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波动（共11篇）
周期性波动 篇1
航运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周期性波动会给航运企业带来各种经营和财务风险。因此, 航运企业必须充分了解和把握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并制订相应的对策来加以化解, 否则将会在波动中丧失生机。
航运业的周期性波动
周期性行业, 是指与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其中包括大宗原材料(如钢铁，煤炭等)、工程机械、船舶、贸易等。航运业是贸易的派生产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当贸易量大幅缩减时，航运企业的运量也会随之急剧下降，运价跌入低谷，甚至船舶出现抛锚停航，企业效益急剧下滑乃至出现亏损，并面临严峻考验。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altic Dry Index, 缩写BDI) , 是由波罗的海航交所发布的综合运费指数。如果该指数出现显著的上扬, 说明各国经济情况良好, 国际间的贸易火热;相反, 则说明大宗商品市场需求萎缩。2003年, 国际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还只有不到3000点, 而到了2004年, 该指数就翻了一番, 达到了6000点以上。在2008年甚至高达万点, 然后又从万点急剧下跌至600多点。一般而言，该指数处于2500～3000点已是航运业的成本价，再往下走，航运企业就是亏损。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航运市场也在波动中上扬。据我国最新统计数显示, 2011年1～4月, 上海口岸共出口集装箱12.61万个, 货值达7.17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120.84%和169.55%, 实现了集装箱生产出口量的快速增长。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继续扩大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 我国将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航运企业应该积极采取措施, 将周期性波动危机的影响减到最小, 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周期性波动对航运企业的影响因素
1.经济贸易周期对运量和运价的影响
经济周期的特点, 是国民生产总值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量的波动, 它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与收缩为标志。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一般分为四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 是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异常活跃的时期。此时, 市场需求旺盛, 订单饱满, 商品畅销, 生产趋升, 资金周转灵便;而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阶段, 市场需求疲软, 订单不足, 商品滞销, 生产下降, 资金周转不畅。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航运市场带来直接影响。以我国为例:2008年上海港到洛杉矶港的运价, 8月份为1600美元, 9月下降到1550美元, 最后降至12月的1400美元, 平均每月下降50美元左右。其他港口到洛杉矶港的情况也基本相同。2009年前三季度, 海集运亏损53.5亿元, 中国远洋亏损53亿元, 各船东企业开始大批裁员。此外, 一些中小航运企业由于资本有限, 经营业务单一, 企业单纯依赖运输收入, 当运输需求急剧下降时往往面临破产的危险。
2.船舶制造的特殊性对投融资的影响
一艘大型集装箱船一般要花费两到三年左右的制造时间，其间，市场行情可能会发生各种变化。因此，企业难以准确把握投融资时机。一般在经济繁荣期，周期性行业会产生大量现金流入，企业管理者会产生投资冲动。例如，2006年航运行业鼎盛期间，中远和中海都订购了近十艘8500标箱乃至9600标箱的超级“巨无霸”货轮，因为，运力是抢占市场份额的最佳捷径。但是等到船舶交货的时候，金融危机突然来临，航运市场萧条，船舶供给过剩，企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3.汇率波动对企业收支结算的影响
外汇风险是国际航运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又一重大的风险，主要有三种类型：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营风险。其中人民币升值是导致航运周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2007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国际航运业面临的外汇风险大幅度上升。有关数据表明：以远洋运输为主的航运企业，其收入结构90%以上是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升值将直接造成这些公司收入的减少。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在2011年上半年明显减弱，美联储可能继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进一步加大。
4.燃油价格变动对企业成本核算的影响
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燃油费、船舶折旧、港口使用费、修理费和船员工资等, 其中燃油成本是主要成分，约占总成本的20%～50%。因此，油价的波动是航运企业不容忽视的风险之一。原油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了船用燃料油的价格变化，进而影响航运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自2011年2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出现直线式拉升，在突破100美元/桶的关口之后，纽约市场油价涨势丝毫没有放缓的意思。截至3月7日收盘时，纽约市场油价突破105美元/桶，创过去29个月的新高，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价则率先站稳110美元/桶。
应对周期性波动风险的策略
1. 完善航运金融机制
船公司和货主都需要一种金融工具来对冲运价波动风险，利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对冲，来确定货主的成本和船公司的收益。上海航交所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了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如今，这个指数已成为继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运价指数。在此基础上，上海航交所于2009年10月，又推出了新版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IF)。该指数在时效性、表征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作了重要改进，在反映现货市场的灵敏度方面更有明显提高，为开发航运指数衍生品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支持大力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为发展我国航运金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实行改革创新试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适应航运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鼓励金融服务创新，为航运金融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
2. 准确把握投、融资时机
航运企业要想达到理想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根据建设施工周期的长短，在经济复苏之前选择适当的时点进行投资，从而提高资金管理的科学性和使用效益。在航运市场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一方面应保证足够的现金流以维持生产经营所需;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或者积极进行并购重组，实现战略转型和扩张;此外，在市场要素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提前消费掉一些今后必然要支出的成本，也成为航运企业应对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提前修理船舶、加强员工培训以及招收优秀员工补充紧缺岗位等等。
3. 实施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战略是航运企业分散风险、保证企业原有业务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多元化经营，就是尽量增大产品大类和品种，跨行业生产经营产品或业务，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领域和市场范围，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海运业巨头马士基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战略。马士基的业务结构主要包括五大类，如果按收入规模排列，分别是集装箱运输(52%)、零售(20%)、石油和天然气(18%)、油轮等其他海上运输和服务(9%)、造船以及其他工业和银行投资(3%);如果从利润贡献方面分析，排在前列的业务则是石油和天然气、海油轮运输和海上服务以及零售业务，而收入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则减小为6%，排在最后一位。这一战略最大的作用就是利用不同业务的周期性差异，平衡海运业务周期性风险，从而在海运业务周期下行时，能够维持均衡的现金流量。
4. 应对外汇汇率风险
航运企业应该对汇率变动情况进行合理的前瞻性判断，选择适用的外汇避险工具和方法。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和结构性结汇，而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企业还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回避汇率风险，如与进出口保险公司合作，或者，在合同协议中注明汇率变动后的措施等，来达到保值的目的。此外，应尽量减少以外币结算，而改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以降低由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变动风险。
5. 降低燃油成本
尽管企业不能左右燃油价格，但可以通过积极采用燃油的套期保值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措施，来有效降低燃料成本。航运企业应该认真分析燃油市场变化，仔细测算油价和船期的得失，决定合适的加油港口。在船舶加油较集中的港口，可根据船舶的加油需求和燃油市场变化，批量买进现货燃油。燃油价格远期价差的波动提供了锁定成本的机会，可根据燃油市场的变化情况，在燃油价格相对低位时，签订买进远期期货合同，利用套期保值手段，达到降低燃油成本、规避燃油价格波动风险的目的。另外，通过改善船舶运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包括船舶航线、航速、装载以及船队管理等策略，也能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
周期性波动 篇2
区域性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以深圳市宝安区为样本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波动呈周期性变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实证研究证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是从低谷到低谷,其中经历一次波峰,且所有周期都相互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周期包含着扩张、收缩、波峰、波谷交替出现的特征,但它们有着不同的振幅、长度和位势.
