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共10篇）
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1
一、加入W T O后对中国金融法制的挑战和影响
(一) 市场准入的开放承诺。
中国加入W T O后应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入中国, 在经营范围也将向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扩散。
(二) 业务范围的节节打开。
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进入中国的市场后, 国外的金融工具和管理经营理念引入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 对金融机构人员素质的挑战。
外资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比较高, 又能支付比国内金融机构更高的报酬, 对国内优秀经营和技术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优秀人才的流失扩大了国内金融机构在经营和技术创新大等方面的劣势, 在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位置。
二、金融市场的开放给我国金融法制带来的挑战
(一) 从进入宏观调控角度来看, 加入WTO后, 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利率的市场性将逐步加强, 需要进一步提高制度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金融开放后, 利率和汇率不再固定不变, 而更多具有市场性、灵活性, 这就需要提高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第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靠性有待加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决策环节过多、时期过长, 这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及时、公开传导, 相反, 却会引起投机, 甚至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重要的间接调控手段, 其作用日益显现, 随着间接工具的广泛运用, 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得到推进。这样,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不再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再贷款利率, 而是要逐步过渡到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市场利率。
(二) 加入W T O后,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商业银行经营及管理法规也带来挑战。具体说,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 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要求, 会对国内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一定的约束。外资银行大都实行混业经营, 因而具有更多的优势。我国出现的混业经营与国外的混业经营有所不通过, 我国是通过企业集团来控制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 而国外一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业。总体而言, 我国现存的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金融开放使银行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相应产生了对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负债比率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8%作为最高目标, 与国际银行业比较, 我国银行的资本金不足的潜在问题趋于突出。第三、随着金融业经营的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 潜在的金融风险需加以防范。我国现行银行业信息披露还不充分, 这不利于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 确保金融运行平稳。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 完善金融立法、符合WTO标准。
加入W T O给我国的金融立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首先要对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修改与WTO有关规则不吻合的法律, 制订与W T O相符的法律: (1) 制订《外资金融机构法》, 一方面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也可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2) 修改《商业银行法》, 使之更向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靠拢; (3) 加快保险立法, 使保险监管的每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4) 加快制订《外汇法》、《信托法》、《期货法》等金融法律, 以近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 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 (5) 出台《证券法》实施细则。《证券法》过多地代表了证券行政机构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 有些条款过于原则, 操作不易, 给实际执行和监督带来一定困难; (6) 制订《金融处罚条例》, 加强金融监管; (7) 完善《投资基金法》, 加强监管外资投资基金在中国设立、募集、运作和交易等活动。 (8) 制订《信贷法》、《外汇管理法》、《国有资产法》《社会保险法》等。
(二) 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金融对外开放固然重要, 但加强对外资机构的有效监管同样重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从从业标准、注册审批程序、发展防止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严密监管, 特别是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开展的新金融业务, 要制订出相应有效的监管措施。
(三)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机构等问题还很多, 加入W T O后, 意味着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我们不能仅仅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注册、审查手续、业务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而是要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四) 打击金融犯罪, 强化金融执法。
我国《刑法》就金融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在证券、保险、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规定, 但更重要的的在于金融执法。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打击犯罪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才能保障我国加入W T O后取得的金融成果。
参考文献
[1]、强力主编, 《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
[2]、《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国际金融报》2001
[3]、《WTO与我们法律面临五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2001
[4]、《入世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经济时报》2000
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2
“大一统”金融（1948-1978年）：
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7日发行人民币。
“大一统”：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成为我国唯一的银行，人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所有具体的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业务的经济实体。被称为我国单一银行体系阶段。
第二阶段（1979年-1993年）：金融机构恢复、发展和完善的阶段。1984年，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共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经营； 执行国家政策。
198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实施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稳定；监管。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成立了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如：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中国投资银行，信用合作社外资金融机构等。
结论：这一时期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分业经营、相互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
第三阶段（1994年-2003年）：（1）中央银行职能的转变
1993年12月，《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由“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政策目标转变为“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经经济增长”。
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央行贷款、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底，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划（而不是按行政区划）在全国设置九个分行。
（2）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特征：
主要资金来源：财政拨款、发行金融债券；
不以盈利为目的，一旦出现亏损，财政弥补（保本微利）； 有自己特定的服务领域，不与商业银行竞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办理主要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和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国家确定的小型农、林、牧、水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提供出口信贷和有关的各种贷款，以及办理出口信贷保险和担保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主要为国家重点项目、重点产品和基础产业提供金 融支持。
（3）商业银行改革
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包括：
①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②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民营股份制银行和一大批城市商业银行；
③外资银行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说明中国商业银行业务与信托、证券等投资银行业务必须实行分业经营，不能交叉。
