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制度（精选11篇）
不当得利制度 篇1
一、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不当得利是一种准合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由法律规定的”合同。在这样的合同中，法庭可能会在原本不存在合同义务的合同中强加一个合同义务。该种合同不是以当事人的意图为基础的，而是法律所设定的义务。不当得利的发展是因为基本的正义观认为人们不应当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不应当以别人的损失为代价使自己富裕。事实上，回顾早期的普通法，法庭经常会援引这样一条格言：“人们不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利益。”
本质上而言，不当得利法一直在与不当返还、不当获得财产或者占有做斗争。不当得利行为典型地要求犯错误的人向受害方返还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为达到这个目的，从不当得利中恢复原状通常是以被告方的利益而不是原告方的损失来衡量的，也就是被称为“吐出来” (disgorgement) 的返还原物 (restitutionary) 。
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实存，乃是对纵横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判例和立法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对一系列具体情形予以抽象、概括的产物。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项法律上的制度，其与道德联系密切，实为一项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化制度，不当得利法亦曾被看做“与道德相交错的法领域”。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深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因此，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中会予以体现。
二、英美法上不当得利的起源
合同和侵权的概念范畴涵盖了大范围的个人责任，但是并没有穷尽这种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剩下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被罗马法官Gaius定义为：起源于其他各种原因的责任。慢慢地，从这个组合中出现了第三种分类，就是“准合同”，“返还原物”或者是“不当得利”。被归类于这个分类中的案件的普遍特征是：被告已经收到从公平角度来说应当移交给原告的钱或者财产;或者被告已经从一些已经履行的服务中受益，而这些服务从公平角度来说应当支付报酬。而这种责任起源于被告方独立的错误行为，所以区别于侵权的责任。它又和承诺或者协议无关，因此区别于合同。
三、不当得利的发展
这种关于责任的第三种分类的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长的，从中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左右。第二个阶段，开始于曼斯菲尔德勋爵所判的案例，Moses v.Macferlan以及Blackstone的《注解》一书的出版，从18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普通法补偿的普遍特征已经被部分承认，但是由于它一直被当做合同责任的一个分支来看待，使得它的本质被扭曲了，发展也被阻碍了。大法官法庭在类似的案例中提供了法律上的补救措施，但是在衡平法上的同样的错误分类导致了它被认为是信托法 (the law of Trust) 的分支。半个世纪多之前，默示契约 (implied-contract) 理论开始灭亡并逐渐被基于不当得利基础上的另一种分类所代替，同时，将法律救济和衡平救济联合成一个单一理论的尝试将我们带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段历史中有两个关键点，18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每个关键点都伴随着英国法律之外的理论观点的注入。第一个是罗马法的“准合同”理论，尤其是在它被同时代的大陆学者进行解释之后，而这些学者在英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个就是美国法上的不当得利或是返还原物理论，其实它本身就是基于对罗马法的深刻理解而来的，并开始在欧洲大陆扎根。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在肥沃土壤上的简单借鉴和移植，也不可能不带任何历史的痕迹。然而每个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抽象的框架，使得早期的英国法能够被不断理解和发展。
第三种分类的历史比合同或者侵权的历史更加迂回曲折。通过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后两者或多或少有着一致的结构，即使它大部分被诉讼的形式所掩盖。但是第三类不一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侵权和合同的有意识的理论化是基于这样的模型之上的，这种模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前者是基于自然法学派对于责任归责的分析，后者是基于意志理论。
虽然中世纪的英国律师对于不当得利的一般原则没有一点了解，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给出救济的方式都能在后来被清晰地归入不当得利中去。除了部分数量的处理特殊案件的法定文书之外，用于执行这些补偿请求的主要手段是债务和账目。这些补救主要集中于能够被清楚地认定为合同和财产的分类案件上。
当事人有法律能力是合同责任的基本先决条件。然而有的时候，即使这个条件没有满足，也存在相应的行为债务。因此，修道院对于修道士所签订的合同在某些情况下负有义务，比如说货物已经被购买和使用于修道院;有的时候，当声称合同和代理人比较亲密的时候，合同的范围会被扩张。在17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婴儿虽然一般不用为一个合同负责，但是应当为“必要的”食物、衣服或者教育所支付的金钱承担责任。一些细心的分析家试图想要去区分由价格而产生的责任和由货物价值所产生的责任，但是直到16世纪末之前都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线索。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已经代表另外一个人承担了法律责任，那么他将有可能获得补偿或者救助，但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件的条件是有限的，并且总是取决于这样的情况，即，支付金钱是在被告的要求之下 (至少是在同意之下) 发生的。
当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意图将所有权转移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种转移是无效的，并且可以要求归还。当被移转的标的是钱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能够被认为仍然是属于移转方的指定用途的东西，不过，仍然有一种诉讼———关于存款或者可能是债务———以被允许归还金钱，这是基于和被管理的特定财产一样的原则。当A通过将钱交给B而转移给C的时候，这种所有权理论同样被扩展了。当案例中包含货物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判断C是所有者 (把B当做A和C之间的沟通渠道) 。但是如果是金钱移转，那么问题就多了，因为C不会想要去向B请求实际金钱。从1 320年开始的存款文书的发放使得C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向B索要金钱。虽然这种救济不是很有道理，但是似乎能够在准所有权理论中被理解，这也取决于模糊的所有权基本原理。在这里A的意图是很重要的，并且法庭对于此种案例中的任何扩张都非常勉强，因为在这种案例中B收到的钱 (或者是其他财产) 从公正角度而言应当是要被移转给C的。
应当说此种所有权推理从18世纪开始与大法官法庭同时出现。最明显的是，信托的理念基本上涵盖了A为了C的利益而将财产移转给B的情况。与此同时，20世纪中叶，法庭已经放弃随后被称之为“结果信托”的基础。
四、关于损害赔偿之诉
原告主张被告承诺给付被告服务的合理价值，考虑到有些服务已经在原告要求之下予以归还。有时候，毫无疑问的，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协议，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这种效果被从周围环境中推导出来。例如，如果一个人拿着一件衣服让一个裁缝做成长袍，不难从这里推出这个人已经同意为这个工作支付报酬，尽管没有对这种效果产生的任何口头协议，也没有对价格进行约定。裁缝的诉讼在这里被合法地认为是建立在一个“默示”的支付承诺上的，但是这里并没有不自然地将它区分为主流的合同权利主张。
在18世纪后半期，曼斯菲尔德勋爵引入了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在一些案例中，当请求和承诺都是传统虚构的时候，诉讼是被允许的。
默示合同是一个真正的合同，而准合同不是。在默示合同中，行为和客观情况是同一种被标志的成分的标志，在明示合同中的标志是语言，准合同根本不是合同。
把不当得利作为责任的基础的定义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责任基础的分类以及早期决定对于默示合同过于文学化的结果性颠覆。而更为根本的是，对于不当得利分析的归纳效果在这样一条规则中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这条规则是说：由于法律的错误 (事实性错误) 导致的金钱支付不能够被还原。
根据不当得利对责任作出的分析使得法官和学界评论家开始重新检索责任在一些有疑问的领域的基础和边界。例如，赔偿请求或者来自那些免除他人法律责任的来源能够根据不当得利重新表示。而也许最难的残片清理来自于解构区分的可能性，这种区分在于普通法的权利主张和衡平法的权利主张。前者主张排外性的“对人的诉讼” (in personam) ，后者主张一般性的“对物的诉讼” (in rem) 。一旦不当得利的普遍基础被揭露了，很多事情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比如说为什么19世纪的法庭在听取当事人的权利主张时需要决定原告是否应该对被告的无力偿还优先请求。
五、不当得利的现代意义
不当得利的现代框架能够被追溯到罗马法官Pomponius的一条重要原则，说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从损害他人的行为中不法获利。
正如侵权法能够因为新的注意义务的递增发展而逐渐扩大一样，所以不当得利法也能够鉴别新的“不当事实” (unjust factors) ;正如侵权法在19世纪后期目睹了增量方法责任和一个宽阔的普遍方法责任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当得利也是如此。另外，根植不当得利术语学的潜在宽度也使得它有了扩张至其他传统上处理不同法律分类的领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不当得利的透明法的创造在制造危害的同时也制造了机会，这种机会在于它开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于能够将曾经被视为是准合同、法定信托或者不当得利的法律的一部分的法律进行重新的分类。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区别于侵权制度和合同。其在英美法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 其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法官的努力。同时, 不当得利制度对侵权制度以及民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不当得利,英美法,侵权
参考文献
[1]松阪左一.事务管理·不当得利[M]日本法律学会, 1973, 22-1.