作 者：高金德 Gao Jinde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区计划统计局经济学博士 刊 名：特区经济 PKU英文刊名：SPECIAL ZONE ECONOMY 年，卷(期)：2001 “”(3) 分类号：F2 关键词：周期性波动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比；差值基尼系数；结构性效应；分配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3-0054-06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分别按城乡各自的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我们运用城乡收入比和差值基尼系数公式计算了1978年以来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表1所示)。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无法将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类隐性收入和福利补贴计算在内，因此计算的城乡差别要小于实际值。由表1、图1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和按差值法计算的基尼系数均呈现出缩小一扩大一再缩小一再扩大波浪式上升的周期性波动发展态势。按波峰年的城乡收入比计算，我国城乡差距在30年间经历了两个周期：1978年(2.57)到1994年(2.39)为第一个周期，1994—2007年(2.84)为第二个周期。两个波谷年分别是1985年(1.59)和1997年(2.05)。目前城乡差别处于第二个周期的上升阶段，2003年以来城乡收入比增加速度明显放慢。虽然从城乡差别绝对额看是历史最高时期，但是从反映相对额变化的城乡收入比看，2007年(2.84)也只是比1978年(2.57)略高，也就是说，考虑价格因素后用城乡收入比衡量的我国城乡差距仅比改革前上升了10.4％。而差值法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中考虑了城乡人口权重，由于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人口比重也是上升的，故采取基尼系数计算的城乡差别上升较快。以城乡收入比计算，2007年城乡差别比1985年的波谷点上升了78.2％，以基尼系数计算，2007年城乡差别比1982年低点上升了151.1％，根据基尼系数划分区间，2000年以来城乡差别仍然小于0.4的警戒线，属于相对平均，而且增速减缓。城乡差距的规律性变化，可以用我国的改革进程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来说明。
1978—1985年和1994—1997年是城乡差距两个下降周期。(1)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管制的放松，刺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民从农业快速发展中受益，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加140％。而同期城市经济改革相对滞后，城市经济缺乏活力，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幅度也低于农村居民，1985年比1978年只增加了48.7％。(2)由于1993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过热的经济增长，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这轮经济过热是由城市发展过度扩展引起的，因此紧缩政策对城镇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的影响。1995年后，中央政府实施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促进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1994—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12.7％，而农村居民增加了31.7％。
1985—1993年和1997—2007年是城乡差别的两个上升周期。(1)1984—1988年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重要改革措施有两个：一个是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提高了职工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工资性收入；一个是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同时拓展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促使城镇居民收入从1985年到1988年增长了16.2％。同期农村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应逐年递减，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对稳定，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增幅只有3.5％。(2)1989—1991三年时间是经济调整时期，城乡差别变动不大。1997年后政府制定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经济从200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增长轨道，出口导向的“三资”企业和中小企业蓬勃兴起，带动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并促进了城镇就业，也使城镇居民收入由1997年到2007年增长了159.4％，而同期农村地区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多年丰收导致“谷贱伤农”，农业收入增长缓慢，乡镇企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人力资本长期没有提高，工资性收入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从1997年到2007年只增长了74％，而这还主要得益于2003年以来的中央各项惠农补贴政策的实施，例如，从2003—2007年4年间增加的收入比1997年增长了47.7％。
二、城乡收入差距周期性变化的来源分解
按《中国统计年鉴》划分，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包括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项。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项。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统计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城乡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总体上看主要有：(1)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城乡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对各分项收入构成造成的影响。从城乡居民总体平均分项收入来看，1981年和2007年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80.33元和1148.9元，增长了5.37倍；经营性收入分别为66.12元和369.31元，增长了4.58倍；转移性收入分别为26.79元和340.57元，增长了11.71倍。财产性收入1988年为1.1元，2007年为48.64元，增长了43.1倍。可以看出，随着体制变革各分项收入增长变化是不相同的，由于各分项收入增长速度不同而引起比重的变化对城乡差距造成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结构性效应。(2)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国家各项具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收入政策对城乡居民各分项收入在城乡间的重新分布的影响。例如，20世纪90年代城镇各生产要素市场的完善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使城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大幅增加，而同期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从中普遍获益较少，从而大幅扩大了城乡差距。改革初期的农产品价格调整、90年代中期的粮食保护价格收购和有保有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城乡不同影响等都曾经大幅缩小城乡差距。但也有些政策，如对城镇居民的各项福利补贴和转移支付、城乡有别的就业政策等都增加了城乡差距，这些政策对各分项收入在城乡居民间的重新分配造成了影响，称之为分配性效应。(3)综合了前两种效应，即城乡居民分项收入比重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每项收入在城乡间分布也发生变化，从而对城乡差距形成影响，我们称之为综合性效应。
由于统计年鉴中1978—1980年城镇居民分项
收人数据不全，按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对1981—2007年间城乡差距每年的增量做分解，通过确定各分项收入比重与城乡分布变化同城乡差距变动的关系来判断结构性效应和分配性效应这两个主要原因对城乡差距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运用基尼系数增量分解公式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总体上看，结构性效应在1981—2007年间大体上为正值，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分配性效应在27年间，除了1983年因为工资性收入统计口径发生变化而出现异常波动外，大都显示为负值或数值较小，是使城乡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由于综合效应数值除个别年份外大都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表1中城乡基尼系数的周期划分对表2中数据进一步整理，分别计算了结构性效应、分配性效应和综合性效应在城乡差距周期性波动的下降和上升阶段形成的影响。整理结果见表3。
对表3数据分析后得知：
1．在两个上升周期，城乡基尼系数的扩大主要是由于结构性效应引起的，1983—1994年上升中结构性效应占83.6％，1997年以来上升阶段结构性效应更是主要推动因素。这说明我国渐进式改革造成城乡经济社会体制变迁，从而影响城乡居民各分项收入结构的变化是造成城乡差别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城乡差别体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是分阶段稳步推进的。
2．在两个下降周期，城乡基尼系数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分配性效应引起的，1981—1982年下降中分配性效应解释了91.2％，1994～1997年下降中分配性效应解释了125％。这说明在改革措施相对稳定时期，政府采取的各项调整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城乡间各分项收入的分布产生影响的收入政策大体上缩小了城乡差距，收到了一定成效。
3．以基尼系数表示的城乡差距上升周期时间都比较长，而下降周期时间都比较短。第一个上升周期为11年，第二个上升周期到目前为10年，而两个下降周期分别为2年和4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每当针对上一阶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调整和治理收到初步成效后，新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就开始推进，而在新阶段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基本上也是稳步推进的，往往时间较长。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就表现出上升周期时间长，下降周期时间短的规律性。
4．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因为结构性变化所造成的城乡差距扩大是无法避免的，这需要各级政府充分运用各种再分配机制和收入政策对城乡差距进行调节和治理。反应在表3中前者对应于结构性效应对城乡差距的促增，后者对应于分配性效应对城乡差距的促减。在1981—2007年城乡差距总体变化中，结构性效应使城乡基尼系数上升了0.203，而分配性效应使城乡基尼系数只下降了0.10，这说明了由于各种再分配机制对结构性效应调节治理的不彻底而使得城乡差距最终表现为上升态势，如果其中未解决的不合理因素可以累积的话，那么1981年以来城乡差距增加量中不合理因素已经达到52％。
