行, 基肥以土壤解冻后树木萌芽前的早春或落叶后的晚秋为宜。同时, 可结合叶面喷施氨基酸螯合微肥—稀施美, 螯合态肥, 吸收好, 见效快。

2.2 夏季注意灌水抗旱

在夏季高温时期, 及时给古树喷水, 每天早晚喷水4~5次, 每次喷足, 但不能造成根部积水;或叶面喷施稀施美800~1000倍液, 以增强叶片健康指数, 提高对高温的适应能力。

2.3 改善环境条件

一是采用培土、石砌台等措施将古树围好, 防止人为践踏, 并增加其根部的营养面积;二是采用打孔与换土的方法来彻底改变其根部的生长环境, 或进行松土、覆土、覆沙等措施来改善树根的通气透水状况;三是疏除外围过多的枝条和内膛过密、过细、过弱枝, 保持一定的透光空间。

2.4 雨季及时排水

在雨水多的年份, 要及时排水防涝, 并补充树体营养;对于积水造成的烂根, 在排水和疏松土壤后, 可用根腐灵600~800倍液和根宝2000倍液一起浇灌, 连灌2~3次, 每隔10~15天1次, 能很好杀灭根部病菌, 防止根部腐烂和提高根系活力。

2.5 科学防治病虫害

用药不慎会对古树造成很大的危害, 因此, 要充分利用生物措施, 积极保护和利用鸟类、昆虫等天敌防治虫害。药物防治应以无毒、低毒生物农药为主, 如虫克净1号、毒箭、毒枪等新型农药, 这些农药对虫害高效, 对古树安全, 不伤害叶片及树体, 在有效防治病虫的同时避免了古树因施药不当造成落叶现象。

车轮踏面非正常磨耗浅析 篇7

自2015-08起,神池南列检所连续发现众多起车轮踏面非正常磨耗现象,且产生该种非正常磨耗的都是C80型车。该情况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为此,我们要求班组进行统计,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从2015-11-15—2015-12-29,仅一个班组便共发现统计踏面非正常磨耗情况140余起,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不难发现,轮对产生非正常磨耗的现象较多,有时仅同一列车中便可达数起,而且其定检相差无几。同时,通过对现场实地故障进行图片采集,我们发现车轮踏面磨耗严重,且呈沟状异形。这与其他磨耗相比有明显的独特性。如图1、图2所示,踏面已磨耗成沟状,形成“双轮缘”。

2 危害

如上所述,一旦车轮踏面产生非正常磨耗,随着踏面的圆周磨耗,该轮轮径变小,轮缘变薄,随之则会产生如下诸多危害:①车轮一旦产生圆周磨耗,则会破坏标准踏面的作用。一般来说,当车轮踏面圆周磨耗到6.1 mm时,则会呈圆柱形。由于经常处于滚动中的踏面圆周是靠近轮缘部分的,所以当磨到8 mm以上时,往往会出现靠近轮缘处凹下的情况,失去标准外形踏面的作用。通过曲线时两轮不能同时圆滑滚动通过,外轮要产生滑行,加剧了轮缘与钢轨的磨耗。②致使轮缘变薄、变高,加剧轮缘的垂直磨耗,轮缘根部易产生裂纹。同时,车轮非正常磨耗使得踏面凹入过深,致使车辆在线路上行驶时容易切碰钢轨连接螺栓,引起脱轨,轮缘垂直磨耗加剧后,车轮在通过道岔时容易造成脱轨或轧伤尖轨事故。③由于非正常磨耗后,踏面形成槽状外形,其磨耗面易产生局部平面,使轮对不能圆滑滚动,增加了车辆的冲击振动。④破坏了踏面的标准外形,使踏面与钢轨部分的锥度变大,轮对蛇形运动的波长减小,频率增加,影响车辆运行的平稳性。⑤车轮踏面磨耗后,特别是产生非正常磨耗后,其与钢轨的接触面增大,车轮踏面与钢轨的接触面积增大,踏面与钢轨接触各点与车轴中心距离的偏差增大,车辆运行阻力增加。