[2]Ibbetson, 'Unjust Enrichment in England before1600', in Schrage (ed) , Unjust Enrichment, 121.
不当得利制度 篇2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园
法人代表：，系四川
电话：028-82131,18980
被告人1：，男，汉族，35岁，身份证号511318，身份证住址：四川7组40号，本人系原四川易部经理，联系电话：13672114;
被告人2：彭，女，汉族，36岁，身份证号5224，身份证住址：成都市温号1-14-3，本人系原四川易部会计, 联系电话：136949;
被告人3：黄，女，汉族，25岁，身份证号51328，身份证住址：四川仁寿号，本人系原四川四川XX厨房设备纳,联系电话：1878045。
案由：追索财务账目，赔偿损失
诉讼请求：
1、责令被告尽快交接财务账目，交代不明资金去向。
2、责令被告退回不明去向资金22.95万元。
3、责令被告赔偿原告提起诉讼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诉讼费、请律师费等。 诉讼事实和理由：
20xx年8月1日至2015年6月12月期间，原财务部相关人等以四川XX及四川XX温江分公司员工福利生活费开支为由向本公司行政部行政部经理私人储蓄卡支付款项332,500元(大写：叁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该私人储蓄卡自20xx年8月15日至2015年8月14日交由出纳员黄保管，并由黄把钱全部取现开支并做帐，但相关开支帐目至今未做移交。
根据我公司行政部统计结果：20xx月11月至2015年6月实际支付的生活费开支为69,576.00元，其中还有8381.30元未支付;根据已有的数据显示，20xx年8至10月的生活费最多每月开支11000元，共计33000元，故公司20xx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生活费实际开支在103,000元以内。初步查明财务部相关人等以生活费为由划支款项中的229,500元(大写：贰拾贰万玖仟伍
★ 不当得利起诉状范文
★ 不当得利起诉状怎么写？
★ 民事起诉状范本
★ 民事起诉状范文
★ 民事起诉状格式 民事起诉状
★ 民事起诉状格式范本
★ 民事起诉状怎么写模板
★ 交通事故民事起诉状格式
★ 常用借款民事起诉状
浅析我国不当得利法律制度 篇3
关键词：不当得利 物权行为 公平正义
我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目前还比较匮乏，只有两条基本规定。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其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孽息。利用不当得利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某项制度的立法上的精确定位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良好的设计编纂等是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的保障，能够促进此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
一、我国不当得利制度在理论上和立法上相对滞后
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对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是相当匮乏的。在立法上只设有民法通则第92条，该规定概括性过高，可操作性过于欠缺，导致对不当得利的法律实践把握地极为模糊困难。尤其是对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规定，只寥寥数字“返还不当利益”，而对返还范围之具体确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抗辩事由，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之关系等均未具体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就不当得利所应返还之利益范围进行了解释，但其解释本身在内容上也存在诸多缺漏。①
立法中的粗糙与滞后规定，造成了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存在诸多困难。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关于不当得利的判例甚为稀少。一方面，立法的落后，判例的稀少造成了理论研究的素材采编困难，众多学者在对不当得利制度进行研究时，面对如此简陋规定以及稀少之判例，往往觉得难以下手。在理论研究方面，当前民法学界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民法的诸多教材在涉及不当得利之债时，往往也是轻描淡写，主要集中于不当得利的构成、不当得利的效果、不当得利制度的基础及功能等有较深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施行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国民事方面的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等领域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建立了或即将明确建立一系列相对完善具体的制度。然而处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相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及理论研究的落后，其他民事制度立法及理论研究的发达与完善，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也成为影响不当得利制度完全独立性的一大决定性因素。
二、我国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于不当得利制度一直有着深刻的联系。不当得利制度的完整概念最早诞生于德国，德国民法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初衷是对以物权行为无因性为基础的物权法秩序的修正。②在传统认识中，大陆法系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的观点。在基于给付所产生的不当得利中，一般情况下只有物权行为才能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为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的影响，即使原因不存在，物权行为的受领者仍能得利，而给付者可能会因此而受损失，这时需借助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资调整。对于债权行为来说，若欠缺原因，则行为全部无效，其财产权利自然复归原主，无须用不当得利制度救济。因而也就没有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余地。享有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不再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一原则已为德国现行民法所确认。
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以及对不当得利之“无法律上原因”的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得知，不当得利的功能仍然体现着一种“衡平”理念，体现了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并综合我国民法制度的立法及理论研究现状尤其从我国不采纳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考虑，不当得利制度在我国并不具有完全独立性，在民法体系中起着补充性的、辅助性的整合作用，而且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我们也要慎重考虑，一般不宜强行主观赋予该制度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较其他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针对此制度发表个人观点。首先，对不当得利相关行为予以备案登记，计入相关个人道德评价体系，若是善意帮助人，可以依照制度提升其商业和信用上的评级。此登记备案的实质是与相关制度连接起来，起一个“连接桥梁”的作用。据此能影响到得利人的工作考核、绩效评奖、人事考察、信用评价等其他制度上的相关变化，使人们增强自觉性。其次，对登记的不当得利行为尤其是恶意不当得利行为以及善意帮助行为，相关部门应当作出反应，例如得利人的工作单位了解此情况后，对于此人的工资增长、层级提升等要依照相关规定的道德评价要求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样既促进了绩效考核和人事升调之中道德作风方面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也有利于单位真正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并据此作出对策。对于商业法人，也可以降低其商事评级。当事人面对自己可以不当取得的利益时，若能善意提醒，甚至主动帮助避免可能损失于其他潜在不当得利人，则制度应当保证他们不论是精神道德上还是物质上能得到适当鼓励，同时还要规避可能因为善意合理帮助行为而带来的难以预知的风险。如此就能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促进交易公平和道德圆满。
注释：
[1]洪学军：《不当得利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第341页。
[2]关涛：《物权行为再议》，载于《法制于社会发展》199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余延满.民法原论（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吴汉东.法学通论（第五版）[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洪学军.不当得利制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转租与不当得利 篇4
一、转租行为的效力
关于转租行为的效力, 各国 (地区) 大致采两种立法例:限制主义立法与自由主义立法。前者如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均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擅自转租, 并赋予出租人以租赁合同的解除权。后者如奥地利、法国以及瑞士, 均认原则上承租人有权进行转租, 唯于例外规定上有异。我国《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而《房屋租赁解释》第16条第1款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 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 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以上规定来看, 我国大陆地区现行民法似乎系采限制主义。
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为有效, 各立法例均无异议。唯对于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行为, 即对违法转租行为效力的认定, 由于《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作出规定而产生疑问。关于转租合同的效力, 通说认为由于租赁属于负担行为, 不以所谓有处分权为限。此处要探讨的系出租人在承租人进行不法转租时得对抗承租人、次承租人的权利, 尤其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余地。
二、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
承租人转租行为中可能产生的损益变动状况, 非系基于一方对他方的给付, 系属于受益人的行为侵害他人权益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属于非给付不当得利类型中的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关于该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判断, 以权益内容的归属说较符合不当得利规范的功能且便于判断, 本文采之。该说认为, 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 专属于权利人, 归其享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的, 乃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 欠缺法律上原因, 应成立不当得利。在依据不当得利要件进行判断时, 在此类不当得利, 只要因侵害应归属他人权益而受利益, 即可认为基于同一原因事实“致”他人“受损害”, 不以有财产移转为必要。同时, 侵害应归属于他人的权益内容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损害, 欠缺正当性, 应构成无法律上原因。[1]亦有学者认为, 在受益人使用收益他人之物或行使他人权益的情况下, 受益人之受益行为均有他人财产之介入, 倘受益人无正当之权利 (如租赁权、地上权及其他之使用收益权) 时, 即属侵权, 从而其受益亦属不当。故在此等情形, 所谓无法律上原因云者, 即指无权利而言。[2]