5．1981—2007年城乡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的。从结构性效应和分配性效应的总和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使基尼系数增加了0.08和0.07，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总计才使基尼系数增加了0.016。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差距贡献率最大，这是因为这两种收入的“二元体制”色彩最浓厚。从就业制度看，城镇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之间在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劳动用工管理和失业登记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农村劳动力早已自由流动，但在进城就业方面仍面临种种障碍。城乡二元的就业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同工不同酬现象。从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方面差距也较大。目前，城镇居民享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都不享有。这一制度性差异引起城乡居民之间转移性收入的巨大差距，以2007年为例，转移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为22.7，而仅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4，而这还是在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转移性支付，使得农村居民转移性收人大幅增加后的情况。
6．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收入，转移性收入是由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收入，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收入可以适当调节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然而从1981—2007年数据来看，转移性收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属于典型的“逆向调节”。这说明我国再分配收入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制定目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2002年后农村地区实行了税费制度改革，各级政府持续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投入，从表3中2002—2007年数据来看，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效应为负并缩减了城乡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较小，所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我们运用城乡收入比和差值基尼系数对城乡差距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描述，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对城乡差距的增量进行了分解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建议。
1．用城乡收入比和差值基尼系数表示的城乡差距表现出很强的周期性上升态势，目前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但增速趋缓，仍然处于警戒线以下。城乡差距周期性上升与我国分阶段稳步推进城乡改革密切相关，体制变革促使城乡居民分项收入比重发生变化的结构性效应推动城乡差距较快增加，为缓解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偏差采取的调整性经济政策，使城乡居民各分项收入在城乡间分布发生变化的分配性效应曾两次促使城乡差距短暂缩小。
周期性波动 篇4
1 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状况
从1995年开始的近十几年间, 我国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状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95年以后, 生猪市场价格和农民养殖效益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已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波动周期, 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的由高价下滑阶段。
2 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原因浅析
2.1 生猪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是价格上下波动最直接的原因, 这种不平衡的根源是生猪供给数量 (或者说供给的增加量) 过多或者不足。例如从1998年5月开始, 因为生猪生产盈利比较好, 存栏水平超过正常水平, 市场出现供大于求, 导致生猪价格下降。再如2006年全年全行业亏损和持续的疫病影响, 使大批农村散户饲养和中小规模猪场放弃养猪, 生猪的存栏, 出栏数量减少, 供给量自然同步减少, 致使生猪价格上涨[1]。
2.2 猪业从业者中“机动性较强”的散养户、投机商的无门槛进入和撤出生猪市场是生猪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在养殖业中生猪生产投资较少, 见效较快, 机会收益高, 很容易被人模仿和跟进。一些散养户和投机商高盈利时“一窝蜂上”, 亏损时“一窝蜂抛”, 使得生猪市场供给量大幅度的增加或者减少, 从而导致生猪价格下跌或者上涨。“高盈利—深亏损”这种超乎寻常的大幅波动带来了的巨大市场风险, 使许多养猪户后怕、恐惧, 不再敢涉足生猪生产, 严重影响了猪农的生产积极性[2]。
2.3 生猪生产规模化水平低, 控制疫情灾害的能力差,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根本原因。我国生猪生产整体水平低, 主要表现为规模养殖比例小、散养户仍占相当比重;养猪的整体比较效益不高, 优质品率提高缓慢;生猪生产品牌建设滞后。由于生猪生产的市场化状态比较明显, 散养户、小规模养殖户难以得到及时的动物疫病疫情知识培训, 造成这些人防范意识不强, 自控能力不足, 容易引发疫情灾害。另外散户和小规模养殖户, 本小利薄、经营变动性大, 经不住市场风险的考验, 市场行情好就养, 行情差就退, 造成生猪生产的大起大落, 引起市场供应的起伏不定, 也就引起生猪价格的上下波动。
2.4 业内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是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外在根本原因。根据经济学的规律, 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 与生猪生产相关的饲料原料的价格、饲料的价格、仔猪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于是生猪生产的成本发生同步变化, 导致生猪价格也发生同步变化。例如2006年全年行业亏损后, 成本加大突出表现在以饲料价格为标志的几乎所有成本要素都在大幅度上涨, 生猪的生产成本自然同步上涨, 因此价格必然上涨。
3 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对策
3.1 建立稳定的扶持政策, 使生猪生产始终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下, 稳定生猪的市场供给量[3]。国家应象关注粮食生产那样关注生猪生产, 建立稳定持续的补贴制度, 越是猪价下降时越应补贴, 稳定生猪生产, 稳定生猪市场供应。在消费者对生猪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生猪市场供给量的相对稳定, 就意味着生猪市场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 也就保证了生猪价格的相对稳定。“稳定”是我国生猪生产永远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近几年生猪价格的忽高忽低, 引起了国家领导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养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 提出了扶持生猪生产的“国八条”;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等各部委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 提出了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稳定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 这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及各部委对加快养猪生产发展, 稳定市场供应的高度关切, 是发展养猪生产的良好机遇, 广大生产者要抓住这一时机, 认真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实际问题, 提高管理水平与生产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 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4][5]。
3.2 规模养猪是调控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根本之策[2]。其原因:一是规模养猪能够有效规避市场波动。规模养猪场 (小区、大户) 普遍设有市场研发人员, 大型养猪还设有研发机构, 他们不仅关心当前的生猪价格, 更关心后市走势, 根据预期走势合理调整存栏结构;二是规模养猪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强。规模养猪场 (小区、大户) 投入大, 经济实力强, 专业化、标准化、科学化水平高, 生产设施、设备先进, 在亏损期, 能够顶得住, 保持生产发展后劲, 为盈利期抢抓机遇奠定基础;三是规模养猪是实现组织化合作经营的基础。通过合作社等形式发展组织化合作经营, 并通过行业协会实行生产配额制, 增强生产计划性, 减少盲目性, 是规避市场风险的基本组织形式;四是规模养猪是落实政府调控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政策措施的载体。如母猪补贴政策应建立在发展规模化种猪场、小区、大户基础上, 因为受经济实力制约, 即使政府给散养户一定补贴, 散养户也很难在亏损期把母猪保存下来。再者政策性保险制度因散养户技术水平低, 生猪死亡率高, 保险公司对其保险只能亏本经营, 为此现行政策性保险都确定最低参保养殖规模。
3.3 解决好生猪健康管理和实现健康养殖是确保生猪生产力水平稳定和提高的前提, 也是确保生猪市场供给稳定的前提。无论是母猪繁殖性能的发挥或猪群成活率的提高, 健康是第一位的。近年来我国猪病的特点是免疫抑制类病毒的感染, 传统猪病的非典型化以及多病原的混合感染, 同时缺乏有效的、特异性控制技术, 给养猪生产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难度和隐患。因此, 需要加强饲养管理, 满足不同阶段猪的营养需要;改善饲养管理条件, 满足不同阶段猪对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的需要, 减轻各种应激因素影响, 改善猪群的生存环境;从控制传染病的各个环节有效地控制病原传入猪群, 采用科学的免疫技术, 减轻疫病对猪群的影响, 保证生猪的存栏量和出栏量稳中有增, 自然也就保证了生猪市场供应量的稳中有增。
4 结语
生猪生产是弱质产业, 也是事关老百姓生活的敏感产业。近几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政策, 为推进养猪生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让我们携起手来, 抓住机遇, 加快猪产业发展步伐, 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逐步实现我国猪产业健康和谐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黄岳新.关于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思考.肉类工业, 2007 (2) :15～16
[2]周兆济.稳定生猪生产之浅见.山东食品科技, 1997 (2) :39～42
[3]孙志强.我国生猪市场“蛛网现象”的本质、根源和破解措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
[4]范嵬.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尚属正常.国际商报, 2007
当前楼市正处于周期波动中 篇5
至于为什么这一轮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的波峰是2007年，而上升期未能延长至2009年呢?那就要从造成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说起了。周期波动是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它表现为房地产经济周而复始地由扩张到紧缩的不断循环运动。周期波动分为上升期、下降期。又可细分为复苏、繁荣(波峰)、衰退、萧条(波谷)四个阶段。连续的两次波峰(或波谷)所间隔的时间，就是“周期”。
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过程是怎样的呢?
