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金融的趋势(共10篇)
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1
1 中国碳金融市场蕴藏巨大商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 在中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 向发达国家出售。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 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 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 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 居全球第二, 预计到2012年, 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据世界银行测算, 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过2亿吨, 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其中一半要以CDM (清洁发展机制) 的形式实现, 可见CDM市场潜力之大。由于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 因此, 在中国, “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 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
2 中国碳金融市场潜在发展障碍
2.1 话语权缺失障碍
中国碳交易的现状也是中国碳交易核心问题, 即标准的话语权缺失。CDM机制交易过程中的核心法律文件大量使用欧洲法律概念, 参与他们的交易, 必须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 毕竟他们是标准制定者。
相比之下, 发展中国家的碳金融要落后许多。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 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CDM项目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 但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 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 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 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
2.2 对CDM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
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中国的, 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有限, 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 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 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 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2.3 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
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 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 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 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 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 主要有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和CDM特有风险和周期风险等。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 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 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而在项目可行性认定上, 能效贷款较一般性贷款也更为专业, 银行人员的专业技术判断能力不足。
2.4 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
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 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 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 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 合同期限很长, 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 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 而中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 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 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2.5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催生的资金问题
从减排的角度看, 中国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 国内外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减排技术, 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 中国CDM项目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眼下在哥本哈根争执不下的焦点之一, 就是发达国家是否应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来帮助其经济增长方式更清洁。文件要求, 发达国家到2010年至2012年期间, 总共提供300亿美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到2020年前, 发达国家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而计划的每年1000亿美元援助中, 既有公共资金, 也有私人资金。但即使通过重重审查获得CDM项目, 国内企业也有可能拿不到资金。金融危机后, 欧美国家一些从事CDM项目的投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 毁约也明显增多。
3 中国金融业拓展碳金融业务路径分析
3.1 政策环境层面
(1) 制定激励机制, 推动碳金融发展。
国家有关部门需要出台合理的优惠政策, 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激励。第一, 在税收方面, 可以通过降低碳金融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以提高项目的经济强度, 对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第二, 在银行监管方面, 可以采取在碳金融项目贷款额度内存款准备金要求的适当减免, 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 降低碳金融项目的贷款资本金要求等差异化的监管措施以促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
(2) 完善法律法规, 规范碳金融发展。
目前国内有关碳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碳金融参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约束缺乏必要适用准则。因此, 国家有关部委如发改委、商务部和银监会等应加大协调力度,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碳金融的操作办法和法律法规, 确保中国碳金融业务的规范发展。
(3) 构建交易平台, 统一碳交易市场。
由于交易平台的缺失, 目前中国CDM项目发起人在同国外CERs需求方接洽的时候只能进行分散的“谈判”, 交易费用较高, 也容易造成CERs的压价现象, 致使中国的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有必要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来逐步统一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目前, 可在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并发展的基础上, 着手推进交易所制度的完善, 促进参与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
(4) 培育中介机构, 促进碳金融业务开展。
碳金融业务, 特别是CDM项目链条长、关系复杂, 且项目融资需要担保机构的介入, 合同订立需要法律机构的协助等。因此, 鼓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碳金融业务之中, 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 促进碳金融业务的开展。
3.2 金融机构层面
(1) 转变角度, 摆脱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 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 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 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 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目前, 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日本也正在摩拳擦掌, 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中国必须积极布局, 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 这是打破美元、欧元等货币制衡,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 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 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 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 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2) 大力创新, 积极拓展碳金融业务模式。
当前, 除了已经开展的以CDM项目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CDM项目融资以及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以外, 中国金融机构应该探索更多的业务模式, 特别是中介服务模式满足CDM项目下的多样性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可发掘新的业务领域, 至少主要包括:第一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利用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中心或者与专业的租赁公司合作, 为CDM项目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第二咨询顾问与项目协调。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协调项目发起人、国外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第三, 设立专门资金账户。通过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 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 担当CDM项目的资金管理人;第四, 参与托管碳基金。发挥托管各种基金的经验优势, 参与托管正在快速成长并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碳基金。
商业银行可以尝试低碳信贷创新业务。银行未来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应给予一定的信贷倾斜, 重点关注能效技术评估, 大力支持诸如新能源等行业的发展。由于环境总容量是有限的, 于是污染物排放指标具有价值, 通过转让能产生收益, 因此, 商业银行能够容许将其作为抵押物来申请贷款。特别是对于一些环保企业, 可能没有抵押担保品, 申请银行贷款也比较困难, 这时完全可以把这种排污许可证作为抵押品, 来为环保企业进行融资。
努力开展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银行业承担信贷资金配置的碳约束责任, 保险业承担规避和转移风险的责任, 机构投资者承担环境治理的信托责任, 碳基金承担碳市场交易主体的责任。通过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 实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目前, 世界银行已经设立了8个碳基金, 总额高达10亿美元。此外, 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 着手设立中国CDM基金, 着力加强CDM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同时, 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 助力低碳经济迅速成长。
(3) 控制风险, 确保碳金融业务稳健开展。
金融机构首先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好、外部担保强的项目, 并且在提供贷款的过程中, 可通过银团贷款、分期投入等方式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CDM项目未来本息大多是采用外币偿还, 金融机构应实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汇率变化的风险;对于政策风险, 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 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出去;对于法律风险, 在制定合同过程中, 可通过咨询或聘任擅长国际法律的律师事务所, 实现对金融机构有利的法律适用和法律管辖。此外, 金融机构还可以探索诸如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 转移碳金融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4) 灵活经营, 积极应对未来碳金融业务模式的改变。
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中重要性的增加, 中国碳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因此, 金融机构应该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改变, 及时转变相关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流程, 拓宽业务领域。在这一环节, 金融机构的战略规划、政策研究、产品设计和碳金融等多个部门之间应加大协调合作的力度, 提高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效率, 加强金融机构碳金融业务模式变化的应对能力。
摘要:“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 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束, 更是催生了碳金融的创新, 碳金融也被正式提上中国国内市场的议题。文章重点分析了“碳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障碍, 提出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碳金融业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碳金融,低碳,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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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篇2
【关键词】碳金融;碳市场;对策建议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0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将达到220000亿元人民币,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市场。
目前,中国的碳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为全球碳交易主要的供给方却处于碳金融产业链的末端。未来,中国应提高对碳金融价值的认识,将碳金融体系的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建立专门监管机构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管理碳金融交易,以有力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相关行业对碳金融的投入与创新,全方位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态势
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这个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并不均衡,欧盟国家在碳排放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它们主导了市场需求,把持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市场中仅扮演碳排放指标供应方的角色,它们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为CDM初级市场提供碳排放标的,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近年来,国际间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市场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自从2005年欧盟为EUA和《京都议定书》下的CDM项目产生的CER指标及JI项目下的ERU指标建立了链接关系,扫清了不同减排指标在欧盟交易体系内交易的制度障碍以后,国际间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融合极为迅速。
