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精选12篇）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1

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三个阶段:起步阶段 (1979～1991年) 、初步发展阶段 (1992～2001年) 、快速发展阶段 (2002～2007年) 。截止2009年末, 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这说明, 中国跨国企业数量很多, 分布范围极为广泛,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风险管理是指决定如何对待并规划项目风险的管理活动, 而企业风险管理则是对企业内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评价, 并适时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进行防范和控制, 使用最经济合理的方法来综合处理风险, 以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由此可见, 为了更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跨国企业要理性地对待, 企业的管理层不能“等、靠、要”, 而是应该主动出击, 努力寻找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对策。面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本文认为, 中国跨国企业的管理层需要从如下三方面加强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法律风险、企业预警指标体系。

近年来,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世界各国各类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受到的此番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如何减少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如何加强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 是中国跨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纵观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极少学者就金融危机下中国跨国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的研究。为此,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从文化风险、法律风险、建立企业预警指标体系等三方面进行探讨, 以期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又快又好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中国跨国企业风险情况及对策

1.1文化风险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决策者及管理者, 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员工。而每个跨国企业都有着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 包括来自企业本国的文化。大量事实表明, 中国跨国企业基本是以雇佣企业所在地的劳动力为主, 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些劳动者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但对于来自中国的企业文化则缺乏必要的了解及认识。对中国跨国企业而言, 笔者认为, 为了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 企业在招聘新职员时候, 切不可“饥不择食”, 还是要看重应聘者的素质, 尤其是文化素质, 不仅如此, 企业还需要加强对新职员的文化培训, 特别是跨文化的培训, 这是因为, 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活动时, 所面对的是与其母国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决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对于中国跨国企业而言, 则是要使企业所在地的员工学习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 让他们熟悉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 依据中国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生产等活动。另一方面, 中国跨国企业的决策者及管理者更需要除了学习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之外, 还要熟悉当地的一些文化, 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 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决策者及管理者制定实施企业的决策、生产及管理等。没有企业文化, 再强大的企业仍然是一盘散沙;文化将企业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如果企业内部文化相左, 企业就会出现危机。因此, 中国跨国企业必须加强企业文化管理, 营造和谐的企业氛围, 为企业生产活动增添活力, 为中国跨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2法律风险

众所周知, 跨国企业必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 中国跨国企业也不例外。因此,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跨国企业更需要加强法律意识。大量事实表明, 一些法律问题就会成为跨国企业投资活动的障碍, 从而有可能导致整个投资的失败并造成损失, 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经验来看, 降低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是投资取得较好收益的重要保证。那么, 中国跨国企业如何才能降低法律风险?正如前文所言, 中国有2000多家跨国企业分布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 本文认为, 一方面, 中国跨国企业的决策者及管理者需要有针对性的加强法律学习, 尤其是要学习东道国的法律。通过学习, 决策者及管理者对东道国的法律环境才能有清晰完整的了解, 才能了解东道国与中国国内相同法律之间细微的差别, 才能了解东道国的合同法违约责任有哪些条款。此外, 一般而言, 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法律, 并且法律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换言之, 法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以及时效性。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跨国企业的决策层及管理层尤其需要及时学习掌握新出台的法律, 才能降低法律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 降低法律风险需要实施“本土化”的法律人才, 这是因为, 东道国当地的法律人才, 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法律、法规, 比我们“走出去”企业的人才要熟悉得多, 而且对于涉案时的办案程度及其他注意事项, 也比我们的人才清楚得多。

1.3企业预警体系

财务状况是衡量一家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此,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对于中国跨国企业而言, 除了加强文化风险及法律风险管理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跨国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这样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提早识别企业风险, 预知可能出现的危机, 为决策者及管理者防范和化解危机提供宝贵时间。而一个有效的风险预警模型, 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预警方法, 一个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 对中国跨国企业进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中国跨国企业有自己的特点, 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引入一些相应的非财务指标, 如考虑规模的资产规模指标;考虑到发展环境的地域因素;考虑到企业可能操作利润嫌疑的配股或保盈因素影响;考虑到大股东通过各种形式对企业进行“掏空”, 影响企业营运资金的大股东资金占用;考虑到自身抵抗风险如需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抵御风险能力强的管理者素质和员工素质等。因此, 本文综合考虑中国跨国企业的特点, 引入非财务指标, 建立一套适合跨国企业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为了重新建立一套更适合中国跨国企业的预警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中国跨国企业的特点引入相应非财务指标, 建立一套适合中国跨国企业的预警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分别为: (1) 长期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长期资产适合率、流动资产比率; (2) 短期偿债能力:速动比率、营运资金对净资产总额比率。 (3) 发展能力:固定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利润总额增长率。 (4) 风险水平:综合杠杆; (5) 获利能力:每股收益、市盈率、每股公积金; (6) 现金流量:现金与利润总额比、每股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7) 盈利能力:营业毛利率、销售净利率; (8) 营运能力:营运资金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9) 非财务指标:大股东资金占用、配股或保盈因素对公司报表的影响、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对外担保、地域因素、审计意见类型。

加入非财务指标的预警指标体系还包括营运能力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这是因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相关性程度比较高, 考虑到非财务指标体系时为了留下更多的非财务指标, 剔除了这个财务指标。

本文所建立的纯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和加入非财务指标的预警指标体系, 适合中国跨国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 为广大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预测公司财务状况提供科学的决策手段, 同时也为企业防范和化解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应该说, 这两个预警指标体系是可行的, 构建的两个预警模型将会取得比较好的预警效果。相比纯财务指标, 引入非财务指标, 更能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预警效果。

2结语

纵观全文, 结合中国跨国企业的分布特点, 就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企业生产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文有针对性地就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加强风险管理展开了一定深度、广度的讨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以期为中国跨国企业降低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参考。这些对策主要涉及文化风险、法律风险、企业预警指标体系。更多的对策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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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丽华.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政策取向[J].特区经济, 201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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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新城.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反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 (10) .

[6]乔振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困境[J].中国报道, 2009, (4) .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2

【作者：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陈义斌】

与一般公司不同，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成立伊始，经国家批准的《公司章程》就标定了十年的生死大限。由资产管理公司开创的我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事业在1.3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是否就是“矫兔亡”，而要“走狗烹”呢？在我国金融体制大改革的背景下，今后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一、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看资产管理公司的出路

1．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业务分析。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从四大国有银行等价收购1.3万亿元不良资产。对这些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分成债权资产和股权资产，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和处置模式。

股权资产指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银行剥离资产中，按国家要求，把这部分债权转为对债务主体出资（股权）的资产，又称债转股资产。债转股资产实质上是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两大任务之一——促进国有企业扭贫脱困的载体。短期讲，这一任务的完成办法是对这部分资产进行停息处理，减少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长远讲，是利用这部分资产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出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的股东多元化，对抗国有企业实际存在的内部人控制，进而消除或减弱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带来的国有资产经营风险。

债权资产指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银行剥离资产中，除去股权资产以外的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债务追偿、折让减免、债权转让、实物资产出售拍卖、破产清偿等方式进行最终处置。这部分资产占资产公司收购总额的绝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冰棒效应”，即处置时间越长，整体资产质量越差，因此，是资产公司不断加快处置的首选。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2年底，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债权类资产3014.42亿元，回收资产1013.18亿元，其中，回收现金674.82亿元，处置资产占债权资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进度看，资产管理公司在十年内完成这部分资产的处置不成问题。

2．债转股资产的处置和可能归宿

按照债转股的四大条件：产品有市场、设备较先进、管理班子能力较强、转股后能实现扭亏，债转股资产并不具有债权类资产的“冰棒效应”，实质上不是处置性资产，而是可经营

性资产。债转股的多数企业转股前能够按时付息，多数资产在银行的管理中也作为正常贷款对待。从国家对债转股企业的慎重选择和政策出台的背景看，债转股实际上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扶持和对“拨改贷”政策导致的国有企业资本金缺乏的回归。

债转股后形成的股权，如果在短短的十年大限内完成退出，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转让给投资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有4600亿元（含银行委托转股资产）的债转股资产，以信达公司为例，在1700亿元的债转股资产中，主要是集中在煤炭、化工、冶金和有色行业这四大基础产业，其中煤炭占30.6%；化工占18%；冶金占16.6%；有色占6.6%。这些行业的企业一般资产额大，盈利能力差，许多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矿山资源，外界资本愿不愿投资，国家政策允不允许尚且不说，如此巨量的资产在短期内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无法消受。另一种途径是原企业回购，即便以五折的比例，也相当于抽走2300亿元的现金，这势必是“掀下包袱扛上石头”，对资金本就非常紧张的国有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回到单一股东模式，完全背离了脱贫减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债转股政策初衷。因此，这两条退出之路都很难行得通。