第一阶段为复苏与增长。市场经过一段萧条时期后开始复苏，交易量逐步回升。购楼者大部分是“用家”。由于“炒家”还看不清市场动向，入市者较少。随着交易量回升，房地产价格也逐步回升。“楼花”的价格低于现楼价格。同时，在需求拉动下，房地产投资逐步增加，开发速度加快。
第二阶段为繁荣(波峰)。“用家”、“炒家”一齐入市，使交易量急剧增加。需求拉动房价快速上涨。当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时，“用家”受购买力限制，购房者逐步减少；而“炒家”在涨价预期的诱使下，十分活跃。然后，楼价越来越高，甚至在涨价预期下，“楼花”价格不正常地超过了现楼价格。当楼价炒得过高，超过购买力水平时，就会出现“有价无市”现象。因此，这个阶段持续时间较短。
第三阶段为衰退。由于楼价越来越高，交易量从明显减少直到锐减。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是，衰退阶段开始时楼价虽然涨幅减缓，但仍在上升，似乎还感觉不到衰退的到来。而当楼价高到把“用家”挤出市场时，价格就会因一些突发事件而急剧下跌。如美国的“次贷危机”突发，房价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炒家”纷纷抛售。“楼花”价格下跌更快，直到低于现楼价。市场推出楼盘逐步减少，实力差的发展商难以为继。
第四阶段为萧条(波谷)。主要特征是交易量锐减，其中“楼花”交易量降幅更大；价格跌势继续，其中“楼花”价格加速下降，且大大低于现楼价。
经过理性调整，又回到第一阶段。如此周而复始。
各国(地区)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不尽相同。美国一般在20年左右，属于长周期；日本大体是10年左右，属于中周期；香港地区为7～8年，台湾地区为5～6年，澳大利亚为6年，韩国为4年，属于短周期。
对照四个阶段中第二、第三阶段的特征，我们发现，2007年由于少数城市房价涨得过猛，致使用家、炒家双双退市，从而缩短了周期波动的上升期，于是2007年将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的波峰。
上述四个阶段的关键词都是“房价”和“交易量”。本轮调控的起因就是房价上涨过快。而房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炒起来的”。因此，“反周期措施”的重点也是抑制“过度投机”，稳定房价。同时，调整供应结构，加大低价位商品房的建设，以分流需求，平抑房价。从全国总体看，整个上半年，房价的同比涨幅和环比涨幅均逐月降低。8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3％，涨幅比7月低1.7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涨幅趋缓，正是调控目标所期望的。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周期波动的干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周期缩短的“微波化”的新态势。目前，通过调控，一些城市的房价从涨幅过大到理性回归，对于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微波化”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浅析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篇6
一、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概述
1.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 而经济的增长也呈现出波动状, 这种波动可能会促进经济的进步, 也可能给人来带来严重的灾难。西方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 也就是说, 不同的时期经济增长快慢不一, 实际的经济增长曲线总是与期望的存在偏差, 我们都希望这种偏差能够尽可能的减少, 这样才能够拥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经济周期的概念却因分析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如果按照逻辑的理论分析, 经济周期就是经济波动偏离均衡状态的体现。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强调经济收缩与扩张的交替出现。
2. 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
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繁荣、衰退和复苏以及萧条这四个阶段, 这些过程的实质就是宏观经济在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动态的运行模式, 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周期表现为不规则的波动。另外, 房地产经济波动则是在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速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运行, 这是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波动现象, 尤其是房地产经济的增长曲线与实际的相差较大, 研究这种偏离的程度能够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经济的增长程度, 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 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 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 反之, 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
3. 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 , 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 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 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 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 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二、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存在的问题分析
最近几年, 我国部分地区的投资过大, 土地供应短缺, 房地产投资比重的不断加大, 其增长速度和可能超出国民经济的承载范围, 一旦经济出现负增长趋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总结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状态特征不难发现, 周期长度的不规则与波动幅度的大幅改变, 使得我国的房地产事业发展很不稳定, 其中政治因素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房地产经济周期之所以会发生波动首先是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增加, 尽管我国颁布了福利分房制度, 但是依旧不能满足人们因为住宅需求, 其次, 就是数量型的单一扩张与收缩, 这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还影响了企业增提素质水平的提高, 最后, 就是产品倾斜性波动, 房地产业更偏向高档住宅, 而忽视了广大百姓的需求。
三、解决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的举措
总结我国前两次房地产周期波动, 特点是波动的幅度不同, 而房地产业周期剧烈波动的危害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 其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消费的持续低落, 将会最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整体消费, 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原有的动力, , 进一步严重的讲可以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减缓, 更有甚至致使衰退。所以, 尽可能的, 减少系统外部环境的冲击, 努力改变系统内部特性, 作为缓解房地产经济强幅波动的重要方式。
1. 减少商品房地产业的外部冲击。
要想更好的实现房地产业的宏观经济调控, 就应该首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手段能够规范市场行为, 再加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维护房地产经济的正常秩序, 将土地资源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 可以通过建立房地产检测预警系统, 实现经济数据的整合与分析, 将土地的开发与商品房的买卖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从而起到调节经济周期波动的效果。与此同时, 改善房地产的调控机制与调控手段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综合运用多种有效的调控手段, 确保中长期产业发展与短期宏观调控兼顾, 尽可能实现宏观调控的软着陆。
2. 稳定商品房地产业的内部结构。
首先, 塑造居民的消费能力,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住房的要求也逐渐的提高, 这就使得房地产的投资动机与居民的消费动机不同, 不仅让居民消费产生盲目性, 更影响了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 政府应该加快落实住房补贴, 让不太富有的人民大众都能住上满意的房子。其次, 就是强化房地产经济的总体规模, 只有提升了自身抵抗外界因素的影响能力,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稳步发展。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加大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的内在稳定作用, 完善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机制, 通过拓展多级市场实现多种形式的交易, 增强市场流动性, 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们对于住房的需要, 减轻房地产的周期波动幅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本研究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探究, 提出了防止其剧烈波动的有效措施, 相信我国长期的战略导向措施能够使得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更加稳定的运行, 与此同时, 从根本上转变房地产经济的周期运作规律, 改善房地产内部的传导机制, 在短期内实现房地产经济周期的驾驭, 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商品房地产经济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形式, 商品房地产经济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形式, 对于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 正确的分析这种经济的周期波动, 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 才能够确保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参考文献
[1]张永岳, 陈伯庚主编.《新编房地产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2]罗龙昌.《房地产宏观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刍议商业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篇7
一、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
房地产经济在一般情况下与宏观经增长保持一致,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在平滑发展的基础上出现波动, 因此房地产波动就是这种在长期发展趋势之下出现的上下震荡。
1. 国民经济波动是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最基本原因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不同的行业和部门经常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与这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一样, 波动形式也基本相同, 因为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部门, 因此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就要与其他生产部门保持一致, 在发展房地产行业的时候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 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是影响房地产波动的重要内在原因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经济的波动也受到了房地产市场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影响。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知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房地产经济周期性的不动产经济波动现象是房地产市场中不动产的供需矛盾造成的, 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之间的差异是经常出现变化的, 也是造成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3. 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 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因此很多企业和个人都选择将钱投入房地产市获得巨额收益, 但是在进行房地产投资时, 很容易出现投机性和盲目性的问题, 巨额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造成房地产的价格在一定时间内急速增长, 违背市场规律。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会给投资方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和投资回报, 巨额的利益会带动更多的人投资房地产市场, 也会有更加巨额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促进房地产市场交易量的上升。
二、应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有效策略
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波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会波及很多的行业, 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政府需要加大举措, 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 针对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 使房地产经济良性发展, 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1. 针对国民经济波动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 政府可以采用宏观调控来保持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但是宏观调控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保持一致, 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态势, 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房地产经济的过度发展, 会影响很多行业的健康发展, 也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政府必须要贯彻房地产方针政策的落实与实行, 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加大力度去除房地产泡沫, 消除虚假繁荣。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但是却能够保证房地产经济的长远发展, 能够使投资商获得长远利益, 也能使房地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房地产经济的过度发展, 国家有必要采取紧缩政策, 及时解决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限制房地产经济的波动范围, 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针对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供求矛盾对房地产经济造成的影响, 需要依靠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来解决。目前,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很不平衡, 因此存在很大的问题, 房地产市场短暂的供求平衡之后一般会有很长时间的供求不平衡, 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很大的损伤, 因此政府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可以知道, 房地产经济要通过必要的供求交替变换来促进自身发展, 因此房地产市场中, 只要存在商品交换, 就必定会出现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 并不是要房地产市场保持绝对的供求平衡, 而是要确保经济波动处于合理的范围, 并且努力缩小这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幅度, 降低经济波动对社会各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尖锐的供求矛盾, 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并不能够对房地产经济的合理调控, 不能保证房地产市场良好的交易环境, 这样就会引发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必须要依靠强制手段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 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3. 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化造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
房地产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房地产经济, 房价的变动会引起房地产经济发生波动, 因此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要从长远出发, 着眼房地产经济大局, 不要过分地在意局部利益或者是短期利益, 有效调控房地产经济, 但是严格的宏观调控并不是对房地产价格的强制管理, 因为强制管理并不能够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甚至还会影响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
三、结语
房地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因此必须要十分重视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房地产业与很多行业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旦房地产经济出现问题, 很多行业都会受到波及, 甚至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 我国应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对策还有待完善, 因此必须更加深入了解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因素,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 房地产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趋势, 认真分析并总结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规律, 制定必要的预防措施, 保证房地产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参考文献
[1]张福君.浅析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J].商场现代化.2014 (05) .