目前,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并不活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以往我国的CDM项目业主往往直接与国际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境外买方进行碳交易谈判。境外买方凭借其在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专业能力,掌握了碳资产的定价优势,主导了CER交易;而我国诸多CER项目参与方由于缺乏专业能力和交易经验,对碳市场的交易动态不掌握,承担了较大的开发与交易风险,在合作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十二五”规划刚要的引领下,为更好地完成建成小康社会的神圣使命,我国应把握好当前国际碳金融发展的态势,找准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突破口,建立起国家、金融机构和行业内部协调配合的碳金融市场,提升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二、中国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政府应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认清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紧迫性,尽快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
(1)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碳金融市场发展。我国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应构建一整套包含资格审查制度、运行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在内的碳金融市场法规制度,通过构建一套整体覆盖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有效约束碳金融市场的每一环节,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各方利益,确保我国碳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以积极的政策扶持鼓励碳金融市场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引导更多的企业投身低碳经济行列中。通过设立专项资金补贴碳金融发展项目,适当减免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税赋,提高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努力为碳金融市场参与方打通资金流动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畅通国内外资本进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通道。
2.金融机构应作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力军。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主要起引领作用,金融机构却能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作为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方,金融机构应在金融创新、中介服务、人才建设等方面大力投入。
(1)提升碳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学习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经验,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理财产品,加大对开发新能源、研发环保技术以及从事生态保护建设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以水电、風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发电为标的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努力为客户提供从项目融资到减排额二级市场交易的全流程金融服务。同时,大胆创新碳基金、碳证券、碳保险等衍生品,形成完整的碳金融产业体系。
(2)开展专业碳金融中介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广泛的渠道资源和客户资源,辅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比如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为他们提供包括项目评估、项目管理、政策咨询等在内的顾问和咨询服务等等。
(3)打造专业的碳金融人才队伍。金融机构应通过组建专业碳金融业务团队,引进国外的优秀碳金融人才和先进管理技术,逐步建立自身的碳金融服务研发力量。并辅以定期选派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为顾问等方式加强碳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碳金融人才培养与储备体系。
3.现有中小碳金融市场应做大做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型碳金融交易市场,现有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存在机制不健全、产品单一、影响力低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做大做强现有碳金融市场,早日形成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碳金融交易平台。
(1)构建全国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中国早先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碳排放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的交易所也在筹备中。目前,有关机构应尝试整合国内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平台和现有碳金融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性碳排放权集中交易平台,实现降低成本、增强效率、提升影响的目的。
(2)构建有创新活力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自身科研团队要善于捕捉碳金融市场的新商机,创造性地开展碳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加快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除了最基本的排放权远期和期货交易外,积极探索应收碳排放权货币化、碳排放权融资担保、碳排放权企业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以满足碳金融市场参与者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
(3)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碳金融业务既涉及传统金融的市场交易、国际贸易等方面内容,又涉及许多碳专业技术内容,面临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这需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组建专门针对低碳产业的金融研发力量,加强碳金融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的碳金融研发管理团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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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3
所谓碳金融, 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 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金融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取得了长足发展, 金融混合经营适时而出, 在这之中, 期货行业发展曲折, 基于以往我国期货市场的混乱发展局面, 使得人们将其定义为高杠杆、高风险、高回报行业, 近20年来, 期货行业加强了基础性制度建设, 健全了市场法制约束, 成为了服务于国民经济等重要的金融工具。但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 怎样才能满足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下我国期货企业的发展要求。
二、我国期货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
结合我国期货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 首先, 期货企业组织形式不合理。结合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我国目前共有177家期货公司, 其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模式, 有些组织结构并不合理, 呈现出大致趋同的现象, 不能真正意义上控制企业风险, 提高经营效率, 个立独行缺少监督, 对企业的发展进步造成了重大影响。
其次, 法人治理结构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综合来看, 所属证券公司的母公司掌握管理层成为了当前我国期货企业存在的主要形式, 使得货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及股东大会等在公司发展中所扮演的决策权成分不足, 具体如其发展方向制定服从证券公司, 管理层和治理层权利教集中, 协调公司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能力有效, 易发生领导层越权、舞弊等现象。
最后, 内部控制脱离经营, 不能满足现代业务发展需求。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下, 期货行业已被划分为现代服务业, 基于此, 准确定位、拓展业务及提高综合实力是期货企业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将公司经营与企业内部控制职能有效融合, 但一些企业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脱离了全面性重要性原则, 这势必会削弱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不利于其发展。
三、改善我国期货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1. 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选择企业组织形式
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 对于期货企业而言, 其组织形式不应当是单一的, 而是应结合期货企业的性质及经营范围等, 进行自己组织形式的调整, 一般情况下, 综合的组织形式为直线职能型, 除此之外, 期货企业也可以设计出自己的组织形式, 这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不同的发展时代, 不同的时代发展及市场环境中, 期货企业的组织形式都应党与其企业规模、企业文化以及经营目标等联系起来, 使得整个企业的发展更具凝聚力。
2.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当前的企业发展中, 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 这就决定了企业的具体决策需要集体表决来实施, 对应的各个管理层都要明细责任, 并将其落实到具体实践中, 在企业的发展决策中做好有立场的负责人这一角色。除此之外, 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下, 对于期货企业审计委员会人员的选择, 应当首选有会计背景的专家, 最后要做到独立出来内部审计, 而不是将其附属于财务部门, 使其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3. 有效融合内部控制与经营发展
结合当前的现状来看, 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下, 市场分工的多元化成为了期货企业发展的趋势, 新交易领域期货企业需新的服务模式。综合我国当前的发展来看, 我国在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了原油、银、国债等交易品种, 并拓展了外盘、夜盘等业务范围, 均向发达国家看齐, 为我国期货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期货企业的内部控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时期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 相应的期货企业的内部控制应是融合了经营与发展的, 而非单独的体系, 且每一个活动的环节都要强调风险, 并及时做好针对性的预算控制、运营风险测评等, 做到公司经营与内部控制的更好融合, 才能最大化其内部控制效果, 促进期货企业的更好发展。
4. 提高内部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加强监督控制
作为新时期的一个高风险行业, 期货行业经营发展中, 涉及到的内部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于企业管理而言, 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基于此, 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下, 期货企业应当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监控, 使得内部信息传递和沟通的制度得到健全, 在此基础上做到经营管理的历史留痕, 确保上传下达的准确性, 进而对风险事件的预先有效的掌握, 并依次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 有助于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 促进企业的快速进步。
5. 设立目标与风险评估体系
综合来看, 当前的期货公司的营业收入范围比较狭窄, 具体说来, 以手续费及佣金为主, 这就要求证监会需提升期货等衍生工具的经济调节作用, 使其收入范围得到有计划的扩展。在国际化发展的大环境下, 应当积极抵御国外热钱扰动我国经济等活动。另外, 也要促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学习, 让我国的期货公司熟悉国际的游戏规则, 借助自身的发展壮大, 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据某个品种的话语权。
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 依托金融混业经营环境, 我国的期货企业应当积极利用大好的发展形式和机遇, 从企业的内部控制抓起,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内部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并适时做好的相关的监督控制工作, 有效推动我国期货企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菲.吉林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 2012.
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4
(1.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2.中国人民银行 办公厅,北京 100875;3.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引言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两大重要特征:一是保障与改善民生,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培育和扶持碳金融市场,促进节能、减排、降耗,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究竟什么叫碳金融市场,其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何在?目前,国内外相关发展情况怎样,如何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本文将重点回答这些问题。
一、碳金融市场的含义与理论基础
碳市场、碳金融与碳金融市场是一组密切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碳市场,又称碳交易市场,包括配额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 和项目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s)两大类,前者以限额-交易为理论基础,后者以基准线—交易为原理。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框架,多种碳金融衍生品随之产生,比如碳排放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债券、基金等,理论和实践通常把低碳经济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称之为碳金融。
碳金融市场是碳市场与碳金融的结合。在概念上,碳市场包括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属于碳市场的一种,是进一步细化的碳市场,必须要有金融机构的参与,比如银行、基金或信托机构等,之所以称为碳金融市场,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产品本身具有金融属性,无论是碳排放指标,还是相关的衍生期货、期权产品;二是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成为市场交易主体,此外,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参与建立交易平台,比如碳排放交易所。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任何完整的市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买方、卖方和产品。碳金融市场亦不例外,碳金融市场上的产品主要是指碳排放指标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期货、期权合约。碳金融市场的卖方主要是那些拥有多余碳排放指标的企业或个人,这些企业或个人既包括实体生产性企业,也包括很多诸如碳基金或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一方面,石油公司、风电厂等单位由于积极研发应用节能减排技术,使得他们实际碳排放量远小于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进而,他们就会将通过自身努力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指标拿到市场上销售,成为碳金融市场上的卖方。另一方面,很多国际性碳基金或者银行会直接从上述实体类生产企业那里低价购买碳指标,然后适度囤积,以待碳价格高企时再卖出,从中实现套利,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机构实际上充当了投机者或中间做市商的角色。碳金融市场的买方包括三类:一类是自身减排困难的实体类生产企业,比如火电厂或大型化工厂,可能由于其自身技术水平有限、资本高度密集,减排成本很高,使得这些企业的实际碳排放指标超过政府分配的限额,超出部分就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第二类是希望囤积碳指标、以贱卖贵卖方式实现套利的金融机构;最后一类主要是指那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于碳排放指标只买不卖,当然,这一类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纯粹做环保类慈善事业,主观上没有任何谋利的动机。还有的是则希望以此为噱头,为企业和品牌营销,赚取无形资产。