“十六大”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思路为债转股资产的归宿带来了新机遇。在持股数千亿元国有股权资产及日趋成熟的股权管理经验的背景下，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把资产管理公司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成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切实参与转股企业管理，股权主体到位，把债转股的政策初衷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相结合，走出一条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交融的新路子。

二、新的不良资产需要专业机构不断处置和管理

把不良资产处置继续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业务的关键是：是否存在一个源源不断的不良资产供应源。

市场经济具有产生不良资产的活水源头。不良资产的产生除偶然性的因素（如经营水平、投资目标失误等）外，系统性的产生原因是经济转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转轨、产业升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历史发展也证实，不论何种特色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经济危机或金融风暴（如东南亚金融风暴、墨西哥金融危机）来临时，不良资产的源泉般的产生将变成井喷规模。这一点，无论在金融制度完善的美国、西欧诸国，还是在发展中的东南亚诸国，都证实是无可避免的。1988年，美国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2002年台湾的大型银行拍卖了高达2400亿元（新台币）的不良资产。日本银行、韩国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有一个庞大的不良资产蓄水池。2002年底，控制我国65%左右金融资源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资产率分别是，工商银行25.52%，中国银行22.37%，建设银行15.28%，尽管农业银行没有公布，但顶多处于工、建、中三家银行中间；另据央行统计，到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才能降到15%以下。2002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各项贷款为10万亿元左右，就以20%计算，不良资产规模在2万亿以上。另外，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估计也不是个小数，2002年末，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各项贷款规模为3万亿元，以经营状况中性的深圳发展银行为例，据报道，1999年，深发展的304亿元总贷款中，逾期和呆滞贷款之和就有102亿元。2002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规模为2万亿元，以新增贷款的5%的不良资产率计算，每年将新增不良资产1000亿元。除银行类金融机构外，证券公司、大型投资公司也是不良资产的巨大源泉。

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重新搞一套人马和网络处置是既费钱又费力的事，显然利用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和网络，进行规模处置无论对银行还是对社会都是最经济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理能以市场化的形式运作。

三、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大投行的发展之路

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消除不良资产的产生，那么，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机构就不可空缺。

从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看，投资银行在最广阔的范围内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交易的中介，是确定资本最佳使用方案、最佳使用方式、最佳使用对象的资本配置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所谓投资银行还只能说在从事投资银行某些业务或是狭义的投资银行。而国际一流的大型投资银行，如美林、高盛、雷曼兄弟，则扮演了公司购并重组、基金管理、证券承销和经纪、风险资本、资产管理和处置、金融咨询等资本市场所需的众多角色。

资产管理公司具有开展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优势，第一是网络优势，有遍布各省的办事处，成为进入地方市场的触角，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第二是先入为主的经验优势，不良资产处置以前在我国是新事物，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实践，正成为一项成熟业务；第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几年的处置业务，使资产管理公司具有了消纳不良资产的客户资源库。这些优势是大金融机构，如银行、大证券公司所不具备的，也是一些以投行、资产管理为主业的民营或股份制公司无力达到的。另外，资产管理公司已有从事投行业务的相关经验。在几年的处置中，资产管理公司创造象郑百文换壳重组、中纺机的行业重组、河北凌云的股权拍卖、酒钢宏兴上市等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成功案例，在人才和声誉上为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转型创造了条件。

因此，结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些优势，其转型发展的合适目标应该是广泛意义上的、以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投资银行。

转型后，从我国金融体系的构成看，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会形成新的优势互补与协

调组合。在市场机制主导下，资产管理公司，自主选择、评估定价（摒弃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方式）、协商收购新的资产，包括继续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客观上，这种收购将成为国有银行化解风险的一个可供选择。

四、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大投行的业务模式

正象资产管理公司过去走过的道路一样，资产管理公司向大投行转型之路也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探索之路，本文抛砖引玉，大致勾勒了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运作模式、管理体制和发展前景。

1．四家公司进行合并。在经过多年处置后，剩余资产是一种“少而精”的相对优质资产，进行集约经营，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合并是应有之义。但合而为一未必明智，合为两家应是上策。从竞争意义考虑，两强存在的相互促进意义非常深刻，电信、民航打破垄断求进步，我们不能一开始就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滋生惰性的垄断温床。从资产规模上看，目前四公司手中掌握的政策性债转股资产和银行委托转股资产规模共计4600亿元左右，加上后期通过资产重组、证券化等方式累积的其他可经营资产，总额估计应有5000亿元以上，即便在短期内不能接受新的不良资产，也完全利于两家大型控股公司的精耕细作。

2．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从国际经验看，重组业务（即狭义的投行业务）和企业管理业务（及狭义的资产管理）是资产处置的两翼，共同服务于资产增值的目的。未来的资产处置模式大致如图：

上述三项业务具有相对独立性，为推动各业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对投行业务和企业管理应分别成立相对独立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经营公司。各分公司在其决策范围内相对独立，在资源、信息、资金、人员方面则在集团的领导下，协调运作。

这种模式还与世界金融变革的方向相适应。当前随着投资者多元化的服务要求，金融控股公司等集团化模式已经成为金融变革的潮流，我们熟悉的花旗集团、汇丰集团、德意志银行集团都是典型的金融集团控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国际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竞争，必须学习国外同行的手段，构筑合理的管理体系，否则，在竞争平台上就输与了对手。

3．转型之后的主要业务范围。转型之后，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其核心优势和核心业务则在于不良资产的经营和处置业务。

一方面，以市场化手段继续收购新的资产，但不再是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而是按照市场原则自主选择、评估定价、协商收购。在经营目标上，由“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转变为“最大限度增殖资产、获取效益”，在接受价格和处置价格之间发掘巨大的利润空

间。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与其他金融机构形成新的优势互补与协调组合。

另一方面，它可以从事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而不仅限于资产管理范围之内的。利用资产公司原先从事资产管理范围内有关业务的经验，使资产公司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事上市推荐及股票、债券承销，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与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等各项业务，从而发展成为集团化、全能型的真正投资银行。

短期中国金融的三大风险 篇3

房地产方面，如果房价一次性下跌40%-60%的水平，那将发生金融危机。因此，必须对房地产市场做调整，使其保持相对的稳定。我国当前也正在结构上做合理调整，未来的发展思路是满足必需的，打击投机。

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风险是可控的，不过，其中存在的一个风险隐忧就是土地财政。中国的债务水平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比金砖国家略高一些，地方举债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较长，期限错配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债务的效率比其他国家要高，美国的这块债务通常用于消费，而我们既有消费也有资产，能够产生未来的效益。但是地方债务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土地财政的问题，按照土地财政测算，每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财政占了很高的比重。2010年土地出让金再加上各种税收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0%，2012年的占比也达到50%。这意味着中国土地出让金制度实际上存在一定问题。这个体制类似于我请客别人出钱，肯定会推动房价提高。

关于银行信贷、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社会的融资体系分为三大块：新增贷款、影子银行体系、直接融资。直接融资里面一定要做真正的直接融资，中间还是金融机构承担的确实效果不理想。而影子银行通过信托、委托贷款的渠道，委托贷款一定程度上很容易形成这个债表面上进入实体经济，实际上又从实体经济中转出来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所以这也不是非常好的方面。

另外，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金融风险点还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社保欠账以及影子银行相关的委托贷款、信托、民间贷款。通过加强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平稳发展，这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不能出现由于某个局部风险的出现或者几个风险的叠加和传递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我们的底线。

看到风险后，如何应对？我的建议是：第一，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转型发展”不是光强调“转型”不强调“发展”，而是在转型中求发展，发展中求转型。今年上半年，东部发展不太理想，中西部发展速度也有所下降，这样一来其实转型就存在很大难度，因此一定要在发展中取得转型。

第二，基础设施需要优化。前两年，北京7月份的一场大雨淹死了人，这肯定不行，因此，基础设施一定要优化。另外，城镇化，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解决

第三，房地产市场适度调整。总体进行适度调整，局部地方也可以有涨有跌、有保有压，让真实的需求得以满足。

第四，推动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多元化，以此作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用美国市政债的方式，我们的风险也不小，如果债务都面向市场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解决，一部分市政债、一部分政府融资平台、一部分是公私合营，多种方式有机结合。

第五，优化融资结构，打破刚性兑付，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我认为可以适当放松监管，让贷款稍微增加一些。中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民间借贷，总量上稍微收缩一些。

最后，养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基础养老全部解决不太现实，基础养老的水平不可能太高。未来养老问题的解决肯定还是有赖于基础养老、企业年金补贴、商业保险以及家庭养老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管理,信用体系重构

1互联网金融和风险的判断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融行业与互联网金融行业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形态。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电子设备为基础,以通信网络为关键介质,提供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和金融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运作模式。

互联网金融风险是基于 “互联网”和 “传统金融”的双重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从广义上指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出现损失的不确定性; 狭义上指互联网金融企业或互联网金融机构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致使资金、财产、信誉等遭受预期、非预期或灾难性损失的可能性。

