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框架（共5篇）
碳金融框架 篇1
2015 年12 月12 日,196 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的车轮正式开始转动。《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并向1.5 摄氏度努力,同时要求达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碳管理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运用最前沿的碳管理会计(Carbon Management Accounting,CMA),可为其创造或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如果企业掌握正确运用CMA的方法并有效结合实际情况,就可以提高碳管理绩效。但目前企业缺少相应的CMA理论指引,使得企业在面临相应的碳管理问题时非常迷茫。
一、CMA文献综述
Schaltegger和Burritt(2000)将环境会计定义为:在限定经济体系内,由于环境活动引起的财务影响和生态影响的记录、分析和报告的方法及相应的体系。组织内部的会计工作可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用于外部报表使用者,其中包含的与环境有关的投资收益和费用或环境责任等信息,为环境财务会计。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将环境管理会计(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EMA)定义为:具有鉴定、收集、分析功能,可提供与企业内部环境决策相关的货币信息和非货币信息的会计,主要供内部使用。IF⁃AC认为管理会计的重点应由单纯地提供财务信息向降低废弃物和增加企业价值方面转变,即由单纯关注经济绩效转向同时关注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
CMA是EMA的一部分,可定义为识别、收集、计算、分析、对内报告以及使用碳相关信息的过程。碳管理活动会增加企业的某些成本,也会带来收益或节余,CMA就是记录并分析这些要素的工具。当企业由于碳排放问题陷入生态危机,需要做出短期或长期决策时,CMA可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相关信息(Maunders和Burritt,1991;IPCC,2007)。
为企业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是进行CMA研究的目的。目前,企业对碳相关信息的收集、管理和披露仍然处于研究探索的初期阶段。碳相关信息成为关注的焦点,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改善碳管理所必需的信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随着碳排放交易、清洁生产机制和联合履行措施的引入而愈益强化(Ratnatunga,2008;Lohm⁃ann,2009)。第二,在企业外部报告中,碳排放的计量标准化,而且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环境共性问题。第三,在公众舆论方面,从2005年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再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会议,碳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碳排放信息及其管理已成为公司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话题。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以“碳管理会计”、“碳成本管理”和“碳会计”为关键词或主题词的相关文献较少,而且具体研究CMA概念框架的文献,目前还未发现。理论界并没有提供CMA的理论框架,实务界缺乏理论指导。
二、CMA概念框架
由于CMA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实践并不多。Burritt等(2002)提出了一个环境管理会计的全面框架,将管理信息分解成:①计量维度——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非货币性计量又称实物计量;②决策的时间框架——过去、现在和未来;③时间框架的长度——短期运行和长期运行;④信息提供的规律性——定期信息和临时信息(或者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Roger等(2011)借鉴了Burritt的环境管理会计概念框架,并结合德国10家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上市公司访谈的CMA实践,构建了CMA概念框架,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见,CMA概念框架从多个角度对CMA进行了阐释。在信息的表现形式上分为货币性信息和非货币性信息;对收集信息面临的决策情景而言,有历史导向的信息和未来导向的信息之分;从信息出现的频率来看,可分为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从信息反馈的期间来看,又可分为长期信息和短期信息。因此,企业碳排放会计活动会因所需碳管理信息的类型以及收集信息的广度、范围和周期性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该CMA概念框架具有以下作用:一方面,可使企业寻求碳信息的成本最小化,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企业根据这个框架,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可探寻最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提高碳管理绩效。
三、CMA概念框架的解读
CMA概念框架从多角度对碳管理会计进行了阐释,为什么会有多个角度,选取这些角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及主要的信息是如何收集的呢?