三、合法转租中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
在合法转租中, 可能适用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情形, 在于出租人与承租人的租赁关系消灭的情形。下面通过一则案例进行分析:甲、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场地租赁合同, 并约定了3年的租赁期限。之后, 在取得甲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乙公司将该场地的一部分转租给了第三人李某。在甲公司与乙公司的租赁合同到期之后, 乙公司与李某均拒不腾退场地。甲公司因而起诉要求两方腾退场地并作出赔偿。[3]王泽鉴先生则进一步认为, “应可进一步扬弃损害的概念, 认为凡侵害应归属他人的权益而受利益者, 即当然’致他人受损害’, 须负返还的义务。”[1]因此, 应当认可承租人的行为同时导致了出租人受损害。最后, 承租人无权占有使用租赁场地缺乏正当依据, 可认为系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得利。由此, 可认为承租人应当对出租人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又无权占有使用他人之物时, 其所受的利益系指就损益变动过程直接所受之利益而言, 故应为占有使用本身, “相当的租金”应当是原受利益依其性质不能返还时应偿还的价额。[4]
(二) 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的法律关系
由于转租系以承租人之租赁权为其基础, 故当承租人丧失其租赁权时, 则次承租人的租赁权不得对抗出租人。次承租人如继续占有租赁物, 即属无权占有, 出租人固得本于其所有权直接对次承租人诉请返还租赁物, 但不得本于出租人而请求返还。[5]此外, 对于次承租人逾期占有使用租赁物, 可以认为此时次承租人对出租人承担同承租人的无权占有使用他人之物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关于这点, 《房屋租赁解释》第18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 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中的“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应可解为作为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的相当于租金的价额。
四、违法转租中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
关于违法转租中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可能适用, 也通过对一则案例进行探讨:甲与乙签定一份租赁合同, 由乙租赁甲的房屋经营百货超市, 租金每月500元。在租赁期限内, 乙未经甲同意将该房屋转租给丙, 租金每月800元。一年后甲才知道转租一事, 要求乙将每月从丙处多收取的300元交给自己, 未果。遂起诉要求乙返还3600元的不当得利。
(一) 出租人甲与次承租人丙之间的关系
此时, 出租人甲享有解除权。在甲乙之间的租赁合同被解除之后, 乙的租赁权丧失, 导致丙的租赁权失其基础, 此时出租人得基于其所有权径向乙、丙或同时向二人请求返还租赁物。[5]此时, 甲对次承租人丙主张租赁物返还请求权的同时, 似亦得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向无权占有人丙请求返还物的占有。占有为一种法律上的地位, 取得占有即取得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1]应认为得发生占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即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占有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
(二) 出租人甲与承租人乙的关系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而擅自转租, 属于违约行为, 《合同法》第224条遂赋予出租人解除权。有争议的是, 如案例中出租人甲对于承租人乙擅自转租而获得的租金或租金提高的部分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权。
在德国法上, 多数说采肯定见解, 认为违法转租而受有利益, 系侵害出租人的排他性权利, 其致出租人之损害, 系倘承租人欲为转租时, 出租人势将提高其租金, 今承租人未先请求出租人为转租之承诺, 致其未能获得租金之提高。王泽鉴先生则持否定说, 理由有二:首先, 出租人与承租人有租赁契约关系存在, 承租人支付对价而为使用收益, 出租人对租赁物已无使用收益之权能, 故承租人之违法转租是否导致出租人受损害, 是值得研究的;其次, 承租人得否转租, 应视是否得出租人之承诺或当事人未有相反之约定, 因此转租问题不是“财货权益归属”的问题, 而是租赁契约的问题, 从而违法转租原则上应在租赁契约上求其解决, 出租人的终止契约或请求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无需借助与不当得利请求权。[1]林诚二先生亦认为:“又转租他人之租金如较其承租之租金为高者, 因无直接损益变动关系, 不生不当得利。”[6]
关于案例中甲对乙主张的3600元提高的租金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能否成立, 我国现行法律中难以找到依据, 也几无任何判例可以参考。从法理上看来, 似乎否定说更符合不当得利要件的逻辑推演。针对否定说认为出租人已经丧失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能, 从而转租未导致出租人受损害的理由, 有肯定说观点认为, 违法转租虽发生在租赁权有效之时, 承租人有权支付租金并就租赁物使用收益, 但其使用收益是由出租人同意并交付租赁物与承租人、并保持租赁物处于使用收益状态的义务履行为条件的。换言之, 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是以出租人的积极作为义务为基础的, 这是与用益物权不一样的。用益物的所有权人不能妨碍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的消极不作为义务。这决定了承租人支付的租金不是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的对价, 而是出租人行为的对价。由于租金并不是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的对价, 所以, 承租人支付租金而就租赁物的使用收益, 并未使出租人丧失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之权能。[7]然而, 该观点从租赁权物权化这一通说观点出发, 似有不妥之处。租赁权物权化说认为租赁权的性质为债权, 但是为保护承租人的利益, 法律强化其效力, 从而使其具有物权化的趋势, 这就赋予了租赁权以处分的可能性, 即租赁权的让与和转租的可能性。出租人使承租人使用、收益租赁物的债务, 逐渐地退化为消极的容忍义务, 即承租人的使用、收益也逐渐固定形态, 只要能保证出租人租金的收入, 承租人是谁就已经不再那么重要。[8]
另有肯定说观点认为: (1) 违法转租中, 出租人所受损害表现为对其租赁物支配权的不当影响。认为在租赁关系中, 由于出租人与承租人间存在着某种信赖, 出租人只是将其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暂时地授予承租人, 而不是欲使该部分权能在特定时间内完全脱离出租人的控制, 所以,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而转租的行为是对出租人所有权的一种侵犯, 也与租赁物的支配权属于出租人这一利益归属原则相冲突。 (2) 租赁合同成立后, 承租人利益的实现, 仍不时依赖于出租人的协助, 并且承租人的使用收益权受到合同目的的严格限制, 超出合同的范围, 出租人便无义务使承租人获利。上述观点, 似有不妥:首先, 不当得利要件中所谓损害确包含对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之使用、收益及处分权能受侵害者。[3]然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支配权系抽象的所有权性质的概念, 具体化即表现为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在租赁契约, 出租人已然让与了其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转而获得租金, 并且随着“买卖不破租赁”等租赁权物权化规则的确立, 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 难谓出租人在此些权能上受有损害, 而出租人对于租赁物 (即使已经转租) 仍得为自由地处分, 且租赁之负担亦难谓因转租而有增加。其次, 所谓“承租人的使用收益权受到合同目的的严格限制, 超出合同的范围, 出租人便无义务使承租人获利”完全系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上进行的探讨, 系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现, 难谓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成立有何关联。
综上所述, 甲关于乙擅自转租而获得之租金提成 (或租金) 作为不当得利进行返还似难谓有法律依据亦与不当得利要件不符, 但甲对于乙擅自转租之行为仍得通过解除合同或追究出租人的违约责任进行损害赔偿以资救济。
参考文献
[1]王泽鉴.不当得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7, 139, 221, 157.
[2]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99.
[3]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 (上册)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24.
[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四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59.
[5]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 (上)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2006:303, 305.
[6]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 (上)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81.
[7]尚清锋, 丁彩霞.浅议违法转租[J].阴山学刊, 2006 (08) .
民事不当得利起诉状 篇5
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被告：张XX，男，XX年XX月XX日出生，民族：汉族，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返还借款XXX元及利息XXX元(暂计至起诉日);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被告向原告借钱，原告遂到银行提出XX元现金，在XX地方将现金XX元交予被告，被告写了借条。因约定的借款期已过，被告没有按时还款，经多次与被告协商还款事宜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准予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不要让孩子在不当行为中得利 篇6
Q:我儿子今年5岁,在幼儿园中班。他自尊心很强,又很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有一天,他把幼儿园的图书偷偷带回家,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他说:“妈妈,我再也不这样做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把这本书带了回来。我很生气,他问我:“妈妈,我长大后会不会变成小偷?”他的表现让我很担心。他这样知错不改,我该怎么办?
