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金融监管框架（精选3篇）
重塑金融监管框架 篇1
一、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目前, 根据金融监管的功能、作用、方法等内容可以将金融监管理论划分为四种, 它们分别是: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金融监管的权衡理论和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 国家应当本着服务社会的目的, 运用国家机器干预自由的金融市场, 弥补自由市场失灵的不足, 让金融的发展更多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认为, 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 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在, 因此, 政府过去的干预往往是有害于金融发展的, 并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和进步。金融监管的权衡理论认为, 金融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干预的失败和自由市场的失灵是同时存在的, 二者皆有好有坏, 必须权衡利弊均衡调节, 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亦不可过分依赖政府调节或者过分信任市场行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理论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约束, 该理论主张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规范市场行为, 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经营环境。四种理论各有侧重各有利弊, 如何将这些理论灵活运用到实际中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 推进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所在。
二、实证检验金融监管理论是否有效
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发展和结构数据库等的数据, 选取100家进行数据实证分析, 探讨这四类监管理论的有效性和实际效果。我们主要观测的指标有九个方面, 分别是: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影响力、银行的集中程度、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监管的独立性、私人监管权力、债权人权利指数、产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每一项指标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综合起来便可以比较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情况和金融发展水平, 并探讨出金融监管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首先, 根据笔者实证结果表明,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在实际中是不利于金融业的繁荣发展的, 数据结果显示, 如果一个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和干预权力越大, 政府对银行的拥有程度越高, 是不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和发展壮大的。其次, 在银行集中程度方面, 如果银行集中程度比较高, 那么国家对金融的干涉就比较容易, 干涉程度也就越深, 相应的对金融的影响也就越为不利。而相反的, 如果能降低集中度, 提高竞争力度, 则是有利于金融发展的, 此外开放程度越高相应的金融发展往往也会更繁荣。再次, 通过研究表明, 金融监管和金融运行的法律体系建设和完善也是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规范的法律能够为市场提供公平的运行机制和竞争平台, 从而促进金融繁荣, 因此, 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是适用于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最后, 在金融监管权衡理论方面, 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大幅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民间监管力度, 也是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繁荣的。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金融体系的发展很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壮大, 本文为国家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是要提高监管独立性, 促进监管的公平公正。政府的行政干预是无法保证市场公平的, 经济学理论认为, 任何有行政约束的地方都会引起寻租行为, 最终会给市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其次是要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努力用法律来约束市场行为和国家行为, 构建统一公平的法律体系就是为金融运行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游戏准则, 这样既为金融企业提供了运行标准, 也为监管机关提供了监管依据, 对规范金融市场行为是非常有利的。最后, 我们要努力促进监管信息公开化, 提高民间监管力度。民间力量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监管力量, 在金融监管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鼓励相互监管相互举报, 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和漏洞, 全面约束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 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规范性运行。
四、结语
金融业的兴起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但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虚拟经济也在不断地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威胁和困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未褪去,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 我们必须不断创新金融监管, 约束不合法不正当的金融投机行为, 努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繁荣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刘晓星, 赵鹏飞, 卢菲.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指数构建及其国际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 2014 (01) .
[2]张晓朴.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探索新金融监管模式[J].金融监管研究, 2014 (02) .
[3]李宝庆, 苏扬.以行政改革视角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趋势[J].现代经济探讨, 2014 (05) .