追溯碳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回答为何碳排放指标能够成为一种产品,其次还要论证为何这种产品能够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碳排放指标能够成为产品,是因为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国家层面,为了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都必须要削减碳排放量,进而就必然涉及在既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分配碳排放指标问题,碳排放指标因此便具有了稀缺性和成为产品的可能。至于是否可交易,则取决于相关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实际上,碳排放指标成为产品与气候问题息息相关: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成立了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问题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焦点,IPCC每隔5年左右发布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自1990年至今,已经发布了4次,第5次评估报告预计与2012年发布,其目的是动态跟踪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可能发生的影响,引起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问题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6月4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缔约国要严格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所需增加的费用,并促进相关技术转让。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全球第一次以公约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各国在承担气候减排方面的义务。此后,荷兰、英国、丹麦等国家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削减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欧洲排放交易计划(EU-ETS)也成为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指标交易平台,激活了《京都议定书》下、关于削减碳排放的灵活机制——排放权交易(ET)、联合执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碳的金融化趋势日渐明显。
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削减碳排放的途径:政府直接管制、污染者付费(又叫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但无论是通过政府直接管制,还是征收碳税让污染者自行付费,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处理大量微观市场信息,增加了政府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而且还可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碳排放权交易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为世界多国采用。在经济学理论中,纯粹的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配置通常是有效的,但在更多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外部性,后者导致市场失灵,传统经济学家对这类外部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便奠定了碳排放交易的理论支撑,英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污染的外部性问题①,他提出并区分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并将二者的差额称之为外部成本或说外部性。为了最优配置经济资源,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他建议国家征收环境税或实施财政补贴;20世纪中后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与庇古迥异的政策理念: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化,政府不需要再对市场进行干预,单纯依靠市场交易就可有效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只要明确界定涉及外部效应的商品的产权(在污染的问题中,这种商品就是环境)——无论谁拥有了产权——行为人都能从其初始禀赋出发,通过交易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科斯的产权理论,他认为,环境资源是一种商品,政府是其所有者,可咨询或委托专家将环境污染物分割成一些标准单位即排污权,污染者必须出钱购买这种权力,纯粹市场机制下的供求均衡点便实现了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
二、碳金融市场的国际经验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几乎都有大量金融机构的参与,从这个意义而言,国际碳市场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并无本质区别。碳金融市场的国际经验,主要包括国际碳市场的交易内容或产品、参与主体、场所、机制、成交量及价格等。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产品包括碳排放指标以及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是一些期货、期权合约,比如碳金融工具(CFI)。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图1给出了三类参与主体的具体构成情况。
如图1所示,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因节能技术先进而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以及旨在从中套利的金融机构。需求方也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自愿性减排市场的买方,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里那些签署了自愿减排协议的会员企业、参与澳洲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量计划的电力零售商及大型电力用户、参加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联合减排倡议的东北部十州;第二类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责任的政府;第三类是中介机构,他们一般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国际第三方核准的温室气体减排单位(CERS),然后在交易所售出,从而实现套利。
迄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成立了有关碳排放指标的交易所,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中国的京津沪及国内很多城市都成立的排放权交易所,等等。此外,澳洲与加拿大联邦体系,加拿大亚伯达省气候变化与排放管理法案,韩国、纽西兰及瑞士排放交易制度,均开始规划或实施。其中较为知名的两家交易所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2003年,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法规,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对其15个成员国国内各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限额,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全球性的排放交易体。欧盟成员国政府允许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内的成员从2005年起可使用CDM项目和JI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核证减排量(CERs)来抵消其排放量。在该体系下,各成员国政府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初始指标通过实施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 Allocation Plan,NAP),分配给体系管制下的企业②,近乎95%的GHG减排量配额是由各国政府免费发放。为了促进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与《京都议定书》的对接,欧盟于2004年通过了“连接指令(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具体包括2005年1月1日起与CDM对接,2008年1月1日起与JI对接。迄今,欧盟的排放贸易体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贸易机制。成立于2003年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CCX开展的业务范围覆盖所有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的排放注册、减排和贸易,自2003年12月12日开始进行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和抵消项目的电子交易。2006年,CCX制定了《芝加哥协定》③,详细规定了CCX的目标、包含气体、时间安排、覆盖范围、投资回收期限和相关银行等内容,此外还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注册、监测程序、交易方案等内容。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涉及市场结构问题,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一是依据碳减排的强制性程度,分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减排交易机制:前者是以行政命令设置碳排放指标上限,各排放主体通过市场交易的手段调剂指标为主的交易行为,实行这种交易机制的国际碳金融市场通常被称作京都市场,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后者则是以法律法规约束下各主体自愿承诺削减碳排放并进行相关指标交易的行为,实行这种交易机制的国际碳金融市场通常被称作非京都市场,即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二是按照交易产品的不同又可分为配额交易机制和项目交易机制。国际碳金融市场上通常有两种碳排放权指标,一种是排放配额,一种是经核准的削减排放量,专门交易由政府或其他管理者确立、分配或拍卖的排放配额的市场称之为配额市场,如京都市场中《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的数量单位”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下的“欧盟排放配额”、非京都市场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市场的“环境信用”等。交易基于项目的减量单位的国际碳金融市场被称作项目市场,是指交易从经核实减排的项目中产生的排放信用的市场,如京都市场中《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通过减排项目分别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URs)等;此外,按照交易区域空间范围还可以把国际碳金融市场分为多国区域合作市场、国家级市场和国内区域市场。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呈前高后低态势,图2给出了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碳金融工具(Carbon Financial Instruments,CFI)的单位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于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官方网站发布的“CFI closing prices historical”,原始数据是自2003年12月12日至2011年1月31日,本文对其进行月度平均处理,以每个月所有工作日的算术平均价格作为该月碳金融产品价格。
如图2所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上的碳金融工具合约基准单位价格走势是前高后低,2003年12月,碳金融工具单位价格为0.98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004年10月份首次突破1美元,每吨二氧化碳指标的价格达到1.3美元。2005年7月,碳价格继续走高,超过2美元,为2.24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008年5月,碳金融工具的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位,即6.81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并引起了世界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经济不景气引致能源消费量骤降,碳排放量随之下降,碳价格进而一路走低,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间,碳金融工具的价格稳定保持在0.05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的历史最低水平上。
即便如此,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仍然持续增加,表1、表2分别给出了2004—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情况。
从表1和表2可以发现,2004—2009年的6年时间里,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都持续增加。2004—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分别为1.23亿吨、7.1亿吨、17.45亿吨、29.83亿吨、48.36亿吨、86.99亿吨的CO2当量;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分别为7.48亿美元、108.64亿美元、312.35亿美元、640.34亿美元、1 350.66亿美元、1 437.36亿美元。从以上两组数字中可以发现:近年来,正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碳价格迅速下降,使得国际碳金融市场上交易额的增幅远远小于交易量的增幅。比如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为86.99亿吨CO2当量,较之2008年的48.36亿吨,同比增长79.88%,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为1 437.36亿美元,仅同比增长6.42%。
三、碳金融市场的中国实践及对策思考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如火如荼,中国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碳金融市场的中国实践,就是主要介绍中国在培育和建设碳金融市场过程中的成效和不足。中国碳金融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削减碳排放、低碳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为了积极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于2007年6月正式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承诺,2020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水平降低40%~45%的目标,并把它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予以充分考虑。“十二五”规划纲要多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各级政府已经并将继续贯彻落实节能、减排、降耗的各项政策,社会各界也在尽其所能宣传和践行低碳环保的理念。
表1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2004—2009年) 单位:百万吨CO2
表2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2004—2009年) 单位:百万美元
2.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环境交易所,搭建了市场主体开展碳交易的平台,积极开发包括碳金融产品在内的多种产品和服务。2008年京、津、沪三地先后成立了环境交易所,这是国内地方自发探索通过开展排放权交易支持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北京环境交易所已经成为开展包括CO2在内的、不同环境产品交易的平台,其当前业务包括:发展熊猫标准、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开发国内温室气体补偿产品,协助开展CDM项目交易、依托中国碳中和联盟以及由其会员单位投资规模为5亿元~10亿元人民币的VER碳基金培育和发展自愿性减排(VER)市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中国首家开展环境金融产品的综合性环境交易所,其核心业务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相似。此外,还通过积极开展主要是供热企业间的能耗强度指标交易,致力于提高能效,2010年2月完成了首个此项交易。试点过后,该项业务有望延伸到所有的公共、商业和生活建筑及其热力供应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致力于开展环境和能源领域的资产、信用、知识产权等交易,它正探索一个与CDM需求相关的、新的市场机制,希望以此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以及增强在CER上的定价权。