A:5岁的孩子处于价值自我评价阶段,他们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父母、老师告诉孩子要做好孩子不做坏孩子,孩子就会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好孩子还是坏孩子。3～5岁是自我意识的萌芽阶段,孩子喜欢想象自己属于哪一类孩子,但他们并没有判断的标准和能力。他们不能抽象地判断未曾做过的事是好是坏,必须尝试着做,并通过父母、老师、同伴的语言评价去获得判断。不让5岁的孩子犯一些被大人看起来很明显的错误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是在错误中成长。
你面对把书带回家的孩子,不妨这样来改变孩子的行为。你可以说:“老师是不允许把书拿回家来看的(不是想占有,而是想继续阅读)。你要把书还回去,明天在幼儿园里继续读。”母亲可以收起书,第二天上幼儿园时让孩子把书带着,并微笑着让孩子当着自己的面把书还给老师,及时给予表扬;还要告诉孩子放学后妈妈想听他讲书中的故事,看他是否把书看完了。这样,既让孩子自己承担责任,又帮助孩子从错误中获益。一定要避免说孩子错了,更不能使用“偷”这个字眼。要说“不怎么好”或“这样不太好”,隐含一种委婉的责备。首先把孩子的行为导向一个良好的动机,而非一种糟糕的动机,使他好的意愿被强化;二是要在孩子改变的过程中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表扬,让孩子觉得虽然自己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但妈妈还是爱自己的。
最让我担忧的是,如果在孩子用不当行为获得利益的时候,家长只是简单地批评,却允许孩子拥有它,那么结果会是非常糟糕的。
编辑 牛淑娟◎
书比情人好
1977年是特殊的一年,很多评论家称它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那一年冬天,在高考制度中断11年后,570万考生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走进了阔别已久的高考考场,最终诞生了“我们七七级”。七七级大概是有史以来年龄最为参差不齐的一级了,最大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突发的政治危机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而后一等就是漫长的10多年;年轻一点的,也都进工厂做过工,下乡务过农,参军当过兵……在他们身上,有积聚了太久的希望,有压抑了太久的梦想。他们从农场、工厂、中学各行各业进入大学校园,穿着破旧的衣衫,带着泥土的气息,成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所以,《我们七七级》这本书,记载的是艰辛与坎坷,代表的是光荣与梦想。它以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文章为主体,师生共同回顾了高校生活对他们命运的改变,以饱满的激情书写了各自的人生经历。这不是一级学生的回忆录,这是一代人的生命写照。
顺便说一句,你知道主编“佟雪”是谁吗?这部大作是山东大学七七级教授和学生的合力的心血,谁也不愿专美,于是便有了这个史无前例,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主编——“同学”,取其谐音“佟雪”。他们无瑕的情谊,将被这个名字,永远地记录在封皮上。
借款与不当得利之争 篇7
浙江程某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以下称“程某公司”) 与杭州**汽车电器公司 (所在地, 富阳。以下称“益某公司”) 自2005年以来长期进行业务合作, 由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供货, 益某公司根据双方对账情况支付相应货款。2008年11月18日, 程某公司总经理 (非法定代表人) 黄某在出差富阳期间与益某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周甲间发生个人款项往来, 当日黄某从富阳某银行取款机取得现金90000元交给周甲。事后, 周甲与益某公司共同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 内容为:“今收到程某公司现金90000元整。”加盖益某公司公章及周甲签名。后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因合作不畅而发生纠纷, 并诉至某法院。随后, 程某公司就该90000元款项凭“收条”及相关银行取款凭证, 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益某公司及周甲。虽诉讼进展颇费周折, 但终以不当得利获得胜诉。
众所周知的原因, 不当得利虽然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在民法中规定非常原则、不具体, 司法实践中难于操作, 特别是对举证责任分配争议较大, 而本案的最终胜诉, 则与代理律师所采取的迂回战术不无关系。
二、本案庭前分析
就常规而言, 程某公司持有益某公司及周甲共同出具的“收条”一份, 但该“收条”只能证明, 益某公司及周甲收到过90000元现金的事实, 尚不足以确定双方间具体的法律关系。况且两公司间多年来存在的业务合作关系, 资金往来也相当的频繁, 使得“收条”内容涉及何某法律关系显得扑朔迷离。其次, 从“收条”出具的时间来看, 2008年11月18日距双方发生诉讼早已超过主张债权两年之诉讼时效。故代理律师对本案的裁判走向并不十分乐观, 好在根据程某公司的陈述, 该笔款项当日确系黄某在富阳时, 从自己的私人账户内提取并出借给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甲, 确属周甲私人借款, 有当日银行取款凭证。而之所以会由益某公司和周甲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则是周甲利用职务便利, 以权谋私的意图。在了解清楚程某公司确非案款真实出借方, 及益某公司及周甲在“收条”上均盖章、签字的行为, 益某公司及周甲对于实际收到款项的事实应不会有异议, 代理律师就此给出了初步的诉讼方案。
三、将错就错, 解决实际出借人问题
引发本案的另一背景, 是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间因业务合作产生纠纷, 并已经某法院审理判决结案, 在该起案件审理过程中, 双方均未涉及到本案中的“收条”。因此, 可以基本排除本案“收条”证据, 与此前双方公司间的讼争案件间的关联性问题;其次, 对于名义上由程某公司持有的“收条”, 在益某公司和周甲未作否定性抗辩之前, 仍应以程某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启动本案;第三, 鉴于程某公司“出借”的款项, 有证据证明其真实来源于黄某个人。基于上述事实, 在代理律师的建议下程某公司作为原告, 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 在某法院对益某公司与周甲提起诉讼。代理律师对利弊作如下分析:
利:程某公司的原告主体身份在立案时应不存在问题;由于“收条”并未注明还款项期限, 故程某公司主张民间贷款法律关系, 可有效避免诉讼时效问题。
弊:“收条”本身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本案实质为“一方误以为是借款, 而另一方不承认是借款, 借款合同不成立形成的给付缺乏原因之不当得利”[1]纠纷;一旦被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 则自2008年11月18日给付款项, 至本案提出诉讼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限, 程某公司将可能丧失时效利益。
代理律师进一步分析指出:名义上是程某公司出借的款项, 实质应强调款项的真实出借方为黄某, 并未入程某公司账册。借此由审理法院认定黄某为本案实际权利人。虽然“收条”是益某公司与周甲共同出具的, 但真实借款人系周甲, 并突出系周甲企图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益某公司财产之违法意图, 以“逼迫”周甲承认借款法律关系的真实性。
四、初次交锋、峰回路转
法庭审理中益某公司及周甲答辩:2008年11月18日的收条系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及周甲的还款, 是黄某以现金方式代程某公司还的款项, 而非借款。且所还的款项系2008年6、7月份, 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及周甲所借的款项, 但该“借条”在出具“收条”后, 未再做保留, 故无法举证。根据上述答辩意见, 至少确定了如下事实:1、程某公司及周甲承认了收到90000元款项的事实;2、90000元款项是黄某以提取的现金交付的;3、程某公司及周甲认为是对借款的返还, 而非借款。但又无法举证证明出借款项的相关证据。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诉争90000元款项是程某公司出借给益某公司及周甲的借款, 还是程某公司归还益某公司及周甲的借款。对此, 代理律师判断应于程某公司有利, 一来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间确实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不管是原告出借被告, 还是被告曾经出借原告, 双方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来, 原告出具“收条”虽无法证明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 但至少能够证明黄某有向被告交付款项的具体行为, 且两被告抗辩的“还款”行为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根据诉讼原理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应由无法完成举证的两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从而实现原告的诉讼目的。
判决结果:经法院审理查明, 本案的90000元款项出借方应为黄某而非程某公司, 鉴于原告程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不符,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虽然从法庭审理归纳的焦点, 并未集中在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从双方主张及抗辩内容来看, 也未脱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范畴;就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及举证责任能力而言又显然趋利于原告一方。但最终的判决结果, 虽出乎庭审之外, 却也在代理律师的意料之中。达到了由法庭以裁定的方式确认黄某为本案实际权利人之目的, 应属于初战告捷。
五、初战告捷、乘胜追击
驳回起诉裁定后, 双方均未上诉。黄某遂再次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 要求益某公司与周甲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代理律师分析认为:仍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 若法律关系得以确立, 则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且从前次庭审来看, 双方均未否认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问题。同时, 对于借贷法律关系问题代理律师进一步提出:
首先, 对于本案90000元的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事实, 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 该笔款项是原告借给两被告的, 还是因先前借款事实的存在, 由原告向两被告返还先前的借款。不管是“借款”还是对借款的“返还”, 均不能否认在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着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能否认本案的款项性质。
其次, 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条”, 能够证明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共同收到了90000元款项的事实, 且542号案 (系第一次起诉的案号) 的庭审笔录中, 被告个人也确认了90000元款项是原告黄某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事实, 而该事实也与原告提供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相印证。
第三,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尽管抗辩认为该90000元款项是“还款”, 而非借款。但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均未能够举证证明原告曾在2008年6、7月份向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借款的事实, 即无法提供所谓的“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 被告公司及被告人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四,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向程某公司“还款”一说, 也不符合常理。程某公司向某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的224号案件 (系指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间已结的诉讼案) 判决, 确认了被告公司一直以来拖欠程某公司数十万元货款的事实。如果两被告抗辩理由成立, 则程某公司无需特地提取90000元现金送至两被告所在地履行“还款”义务, 直接在货款中抵扣即可, 程某公司“还款”行为实为多此一举;且作为程某公司总经理的原告深知:程某公司与被告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合作过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以现金方式付款的先例。因此,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的抗辩理由显然无法成立。
第五, 本案90000元的借款是原告出借给被告个人的, 但被告公司愿意承担共同债务并出具了“收条”, 原告并不排斥被告公司对债务的承担。这符合合同法有关并存的债务承担法律规定。