周期性波动 篇8
自19世纪初叶以来, 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有很多,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比, 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观点。外因观点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主要因为政治制度、自然灾害等引起。如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说”认为经济周期取决于太阳周期。苏瓦雷兹和萨斯曼建立的动态理性预期模型认为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经济周而复始的运动。但更多的观点偏重于内因, 其影响力也更广泛。研究内因对经济周期影响相关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希克斯、米契尔等经济学家。
经济周期 (Business cycle) 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经济扩张与和紧缩为特征周期性交替更迭的现象, 具体体现在国民经济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的周期性高低波动的商业周期、经济循环。一个企业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的好坏, 除了受其内部各种条件的制约影响外, 外部宏观的经济大背景和市场环境有时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外部环境, 一个企业或许无力做什么, 但可以通过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内部条件进行调整、完善, 充分利用外部环境, 在小范围内增强企业内部活力, 提升自身竞争力在经济浪潮中生存。正因为如此,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家们越来越关心经济大环境和市场形势, 制定针对性的战略、政策以适应周期性波动。米契尔的“自然发生论”认为在经济周期内成本和价格发展不平衡, 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结合其生产结构的假说来分析经济周期, 重点研究生产结构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主要研究资本边际效率周期性及其他短期变量对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各类复杂情况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 从制度本身出发去探究经济周期性的根源,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产能过剩危机的根本原因, 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关于内因说的经济周期理论各有侧重点, 也能解释现实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象,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理论更能说明一些问题。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理论认为,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对经济均衡的扰动, 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动力。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集中体现了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研究, 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扩展。《经济发展理论》阐述了企业家及其创新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动力。《经济周期》主要分析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如何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在周期波动中的演化。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包括4项重要定义:“创新”的定义, 其主要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 是对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同时, 他严格界定了创新和发明, 创新是经济领域的概念, 而发明不是, 只有将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是创新;在排除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因素外, 经济周期由繁荣和衰退交替循环进行, 此类经济模式定义为“纯模式”;在纯模式的经济活动中, 创新浪潮 (第一次浪潮) 引导经济自动在衰退和繁荣之间交替更迭, 但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后的投机现象 (第二次浪潮) , 在经济活动衰退后,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阶段萧条, 萧条过后, 第二次浪潮的影响逐步消减, 经济进入复苏, 为使经济由复苏步入繁荣, 必须再有创新浪潮的影响, 这就是四阶段循环的定义;按照熊彼特多个周期由来的理论, 因为有多种创新存在, 有的创新影响大, 有的影响小;造成了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 即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 这就是长短周期的定义。本文将以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 结合我国1978年至今的经济发展情况, 将经济活动轨迹按时间进行区域划分, 并对各阶段的循环特征进行分析。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特征的分析
根据20世纪末我国经济软着陆, 经济发展周期性模糊弱化的情况, 本文采用阶段性划分方法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循环特征。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 (1978~2014年) , 经济波动按时间区域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供给单驱阶段, 供需双驱阶段, 需求单驱阶段。
(一) 供给单驱阶段。
1978年至1991年期间该阶段的周期性特征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 类似于熊彼特周期理论中多个短周期模型的组合。该阶段波动的频繁是由于政策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有的可能只是“纯模式”, 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熊彼特定义的四阶段循环。该阶段我国经济活动发展的波动性较明显,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发展阶段我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针政策等, 这些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
(二) 供需双驱阶段。
1992年到1996年期间该阶段经济运行较第一阶段平稳性和持续性有所增强。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政策后, 掀起全国各界的创新浪潮, 各界的需求和投资潜力大大激发。在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下, 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征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 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因为没有实现新一轮需求扩张, 该阶段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无法循环, 该阶段就是经济发展活动中的“软着陆”。
(三) 需求单驱阶段。
1.1997到2003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迷期。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特征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该阶段我国经济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和经济阶段性调整的内部要求双重考验下, 通过扩大内需,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该阶段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比较接近熊彼特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 是我国经济的过热期。该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是:高增长、低通胀———结构性过热———结构性过热收敛———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2003年的“非典”对我国经济增加带来巨大冲击, 为减轻影响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国家采取减税和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政策。2003年到2008年, 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处于上升阶段, 部分时间段甚至出现“经济过热”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过度投资现象严重, 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 房地产行业泡沫势头猛烈;物价上涨明显,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生产资料价格 (PPI) 持续大幅涨价;货币需求和供应快速增长。
3.2008年至今, 经济增长方式以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为主, 形成过剩产能。外部与美国对接, 形成“恐怖平衡”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 。2012年我国投资、消费、财政收入、债务均已达到临界点, 经济进入转折之年。2013~2015年, 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中国政策处于前所未有的纠结状态。内部前期货币超发、房价泡沫和政府债务风险积聚, 外部美国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外资撤离, 中国制造业优势越来越小, 实体经济下滑, 导致“中美恐怖平衡”存在基础发生动摇。2015年中国面临棘手的政策选择:保增长意味着继续超发货币, 风险进一步加大, 调结构意味着接受较低的增长率, 面临改革阵痛, 而中国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改革阵痛有可能加剧社会稳定风险。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
跟随美国次贷危机而来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低迷直接诱发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波动, 2008年大规模政府投资虽然阻止经济下滑趋势, 但加大产能过剩的风险。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上述问题, 本文基于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自身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和外部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分析研究诱发经济问题的原因, 并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新思路。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各国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实例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当国家经济发展高速增长, 出现过高通膨现象后, 紧接着将迎来经济紧缩的阶段。各国政府通过自身的各项调控政策和措施调节本国经济过热来控制经济紧缩的程度。2008年上半年之前, 我国经济发展活动就遭遇类似情况,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带来各种结构性问题, 若不进行经济调整, 经济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政府可通过采取调控政策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硬着陆, 也可利用经济发展中经济自身的调节来解决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各种问题。分析我国本轮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本轮经济出现发展过快、经济过热、高通膨之时, 恰逢全球金融海啸带来全球经济低迷。全球金融海啸引起我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市场供需失衡、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如果没有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 根据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 我国经济体本身也会进行周期性的调节, 完成通膨、通缩的阶段性波动。从我国经济周期发展的实况来看, 全球金融海啸加速我国经济体本身的调整节奏, 我国经济出现的经济低迷等问题是全球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体提前调整的表现。因此, 为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经济问题, 在制定调整经济体的政策和措施时, 一方面对于全球金融海啸引发需求下降等问题作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利用经济体自身调整规律, 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过快引起的各项问题。如果只关注全球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问题而忽略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当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问题解决后, 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紧缩问题将会显现, 可能会延长我国经济紧缩的持续周期, 这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无疑是有害的。
