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守线

中国的金融守线（共9篇）

中国的金融守线 篇1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金融自由化运动开始席卷全球, 其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发达国家稳步推进经济的增长, 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全球金融自由化中, 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要如何把握机会、防范金融危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以及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中,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化的流行既带来了机遇, 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自1980年以来, 金融危机频发, 世界性的金融风险开始加剧, 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依然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 不断地优化和改良。金融自由化就是通过改革金融制度, 改变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放松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限制, 增强国内的融资能力, 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 从而使利率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 反映外汇供求, 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最终达到充分利用金融资源, 借此推进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但从各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金融自由化可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关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存有激烈的争论。从理论上说, 金融自由化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然而在现实中, 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并不少见。金融自由化活动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波动和经济不平衡发展现象。更有甚者, 会引发一定规模的金融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 忽视经济宏观面的稳定以及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因此可以看出, 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否则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危机。

在任何一个国家, 稳定而健全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和完善而高效的微观经济运行基础都是实施金融自由化所不能缺少的根本条件, 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决定着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时机; 而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对金融自由化的速度会产生较大的约束。想要使金融自由化进程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

2 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因循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思路, 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金融制度变迁现象。

2. 1 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 南锥体国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 ①实行利率市场化;②取消定向贷款; ③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

大量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向流入会引起货币贬值, 从而使国家财政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最终, 将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不稳定以及国家财政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拉美的确发生了多次银行危机。拉美银行危机的根源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就拉美国家遇到的大多数银行危机而言, 政府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后对银行部门放松监管,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 2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改革起步较晚, 成效较为显著, 曾被誉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但终因一些国家改革进程过快和政策失误而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南亚五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但是, 随着各国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期, 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 金融改革政策失误, 最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东南亚金融自由化改革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改革敲响了警钟。

东南亚国家并未对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进行调整和改革, 任由这种落后、单一的金融结构与政府的腐败行为相结合, 最终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提升金融结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等多种投资、融资方式, 改变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的状况, 分散金融风险, 促进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竞争, 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应予十分重视的问题。

3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3. 1 中国金融自由化历程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该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 包括利率自由化方面、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方面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 中国目前对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 长期的资本流入相对自由, 而严格限制资本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因为短期的资本大量流入会产生投机活动, 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因此, 中国资本管管制的效能整体上已弱化, 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已经相对开放。

3. 2 中国金融深化的战略措施

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 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 因而, 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 速度与效益, 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 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当前中国必须从基础做起, 消除金融隐患, 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础。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还要注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③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 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④加强金融监管, 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

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 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 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金融监管必须非行政化, 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 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充分保证金融市场的自我调整, 同时也保证了金融自由化的稳步推进。同时要制定行业自律规定, 在适度开放金融市场时, 国家必须严格把关资本市场的流动情况, 使得宏观经济局面保持稳定。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归根结底, 金融自由化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 偏重于其中任何一方, 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 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2]Abiad, A.and Mody, A., 2003, “Financial Reform:What Shakes It?What Shapes It?”[J].IMF working paper, April.

[3]张斌.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新浪潮[J].中国市场, 2012 (29) .

中国的金融守线 篇2

[摘要]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了自身的 金融 危机,并逐步席卷全球, 发展 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其自身危机则具有深层次的 法律 原因。通过对深层次的法律原因的思考,我们来寻找金融法律制度的出来该当如何?这便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法律原因金融立法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下半年,直到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 经济 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www.11665.Com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三、

金融危机下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思考 篇3

起源于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的金融风暴, 于2007年初以次贷危机的形式出现时, 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过多关注。然而, 这场危机愈演愈烈, 如瘟疫般由美国向全球由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蔓延, 给全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这场危机是如何传导的呢?从20世纪末期开始, 美国的货币政策宽松, 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 美国的房地产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 也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但是, 有钱人都早已买了房, 因此, 那些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成了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 这就是次级贷款。在当时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 美国的若干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 打包卖给房利美和房地美, 使“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 “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 把买进的次级贷款转换成债券, 以次债的形式卖给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各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又再次衍生, 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 构造出一系列次债信用衍生品并出售。由于围绕次贷和次债进行的一系列衍生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用评估是相互脱节的, 以致一些人和机构甚至都不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 就购买了这些金融产品。

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 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 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首先上升, 由此引发了次贷危机, 也就是毁坏了构筑的链条的源头。由于源头的泡沫开始破灭, 建立在这些泡沫上的被吹得更大的泡沫也随之开始幻灭。这个链条之所以能拉得这么长, 使我们不得不想到贯穿始终的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和监管滞后。

二、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监管缺失分析

第一, 从金融危机链条的源头看, 美国对次贷的监管很少, 对次贷的贷款质量监督缺乏, 使得次贷发放条件和审核程序非常宽松, 成为投机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佳通道。这些原因最终引起了房价的螺旋式上升和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

第二, 美国的“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很容易出现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 如美联储、财政部、储蓄管理局、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近10个机构。这种“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曾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然而, 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 “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就导致了权限的重叠, 同时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 并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处于“真空”之中。像CDO (债务担保证券) 、CDS (信用违约掉期) 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 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 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 权限没有明确, 以至于谁都不去管。

第三, 金融监管制度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美国金融产品创新的加快, 从客观上对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在金融监管制度没有足够金融风险管控的情况下, 金融机构不断开展新兴业务实质上就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由于美国监管模式的“双重多头”导致了在金融创新时积累风险过程中, 并没有监管机构对此负责, 现有的监管制度与各类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应, 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第四, 对评级机构监管缺失, 这是使得金融产品能够一创再创的关键因素。评级机构应该代表投资人的利益, 但是它的利益却与金融产品发行人相关。由于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将信用评级制度纳入联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之内, 并未建立相应的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与问责机制, 这样助长了信用评级业的道德风险, 为危机的全面蔓延和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