(一)管理层的信息需求
1.企业进行碳管理的动机。
目前,环境管制已经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CO2排放已受到严格的管制,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关注碳相关问题。但实践中企业对碳排放相关问题的表现各异,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动机和方法。从环境管理视角看,企业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减少或避免CO2排放,进行碳管理的动机包括:①获得排放权交易证书。排放权交易证书可以避免碳排放数量受限,企业由于直接节约而获益;②进行环保项目投资。投资环保项目可以直接节省能源,从而使企业获益;③获得碳中和标识。碳中和标识是为购买碳排放量的个人或企业提供的具有公信力的碳标识,企业可通过产品的碳中和标识而获得市场优势;④行业压力或其他原因。可能是企业所处的行业有提供碳排放信息的压力,或者该企业有过减少碳排放等环保方面的承诺。
2.管理层的信息需求。
管理层决策时需要的信息数量和类型决定了环境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的信息数量和类型(Bur⁃ritt et al.,2002)。有公司曾明确表明,收集碳相关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外部监管的需要,而非内部决策的需要。管理者认为,只有碳核算的“成本——收益”最大化才是最明智的,与其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管理一个相当有风险的事情上,还不如把重点放在遵从或强制性报告上。公司进行碳管理大多是在碳流核算、碳资本影响核算、短期碳影响的事后评价以及非货币性碳投资的事后评价方面。对公司而言,似乎碳相关信息并没有现行的财务信息重要,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也许对公司的财务影响更大。因此,企业重点会转向非货币性碳相关信息的收集。
实践证据表明,企业偏重于定期的、短期的、历史的信息,这与管理者努力降低碳管理成本的行为息息相关。假设企业要获得定期信息,若在现有的信息管理系统和碳信息管理系统中就可获得,那么该系统就成为定期信息的主要来源。当然,以这种方式获取的信息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但由于信息容易获得、获取信息的成本不高,故其仍然可行。随着对碳相关信息的认知日益增长,获取更详细和更可靠的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需要企业花费更多的后续付出。因而,为了避免信息失真、信息重复收集的现象,公司信息系统中诸如此类碳信息管理系统的整合也要相应加强。
(二)CMA概念框架的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又称为情景理论),是指在一个组织适用的管理结构类型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环境和内外条件的变化随机应变,调整管理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的有效性依赖于以下因素之间的适合性或匹配性:组织结构的特性、环境波动性、组织规模、组织结构及其信息系统的特性。目前,权变理论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组织控制和组织结构的适合性问题;第二,上述因素之间的适合性对绩效的影响研究;第三,多种权变因素及其对组织设计的影响研究。
碳相关信息的管理与使用的差异与组织结构密不可分,企业组织结构又与企业收集碳信息的目的密切相关。然而,一些公司需要这些信息仅仅是为了遵循法律,也有一些公司是用于调整自己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些公司是用于长期规划(比如投资评价)的制订。Roger等(2011)的调研结果表明,只有那些受到排污权交易监管的公司才设置额外的岗位来收集和管理碳相关信息,其他企业则在现有的信息系统(通常是环境部门或可持续发展部门)里收集和管理这些信息。
不同企业面对碳排放问题具有不同的动机和方法,所以在一个企业应用得很好的方法,在其他企业也许根本就不适用。摩根(1986)将组织描述为开放系统,这意味着并没有适合所有公司的、单一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某种特定目标的实现,往往取决或依赖于给定的情景。Katherine和Roger(2013)论证了权变理论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因此,CMA概念框架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而在实际运用时,各个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以找到最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
(三)货币信息和非货币信息
CMA概念框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货币性碳会计和非货币性碳会计之分。传统管理会计侧重于收集和传播对决策者有用的货币信息,随着碳排放交易的日益盛行,企业将越来越关注环境影响的实物信息及其货币表述。实物性的非货币信息的表达方式有:碳足迹、生态平衡、碳排放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实际碳排放量与公司削减计划比较以及随着时间变动而表现出来的趋势等。货币信息包括碳减排承诺而产生的投资支出、碳减排技术或教育和培训支出等。
对于直接与碳排放相关的活动,公司需要收集实物性的非货币信息,并按法律要求提供详细的碳排放报告。这些非货币信息除满足监管报告的需要外,还会输入绩效评价系统,并以绝对值的方式生成公司实际绩效的关键绩效指标。为了支持与成本、计划和资源分配有关的管理决策,最后还需要把非货币信息转换成货币单位。
在公司内部,为了记账,非货币信息可以随时获得并保存。例如,会计部门收集的有关能源使用的详细的非货币数据,随之可生成运行成本账户,并定期将数据提供给设备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因此,即使企业内部没有正式负责环境管理(碳管理)的部门,相关的非货币性信息仍然比较容易获得。因而,碳管理会计不仅涉及货币性信息问题,也会涉及非货币性信息问题。
多数情况下,货币性信息是在非货币性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意味着无论是以货币性信息还是非货币性信息为焦点,非货币性信息的收集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多数公司只关注非货币性信息,也有一些公司两类信息都关注。
四、结论
由CMA概念框架分析可知,由于企业进行碳管理的动机不同造成管理层对信息的需求不同。基于权变理论,CMA概念框架可从多角度展开,在该概念框架中,非货币信息和货币信息是最关键、最核心的。CMA可视为管理会计的一种方法,它是一套新的信息管理和核算方法,旨在创造和提供高质量的、与碳相关的信息,以支持企业的碳中和行动。不可否认,CMA已经演化成一种帮助管理层利用碳相关信息的工具。
通过对CMA概念框架及其权变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碳信息的因素有:企业碳管理的动机、企业碳管理的信息需求、碳管理信息的参与者、碳管理信息系统等。由此也可发现,目前的碳管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信息时代”假定企业在现有信息系统里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与企业决策相关的信息,但目前收集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远远不够,企业需求的扩大已向现有的信息管理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实践中,可持续发展会计通常与传统管理系统是平行的,植入气候相关的碳会计信息之后,可能会导致无效的信息管理。