3.国内很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碳金融业务,并且制定、实施了多项与削减碳排放密切相关的绿色金融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包括投资或贷款给低碳环保项目、作为合伙人投资设立碳交易所、作为碳交易所的流动性会员从事做市和套利交易,等等。国内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主要集中在与低碳相关的资本市场上,有绿色信贷、绿色风险投资、生态投资基金、环境金融工具、环境保险、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与信息披露等,其中主要是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2008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环保总局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企业的环保行为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五级。环保好的企业在融资上将更加方便,而环保差的企业将受到限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工商银行对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项目贷款为1 149亿元,对新能源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1 029亿元。农业银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为2 090亿元,比年初增加534亿元,其中,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为1 345亿元,水利、环境管理贷款为406亿元。中国银行的绿色信贷及低碳金融业务贷款金额为1 661亿元,较年初增加483亿元,其中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为1 156亿元。建设银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为2 270亿元,比年初增加360亿元,其中支持清洁能源的贷款为1 130亿元。此外,兴业银行北京分行成立国内首家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专注于能效金融、环境金融和低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于2008年2月18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继绿色信贷之后的第二项绿色金融政策——绿色保险,该意见规定企业就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风险可在保险机构投保,两年多的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从而引导资金流入绿色产业,达到对公司进行绿色低碳改造的目的。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证券的绿色化④。
4.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碳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中CDM项目交易的最大供应方。中国一直是全球CDM机制下碳信用的主要供给者,截至2010年3月31日,已有2 121个CDM项目获准登记,已签发CERS总量3.97亿吨,中国的项目获准签发的CERS占了整个CDM市场的近50%。
即便如此,中国并未形成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仍处于萌芽阶段。现阶段中国的碳金融市场至少还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缺少买方客户以及成熟、合适的产品种类,“有场无市”。通常来讲,对于某种产品和服务,买方与卖方都存在交易的需求,这种市场自然而言就会发展与繁荣起来,但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并非如此,由于2007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概念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很多国内机构或是出于炒作概念、或是出于担忧别人占先,大多采取了先成立交易所然后再去探索开发产品的战略,但是交易所成立以后,才发现很难推出合适的碳产品,只能先期开展类似环保设备、技术、知识产权、二氧化硫、水污染物(COD等)产品以及关于节能环保和提高能效产品的咨询服务。迄今,北京、上海、天津交易所推出的碳交易产品主要局限于CDM项目以及自愿减排(VER),成交量很小而且市场极不活跃,凸显为供给方很多,但是需求方很少。二是中介场所太多,地区分割严重,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2008年京、沪、津三地先后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此后多个地方政府着手组建相关交易所,比如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等地均已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还有很多省份正在筹建碳交易平台。表面上看,交易所数量增多利于彼此间展开竞争,提高效率,但在国家相关政策法律仍不完善的条件下,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筹建交易所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成熟的国际碳金融市场往往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碳金融市场。
针对目前中国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国务院尽快组织相关部门,比如由发改委牵头将政府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40%~45%目标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标分解到各个省级政府,严格监督,增加奖惩的力度和强度,并允许省际之间进行碳排放指标交易。省级政府再研究辖区范围内的初始指标分配问题,比如究竟是按重点行业分配还是按市县分配。对初始基准碳排放指标是免费分配还是收费。这样做,就会使得配额性碳排放指标具有了稀缺性和流动性,这种碳金融产品渐趋成熟,更重要的是,那些减排成本高、完成目标有实际困难的政府、企业自然就成为碳金融市场上的买方,很多金融机构也会更乐于从中做市,进一步活跃碳金融市场。二是各级环保部门积极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完善对碳排放指标的检测、审核、认证体系,确保碳金融市场上交易产品和服务的科学性。实际上,国内碳金融市场缺少买方,其原因除了我国当前没有强制性碳减排的顶层政策设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碳减排指标的测量、审核、认证体系不成熟,信用评估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以来,就给国内碳交易尤其是自愿性减排(VER)交易留下了很多造假的空间。三是政府适当介入、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目前各地已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环境交易所过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既不利于全国形成统一的交易标准,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对接,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省市级交易所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量,难以提高交易效率。中国只有上海与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同样中国碳金融市场也可以按照此种思路,尽量减少国内碳交易场所的数量,避免过度竞争并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国内统一的碳市场,组建成两家、最好是一家全国性碳交易平台,至于具体的组建方式,比如是否可考虑由现有交易所合资或合作、政府监管。
注释:
①庇古著,金摘译:《福利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②这些企业的排放量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6%。
③引自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官方网站,[DB/OL].Http://www.chicagoclimateexchange.com/about/pdf/Chicago Accord_050623.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 年 3 月 24 日。
④林永生,罗拓:《经济发展新探索——以绿色经济促生态文明》,刊载于李晓西、胡必亮等著《中国经济新转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
[1]丁玉梅,刘应元.发展碳金融、促进低碳经济[J].武汉金融,2010,(12).
[2]罗卫东.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Till Requate.Dynamic incentives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a survey.Ecological Economics,2005,(8):175-195.
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5
关键词:林业碳汇,二氧化碳,经济,环境
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在近些年出现了过量排放, 这导致全球气候出现了灾害频发、极端天气增多等问题。国际上提出了加强森林绿化工作, 吸收和固定大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 并且为每个国家制定了减排二氧化碳和提高森林绿化的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 林业碳汇这一观念就被提出。我国林业资源丰富, 林地面积大, 可以充分利用林业碳汇这一理念, 借用国际上的力量来实现林业的发展。林业部门应该科学认知林业碳汇的生态、经济价值, 加大对林业碳汇的重视与倾斜, 形成对林业碳汇发展的有效预期, 达到对林业碳汇这一政策的全面利用, 实现林业创新和发展的时代目标。
1 林业碳汇的定义
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正在逐步增加, 二氧化碳对于整个地球的气候有增温的作用, 这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灾难, 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 国际已经开始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政策方面的制定, 经过研究发现森林是固定和吸纳二氧化碳的主要生态系统, 如果可以加大森林的覆盖面积则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 实现二氧化碳的固定作用。因此, 国际上在为每个国家制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的同时, 又制定了森林的增殖目标。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同、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同, 这就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增殖量的相互交换带来了可能。林业碳汇这一名词主要借鉴于外汇, 其主旨就是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增殖量之间做到相互交易, 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高, 而森林增殖量却较低, 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低, 而森林增殖量潜力巨大, 所以, 国际上开始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增殖量的交易, 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增殖量的市场, 我们将这一交易的主要目标物称之为林业碳汇。
2 林业碳汇的重要价值
2.1 林业碳汇的经济价值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林业碳汇的交易场所, 每年的交易额度在100亿美元左右, 交易所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林业碳汇的交易实现购买林业碳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正常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保证。同时, 可以通过林业碳汇的交易使输出林业碳汇的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这样就可以使双方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2.2 林业碳汇的环境价值
林业碳汇的交易表面上看是发达地区利用不发达地区林业碳汇优势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交易过程。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林业碳汇的输出国家一般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输出林业碳汇可以取得宝贵的资金, 而且还可以获得林业建设和发展的机遇, 使已经破坏的森林资源得到恢复, 让逐步恶化的环境得到治理, 从整个地球这一大的生态系统来看, 林业碳汇交易的环境价值不言而喻。
3 我国林业碳汇的现状
3.1 碳汇计量体系的建立
目前国内在森林碳汇计量方面主要使用的方法为蓄积量法、生物量法和基于蓄积量法、生物量法的生物清单法。但是还需要开发出新的方法以便建立更为科学而准确的碳汇计量体系。
3.2 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展
我国已经积极展开了与林业碳汇项目相关的工作, 及时启动了广西、四川、云南和内蒙等地的林业碳汇试点项目, 为熟悉林业碳汇项目实施的有关规则积累经验。
4 林业碳汇发展的展望
我国政府提出力争在202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2005年的50%的目标, 这为林业工作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 如何利用林业碳汇这一手段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该在现实的林业工作中加强林业碳汇方面的研究, 找到林业碳汇的规律, 形成更为系统而科学的措施, 一方面要提高林业碳汇, 另一方面要控制林业碳汇消耗, 实现林业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当前应该在林业碳汇的发展方向上下功夫, 制定出向林业碳汇研究倾斜的政策, 加速林业碳汇研究的发展。还要建立有关林业碳汇的保证体系, 为林业碳汇发展提供组织与制度的支持。此外, 要加速林业碳汇人才的培养, 将人才推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市场, 丰富他们的阅历, 提高他们的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林业碳汇工作。
5 结语
林业碳汇对于林业来讲是一个新的理念, 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林业从业人员应该重视林业碳汇这一观念给自身带来的发展契机, 从深层次认知林业碳汇概念的角度出发, 将林业工作的总体转向开发林业碳汇价值的方向上, 形成有效提高林业碳汇储量, 科学研究林业碳汇工作的体系, 在把握林业碳汇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对林业碳汇发展性的研究和开发机制, 更加紧密地结合我国林业的实际, 使林业碳汇为林业的振兴提供新的动力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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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金融发展策略浅析 篇6
一、碳金融、碳金融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与范畴
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 正在进入到生态与科技、自然与工业化融为一体的低碳化时代,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战略。碳金融是碳交易过程中的金融创新, 提供了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助力低碳经济发展。这些金融支持在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1. 碳金融的概念与内涵
碳金融的狭义内涵就是碳融资或碳物质买卖, 即碳交易。碳金融的广义内涵泛指所有与控制温室气体 (主要是二氧化碳) 排放及转移碳交易风险有关的金融交易活动和各种金融制度安排, 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相关的碳指标交易、投资或投机活动;低碳项目开发的银行贷款和直接投融资活动;其他的担保、咨询服务等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两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碳金融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各种国际环境气候大会的助推。
碳金融的形成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 签订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抵御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危害的国际公约, 目的是要全球各国共同投入到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中。各缔约国经过谈判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1997年) , 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约定的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法律原则, 于2005年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合作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 , 促使碳金融在各成员国之间快速发展起来。碳金融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金融创新机制。碳金融作为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蕴含着巨大商机, 其市场规模在国际上迅速扩大。