（4）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
总结：这一阶段，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逐步建立，外部行政干预明显弱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 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5）非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机构、金融租赁公司 农村信用合作社、投资基金等（6）外资金融机构
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引进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允许其在我国设立代表机构，二是允许其设立业务分支机构，三是允许其与我国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金融机构。
截至2001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设代表处214家、营业机构190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8家。外国保险企业在中国的开放区域和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第四阶段(2004年-）
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2003年底，中国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
中国银行：2006-06-01香港上市；2006-07-05上海上市
工商银行：2006-10-27 香港、上海同时上市
建设银行：2005-10-27香港上市；2007-09-25上海上市
三、中国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体系的比较 1.相同点
（1）都设立有中央银行及中央金融监管机构；
（2）金融机构的主体都是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
（3）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比较庞杂；
（4）金融机构的设置随着金融体制的变革不断进行调整的。2.不同点
（1）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政府，独立性较小，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
（2）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国有制为主体；（3）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数量相对不足；
（4）政策性银行地位突出，但其业务运作机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资金“大锅饭”体制的弊端；
（5）中国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
（6）中国的专业银行发展缓慢，国外较为普遍的房地产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和消费信贷机构，在中国都未建立；
（7）中国的保险业比较落后，保险机构不多，特别是地方性保险机构有待发展，保险品种少，保险业总资产和保费收入与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人口规模相比较显得太小；
加快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篇3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交叉与缺失同时存在，政策尚未形成合力，金融在支持生态环保项目时力度不够；二是政府对项目的环境影响监管不力，执法不严，不能支撑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三是现行政策体系忽视环境外部性，价格信号扭曲，难以激活、引导民间资本向绿色产业流动；四是监管部门没有对“绿色金融”项目在资本占用、存款准备金和损失拨备、风险容忍度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也没有对生态环保项目提供贴息或实行税收减免优惠，不能很好地调动金融机构推进“绿色金融”的积极性；五是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环保信息和环境执法结果；六是生态环保项目存在散、乱、小的特点，缺少成熟的商业模式，项目经济效益不突出，企业缺乏投资主动性，获得融资支持的难度较大。
“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完善、政策配套、运转良性的“绿色金融”体系支撑。要做好顶层设计，推动构建机构、政策、金融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架构。
“绿色金融”机构组织建设。一是成立新的金融机构专司“绿色金融”业务，或在现有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保险、基金、券商、担保、贷款公司设立“绿色金融”业务部门。二是参照“赤道原则”“全球契约组织”，制订我国的“绿色金融”规则，引导金融机构提升绿色环保意识，履行社会责任，按照“绿色金融”规则要求开展金融业务。三是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创新投融资模式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目前银行在社会融资中具有突出作用，可通过建立绿色银行体系，充分发挥绿色银行在绿色信贷和投资方面的专业能力、规模效益和风控优势。四是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的协作，推动我国主导或参与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对外投资和开发性机构达到“绿色金融”准则要求，在国际金融业务中建立高标准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完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一是健全财政对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二是由主管部门发布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三是强化股票市场支持绿色企业的机制。
绿色投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快排污权和碳汇交易市场建设；二是建立绿色评级体系，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提高环境评估方法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引导地方政府建立绿色GDP测算体系，为第三方提供节能减排效益测算和环境评估咨询服务；三是建立绿色IPO保荐机制，推动绿色股票指数的开发和运用，引导资本市场更多地投入绿色产业；四是建立绿色投资网络，引导社会投资者投向绿色产业。
建设“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保障机制。一是在更多领域实现强制性绿色保险，利用保险市场机制制约污染性投资并提供环境修复；二是明确银行环境法律责任，允许污染受害者起诉向污染项目提供资金的、附有连带责任的金融机构；三是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应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机制，为上市公司环境风险评估和准确估值提供基础。
对策与建议
我国的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方向仍处于初始探索阶段，绿色信贷重点领域资金匮乏，绿色证券还在初步尝试阶段。
其一，建立和完善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机制和法律法规。
一是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在年度政府投资预算中设立“绿色金融发展专项”，加大国家对“绿色金融”的投入力度。
二是加大财政金融等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比如，健全财政对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由主管部门发布绿色债券指引，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建立绿色IPO保荐机制，推动绿色股票指数的开发和运用，引导资本市场更多地投入绿色产业；大力推进“绿色金融”领域向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开放，建立绿色投资网络，引导社会投资者投向绿色产业；在更多领域实现强制性绿色保险，利用保险市场机制约束污染性投资并提供环境修复；加快排污权和碳汇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绿色评级体系和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数据库，引导地方政府建立绿色GDP测算体系，为第三方提供节能减排效益测算和环境评估咨询服务。
三是加快建设“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推动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法律法规，逐步放松对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领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加快制定适应“绿色金融”新形势、新环境、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的法律法规，努力将合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应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规定向污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附有连带责任。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规范，为上市公司环境风险评估和准确估值提供保障。
其二，积极拓展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将目前合作领域由局限于项目贷款合作，向地方“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投融资建设规划、重大项目投融资规划和投融资政策等前期工作领域延伸。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要发挥对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趋势、运作经验和国家相关政策比较熟悉的优势，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环保相关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将地方政府促进环保的发展设想与金融机构业务拓展需求紧密结合，推动地方政府将“绿色金融”发展设想落地落实。
二是围绕“绿色金融”发展需要，不断拓展已取得成效的合作领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快设立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构建合法合规的承贷主体，促进信贷合作的规范化运作。拓展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投资担保体系建设、融资租赁服务、项目转贷、处置不良贷款等领域的合作模式，切实提高合作水平。
三是为加快提升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提高政府在现有“分税制”财税体系中的分享比重，从而增强政府对“绿色金融”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能力。
其三，设立事业部专项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设想。
设立事业部专项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一是起到示范作用，体现金融业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同时，引导金融业对生态文明加大支持力度；二是提高业务的专业化程度，加大对绿色金融的产品开发和模式创新力度；三是便于业务组织、协调、把控，可实现分工和管理清晰、垂直，从而有利业务拓展、创新和风险管控。因此，建议成立新的金融机构专司绿色金融业务，或者在现有银行机构下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