目前存在的问题有:由于缺乏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导致收集的数据成为临时数据;此外,数据收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数据准确性缺少保证、收集过程效率低下等。为了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处理效率,需要构建完善的碳管理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Burritt R.,Hahn T.,Schaltegger S..Toward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Links between Business 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J].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2002(7).
Ratnatunga J..Carbonomics: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Issues[J].Journal of Appli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8(1).
Roger L.Burritt,Stefan Schaltegger,Dimitar Zvezdov.Carbon Management Accounting:Explaining Practice in Leading German Companies[J].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2011(1).
Katherine L.Christ,Roger L.Burritt.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the Significance of Contingent Variables for Adoption[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3(2).
碳金融框架 篇2
内容来源：凯程考研集训营
一、货币银行学框架
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按字面的意思分为货币和银行两部分。现代的经济是货币经济，也就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必须依靠货币来进行。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货币发行当局的信任而存在的，货币的出现为复杂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机制，即价格机制，通过价格决定每个人应该得到什么，应该生产什么，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这样一来经济的运行便对货币产生了依赖，货币不断的发展进化产生了金融市场，货币从一种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工具转变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运动形式，有自己的市场，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甚至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例如，社会中有足够的资源供厂商进行投资，但是如果货币的供给量不足，由于缺乏支付的媒介，这些资源就不能被厂商用来投资。尽管从实体经济方面看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但货币市场却限制了这一行为。正如麦金农所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研究货币理论，讨论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研究货币理论，必须了解货币市场中最重要的两种机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货币发行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为经济体提供基础货币，商业银行通过其转账结算制度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创造存款，发放贷款，引导资金流动，进而引导社会资源流动。
二、货币银行学复习重点
把握好货币的本质是学好货币银行学的关键，要明确货币运动的背后是社会资源所有权的转移，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进行的。学习中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可以按照上述思路思考，也许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金融治理新框架 篇3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一次有关G20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自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金融新秩序
2016年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部分与会代表。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很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负担。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国与G20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结合8月25日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G20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2015年12月通过了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不同，影响了落实的同步性;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并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家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除了会按照既定日程进行，会议还会完成金融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剩余的重要工作。”前述央行人士说，比如完成巴塞尔协议Ⅲ一揽子政策，制定适用于国际活跃保险集团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加强抗风险能力和处置机制建设方面的指引，提高金融机构可处置性等。
碳金融问题论文 篇4
关于碳金融交易配给机制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集中在对现有分配方案与制度设计的归纳总结，较少结合本土的经济发展路径设计详细的、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关于碳金融交易需求机制的研究多体现宽泛笼统的政策建议，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且主体培育及客体创新尚处于相对空白领域。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