碳金融的迅猛发展为低碳市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 让低碳经济发展效率大幅提高。目前碳金融主要包括基于碳项目和基于碳配额的相关金融活动。碳金融及其相关体系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市场化解决方式, 是在碳约束型低碳社会中运用市场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实现碳排放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碳金融的理论意义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基础作用, 优化环境资源配置, 完善相关投融资体制。碳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降低污染成本, 得到碳排放量额度, 增加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碳金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竞争的新领域。
2. 碳金融市场的范畴
为积极配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和号召, 发达国家开始通过环境治理和企业管理来控制和制约国内的碳排放情况。同时发达国家还要履行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碳排放治理的国家责任和国际义务, 这些活动都需要对碳使用量和排放量进行交易, 由此形成了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是指通过建立相关的碳市场机制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交易, 将碳排放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衡, 确保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通过交易平台实现对市场调节的合理补充, 并以此为核心开展各种碳交易相关的金融活动。
碳金融市场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有价商品进行交易, 即碳排放权及衍生品是碳金融市场的主要交易对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金融交易活动构成了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市场有两类, 以碳排放权来源为标准的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 相对比较分散;以交易特征为标准的基于项目的碳金融市场, 相对比较集中。当前, 国际社会对改善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达成空前一致, 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额不断增长, 碳金融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健全的市场体系、产品创新、定价机制、风险文化和制度安排对碳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3.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碳金融体系的核心是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碳减排手段, 碳排放权交易始于《京都议定书》 (1997年) 。作为一套复杂的制度体系, 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涉及到碳排放权的设定、分配、存储与管理等环节, 其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特征。这一制度首先通过对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来界定碳排放额的产权, 即由政府确定企业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或标准;同时建立交易平台让企业对所拥有的和所需要的碳排放量进行自由的金融交易, 即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和价格机制的功能, 让温室气体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减少环境破坏, 降低治污成本。碳排放权的内涵是对环境容量资源的限量使用权;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发挥市场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碳排放权交易的核心是碳排放额度及其相关衍生品的买卖。
二、西方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情况及可借鉴性分析
1. 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的特点
首先, 建立了完备的碳金融制度安排和碳金融交易活动机制。发达国家走的是市场驱动型的碳金融发展之路, 通过构建高效的制度框架引导市场发挥作用, 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市场的公平公正。西方发达国家的碳金融体系包括健全有效的法规、制度及平稳运行的交易市场, 对于市场参与主体和中介有明确制度约束。其次, 具备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球交易平台。西方国家碳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交较高, 市场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丰富, 为低碳经济发展筹集到大量资本。碳金融的参与者包括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 这些参与者在政府构建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下自由进行碳金融交易, 从自身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到碳金融市场中。最后, 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机构积极投身到碳金融带来的巨大商机中, 推出很多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品。其完善的市场机制吸引了广泛的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参与到低碳发展中, 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竞争的新领域。商业银行在促进低碳项目建设、碳排放治理和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同时银行自身也从碳金融市场中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增强了竞争力。
2. 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的有效工具
低碳经济的概念始于英国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西方国家的低碳经济转型与发展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作为低碳经济发展重要创新的碳金融发展也在全球保持着高度的活跃性和全面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项环保经济工具, 是西方发达国家碳金融得以迅猛发展的制度驱动。为了在盟内推动节能减排, 探索气候日益变暖问题的解决之道, 欧盟在2005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排放权交易机制 (ES ETS) ,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全球最成熟、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七成以上。欧盟借此有效的调节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并降低了治理污染的成本, 用事实证明了ES ETS是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力的机制创新。在碳交易的基础上, 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又相继开发了各种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产品, 如碳保险、碳基金、碳融资, 以及现货、期货、期权以及掉期等碳交易衍生产品, 碳金融市场体系逐渐成熟, 日益壮大, 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及相关金融工具衍生出的金融资产交易额在迅速扩大, 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国际碳市场为全球金融组织提供了巨大的全新的发展机遇。
3. 值得中国借鉴的碳金融发展之道
当今世界, 绿色已是主旋律, 减排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也将绿色发展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制度移植和借鉴是新制度建立及发展的重要方式, 中国发展碳金融也需要广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为我所用。通过对比分析, 经验借鉴来提高中国碳金融发展的水平, 挖掘发展的潜力。首先, 要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政策框架、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机制体制来驱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正是因为欧洲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政治手段为先导, 才有了后来碳排放权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的成功。其次, 要加快中国碳金融市场建设步伐, 尽快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丰富融资工具, 打造世界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掌握碳交易价格的话语权。碳金融的核心是通过发挥碳交易市场优化碳资源配置的作用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及筹集资金推动低碳经济转型;碳交易离不开各种低碳相关的金融产品;碳金融产品种类及功效依赖于开发其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参与热情及对绿色信贷的投入规模需要有政策的支持和潜在商业利润的驱使, 这一些列的环节, 构成了碳金融发展的完整链条, 缺一不可。第三, 推进碳金融的国际合作, 继续在G20框架下推动全球形成发展绿色金融的共识, 引导国际资金投入到中国的碳金融发展中, 建立碳债券、碳股票等绿色碳金融资产, 设立合资的碳基金, 共享环境信息, 丰富碳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的内容。
三、中国碳金融发展的路径与策略选择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 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从政治和政策上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中国迎来了碳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
1. 中国碳金融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 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 是最具有潜力的减排市场。国际碳金融市场体系及其机制日趋完善, 全球碳金融交易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 中国的碳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首先, 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三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 (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先后成立, 但距离金融性质的碳交易尚存差距, 中国碳金融市场建设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卖家之一, 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国际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削弱了碳交易的话语权。其次, 中国在发展碳金融的配套扶持政策方面还缺少详细的规划和具体的政策支持。风险补偿、担保机制和税收减免等综合性配套政策的缺乏, 削弱了银行在绿色信贷、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开发等方面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信贷和各种融资支持不利的情况下, 财政政策在低碳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也没有被充分的发挥。第三, 关于发展碳金融, 走低碳发展道路的法律规范及实施细则尚不成熟, 没有构成一个完善的发展低碳金融的法律环境, 由此也容易引发碳交易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2. 中国碳金融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巴黎协定》在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一历史性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已经被开启。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第二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之下, 中国提出了四个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0%~65%;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占比要提高到20%左右;到2030年左右,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 并力争早日达到峰值;增加深林蓄积量和碳汇, 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要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中国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力争尽早达到峰值, 2016年10月27日国务院重磅发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对发展目标、路径、政策支持等作出详细规定, 并提出要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及有关事实细致, 启动运行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强化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基础支撑能力, 完善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并明确提出将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资金投入,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碳金融在中国将开启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 碳金融市场的兴盛繁荣指日可待, 银行业也将通过开展碳金融业务推动经营战略转型,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国碳金融发展的对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中国的碳金融发展将对世界能源革命和环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应积极探索支持低碳经济转型的碳金融发展模式。首先, 要加大政策扶植力度, 出台实施细则, 促进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碳金融市场的繁荣, 打造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产业链条, 形成高效的碳金融发展体系。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先进的碳金融产品供给, 中国应通过政策的激励引导, 改变碳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的现状, 尽快开发新型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 如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碳掉期交易以及碳证券等。同时, 碳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银行的绿色信贷支持, 当前商业银行提供的绿色信贷在全部信贷规模中占比还很小, 应继续加大投入规模。其次, 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碳交易平台, 综合信息资源, 拓展交易领域, 统一行业规范, 构建标准的交易制度和规则, 强有力的价格调控机制, 形成完善碳交易市场体系, 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效率、依法合规、规模合理的国际化碳交易市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碳交易额最高可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产业链中的企业将直接受益。2017年将是中国碳交易市场大发展的元年, 中国碳市场进入新纪元, 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开始, 逐步建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尽早实现碳交易从现货交易逐渐扩展到碳期货、期权等各种碳衍生品, 快速扩大市场空间, 全面发展国际碳排放权市场之间的合作。第三, 防范碳金融风险, 加强碳金融综合监管。中国碳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碳金融产品的创新, 让碳金融风险日益增加。国际上关于碳金融风险的监管也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和体系, 中国在大力发展碳金融的同时必须要高度关注风险防范, 规避碳金融风险, 探索碳金融风险监控机制、控制机制、应对机制等风险管控措施, 尽快建立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监管模式。第四, 加强精通碳金融发展的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碳交易市场、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绿色信贷等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国际准则和行业规范等都有极强的专业性, 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和各领域的前沿, 发展碳金融必须要有专业的团队、专家级的队伍和人才发展激励机制作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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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7