(一)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 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 (含信托业) 、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也就是说,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我国在设立银监会之前,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职能主要由银行监管一司、银行监管二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负责。2003年4月之后, 新设立的银监会接管了这些金融监督管理职能, 不过, 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持对货币市场、反洗钱、征信体系等方面的金融监管职能。我国金融监管由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到逐步转化为了现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分天下”的格局。

(二) 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第一, 从金融危机中, 我们意识到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是必须加强对高杠杆金融产品的监管, 金融杠杆率的高低与机械的传动速度一样, 必须与机器设备的控制能力相适应, 否则就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失控, 使金融业创造的流动性溢价迅速“蒸发”, 进而导致杠杆率的突然上升。

第二, 对我国现有的监管体制做出适当调整, 在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日益明显的前提下, 我国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要做出适当调整, 以便于实施金融功能性监管, 监管体系从机构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监管模式, 就是要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 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因此, 强化功能监管的有效性, 就必须确立一个高效的协调机制。虽然, 我国早在2000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曾尝试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但由于当时综合经营趋势尚不明显, 监管协调尚不急迫, 此时的联席会议制度只是金融工作会议之前的通气会, 难以发挥监管协调的实质性职能。2004年6月,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再度聚首, 签订《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 建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加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但是协调机制仍有待加强。

第三, 对于金融创新要有正确的把握, 即金融监管应维持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产品业务创新过快、过猛、过复杂, 与失于监控有直接关系。金融创新本身没有错, 金融创新能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 这有利于分散风险, 增加流动性,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它也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所以金融创新应当建立在有效的风险识别、判断基础之上, 而超越风险管控能力的创新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金融创新的发展水平应取决于商业银行及监管当局对创新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

对于我国而言, 金融创新还不够成熟, 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比较少, 这表明我国金融创新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有发展也意味着有风险, 因此我们在推出金融衍生品时要提高创新产品的透明度, 充分披露产品的结构和风险, 同时监管者也要对创新产品的结构和风险有充分理解, 才能允许其进入市场, 参与创新的商业银行也要具备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能够对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

参考文献

[1] (美) 约翰.塔伯特.大拯救[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

[2]徐登平.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22) .

[3]周德洋.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监管法制改革新动向—以《银行控股公司现代化2009 (草案) 》为视角[J].银行家, 2009 (11) .

[4]胡妍.加强金融监管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J].生产力研究, 2009 (12) .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篇4

(作者夏斌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

■ 关于金融改革，我坚持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

金融改革，现在是每会必谈，已成为每个经济论坛的议题。似乎不谈，论坛就没亮点，就不时髦。

确实，金融是核心。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资源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现在一谈金融创新、改革，我总有一个感觉，当有人顺便提到监管时总是底气不足，似乎谈监管就是不支持创新，不支持改革，就会产生很多分歧，产生“口水仗”。例如，一谈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微信、微博上各种反对声音很多。一谈到资产证券化，似乎彼岸的美国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应用，不引进就是不支持创新。又比如，一谈直接融资工具，似乎发展越快越好，“直接比例”越高越好、各种衍生工具越多越好，工具数量本身成了改革的目标。一讲金融开放，更是“口水仗”不断，好像不马上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似乎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就不是理想的，就是不成功的，等等。金融改革分歧产生的缘由

为什么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会“口水仗”不断、是非难辨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对金融的属性、金融改革的逻辑和金融改革方法上的认识差异。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应该是什么？讲逻辑是讲因果关系，是讲内在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就眼前的某一事就事论事，或者就某个政府文件规定说了什么，不管是否走了弯路还在坚持应该干什么。讲逻辑是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内在的趋势，其中不排除某一阶段文件说了什么，金融发展出现了什么热闹的景象，可能都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早晚会纠正过来。讲到必然趋势与逻辑，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抽象讲，大家能形成基本共识，即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认识偏差就大了。既然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当前的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我们就要知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知道了经济的特征是什么，你才能知道金融怎么为它服务。归纳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转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个混合体。第二，混合体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增长，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减少，是在此消彼长。第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说明了，中国的转轨不是休克疗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一个标志衡量，只要中国各种资源配置还没有和国际上各种资源配置处在同一价格机制上运行，可以说，在此之前的改革一直处于过程中。第四，因此转轨经济体意味着是两种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很纠结。对一国经济运行来说，两种机制结合下的调控比单一机制下的调控机制更加不利，更加痛苦。两种机制混在一块调控，纠结与矛盾较多，会带来很多无效率的东西。

由于转轨带有“混合体”和“过程中的矛盾体”特征，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具体说，我仍然坚持我在26年前，也就是1988年一篇文章中的观点：“金融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有的计划运行体制的干扰，同时也会使新的市场机制‘失真’。即每一项金融工具产生之初，都可能搅乱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秩序。”因此要“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来的机器结构”。否则，“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失衡。因此，渐进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种体制、两种机制间的协调和咬合。在当时的同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金融的外部环境”。“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我认为，35年来尽管我们的金融改革始终围绕三个维度进行：第一是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内部治理、分业和混业等；第二是金融市场，包括各类、多层次市场体系；第三是和市场运行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监管。尽管不同的时期在三个维度方面体现不同的改革内容，但是，不变的始终是在如何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寻找不同的经济环境对金融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于金融改革的三个观点