绿色金融事业部须建立科学和严格的投融资决策责任制，实行“政策任务、市场运作、自主经营、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依法监督”。强化银政合作，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整合政府和市场各方资源，在融资支持项目建设的同时，注重风险防控，确保资产质量和财务可持续。
绿色金融事业部以低成本资金来源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有力保障。主要包括：一是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业单位存款。二是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再贷款。三是银行发债筹集的配置到绿色金融业务的贷款资金。四是专项软贷款（过桥贷款）。五是根据绿色金融业务发展需要在金融市场发行专项债券。六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七是财政贴息。对于绿色金融贷款所需贴息资金，由国家财政专项列入年度预算。八是各类国家专项建设基金。九是经国家批准的其他资金。
绿色金融事业部将结合人民银行制定的《绿色债券指引》和银监会制定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重点支持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项目、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节能环保服务等类型的项目。
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4
(一) 逻辑结构:法律、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
《法律和金融》中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其一, 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程度是决定金融发展程度的关键因素。LLSV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各国所以权集中度、资本市场的发展、投票权价值、公司治理模式和外部融资等问题存在制度性差异, 而这些差异与法律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密切相关, 并导致不同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效率。其二, 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的性质和起源, 且随着法律渊源的不同而呈现出规律性变化。其三, 法律渊源影响金融发展的政治性机制和适应性机制。前者强调不同的法律传统对私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优先次序的界定不同, 对私人财产权利的尊重与有效保护则构成金融发展的有利基础。后者强调只有能够适应商业环境变化而使经济契约要求与法律之间缺口最小化的法律传统才能更有力的推动金融发展。
(二) 法与金融理论的扩展与转型
法与金融理论的基本命题具有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含义, 但其建立在法律渊源 (法系归属) 与金融发展存在因果关系的假设下, 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的解释力明显不足, 导致发育金融理论的扩展与转型。
1. 投机者保护制度性因素的扩展
影响各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制度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相关利益集团发展力量对比, 其取决于该国政法的经济发展战略、初始的政治条件和所有权结构。利益集团力量悬殊越小, 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越高。二是司法独立程度, 其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结构以及判例法在司法判决中的地位, 司法独立性越高, 投资者法律程度越高。三是文化兼容性, 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与本国文化兼容性越大, 投资者法律保护效果越好。
2. 从单一强调法律到法律与替代机制并重的转型
法与金融理论强调法律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似乎只有法律是最重要的。但当法律不能很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或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既定时, 又或者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短时间难以奏效, 是否还存在某种机制可以部分代替法律实现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从而促进法与金融理论从单一强调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到法律制度与替代机制并重的转型。
(三) 民间金融监管必要性的理论解读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金融活动, 也存在市场失灵, 重要体现为:第一, 信息不对称。对于传统的“以信为本”理念之上的民间金融, 其信息和成本优势也是有限的, 只适合于良好道德、彼此熟路、规模较小的全体。随着经济的发展, 当资金的筹措不能局限于一个小团体时, 融资范围的扩大在所难免, 而组织的膨胀必然会造成道义的作用力不从心, 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重要来自两个领域:一个是民间金融组织偿债能力的信息, 它对于投资者或存款人决定对一个金融组织的资金投入或者撤出资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个是民间金融组织的经营信息, 这些信息将影响投资人的风险与收益。第二, 民间金融的脆弱性。首先, 资金来源的脆弱性。民间金融资金供给者多为小企业和普通百姓, 他们收入较低, 若不能收回资金, 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经营和生活。其次, 民间金融组织本事的脆弱性。由于民间金融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形成稳定的小信任系统, 系统内部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十分强烈而系统之间, 又表现出同样强烈的不信任感, 这种系统内的特殊主义决定了民间金融不会具有规模经济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民间金融法律实践和监管缺陷
(一) 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现有民间金融法律制度对民间金融否定性的制度安排, 不利于其朝着规范化合法化方向演化, 是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受到极大的约束。尽快制定关于民间金融的基本法律并修订相关配套法律保护民间金融投资者的放贷权, 为其合法化预先设定一个基本框架, 是我国民间金融长远发展的基本制度前提。
(二) 政策引导的缺失
从政策层面上看, 尽管人民银行、银监会颁行的政策法规从注册资本、营运资金、投资人资格和入股比例、业务准入条件和范围、高级管理人员准入资格、机构审批、公司治理等7个方面对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格合作社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各种配套政策还未成熟, 各种税收等优惠待遇不能落实, 支农存款、央行清算、大小支付系统结算、征信系统等方面还存在歧视。如村镇银行门槛比小额贷款公司低的多, 但却是金融机构, 获得了国家许多优惠政策, 农村信用社在这俩项都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予以减免, 而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金融机构, 依然按照普通公司来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小额贷款公司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境遇, 从而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预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人的信心, 也大大增强了吸收后续资金来源的难度。
(三) 监管能力缺失
监管框架单一, 监管措施的简化。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管制确立了行政取缔和刑事规制的双重追在模式, 总体体现为一种行政管理为主, 刑罚为辅佐的基本思路, 缺乏对民间今天组织的治理结构、交易活动、信用披露和信用制度等方面的监管措施, 使得民间金融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地。
三、中国民间金融法制化的制度构建
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问题思考 篇5
笔者上面分析了四类金融危机，那么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引发金融危机的发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国潜在的金融危机。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国潜在银行危机
我国现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银行业，是最需要关注和预防的。第一，我国现在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率仍有可能反弹。虽然政府一直在干预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贷款2-3个百分点,，到2005年不良贷款率降到8.6%。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随着贷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贷款也会随之加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下，会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仍旧巨大。虽然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充足问题，但资本不足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有关估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标的话需要补充1·7万亿元。第三，我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银行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国外银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较高。从近几年国家解决银行危机的方式上看，基本上就是国家出资解决问题，政府掏腰包买单，可以输国家为解决银行业的金融危机承担了高额的成本。
三、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管理对策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通过国际上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关的投资人保护制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一般来说可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寿险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等等，来有效的预防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催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参考文献：
1.苏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思考[J].现代经济2008.(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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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3)：17-20.