在该次庭审中, 某法院认为:根据黄某提供的证据材料, 不能证明案涉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当庭对黄某进行释明, 代理律师在征得黄某同意后遂撤回对益某公司的起诉, 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及理由。认为:由于“收条”不能反映双方间的借款关系, 周甲否认借款关系, 周甲收取9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应按不当得利法律属性予以返还。同时代理律师除所提供证据不变外, 对证据的相关证明目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针对黄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理由, 周甲答辩称:收条下的90000元是返还原来的借款, 是有事实依据的, 不是黄某说的不当得利之债, 而且黄某之前也是说借款, 所以本案收条下的款项是归还原来的借款, 出收条时借条不在身边。借条在出具收条后撕掉了。如果是不当得利之债, 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要求驳回黄某的请求。
六、庭审激辩, 终获胜诉
经历法庭释明、原告对诉讼主体的调整及案由的变更, 本案最终争议焦点集中到了以下两点:1、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若构成不当得利, 则黄某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因庭审中的变化并未超过代理律师此前对案件的分析与预判, 故临时根据案件的进展调整了相关代理观点:
焦点一,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原告将9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周甲已得到证实。尽管原告系基于借款的本意向被告交付90000元款项, 但由于被告并不认同双方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 导致原告交付的款项缺乏合法的根据;同时, 被告抗辩认为原告交付的90000元现金, 是对被告的还款, 而被告同样无法就双方之前存在的借贷关系进行有效举证, 故无法证明原告具有还款义务。综合双方的观点, 可以得出的结论为:被告周甲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了90000元的不当利益, 造成了原告黄某损失的事实能够成立, 双方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
焦点二, 原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自原告知道其是“有权向被告主张本案所涉案款的实际权利人”之日起。理由为:原告于2008年11月14日, 是应被告周甲的借款请求交付的90000元个人现金款项, 当被告周甲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时, 原告误以为被告周甲的本意是向程某公司借款 (当时原告正担任程某公司总经理一职) , 而将原告交付款项的行为视同职务行为, 这在当时的原告看来也无不当之处。但现在看来, 正是被告周甲将“收条”出具给了程某公司这一事实, 才导致原告也错误的认为自己履行的职务行为是得到程某公司与周甲认可的。直至发生了此后以程某公司之名向被告益某公司及周甲主张权利的542号案的审结, 原告黄某才得知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职务行为并未成立。造成黄某无法及时主张权利的责任在于被告周甲的误导行为, 原告并不因此丧失诉讼时效利益。
对于本案上述争议焦点, 最终法院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关于焦点一, 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黄某交付周甲90000元的事实明确。至于该部分款项是何种性质, 周甲是否应该返还, 则应根据本案实际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确定, 黄某在本案起诉时认为该部分款项为借款, 在周甲否认为借款并称系黄某归还周甲的借款。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 经向黄某释明后, 黄某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周甲返还。因此, 本案焦点转变为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条为认定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根据该条可知,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受有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和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 根据现有证据, 周甲占有案涉款项及黄某为案涉款项的实际权利人是明确的, 双方发生争议的关键点在于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而对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这一事实涉及到由黄某还是周甲举证证明问题。根据前述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分析, 黄某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 依法应对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无法律依据这一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即黄某需对周甲不存在归还借款或应支付其他款项等债务的事实加以举证。但问题是:黄某对周甲不存在归还借款或应支付其他款项等债务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 要求黄某对其主张未曾发生过的事实举证显然超出了其举证范围和能力。而作为周甲, 其从黄某处受领案涉款项且需持续占有必有其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 或为支付对价, 或为归还款项或赠与等等不一而足。显然, 在受领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上, 周甲较黄某更具举证能力。因此, 在本案中, 本院确定周甲对其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应负举证责任。庭审中, 虽然周甲对其所称的借款、借条及收条等情况作了解释, 但鉴于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周甲所作辩称, 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黄某对周甲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
关于焦点二,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黄某系以借款纠纷起诉, 因周甲否认借款而变更诉由为不当得利。故可确认黄某对案涉款项系不当得利事实的知悉发生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故黄某主张案涉款项不超过诉讼时效。周甲关于黄某以不当得利主张案涉款项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采纳。”
七、本案的思考
借款还是不当得利之争, 在现实中屡屡发生, 各地法院的判决思路也不尽相同。归根结底的原因, 还是在于不当得利制度体系并不完善, 虽在《民法通则》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但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主客观认识。从“法院不得拒绝裁判”[2]司法原则出发, 法院仍应围绕成立“不当得利”四要件即, 一方得利;他方受损;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等, 以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调查。具体到本案, 虽然程某公司曾以“民间借贷”为由就案涉款项主张权利, 在举证能力上确实无法就“借贷”合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 即便是驳回程某公司的实际权利人改为黄某后, 该项“借贷”合意的举证仍无法解决。但法院为防止再诉造成当事人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角度出发, 适时的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是一种正确适用程序规则, 公正而富有效率的应对借款与不当得利两诉交集问题的有效措施[3]。而在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有合法依据举证分配上, 则创造性的运用了“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方法, 从而对本案作出了法律事实的认定, 也即“法官所认定的事实”[4]。故本案的判决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泽鉴.债法原理 (不当得利)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李浩.不当得利与民间借贷的交集[J].清华法学, 2015 (1) .
试论不当得利之“利益” 篇8
不当得利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 是一种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制度, 其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制度的存在具有“取除所受利益功能”。[3]日本学者加藤雅信亦认为不当得利制度有两种职能:一种是不当得利之财货移转职能;另一种是不当得利之财货归属职能。[4]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 通说认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损;该种得利和受损无合法依据。然, 关于“取得利益” (下文简称“得利”) , 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探究, 只有将概念进行透彻的理解, 方能对整个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有更深的理解。本文在此对“利益”之范围及认定的判断进行探讨, 旨在为完善该制度提供依据。
一、财产之利益
不当得利制度之基本元素“得利”, 为该项制度之核心。财产之得利为“得利”之典型。是否有财产的增加是衡量是否有利益的最为直接和基本的方法。一方面由于财产的增减较为明显, 且举证较为容易, 另一方面在寻求利益返还时也有较为合理的参照标准。该“得利”以一般财产权获取经济利益甚为典型, 如买卖合同之订立。
财产上之利益增加可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和消极增加。[5]财产之积极增加是指财产上之权利增强或义务消灭, 使得财产总量增加。例如:财产权或其他财产权益之取得, 如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取得占有;财产权之扩张或效力之加强, 如抵押权次序之提升等。[6]财产之消极增加即应减少财产利益而未减少。[7]如为节省自己之费用而利用他人之劳动力, [8]若误耕他人之田使田之所有权人节省了耕田之费用, [9]即可谓财产之消极增加。
笔者认为, 除了以一般财产权可获取利益外, 以一般人格权之利用而获益也应属于财产之利益, 若未经许可利用他人人格权获得经济之利益亦可构成不当得利。如未经他人许可出卖他人隐私权, 获得的相关经济利益。
财产之得利在实践中具体判断时, 应注意该标准并非就受领人整个财产状态加以抽象计算, 应对行为和利益对应地进行具体化, 特定行为致使特定利益之取得即为得利。[10]若甲乙双方签订某物的买卖合同, 甲须支付价钱且其可享有该物之所有权, 故于整个财产而言为享有利益, 然该买卖行为使甲其取得了该物所有权之特定利益, 即应为得利。此外, 在具体案件中亦应注意其实际利益之动态演变, 笔者认为, 在一审事实审终结之前所得之利益, 都可归于得利之范畴。
二、精神之利益
然值得探讨的是精神上的利益是否涵盖在此得利范围之内。各国民法在阐述不当得利的要件的时候, 都未明确规定该得利是否限于财产之经济利益。然许多学者论述至此, 都将得利进行了限定。如史尚宽先生在阐述不当得利之要件时, 将得利限定为受有财产之利益;[11]梅仲协先生亦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要件之一为财产损益之变动;[12]甚有学者认为, 因非物质之享受不能返还, 故不在得利之范畴。[13]
但笔者认为, 只要有得利, 不论是财产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可以构成。即精神上之不当利益取得亦需返还。理由如下:
首先, 若精神之得利不能以返还原物, 则可以偿还其价额替代之。[14]不当得利案件中, 许多情形也都不能返还原物, 如占有, 但可偿还占有所得价额来弥补, 故有学者因此将其排除在外之理由不能成立。若一人因听完音乐会获得满足感, 然该音乐会之门票为他人之物, 行为人是基于偷盗或者捡拾而得, 此处门票及享受音乐会之过程已不能重来, 而转化为听完行为人听完音乐会的满足感, 这种感觉显然是一种得利, 只是衡量这种利益的物质标准可能是门票的价值。
其次, 虽然精神得利是否获得可能难以判断, 且对于相应价额的确定缺乏合理的操作依据, 然此缺陷并不能否认法律上越发重视的“精神”层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满足, 更加逐渐开始寻求精神的保障, 精神层面已经逐渐受到社会大众的认识。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 法律自应担负起保障精神之责任, 过去缺乏之规定恰是需要完善之处, 不能因为过去没有规定而否认将来有对此规定进行改革之必要。
第三, 利益之范围更适宜采取扩张解释, 对其进行限制不甚妥当。基于该制度保护受损人之初衷, 在衡量是否得利之时, 不应将其内涵外延进行限缩, 因得利的认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损失之认定, 故为更好地确保受损方可得到自身利益之返还, 应对得利进行合理的扩大解释, 即包括精神上之利益, 若从某行为中能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感或者其他利于自身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致使他人无端受损, 则应当将该得利纳入不当得利制度之范畴进行考量。