四、结语
通过研究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可以看到, 我国本轮经济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 加速由于经济过热经济体自身调整的步伐, 虽然引起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的危机, 但也提供经济体结构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思路应该是危机并重 (危, 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机, 经济体结构调整) , 两手抓:既要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问题, 又要利用经济体自身周期性调整规律,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制度政策、供需冲击、货币冲击、金融冲击等创新源泉影响经济的长、中、短周期性波动。以此, 我国经济发展将走出经济紧缩的阴霾, 进入平稳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4
[3]熊彼特.经济周期[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9
[4]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J].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1986, 10
[5]张守一.现代经济对策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周期性波动 篇9
工业结构变动是工业经济周期扩张或收缩的结果, 投资、价格是工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 投资是引起工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 价格是引起工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动力。
1 经济周期性波动中投资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工业经济波动和工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 工业投资是工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先行指标, 决定着工业经济和工业结构波动。
1.1 工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周期先行性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曲线变化非常相似, 但波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幅度 (见图1) ,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先行性质。以谷位为例进行说明。
1981年是山西工业经济第一个周期的谷位, 1979年山西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负增长、增长率为-2.09%, 1981年为-25.07%。
1990年是第二个周期的谷位, 从1986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就在减少, 其中1986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6.53%, 比1984年低出47.03个百分点, 1987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率继续减少为1.43%, 1989年为2.64%。
2009年为第四个周期的谷位, 2008年投资为13.75%, 在这个周期中处于较低投资水平 (第四周期中2003年、2004年、2005年工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64.30%、42.68%、28.91%) 。需要说明的是, 2002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较大的波动, 而在2004年又开始回落, 这是因为2002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而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 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回落。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2012) 。选取改革开放后的数据反映工业经济周期波动对结构变动影响的本质关系。
1.2 投资结构决定产业构成
产业结构随着固定资产在不同产业间的投资趋势发生着类似变化, 山西省固定资产的投资 (见图2) 与产业结构的构成 (见图3) 极为相似。
第一产业是固定资产投资基数最低、增长波动趋势最平稳的, 增长幅度在0.26%~3.21%之间, 振幅最大为2.95个百分点。
在第1、2个周期中 (1978—1981年、1982—1990年) , 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 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最大的, 增长率都在62%以上, 增长幅度在62.81%~71.75%。第三产业的增幅在30%左右, 绝对值基数和增长率都远远低于工业 (1978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30 534万元和65 684万元) 。
第3个周期是工业和第三产业波动互逆的阶段 (1991—1998年) , 在这个阶段工业所占份额变小、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第4个周期 (1999—2009年) , 从2001年开始,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大幅提高, 2003—2007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都在60%左右, 产业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也大幅提升 (见图3) , 2008年达到了52.9%。
2 经济周期波动中价格是引起工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动力
经济周期的扩张与收缩决定了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 同时, 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又影响到工业投资结构变动, 工业投资结构经过时滞或乘数作用最终影响工业结构变动。鉴于资料的可得性, 价格因素以1995年为起点进行说明。
1995—1998年是山西省工业经济第3个周期的衰退、萧条阶段, 1998年是工业经济增长的谷位。随着工业经济滑坡, 需求萎缩, 供给超过需求, 价格迅速下跌, PPI增长率从1995年衰退期开始回落 (见图4) , 1998年出现负增长为-2.5%, 1999年跌至谷位为-4.7%, 工业价格波动比工业经济波动的谷位晚1年。
1999—2007年是山西工业经济第4个周期的繁荣阶段, 在这个周期中, 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 刺激价格迅速上涨到较高水平, 2004年、2008年PPI分别上涨到两个高点, 其中2004年PPI增长率为16.1%、2008年为22.4%。山西工业价格周期波动的峰位比工业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晚1年。
2008—2011年是第4个周期的衰退、萧条和第5个周期的复苏阶段。2008年全国遭遇金融危机, 从第四季度山西工业经济开始下行走低, 2009年跌至谷底, 在国家扶持政策和山西产业振兴措施的支持下, 山西工业经济与全国一样提前复苏, 2010年工业经济再创新高, 达到了第4个周期以来的最高值19.5%, 比2004年、2007年还分别高出1.61、1.30个百分点, 比2009年谷位高出20.2个百分点。2011年工业经济虽有回落, 但持续保持高速, 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17.5%。在这个“大落大起”的周期波动中, PPI直接从峰位跌至谷位, 2009年PPI增长率为-8.0, 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 比第3个周期的谷位低出3.3个百分点, 比2008年峰位低30.4个百分点。2010年后PPI随着工业经济高位运行, 价格也从2009年谷位升至2010年的9.5%、2011年的7.5%。
山西经济波动周期处于谷位或调整期时, PPI将低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出现“倒挂”。从图5可以看出1999年价格出现“倒挂”、幅度为1.7个百分点, 2000年、2001年价格倒挂幅度分别为1.0、1.5个百分点, 2009年价格“倒挂”幅度达到了4.6个百分点。
价格波动对不同工业行业影响很大, 是造成工业行业不均衡发展、工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焦炭PPI在2003年、2008年分别达到两个峰位 (见图6) , 在2006年、2009年分别是两个谷位, 特别是2009年焦炭PPI负增长为-16.8%, 比2008年价格峰位低出了56.9个百分点;黑色金属PPI在2004年、2008年分别达到两个峰位, 2006年、2009年分别达到两个谷位, 2009年黑色金属行业达到了山西省工业行业中最低的谷位, 为-21.7%;电力工业没有出现像焦炭和黑色金属一样的“过山车”现象, 价格趋势低位平稳, 在0.23%~7.99%区间波动 (见图6) 。煤炭工业在这个经济周期波动中, PPI没有出现负增长, 扩张期时间较长、回落幅度较低, 特别是当2009年焦炭、黑色金属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时, 煤炭工业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并在2010年、2011年持续增加。2011年山西省4个传统主导工业行业的PPI增长率煤炭最高为10.5%、黑色金属次之为7.5%、焦炭为5%、电力为1.9%。
钱纳里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 在要素的边际报酬不相等的作用下, 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就会从报酬较低的部门向报酬较高的部门转移, 结构的变动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PPI是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不同工业行业PPI增长率反映了不同行业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情况, 通过一定时间段的价格波动, 价格较高、市场较稳定的行业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 反之则会越来越小。具体到山西省实际情况, 焦炭、冶金遭遇“过山车”式的价格风暴, 在工业行业中的比例越来越低, 煤炭由于价格增长率较高、波动幅度小, 稳定性高, 比重越来越大。2002年山西省煤炭工业所占比重仅为28.93% (见图7) , 冶金、焦炭、电力分别为20.07%、7.05%、15.15%, 到2011年煤炭工业所占比重达到了六成以上、为60.80%, 是2002年的2.1倍, 冶金、焦炭、电力分别为11.62%、6.43%、4.57%。可以看出, 山西工业内部主导行业构成与各行业PPI高低程度有显著的相关性。
3应对经济危机调整产业结构的对策
山西工业经济扩张能力强, 抑制衰退能力弱。山西经过三十多年, 特别是近10年经济扩张战略, 工业经济抗跌能力不仅没有增强, 反而有所降低。产业结构问题更加凸显, 煤炭一枝独秀的地位更加突出, 焦炭、冶金产能过剩问题更加明显。在这样的矛盾凸显期, 要敢于正视, 打破路径依赖, 采取收缩和自我保护战略, 利用经济危机、市场低迷的时机, 调结构、转方式, 精细化延伸, 高端化引领, 多元化发展, 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3.1 调结构、转方式, 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佳时机, 抓住机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淘汰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落后产能, 推动焦化、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的兼并重组, 在经济周期的低谷中为下一轮发展夯实基础。特别是山西焦化行业, 要抓住市场趋紧形成的倒逼机制, 下大力气, 以“壮士断腕”的精神, 推进焦化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链整合工作, 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 提升焦化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形成“焦化并举、上下联产”的格局。推动产业革命, 培育新兴产业。
3.2 控产能、精细化延伸, 增强工业内生发展动力
在经济萧条阶段, 严格控制煤炭、钢铁产能, 适当缩减产量, 限产保价, 限产保市。做精做强资源性主导产业, 精细化发展, 延伸产业链条, 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通过要素在各环节间的系统整合, 实现单独产业发展的分割模式向产业整合模式转变。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 积极引导煤电联营、煤焦化联合、煤焦铁、煤化等企业多元化联合重组和多元化经营, 加快产业间融合, 在联合重组过程中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形成以主导资源为核心的生态产业网络系统, 增强企业抗风险优势。
3.3 高端化引领行业发展, 成为煤焦发展高地
周期性波动 篇10
房地产行业是经济周期波动中最为典型的
顺周期波动传导渠道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极强的关联度。当经济处于新一轮上升和繁荣周期时,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所产生的杠杆效应为经济上行注入强劲的动力。据测算,2009年房地产直接投资拉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产业杠杆拉动约为3个百分点。当经济处在新一轮下行和衰退周期时,情况则正好相反。
大致来讲,房地产行业对宏观经济而言发挥着类似“助涨助跌”功能,一个多月前,市场的担心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会引发经济过热,现在,市场的新担忧却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会引发经济“硬着陆”。在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明显形成、中国经济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依托以推进城市化为主线的投资驱动的增长动力,则更是直接强化了房地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密切关系。2009年和2010年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戏剧性变化,正说明房地产行业过度的顺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特定的开发周期增大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的滞后性,而保障住房建设的相对缺乏也使得商品住宅的波动缺乏相应的对冲力量