如何借助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与助推加快碳金融交易的发展，对于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让互联网金融回归法律框架 篇5
针对国内越来越热的“互联网金融”浪潮，《中国民商》记者专访了国内“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第一人”、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爱君教授。2011 年，李爱君在福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互联网借贷的文章。
实际上，李爱君对P2P 网贷平台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 年。
“当时学生在银监会实习，回来后与我偶然聊起了P2P。我当时就感到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于是我开始对这方面开始关注与研究，并把我的阶段研究成果进行发表，最初很多编辑并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后来福州大学学报采用了我的文章。作为学者，我很高兴能为互联网金融最初的发展做一点学术上的贡献。”李爱君说。
关注的焦点应是互联网民间金融
《中国民商》：我们看到，前些年国人比较熟悉的是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推出的“网络银行”（简称“网银”），但近两年“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异军突起，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和新兴行业的代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区别又是什么呢？
李爱君：简单来说，网络银行是互联网金融的一部分。
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是网络技术与金融的相互结合，为客户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务，即互联网金融是指以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主机为基础，以因特网或者通信网络为媒介，通过内嵌金融数据和业务流程的软件平台，以用户终端为操作界面的新型金融运作模式。这样，我们便可将互联网金融大致划分为“金融系互联网金融”与“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
网络银行就是属于“金融系互联网金融”，而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和新兴行业代表的其实是“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
金融系互联网金融就是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对金融工具、金融服务方式等进行的创新。如刚才提到的网银、微信公众号、网上理财产品等等，这些都是传统金融机构利用网络技术，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渠道进行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但这里的互联网或者手机都只起到通道工具的作用，还称不上是模式的创新，更不是什么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性的变革。
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就是非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了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 如原来的民间金融利用了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创新，目前在国内主要表现为民间网络借贷平台模式（P2P 平台）、众筹（Crowd Funding） 和第三方支付等模式。
民间网络借贷平台模式（P2P 平台）是指个人或小微企业通过独立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达成借贷交易的一种互联网化民间借贷模式，但目前在国内，这个平台的运行已经异化，实质上是向投资者提供一种金融理财服务或是传统银行借贷的异化，网络平台已不仅仅是借贷双方之间的一个中介。
众筹（Crowd Funding）是指项目发起者通过利用互联网和SNS（Social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传播的特性，发动众人的力量，集中大家的资金、能力和渠道，为个人进行某项活动或某个项目或创办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的一种融资方式。如今，众筹已经逐步形成股份制众筹、募捐制众筹、借贷制众筹和奖励制众筹等多种运营模式。
第三方支付狭义上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非银行机构，借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在用户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间建立连接的电子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作为目前主要的网络交易手段和信用中介，最重要的是起到了在商家、消费者和银行之间建立连接，实现第三方监管和技术保障作用。
而社会热议的“互联网金融”，实际上更多的是指第二类主体借助互联网金融技术从事金融业务， 即民间金融。
综上所述，“金融系互联网金融”与“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都是互联网金融。他们区别主要是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法律地位及性质不同，监管制度的不同。“金融系互联网金融”的主体是金融机构，原有的法律制度及监管制度明确而健全；“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的主体是非金融机构，虽然它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但是不受现有的金融制度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制约。
《中国民商》：那么能否请您对比一下，“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与传统民间金融的区别呢？
李爱君：“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主要是原有的民间借贷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了借贷方式的创新。传统的民间金融是以小圈子里的熟人社会为基础，以互助为主、盈利为辅创办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合会等，有些民间金融甚至根本不盈利，更很少有人以民间金融为职业，主要是互助性的。但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民间金融，则是从熟人借贷变成了陌生人的融资，由一批民间中介、民间金融投资者以营利为目的所进行的商事行为。