2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点

2.1不可控性

大部分传统的金融行业风险我们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风险降到最低,但互联网技术本身所具有的高效性、 即时性使得互联网金融风险发生时迅速传播,使得其有不可控性。

2.2双重性

互联网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就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小的互联网技术风险的存在会直接影响金融业务的顺利进行,大的互联网技术的风险甚至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瘫痪。相对应的金融方面的风险的存在会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构成威胁或者迫使互联网技术进一步的更新。

所以,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具有双重性,不管哪一方面风险的存在,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另一方面。

2.3多样性

传统的金融活动,是在监管着金融活动的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互联网金融风险却存在风险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传统金融行业的风险和互联网技术方面的风险还有用户的操作风险; 以及隐藏在互联网中的黑客,使用盗号木马,监听等对互联网金融构成极大的威胁。

2.4传染性

传统的金融网络模式认为互联网能够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然而认为如果网络结构相关度较高,如果系统一旦发生风险将会使得风险传播更快,波及范围更广,传染性使得风险更容易扩散。互联网技术加速了 “信息” 载体的传播, 当金融体系稳定时信息资源的共享使得客户能够更加理性地作出分析,使得风险降到最低,但当金融体系极其不稳定时,会出现 “宏微观悖论”加速传染。

3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

3.1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时代云储蓄的快速发展,使得客户信息储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还存在着计算机病毒和网络黑客等一系列的攻击。信息时代更新换代非常之快,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同时面临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我国互联网金融技术相对不成熟,大多数是引进国外的互联网技术,缺乏自主研发的互联网金融技术体系,这对我国整体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业构成一定的危险。

3.2业务管理风险

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往往具有不可控性,当互联网金融业务发生急剧变化时,会造成资金流动受阻,客户信息,资金安全性问题,例如网上信用卡借记,余额宝作为第三方支付等延期付款受阻,一旦风险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使得金融业务受到进一步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迅猛,很多企业不具有互联网和金融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使得企业发展存在潜在的危机,同时大家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并不强烈,业务管理上存在风险,例如有的支付宝平台在进行大的业务时,并没有启用U盾等安全工具,仅仅使用密码和验证码校对,都给互联网带来了业务管理的风险。

3.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企业员工而非企业技术人员在使用系统时,因不熟悉操作系统或者没按照操作步骤对企业造成的技术或财产损失。另一类是消费者在未能合理掌握操作规则的情况下,操作失误对个人和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发展初期,没有一定的经验和社会监管力度不够,一味追求利润,未能及时对员工和客户进行业务操作规范的培训,以及未能建立对操作风险的识别和监管体系,使得互联网操作风险存在。

3.4法律政策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金融业务体系,很多监管和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对于新的互联网企业的成立,网络交易合同的有效性,交易性身份的确认等都没有完善的规定,采用这种网络平台都是双方以协议的方式进行,而协议只能够采用仲裁等手段,却并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

4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4.1从技术层面进行全面的升级

安全健康的技术环境是企业有序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该加强网络基础的结构和研发,加大对技术人才和设备的投资监管,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特别加强对日益剧增的黑客等的监管力度,从而提高整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效率。

4.2多方面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很多监管制度并不完善,多方面加强互联网的金融监管,形成规范化的监管机制。由于互联网金融分散,央行和银监会都没有确定的职权实施监管,我们要成立专一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完善有序的管理方法,机构可以分为几个不同部门,配备相应的人才和设备。同时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合作,加大监管力度。

4.3强调金融系统的防范

互联网金融风险根本上来说就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带来的损失金额往往比一般风险造成的损失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为货币资金的筹集与经营,不但涉及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且还涉及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即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线上操作,使得钱的来去详情并不知道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必须要强调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督管理。

4.4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法律体系建设

学习国外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一个初步的法律制度,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同时也可以对电子商务进行规范,颁布相关法律对电子平台进行安全且规范的管理。在电子商务处理中,银行与客户双方都需要有数字签名和电子凭证等有效性证明,这样可以更加明确双方的职责和利益。

4.5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5

论文摘要：在金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经历了加入世贸后的第一个五年期在中国境内享有国民待遇，由此给中国金融机构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也存在着挑战，但无论一个五年承诺期，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中国金融市场是机遇还是挑战无疑都加深了金融服务业的风险，本文从法学的角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和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为金融立法监管以及法律风险的防范提供参考。

一、金融业全面开放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过程，从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以来，金融领域作为经济的核心于次年便开展了他的开放步伐，经历了1994-1995年的全面调整阶段，1996年的迈向国际化以及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金融业逐步实现了其全面开放的步伐。中国政府加入WTO做出的承诺中，逐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在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主要有四种承诺：加入世贸当年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就没有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5年之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地域限制和客户的限制，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方面、设立方面的非审慎的限制，5年之内取消对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设立方面的限制。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首日实施。

该条例全面履行加入世贸承诺，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中国银行业开放迈出历史性步伐。同样也意味着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可享有国民待遇。今年第三季度第三批获批成立的外资银行中国内地法人银行将达十家这些银行预期2007年在中国的营业额增长将不少于20%，并认为今后3年的盈利将超越目前水平，总资产将于2010年前增至逾1000亿美元。除此之外保险业证券业也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从1992年，美中AIG公司在我国开业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国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以及与内地保险公司的合资公司在中国境内成立。在银行保险证券三大巨头的带动下，金融服务业的其他相关行业也逐步对外开放，造成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景象。

二、金融全面开放后金融服务业的法律风险

2006年底，酝酿了近十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西方10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在此协议中银行业的风险范围得以扩大，具体划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其他风险。在此协议中的重举之一就是把法律风险首次列入金融风险的范围，从而加强了各国对其的重视程度。由于金融的高风险性各国政府特别重视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如何通过监管来降低金融风险从而加强交易的安全性已经成为政府和金融业内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政府作为WTO中的一员，在履行其金融全面开放承诺之后，金融风险的监管与防范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为了应对金融全面开放后的风险，中国金融业监管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自身都采取了多项防范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但当经济学家忙于解决金融传统的内部风险时，法律风险的层出不穷把人们带入到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法律风险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法律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面临的许多法律法规上的不确定。也有学者认为，法律风险主要是指违反或不遵守法律、法规、规则、行业做法和伦理标准等带来的风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由于交易对象的法律权利义务未能明确界定所产生的风险也属于法律风险。具体而言，法律风险起因于违反或不符合法律、规则、惯例或者交易各参与方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被合理地确立。因此，我们所说的法律风险通常包括二方面的内容：第一，私法方面的风险，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明确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监管方面的风险，即违反监管机构的规定或有关的监管规定适用不确定带来的风险。为了更好的阐释金融全面开放时期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法律风险，本文根据法律风险的成因把金融服务业的法律风险分为：外源性的法律风险、内生性的法律风险、其他法律风险。[!--empirenews.page--] 1.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外源性法律风险

外源性的法律风险体现在本文中主要是指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在境外上市经营业务建立子公司以及实行并购等金融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国外的相关金融立法以及司法管辖等与中国企业不一致而导致的法律诉讼和相关风险。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

1金融服务机构走向国际的合规性法律风险。从中国人寿在纽约遭遇集体诉讼到中国银行的欺诈事件，中国的金融机构相应“走出去”发展战略号召向国际市场进军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咎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中国金融企业内部的控制系统自身就存在着管理松散、制约机制分工不明、内部人员意识淡薄等方面的缺陷，金融机构高官的违规操作事件此起彼伏，但在国内上市的外部审计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并没有使问题明显化，然而未明显化并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反而是违规情况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旦触及关键后果不堪设想。巴林银行的倒闭就给内部控制体系松散的金融企业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国外上市的企业必须遵守国外严格得证券交易规则和法律法规并且接受当地的监管。也就是说当这些在国内受保护的并且法律风险意识不强的金融机构与打开国际资本市场时，问题就爆发出来了。以美国萨班斯法案为代表的严格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给中国金融机构涉外商事设立了很大的风险障碍，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稍不注意就会违反其法规并遭受严厉的处罚。这些法规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确保信息纰漏为目的，为了建立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很多当地的企业承受了巨额的资金压力，而无此意识的中国企业则更要慎之又慎了。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趋势的加剧，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相继消防美国进行相关立法，此趋势也应当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重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金融机构能在在境外上市募集资本的屈指可数，即便能够光荣上市（如中国人寿）也难免遭受境外诉讼。