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通常包括土地购置、规划设计、建筑施工、项目预售、竣工入住五个环节,时间周期约为3年左右。较长的开发周期与供应链条严重限制了房地产企业应对经济周期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灵活度。
2007年13%的GDP增长率代表着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了房地产需求,开发商预售款急剧萎缩,资金流断裂的风险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土地购置、开发投资与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度下滑,加大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房地产的“助跌”作用显现。
2008～2009年的房地产调控作为危机应对型超常规刺激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抑制了经济下行风险,因此这一阶段的调控政策事实上成为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缓冲器。
2010年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加快近20%,GDP实现11.9%的高增长。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房地产市场“淡季不淡”的异常表现使新一轮地产调控顺势而生。然而,新国十条、地方政府、各部委密集的调控政策通过严格的信贷资金控制、预售款监管将对开发商的资金状况产生较大冲击,进而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能力,从而在经济平稳回落时,产生下行的叠加冲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保障住房的建设相对欠缺,使得商品住宅的大幅波动难以被保障住房带动的投资所对冲。
(二)银行信贷、预售款、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性加大了对开发商资金流的叠加冲击
银行信贷、开发商预售款、资本市场再融资都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新一轮调控周期与地产行业周期的相逢,加剧开发商资金的紧张状况,那么,地产企业的被迫选择只能是减少投资、暂缓开工、压缩拿地计划,这必然导致下一轮周期商品房供给量的减少,房价面临上涨压力。历史经验看,如何打破这个周期性循环始终是地产行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2010年4月的新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之后,今天我们再次遇到这样一个困境。
1.开发商主要的资金来源——预售款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波动最为剧烈
从总量上看,新一轮地产调控以来,随着商业银行严格的信贷控制与销售萎缩带来的回款放缓,开发商的资金来源增速正在持续放缓。截至4月份,开发商资金来源累计2.16万亿元,同比增幅为59.9%,较上月61.4%的增幅下降1.5个百分点,延续了2010年以来逐渐的下降趋势。5月份之后,随着政策效果的显现,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
从结构上看,开发商资金来源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截至4月份,国内贷款、自筹资金、预售款(定金、预售款及个人按揭款)分别为4552亿、7460亿、8194亿,各自占比为21%、35%、38%,较2009年同期分别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1个百分点、上升5个百分点。因此,国内贷款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预售款的比重却大幅上升。
正是这种变化的资金来源结构暗示了开发商下一步的资金供应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原因在于:其一,严格的银行信贷约束短期内在房地产调控时期预计不会放松。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三不贷”和“三挂购”,地产企业的融资受到更为严厉的控制。事实上,近期,商业银行对地产企业的授信额度正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到期后直接不给予续借,预计未来国内贷款在开发资金来源的比重将持续下降。
其二,如果继续对预售款引入严格的监管制度,将对开发商现有的资金来源产生大的冲击。住建部从商品房的预售制度出发,第一次提出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预售资金,并将其全部纳入监管账户,各项措施的针对性与操作性都明显改进。因此,预售款占比的上升其实收紧了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同时,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大幅下滑,本身也直接推动了预售款的大幅波动。
2.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201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加大,房地产企业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难度显著放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市场对房地产企业上市IPO持更加谨慎的态度,2010年以来,截至目前,内地A股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成功上市;其二,Wind统计显示,2010年申请再融资增发计划的上市公司共计44家,到目前尚无一家地产公司通过再融资计划。据统计,截至5月中旬,共计8家公布增发计划的企业,其股价已全部跌破拟增发价格,因此,就算获准增发,成功完成再融资的可能性也甚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市场上上市的“内房股”,股价大幅下跌的幅度(例如PB水平)有不少公司已经接近2008年底危机最为艰苦时期的估值水平。
(三)土地价格刚性加大了开发商逆周期投资的风险
土地购置是房地产开发周期的关键环节,但土地的特性、土地的垄断供给与招拍挂的供地制度决定了地价的调整弹性相对较小,一个重要的证明是,即使是在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的2008年,土地出让价格依然较之2007年有稳定的上升。房价可能在调控的影响下已经出现调整,但是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可能难以出现有效的调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土地购置与新开工面积持续的下滑走势。因此,土地价格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强烈的刚性使房地产开发商难以在行业回调时期,以合理的价格新购置土地,开工与投资增速受到压制,从而恶化经济周期的同时,也为未来商品房供给量减少埋下伏笔。
这个趋势应当说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50%,并在一年内全部补缴所有土地出让价款。
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企业资金流的紧张情况,另一方面是土地价格的居高不下以及首付比例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叠加大大增加了开发商逆周期拿地、从事开发投资的成本与风险。
房地产行业如何避免顺周期波动与政策叠加
房地产行業如何才能避免顺周期波动、调控政策叠加所产生的冲击效应,从而在经济下行以及面临严厉调控时,保持合理的投资增幅,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又能实现稳定的供给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行业需要实现两个良性循环:第一要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开发商能够在回落时期保持一定的开发与投资增速,打破追涨杀跌的怪圈;第二要防止政策叠加加剧经济“硬着陆”风险,这需要足够的有效措施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大土地供应,促使土地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相匹配的价格调整,从而对冲商品房建设的减少。
(一)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大土地供应,使开发商在行业回落时期保持合理的开工量
1.外资规模与空间仍将有限,难成融资主流渠道
截至2010年4月,外资在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规模和占比分别为137亿、0.6%,去年同期分别为166亿、1.2%,因此,外资的规模和比重仍然十分有限,很难补充开发商的资金缺口。而且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大量国际资本仍然很难参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而且地产调控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预期,因此海外基金的进入也将保持更为理性与谨慎的态度。
2.拓展多元化房地产融资渠道,降低对强波动性融资的过度依赖
房地产信托一直是国际上主流的投资方式,在银行贷款收紧、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无疑将有助于房地产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尤其可以为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增添新的希望。
根据普益财富的统计数据,2009年共有37家信托公司发行了近190款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公开募集资金约380亿元,而2010年第一季度,共有29家信托公司发行65款信托产品,募集资金规模超过170亿,数量和规模同比增幅分别为150%、660%。
2010年房地产新政以来,房地产企业纷纷转道信托融资,目前已有多家上市企业通过房地产信托渠道募集资金,以增强维持强劲现金流的能力。如绿城中国、中华企业、新城地产等已经借道信托实现融资。
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不断显现,预计6月份以后,房地产信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然而,从金融政策来看,中国房地产信托投资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性障碍仍然是房地产信托发展的最大问题。另外在当前的房地产调控下,监管机构对房地产信托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因此,如何积极拓展多元融资渠道仍是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统计,在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渠道受阻后,房地产企业开始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融资,缓解资金压力。2010年以来,恒大、雅居乐、金地、龙湖等大型公司拓展了优先票据、基金募集、境外融资等多种渠道融资。
从趋势来看,推进REITS等更为市场化的融资工具,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3.配合需求灵活定价是短期内市场调整初期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之一
考虑到新一轮地产调控的严厉程度,以及当前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度萎缩,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10年四季度随着前期新开工量形成市场供给,量价齐跌的概率不断强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一般而言,成交量下调和价格下调之间通常存在3～6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而2009年底以来高速增长的新开工比例也意味着2010年下半年的市场供应预计会明显上升。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的发展形势,在价格普遍下降的压力到来之前,采取灵活的定价策略。
4.在维持良好流动性基础上,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
从供给总量看,2010年18万公顷的供地计划是一次大幅度的增加,而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调,土地市场需求方的竞争程度也普遍下降。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结果,重点城市住宅用地的溢价水平在新政之后已经明显降低,这反映出目前土地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在降低。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资金流相对充足、资金回笼较快的房地产商而言,这是一次适时、适度增加土地储备,逆周期增加竞争能力的较好机会,并为新一轮扩张打好基础。
(二)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使之成为房地产行业抵抗周期波动的缓冲器
2009年,中央政府计划新建、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200万套,棚户区改造13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计划投入493亿元,占比29.4%,实际投资550.56亿元,相比原计划后续追加近58亿元。
2010年,中央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全国共需投入约300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投入632亿元,如果按2009年中央实际投入比例即33%计算,那么,2010年中央预计将投入990亿元,需追加投资360亿元,这样一来,地方政府需要配套投资2010亿元。换言之,除去中央投资,平均每个省、市仅需投入63亿元。
住建部《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指出要多渠道筹集保障住房的资金来源:其一,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其二,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住房建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其三,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商业银行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那么,剩下2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能否保证?