构建中国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 篇6
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改造成政策性住房银行
中国亟需建立和完善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
1.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任重道远。中国目前的保障房建设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十二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十二五”末，若保障房全部完工，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才达到20%左右，而新加坡带有保障性质的各类公屋数量占全部房屋的90%左右，香港的比例也在60%左右。
2.保障性住房财政资金严重不足。在目前中国保障房政策中，中央财政长期缺位，地方财政无力保障。从推出经济适用房制度开始，中央财政在此类房屋建设中始终保持“只出政策，不给资金”的状况，财政资金中没有专项对口资金；并且在财税制度改革后，财权向中央集结、事权向地方下放的状况，使得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上举步维艰。据有关部门测算，要完成“十二五”规划指标，每年需开工1000万套，需要投资1.3万亿-1.4万亿元。按照2012年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支出3800.43亿元人民币计算，预计约6000亿元将来自保障性住房的销售收入和租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可提供约400亿元，约3000亿-4000亿元资金缺口只能靠社会融资来解决。
3.中国政策性住宅金融才开始起步。不管在市场规模还是在市场体系上，中国政策性住宅金融才开始起步。在资金供给上，公积金是中国政策性金融的主要供给者，但公积金存在资金的归集覆盖面窄、覆盖率低、缴存率低的问题；公积金运营管理存在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的问题；公积金的使用制度不够健全，存在违规发放、追缴不力、投资效率低下、保值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机构设置上，中国目前虽然有了专业性的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但还未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金融路径。且机构形式也较为单一，目前仅有政策性住房金融事业部，还缺乏住房融资担保、住房融资保险等相关机构。此外，中国在政策性金融法律上还是空白，亟需通过法律来规范政策性金融的发展。
4.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器。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性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主体，这是充分体现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优先”原则的要求。但由于住房金融业务融资期限长、资金量大、流动性差、风险性大，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这使得商业银行从事住房金融业务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个人住房贷款的流动性极差，一旦国家宏观经济与银行经营出现波动，根本就没有抵御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因此，商业性住宅金融存在先天不足，会出现市场失灵。政策性住宅金融能有效弥补商业性住宅金融的不足，尤其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更需要政策性金融。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极端波动，导致金融危机的时候，政策性金融能有效稳定市场，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蔓延。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商业性住房金融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既助涨又助跌，容易产生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而住房政策性金融具有逆周期性，可以成为住房金融与投资的“稳定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公司的股份，大量注资购买住房抵押债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和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发达国家政策性住宅金融的教训与启示
1.政府的积极支持是前提。发达国家政府几乎都是深度参与房地产市场，建立了完善的政策性住宅金融市场。政府的积极支持与深度参与是政策性房地产金融发展的前提。
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包括立法、监管机构、培育市场、成立政府信用担保的专业经营公司。
另一方面，直接向住房金融机构拨发资金或通过优惠政策的制定，为住房消费信贷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比如，对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存款减免利息税，以鼓励居民积极存款、降低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对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实行较宽松的优惠倾向政策，间接增强其资金实力；向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提供保险以扩大吸收存款的规模；向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贷款提供担保或保险，鼓励金融机构向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减免住房贷款利息税，刺激金融机构发放住房贷款；制定和实施住房金融专门法与相关法律，规范住房金融发展。
2.市场机制是制度基础。虽然各国政府给予住房消费信贷大力支持，但是并没有改变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主体。各国住房消费信贷的发展都没有偏离市场机制的轨道。金融机构筹集的资金大多来源于市场，发放贷款的具体安排，诸如贷款对象、偿还方式、偿还期限、贷款利率等都由金融机构自己确定，金融机构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例如，发达国家大量的住宅抵押债券的发行与流转都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基础上，由市场来决定住宅抵押债券的利率、规模、期限及资金配置等等。住宅性住宅金融如果离开了市场机制，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无序和腐败，也就很容易使得政策性金融目标偏离服务低收入人群的使命。
3.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房地产市场金融体系。一般而言，发达国家都建立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形成既分工又协作的多层次房地产金融体系。美国房地产金融体系代表着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也是现代发达国家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典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体系不同程度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证券化为工具，既运用政府条件的方式，又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可选择的多元化金融工具，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比较规范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资金供应者包括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的各种金融机构、购买住房债券的企业和个人、政府有关部门等，资金的主要需要者包括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
4.多元参与主体是组织保证。住房金融是一个带有公共服务色彩的业务，许多国家政府出于政局稳定、各方利益协调考虑，都比较重视此项业务的发展，各国都设有门类齐全的住房融资机构。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是专门从事住房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如日本有住宅金融公库，新加坡有中央公积金局，美国有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德国有住房储蓄银行，还有建房互助信贷合作社等。非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则是指各种兼营住房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如各国的商业银行都兼营住房金融业务。为住房融资提供担保和保险的机构，是为了对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消费信贷，既包含政府机构，也包括各种私人机构，如各国私营的保险公司。endprint
5.适度经营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不仅关乎民生福利，关乎金融效率，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让美国特色的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两房”（房地美、房利美）濒临破产，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百年以来的大衰退，还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都带来深重灾难。
次贷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过度经营，为很多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担保，导致住房抵押债券蕴含巨大风险。
建立和完善中国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的建议
1.明确总体思路。总体目标是，建立与中国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相配套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覆盖保障性住房土地开发、房屋建设、消费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以形成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低成本的融资机制，平滑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为此，应坚持如下基本原则：政策性金融本质属性是，享有国家主权信用待遇并充分体现公共性；融资对象必须是不能或不易或无力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强位弱势群体；有专门的立法和独立的监管体制及考评指标体系；不主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不公平市场竞争；适度有限的市场化运作与保障财务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非主动竞争性盈利机制；有自动而稳定的政策扶持体系与利益补偿机制。
2.建立和完善住宅性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建立监管机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之外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比如由人民银行牵头成立政策性住宅金融风险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中国政策性住宅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监控和防范，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二是成立住房融资担保与住房融资保险等机构。为提高政策性住房资金的安全性，还应建立健全与中国政策性住房金融风险转移相适应的住房抵押贷款寿险和住房抵押贷款信用保险等相关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成立专门的国家住宅贷款保险公司。一方面对住宅储蓄银行提供存款保险；另一方面对低收入家庭或特定群体的住宅贷款提供担保，通过该机构使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得到最高住宅贷款。
三是建立政策性住宅银行体系。中国仿效新加坡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可在现有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基础上，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改造成政策性住房银行。也可以根据地域特征成立一批直接受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的住宅储蓄银行，分别主导不同区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四是成立专门的证券化机构。该机构由政府出资成立，业务包括两方面：一是承担类似于美国抵押银行的角色，购买、持有、组合或转让金融机构的住宅抵押贷款，促进全国住宅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二是推动抵押贷款证券化创新，提高住宅金融运作效率和资产流动性，帮助商业银行住宅贷款抵御利率、市场和期限匹配等风险，并间接促进居民住宅福利水平提高。
3.加快符合国情的政策性住宅金融立法。通过对政策性住房金融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国际比较来看，在住房问题解决比较好的国家，大多都有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法，而且是先立法、后建机构或立法与组建机构同步进行。 这些法律大多对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创设目的、法律地位、资金运用和业务范围、资金来源、融资原则、国家信用支持和优惠政策、组织体制、监督检查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规范。