在今天的环境下，关于金融改革我仍然坚持我曾经讲过的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引进成熟的市场经济大机器中的每一个零部件，要讲条件，要讲环境。早了，水土不服，晚了，就滞后了。今天我们市场上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可转让存单，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都试验过，但失败了，在上世纪末停下来，销声匿迹了。现在怎么又搞起来呢？说明当时早了点，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讲利率市场化，绝对是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报纸每天又在说，其实货币是松的，利率却是高的，此怪现象怎么解释？对此西方教科书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马上进一步加快进程？我认为，由于当前中国财政改革没有到位，地方债务过重，加上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多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还没解决，这些僵尸企业没有“市场出清”。因此中央银行再多的货币供应，被这些不讲成本、有权势、有能力搞到钱的僵尸企业和应破产的企业，以高利率回报的理财项目所吸引。其结果，尽管整个社会货币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搞不到钱。僵尸企业的高利率筹资，加上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借新钱还利息，有的甚至就是在搞庞氏骗局，把整个社会资金成本推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再多利率也降不下来。“八个瓶子七个盖子”，要把利率降下来，关键是必须破产一些企业，利率才能回归正常，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才能得到资金。否则当前中国过快的利率市场化，只能给中小企业带来资金的瓶颈和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积累系统性风险。这说明，金融要改革，利率要市场化，金融外部的企业市场机制改革必须到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必须理顺，否则金融改革是很难深入的。金融是整个要素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非金融领域改革不配合、不到位，金融的核心作用是发挥不好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金融自身三个维度要协调发展。“企业(指金融机构)、市场、调控”六个字代表三个方面，突出单一方面的发展，只能使金融偏离经济，自娱自乐，前途危险。

远的说，35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史上，信托公司的5次整顿，每次整顿都是重新登记，关掉一批。为什么整顿命运老是落在信托公司头上？为什么经历了5次整顿？我曾在2000年《财经》杂志上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整顿。

过去的整顿，核心原因是在信托公司发展的时候，强调和放任搞“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干，像今天讲的混业经营。另外一方面，当时定信贷计划，却把信托公司的资产业务、贷款业务不含在内，即一边按原计划经济思维只调控信贷，一边开始强调改革。改革使信托公司资产放大了，自然全社会的信用放大了，造成投资过度，曾经还有过消费过度，最后宏观失控，不得已只能整顿。一整顿，“板子”都打在信托公司“屁股”上。历史上5次整顿的基本原因都是这个。所以讲改革，推动新的机制，必须对旧的机制要调整。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就想“倒逼”，但对“倒逼”中的问题又不敏感，不事先研究，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讲近的，关于当前的社会融资总量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对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习惯了，都在运用。刚开始人民银行[微博]讲此概念时，有人批评又在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来由呢？长期以来，我们是信贷规模控制，尽管现在在慢慢弱化，但仍然是有信贷规模控制。但是由于同时中国改革和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支持经济活动的信用量在不断放大，导致在整个信用中，贷款份额在不停下降，目前已降到仅50%左右，因此中央银行如果光控制贷款能控制整个社会信用吗？已控制不住了，因为贷款规模的占比下降了，此口径太窄了。因此要调控对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信用量，自然目标应转移到货币总量M2。但这是目标，达到此目标的手段是什么？教科书上讲了，手段就是利率市场化，调控利率来调控M2。而目前我们利率又没有完全市场化，怎么办？贷款规模口径又太窄，不能全指望它。最后没有招，只能选择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控和统计。这是必然的过渡。有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我不承认。中央银行讲调控，要讲前瞻性、预见性、可控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不是前瞻性的，是发了股票、债券以后才有统计，是滞后的。影响经济活动的FDI在社会融资量概念中又没包含，等等。所以此概念不应说是什么伟大创新，而是我们当前无奈的选择，是国民经济核算中资金流量表的一种统计思想。到了一定时候，我相信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会慢慢消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入，走到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彼岸，就用不着调控这些东西了。

因此总结以上讲的，远的看信托，近的看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考虑每一项金融改革，正确的措施都必须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某一项改革而谈改革，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从学理上和教科书上，我们可以去来回讨论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谁先谁后的问题。电视台、媒体和专家也每天在写文章，在讨论。我认为，尽管当前讨论热闹非凡，但必须看到，在今天中国现实中，已经不是讨论“谁先谁后”问题的时候了，现实是，中国的实践客观上两者都已经走得很快了。汇率一步一步在加快改，最近又扩大了波动区间；资本项下QFII、QDII、RQFII、RQDII都在做，现在又宣布了“沪港通”。这是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看？进一步怎么办？再加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又必须而且也在探索本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动作，这个重大的制度变化使得汇率和资本项下的改革问题又趋复杂化，这在西方教科书中是不存在讨论的。这是讨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不能视而不见，或让历史倒退来重新讨论的。讨论中国问题，讨论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本，在理论层面和开放次序上必须服从实践的需要，既不能拘泥于小国开放模式，大国与小国不一样，人民币还要国际化，又不能陷于简单的抽象理论，现实远比理论复杂，不同的转轨经济体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因此在“过程中”，汇率改革没到位，资本项下又不能不抓紧探索开放，国际上没有经验可借鉴，现实只能是三项改革同时试行，交叉推进，守住底线，边走边看，不断总结经验。

又比如，小川行长表态，利率市场化还有两年。很多人的解读，包括媒体、电视台的解读，着眼于利率改革本身的时间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解读，除了利率改革的时间问题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利率改革与调控监管能力、金融稳定相适应的问题。为什么是两年？这进一步意味着在两年期限目标内，我们必须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利率如果进一步市场化，银行竞争要加剧。银行优胜劣汰后，老百姓的存款怎么办？社会稳定怎么办？必然的逻辑就是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两年内想尽办法把这个制度推出来，这样才能在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后，真正实现有效的市场化的调控监管。

从另一方面说，197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试点，比如2006年的天津滨海“先行先试”，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又比如温州改革，深圳的前海改革，义乌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的金融改革。这些试点国务院都下过文件。以及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以及最近公布的“沪港通”交易改革。温州改革、义乌改革、天津“先行先试”等，为什么改革进程这么慢？或者说为什么它的成效难以显著？我认为核心原因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35年前深圳改革的环境，即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