3 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车辆的整个载荷是通过滚动的车轮传递给钢轨的。车轮槽形磨耗与车轮本身及与车轮相接触的部件直接相关,而与车轮接触的部件只有钢轨、道岔和闸瓦,因此,车辆产生槽形磨耗的原因必定是其中一种或几种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非正常磨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

3.1 闸瓦质量问题

在车辆长期运行过程中,施行制动时闸瓦与踏面频繁摩擦而使踏面产生磨耗。现场已全部使用合成闸瓦。在车辆的运行过程中,轮轨间便会产生磨平、划痕、再磨平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车轮踏面磨耗严重。一旦一侧车轮产生磨耗,造成同一轮对两车轮轮径差过大,则会形成小轮径侧车轮轮缘靠向钢轨,大轮径车轮侧轮远离钢轨。此时,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处于偏斜状态,使小轮径侧轮缘磨耗严重,最终导致部分车轮踏面严重磨耗。通过对非正常磨耗轮对上所更换下来的闸瓦的检查,我们发现部分闸瓦已经出现碾堆、裂纹现象,同时闸瓦钢背内侧所开用以提高摩擦体与钢背结合强度的孔已经露出。通过现场对闸瓦测量我们发现,当部分闸瓦剩余厚度为20 mm左右时,某些闸瓦摩擦体已经开始出现裂纹,钢背内侧所开圆孔开始露出。也就是说,当闸瓦剩余厚度为20 mm左右时,闸瓦可能就会出现上述现象。一旦出现这些现象,其对车轮踏面的磨耗将会加剧,车辆长期带这些闸瓦运行,踏面持续磨耗,则会形成槽状踏面。鉴于此,闸瓦磨耗剩余限度20 mm(神池南至肃宁北区间),由于闸瓦制造工艺,而现在掌握的闸瓦运用限度执行为24 mm以后,轮对踏面非正常磨耗的现象便逐渐减少。

3.2 地理位置

由于朔黄线坡道比较多,司机频繁施行制动,神池南至原平南区间坡度高达1.2%,南湾至西柏坡区间坡度同样为1.2%,在此区间需要车辆抱闸运行,反复带闸运行距离为187 km。这无疑也是造成车轮踏面异常磨耗的原因之一。神池南冬季长且气候较为恶劣,车辆抱闸运行后,导致车辆踏面温度升高,到达神池南后温度急剧下降,踏面即冷即热,进而导致车轮踏面鳞状剥离,加之闸瓦工艺问题,直接加剧踏面非正常磨耗。

3.3 基础制动装置设计不合理

C80型敞车基础制动装置中,车辆两端增设曲拐安装座,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曲拐安装座变形、裂损故障。经调查统计,闸瓦磨耗较严重的为1,3,6,8位,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匀,加剧车轮踏面的非正常磨耗。

3.4 拉杆、杠杆圆销孔设计不合理

C80型敞车拉杆、杠杆圆销孔经现车实测直径为28 mm,配合使用同样为直径28 mm的圆销,使得圆销与圆销孔无正常工作间隙,导致制动力无法正常传递,出现制动圆销锈蚀、卡死现象,严重者,甚至导致正常缓解后个别闸瓦仍然接触踏面;当制动圆销与衬套锈死后,在制动时制动缸活塞推杆带动制动缸前杠杆,前杠杆带动闸调器拉杆,以至于闸调器拉杆行程过长。如此往复,闸调器难免会发生失效等问题。同时,闸调器拉杆行程过长,闸调器本体迫使闸调器控制杆控制头压缩。长期如此,就会使闸调器控制杆安装座变形。

3.5 车辆载重偏大

车辆载重偏大,车辆运用频率偏高也是造成车轮踏面磨耗的原因之一。现如今,我们实际所应用的都是高摩合成闸瓦,而C80型车的标记载重较C64型车增加近20 t,而且车辆的实际运用频率较高。这也是造成C80型车车轮踏面产生非正常磨耗的原因之一。

4 整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