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7
一、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监管出现的问题
机构性金融监管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条件:第一, 证券、保险和银行的业务具有明显的区别, 在监管方面也理应得到不同的对待;第二, 证券、保险和银行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只有这两个条件存在, 机构性金融监管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这时的金融产品是“你是你, 我是我”。我国在建立金融体系的过程中, 证券、保险和银行等业务存在明显不同, 对各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是“分门别类”进行的, 因此我国实行了机构性金融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 金融功能实现的方式出现变化, 金融产品的功能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金融机构的金融功能在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 处于变化之中, 金融机构性监管开始出现问题。
第一, 金融监管领域出现监管真空或监管重复。“机构模式”监管强调的是每一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都能够在与它存在明确对应关系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下进行金融活动。这种监管策略形式上保证了每一个被监管对象得到了监管, 防止了监管漏洞的出现。但是在现实的金融交易中, 尤其是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 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 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传统的做法已不能保证对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有力监管。同时, 实践中金融创新产品的交叉现象使得各个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共同参与、协商。如果某一个金融创新产品发展态势较好, 那各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状态很有可能从互相推诿转变为争先恐后, 对该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则由监管真空转变为监管重复。
第二, 金融监管的风险由局限于各个行业趋向于整个金融业。在分业经营的条件下, 各个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业务交叉的关系, 金融风险一般局限于各个行业内部。但在金融创新产品浪潮的推动下, 金融业逐渐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风险伴随金融业务的跨行业经营而潜伏在不同的金融行业之间。一旦这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发生风险, 传统的监管模式并不能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这种情况极易诱发多个金融行业的风险, 进而引发整个金融领域的风险。
第三, 机构监管会阻碍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下, 监管机构无法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的监管。金融创新产品作为金融业务领域的新生事物, 它的成长、发展必定会遭遇到现有力量的束缚。同时, 金融监管者主观上厌恶风险, 具有规避风险和责任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层大多会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
第四, 机构监管模式落后于我国的金融实践, 易引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在金融创新产品日益涌现, 金融监管却没有与之相适应时, 金融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会利用现有监管机构的漏洞实施损人利己的行为, 增加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面对一种金融创新产品, 原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金融机构的各种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出现问题时, 金融机构也能够以法律没有规定, 甚至是自己也不清楚为借口来推脱责任。这种落后的金融监管模式会加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使得金融系统的风险也随之加大。
二、功能性金融监管的优越性
针对金融观点的缺陷,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莫顿 (Robert C·Medon) 和滋维·博迪 (Zvi·Bodie) 于1993年提出功能观点 (functional perspective) 。他们认为, 金融机构的变化大于金融功能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建立金融体系更能应对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与机构性金融监管相比, 功能性金融监管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 功能性金融监管能够防止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 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 从而有效地解决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按照哈佛大学罗伯特·莫顿 (Robert C·Medon) 和滋维·博迪 (Zvi·Bodie) 的观点, 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的变化幅度和速度是远远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幅度和速度的。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建立的功能性监管模式下的各项监管政策和监管规则是具有更好地稳定性和连贯性的。这样有助于构建一个国家稳健发展的金融体系。
第二, 功能性金融监管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功能性金融监管在面对金融创新产品时能够依据其具有的主要功能来确定它的监管机构。这样的监管模式使得新型的金融产品不再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 而是受到了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减少因监管不力所造成的金融风险, 这种情况就会促进金融创新, 至少是不会阻碍金融产品的创新的。
第二, 功能性金融监管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在分析这一原则时, 我们可以把金融监管的成本划分为三种:直接成本, 守法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在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本身时所花费的成本, 又可以称之为“行政成本”。这部分成本将为实施金融监管政策所投入的硬件设施成本和对实施该金融监管政策的监管人员的培训成本包括在内。守法成本是指金融机构为了履行金融监管机构指定的政策所需耗费的成本, 如金融机构为此多付出的管理时间、为此设立专门机构的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从资金流向的角度看, 由于监管的宽松或严厉, 限制被监管者的活力或创新所造成的风险扩散, 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的幅度。基于这三方面的成本分析, 功能性金融监管可以对现有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整合, 有效提高对人力资源的利用, 降低公众对不同监管机构及其职责的识别成本, 进而降低金融监管的成本, 提高金融监管的收益。
三、我国实现金融功能监管的条件
研究我国金融监管的模式, 一定要在我国特有国情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只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论证, 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理论上得到充分论证的制度不一定优越于正在被实践的制度。我国现有的金融机构性监管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 功能性监管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不具备实行功能性监管的条件。具体说来, 这些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金融业实行了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以科学的组织方式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多业务、多品种、多方式的交叉经营和服务的总称。混业经营作为选择适用功能性监管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成功。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混业经营的一种模式, 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过尝试。当时, 我国的大多数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全资或参股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参与了证券和投资业务, 尤其是1992年之后, 不仅各家专业银行, 甚至是人民银行各级分行都开始介入证券、股票、投资、房地产和保险等领域。但是实践结果是, 出现了金融秩序的混乱, 金融系统内部一系列腐败行为滋生, 最终以管理层提出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政策结束了短暂的混业经营实践。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然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但是我国现在仍不具备其条件。
第二, 我国要建立与功能监管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主要为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这些金融法律法规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的模式相对应。如果我国要采用功能性金融监管, 这就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要经历一场系统性的法律改造工程, 就要对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整合, 如扩展对某些法律概念的理解以应对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下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
第三, 我国要具有更多、更具专业性的金融实践和研究人才。我国应培养一批既懂得金融业务, 又能洞悉资本市场运作规律, 具有完善的金融知识和金融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以期建立强大的金融人才市场。对于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在我国的适用, 需要具有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士在综合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没有前瞻性的政策不能得到长久实施。而且, 在金融监管政策实施过程中, 也需要专业金融人士的智力支持。不管是对金融功能监管政策的正确解读, 还是处理金融功能监管中出现的问题, 都离不开专业金融知识人士的指引。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一种国际趋势, 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大背景下, 我国现行的是与金融业分业经营实践相适应的机构性金融监管。机构性金融监管的弊端日益暴露促进了我国学者对功能性金融监管的探索。但是, 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性的, 我国从机构性金融监管到功能性金融监管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等到我国金融业实行了混业经营, 建立了与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拥有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金融人才时, 我国才具有了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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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8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 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是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 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 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 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有一个规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来提供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农村金融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三农”这一中心而展开一系列改革, 基本确立了农村金融主体运作的基本规范, 建立了农村金融市场框架。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有金融体系所能履行的职能与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要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