我只是想说，进入新世纪(18.60,-0.40,-2.11%)以后，现在的改革环境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全国的资金市场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资金可以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来往游动，寻找赚钱机会。因此，此时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资金活动方式的变化，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必然要考虑调控监管能力能否相适应的问题。能力具备，就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则不行。在这样的基本思维下，单项突进、搞试点的改革思维，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还没有解决之前，决定了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开放，这是大方向，这是大局，这也决定了我们不管搞深圳前海的改革，还是上海浦东自贸区的改革，还是以后准备搞的沪港通改革，只要全国没宣布资本项下实现基本开放，以上这些改革试点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上，都只能是逐步的、有限的、可监测的、可控制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是一步到位，则用不着搞试点，就可以在北京宣布中国资本市场实现全面开放就行了。由于现在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任何地方搞的试点都是放开一点点规模，都是掌握在可预计的、可控制的范围和额度内，包括上海自贸区，要“一线完全放开，二线有限管住”，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搞特殊通道制度，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因此，反过来可以说，在中国某一天宣布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到来之后，现在很多地方搞的试点意义就不大了，自然销声匿迹了，自然会归并到以上海陆家嘴为核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其他地区试点都会成为过去式。因此，针对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在抢搞的金融中心，我认为当全国的资本项下基本开放后，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在上海真正形成后，其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一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同样规模的金融中心已不可能再形成，已形成的也会慢慢萎缩。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要发展金融，在规划金融中心这些问题上，要理智，不要劳民生财，更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滞后了

我首先认为，互联网是件大好事，我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讲过，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敢叫“互联网精神万岁”。其次，对金融领域而言，互联网金融加快了资金周转，加大了杠杆，而且倒逼了现在的金融改革，也是件好事。第三，互联网金融毕竟是互联网的金融，是互联网这一词在修饰、定义金融。而当前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有转轨金融的特点。因此，不管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搞金融，都必须体现这个特点，否则就失控了，这又是一般的最基本的道理。第四，在当前中国的转轨金融环境下，将互联网引入第三方支付，一开始我就预言，只要是搞真正的支付，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从事金融存贷中介业务。因此，只要是人民银行实行应有的监管之后，规模效应决定了，100多家支付公司绝大多数要关门，只会留下几家大的。而有些人想通过支付机构搞融通资金业务的，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在当前环境下引进P2P，P2P中负债方是什么性质？资产方是什么性质？若是存贷款，与银行有什么区别？若没区别，要不要收编为“类金融机构”？若不收编，怎么限制它非法集资？这些都需明确。当一切明确了，互联网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可突然颠覆金融的“怪物”。第五，当前之所以对互联网金融众说纷纭，我认为问题出在监管部门对此的观察期太长了，监管滞后了，包括出现了P2P中一批跑路、破产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守线 篇5

一方面,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以及资产价格的形成等都面临着风险的考验。世界金融业风险也出现了新特点,即损失不再是由单一风险所造成,而是由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综合造成。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综合模型以及操作风险的量化问题,由此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引起人们的重视。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蔓延成全球性危机。目前要对这场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作出全面评估还为时尚早,但其中的教训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1)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必须明确,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缺陷和失灵,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分散决策,难以自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会导致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公共物品受损等外部不经济问题。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把二者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

(2)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加强,开放成为世界潮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世界金融体系之外。开放有利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借鉴别国经验加快本国发展。开放不仅是一般的经济开放,金融也要对外开放。但是,世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充满风险,存在着金融霸权和贪婪、腐败,出现金融投机、欺诈和盗窃,发生金融泡沫等;而且别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可能通过开放的途径传递到他国,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也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国内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开放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会造成本国利益的损失。所以,在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增强金融发展的独立自主和风险防范意识,把对外开放与金融自主结合起来。坚持自主是基础,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利用对外开放的机遇,趋利避害。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应与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3)中国的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银行业为主体。

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首当其冲会体现为银行风险。目前,中国对金融风险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控制银行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上。存在高额的不良资产,这是长期对国有企业的低利贷款和企业的呆账、坏账造成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有多大,以往比较可靠的估计约为22%(日本为5%),总量为1.3～1.4万亿元,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依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规范经营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手段之一。现实中在强调不良资产比率下降的同时却常常忽视了该比率下降的实质内容,或者说,没有考虑下降的质量[1]。不可否认,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应该认识到,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并不是金融稳定的全部内容。我们必须在更为广阔的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选择科学的衡量指标将为风险防范和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

2 金融风险的测量和评估方法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金融全球化挑战中国的金融改革及创新,特别是金融理论的创新和控制风险技术的创新,如何将金融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真正使金融体系成为支撑社会经济的基础,达到为社会分散经济风险的目的,是中国金融界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如何用定量方法测度和控制金融风险,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金融机构本身来看,将风险定量分析方法,比如VaR模型应用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以期获取最大的利润回报,是金融机构的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其当务之急[2]。从监管当局来看,促使金融机构应用先进的控制风险技术,使金融家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剥离各种风险,即对各种复杂的风险进行精确的计算和配置,将有利于中国的监管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因此,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非常有必要将VaR模型等风险控制技术引入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将非常必要,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风险价值(VaR)、压力试验法,一直到信用矩阵法,都含有风险分散化思想的不断深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对金融风险的测量技术都是金融工程的应用日渐成熟的标志。

2.1 风险价值(VaR)

巴塞尔委员会要求有条件的银行将VaR结合银行内部模型,计算适应市场风险要求的资本数额;G20建议用VaR来衡量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并且认为是市场风险测量和控制的最佳方法;SEC也要求美国公司采用VaR模型作为三种可行的披露其衍生交易活动信息的方法之一。这表明不但金融机构内部越来越多地采用VaR作为评判金融机构本身的金融风险,同时,越来越多的督管机构也用VaR方法作为评判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方法。

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计算VaR值:

(1)历史模拟法(Historical Simulation Method);

(2)方差—协方差法(Variance and Covariance Method);

(3)蒙特卡罗模拟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

VaR模型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随着VaR模型的不断改进,不但应用于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使用风险的定量研究,而且VaR模型正与线性规划模型(LPM)和非线性规划模型(ULPM)等规划模型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确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等的最佳定量分析法,以利于金融机构对于潜在风险控制进行最优决策。