根据测算, 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仍将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那么,按照10%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可以实现1000亿左右的资金供给。这样来看,还有1000亿左右的资金缺口,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解决,此外,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发债、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那么,实际需要的貸款规模还达不到1000亿元。
因此,可以判断,2010年共计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是相关项目的执行能力,中央、地方以及商业银行贷款将足以补充资金缺口。
(三) “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意味着保障性住房只能部分对冲房地产行业的回调压力
从经济增长的功能看,保障性住房所需要的钢筋、水泥等原材料和商品住房基本是相同的,换言之,两者的首次开发环节的“产业杠杆”效应大致相同。
从金融资产的角度看,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却存在显著差别:
其一,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而言,供给商品房的土地储备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杠杆”效应,即这里的土地可被用于银行抵押贷款,从而带动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开发商扩大投资支出,因此,商品住房的“金融杠杆”效应实质上明显放大了商品房地产“产业杠杆”功能,这两大杠杆的互相叠加大大延长了房地产的产业链条。这是保障性住房所无法实现的功能。
其二,对于购房家庭而言,由于不拥有全部产权,保障性住房不可能用于资产抵押,从而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能力,也不会因为房价上涨而享受资产增值收益。这一点与商品住房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保障性住房“金融杠杆”功能的缺失使之无法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和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而只能部分对冲经济回调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拥有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将会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者,因为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居住者不太可能长期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廉租房或经适房里面,而是将它视为暂时性需求,长远来看,拥有一套商品房仍然会是其最终目标。所以,保障性住房只能暂时分流需求,而不会减少对商品房住房的需求。
寻找房地产行业长期向上的内源动力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叠加所产生的共振是房地产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行业回落、经济回落时期,最大化地拓展资金渠道,增大土地的供应,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速以及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补充机制都是房地产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在中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带来的冲击。
从长期来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不少重要的发展机遇。
首先,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多元化和分层化将是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三大背景。结构调整意味着经济难以再续过分依赖出口带动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收入的增长来带动内需的扩大。
其次,劳动力、资源、土地将为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设定成本约束。未来,人工红利的趋小、资源约束的趋紧、土地供给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房地产行业难以依赖低劳动成本、粗放式资源投入、低价增加土地储备获得人力溢价、资源溢价与土地溢价,特别是土地溢价带来的利润贡献会显著降低。
再者,从房地产行业结构看,未来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性住房市场所形成的“双线格局”将逐渐明朗化,消费者在保障性住房、中低档房、高档房之间保留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商品房市场只有开发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把保障性住房市场的消费者吸引过来。市场与政府之间不断明确的界限本身将增大商品房市场的竞争压力。
那么,当前及未来房地产行业要想持续成长,并不断培养投资价值就必须完成一个关键性转变:即从依赖土地溢价、资金扩张与成本控制转向产品溢价和打造行业品牌。
从当前的情况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企业实质上正处于不同的价值驱动阶段。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仍处于依赖土地增值的初级阶段,而一些大型企业则走向开发更好的产品与打造知名品牌的中高级阶段。例如一些龙头房地产企业正在研究与开发低端地产,这不但代表着未来的竞争优势,而且也与建筑节能、降低能耗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篇11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于1825年发生于英国, 从此经济学家就注意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经济周期是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有两个多世纪, 以二战为界点, 二战之前, 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周期理解是经济总量上的上升与下降交替的过程, 强调经济在绝对量上的扩张与收缩。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主要体现为经济总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已经较少出现, 二战之后, 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也发生较大的改变, 一般把经济周期理解为实际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均值发生的周期性偏离,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考察逐渐由经济产量的绝对量上的研究转向对年度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研究。
西方学者认为, 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阶段, 波峰和波谷是周期的转折点, 波峰是一轮经济周期的最大值, 波谷是一轮经济周期的最小值, 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其中, 经济的衰退和萧条阶段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收缩期, 复苏和繁荣则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
历史上对经济周期的分类并不唯一, 根据经济周期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发生时间的长短, 可以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种类型: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长周期;根据经济收缩的不同含义, 经济周期又可分为古典循环和增长循环周期, 也称古典型和增长型周期。古典循环周期是经济周期波谷时总量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 (即增长率为负值) , 并且这种下降保持在最短的时期,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国家;增长循环周期则是经济周期的波谷时, 经济总量并不会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 而只是经济增长率减少和国民生产总值出现相对下降。目前, 我国大多数研究部门和政府机构都采用增长率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波动。
综上, 所谓的经济周期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率升降过程交替出现的连续过程, 从趋势上划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大的时期。扩张期是从波动的谷底到峰顶的上升期, 收缩期是从波峰到谷底的下降期, 经济变量是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 经历一次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就构成了经济周期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分析
经济周期存在于任何社会经济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古典循环周期型;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经济周期波动运行特点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 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分歧, 一般来说, 从GDP年增长率入手, 根据传统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六个时段: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2009年、2010~至今。 (图1)
第一个周期 (1977~1981年) 。文革后, 我国经济得以缓慢恢复发展, GDP增长率从1977年的7.6%增长到1978年的11.7%。1978年改革开放初,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调整措施, 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小小的调整阶段, 之后GDP出现下滑, 到1981年经济周期走入低谷, 谷值为5.2%, 从而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周期。
第二个周期 (1982~1986年) 。经过1981年的低谷之后, 我国GDP迅速地恢复了较快的增长, 1982年GDP达到9.1%, 1983年又突破两位数达到10.9%, 到1984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15.2%。由于1985年我国投资规模特别是预算外投资不断膨胀, 使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处于趋紧状态, 1986年国家压缩投资规模进程, 实行了“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 1986年经济周期到达谷底, 谷值为8.8%。
第三个周期 (1987~1990年) 。1987年为上个周期的恢复期, 1988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急剧增加, 增长率高达27.8%, 而此时居民的存款储蓄余额的增长率仅为23.7%, 居民消费行为的突变造成物价涨幅快速上升。总的来说, 面临经济过热和物价涨幅急剧上升的问题, 1988年9月国家再次决定进行调整, 实行了“双紧”的调控政策, 1989年GDP增长率降为4.1%, 1990年再降为3.8%, 比1987年的顶峰11.6%下降了7.8个百分点。
第四个周期 (1991~2001年) 。1990年国家采取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的措施, 一年后我国经济增长在投资的带动下走出了低谷;1991年经济增长快速上升, 至1992年GDP增长达到14.2%的高峰, 经济增长开始回转。从1993年开始, 我国GDP增长率连续几年回落, 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9年的7.6%, 2000年有所回升, 增长率为8.4%, 2001又下降为8.0%, 同比前一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该轮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增速轨迹从1993年起到2001年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下降阶段,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波动中未曾有过的现象。
第五个周期 (2002~2009年) 。2002年我国经济周期进入到新一轮增长时期, GDP增长率开始缓缓上升, 2003年以来, GDP增长实现了两位数的持续增长, 2007年经济增长进入峰顶, 峰值为11.9%。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增长下滑到9.0%, 2009年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 全国的GDP增长8.7%, 比国家期望的8%高出0.7个百分点。
第六个时期 (2010~至今) 。在国家有力的宏观调控下, 经济仍然获得平稳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1.9%, 第二季度GDP增长11.1%, 第三季度GDP增长10.6%, 2010年GDP增长率为10.1%, 同比上涨1.4%。根据国家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一系列调整政策, 预计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以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发展。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趋势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观察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谷位、波幅和持续时间等的特征, 得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 从而为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更好的预测及制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图2是1953~2009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 表1是我国经济周期的峰谷落差。 (图2、表1) 从图2和表1可以看出,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其主要特征如下:
1、1953~2009年, 按照“谷-谷”法进行划分, 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10轮完整的周期波动, 其中1953~1978年间经历了5轮周期, 1978~2009年间有5轮周期,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从图2中的经济周期波动趋势可以预计, 2011年我国经济周期将进入比较缓慢的上升时期。
2、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逐渐变小,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好。改革开放前, 经济周期的扩张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最大谷峰落差接近50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稳定性差。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 宏观经济波动总体表现为峰位下降, 谷位明显上升, 经济周期增长大致表现为较平稳和高位的特征, 峰谷落差保持在4~7个百点, 在第5个周期中, 峰谷落差仅为4.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前共有6个波峰, 平均峰位为16.38%, 共有5个波谷, 平均谷位为-6.9%;截止到2009年, 共有5个主要波峰, 平均峰位为12.92%, 共有5个主要波谷, 平均谷位为6.82%。
3、峰位明显下降, 经济增长的扩张力度效果较好。峰位是每个经济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 刻画了经济周期的扩张强度。从表1可知, 改革开放之前, 经济波峰时刻从1958年的21.3%降到1975年的8.7%, 相差14.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 波峰从1984年的15.2%降为1992年11.6%, 只相差了3.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根据图2编制
4、谷位显著上升, 经济增长抵抗危机的能力有所提高。谷位是指每个经济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 描述了经济周期的衰退程度, 也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表1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前有4个周期的波谷为负值, 波动范围是-27.3%~4.2%;改革开放后的5个周期的波谷为正值, 波动范围是3.8%~8.8%。
5、经济周期的分布对称性逐渐消失。所谓的对称性是指由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时间和幅度与收缩的时间和幅度的大致相同, 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表现出所谓的“陡升陡降”现象。
由图2得出,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总体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称性特征, 即经济上升和下降所经历的时间和幅度大致相同, 经济波动大起大落;而改革开放以来, 非对称性分布特征逐步增强, 经济波动逐渐趋缓。1992年达到了最高点, 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一直持续到2001年, 非对称性分布更为明显。2007~2009年间, 我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增长有所下滑, 2009年GDP增长8.7%, 比2007年增长降了近3个百分点。面临全球金融危机, 政府坚定信心, 实行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一系列宏观政策, 使得经济下滑的压力有所遏制。
四、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周期经历了6个周期, 从周期波动的特征来看, 实现了波动幅度的缩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 经济波动处在较高位稳定的状态, 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期将不断延长。在后金融危机阶段, 根据前面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 为了实现经济健康平稳地增长, 遏制经济的下滑, 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该继续立足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力争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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