《京都议定书》表明我国在2012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 我国的碳交易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和发达国家合作, 即依托清洁发展机制 (CDM) 产生的交易, 具体说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我国合作, 在我国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 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承诺。我国目前的碳排放压力相对较小, 但我国作为一个用碳大国, 早晚要承担相应减排额, 建立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势在必行。本文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碳金融体系,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碳金融市场建立的理论基础
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指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 统筹安排当前和未来发展, 既满足现阶段人们的需要, 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是要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来实现发展, 不能破坏生态、耗竭能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要求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环境, 当今环境问题中, 温室气候问题最为突出, 因此, 节能减排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 外部性理论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指排除在市场作用机制之外, 未反映到产品价格中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是一种公共资源, 没有进入市场, 具有外部性, 为使其外部性内部化, 要以市场交换方式实现其价值。碳交易市场是有关碳排放的市场, 这就确定了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价值, 使其成为非公共物品, 成为一种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
3. 期货市场理论
期货交易是指期货交易人依法在期货交易所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同的方式买卖实物期货、金融期货或期货选择权的交易。期货市场交易的是标准的期货合约, 这种合约都是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的。期货市场有发现价格、套期保值、回避风险、进行金融投资的作用。
三、中国特色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1. 建立中国特色的碳金融法律体系
在起步阶段, 我国可借鉴国外已有经验, 结合自身特点, 制定中国特色的碳金融法律体系。法规应明确规定排放许可分配原则、方式、超量排放的惩罚措施, 为碳交易提供法律依据。法规还要进行总量控制, 控制一定时段内一定区域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 只有控制了碳排放空间的使用上限, 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经济物品, 碳排放权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2. 建立碳排放的现货交易市场
在发展阶段, 要以现货交易为主, 双方共同协商签订的协议, 交货时间、地点、价格等都由签约双方议定、排放额度有节余和不够用的企业均可以通过交易中介联系, 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达成买卖的意向, 实现交易。主要的交易对象是: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亚氮 (N2O) 、氢氟碳化物 (HFCs) 、全氟化碳 (PFCs) 、六氟化硫 (SF6) 。另外,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在CDM市场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因此, 我国可以大力发展创新CDM项目, 在现货市场上大量交易CDM项目中经核准的CO2减排量 (CERs) 。
在国内交易市场上, 交易主体是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个人和组织, 国家可以根据欧盟的经验, 对各省设置排放上限, 各省再将具体额度按规定下发给企业, 企业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额度上限, 可以进行省间交易。在国际交易市场上, 交易主体是国内国外进行CDM项目交易的相关企业, 缔约方国家相关机构和公司等, 国家可以根据现货市场CERs的供需定价, 初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交易。
3. 建立碳排放的期权期货交易市场
在完善阶段, 我国应该现货交易的基础上, 借鉴欧洲气候交易所的经验, 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期权期货交易市场。首先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期权期货合约作为交易对象, 其次, 建立完善的交易和结算机制, 包括市场参与主体、价格形成制度等。再次, 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包括行之有效的价格波动限额与头寸限额制度、强制平仓制度、风险警示制度等机制, 最大限度地抑制非正常投机活动对市场稳定性的破坏, 发挥期货市场的积极作用。最后, 建立证监会、期货业协会和碳期货交易所三级监管机制,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四、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议
1. 学习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经验
我国碳金融必须走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 但发达国家在碳金融领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发达国家先后成立碳交易中心, 有利于聚集与碳交易有关的信息、技术和资金, 构建一、二级市场, 保证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提高社会资金参与性。发达国家的参与机构广泛, 金融服务功能齐全, 产品多, 先后推出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和中间业务产品, 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2. 加强金融创新, 服务碳金融市场
银行等碳金融主体要善于捕捉越来越多的低碳经济机会, 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还应在制度层面上构建发展环境金融的激励机制,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 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金融产品的发展。政府应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增加促进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提供更多的交易对象和方式, 拓展交易的范围。
3. 加强国际交流
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 在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努力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 呼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框架的制定中听取不同国家组织的意见。我国还应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作科学的引导。
摘要:本文在国外的碳金融体系建立经验的基础上, 旨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文章首先提出了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的理论基础, 接着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 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碳金融,市场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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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8
一、碳金融的产生及涵义
当前, 学术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越来越高, 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在这一过程中, 必然要求作为现代经济调节和配置的核心的金融加入之中, 并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开拓性地引入到金融学中, 并使学术界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的是以马赛尔·杰肯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学家。20世纪末期, 出现了环境金融这一概念。环境金融的一个重要分支———碳金融, 其作为一种新型金融运作模型的只要作用是规制碳排放。确切地说, 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
目前, 学术界贵碳金融涵义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大体来看, 有以下几种: (1) 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1]。 (2) 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分支, 主要指创造基于市场的、用来完成环境目标和转移环境风险的金融工具[2]。 (3) 所谓碳金融, 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 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买卖, 亦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3]。 (4) 所谓碳金融, 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开发项目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4]。 (5) 碳金融是指与碳特别是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 也可以叫做“碳融资”, 主要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融资和碳指标交易等[5]。
由上述几种定义可以看出, 碳金融泛指与限制碳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
二、中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之一, 对碳金融的认识较晚。2007年以来, 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等监管部门, 先后出台了节能减排的总过方案, 加强节能环保领域的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并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服务, 如针对节能减排的绿色信贷服务指南等。
目前, 国际市场上, 中国的碳交易主要是在CMD框架下进行, 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CMD交易份额已经成为全球最多的卖家, 同时也是CMD项目的主要开发者, 其涉及的交易内容包括CMD项目开发及减少碳排量的CERS交易。此外, 国内关于碳金融的金融活动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领域, 所谓绿色信贷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对绿色经济给予扶持, 而对污染经济给予贷款额度限制等政策手段的信贷方式。2007年7月, 国家环保总局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全面进入到中国减排领域[6]。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中国碳金融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碳金融发展迟缓, 业务模式较为单一, 这与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潜力严重不符, 造成这一现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一) 碳金融的重视度不够
2012年前, 中国不需要承担碳排量的减排义务, 且在中国, 碳金融尚属新生事物, 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对其还不够重视, 对碳金融的作用还没意识到。国内大多数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发展空间不看好, 对其运作模式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认识水平较低, 国内只有部分商业银行开展了碳金融业务, 其他金融机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
(二) 碳金融的交易程序复杂
碳金融不但具有经济效益, 而且具有社会效益, 由于经济利益涉及国内减排单位和国外购买企业, 社会效益中涉及政府部门和环保企业, 因此, 在协调多方利益的前提下的碳金融交易程序就比一般的项目交易复杂的多。同时, 金融机构开展的碳金融业务主要针对的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这使得环保风险评价程序变得复杂, 项目审查的难度和交易成本增加了。以CMD项目为例, 项目的开展需要经历项目设计、项目审定。项目实施等步骤, 这一开发程序的过程复杂且交易规则严格, 故而项目开发和执行不是专业机构难以实现。
(三) 碳金融面临的风险较多
碳金融除了面临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外, 还面临政府所带来的政策延续性风险, 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2009年, 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的失望落幕, 使得《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将于2012年结束, 因此, 碳金融的发展将面临最大的政策延续性风险, 当前的各种政策制度, 在2012年后是否延续具有不确定性, 这使得碳金融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此外, 中国低碳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完善, 生产技术也不成熟,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严重, 这给碳金融的发展带来可持续发展风险[7]。
(四) 碳金融的配套政策不完善
碳金融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涉及诸多领域和部门, 其发展需要政府、环保及监管部门等的大力扶持, 并出台各项配套政策, 然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碳金融的相关政策不完善, 无法起到支持作用。例如, 2007年7月,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是中国目前与碳金融发展有关的主要政策法规, 但是其环境风向评价指标等政策, 缺少具体的指导政策, 可操作性不强。此外, 中国的宏观政策对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发展的引导作用有限, 国内还没有形成对这些项目支持的政府投入机制。
三、中国碳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作为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 需要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才能实现中国碳金融的健康发展。
(一) 政府部门:加强碳金融的宏观政策引导
碳金融发展的特点是政策性强、参与度高以及涉及面广, 不但要在碳金融认知程度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开展碳金融业务, 而且要加强企业对碳金融需求的培育, 因此, 发展碳金融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 政府应根据国际通行的环保标准, 建立统一的碳金融交易规则,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符合中国特点的碳金融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价标准。同时, 在有关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订过程中, 中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其中, 以期在国际碳交易过程中, 中国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有所提高, 为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其次, 政府应将碳金融的发展纳入到低碳经济的整体规划中, 制订专门的扶持政策。例如, 可以对碳金融业务提供税收优惠, 碳金融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扩大和贷款本金要求降低等。此外, 在进行国际碳交易时, 中国政府应抓住机遇, 鼓励人民币结算, 以提高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二) 金融机构:加快碳金融产品的创新