2.2 信用矩阵(Credit Metrics)——量化信用风险的模型

1997年4月初,美国J·P摩根财团与其他几个国际银行——美国银行、瑞士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等共同研究,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评估银行信贷风险的证券组合模型。该模型以信用评级为基础,计算某项贷款违约的概率。该模型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信贷产品,包括传统的商业贷款、信用证、固定收入证券、商业合同以及由市场驱动的信贷产品等。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首先对信贷组合中的每个产品确定敞口分布;

(2)计算出每项产品的价值变动率(由信用等级的变化或拖欠引起);

(3)将单项信贷产品的变动率汇总得出一个信贷组合的变动率值。

2.3 压力试验法(Stress Testing)

如前面部分介绍的,VaR是在正常市场环境(某一特定置信水平)对银行的风险本质进行的衡量。那么,如果条件发生反常,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还需要经常使用压力试验方法来评估市场极端变动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如何在无序的市场中测量银行暴露在市场上的风险是压力试验方法的目标。压力试验法依赖于不同的模式下计算机模型,并对银行的投资组合在这些模式下的可能结果进行估算。

3 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目前的银行风险已不再是孤立的。在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地方、一家银行的危机可能会波及到其他地方甚至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要从宏观到微观进行全方位的考虑。

3.1 宏观层面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1)构建完善的金融安全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宏观金融问题的形成有着制度性的原因。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形成的银行业非市场化的经营可能导致坏帐的积累。银企关系有多种表现,既可以通过资金供应的促进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也可能由于对企业的过分保护(超贷而形成不良资产)而制约银行的发展。对于这类金融问题,解决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银行主导的金融安全体系,并在体系内形成竞争。

(2)依据金融市场走向进行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

在建立了一个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衍生市场在内的完善的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就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来调控金融市场,进而通过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来影响企业和社会大众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应该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目标的辅助指标,其重要性体现在与金融工程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新的风险控制技术中。中央银行同时依据金融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来对宏观经济做出判断,进而制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并实施必要的调控。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应已经大为降低[3]。在中国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的过程中,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如何逐步放开市场。要调节资本流动、金融开放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3)系统风险规避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结合。

金融监管是一国政府为保证宏观经济平稳有序进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通过一定的金融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一定程序,对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行检查、组织、协调的过程。中资银行要尽快提升市场竞争力,就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监管部门要积极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创新,有效地规范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提高风险监管水平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创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

金融监管分为“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两种。要防范金融风险,监管还要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宏观指标的监管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落实到微观机制的层面,在实施中是靠不住的。巴塞尔新资本协定的出台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监管框架。各国银行被迫加强并适应新的监管程序,以便对金融风险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西方16世纪以后的重商主义时代,由于对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监管,成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目前中国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同样面临着大量新产品和新工具的涌现,构筑适应本国国情的监管框架,比如制定最低资本要求、完善监管者审查制度以及采用市场约束力量进行监控等等,提高风险监管的质量[4]。

(4)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有序金融对外开放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世界潮流,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不能放弃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机会和权利,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金融体制和世界经济新秩序,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增强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建立适应国情的对外开放格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金融体制[5]。要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通过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使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能尽快适应国际新规则,同时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因金融风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3.2 微观层面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1)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表现。

国际性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是风险管理能力。在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中,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是机构、网点、人员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而是体现在对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上。从中外银行的实践来看,风险管理创新始终是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成为国外知名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

(2)风险管理是金融工程的核心之一。

风险管理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支柱之一,也是金融工程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金融工程为金融风险的管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在设计、开发和实施各种转移风险的工具和策略方面。面对这市场无时无处不在的风险,人们创立了各种风险管理理论,如估值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代理理论以及有效市场理论等,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金融工程学的基础[6]。特别是无套利均衡分析技术的灵活运用以及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大量的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并运用于风险管理的实际行动中去。可以说,金融工程从创立伊始就是以风险管理为目标的。所以在现代金融风险管理中必然要把金融工程的思想融入其中。

(3)传统业务与金融创新结合——新的风险管理技术。

在金融工程出现之前,主要有三种风险管理手段:一是资产负债管理;二是保险;三是证券组合投资。这三种方法被称为表内控制法。与之相比,金融工程应用于风险管理采用的是表外控制法,即利用金融市场上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由于交易不涉及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显示出来,故称为表外业务。在开放条件下,日益增大的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变动等的风险要求新的风险管理手段的出现。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金融工程技术应运而生。目前较为前沿的应用诸如利用金融工程学的综合风险识辨和交叉风险管理方式以及利用随机分析和优化技术研究金融工具的定价;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作信用分析和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及其他非线性技术进行市场模拟测试和预测。在国际银行的管理中,管理风险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断创新,这些新产品的推出更加贴近风险管理的需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按照特定的客户需求量身定做的。

(4)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

针对中国银行业面临风险加大的现实,可以运用金融工程学中的风险评估理论,对各种风险进行量化评价,把风险预警和投资预测相结合,适应市场的变化。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是确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国,实行金融风险预警,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主要包括:1)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际上规定,如果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5%则被视为危险的信号;2)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如果短期外债过多,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极易引发金融危机;3)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控制在10%以内较为安全;4)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根据《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以上,核心资本应达到4%以上;5)股指和股价波动。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快速上扬,明显脱离实际经济的真实水平,预示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泡沫;而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下跌,则易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财富缩水[7]。

危机处理机制是化解危机、减小损失的最后防线。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第一,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第二,要提高呆帐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四,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第五,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应提供紧急资金援助。

4 对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全面认识

新形势下金融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是只靠风险管理技术就能解决的。金融工程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法和产品;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风险变得越来越复杂。主要表现在纷繁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在交易的过程中自身也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尤其是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更是成倍地放大了风险的水平;同时,在产品估价和风险量化的过程中,管理者还不可避免地面临所谓的定价风险和模型风险。所以,建立以金融工程学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技术,只是通过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来提供分散风险的方法,却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如果过分依赖于金融工程,不仅会使金融机构忽视全面的风险控制机制的建设,也在客观上导致市场投机力量的膨胀,进而增加系统性风险。

针对中国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现实,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要充分考虑制度和业务流程设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把金融工程的应用和构筑完善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结合起来,以新的领域、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化解风险的压力,实施全面的金融风险管理。

摘要：借鉴国际银行的管理经验,在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新的警示的基础上,就金融动荡下的金融安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结合金融工程的有关原理,分析了应对金融安全问题的一些防范措施。

关键词：金融安全,风险管理,金融工程

参考文献

[1]Jane E.Hughes,Scott B Donald.International Banking[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15-16.