重塑金融监管框架 篇2
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类崭新的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 它是由一国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以外汇储备和商品出口收入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主要面向海外投资, 并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专门化的长期投资机构。 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扩张和对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将其监管事宜提到日程之上。
2007年以来,SWFs似乎替代了对冲基金,成为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因素。 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SWFs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容忽视的投资主体。 目前全球共3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SWFs, 其规模大约为1.9万亿~2.9万亿美元,已超过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1万亿~1.5万亿美元)。 未来SWFs的规模还将快速膨胀, 摩根士丹利测算SWFs的资产在2015年将达到12万亿美元。 巨额SWFs投向了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经济领域,带来了国际间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第二,由于SWFs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具有主权性,因此东道国政府认为SWFs易沦为其母国政府的工具, 从而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安全。 第三, SWFs本身的透明度较低,大部分SWFs的运作都处于秘密状态,且多数为追求收益的最大化而对高风险资产进行投资。 因此随着SWFs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将变得日益不透明,这可能导致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总之, 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迅速崛起, SWFs给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为引导主权财富基金趋利避害, 使其在作出维护自身利益投资决策的同时,亦不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构建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框架。
2一国政府对本国SWFs经营活动的监管
SWFs母国在监管本国SWFs经营活动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2.1商业化、市场化原则
面对来自国际上的种种压力,SWFs只有坚持按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运作,才能消除欧美发达国家的猜疑,避免政治风险。 而所谓的遵循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就是指主权财富基金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组建,政府除了履行投资职能之外,不应干预主权财富基金的具体事务。 为确保商业化与市场化,主权财富基金需要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公司及其董事会与股东(国家)的关系,与本国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 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关系,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以及与旗下投资对象之间的关系。 任何含糊不清的关系界定,都将会导致各方面对于SWFs的不必要干预,从而影响其商业化与市场化运作。
2.2透明度、信息披露原则
发达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批评的主要目标就是缺少透明度, 因此为了SWFs母国的长期利益,SWFs进行信息披露透明化是必要的。 公开其资金来源及其规模、内部架构、潜在的投资风险、 投资管理的结果有助于维护母国国民的利益。 不可否认,信息披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SWFs母国在透明度监管中需要解决好信息披露与SWFs母国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 以及信息披露与SWFs投资盈利性之间的矛盾。 因此,如何在应有的私密性和信息披露的适当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是SWFs母国在监管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3一国政府对外国SWFs在本国经营活动的监管
SWFs投资接受国在对外国SWFs在本国经营进行监管时, 应遵循以下原则。
3.1非歧视的市场准入
主权财富基金虽然由政府出资,所有权归属政府,但是主权财富基金从本质上与对冲基金、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资者一样,是金融市场的平等参与主体,同样要承担投资风险,获取投资回报。 虽然近期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的投资并购引发了一些政治上的担忧,但这些交易仅仅涉及少数股权,而且大部分投资还是在次贷危机的糟糕时刻进行的,这些交易实际上增强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稳定了金融市场。 东道国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外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更不应该设置专门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壁垒。 因为投资自由化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利益,而投资限制只能使糟糕的市场环境更加恶化。
3.2监管的可预见性
监管的可预见性也是透明度要求, 指监管主体将与监管有关的资料信息予以公布,确保投资者知悉。 在要求主权财富基金加强商业化运作,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东道国也应该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涉,提高对外资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东道国应将投资法律法规汇编成册, 并且以有效的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予以公布,尤其是投资审查中使用的评价标准应予以详尽的披露;在权威的媒体上公布对外资尤其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的审查情况; 对于SWFs在审查过程中提供的敏感商业信息予以保密。 同时, 应该设立专门的咨询机构确保相关政策和信息的可获得性。 总之,东道国政府要尽量实现审查的透明化,提高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可预见性,避免因为频繁地对SWFs投资行使否决权所带来的对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
4SWFs全球化经营的国际化监管
目前国际上对SWFs母国和东道国具有影响力的监管规定有3个,分别是《华盛顿约定》《OECD关于SWFs及接受国方针的宣言》以及《圣地亚哥准则》。
4.1 《华盛顿约定》
2008年3月20日,为规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只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 美国政府与这3只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签订了《华盛顿约定》。 《华盛顿约定》的原则有两套,共9条约定。 第一套针对的是主权财富基金国家;第二套针对的是接受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国家。
4.2 《OECD关于SWFs及接受国方针的宣言》
2008年6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发表了 《OECD关于SWFs及接受国方针的宣言》。 该宣言与过去OECD所提倡的有关国际投资的各项原则是一致的。 它一方面提出内外非歧视原则, 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如果主权财富基金基于政治意图进行投资,则会产生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因此应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设置限制。