与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相比，互联网民间金融创新的风险更大。因为它们并不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的框架下，不像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必须要遵守现有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的约束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严厉监管。
《中国民商》：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关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总结，众说纷纭。有人将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都归类于互联网金融。您如何看待这些模式呢？
李爱君：目前对互联网金融的模式种类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无论怎样互联网金融从事的还是金融业务，因此目前国内已经成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只有三种：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和众筹。大数据金融只能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互联网金融门户也只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这些都不是互联网金融。
这三种模式中，首先，第三方支付发展的历史最长、制度环境最好，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其中第二条对第三方支付进行了定义，即“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网络支付；（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三）银行卡收单；（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同时第三条提出“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支付机构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因此，目前央行已经对第三方支付发放了支付牌照，只要它在稳定的法律框架下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其安全性、稳定性和未来的发展都是没问题的。而且从功能作用来看，第三方支付就是支付功能，它不能吸收存款，也不能放贷，只是一个中介渠道的作用。这一点与P2P 网络借贷平台、众筹不一样，后两者属于融资渠道。endprint
其次是P2P 网络借贷平台。P2P 网络借贷平台是指个人或法人通过独立的第三方网络平台相互借贷，即由P2P 网络借贷平台作为中介平台，借款人在平台发放借款标，投资者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的行为。此运作模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网络平台只能是居间人，只给投融资方提供签订借款合同的机会和信息，不能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不能提供担保，也不能用自有资金放贷。此模式在我国产生于2007 年，我国国内第一家民间借贷网络平台“拍拍贷”是于2007 年7 月于上海成立并开始正式运营，这意味着一种源自英国的“个人对个人”的网络贷款模式走入我国民众的生活。2013 年网络借贷行业整体规模： 总成交量：1058 亿元，贷款存量：268 亿元，平台数量：800 家左右，出借人数： 大于20 万人。到去年年底有74 家出现倒闭和跑路的。但目前而言，随着行业的演变，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与P2P 网络借贷与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界限日益模糊，过于超前的商业模式的探索本来就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区，很容易突破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特征上接近非法的机构。该模式风险最大，政府应该对该主体地位及监管进行明确。
最后是众筹。众筹平台向投资方提供融资方的信息，然后由投资方根据信息决定是否向融资方进行投资。该模式在我国产生于2011 年，目前不到十家。此模式数量少，影响不大，还没有出现不良事件，刚刚处于萌芽状态。此模式它是私募阳光化，它是对传统的资本市场的补充，能够对我国资本市场层次不完善的弥补，尤其可以解决小微企业及初创期企业的融资和降低融资及成本。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金融
《中国民商》：很多人将2013 年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这一年里，人人贷完成了1.3 亿元的巨额融资，此外，点融网、有利网等平台也都获得了千万的融资。然而，在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互联网金融并不像中国这样火热，甚至备受冷落。这是为什么呢？
李爱君：我们可以概括的说，互联网金融诞生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火热于中国。但目前这样火热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其实是充满中国特色的。
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金融与制度紧密相关。每个国家的金融模式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制度不同。因此，同是互联网金融，在不同的国家市场环境、本土文化和传统意识中，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在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
之所以互联网金融诞生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火热于中国。其原因主要由制度、投资者的理性程度、投融资渠道的层次的完善及社会的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方面所决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英国。第一，英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金融管制比美国宽松；第二，英国是最早的金融帝国，其金融的发展史比美国要悠久，融资渠道、投资渠道的层次都比较完善，投资者也更为理性和专业；第三，英国是一个保障型社会。与之对应的相关制度也相对完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英国没有太多的成长空间。