2跨国金融服务机构的多重司法管辖的法律风险。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壮大，我国多家银行已经拥有境外分公司和子公司，依照我国法律法人登记注册地对其具有管辖权，母公司或总公司所在地对其也拥有管辖权，然而，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十分广阔，其不仅可以对在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进行管辖并且美国法对世界任何地方的普通法侵权行为都有管辖权。美国法中涉及到很多域外管辖的条款，各州的立法涉及美国经济间谍法、安全和健康法、养老金和税收法、海外反腐败法；另外联邦立法包括联邦证券法、商品交易法、联邦邮件欺诈和电报欺诈法、洗钱法。美国反欺诈法中规定了境外投资者的违法行为的域外管辖规定，违法行为包括电报欺诈、邮件欺诈和洗钱，其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赔偿是民事诉讼中的三倍，法院已经对美国域外的行为使用过该法了。以美国法院为代表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扩大其法律的域外效力，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业务的跨国性越来越明显，一个金融机构同时要遵守不同国家的法律接受多个国家的管辖，对于我国保护性的内部管理控制机制上不健全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很大的风险。[1][2]下一页[!--empirenews.page--] 2.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内生性法律风险

内生性的法律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规章制度、体系结构、内部人员的操作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由于执行不力而又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些风险本身存在于中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内部，但是由于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而使得这些风险的表现更加明显并且风险率更高了。

1中国金融服务业混业经营的法律风险。以混业经营方式为主的跨国金融集团公司已经纷纷从各种渠道分别进入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行业。如何在分业监管下更加严格地监管由于不断出现的交叉业务和企业本身引出的混业现象，成为监管部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监管难度在提高。目前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业已形成，对一些混业经营的跨国金融集团而言，各个监管当局对其在华业务都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整合各监管当局的资源，加强协调和沟通机制，以便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效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2中国金融服务业内部合规性法律风险。我国金融服务业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内部高管人员和雇员的商业贿赂、欺诈现象一直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一大障碍。新近发生的全球性欺诈案中中国银行就占有一席之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诉美国NBM公司案，此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与银行高官勾结，制造交易假象，提供伪造文件，取得银行信任，套取资金8500万美元，几乎影响到中银香港的上市。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涉嫌受贿在美被诉一案，在国内也引起极大反响。这两个案件虽然最后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其中所暴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商业贿赂问题，却值得深刻反思。

3.中国金融服务业其他法律风险

金融创新诗歌过发展金融业大力倡导的政策，但是由于金融创新的不确定性，金融制度、机构、市场、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每一次创新，金融机构在获得丰厚回报和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业在创新过程中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摆在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林德诉阿拉伯银行——以色列恐怖事件中的美国幸存者及受害者的后代在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约旦银行分行，指控其向恐怖组织成员提供财务资助。这个案件给我国的启示在于我国的金融机构在对贷款对象进行审查时应该考虑到政治发因素引起的法律风险。在重人权保护的国家，金融业的发展还要考虑到其所引起的政治风险而引发的法律诉讼。此外还有汇率风险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法律风险的理论分析

1从公平价值角度分析金融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

公平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诉求，自我国金融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履行入世承诺，市场准入的门槛逐步降低，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享有与中国金融机构相同的国民待遇。这样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看似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待遇，但是未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的现状远远落后于其他有着深厚发展背景和强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机构。目前，一方面，仍然存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某些方面也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些超国民待遇损害了国内金融机构的利益，也形成了非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非公平的竞争环境直接导致了反垄断法的管制。除此之外，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投资市场上的竞争，同样苛刻的上市规则对于金融内部规范制度层次不同的国家而言，也是一种形式公平制度下的实质不公平，为了防范金融法律风险的扩大，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监管权的拥有者，一方面，在国内政策的制定时要考虑到为国内企业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尽量的与国际规范接轨，避免中国企业的境外法律风险。当然，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empirenews.page--] 2从秩序价值角度分析金融法律风险的影响

法的秩序价值是指法有效地调整社会秩序，实现了法所预定的秩序目标，并使依法建立的秩序得以维持、巩固和发展。金融法律制度的秩序价值在于以法的强制力规范金融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组织和经营活动，维护金融交易的安全，保障金融市场有秩序和健康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可能是自发的任意行为，它必须以法律制度为依据，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的构架中进行，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监管权限的取得与行使，监管内容和监管方式的选择和界定，都离不开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否则不仅金融监管机构无法树立其地位和权威，也会使得金融监管活动无法可依、无所适从，其结果必然是金融市场及市场活动失去控制和规范，导致市场的无序和混乱。而金融法律风险正是对于这种法律的权威性和金融活动的合规性的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金融法律风险在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以及健康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把金融法律风险的防范提升到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

3从安全价值角度分析金融法律风险的防范

“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金融业的安全稳健经营在整个金融法中具有核心价值。在金融安全的状况下，一国金融发展应该展现出的是运行稳定、持续向上的态势；该国对于逐渐增多的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不断得到提高；金融主权独立，对关键性的金融资源具有相当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尤其是当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金融风险加剧，金融安全的价值不仅影响到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将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都非常重视通过市场准入等制度来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安全的基础上将那些资本充足、声誉卓越、经营管理水平高、竞争力强的外资金融机构引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而防止那些可能危及东道国金融安全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从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金融法律风险作为金融风险的新兴成份在金融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金融法律风险在中国面临着潜在性、高风险、低防范的缺陷，金融监管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参考文献：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6

我看到的财富管理市场有很好的前景，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风险收益非常高，我们看到余额宝大概到7%，甚至到8%，假如无风险收益率非常的高，大家为什么还要投二级市场呢？理财市场大部分和房地产挂钩，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信托产品都没办法挂钩，这些当下所发行的产品由谁来兑付也是我们每天要思考的问题。财富管理不仅仅要想怎么开幕，你还要想最后怎么谢幕，能够很好地谢幕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我们投资产品非常少，VC和PE流动性比较差，一般持续五到七年。而这五到七年的过程中人们也有心理的忍耐期。最后就是刚性兑付所带给大家的思想淡薄。

我们发现要想卖掉资产不是因为未来没有获利，而是它现在的资金链不行了，所以可能以很低的价格抛出来。流动性成为始料未及的风险。我们看到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但我也感到有些困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还没有那么清楚，我们也遇到很多做高利贷的，这值得每个从业者思考。

我今天讲风险比较多。总体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市场化的话.中国的GDP会持续降低。我们看到很多信贷已经进入了一个，至少是借新还旧的状。自己最近比较悲观，看到在我们金融的毛细血管大部分出现了很多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银行发行了一些理财产品，出现问题以后没有人来负责任，客户去打了横幅。也看到一些银行为了借新还旧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也有一些，银行利率看起来是8%，但是企业拿到是15%，大部分被资金潜客拿走了，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我认为这些风险是很大的。我们也曾经碰到过一些银行行长为了拉存款，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非市场化的工作，所以我想说向前看才能更好地生活。

明天的钱投向哪？

我们也经常问自己，到底聪明的投资者明天会把钱投向哪里？第一个就是创新，我们追求新经济和技术，特别是关注在互联网方面能够增长的一些好的公司，好的基金，同时医疗产业也是我们看重的方向。我们也持续地在思考房地产。在中国房地产是投资者没有办法回避的大的资产，我们要做到低成本，同时又面对刚需市场。所以诺亚在做房地产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刚性需求的，这在过去的几年给我们的客户带来了好的收益。我们现在想把它细化，还有哪些资产能够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是我们这个团队持续研究的动力所在。

我刚才讲了很多风险，但是我们也面对很多好的地方，大的趋势，比如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城市化的进程。其实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到50%，我们一直很坚定地认为从50%到80%是加速的，可能会改变一些方向但不会停止。第三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传统行业和带着新经济的行业可能冰火两重天。我们也面对一个全球化和老龄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2014年諾亚在整体的投资组合方面，依然看好VC和PE的发展，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新经济，有一些市场化垄断的行业，如互联网和生物医药等。并购基金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年也投放了并购基金。在房地产方面，我们和专注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每一波行业的并购和整合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是看好房地产的并购的。

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风险 篇7

应对这场危机, 美联储接连大幅降息, 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00%。然而市场显然并不满足, 全球主要股指继续下跌。有论者认为, 全球资产价格迅速上涨之后的回落, 只是一种价格回归而已, 政府干预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意思, 其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索罗斯在近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索罗斯认为, 次按危机将结束60年来的市场繁荣, 全球金融业也将面临一场新的范式变迁。范式整合的结果是什么?市场在焦虑中期待着。

就中国而言, 中资银行受到的影响也随着次按危机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步深入。2007年的年报显示, 各大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遭受的损失超出市场预期。次按危机就像在夜色中流淌的河流, 静静地却又不止歇地侵蚀着中资银行。

在这场危机中, 中国的银行体系遭受来自各个层面的冲击, 从国际金融风险防控, 到信贷风险控制、问责以及信息披露机制, 不一而足。另外, 面临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 中国政府又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 并且直接控制信贷规模,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增加。金融业的改革, 或许能带来新的可能, 金融创新被寄予较多期望。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次按危机正是由于“精雕细刻”的金融创新产品破碎所致, 我国的金融创新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期待哪些产品呢?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财务系主任陈家乐认为, 次按危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受到的影响, 金融机构购买了较多次按及其衍生品, 金融机构的损失可能会带来所谓信贷紧张的问题。此外, 现在市场还担心次按风波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第二个方面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次按危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会因此影响到整个经济全局, 而且, 房地产市场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调节, 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才能知道是否完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就市场来看, 现在的股票市场仍有较多投放, 也有不少机构性的产品, 次按危机虽然带来了资产价格的下跌, 但因为都是属于短期性的, 因此看股票市场时, 其基本面并不是很悲观。