2.1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
麦金农 (1993) 认为如果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阻碍了金融机构在它们的潜在水平上运行时, 就产生了金融抑制。在我国, 特别是在农村金融系统中出现金融抑制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 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支付能力逐渐减弱, 国家通过对农村金融的干预和控制, 获得了大量的农村金融剩余并将其转移到城市经济领域, 成为国家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做法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当然, 在国家通过抑制农村金融的手段来控制并转移农村金融剩余的同时, 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那就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缺乏后劲。
2.2 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不清晰、不完整
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章等对入股社员的权利和信用社的法人财产权做出的系统安排。根据现代产权理论, 对于任何一种稀缺资源,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建立一套对此种资源的控制和索取的方案。对于信用社来说, 入股的农民和信用社自己就应该拥有农村金融剩余完整产权。但事实上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是处于一种极度模糊和残缺的状态。从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构成来看, 社员股金约占20%左右, 农村信用社长期经营所形成的积累资金约占80%左右。这些产权的归属本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但实际是模糊的, 这就为地方政府干预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借口。从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财产权的角度来看, 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也是极度残缺和模糊的。
2.3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银行是把资金的供求双方联系起来的媒介。因此, 银行又叫金融中介机构。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重要形式, 是一定能够促进农村金融的有效配置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除了农民自身原因以外, 更主要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职能发生了错位。农村金融制度在形成之初, 其宗旨是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但是随着转轨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竞争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双重驱使下, 它们就逐渐放弃了支农的目标。这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 也增大了同一地区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压力, 从而形成了一个低资源配置效率。
3 重构基于“金融功能观”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
结合近年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 重构中国农村“金融功能观”的金融体系, 构建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其他形式农村金融组织并存, 分工合理, 功能互补, 有序竞争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形成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
3.1 优化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
3.1.1 农村信用社因地制宜, 创新发展模式。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合作金融机构, 在偏远农村事实上成为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各地经济状况和水平不相同, 对金融服务需求也不同。因此, 农村信用社改革也不能是统一的模式, 要因地制宜,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3.1.2 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 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
农村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母系统。在农村金融子系统中, 政策性金融系统则是由政府外生供给的人为构建。按照功能等于环境加结构, 在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上, 应根据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功能的需求, 在发展商业性金融同时, 完善政策性金融。实现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功能互补。
3.1.3 发展农村小额信贷机构, 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
小额信贷的主要功能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 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 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它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 尤其适合地处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从现实情况看, 小额信贷虽然成效显著, 但覆盖面仍然十分有限, 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尚处于项目试验层面, 没有规范地上升到政府政策的体制层面。
3.2 发展新型农村金融主体—中小银行体系
农村中的工业制造、商品流通等非农产业并非如农业那样是弱质产业和低利润水平行业, 像农业那样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因而其对合作制类的金融形式的要求相对而言并不十分突出, 其是可以适应以利润为目标、按商业原则运作的纯商业性金融的。农户经济和农村民营经济, 具有预算硬约束, 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 是市场利率的接受者。因此, 受自身利益函数支配的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 更倾向于通过市场金融过程而与它们发生金融关系, 并按市场利率取得更高的收益。所以, 要保持农户和农村民营经济产出的较高增长率, 就必须存在一个按照商业原则运作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中小型金融机构着眼于发放小额贷款, 有利于农户、城乡中小型企业的融资, 特别是增加对于私营企业的融资。
3.3 加快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 走出间接融资的单一渠道
中国的农业经济要朝着“高积累———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农业发展, 仅依靠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积累及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是不够的。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可以走“农业经济企业化———农业企业股份化———农业股份公司证券化”的思路。第一, 为了加快农村经济资源向产业化、都市化转移, 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农业经营性资产实行企业化运作, 规范企业组织形式, 这是农村经济进入资本市场的前提。目前的农村经济联合体可以采取“农户+金融机构+龙头企业+政策机制”的模式, 解决“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同时增强农村经济的竞争力;第二, 积极推进农业经营机制向股份制转化, 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奠定市场基础。农业股份企业的形式可采取农户联合兴办、农户参股、龙头企业与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 以提高农户的收益;第三, 通过农业股份公司证券化, 增加资金筹集, 把企业物化的存量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等方式转化为增值资本, 以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增强效益。
3.4 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3.4.1 构建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
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 是健全完善的法制环境能有效规范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 并有效防止金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现代金融同样是法制金融, 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是确保农村金融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
3.4.2 优化农村信用环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金融更是信用的重要载体。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会存在法律的真空地带和盲区, 这就为机会主义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就要求有一个健康的信用环境为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营润滑。
3.4.3 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农村经济的脆弱性、正规金融的高风险性和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性, 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农村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与创新既要借鉴现代金融监管新思想和成功经验, 又要立足我国农村金融实际, 实现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
3.4.4 完善政府监管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我国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建设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 必须在广大农村地区,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培育、发展较完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即在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建立政府主导并监管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4 结语
农村金融服务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急需品, 构建农村金融功能体系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工程, 对影响农村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的各个因素的改革应同步进行。这种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农村金融改革, 而现代金融理论中的“金融功能观”, 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将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 塑造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建立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必将使农户和农村得到健康地发展, 为全国经济发展作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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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探讨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民间金融
目前,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目标的确立, 农村金融部门以支持“三农”经济为己任, 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比,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还存在缺失, 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严重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 也制约着农村持续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 构建一个功能完备、多层次、高效率、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的农村金融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1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缺失