其次，互联网金融在美国得以发展，，所以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看更适合美国。而且美国的互联网金融都是线上的，是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但这种金融模式却并不火热，其原因是：第一，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它的资本市场根据不同融资主体的条件设置了不同门槛的资本市场的层次，因此它是多层次的；第二，1999 年美国取消了利率的限制；第三，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第四，美国是大保障社会，超前消费文化盛行；第五，间接融资的层次及相关制度也比较完善；第六，无论是政府和公民对金融的本质有着比我们更理性的认识，他们经历了1929 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第七，金融工具繁多；第八，政策性金融发达。综合以上因素，互联网金融在美国也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互联网金融火热的原因主要有六个：一是社会需求，我国的投融资工具及层次都不完善。二是我们的公民对金融的认识不理性，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尤其是非金融系的互联网金融主体，都缺乏对金融的本质认识。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四是银行业产品供应不足。五是传统金融服务面向的群体覆盖面倾向于高端化、精英化，这种倾向在投资端和融资端均有所体现。在投资端，一些高收益的金融产品门槛居高不下，例如信托产品的门槛大多在100 万至300 万元， 协议存款最低起存金额一般为人民币3000 万元，使得普通大众很难有效获得高附加值的服务，限制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在融资端，大中型企业往往能得到金融机构的全方位服务，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满足，一般认为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满足率仅在20% 至25% 之间。六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小微企业获得金融资源较少，又是缘于利差等“政策红利”仍然存在，民资进入金融业后仍有较大的利润空间。
《中国民商》：针对国内互联网金融这种火热的情况，有人提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领先于世界。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呢？
李爱君：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不会领先于世界。
第一，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真正的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做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成果，将电子技术机和高科技通讯技术引入金融业，通过业务操作、支付结算融资技术、信息处理的电子化，成倍地提高金融业的行业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业务和市场容量，加快资金流动性和信息传递的速度，实现金融业务的自动化、管理手段现代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要想充分实现互联网这一特点的前提条件就是信用体系的完善。
国外的放贷机构或网络借贷平台一般都设置有信用评级模型，在调出借款人的信用记录报告后，可以很快的通过模型评定出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或评分。
以美国福特汽车信贷公司为例，70% 以上的客户都可以通过电脑里信用评分的模型，仅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得出审核结论。国外信用评级制度得益于其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endprint
金融不是公益，也不是捐赠，投资者有预期收益的需求，所以金融就要防范道德风险，需要授信审查及风险控制。但目前由于我国的信用体系不足以提供向美国那样提供高效、快捷的信用评估。一些民间借贷网络平台为规避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一是只能通过缩小面向的借款人范围（如不允许学生发布借款需求）来进行风险规避；二是只能在线下进行大量的信用调查。这样一来成本很高，也没有真正的发挥互联网的特点，其实质为我国的P2P 网络借贷是借互联网的名字从事传统银行的借贷，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金融。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具备真正的线上或者说真正的互联网式的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生长环境。
第二，互联网金融的制度环境我们比不上美国明确。一直以来，民间借贷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民间借贷问题在适用法律上，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因此我国网络借贷平台为避免法律上的风险，都刻意把自己定位为民间借贷（融资）信息平台，这一方面，可以规避银行借贷利率上管制，让放贷人可以获得更高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规避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管。
美国在2008 年对P2P 网络借贷平台进行了监管。2008 年11 月23 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要求“Prosper”中止经营的一项法令，认为通过“Prosper”形成的贷款是未登记的证券，对贷款的出售行为违反了《1933 年证券法案》的第五节，标志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介入对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美国给予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定性和监管明确了该平台的模式和发展方向，不仅对该借贷的模式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也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第三，我国的互联网技术落后于美国。互联网金融也是金融，是金融就有风险。金融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就要求市场在保证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同时，必须有安全性。互联网技术确实可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但风险也随之增加了。
因此，在网络技术普及发展后，巴塞尔协议也在金融风险里增加了一项操作风险提示，其针对的内容不仅仅是管理风险，更多的是指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就互联网风险控制能力来说，中国的技术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前段时间出现的大量的P2P 公司被黑客攻击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状况看，从金融发展历史、金融体系和层次、法律和制度环境、监管机构职责、互联网技术、信用体系等各个方面，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都不可能是领先于世界的。