“美国次按危机所隐含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个是如何对待我国的金融创新, 另一个是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调控。”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中心副主任柴青山认为, 就金融领域来看, 我国的金融创新还是有所推进的, 包括按揭证券及一小部分衍生产品等。虽然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争议, 但是创新的方向是应该坚持的。这方面有几点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第一, 无论是原始的金融产品, 还是包装过的金融产品, 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和完善对原始产品和客户的持续管理。比如美国的次按危机, 在本次风暴中牵涉到一系列环节, 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但究其源头却是银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如何衡量零首付及低首付住房贷款的风险问题。因此无论金融产品包装多少次, 多么复杂,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原始产品的风险管理要规范, 对原始的客户和风险的跟踪要及时。第二个经验教训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机构设计了按揭贷款, 然后把它包装成按揭证券, 之后又再次包装或多次包装成各种金融产品。这个包装过程确实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但实际上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 风险不仅没有分散, 反而因过度包装及衍生产品的放大作用而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过程中, 原始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及其他信息的传递是不通畅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使许多金融机构失去了及时处置或采取措施规避风险的时机。第三个教训是评级公司所起作用的问题。评级公司在次按危机发生之前给予相关证券或产品的评级是偏高的, 并由此埋下了祸根。在危机发生之后, 它放了马后炮, 迅速调低相关产品的评级, 对危机的深化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第四个教训, 对待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 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又要注意其杠杆效应和极其巨大的破坏作用。现在比较复杂的金融产品大都掌握在一批欧美“金融贵族”手里,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基本上只是被动参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衍生产品已经成为欧美炒家冲击金融市场并深化和扩散危机的重要工具。对此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惕是有道理的。

就房地产市场来看, 次按危机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过度有一定关系。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及“9·11”事件之后, 美国曾连续11次降息, 以致联邦基金利率被调低至1%的半世纪以来空前低的水平。在低息环境的刺激下, 美国的房价节节攀升, 市场上出现零首付的按揭产品。在房地产泡沫形成后美国在2005-2006年又反向操作, 连续加息17次, 将利率迅速抬高至5.25厘, 导致泡沫破灭, 房价不断滑落, 次按危机爆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只要宏观经济形势允许, 在房价上涨趋势形成时央行就应当及时果断地加息, 但在泡沫已经很明显时, 加息的力度却不可太过猛烈。

由于种种原因, 现在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比较高, 泡沫已经很明显。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 政府最近出台了很多措施, 2007年措施更加密集, 包括限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 央行加息, 加强住房保障, 打击囤积土地等。在这些措施的配合下, 全国各地的住房成交量已大幅萎缩, 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呈下跌趋势的已有22个, 其他城市的涨幅也已显著放缓。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在实施进一步的调控时应当避免采用过猛、过急的措施, 避免房价在预期逆转后出现大幅滑落。

另外, 次按危机对我国来讲, 实际上已经为我国经济做了一次降温。美国经济放缓之后, 我国的出口增幅有可能会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受的过热压力也会有所减缓。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 国内又遭遇雪灾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国对2008年的调控力度确实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

美国次按危机对我国的短期影响是利大于弊, 但是从长期来说, 美国为了挽救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对中国来说, 却是弊大于利。一方面, 在美国的带领下, 包括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 包括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向市场注入极其庞大的资金。一旦美国经济稳定下来, 难免会导致流动性进一步增加。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流到发展中国家, 包括高速成长的中国和印度。另外, 美联储大幅降息, 凸显了人民币资产的利差及汇兑收益, 确实加大了我国央行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

次按危机爆发之前, 美国长期处于低利率时代, 中国在此之前也是低利率, 商业银行也习惯了低利率。现在看来, 至少在中国, 低利率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未来商业银行如何在高利率下进行经营?在这种情况下, 商业银行如何改进以降低其经营风险?

陈家乐表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 银行来自利差方面的收入相对来说是下跌的, 所以商业银行需要从其他的渠道取得收入, 但是银行在金融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分配资源, 把贷款投放到效率较高的地方。国内银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一般的贷款都流向大企业、重要企业, 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因此, 国家对利差的政策, 要让银行更好承担市场资源分配的角色。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8

网络金融是将网络技术融合到金融业务中而形成的新型金融形式。狭义上讲, 是指以网络为媒介, 通过金融机构的用户终端办理业务的运行模式。广义上讲, 还包括其他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外部环境等。

二、网络金融的风险分析

1.法律风险。中国目前只有《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银行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等几部零星法规, 缺乏对网络金融系统、详尽的司法界定和行为约束。

2.技术风险。网络金融的运行存在技术风险隐患, 如系统硬件和软件运行故障、访问量超载导致的服务器崩溃、遭受黑客的网络攻击、感染计算机病毒等。

3.操作风险。网络金融一大亮点是客户可以自助办理业务, 但客户缺乏金融业务的专业知识, 对网路操作系统也不熟悉, 很可能在自己办理业务过程中出现手误等操作风险。

4.运营风险。 (1) 金融犯罪的新工具。由于网络金融客户只需通过具有联网功能的终端就可以办理业务, 这使不法分子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隐匿自己的身份, 实施金融犯罪。 (2) 风险扩散的助推器。网络金融通过互联网使各个行业部门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也将各类风险汇聚到一起。一旦某个领域发生危机, 风险很快传导并数倍放大。

5.跨境风险。网络金融加快了金融企业的全球化战略进程。但不同国家地区的金融制度、金融运作方式各不同, 难免会和与当地金融系统产生矛盾摩擦。

6.竞争风险。 (1) 外部竞争风险。中国网络金融服务质量较差且主要模仿发达国家, 没有核心技术专利。一旦该市场对外开放, 国外同行会以优质服务抢走客源, 并利用专利特权打压国内企业。 (2) 内部竞争风险。国内企业为抢占用户资源, 建立起专属独立的服务系统, 使客户无法进行联网操作和清算。他们还怠于新产品开发, 而大打价格战、捆绑销售战, 引发恶性竞争。

三、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1.风险监管立法空白。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关于网络金融风险安全及监管的正式法律条文。这使德监管部门在具体风险监管工作中无法可依。

2.风险监管意识薄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风险的认识理念迟滞落后, 仍然停留在传统金融业务的层面上。对于新兴的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和防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

3.风险监管权责模糊。网络金融监管涉及网络技术和传统金融业务两个方面。这就使风险监管的权责模糊不清, 一遇到风险监管难题, 各部门就会互相推诿, 不利于风险的及时化解。

4.风险监管技术落后。中国网络金融在监管硬件和软件的研发上滞后, 尚未取得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从而受到发达国家的掣制, 丧失了监管的独立性, 进而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5.企业风险内控缺失。中国网络金融企业缺乏内部监控机制, 认为风险监控只是监管部门的事, 把责任和包袱抛给了国家, 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6.风险监管人才匮乏。网络金融同时存在金融业务风险和网络技术风险, 要求监管人员是精通金融知识和网络技术应用的复合人才, 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但目前中国该领域的人才数量匮乏。

四、加强风险监管的措施

1.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尽快出台关于网络金融风险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使网络金融监管部门在对风险实施监管工作时有法可依, 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2.强化风险监管意识。金融监管部门要做到与时俱进, 在监管理念上打破对传统金融风险的认识局限, 充分意识到网络金融风险监管的重要性和监管工作的长远性和艰巨性。

3.明确风险监管权责。对原监管部门进行改组, 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 并对其监管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 同时加强各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协作。

4.加快监管技术研发。应加快网络金融监管技术的研发速度, 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应用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加快网络金融监管硬件设施的普及完善和应用软件的安装调试。

5.建立企业风险内控。网路金融服务商应该自觉建立起企业完备的内部风险监控, 定期对企业的业务和运行监测和检查, 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上报监管部门, 尽可能将风险范围控制到最小。

6.重视监管人才培养。应加大网络金融监管人才的培养力度。兴办培养金融监管人才的学校, 鼓励高等院校开设网络金融监管等相关专业, 储备丰富的人才资源, 提升网络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7.开展国际监管合作。加强国际间网络金融风险监管的合作与交流, 学习先进监管技术和经验, 完善风险监管的网络体系, 防范和化解跨境风险, 同时也可以维护网络金融服务海外客户的合法权益。

五、风险监管模式设计

(一) 监管主体

网络金融风险监管模式的构建需要以下六类主体的参与:本国政府、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网络金融企业、网络技术监管部门、国外政府及监管当局。