碳金融的发展不仅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还要有政府部门的各项配套政策相扶持, 更需要金融机构树立服务低碳经济的新理念的深入人心, 只要金融机头碳金融产品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才能使低碳经济中的各个行业均能受益, 因此, 金融机构碳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利于中国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先, 就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领域来讲, 中国金融机构应拓宽绿色信贷领域, 同时针对绿色信贷缺乏抵押品的问题, 进行抵押品创新;其次, 在现有时间的基础上, 为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环保企业发行碳基金产品, 这不但为客户提供了投资机会, 同时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最后, 由于碳交易的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 中国保险机构应开展碳交易保险, 并不断丰富碳交易保险的品种和范围, 以达到转嫁项目风险的目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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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研究 篇9
关键词 金融发展;碳排放;中国
中图分类号 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8-002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04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世界许多国家达成共识,制定并执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为了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必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减少碳排放,因而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决策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碳减排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试图从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两项指标入手,在P-VAR框架下,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影响过程,为国家实施碳减排的金融支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
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两个方面。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看是否呈倒U型曲线关系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 的讨论尤为激烈,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工作目标是以最小的经济转型成本实现碳减排。
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方式、人口态势、消费模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1-5],未发现关于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理论上早有论述[6],Hicks指出金融创新是引发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而非技术创新[7]。金融体系通过克服信息偏在和分散流动性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将资本配置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项目上[8-10]。Frankel和Romer[11]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发达的金融市场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刺激投资接收国的经济增长。Frankel和Rose[12]将金融发展称为在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利于现代环境技术的导管。发达的金融部门可以降低借贷成本,促进在能源效率部门的投资水平,并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借贷成本获得资金,投资有利于环境的项目。另外也有学者[13]认为金融发展会提高工业增长的水平,进而影响地区的碳排放水平。
虽然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并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规律尚不明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多为定性研究[14-16],尤其缺乏针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有利于制定出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碳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2 变量选取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2.1 金融发展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本文将从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两个维度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深度时,采用了金融相关比率 (FIR)。Goldsmith提出FIR [17],并用其衡量经济金融化水平。他将其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 (即国民财富) 之比。尽管之后许多学者提出多种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但是FIR始终是衡量金融发展相对规模的最广泛的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全部金融资产价值定义为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之和,全部实物资产价值以地区生产总值来度量。本文同时选择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率反映地区金融发展的集中度。
2.2 CO2排放量的测算
准确地测算出地区CO2排放量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关键,目前关于如何测算地区CO2排放量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在全国加总的碳排放数据基础上根据省域煤炭消费量占全国总煤炭消费量之比与全国总碳排放量估算而得[18];二是根据省域第t年三种能源消费量及三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估算得出[19];三是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 (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气、煤油、燃料油、原油、电力和焦炭),碳排放量定义为9类能源消费总量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η为权重的加权和[19];四是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提供的参考方法[20]。本文将采用第四种方法估算地区CO2排放量:
CO2=∑3i=1CO2,j=∑3i=1Ei×NCVi×CEFi
×COFi×(44/12)(1)
式中:CO2代表估算的CO2排放量,i=1,2,3分别代表三种一次能源,E代表它们的消耗量。NCV为200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提供的中国三种一次能源的净发热值,CEF是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 (煤炭为0.99,原油和天然气为1),44和12分别为CO2和碳的分子量。
3 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3.1 样本选择及平稳性检验
nlc202309031531
由于缺乏西藏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中国除西藏外的29个省区市 (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重庆数据并入四川) 的1979-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 (Y)、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 (P-VAR)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为了保证向量自回归分析的可靠性,本文对地区的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数据序列为非稳定的,意味着存在单位根,将进一步对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并纠正传统单位根检验方法普遍存在的检验效力过低的问题,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五种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我们对各面板数据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各种检验结果均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当对各个面板数据的差分值进行检验时,皆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地区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X2)均为I(1)过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不稳定性,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本文进一步对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3.2 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现有应用研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Kao[21]所提出的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以及Pedroni提出的异质性面板协整检验[22-23]。但McCoskey和Kao[24]以及Westerlund[25-26]通过一系列蒙特卡罗模拟研究发现,相对于面板协整的LM检验方法,不管是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还是Pedroni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检验功效都很低。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性,本文利用Westerlund提出的扩展LM协整检验方法[26]对地区的碳排放量 (Y)、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三个检验统计量的值分别为0.217、0.386和0.386。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这一检验的支持下,本文进一步构建了面板向量自回归 (P-VAR) 模型。
3.3 P-VAR模型的构建
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 (P-VAR) 技术是面板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结合,即把面板数据模型系统中的所有变量视为内生的,本模型设向量Vit的各个分量分别代表碳排放、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集中度,各个分量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金融发展作用于碳排放,碳排放又反过来影响金融发展。基本模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Vi,t=B0+∑kj=1BjVi,t-j+ηi+t+εi,t(2)
式中:Vi,t是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X1,X2},Y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碳排放量;X1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金融发展深度;X2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金融发展集中度。本文引入固定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在模型中用ηi表示,代表可能遗漏的地区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与其它解释变量是相关的。φi是时间效应,用来解释系统变量里面的趋势特征。εi,t是个被假设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
如果模型中存在因变量的滞后项,即固定效应与因变量相关,那么通常应用的均值差分估计过程由于去除固定效应将会产生有偏的系数估计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利用向前一步均值差分方法,即“Helmert过程”对变量进行转换[27],去除向前均值,也就是去除每个地区可获得的所有未来观测值的均值。“Helmert过程”保持了转换变量与滞后因变量之间的正交性,这样可以利用滞后因变量做工具变量并利用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3.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的反映,即考察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并同时保持其它变量的冲击为0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使误差项正交,并利用GMM估计出的系数以及它们的方差-协方差矩阵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通过500次Monte Carlo模拟给出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以评价冲击的统计显著性。
在去除了模型中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应用GMM得到参数估计值,表2报告了三变量{Y,X1,X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滞后期对于变量间的作用大小差别很明显。根据AIC准则,本文确定最佳滞后期为两期。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该变量本身及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图1给出了碳排放量(Y)、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 (X1) 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 (X2) 三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6;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即假定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
在VAR模型中,本文采用了经过自由度调整的Cholesky分解方法构造正交矩阵,将同期相关的冲击项转换为同期不相关的冲击项。
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碳排放量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响应。由图1 (a) 可以看出,碳排放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碳排放上有自我激励的性质,说明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对碳排放量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通过灌输低碳思想和理念转变人们高碳的生活方式来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图1 (b) 表示金融发展深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影响。由该图可见,在第一期碳排放就有显著的回应,但从第三期开始响应变成负值,且响应的绝对值逐期增大。这说明区域金融发展深度对区域碳减排作用效果明显,即金融发展深度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效果可以在三期后观察到,因此可以通过经济金融化促进碳减排。图1 (c) 显示,金融发展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冲击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该作用在第四期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这表明金融发展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增加碳排放水平。
中国碳金融的趋势 篇10
1 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
1.1 宏观制度和政策方面
首先, 不确定的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2011年12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已经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明确继续进行, 但一些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退出《京都议定书》;其次, 国内缺乏政策很难与碳市场的发展相匹配。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三个碳交易市场, 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市场规则和抑制碳交易行为的法律体系。碳交易的其他经济活动一样, 所有的持续健康运行, 也不能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后盾。一套完整的规则和法规的缺失, 各种风险将被放大。同时, 交易行为的不规范也会损害中国国际市场参与者的形象, 影响中国碳交易地位的提升。