4.3 《圣地亚哥准则》
2008年10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小组(IWG)第三次会议,就主权财富基金自愿行为准则达成初步一致,形成了《圣地亚哥准则》。 《圣地亚哥准则》 强调SWFs母国与投资接受国所表现出来的更高透明度与责任感, 将有助于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因为SWFs母国采纳该原则将加强各方对SWFs的信心; 对原有及新近成立的SWFs而言,该准则也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提醒它们时时维持国际投资所要求的高标准。 因此《圣地亚哥准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一个通力合作规制SWFs运作的总文件,对各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5金融稳定视角下对SWFs监管的进一步完善
除了要构建上述3个层次的监管框架外,对SWFs的监管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5.1加强对主权财富基金信息披露的要求,增强透明度
国际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机构提出了评估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指标体系:Linaburg-Maduell透明度指标。 该指标以主权财富基金面向公众透明度的10项基本原则为基础。 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原则,透明度指标就得一分。 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机构认为,要达到充分的透明度,至少要达到8分。
根据2011年第一季度公布的Linaburg-Maduell透明度指标,达到8分以上的只有16只主权财富基金,占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36%;5分以下的有22只,占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50%。 总体而言,SWFs的信息披露程度普通较低。 虽然《圣地亚哥准则》 将透明度问题作为贯穿该监管准则的基础性问题,但是还有一些与透明度相关问题,如哪些信息应该披露、向谁披露、如何披露, 以及怎样协调信息披露与母国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信息披露与投资盈利性之间的矛盾等尚未得到完全解决。
5.2对SWFs的投资组合区别对待,避免过度金融保护主义
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具有主权性质,部分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严格监管。 然而,这种严格、全面的监管既不利于维护SWFs母国的经济利益, 也不利于维护SWFs投资接受国的经济利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SWFs的投资组合区别对待。 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组合可以分为战略型投资和组合型投资。 战略型投资是指投资股权比例通常在10%以上, 持股目的是为了相对或绝对控制目标企业。组合型投资是指投资股权比例通常在5%~10%以下,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取红利和股票溢价收入,而不是为了控制目标企业。 战略型投资将对所投资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东道国政府认为其投资行为背后渗透着基金所在国政府的目的和利益。 为了维护东道国的经济安全,对这类基金可以进行严格监管,如提出互惠要求,对持股比例、投资行业进行限制,设置严苛的审查程序等。 而组合型投资由于较少涉及目标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对东道国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力不强,属于市场化行为,因此,对该类主权财富基金可采取一般监管,要求其具有明确的投资目标与投资策略、清晰的治理结构、运作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以及明确的责任即可。
5.3完善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监管规则
重塑金融监管框架 篇3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框架
《新巴塞尔协议》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第一支柱对于最低资本率仍然要求维持8%, 其包括建立内部评级系统、修正标准法规定、提供信用风险减轻交易的计算方式、资产保全以及增订操作风险要求。是第一次对操作风险提出了明确的资本要求, 鼓励好的银行自行建立内部评级机制, 以期符合自身经营特性。
第二支柱:监管审查机制。第二支柱提升了监督检查的作用, 旨在鼓励银行为了识别和控制风险, 发展适合自身特征的内部风险资本评估, 为银行监管提供了防止由无正当理由的减少资本进行监管干涉的依据。
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第三支柱体现了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增加透明度促进对市场约束, 特别强调资本和资本充足率披露 (其中含有资本结构的组成和监管资本率) , 包括风险暴露、风险信息、市场披露等 (其中含有信用、市场、利率和操作风险) 。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创新点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老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有很多创新点, 研究和把握这些创新对运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完善我国对商业银行包括准入的外资银行的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三大创新:一是以监管审查机制和市场约束两大支柱作为原来数量标准的补充手段, 目的是减少对第一大支柱数量标准的过度依赖, 为资产评估确立一个更均衡的体系。二是允许具有风险管理能力的资深银行运用其内部评级系统评定信用风险, 即以内部评级代替对每一种类资产的标准化的风险加权。三是允许银行采用外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信用等级, 将对主权国家的债权, 对企业和银行的债权等细分为多个等级。此外,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还有许多细化风险加权, 对其他风险引入资本要求的措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三大创新都是为了保证和提高《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敏感度。
三、对外资银行充分实施资本监管要求
为了加强对我国境内银行包括外资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 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和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核心虽然仍然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 但管理办法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在总体结构上借鉴了《新巴塞尔协议》中三大支柱的框架, 除资本充足率计算外, 还对银监会的监管审查和银行机构的信息披露作出详细规定。同时, 在第一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中, 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对原办法中不合理和不审慎之处进行了修正, 如监管当局在1996年出台的有关资本充足率计算文件中规定将专项准备全部计入附属资本, 在资本扣减中没有考虑准备金缺口, 在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中过分强调了抵押担保的风险缓释作用, 同时对非银行机构和大型企业给予较多优惠风险权重等。《管理办法》对这些不合理之处都进行了调整。由于《管理办法》在防范金融风险上作出了较为严密的制度安排, 从而有助于从总体上控制商业银行包括外资商业银行的风险, 提高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证银行体系安全稳健的监管目标的实现。因此, 对外资银行应当实施《管理办法》的资本监管要求, 以保证我国银行业在对外开放中保持安全稳健。