(二) 运行方式

1. 本国政府要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填补司法空白, 使监管工作有法可据。 (2) 科学规划监管模式构建, 协调各监管主体的工作, 维护模式正常运行。 (3) 加大监管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 为日后监管模式的运行储备专业人才。

2. 网络金融企业要做好企业内部的风险监管工作。

(1) 制定企业网络金融风险防范的相关行为规范守则。 (2) 成立内部风险监管部门, 全权负责企业的风险监管工作。 (3) 加强对企业员工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网络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3. 行业自律组织要对所属行业的网络金融企业实施行业内的监管工作。

(1) 修订协会章程, 加入网络金融监管部分, 实现网络金融企业间互相监督。 (2) 利用现有组织框架, 成立专门负责网络金融业务的行业监管部门。 (3) 开辟用户信息反馈渠道, 受理其投诉和建议, 维护用户合法经济权益。

4. 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做好网络金融风险中具体业务和运作的监管工作。

(1) 建立网络金融企业行业准入标准。对于在业务上存在较大风险的企业, 限制甚至不准其进入。 (2) 建立网络金融业务日常抽查制度。对网络金融企业的经营活动定期抽查, 若发现潜在风险可以及时处理。 (3) 建立网络金融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网络金融企业要定期公开企业各方面的重要信息, 避免因信息的不对称使用户蒙受损失。

5. 网络技术监管部门负责网络金融的具体技术监管工作。

(1) 建立网络金融技术准入标准。网络应用技术的引进必须要接受测试且达到规定的标准, 坚决将不合格的技术逐出市场。 (2) 建立网络金融技术日常检测制度。定期检查网络金融企业硬件设施和软件程序, 要求企业及时上报硬件设施更换和软件程序升级等技术活动情况。 (3) 加强对网络金融技术监管人员的管理。定期对他们进行资质考核和技术培训, 以适应网路金融技术监管的复杂工作。

6. 积极与国外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开展合作和交流。

(1) 实现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网络对接, 一旦出现风险问题可以及时跨境处理。 (2) 共同打击两国间的跨境网络金融犯罪, 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3) 对外国用户权益实行监管, 保护他们的合法经济权益。

摘要：近年来, 网络金融作为全新的金融形式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 并凭借网络应用技术的高速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 网络金融蕴含的风险比传统金融形式更加复杂。因此, 很有必要对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及其模式构建进行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网络金融,风险监管,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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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9

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 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纵观世界经济的历次金融危机, 无论从危机的形成机制、波及范围还是从危机的传导机理来看, 没有任何一次能够与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这一轮新型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这次危机具有新的自我加速与向外扩散的传导机制, 主要表现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借助一体化的金融市场转移和分散风险, 这就要求以美元为主要储备币种的国家积极应对。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正是以美元为主要储备币种, 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当大, 而且结构上过度集中于美元和美元资产, 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复杂格局和严峻挑战。鉴于外汇储备管理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的特殊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缓解汇率风险和外汇资产价值下跌风险的潜在冲击, 正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中国外汇储备现状

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在此基础上, 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从外汇储备规模增加的来源来看,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是主要的渠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外汇储备仍旧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截至2008年9月底, 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1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 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易引发本币升值, 打压出口、减少就业、外汇储备贬值、贸易摩擦加剧、增大机会成本。外汇储备规模增大的过程还是一个本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大的过程, 易引发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与此同时, 外汇储备规模过大, 一方面会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会有更高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 根据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实现会越来越难, 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

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将面临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还将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产品的市场价值下跌的价值重估风险。依据IMF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 (COFER) 数据库, 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资产约占65%, 欧元资产约占25%, 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约占10%。

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大量以美国国债及机构债为主。而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 (TIC) 定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料所推测的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中, 中长期国债约占50%, 中长期机构债约占35%, 股权、企业债与短期债券约占15%。

由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 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美国央行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连续10次降低利率, 使得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的5.75%降至2008年12月16日的0.25%以下。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一路走低, 自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1年期国库券利率持续走低, 截至2008年12月22日, 收益率降到0.39%。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占据主要份额,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全面下跌, 使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大大下降。此外,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中国外汇储备在海外的投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总体来说, 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汇资产的巨大冲击, 是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全球金融危机下, 中国外汇储备除了要在规模、币种结构以及投资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之外,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需要也应该进行适合的转变, 这是由货币国际化的固有特性决定的。事实上,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角色日益突出, 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正在不断提高, 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国际化趋势已有所显现, 在亚洲的区域国际化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这为人民币在未来实现国际化提供了一定基础, 也为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备选方案。而且,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目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三、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部分职能或者全部职能 (包括计价、流通、支付、储备等职能) , 从一国的适用区域扩张至周边国家、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 最终演化为全球通用货币的动态过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 在境外流通, 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交易、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 除了可以获得铸币税, 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 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国际投资的发展之外, 还有助于缩减中国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 如果人民币跻身成为国际货币, 那么其自身既是一种计价货币又是一种储备货币;另一方面,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逆差融资的能力, 可以增发货币而自我取得融资。另外,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强的融通资金能力, 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外汇储备过多而导致外汇占款过多造成的被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有助于内外均衡。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信贷紧缩, 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的时期, 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也是缓解压力的合理选择。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

当然, 人民币国际化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 判断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关键货币, 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汇率要稳定, 这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 经济发展应保持较高的水平, 这是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的基础;此外, 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市场供给以及一定规模的周边流通量。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 人民币价值基本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政府承受住经济增长放缓、商品出口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坚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 为人民币在区域或国际的流通和使用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随之不断提升。1980-200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之首。虽然2008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有所回落, 但是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来讲, 前景相对来讲仍然比较乐观, 为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特别是为世界各国将来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贸易总量上看, 就进出口贸易而言, 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2007年高达1.218万亿美元, 占到了全球商品出口贸易的8.8%, 位居全球第2;2007年在全球商品贸易进口国排名中, 中国以956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进口总额排名世界第3, 占到了世界商品贸易进口额6.7%的份额。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 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例如, 目前中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 而人民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中的结算量更是逐年稳步提高, 成为与这些国家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另外,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 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菲律宾, 2006年12月1日起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储备货币。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 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和使用, 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具备了一定基础。

(二) 当前国际货币环境

美元、欧元和日元因为各自的实体经济强大而成为国际3大货币, 美元又因为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而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和主要的结算货币。按照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 在全球经贸结算货币总额中, 美元占45%, 欧元占35%, 日元占10%, 其他货币仅占10%。

从美元来看, 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元走势一路下行, 严重挫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国经济开始走入低迷和衰退状态。随着美联储的连续降息行动, 美元新一波的弱势也将重新开始。从欧元来看, 在美元不断走低时期, 欧元的汇率表现非常坚挺, 其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也有相当比例, 欧元大有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态势。遗憾的是, 次贷危机爆发并及时传导到欧洲, 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美国, 欧元对美元汇率在2008年2季度以来出现了高达20%的跌幅。美元和欧元的波动尚且如何剧烈, 其他主要货币更是难以独善其身。澳元的表现最具戏剧性, 2007年的全球“最牛”货币在2008年几乎变成了全球“最熊”货币, 日元因为自身的低利率, 近期出现了罕见的上升走势, 但是由于日本实体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 这种上升可能难以为继。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愿望, 尽管今后“热钱”增多的风险与日俱增, 但它们长期化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也就是说, 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 都迫切需要分享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成果, 同时也需要一个新的“避风港”, 规避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风险。这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结论

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遭受了严重冲击, 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短期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在规模、币种结构以及投资结构方面的调整是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家外汇资产的冲击的暂时选择, 然而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人民币国际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当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 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 促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 应当是我们长远追求的目标。从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长期战略角度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值得管理层站在国家战略调整的高度认真考虑的长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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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10

一般而言, 风险投资发展受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法律制度和人才队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性金融活动, 其发展必然受到金融水平影响。并且, 当今各国风险投资形成、运作机制等方面差异又主要源于各自不同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水平, 同时, 金融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又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和发展。

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处于空白。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环境、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方面研究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在理论分析方面, 从金融发展宏观层面上把握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甚少, 更多以金融市场中的子市场——资本市场作为研究目标。

纵观国内外研究, 尽管研究角度、方法和数据选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但结论基本一致, 即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发展呈互相促进关系。然而, 这些经验分析均是从金融市场某一分支或特点侧面来研究与风险投资的关系, 缺乏从宏观环境的控制。本文将采用新的分析方法, 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 系统全面地对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和研究。