[2]宋逢明:《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0-32。

[3]王春逢:《金融市场风险管理》[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17-18。

[4]张幼文等:《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0-63。

[5]李丹儿:《开放条件下金融危机防范的思考》[J];《南方金融》2004(11):82-89。

[6]谢沛善:《金融工程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66-68。

浅谈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开放 篇6

一、金融自由化及其利弊纷争

“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 (R.J.Mckinnon) 和爱德华·肖 (E.S.Show) 在20世纪70年代, 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 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 深刻地指出“金融抑制”的危害, 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 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 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 其内涵不尽相同。但从各国的实践看, 金融自由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 即取消对利率、汇率的限制, 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再贴现和法定储备率要求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作用。二是业务自由化, 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从事交叉业务, 进行公平竞争, 即所谓混业经营。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 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 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 完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 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 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主要观点是: (1) 有效市场规范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容易扭曲。依据次佳理论, 消除一种扭曲而其他扭曲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不见得会使福利增加。 (2) 金融市场及其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有些国家还存在公司管理薄弱和法律对财产权保护水平低下, 所以, 没有理由认为金融自由化会改善福利。 (3) 金融发展重点在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 资本自由化允许公司去国外融资, 引起市场的分散化, 减少了国内市场的流动性, 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4) 金融自由化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息息相关。比如,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的金融改革旨在结束金融抑制, 从而引起了以银行破产、大量政府干预、私人部门的国有化和国内储蓄存款降低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因此, 金融自由化毫无价值, 与金融自由化相关的危机正在降低经济体制发展的水平。

以上两派的分歧不在于该不该推行金融自由化, 而在于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是否具备。也就是说, 是否具备金融自由化的条件是金融自由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金融自由化的条件直接影响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速度及金融自由化的效应。

二、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该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在利率自由化方面, 1993年,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最先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8月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2001年7月, 人民银行发布实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 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以后, 可开办代理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代理保险业务。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 中国在1994年成功实现了汇率并轨。1996年12月1日, 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有关义务, 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 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 因而, 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

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 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消除金融隐患, 打好金融自由化的基础

用发展眼光看, 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已不可逆转, 因为这是中国经济金融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主流的必然选择。从金融角度审视, 当前中国必须从基础做起, 消除金融隐患, 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础。主要应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尽快彻底清理和有效处置不良信贷资产。因为这对于金融机构能否安全自由化以及自由化后能否在金融市场中站住脚并展开公平竞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否则自由化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利于金融稳定。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法律支持, 针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台特别的司法制度, 在债权维护和追索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特殊法律保护, 解除《商业银行法》、《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规章中对不良资产治理的制约。

2.尽快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改革, 实行股份制改造。 (1) 股份制改造工作必须规范、彻底, 不留尾巴。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转换。 (2) 建立多元化的产权主体, 规范和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在产权主体上, 要建立“国家、法人、个人、外资”共同投资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 注重引进优质资产、技术、信息和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在股权结构上, 要兼顾国家控股与股权结构合理化的目标, 在条件具备时, 国家要逐步减持国家股比重, 或相对控股, 或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 国家要加强作为国家资本代表的董事、监事的人格化塑造, 防止“内部人控制”。 (3) 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长期目标内成为公众上市银行, 实现银行的资本、收益、风险和监督社会化, 树立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形象。

3.采取“消肿”的手段, 建立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 淘汰经营状况不佳的金融机构, 尤其要对国有银行中业务量小、亏损面大、存在价值不大的分支机构进行撤并。只有以上基础工作搞好了, 中国金融自由化才有可靠的基础保障。

(二)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

从利率市场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利率市场化对资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的。目前,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工作着力点应放在这样几个方面: (1) 建立金融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机制, 把提高商业银行效率作为重点。利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加强了, 基准利率对市场才能起到有效的传导作用。 (2)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成为对利率变动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 (3) 强化中央银行干预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的独立职能。 (4)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利率体系。选择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 最终建立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 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体系。 (5) 发挥非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组织作用, 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减少信息不对称。

(三) 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 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资本市场领域中的国际化、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中国而言, 当前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 重点应该放在资本市场最核心部分———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两个方面。

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是在加入WTO后进行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金融开放格局的一部分, 它要求我们在开放的思想观念上由过去中国单方面自主开放 (即按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对外开放) 转向按世贸组织要求和与经济全球化相一致的同步开放。要尽快改变中国证券市场封闭、保守性质, 努力规范各个市场主体的入市行为。在此基础上采取三步走的策略, 开放国内证券市场:第一步为开放外资以收益凭证方式间接参与市场;第二步为开放国外机构直接投资股市;第三步为全面开放证券市场, 允许区域外机构及个人直接投资股市,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并将从资本引进为主转向资本引进与资本输出并立的双向络局。

(四) 加强金融监管, 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

金融自由化并不否认金融监管, 而且还要加强金融监管。怎样做到既加强金融监管又不至于使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 是一个令各国监管当局大伤脑筋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 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 金融监管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 (1) 金融监管非行政化。金融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 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 (2) 金融监管功能化。所谓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 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它可以克服多个监管机构所造成的重复和交叉的管理, 用统一的尺度来管理各类金融机构,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金融监管综合化。因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之间在运营上存在较大的差别, 具有统一性、能被各方面接受并有意义的新的监管工具的开发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我们要完善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要加强高层定期会晤制度, 建立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对金融集团和混合业务实施联合监管。 (4)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国际协作是对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反应。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应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外国监管当局的合作, 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

归根到底, 金融自由化应当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 偏颇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顺利发展, 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韩婧妍.浅析“金融自由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J].大众商贸, 2010, (1) .