《中国民商》：也许正是与您刚才的判断相对应，2013 年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热火朝天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P2P 网贷公司跑路的情况，仅一年就有74 例。您如何看待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
李爱君：2013 年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这么火，因为有了民间金融的参与，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P2P 平台和众筹，实际上可以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投融资渠道，让过去大量存在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地下钱庄阳光化，给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提供一个畅通贷款渠道。
但问题是，国内投资者目前对金融的理性认识还是不足的。他们盲目相信一些P2P 民间借贷提出的30%、40%，甚至是50% 的高额收益，而不去考虑50% 的高收益背后存在什么样的风险，也不理性的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事实上，实体经济个位数的增长怎么可能支撑P2P 平台高达50% 的收益呢？而跑路的P2P 平台，大部分也正是那些提出40%、50% 高额回报的平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国人的印象就是利润较高的行业。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多人希望互联网金融能够让自己在短期内暴富，以实现自己淘金的梦想。
因此，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P2P 网贷平台风险事件，行业乱象丛生，投资人维权艰难。中国P2P 网贷监管应该开启了，我个人认为可以根据不同业务模式进行分类监管。
监管元年，简单来说就是“归位”
《中国民商》：有人提出，2014 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元年，包括一些企业也在呼吁监管。1 月初，国务院“107 号文”的出台，是否意味着监管的靴子要落地了呢？
李爱君“：107号文”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它明确定义了“影子银行”。第二，又一次重申我们国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也就意味着国内金融没有走向综合性经营、综合性监管的意图。第三，它明确了不能利用互联网技术违反现有法律。
“107 号文”下发之后，相关职能部门会陆续出台具体的监管办法，推出一些监管措施。据我分析，2014 年针对影子银行、理财产品、担保公司、典当行业等的清理将是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归位”。比如说，没有银行牌照的，不能借用工具或模式来做银行的业务。什么叫银行业务呢？就是存款、贷款、结算，没有银行牌照就不能去吸收存款、放贷或者结算。也就是说，无论是证券、保险、信托、银行，还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的其他金融活动，都要回归到自己的传统主业上去。
《中国民商》：如果收得太紧，会不会影响到金融创新呢？
李爱君：这个应该不会。我仔细研究了一下“107 号文件”，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归位”。对于“创新”，特别是交叉性创新产品，规定由涉及到的监管部门“归口”监管。比如说，某个创新产品可能既带有证券性质，又带有银行的性质，那么就对其进行归口：该归银监会管的归银监会，该归证监会管的归证监会。“107 号文件”还是鼓励创新的，但这种创新必须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
金融本身就是个制度的产物，因此对于像P2P 这样的新生事物，我们必须尽快对其定“名分”、确“监管”。事实上，无论是否使用互联网技术，P2P 平台从本质来说就是民间借贷。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即《合同法》、《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是有相关规定的。P2P 应该是一个信息平台，为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签订合同所必要的信息，并保证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同时对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负有保密的责任。一旦双方签订了合同，平台有权向双方收取服务费。这是《合同法》里对“居间合同”的规定，也就是说，P2P 平台就是个“居间人”。endprint
因此，真正的P2P 平台并不应该突破目前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定。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样真正做P2P 的平台几乎没有。目前国内P2P 网络借贷平台市场非常混乱，运作模式类型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一般P2P 网络借贷平台注册的是一般的科技咨询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但是平台在运作过程中，有的平台提供担保，这种担保实际上是用平台为融资方提供担保，但这个业务是需要融资担保牌照的。担保本身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P2P 平台的“中立方”定位。
比如，有些平台做债权拆分。平台作为债权人先将大额的贷款借出，然后将平台大额债权拆分成若干小份额债权，将这些份额公开挂到网站上，相当于采取了劝诱式或广告式的方法，在平台上公开发行债券。这种行为违反《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
比如，有一些平台直接自己来吸纳资金、做资金池，这实际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甚至，有些平台在进行着“庞氏骗局”。
实际上，现在很多P2P 平台、众筹、第三方支付以及担保公司的跨界经营都已经突破了法律的红线。高违约率的现状与小额借贷低违约率的投资者预期相冲突，导致了逆向选择的问题，极大的削弱了金融消费者对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信赖。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将新生的互联网金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借其打破现在的金融垄断，那么监管层就必须对金融消费者的投资安全进行保护，保证借贷行为的真实，以及禁止借款者滥用借款或从事非法集资。同时，从法律上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和严格监管，让它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否则很难保证其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而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要慎重做互联网金融业务，运用网络技术是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风险，不能再没有清晰思路和发展规划时盲目跟风，要回归本位，做好本职。
资料：2013 网贷平台出现提现困难或倒闭跑路74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