2 文献评述

一个合适的指标体系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十分关键。中外学者已对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体系有较多研究, 本节将对它们做简要评价, 从而选取合适的我国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在研究金融结构及其分析指标的国外学者中, 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孔特和莱文等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也是我国学者熟知的。其中, 戈德史密斯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八大指标, 是对金融结构理论系统的开创性研究, 并且金融相关率 (FIR) 被国际学术界广泛采用。麦金农在与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问题时, 提出了金融深度指标。他认为, 金融深度指标用来反映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 并直接体现金融中介体系的总体规模, 所以可以表述为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麦金农的金融深化指标也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 但局限于数据可得性, 实证中用M2代理金融中介流动负债, 于是金融深化比率也就简化为M2与GDP的比率。孔特和莱文在研究金融结构时, 采用了“两分法”角度, 将1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成了两个组织模式: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 通过比较两者金融结构组织模式, 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两分法”分别从规模角度、行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关系, 相对于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 孔特和莱文的指标体系更丰富, 也更接近实际, 因此也被学者广泛使用。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茂生 (1987) 、王兆星 (1991) 、王广谦 (2002) 、刘仁伍 (2002) 、孙伍琴 (2003) 、李健 (2004) 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标考察了我国的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其中, 王广谦 (2002) 指出, 金融结构分析极为重要, 并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开放式指标系统, 还将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第一层次是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障类金融资产各自占社会金融总资产的比值;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分析各自内部的比率, 如货币性金融资产其内部结构便是分析货币结构;第三层次是在上层基础上依次细分, 如证券类金融资产根据期限细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此外, 在前三个层次分析基础上还可细分为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分析指标[19];刘仁伍 (2002) 对金融结构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结构健全性量化评估方法, 根据特性各异的金融结构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在内的, 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健全程度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 (FSI, Financial Structure Soundness Index) ;孙伍琴 (2003) 认为宏观金融效率应由融资、配置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来衡量, 她还根据金融结构功能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指标体系[26];李健 (2004) 认为金融结构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 因此研究时也要多层面、立体化地整体研究, 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她在考察了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 分别设置了相应指标, 对中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现实具体研究, 将中国金融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3 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根据国内外文献, 国家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主要有两个:金融深度指标 (M2/GDP) 和金融相关比率 (FIR)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结构发展, 研究时期为1996~2012年。

3.1 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 (FIR)

根据金融相关率一般定义和简化计算步骤, 其分子为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之和, 分母为GDP。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 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 (M2)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有价证券余额 (SE) 和保费收入 (INS) , GDP用支出法计算。这个指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变化, 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2 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 (EF)

我国的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资本市场证券资产化程度不高, 国内主要的大银行也是国有, 因此国有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具有廉价性, 而信息不对称的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外部融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Levine和King (1993) 提出的PRIV指标, 即非国有经济主体获得银行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该指标越大, 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越大, 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计算习惯上采取约数办法, 即非国有经济贷款=各项贷款- (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中长期贷款) , 以此作为直观判断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情况。

3.3 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 (SE)

改革开放以来, 金融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直接融资比例迅速提高, 体现在证券、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因此, 对于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程度, 选择将债券余额、股票市值以及保费收入之和与金融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

3.4 风险投资发展指标 (AVC)

本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平均资本总额AVC作为衡量风险投资发展衡量指标。考虑到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较多, 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以固定趋势影响。

为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以及金融发展是否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拟用两类指标组 (其中FIR、SE、FS衡量我国金融发展, AVC衡量我国风险投资发展) 建立时间序列, 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

为消除因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有必要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分别记为LFIR、LSE、LEF和LAVC。它们的差分序列分别记作DLFIR、DLSE、DLEF和DLAVC。

3.4.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的指标多属于非平稳变量, 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分别检验了两类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

注: (1) 单位根检验的方程只有常数项, 且解释变量滞后3期; (2) *、**和***分别表示检验值小于1%、5%、10%的置信水平下单临界值。

如表1所示, 四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阶差分各在10%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记为LFIR~I (1) 、LSE~I (1) 、DLEF~I (1) 和LAVC~I (1) , 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4.2 协整检验

Johansen (1988) 提出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 可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 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按照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 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

从表2可知, 三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协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 (图1) 小于1, 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即金融发展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长期均衡正相关关系。但是协整关系仅仅说明在单项因果关系存在, 无法确定方向, 因此,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3.4.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用于经济变量间相关、因果及政策时滞等研究。根据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金融发展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对于它们的因果关系, 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赤池信息准则 (AIC) , 选择滞后3期为最优,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证据支持;LFIR和LAVC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LSE、LEF和LAVC检验结果, 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风险投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反之, 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也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LFIR和LEF检验结果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理, LSE是引起LEF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化能对金融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用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结构指标SE和效率指标EF考察我国金融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的三方面。

通过协整检验, 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结构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表明,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金融家投资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行业的权益资本, 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 与一国金融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联系是全方面的, 包括金融发展规模、结构调整和效率的高低。从协整关系式得出, 长期中, 我国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规模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与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金融发展规模。若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分别增长1%, 则风险投资平均项目资本额就对应提高8.236%, 减少0.001%和2.418%。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 LAVC和LFIR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明大量国家金融规模扩张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在中国也适用。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面临金融环境、资本运行机制和相关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是金融体系中特殊的部分, 其资本运作无不体现金融的一般特征, 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运行机制。金融规模的扩张, 为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产权市场、资本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充。离开金融规模扩张作为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 风险资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 也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题缺少一个有效解决机制, 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增添经济活力作用是一般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萎缩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为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提供了基础。

再者, LSE、LEF分别和LAVC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我国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没有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 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促进效用也缺乏实证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 客观上要求整个金融体制不断突破和创新, 因此经济货币化水平、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多样性和合理的竞价机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及管理能力、金融体制创新机制等都是评价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来说, 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环境, 不仅仅是通过在规模上的扩张, 更是通过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结构优化体现出来。我国在金融效率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最后, LFIR和LEF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明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没有引起金融效率的提高, 金融效率的提高也不是造成金融规模扩大的原因。可以说, 目前我国金融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体制转轨、利率尚未真正市场化外, 还包括市场主体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比重较大, 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银行借贷中的关系型融资特征明显, 造成资金的错配和使用效率低下, 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严重, 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获得资金的廉价性共同导致了我国一直以来金融效率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同理, LSE是引起LOGFIR、LEF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规模扩张和金额效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一国合理的金融结构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 分担风险, 这对于投资、储蓄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攀升, 金融市场也逐步走上正轨, 形成了银行、保险、信托、证券为主体的金融结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改革初具成效, 黄金、外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 可以说是各子市场之间互相协调、互相补充, 共同促进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些都为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规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5 结语

美国等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证明, 没有建立良好金融根基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就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金融发展和风险投资发展进行了定量研究, 可以确认, 在格兰杰检验意义上, 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确实构成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原因, 而风险投资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发动机”作用, 从而促进金融规模扩张。但必须看到, 我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因此, 还需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风险投资金融支持机制, 促进风险投资、金融与科技创新紧密、有效地结合。

摘要：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及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为发展本国风险投资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正因此, 风险投资一直是近年来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鉴于已有的研究经验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基础上, 本文拟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研究视角, 对其与风险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 篇11

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向金融领域的渗透，互联网金融已在我国蓬勃兴起，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大数据金融、众筹和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等六种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行业的融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从2008年以来，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规模和交易方式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壮大和发展，随着人们对互联网技术在向金融领域渗透过程中体现出的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降低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等优势的认识的深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模式内容也不断地得到创新和丰富。现阶段，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交易模式主要包括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P2P网络借贷、众筹和第三方金融平台这六种模式。这些模式内容上的创新和丰富突出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在银行开展网络借贷业务方面；二是在第三方支付方面；三是在P2P网络借贷方面。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加入了抢占金融市场的大军，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十分丰富，最为成功的则是以2004年推出的支付宝业务，它不仅涵盖了转账、支付等传统的金融业务，而实行了人性化的服务方式，让人们通过支付宝服务即可完成理财、充值、代付、专卡支付等多种金融服务。支付宝支付方式的网络化和服务形式的便捷化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支付宝发展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据统计，至2014年底，支付宝业务中的余额宝产品其用户则已达到了1.85亿户，总规模则达到了5789.36亿元。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市场和潜力。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发展存在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大批企业都加入到互联网金融行业中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规范，而相关的监管体系也没有完善，这必然会增加其在发展中的风险，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的风险主要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

依托电子商务发展产生的大数据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大数据金融，最初是由电商平台与商业银行合作实现的，而后二者逐渐分立演化出了电商大数据金融和商业银行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大数据金融两种形式。而对于商业银行自建电子商务平台，由于商业银行并不熟悉电子商务平台的运作模式，故其发展前景堪忧。其次，互联网理财在近两年时间里的井喷式发展，对传统银行存款业务和理财产品形成了冲击，甚至通过影响货币乘数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二）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信用体系建设仍不完善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是计算机网络通讯系统和互联网金融软硬件系统等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信用体系建设，故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程度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计算机网络通讯系统还存在着密钥管理和加密技术不完善、TCP/IP协议安全性较差等缺陷，加之网络通讯系统具有的开放式特点造成的其易遭受计算机病毒和电脑黑客攻击的问题，都易使得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金融交易带来较大的技术风险。在互联网金融软硬件系统方面，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软硬件系统还大多来自国外，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系统，这也给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选择其发展所需的技术解决方案面临着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不佳，可能被技术变革淘汰，乃至威胁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等风险。而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赖以发展的信用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信用风险还较高。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沿袭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内容是对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由原来传统金融机构的对应监管部门监管，对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的监管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具体管理办法或做出风险提示。应该说，这一体系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能够满足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需要的。但其后，特别是2013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这一监管体系却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例如，当前我国出现了因对银行主导型的网络融资监管过多、对非银行主导型的网络融资监管者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银行贷款无法创新、大量的非银行网络融资风险巨大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形成制约。