[2]巫文勇.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改革[J].中国证券期货, 2009, (4) .

中国的金融守线 篇7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与金融之间的相互应用程度不断提高。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促进了经济的再次腾飞。美国透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2条途径为硅谷等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并形成了一整套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英国透过商业银行对科技企业进行资金支持,据统计,商业银行贷款占到了科技企业外源性融资总额的60%以上;以色列为支持科技企业出台了Yozma计划。反观国内,目前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然而,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三板市场、股权交易市场以及企业债等金融创新业务即将推出,这对国内科技金融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1 科技金融的定义及其构成

科技金融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专业名词,目前,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此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四川大学赵昌文撰写的《科技金融》一书中提到: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科技金融的这一定义,科技金融是由需求方、供给方、中介机构、政府等4方面参与主体所构成的。其中,科技金融的需求方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当然还包括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等,供给方是指银行、证券公司、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其他小额贷款公司等,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会计事务所、各类交易中心等等,中介机构的存在在连接科技金融供给与需求双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是科技金融体系中的特殊主体,属于市场的调控者与引导者。

2 国外科技金融发展模式介绍

目前,科技金融在国外发展得如火如荼。在网络、生物以及信息等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国外金融产业与科技产业实现了有效的对接与结合,金融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与帮助,而科技的巨大发展空间为金融产业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当前,呈现出欧美与日韩2种国外科技金融的发展模式,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2.1 欧美地区模式

欧美地区的科技金融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呈现出成熟的发展模式。目前,欧美地区的科技金融模式以初端、中端以及高端等3条路径为主。首先,欧美地区科技与金融的初端合作路径以对科技企业的融资和对金融机构信息创新为主。一方面,在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上,欧美地区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资金支持体系:一是国家财政支持,对科技创新企业设有财政性的金融拨款,透过国际资源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而这也是保证“硅谷”等科技园区繁荣发展的关键;二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融资的支持,包括企业债、垃圾债等债券市场和纽交所、纳斯达克等多层次股票市场使得科技企业拥有透明市场化的金融融资平台。另一方面,在科技企业享受金融机构融资服务的同时,其也透过自身的专业技术促进了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其中,主要是科技企业为交易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处理技术、交易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和网络商务技术,促进了金融创新。

其次,科技与金融的中端合作路径体现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集聚化发展。伴随着科技与金融初端合作模式的不断壮大,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试图寻找新的合作契机与切入点。在欧美地区,风险资本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科技企业的做大做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因此科技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商业银行的“冷落”,而风险投资却热衷于科技企业的投资。因此,在美国“128公路”的发展过程中,风险投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逐渐被视为一种新的投资机制。风险投资不仅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联合,而且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政策支持也是实现科技与金融中端合作的关键,在“政、企、银”三者的合作下,使得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呈现着集聚化的发展态势,这大大提升了欧美地区的金融和科技实力。

最后,欧美地区科技与金融的高端合作路径体现在集群化发展。目前,欧美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展现出集金融、科技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实现集群化发展,也叫做科技金融一体化。

2.2 日韩模式

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的科技与金融发展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首先从初端合作路径而言,由于当初日韩出于快速发展经济的目的,鼓励商业银行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各类贷款,甚至部分银行还参股、控股科技企业,这造成了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当然,伴随着日韩的金融体制改革,日韩科技金融从原先过度依赖金融的单一化结构过渡到目前的多元化发展结构。其次,在中端合作路径上,尽管日韩的风险资本与欧美地区相比,实力要稍逊不少,但日韩的风险资本在科技企业的融资和其他资源支持上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而且政府部门也对风险资本进行了规范,并对风险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给予了极大的优惠与支持。最后,从高端合作路径来看,尽管日韩科技与金融的集群化程度不如欧美地区,但已逐渐初现形态。

3 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科技金融呈现着快速的发展势头,科技金融的服务体系与服务平台也日益完善。目前,国内科技金融表现出以下3方面特征:

第一,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久,但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却日趋健全。从全国各城市的现状而言,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其他等为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在该服务体系的支撑下,也初步建立了财政、贷款、资本市场、保险以及风险资本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科技财政是指透过财政拨款而对科技金融进行资金支持;科技贷款是借助商业银行渠道向科技企业发放贷款;科技资本市场是利用直接融资渠道为科技企业进行上市筹资;科技保险是科技开发风险、科技企业风险和科技金融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工具;科技风险资本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进行投资。然而,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市场缺乏诚信氛围,究其原因是由于科技金融诚信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这使得各市场主体无法做到有据可依。

第二,政府对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内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政府对科技金融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以北京市为例,当地政府对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支持,而且政府还专门为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提供股权代办转让平台,试图透过该平台为科技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科技金融水平也不断提高,且政府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促使当地科技金融实力加强。当然不得不说,目前金融中介机构对科技企业的投融资服务力度还有待加强,这主要是因为科技企业的高风险特征所决定的。

第三,区域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逐渐增加,成为我国科技金融的一种发展模式。目前,成都、杭州、苏州、深圳、武汉以及南京等地都纷纷成立了区域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主要为科技企业实现投融资功能、引导功能以及其他综合服务功能。其中,投融资功能是指透过服务平台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的对接,并利用杠杆效应,发挥金融工具的放大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区域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还透过自身的聚集效应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综合化经营,为科技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但是,目前全国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还仅仅局限于一二线城市,范围相对较窄,这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4 政策建议与对策

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金融,国内科技金融水平与他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基于此,政府、金融中介机构必须强化自身,提高我国科技金融的整体实力。

首先,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目前,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仅仅局限于成都、杭州、苏州、深圳、武汉以及南京等地,这与科技金融的发展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地方政府部门要不遗余力地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其中,科技创业融资服务平台是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助于实现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资源对接,帮助科技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而金融机构可以从服务平台获得科技企业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