首先, 依据《管理办法》严格规范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标准, 保证资本充足率指标比较准确地反映其真实的风险状况。在根据《管理办法》对外资银行执行8%的资本充足率的同时, 要求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应建立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等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上, 并应至少能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其次, 根据《管理办法》所明确规定的监管当局的监管审查职能, 我国的监管当局应当充分履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审查职能, 确保各项监管措施的落实。《管理办法》有关资本充足率监管审查的核心内容是按资本充足率的高低, 把商业银行分为三类, 即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 并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我国监管当局应当充分掌握外资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 对资本不足和严重不足的商业银行及时采取有效的限制性措施。包括要求其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分析与预测, 限制其资产增长速度, 降低风险资产规模, 停止支付股息, 限制增设新机构和开办新业务等。对资本严重不足的外资银行可以要求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 依法对其实行接管或促成机构重组, 直至予以撤销。
最后, 根据《管理办法》对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的强化规定, 我国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外资银行定期披露资本充足率信息。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提高外资银行经营信息的透明度, 便于公众和投资人了解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真实情况, 将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置于社会、舆论、公众的全面监督之下, 强化市场约束作用。
四、我国实施资本监管需求完善的方面
虽然《管理办法》在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 通过充分吸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成分, 制定了中国的资本监管制度, 是比较符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现实选择, 但从我国银行业开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仍有以下方面有待逐步完善:
首先, 应当积极引入正向激励和激励相容的资本监管。资本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要鼓励优秀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抑制不良的金融机构的扩张。同时强调监管者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 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 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 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激励相容的监管作过一个简要的界定, 那就是激励相容监管应当是符合和引导, 而不是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经营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监管。从全球范围内来看, 正向激励和激励相容正在成为一种资本监管趋势, 我国应当在对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资本监管中积极地尝试这一理念的监管, 激励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更好的风险控制。
其次, 应逐步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导向型监管过渡。我国由于监管水平不高, 当前对银行业的监管还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 大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阶段, 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 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 还没有真正实现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的转变。监管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 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缺乏预警和早期控制, 在对监管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对风险的跟踪监测方面都存在欠缺, 因而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 以致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 最后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救火”。
从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实际出发, 要有效防范和化解我国的金融风险, 必须尽快实现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的转变, 要从行政性和合规性监管转向审慎性的风险监管。为此, 我们应当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作为监督外资银行的主要目标和原则, 认真实施审慎性会计原则和监管标准, 决不允许应收不收、应提不提、应摊不摊、应核不核等情况的发生, 防范大规模风险的形成和出现。
其次, 积极创造条件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内部坪级法。《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对风险的敏感度强, 好的银行需要的资本少。如据西方有关机构测算, 西方大银行在采用对风险更加敏感的内部评级法之后, 所需要的资本总量有所下降。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实施《新协议》, 一是改善市场的微观结构和加强社会信用文化建设, 使得企业的财务数据、股票价格等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经营状况, 从而使信用评级有可靠的依据和实际的意义。二是建立和完善信贷风险内部评级控制体系。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
鉴于操作风险在国际银行业中日益突出, 《新巴塞尔协议》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之中。我国在防范操作风险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发布并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对我国银行建立操作风险管理和控制框架提出了要求, 2005年银监会又发布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在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操作风险意识的情况下, 中资商业银行要适应金融业全面开放除迫切需要提高核心竞争力之外, 还需要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 其中防范操作风险应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 我们在加强实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和《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的同时, 宜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之中, 用资本来约束和抵御操作风险。
总之, 对外资银行的操作风险也需要进行资本监管外资银行也存在操作风险。为此, 我国也有必要建立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一致的操作风险的资本管理框架, 确定操作风险的确定和计算方法, 采集关于操作风险的各种数据, 积极将操作风险纳入到资本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