我国的碳交易依旧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虽然说我国是未来碳交易发展中最有潜力的供应方, 但是我国拥有的仅仅是参与权, 定价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控制。中国是低碳行业最大的供应商, 拥有世界上近48%核证减排量和35%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但在定价上,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偏离问题, 与另一个同样作为CERs出口国的印度相比, 合同的核证减排量平均价格低于2欧元以上。同时, 碳交易定价权和结算货币绑定机制使得发达国家有很强的定价权, 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了碳交易市场中不平等现象的发生, 加之中国不能够掌握碳商品的价格, 使得加强管理成为当前避免碳交易风险的惟一有效途径。
1.2 未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碳金融交易平台
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 我国的碳金融发展严重滞后, 在国际市场上依然缺乏发言权, 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碳资产的价值和碳金融的发展前景。为什么美国、英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作为主导力量, 高度发达的金融业是关键。纽约和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互补的网络结构的建立是碳交易繁荣的关键。目前,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昆明等地多家环境能源交易所, 主要业务是基于项目交易的标准合约交易项目, 业务主要限于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技术、CDM项目以及合同能源业务转让交易, 在这些交易活动下, 真正能够实现场内交易的少之又少, 在这种背景下会使很多交易在缺乏监控的环境下进行, 加之国内缺乏完善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 使得碳商品价格长期处于国际价格水平以下。
1.3 缺乏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 我国的碳商品数量较为缺乏, 并且相关企业缺乏创新服务意识, 这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碳经济的严重瓶颈。尽管近几年金融机构积极地推动碳金融机制的建设和应用, 并大力支持碳经济发展, 制定专门的绿色信贷政策,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试点, 但是这些举措依旧流于形式, 缺乏创新性和实际应用性, 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碳金融产品的营销和碳市场的发展。融资主要依靠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等, 而直接融资所占的比例很小。同时, 对碳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缺乏, 如缺乏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 对绿色企业上市发行公司债券及股票、企业债务融资的政策, 没有足够的支持。有关碳期货交易, 缺乏资金和证券交易、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和碳中间业务。综上来看, 碳市场的良性发展必须以金融产品为依托, 以创新服务为动力, 以商业银行等的举措为支持力度, 更好地适应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需要, 提升我国碳市场的竞争力。由此可见, 如何运用财政手段刺激中国巨大的碳市场的潜力, 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4 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环境保护的规定, 虽然这会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发展, 但这些规定存在相关问题, 例如过于笼统, 具体如何实施解释不清。目前, 中国尚未出台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 同时, 综合配套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够, 对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加之政府激励和支持力度不到位, 缺乏深度, 使得企业发展碳经济也举步维艰。在碳金融监管的同时, 银监会缺乏相应的碳银行政策, 监督口径不一致, 如何加快出台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明确的碳银行业务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1.5 碳金融人才紧缺
碳金融是一种新生事物, 我国的金融机构对其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碳金融, 国内企业和金融实体也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当前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经营模式、交易规则以及战略意义等相关信息了解肤浅, 也没有充分认识到CDM项目和碳金融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碳排放专业人才的不足, 导致金融机构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不足。不可否认的是, 当前碳金融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人才。要发展碳金融, 必须以人才为核心力量, 碳金融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 必须要掌握丰富的金融知识和能源知识, 并且要熟知其他专业知识, 以便更好地为碳金融的发展服务。除此之外, 碳金融人才还需要熟悉国家对其该领域的政策性规定和法律性规定, 能够熟练地掌握各项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 数字碳企业的发展模式, 能够很好地掌握节能工程和能源资讯工作等。这些素质和技能是碳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人才具备的, 只有具备这些, 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其发展。碳金融作为一个历程相对较短的金融创新领域, 大多数金融机构在碳金融业务的组织和专业人员上有很大的缺口。这对碳金融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 规范发展中国碳市场的制度安排与措施
2.1 制定中国碳金融发展战略
国家层面, 应该加快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我们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 从上到下, 探索适合中国的碳金融发展道路的情况。为了建立国际碳金融平台, 相关人员需要深入了解国际市场发展状况, 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 采取稳步发展的战略举措。具体来讲, 可以根据各省经济的发展差异, 优先选择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作为试点, 掌握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后逐步推向全国。当前,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高, 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东部地区建立碳交易试点, 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一种有限的环境资源, 一种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 中国政府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 将碳金融的发展与国家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联, 制定长远的发展思路和各阶段的短期发展目标。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并提供相对应的宏观调控、财政税收、环境保护、外汇管理和其他配套政策, 以确保碳市场的透明度和健康发展。
2.2 逐步完善碳金融监管机制并构建法律框架
在监管方面, 银监会将加强碳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部门则要更新服务理念, 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 对碳金融业务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 加快专门的能源效率行业监管口径的建立, 制定对相应的碳银行业务和提出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便更好的为低碳经济发展服务。政府和有关监管部门应该建立一个包含资格审查制度、运行管理系统及对碳金融市场法规体系的风险管理系统, 并通过一系列的碳金融法律法规, 形成全面对碳金融市场各个环节的有效约束, 防范金融风险, 保障有关各方利益, 以确保中国碳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来看, 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相关的法律体系也逐步构建起来, 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体系, 相关政策法规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法案》、《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等的出台, 也进一步规范了碳市场的发展秩序, 使其沿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 银行业和证券业两大金融体系也相继出台了《银行碳金融服务准则》、《碳证券交易法》等法律, 为碳金融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法律基础。在今后的发展中, 相关部门更需要逐步完善碳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 进一步构建起科学完善的法律框架体系, 更好地利于碳交易市场的良好发展。当前, 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建方面, 中国必须尽快从法律层面确认碳排放权的绝对权利属性, 出台《碳排放权交易法》, 为碳交易系统对象奠定法律基础。
2.3 构建碳金融交易平台, 建立统一市场
当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以及广东碳排放交易所, 且当前国内已经挂牌成立的环境权益类交易所共有9家, 专业的环境交易所已达到19家, 但在国内虽碳交易标准杂乱, 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碳金融市场, 现有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机制是不完善的, 还只是停留在单一化产品上。我们有必要扩大和加强现有的碳金融市场, 以促进一个国际碳金融交易平台的形成。虽然说我国不需要承担减排的责任, 但是我国已经成为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最主要的开发过和最大的卖家, 因此说我国有责任有义务去承担减排的任务, 这也是我国实现碳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从长远来看, 为实现目标, 中国将减少40%~45%的碳排放强度, 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机制, 并采取激励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加入到节能减排的队伍中来。由此可见, 构建起碳金融交易平台, 建设统一市场, 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我国碳商品的开发和利用, 并进一步规范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机制。
2.4 加大碳金融服务体系支持
从目前的碳金融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形势来看, 中国碳金融服务业务刚刚起步, 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然而, 在历史机遇面前, 我们有必要依托现有碳金融服务框架, 结合碳金融服务的需求, 系统设计中国碳金融服务体系, 进而逐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2.4.1 推动银行业的碳金融服务
碳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银行业的支持, 因此推动银行业的碳金融服务, 是实现二者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 从社会责任和企业利润两个层面综合考虑, 银行业可以在CDM财务顾问、绿色信贷以及碳金融产品方面实现创新式的服务化发展。例如,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中国招商银行均推出了各种绿色信贷业务的新模式, 建立了多层次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系统。一是在信贷产品方面, 商业银行应根据碳排放交易项目的特点, 制定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和绩效评估的政策和程序, 将信贷产品扩展到项目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企业, 探讨供应链融资的有效模式。二是金融衍生品方面, 一是远期合约、期货、期权的适时推出, 并应结合中国碳排放交易单位的特点和碳排放交易配额, 以及与温度、降水、霜、风等相关的天气衍生产品。
2.4.2 大力培育本土碳咨询机构
实现碳金融的良性发展, 离不开专业化的培训机构的支持, 这就需要我国必须着力培育本土化的碳金融咨询机构, 为碳金融找到明确的发展方向。当前, 英国碳资产管理公司、瑞士南极资产管理公司等世界著名的碳项目开发商均在我国进行了多项业务活动, 他们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活跃了我国碳市场。与此同时, 政府也应该注意的是, 如何加强本国碳资产管理公司的培养, 使我国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润。除此之外, 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更需要抓住机遇和发展良机, 大力的培育新型的适应碳金融发展的服务中介, 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获得更多的碳资产管理信息, 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 探寻出适合我国碳金融发展的最佳途径。
2.4.3 扶植第三方认证机构
第三方认证机构指的是碳信用交易, 以减少或者是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的排放数据, 进而确认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的真实可靠性, 而规定的经过认证、独立于交易两方的第三方交易辅助机构。而就京都机制而言, 则主要指的是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认证, 主要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和认证, 确保减排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5 促进碳金融机制及产品创新
2.5.1 积极推进碳金融机制创新
在碳金融产品上, 敢于创新, 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 才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欧盟是各国发展的典范。其以创新为动力, 推出了和碳商品相关的期货交易、基金、证券交易和碳中介等衍生的金融产品和各种服务性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工程中, 需要积极地借鉴欧盟的发展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快创新机制的建设, 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道路。中国碳金融创新机制,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节能减排目标与硬约束和相适应的资金需求, 利用期货交易所的互补性, 利用专业服务能力、市场基础设施、交易结算系统, 减少碳排放交易成本及提高碳交易透明度。除此之外, 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满足市场的交易商投资等全方位需求, 这样才能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和技术, 为发展低碳经济给予财政和技术支持。
2.5.2 加快碳金融产品创新
提升碳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 学习借鉴国外碳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 作为银行业, 需要积极地开展碳金融业务模式, 并且以碳交易市场作为基础, 构建起相关的体系, 实现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碳金融发展模式, 更好地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创新。除此之外, 还可以设计各类标准化的交易合约, 并积极地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或者是碳期货交易活动, 更好地应对各项风险。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依托政策支持, 更好地满足碳市场的发展需求。
2.6 加强国际合作, 培养本国碳金融人才
因为目前中国碳金融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端的CDM项目交易市场, 而西方已经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深入发展了碳金融市场。而中国在积极学习西方碳金融先进经验的同时, 也注意本国人才的培养, 从而逐步提高中国的碳金融知识层次, 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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