1.1农村金融机构锐减、结构单一
从数量上来看, 近年来, 因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调整, 大量县域机构网点撤并, 农村金融机构锐减, 而且金融机构信贷权限集中上收, 对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相当有限, 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从机构上来看, 农村金融体系结构单一, 农村信贷投放的90%依靠农村信用社提供, 只有小部分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信用社“一农独大”, 不能有效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1.2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缺失, 不能有效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1) 政策性银行功能缺失。
目前, 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发展银行, 其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是由于其支农范围狭窄,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支持“三农”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从业务发展来看, 虽然近两年在信贷品种方面有所延伸, 但主要还是针对全市的农村粮棉油深加工行业和一部分农村产业龙头企业的投放。在对农村基础性建设, 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农田改造、水利设施、道路铺设、电力通信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基础投入还相对乏力, 对新兴的农村经济组织的小额贷款还处于空白, 整个信贷运作中还带有大量的商业运行色彩, 国家政策性支农功能没有很好地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2) 国有商业银行功能缺失。
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集约化经营的需要, 撤并了大量在农村的分支机构, 逐步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 形成了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服务缺位。其功能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村乡镇撤出大量机构, 便利快捷的结算功能在农村缺失, 制约了全市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二是涉农信贷退出, 信贷支持缺失, 造成大量有市场、前景好的农村经济组织得不到成本低、周期长、额度较大的商业银行贷款;三是信贷门槛高、审批环节多等因素造成对涉农企业支持缺失。由于涉农企业发展迟, 原始积累慢等因素, 大部分涉农企业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故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
(3) 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有待完善。
在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缺失, 商业银行大量退出, 农村信用社成为名符其实的农村金融的主体, 并且以自身网点多、贷款额度小、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为全市“三农”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信用社自身实力有限、经营机制不健全, 其支农功能仍有待完善, 主要表现在:
首先, 信贷资金缺量, 负担重, 支农实力不足。从信用社的发展历程看, 以前的模式导致了很多不良贷款, 呆账、坏账率较高;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看, 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上存资金、上缴准备金、邮政储蓄转存款, 以及农村信用社为规避风险而转存同业等渠道流失严重。巨额资金逆向流动或沉淀, 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使农信社筹资活动更加困难;从信用社的业务特点看, 农村信用社对于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项目, 其贷款对象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分布相对零散, 连续性不强, 因此办理贷款手续、放贷、收贷较困难, 使得信用社业务成本大大增加。这些因素使得信用社自我生存与帮助农民形成矛盾, 使其很难应对当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其次, 由于农村信用社低成本筹资渠道有限导致贷款利率高。过高的利率不仅加重了农民和涉农中小企业的负担, 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而且带动民间借贷利率上涨。
再次, 农村信用社服务方式落后, 结算渠道不畅。目前, 农村信用社仍然以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式, 业务操作手段落后, 还没有实现业务处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乡镇金融服务网点大都不具备跨省、市特别是跨省等异地汇兑结算功能, 有的信用社至今仍没有开通全国联网的大额支付系统, 承兑汇票、票据贴现、网上支付等业务很少涉及, 从而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1.3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严重不足, 缺乏科学和谐的组织协作
按照严格的“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原则要求, 目前中国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 而目前除了农村信用社发放涉农贷款外, 其他金融机构很少发放支持“三农”经济的发展贷款, 邮政储蓄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农村金融“抽水机”, 农村资金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农村金融“贫血”现象日益突出。因此, 农村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分工严格, 竞争不足”的残缺不全的体系, 无法发挥彼此间的协作机能。
2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
(1) 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 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定位, 发挥农村金融主渠道作用。
农信社的改革要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农村金融供求的不平衡, 应制定政策, 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 以农民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相结合来发展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 真正以农民为主体, 进行农信社的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为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 发挥农村信用社基础性作用。
(2) 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领域, 强化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
首先, 要明确农业发展银行的市场定位:以支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发展为己任, 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其次, 农业发展银行按国际惯例进行商业化、市场化运作。要进行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的创新以及信贷管理制度创新, 并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业务创新。在继续搞好农产品流通服务, 确保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供应, 搞好市场调节的情况下, 承担起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要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 重点支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时, 开展项目融资、承销债券和风险投资等多样化金融业务, 以增强其市场应变能力, 实现合理的盈利水平, 保证其持续性发展。
(3) 增强农业银行支农服务功能, 引导商业银行对农村地区加大投入。
农业银行应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 利用工、中、建三大国有银行撤销大批农村机构因而竞争对手较少之机, 跨乡镇整合布局, 定位于服务农业的专业化的农村商业银行。当前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为“立足三农, 面向城市, 实现城乡联动”, 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成为农业银行的重要任务。农业银行应定位于农村高端商业性金融市场, 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为重点, 主要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科技园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以上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 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式和信贷政策。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应以参股的方式, 积极参与村镇银行的建立, 为二级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
(4) 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 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发展。
当前,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很不健全, 存在较大的金融服务盲区, 以民间借贷为特征的非正规金融规模很大, 这些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活跃金融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非正规金融又存在很大的风险, 不利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完善发展。因此, 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金融领域, 应尽快制定民间资本面向农村放贷的政策, 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通过多途径组建产权明晰的中小金融机构, 规范发展一些非正规的形式多样的小型金融组织。一方面, 要合理、明确界定民间金融与高利贷、民间金融与非法金融之间的界限, 对高利贷与非法金融给予坚决的取缔, 对现已存在的一些资金实力强、规范化经营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给予引导, 使其“合法化”, 加强监管和积极引导, 促进其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 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条件, 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主要股东的银行, 专门为农村经济的服务。
(5)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建立以财政和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 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在财政政策上, 核心是“多予”, 重点是建立农业贷款贴息政策。在税收政策上, 核心是“少取”, 重点是加大税收减免优惠。在货币政策上, 核心是“放活”, 重点是完善差别准备金制度。按照“统一标准、投向挂钩、差别执行”的原则,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按年度设定并动态执行相应的准备金率, 以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和普适性。坚持统筹区域发展, 特别注重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发展的金融服务问题, 采取导向性更强、力度更大的差别化扶持政策, 支持当地农村金融加快改革发展, 促进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当前, 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可定位为:建立一个以地方性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为基础、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以农村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民间金融为重要补充的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云.系统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J].中国金融, 2009, (9) .