其次,加强金融中介机构的投融资服务能力。当前,科技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困境,金融机构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补充到科技企业。因此,国内金融中介机构要完善对科技企业的服务类别,提升服务质量,有效促进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双赢局面,推动科技金融的全面发展。同时,金融中介机构服务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21世纪人才为王”的背景下,金融中介机构要推动人才培养计划,通过跨学科培养复合优秀的科技金融服务业人才。

中国式的金融 篇8

关键词：中国式金融,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思维范式

一、中国式的金融之理论设想

什么是中国式金融呢?白居易有句话说:“谷帛者生于农也, 器用者化于工也, 财物者通广商也, 钱刀者操于君也, 君操其一, 以节其三, 三者和钧, 非钱不可。”这是不是金融呢?是的, 是一种生成于古代文化, 具有中国哲学支持的思想。

那么中国式的金融是什么样的, 中国式的金融大的背景是中国式的文化, 中国式的金融的哲学指导是中国式的哲学, 中国式的金融是一个包容的理论体系, 中国式的金融有自己独特的思维范式与方法论。

“中国式”的核心在于区别于外国, 但是我们又不排斥外国, 我们的理论体系是包容的。“中国式”是现代的, 但是我们又是继承了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中国式的金融体现在它的传统性上, 传统的是文化, 传统的是哲学。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先进的, 它本来就告诉我们, 要注重对历史优秀文化的继承, 同样也告诉我们要吸收、融合他国先进的文化。中国的传统哲学更是博大精深, 让西方的哲人望而却步, 我们的哲学博大在哪?我们的哲学是包容的, 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想, 都不会和中国的哲学发生冲突, 因为我们的哲学是圆的。中国的哲学精深在哪?我们的哲学是变的, 不是从一个理论变成了另一个理论, 而是, 即使是时代变了, 世界变了, 那个理论依然在那里不动, 它依然以深邃的哲理解释着这个世界。

中国式的金融理论是什么样的?有了中国文化的渗透, 有了中国哲学的指导, 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强大的。几百年来, 我们的经济金融理论落后了, 这个应该承认, 承认代表着明智, 代表着自信。可是我们迷失了吗?我们怯懦了吗?历史证明我们没有。中国式的金融理论体系正在发展, 我们吸收了国外的金融理论, 我们融合了它, 我们批判了它, 所以我们从文化与哲学的层面对金融危机无所畏惧。

中国式的金融有独特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 外国的金融是个什么方法论呢?最最主要的是定性与定量, 可是外国的定性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在自己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各种金融模型, 运用模型来解释现实的问题, 外国的定量也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在模型的基础上输入数据来检验模型和现实。方法论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细想起来, 似乎中国式的金融就没有方法论, 这就对了, 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在中国式文化, 中国式哲学, 中国式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方法是多样的, 同时方法应该是易于操作和运用的, 这是一个理论的职责。

二、中国式的金融之探源

为什么我们古代的金融理论没能演进为一个体系呢?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这个社会对金融理论的需要不是很强烈, 古代社会是一个重文化, 重哲学的社会, 是一个重体轻用的社会。我们的高端知识分子耻于言利, 重于取义, 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 民族的精英少于在完善金融理论上做文章, 但是思想的余晖却难以抑制地显露出来, 形成了一个个金融思想的珍珠, 我们应该去继承它, 去升华它。

从经济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体。在同时期国际社会并不落后, 但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这些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多疲于生计, 哪里会去提升自己的理论呢?

综上可见, 中国式的金融在古代和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形成体系。

三、中国式的金融之期待

中国式的金融到什么程度了?

黄达老师的《金融学》是中国式的金融。从货币、信用、银行、一直到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这本书有详细地对西方理论的介绍, 有对中国理论的介绍。记得黄达老师说过:曾经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直接用米什金的金融学, 非要自己编呢?他说, 米什金的书是本好书, 但是用它教中国的学生, 适应中国的国情是不够的。可见一个大师的风范。

陈雨露等的《金融学文献通论》是中国式的金融。人们一看这本书, 里面全是西方的经典理论, 模型公式云集。这怎么能是中国式的金融呢?从金融市场、金融中介、金融风险与监管、金融发展直到资产定价、公司金融、金融衍生品、行为金融。有哪一样是中国的?是的, 的确没有。但是我们细细理解这本书,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中国的哲学是什么?我们不去看西方的理论, 怎么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这套书从浩如烟海的西方金融理论中, 成体系的介绍西方先进理论, 难度极大, 难能可贵。这是中国精神。

孔祥毅的《金融票号史论》以及这个研究体系是中国式的金融。记得第一次听孔老师的讲座, 开场第一句话:论从史出。发人深省, 振聋发聩。细细想来这又是一个博大的胸襟, 从中国的历史出发, 梳理升华中国式的金融理论, 这是一个什么气魄?票号和古代金融的研究异彩纷呈, 从中细细研读, 足可以理解中国式的古代金融。

白钦先及其学生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是中国式金融。金融体制比较说, 系统比较各国金融体制, 服务中国金融改革实践。紧接着研究政策性金融服务中国改革。顺次提出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发展、创新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这当中有对中国现实的关注, 有对外国现实的梳理, 有艰难的理论创新, 体现了金融学者的气派。

中国式的金融灵光遍布学界, 不用一一列举。这是一代代金融学前辈的累累硕果。

中国式的金融未来的前途无限光明, 笔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式的金融的巨大力量, 看到了中国式的金融发展的矫健步伐。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的金融守线 篇9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 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 进出口违约率提高, 回款率恶化, 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 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 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 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 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 根据自身国情需要, 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 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 借鉴还是要借鉴, 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 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 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 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 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 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 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 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 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 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所以, 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 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 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 内容不够丰富, 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 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 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 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 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 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 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 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 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 又有监管不到位, 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 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 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 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 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 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 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 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 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 公开征求意见, 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 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 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 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 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 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 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 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 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必须与时俱进, 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 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 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 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 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黎四奇: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