然, 此处精神得利之成立亦应有其特别注意之处。精神之利益的判断应符合社会通常观念, 以一般正常人之理解构成了得利和受损之情形, 更要从法律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甲想到了一则笑话想找好友乙一同分享, 结果误认丙的背影为乙, 对着其背影夸夸奇谈大说一通, 才发现原来认错人了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该案中, 可认定为丙享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然丙所得之精神利益在社会通常观念中不需给付对价, 所以工人丙所受的利益不需折价返还。也就是他没有得到任何需返还的可用金钱衡量的利益。[15]
亦有学者认为, 对于利益之认定, 很多情况精神利益可以认定为见解的财产上的消极利益 (即应减少财产利益而未减少) , 如在没有支付任何费用或相应足够费用的情况下接受教育或者欣赏音乐会, 获得的精神享受间接地体现为应支出费用而未支出。[16]然笔者认为, 与其将其进行间接认定, 将涉及精神利益之情形予以统一的直接认定也未尝不可, 且统一认定对于体系的完整不能不说更有益处。对比上文关于财产消极增加之案例, 误耕他人之田使田之所有权人节省了耕田之费用, 该处不能说田之所有权人仅享受了精神上田已被耕完之满足感, 更多的应是田已被耕完这一状态, 于所有权人而言, 这应属于一种财产上之利益, 而其所得节省之开支, 是为该利益之对价。而在音乐会案例中, 除去获得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甚难再找出任何在财产上之得利, 故而, 笔者认为两者尤其微妙的差别, 分开认定更为合理。
三、得利与否之判断
现今案件的多样性使得认定有没有得利显得尤为重要和复杂。这个判断不是指根据善意或是恶意来判断返还现存利益还是全部利益, 而是对得利与否本身限定一个范围。即我国《民通意见》第131条虽规定了不当利益之返还范围, 但此处之规定不属于对于究竟得利与否作出之判断。故我国缺少相关的法律依据, 而笔者在此参照比较法之研究, 对不当得利中得利与否经行具体化判断, 亦可为不当利益返还之研究提供依据。
关于财产得利与否的衡量, 可以根据财产本身判断, 因为有财产的存在, 受益方很难对此产生争辩。故对精神上得利等不能物质化的情形的判断成为难点, 对不支持精神得利之返还的学者而言, 亦会考虑到支持该种返还可能造成无限扩大精神利益范围的后果。对此, 英美法系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值得我们借鉴。对这两个标准的讨论和研究不仅是法学理论上的争论, 而且对确定是否得利, 以及完善整个不当得利制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客观标准就是指有正常思维和判断力的理性人对得利与否的判断。该标准中虽对理性人的认识亦会引起分歧, 但该分歧法学界由来已久, 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弥补此缺陷, 因考虑到职业、知识层次、年龄等差异, 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多地采集不同的样本, 对数据进行分析后采多数人之观点。近来, 在英国的判决里几乎都是运用客观标准进行判断, 即法院倾向于先确定被告有了客观得利, 然后再考虑这些得利对被告是否有价值。
主观标准则是受益人自己对得利的判断。当通过客观标准初步认定受益人得利时, 受益人可以通过主观标准对此提出抗辩, 即证明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这种对抗理由通常被称为主观贬值。[17]英国法的判例对该种主观抗辩采取了折衷的办法, 即有限制地采纳该论据。[18]一般情况下, 受益人同样作为理性人, 对于理性人之一般认定应无太多异议, 然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价值之认定会有差异, 故也存在例外情况。如上文所述音乐会之案例, 若其只是拾得了音乐会的门票便放在一边, 并没有去观看音乐会, 也未因此得到任何精神之享受, 此种情况下, 便可以因为没有观看音乐会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提出抗辩。
故而, 通过以客观标准为基础、有限采纳主观标准可以对得利是否存在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四、结束语
不当得利因果关系认定个案化研究 篇9
关键词：不当得利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
1 不当得利的含义及不当得利制度设置的目的
民法规定的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的原因,一方受有利益导致他方受有损害。首先,不当得利的性质是一种事件,其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必要。其次,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最后,一方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是否包括单纯占有本身各学说存在争议),他方受有损害,获得利益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法律并不取缔单纯获利的行为,物尽其用是法律所鼓励的,其前提是物的利用或者说利益的取得不得造成损害他人。不当得利制度设置的目的是基于大众普通自然人的公平理念来调整获利人与受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缔不法原因获利致他人受损害的不公平和不正义。
2 法律因果关系及关于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各种学说
法律因果关系的理论直接根据来自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在借鉴哲学因果关系基础上产生条件说。条件因果关系说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又称事实因果关系说,在法律中评价因果关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具有决定性作用。关于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有:①直接因果关系说,是德国学者最先提出来的,即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②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即获得利益和受有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以直接因果关系为必要。此说又分为以下四种学说:首先,社会观念说,此说认为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成立,应以社会观念来判断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郑玉波认为,不当得利中损失和得益的因果关系,不以基于同一原因事实,所造成的受损受益为限,即使基于两个原因事实,所造成之受益受损,倘于社会观念上,认为有牵连关系者,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1]亦有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由两个原因事实引起受益和受损,但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应认定构成不当得利。[2]其次,必要牵连说,史尚宽先生持此说。[3]如果没有获得利益,他方就不会有损害,即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牵连的因果关系不限于直接的牵连,包括多个事实的介入,但因一事实阻碍不当得利成立者除外。再次,相当因果关系说,损害与收益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时,才可能成立不当得利。此说,将侵权领域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引入不当得利制度中,赋予事实因果关系以价值判断,此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以一般社会观念或社会一般人来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具有相当性。最后,充分因果关系说,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联系。③类型化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德国学者对不当得利的类型进行归类,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因为不当得利的类型的不同,不当得利因果关系认定也存在不同。此说是当前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给付型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以给付来代替因果关系的,要认定其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必须明确界定“给付”的概念。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发生在给付人与被给付人之间,之所以区分不当得利类型不同而认定因果关系,是为保护给付当事人之间的合理信赖。据此,当事实关系中既有给付又存在非给付时,非给付类型的不当得利具有辅助性。非给付不当得利是指获得利益并非由于受损人之给付行为,而是因受益人、第三人的行为、由法律规定或由自然事件所发生。④损益逻辑关联说,该新近发现的学说由我国台湾学者所提出,即客观的判断受有损害与获得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逻辑的充分必要性来代替不当得利的因果关系判断。⑤间接原因排除说,以上四种学说是从正面来说明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存在,间接原因排除说则从反面来说明哪些不存在不当得利因果关系。⑥列举式归因说,此说是欧盟私法一体化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各国不当得利制度差异大,所以采取不完全列举方式提出来的,例如他人将财产无法律原因交付给得利人等。
3 对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各种学说的评析
直接因果关系说的直接性说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什么是直接性无法界定和判断,同时,因果关系的确定不仅具有决定不当得利构成的意义,亦具有确定不当得利债权人的范围的重要意义。[4]因果关系成立的范围太过狭窄,有违社会一般人公平观念,同时同一事实说和直接说均无法解决存在两个事实的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非直接因果关系说法中,社会观念说判断因果关系以一般社会观念来判断,但是什么是一般社会观念?无法去界定,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安定性。牵连关系说,无论受损失与获得利益之间介入多少法律事实,均存在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链条拉得太长,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当得利债权人范围,交易安全与信赖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充分因果关系说中,相当性与充分性也是无法界定的,通常依社会一般观念和社会一般经验来看待,其判断同样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类型化因果关系的判断说中,分为给付型与非给付型因果关系的判断,相同的事实却因为概念不同而作不同的判断,有违不当得利因果关系认定的客观化,同时,这样的区分高度抽象性,社会的一般人难以理解,从而不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损益逻辑关联说,其中受损害与获利益之间是否具有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不可避免的要法官根据生活经验或一般社会观念进行自由裁量,有损法的安定性。间接原因排除说,是从反面采取列举的方式来认定哪些不具有不当得利的因果关系,而列举式归因说是从正面采取列举方式认定哪些具备不当得利因果关系,这两种学说均无法穷尽一切不当得利的案例。
4 个案化认定不当得利因果关系
有关因果关系的各种学说,均有其合理性一面和不足的一面。因此,认定不当得利的因果关系,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适用规则。首先,这需要从不当得利本身的性质和在民法中的地位来分析。文章前面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不当得利本身性质是事件,这决定了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认定的客观性,也是事实因果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其次,不当得利制度设置的目的乃基于自然法思想的公平观念,所以,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认定不能脱离生活的实际。由此可以看出,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公平的价值观念太抽象化和原则化,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需要从法律规范的目的进行限缩与明确。民法大部分具体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依靠公平理念来设置的,在不当得利制度中运用公平的抽象理念时,不能与体现公平的现有民法具体制度相冲突,牺牲具体制度中的公平来实现抽象公平观念,极大损害法律适用的安定性。也就是说,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需要从法规范的价值和目的出发,处理好不当得利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
综上所述,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认定应考虑客观的事实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般社会生活的人基于公平理念(或社会生活的实际)可接受程度以及是否基于法律规范目的而与其他制度相协调,即在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事实性判断基础上,进行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综合各方考虑个案化认定不当得利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4-95.