[2]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目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调查与思考[J].2009, (3) .
中国金融法制体系论文 篇10
“我们所处的嘉定工业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被列为上海市重点打造的五大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践行中国金融的王者之道——普惠金融，把全通金融谷打造一个全新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上海全通金融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振雄对记者表示。
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金融领域，在未来十年是机遇也是挑战，规范可持续发展将是一种趋势，将成为新常态。”林振雄说。
林振雄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着诸多有利因素。目前，国内6000多万家企业传统金融机构只能服务其中的5%，剩余的真正需要金融服务的95%的小微企业无暇被顾及，这就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全国近5500万家小微企业大部分是实体经济，有着大量的刚性融资需求。而去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的融资金额仅为2000多亿，连上线下金融的量也不超过6000个亿，在国内整个信贷市场的占比不到1%，这给互联网金融留出了广阔的增长空间；互联网金融本质上还是金融，互联网不过是个载体、创新的工具，互联网金融解决了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信息公开化、对等性，突破了时间、空间的边界概念。这些因素的叠加进一步拓宽了互联网金融的生存空间。
在林振雄看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一些“跑路”现象给行业发展蒙上了阴影，究其实质是从业人员对自身草根、屌丝定位错误理解，没有敬畏之心、缺乏底线思维、内心浮躁，从业人员的素质将是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互联网金融会遭遇跟传统金融更深层次的博弈，比如要通过银联通道的第三方支付就遇到了银联“卡脖子”的事情。第三，互联网金融业的竞争会更激烈，上市公司、基金、银行等“大鳄”军团的快速进入将会加速“屌丝丛生”市场的洗牌。
拓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空间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维持和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2013年推出承载国家战略的上海自贸区建设从广度和深度为上海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想象的空间。”林振雄表示，金融中心的实质就是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结果，金融服务业集群通过集聚带来的共享、复合、互补等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是金融中心进一步发挥其金融功能的先决条件和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吸引各种金融要素的聚集，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金融服务业集群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客观演化的过程。目前，上海浦东的陆家嘴金融城以及一江之隔、拥有深厚金融历史底蕴的外滩金融集聚带正构建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体。
林振雄分析，随着各类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的加深以及金融企业综合经营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使传统金融行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金融机构和企业迫切需要运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灵活的机制迎接这场变革时代的到来。陆家嘴金融城及外滩金融集聚带是上海核心CBD，由于物理空间的局限和高昂的商务成本，无法支撑起完整的金融服务供应链体系。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后台，构筑金融服务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解码中国新型金融业态的未来格局，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迫切需要。
“上海的各个区县近几年都在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探索转型的新路，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方面加快谋划布局。地处上海西北的嘉定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色功能区的战略构想，并制定了五年行动方案（2012-2016年），明确到2016年初步建成上海新型金融产业发展集聚区、上海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总部集聚区和长三角地区配套的专业金融服务集聚区。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辐射长三角的金融产业集群，促进嘉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围绕嘉定新城总部商务集聚区，打造嘉定的‘金融硅谷’”。林振雄说，嘉定区独特的产业、科技和区位优势，使其具备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强力后台的能力。
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
“我们在上海嘉定建了一个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金融谷，计划打造成集地产、互联网、金融为一体的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平台、品牌、服务、风控多项要素，从顶层设计切入使其成为整个金融谷的一个重要支撑。这也和上海市政府提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四新’模式要求相稳合。”林振雄表示，联网金融不是一个技术、一个产品，也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个生态。
“我们将打造园区平台，在此基础上再打造应用平台，在应用平台上打造安全系统，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孵化中心、财富中心、交易中心、培训中心，把互联网金融的全部供应链条、整个前中后台、上下左右要素全部在我们园区里集聚整合，建成一个互联网金融的‘万达’。” 林振雄说，首先，他们建的是一个互联网金融产业基础平台，给围绕互联网金融产业链服务的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在平台上运用了大数据、平台化、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四大技术；其次，搭建的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综合交易平台，还提供应用服务，核心是金融服务、新金融服务，会推出很多新产品包括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产品、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品，不单单是一个“宝”、一个“贷”，有时是一个服务、一个体系，一个很立体的东西。第三，注重服务体系的搭建，企业拎包即可入驻办公并把全部精力放在发展主业方面，主业之外的服务由园区代为办理。
林振雄认为，保证平台和投资者的安全是平台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其实是个方法论，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要深刻，要有普惠金融、底线思维、敬畏之心；执行过程中注意贷前、贷中、贷后风控体系的搭建，用制度建设来保障风控体系的执行；通过数据分析、各种要素的集聚建立风控模型，跟业内的风控专家、风控大鳄联动共同打造风控能力。硬件方面设立四道防火墙来提升网络安全的力度。
林振雄把企业定位为一家业务涵盖金融服务外包、金融信息服务、金融资产投资、实业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产业运营商，在嘉定工业区内打造一个以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以金融服务为纽带、以资本投融资为杠杆，聚焦产业链生态系统的构建，使相关产业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高附加值的运营平台。建一座创新、生态和智慧型的服务新城。
“我们的平台体系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厚积薄发的优势，其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是可预见性的：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讲，传统工业用地每平方米的产值为800～1500元，我们的项目会产生每平方米8000～30000元的产值，能够促进土地的有效集约利用；在社会效益方面，我们的业态属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可为产业转型升级摸索新路；这里将会发展成为嘉定乃至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一张名片。”林振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