此外，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还受到了产能过剩而引发的行业风险、地域风险、民间融资风险、道德风险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引发金融风险。

三、从监管角度看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一）政府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性监管

现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激励、监管约束和政策引导。对于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可借鉴欧美先进国家的有关做法，从准入门槛、运营监管和信息监管3个方面着手，通过设立准入门槛，实行审批备案，明确线上线下各项业务等具体监管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

（二）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制度规范

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督和安全防范制度体系，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督体系的支持。针对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督体系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第一，应厘清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界定，并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督主体，消除“监督主体不确定性”隐患。第二，应出台规范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相关制度，构建全面的互联网金融安全防范的制度体系。

（三）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信息监管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 篇12

1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2的52.57%,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 高于世界同期城镇化发展速度。下表直观反映出我国近1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截至2012年底, 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 实现了以农业人口为主向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这种变化将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职业选择、理财观念、价值判断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据联合国资料显示, 2007年世界城平均镇化率已达到50%,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 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 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 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 其城市化率一般会超过50%。我国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时, 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 如果扣除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1.7亿农民工, 则中国城镇化率实际上仅为38%左右。因此,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1.2 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 城镇化发展受资源及制度因素的约束明显。

发展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和合理的制度保障, 目前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土地、水、矿产以及生态等资源都已接近极限, 这决定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同时,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打破各种制度限制, 中国的城镇化将难以真正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2) 城镇化发展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 城镇化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市民”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如何让“新市民”与“老市民”享受平等待遇, 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关键问题。其次,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及城乡之间人口的大量流动,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否则, 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将极有可能患上西方国家曾出现的“城市病”。即由于城市人口过于密集, 城市的社会管理能力发展滞后, 从而导致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水资源紧缺、空气质量下降、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社会问题。

真正意义的城镇化, 不仅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 更是进城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到了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期, 因此, 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应更多地关注人的社会性需求, 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3) 城镇化发展缺少足够的资本化手段作为支撑。

城镇化的发展一般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 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最终形成的往往是房地产泡沫。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这里的资本投入不仅包括建工厂、买设备的投入, 还包括与之配套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 但就总体而言, 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尚不完善, 债券市场发展不够充分, 从而导致我国以市场方式的资本化能力不足, 保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金融资本化手段不充分。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 二、三线城市将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心, 在现行的行政考核体制、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下,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 城镇化进程必将诱发地方政府大量的融资需求。但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证券市场进行长期融资的能力和渠道非常有限, 对于政策性金融的依赖程度较大。

2 政策性金融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1 政策性金融概述

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 以国家信用为基础, 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 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 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 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由于政策性金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融通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政策性金融首先与其他资金融通形式一样具有金融性, 即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 这种行为必须是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 资金的使用一般是有偿的。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更多是体现在它的政策性和优惠性上。政策性, 主要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 政策性融资行为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 而是要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导向, 体现了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征;优惠性, 即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性金融更加优惠, 也包含了对特殊群体具有的可得性。

在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中, 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 而且客观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性金融。虽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 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形式和范围会有变化, 但它的经济学基础始终存在, 即便是金融市场最发达的美国, 也将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定为永久性机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市场机制虽然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和运行的基础, 但“市场失灵”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在金融市场中, 由于不完全竞争和商业性金融本身的特性, 导致从社会层面看, 金融资源的配置有可能并非是最优的, 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来校正, 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因此, 政策性金融机制并不是同市场机制相反的行政机制, 它是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内生的, 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

2.2 政策性金融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1) 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补充来源。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城镇化也不例外, 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现代金融技术将各种社会资源 (包含未来可预计的现金流) 进行资本化为其提供动力, 一国或地区所具有的资本化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在执行层面主要是依靠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发债权, 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债为代表地方政府债券的行政审批繁杂且效率较低, 导致地方政府主要是依靠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作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财政性资金不具有跨期限资源配置能力且规模有限, 以及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般期限较长且多具有公益性等原因, 使政策性银行贷款成为地方政府为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重要渠道。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无论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市政设施, 还是城市周边的开发区、产业园区, 再或者是城市之间交通网络, 背后都有政策性金融的身影。虽然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 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渠道必然会不断拓展, 但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将会长期存在。

(2) 充当金融杠杆, 发挥对商业性金融的诱导性作用。

诱导性作用是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 主要是指随着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不断投放, 逐渐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及私人部门也来从事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领域项目, 从而起到金融杠杆作用。一般说来政策性金融的诱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新兴产业或区域的推动上, 首先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或区域先行融资, 表明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扶持意向, 从而增强了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后, 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逐渐减少其融资份额, 把该领域让给商业性金融机构, 转而扶持其他产业或区域, 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 从而促进国家产业政策或区域规划的顺利实施, 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

(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产业培育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 把农民从农村搬到城镇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 当农民来到城镇后, 就业成为首要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培育和发展产业。此外, 政策性金融一般也会被政府赋予区域调控的职能, 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 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 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 从而有效调动社会经济资源。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 政策性金融的重点支持领域主要包括农业、中小企业、某些基础性产业以及边远落后的地区和行业, 将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风险管理的几点建议

政策性金融虽然对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但金融本身是一契约行为, 是跨时间和空间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 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缺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使政策性金融的风险防控和化解问题逐渐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关键, 本文仅就我国政策性金融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政策建议和解决思路。

3.1 加强对政策性项目的严格审查和管理, 坚持政策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对政策性贷款项目进行严格审查与管理是政策性金融能够长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由于政策性项目一般具有苛刻的未来收益限制, 因此, 如何保证项目的最终还款能力是一项极为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所从事的项目领域拥有大量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 并在整个项目的审批和管理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否则, 将很难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期限内有效控制项目风险。可以预见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 政策性金融的融资需求将远远大于其供给, 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性,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可用融资手段的不足。因此, 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将面临政府各种各样的干预和压力, 在压力面前, 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 从项目的开发评审阶段便采取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

3.2 加快推进政策性金融立法

政策性金融立法可以解决政策性金融发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通过立法赋予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各项业务的权利, 从而为其独立性提供可靠保障;二是通过立法可以明确限定政策性金融的适用范围和规模, 避免政策性金融超出自身应有的范围, 形成对商业性金融的不合理竞争。纵观各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立法为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及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战后日本依据《日本开发银行法》建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德国根据《复兴开发银行法》成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韩国也根据《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法》、《农业协同组织法》、《韩国进出口银行法》等组建了具有不同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政策性金融作为独特的金融形态将长期存在, 没有专门立法的支持和约束, 它的稳步发展就没有保证。

3.3 合理设定地方政府债务控制边界, 有序安排后续融资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推动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 我国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 保持经济快速稳步增长, 积累了大量的显性或隐性负债, 政府信用扩展的速度过快, 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底, 全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达10.72万亿。在未来通过政策性金融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融资的过程中, 必须明确区分项目的还款最终来源, 对于以财政性资金作为最终还款来源的项目, 必须要首先合理设定项目还款来源所对应省、市、县政府的债务控制边界, 详细测算合理的负债空间, 从而有序安排后续融资, 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3.4 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专门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 切实防范政府换届风险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内部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管理部门, 各地政府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对接工作往往是由具体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例如各市、县的金融办、财政局、发改委、建委、招商局、城投公司、开发区管委会等等。这种管理体制在项目运行初期一般具备职责明晰、沟通顺畅、操作简单等优点。但是政策性金融项目一般期限较长, 例如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 而政府部门的人员调动、领导换届往往要比项目的贷款期限短得多, 新上任的地方政府领导对于之前的欠款往往缺乏主观能动性, 从而导致政策性项目在我国普遍存在政府换届风险。对此, 有必要在各级政府内部成立或指定职责明晰、长期稳定的政策性贷款管理部门, 统筹协调本级的政策性贷款, 保证还款的连续性。

3.5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缺失, 从而导致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只能暂时采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似的监管原则和方法, 虽然我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 但由于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缺少明晰的界限, 实际的监管难度较大。一方面, 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政策性金融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导致对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不足;另一方面, 由于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监管时往往套用一般性的监管原则, 从而导致监管“过度”。因此, 无论是从规范政策性金融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支持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角度, 都需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合理的差异化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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