[2]王利明,郭明瑞,吴汉东.民法新论(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424.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5.
不当得利制度 篇10
一、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鼓励善行, 提倡义举, 弘扬社会道德风尚。罗马法学家彭梵得认为, 当罗马人说债产生于准契约时, 指的正是无因管理。①根据我国民法, 无因管理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对他人进行事务管理或服务的事实行为②。
(一) 构成要件
1.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法定义务如消防员的救火义务, 约定义务如雇保姆看管小孩。行为人履行相关义务不构成无因管理。
2.主观上具有管理他人事物的意思。管理人主观上具备为被管理人利益而管理的认识, 若纯粹为自己的利益, 或将他人事务当作自己事务管理, 不构成无因管理。若管理人兼为自身利益,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则构成无因管理。
3.客观上实施了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有利于避免他人损失而进行的处理、保存、改造行为皆可, 即使管理没有实际效果, 也不影响无因管理的认定。例如台风到来之际加固邻居房屋但终究不敌台风, 也应肯定管理人的无因管理行为。
(二) 管理人权利
1.费用偿还请求权。管理他人事务而支付的合理费用, 如上例加固邻居房屋所付成本和劳务。管理人原则上没有报酬请求权, 但存在悬赏广告的除外。
2.损害赔偿请求权。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中遭受的损害, 如帮邻居救火被烧伤产生的医药费。管理人可向受益人追偿, 但受益人损害不得向管理人索赔。
(三) 管理人义务
管理人在管理行为过程中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 构成不当无因管理, 应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损失。
二、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获得利益, 并使他人受损的事实, 旨在矫正缺乏法律原因的利益变动, 纠正社会经济中利益失衡的现象③。该制度源于罗马法, 盖尤斯曾在《法学阶梯》中认为债的发生产生于契约或私犯④。但并未形成不当得利, 只是就一些特殊情形规定了不当得利返还规则。
(一) 构成要件
1.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原因。实践中, 由于银行失误导致账户上多出款项, 银行对此具有合法占有的依据, 而获益人没有。已过诉讼时效之债, 债权人受领债务人自愿履行的债务不构成不当得利;履行道德义务而给付, 如生父母接受养子女给付的赡养费亦不构成。
2.一方获益。获益是因为一定的实施而导致其财产的增加或不减少⑤, 一般指财产利益, 而身份利益为反射利益, 一方获益不以另一方受损为前提, 故不属不当得利之范畴。
3.一方受损。不当得利中的“受损”应区别侵权中的“损害”, 不当得利制度并非旨在填补损害, 而是纠正欠缺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 并通过剥夺行为人的获益来实现不法行为的功能⑥。一方受损不得自己主动放弃, 如停车场管理员自行为车主洗车后索款, 本质为故意使自己受损而给付, 不属不当得利, 受领人无需返还。
(二) 法律效力
1.原物与孳息。返还不当得利原则上应包括原物与孳息。获益人主观善意, 仅返还现存利益即可。获益人主观恶意, 需返还所受利益, 或以合理对价予以返还。
2.其他收益。例外情况, 获益人将银行合法占有的款项用于投资理财, 获得其他收益。应当扣除相应的劳务管理费用后予以收缴。
三、立法完善
作为我国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制度最基本法律依据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意见》和与其相关的条款内容简略, 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不便, 因而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学者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最后为未来的民法典中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制度提出设计构想。
四、结语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制度在广义的民法学科体系下, 仅是冰山一角, 纵观我国经济建设的瞩目成就, 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 结合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下人口多社会关系复杂的形势, 加强民法对各类社会关系的调整, 坚持以人为本, 统筹兼顾, 以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最终为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保障。
摘要：民法, 乃生民之命, 西方国家将其称之为“市民法”,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 如影随形。
关键词：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 (第五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不当得利请求权效力的法理分析 篇11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这是《民法通则》仅有的一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是“不当利益”。然而, “不当利益”的含义不明确,具体包括哪些对象不清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麻烦。原物,即所受利益的最初形态, 当然是所受利益;但原物所产生的孳息、 在原物中发现的埋藏物、原物因毁损从第三人处取得的保险金或损害赔偿金、 原物出卖后所获的对价、原物与人互易后所得的对价物、受益人对原物的用益利益等是否应当返还,则需要进一步明确。
《德国民法典》 第818条第一款规定:“受领人应返还所获得之收益;受领人基于所取得之权利,或因所取得之标的物灭失、毁损、或侵夺而受赔偿,更有所取得者,并应返还之。”大清民律草案第936条规定:“不当利得之受益人,除归还其所受利益之外,若更有受益,或因不当利得之权利而取得,或因不当利得之物灭失、毁损、侵夺而受赔偿者,均需返还。但因不当利得之利益,其性质不能返还,或受益人因其他事由不能返还者, 需偿还其价格。”民律第二次草案第280条规定:“不当得利之受益人,除返还其所受之利益外,若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者,并应返还。但其性质不能返还,或受益人因其他事由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1条规定“不当得利之受领人,除返还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者,并应返还。但依其利益之性质或其他情形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瑞士债务法、日本民法和我国民法通则一样仅规定应返还不当利益,而没有对不当利益的范围做明确的说明。这两种立法体例, 当然各有优缺点,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前一种立法体例为佳。大清民律草案第936条立法理由指出:“受益人应返还之利益需明示之,以息无益之争。”该理由在现在仍有实际意义。结合我国实际,为司法统一计,未来的中国民法典也应该采用第一种立法例,明确规定受益人应返还的利益为所受之利益及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就现阶段而言,也应该将不当利益解释为受益人所受的利益及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
所受的利益,指受领人因给付或非给付所受利益本身,包括某种权利、物的占有使用、土地登记等直接利益和债务免除等消极利益。所受利益为金钱或无记名有价证券时,依严格形式的看法,受益人所受的利益为特定货币或有价证券的所有权,其应返还的是该货币或有价证券的所有权。但是货币或无记名有价证券是一般等价物,是最一般的种类物, 可以直接认为受益人应当返还的是金钱的价值,而不是特定的货币或有价证券本身。但是如果该货币或有价证券具有特殊的价值或其他人格方面的意义,受益人应返还的是该物本身。
所受的利益是否仅指财产利益呢? 德国实务上有这样一则常被引用的案例:某甲因误认侵害某乙的名誉而书立道歉书。其后认定某甲并未侵害某乙的名誉,某甲依不当得利规定向某乙请求返还该道歉书。德国联邦法院认为该道歉书不具有财产价值而否认了某甲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此项见解甚受批评,学说上多认为基于给付而受利益,不以具有财产价格为必要,均得作为不当得利的客体。除去道歉书的精神意义不论,道歉书本身是一所有权的客体,经某甲的给付行为,某乙获得该物的所有权。后给付原因不存在,某乙应当返还该道歉书的所有权给某甲。只是,在该道歉书无法原物返还的时候,受益人免除价额偿还的义务,因为该道歉书本身没有价值。
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主要指以下三类利益:一是物的用益:包括原物的孳息(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及使用利益(如居住房屋、使用汽车)。二是基于权利的所得:如原物为债权时,其所受的清偿;原物为所有权时,其中发现的埋藏物;电脑福利彩票的中奖。三是原物的代价:如原物因毁损,由第三人取得的损害赔偿或保险金及因被征收而取得的补偿费等。但是受益人以原物为标的,依法律行为而取得的对价,则不属于“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例如,不当得利受领人以受领的金钱购买房屋,或将受领的动产以高于市价出售获利,房屋和所获的价金不属于“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
关于受益人以原物为标的,依法律行为而取得的对价,是否属于“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有两种学说。否定说认为,如上例所示,房屋或高价出售之所得,乃基于受领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而来, 而非直接基于权利人的权利而发生,故受领人只需偿还受领时原物的一般市价,而不及于房屋或高价。肯定说认为, 不当得利的受领人,依其利益的性质或其它情形不能返还的,受益人应偿还其价额。但是所谓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非指所受利益的原形不存在而言,原形虽不存在,而实际上所获得财产总额之增加现尚存在时,不能谓利益已不存在,就上例而言,以原物为手段而换得的房屋或高价,仍不失为受领人所受之利益,受领人仍应付返还之义务。否定说是通说见解,本文从之。肯定说一方面认为原物不能返还或原物无须返还时,受益人应偿还价额;另一方面又认为以原物为手段而取得的房屋或高价,仍不失为受领人所受的利益,将原物返还请求权和价额偿还请求权混淆在一起,使人分不清受益人承担的到底是原物返还责任还是价额偿还责任。据此,下面的案例就很好处理。某甲从某乙处购买烧饼的时候,某乙多找了某甲两元钱,某甲因粗心没有发觉。其后,某甲到旁边的福利彩票发售处,用两元钱购买彩票一张。该彩票后中奖8万元。某乙知道后要求某甲返还8万元。本案中,某乙多找某甲两元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某甲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保有两元钱。因此,某甲所受的两元钱是不当利益。某甲应向某乙返还两元钱没有任何争议。本案的关键是某甲应否向某乙返还中奖所得的8万元。奖券或者说中两万元大奖的机会是受益人付出的两元钱的对价,既不是不当利益的自然孳息也不是不当利益的法定孳息,而是受益人基于法律行为的所得。因此,它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的客体。受益人仅因原物不存在而负的价额偿还义务,即返还受损人两元钱。另外,本案的不当利益是两元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只需价额偿还即为已足。受益人基于自己权利的所得,属于奖券的权利的收益,由受益人即权利人合法享有,受损人对此主张任何权利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有人认为返还原物的义务及于受益人对原物的用益利益。比如在租赁关系终止后承租人继续居住该房屋的情况下,承租人所受的利益(即原物)为相当于节省的租金的费用,受益人应当予以返还。这种主张将受益人对物的使用理解为受益人的消极受益。本文支持王泽鉴教授的主张,认为此种情况下受益人所受利益为对物的使用。如果将这种情况统统理解为消极受益,则会混淆原物返还请求权和价额偿还请求权界限, 使利益的概念难于界定,令人费解。消极受益是指以存在作为义务为前提,受领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免除自身的作为义务,以债务免除为典型。它的特点是在受损人为行为之前,受益人即对他人负有作为义务。付出的劳务、对物的使用等依其性质不能原物返还的,受益人所受利益是所受的劳务、对物的使用。如果将受益人因此而节省的费用理解为消极受益的话,与消极受益的特点不相符合。
综上所述,原物返还请求权的客体包括原物、原物所产生的自然孳息、法定孳息、在原物中发现的隐藏物、原物因毁损从第三人处取得的保险金或损害赔偿金。对原物出卖后所获的对价、原物与人互易后所得的对价物等受益人通过法律行为而取得的权益本身受损人无权主张原物返还,只能基于不当得利发生时的事实情况,向受益人主张价额偿还请求权。受益人对原物的用益利益,因其事实上无法原物返还,受损人只能对受益人主张价额偿还请求权。
二、价额偿还
受益人承担偿还价额义务的要件是受益人所受的利益或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的利益,依其性质或其它情形,不能原物返还。此处原物是指利得人所受利益及更有所取得的实物形式。依其性质不能返还原物的情形包括所受的利益为劳务、物的使用或消费、免除他人的债务等。其它情形主要指:(1)因灭失、被盗或遗失,或物因法律的禁止规定而不能返还。(2)受益人将所受的标的物出售、赠与或与他人之物互易从而出让其所有权。原物部分毁损时,也属于不能原物返还。就该毁损部分,受益人应承担偿还价额义务。受益人对不能原物返还是否有故意或过失不影响价额偿还义务的成立。原物为可代替物时,如书、笔,当不能原物返还时,受益人承担的是价额偿还责任,而非以其它同种类物代替,即不能以物代物。受益人以物代物的,受损人可以拒绝接受,要求受益人偿还价额;受损人接受的,则是双方当事人对债的履行方式的协议变更。
(一)价额计算的标准
价额计算的标准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客观说认为,价额应依客观交易价格定之。主观说认为,价额应以受益人的财产增加额计算,其在财产总额上有所增加的,皆应返还。通说采客观说,本文从之。不当得利人所获得的利益为劳务时,应偿还的“价额”,系为取得该项劳务的相当报酬。消费他人之物时,应偿还该物的市价。在使用他人之物的情形,应偿还的价额为相当的租金。当原物因灭失、被盗或遗失,或物因法律的禁止规定而不能返还时,不当得利人应偿还的价额为该物的市价。至于原物因受益人为法律行为而不能返还的情况,在文末说明。
(二)价额计算的时点
关于应偿还价额计算的时点,学说上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该时点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时;有人认为法院事实审辩论终结时为价额计算的时点;王泽鉴教授认为应以价额偿还义务成立时为准据时点。在原受利益依其性质不能返还的情形,其准据时点与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时相同。在原物因其它事由不能返还的情形,以其不能事由发生(如原物灭失或让售于他人)之时,为准据时点。本文采之,理由是:第一,受益人所应返还的既然是价额,在理论上就应以价额偿还义务成立时为时点。第二,原物在返还义务发生时起至与其不能返还时的增值 (主要指自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应包括在价额偿还请求权之内。第三,如果以法院事实审辩论终结时为价额计算的时点,实际上系以原物在受领人财产的变动为其判断的标准,这是采用主观说作为价额计算的标准的推理结果。而本文在加额计算标准上采用的是客观说。因此不能以法院事实审辩论终结时为价额计算的时点。
(三)受益人的善意还是恶意对价额偿还义务的影响
这里的善意指的是受益人不知道自己的受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恶意指的是受益人知道自己的受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受益人是善意的情况下, 受益人对受损人不承担价额偿还义务, 当然原物因受益人为法律行为而不能返还时是例外。不当得利请求权在受损人主张返还不当利益时成立。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三:一方受利益、一方受损害、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在原物不能返还时,受益人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 受益人不对受损人承担价额偿还义务。 只有受益人是恶意的时候,受益人才对受损人承担价额偿还义务。可见受益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价额偿还义务能否成立影响巨大。实践中还有善意转化成恶意的情况,比如善意受益人在接到受损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后仍不返还的就是一种典型的善意转化为恶意。这种转化的情况可以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处理:在未转化前,受益人只承担原物返还义务而不承担价额偿还义务;在转化后,受益人不仅要承担原物返还义务还要承担价额偿还义务。
(四)原物因受益人为法律行为而不能返还的价额偿还义务的分析
第一,在受益人以原物为标的,通过法律行为取得对价时,受益人应偿还的价额计算。不当得利以原物返还为原则, 在原物不能返还或无须返还的情况下, 受益人应偿还价额。受益人为法律行为而丧失原物所有权的,属于原物不能返还,受益人应承担价额偿还义务。按照上述的价额计算的标准和价额计算的时点,返还的价额应以受益人为法律行为时的市场价格为准加以确定,而与其后该物的存在、灭失、市价变动无关。当然该笔款项存入银行的利息属于本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受益人应予以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