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行政行为（精选7篇）
不当行政行为 篇1
自20世纪90年代行政合理性原则引入我国之后,行政法基本上处于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支配之下,学者们提出的其他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讲都可归入这两个原则之中。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不仅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而且要求行政行为要客观、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但合理性原则并不能包容合法性原则,两者是两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行政不当行为是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但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行为不仅包括行政不当行为,也包括行政违法行为,如滥用职权的行为,这是依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时对自由裁量权违反的程度来区分的。
一、行政不当行为的概念
行政不当行为,有的学者称之为不当行政行为或行政失当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不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的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由于行政事务的广泛、复杂多变,为了适应这一实际情况,且为了调动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政活动的能动作用,必须允许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有灵活机动、便宜行事的权力,必须对其在法定范围和幅度内的自由选择行为有一个容忍的“度”[1]。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个“度”的范围内,自行决定行政行为的方式、程度等,行政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最恰当的行政行为。但行政主体有时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动机,往往违背这个“度”的目的、精神或原则,形成不当的行政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二、行政不当行为的特征
学者们对行政不当行为的法律表现形式各有其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不当在法律上表现为:没有明确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但实质上违反了法律的目的与精神,与法律的目的、基本原则、裁量标准不一致和相关因素考虑不相符合[2]。姜明安教授认为,不适当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3]。德国学者把下列几种情形归于不适当:需要采取比较适当的方法而未予采取的行为;与行政机关部门规章不一致的行政行为;没有很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4]。
不管国内外学者对行政不当的表现形式或作概括的表述,或作具体的表述,对行政不当的总体特征应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参照德国行政法有关行政瑕疵的规定以及国内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行政不当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第一,行政不当以合法性为前提,它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行政不当行为是在遵守合法性原则的前提下,就合理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是行政合法范围内的不当,对于合法范围外的行政不当已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违法行为首先就是对合法性原则的破坏,而行政不当是行政主体在其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所为的行为,因此它本身并不违法。
第二,行政不当虽然是法律许可的,但它是不合理的,它以行政合理性为侵害客体。一个行政行为之所以是行政不当行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违反了合理性原则的要求,即违反了法律赋予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原则和精神,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公正、不适当、不合乎理性。合理性问题只发生在自由裁量行为中,不发生在羁束行为中,这与行政违法不同,行政违法侵害的客体是行政关系的合法性,而合法性问题在两种行为中均可能发生。
第三,行政不当行为是可被救济的行为,不会导致绝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具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从而使其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失效的行为,如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可因被撤销而失去其法律效力,或因变更而部分失效。对于不当的行政行为,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予以救济。
行政不当法律特征的分析,对区分行政不当与行政违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本身即可作为划分两者的标准。此外,对于澄清我国理论界对行政不当行为认识的混乱和实务界对行政不当行为的认定都大有裨益。
三、行政不当行为的分类
根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容以及对自由裁量权违反的程度,可以对行政不当作出不同的分类。根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主体不当、时间不当、地点不当;根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权利赋予不当、义务科以不当;根据违反自由裁量权的程度,可以分为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一般不当行政行为。
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第三种分类,即把行政不当行为分为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和一般行政不当行为,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自由裁量权违反的程度,因此这种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此种分类在笔者看来是最有实际意义的分类方法,因为对明显不当和一般行政不当行为的分类涉及到行政责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怎样才能确定一个行政行为是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如格林法官说,“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丹宁法官说,“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迪普洛克法官说,“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于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5]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有的学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做出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明显不当是指行政的实施违反一般人的理智或违反社会公认的公平规则而使行为明显的不合理、不公正。还有学者则把明显不当的情形作了列举,如方世荣教授认为:“明显不当”一般是指用常人的眼光一看便知其不符合情理,认为“明显不当”主要表现为:责罚不适应,违反比例原则;具体行政行为畸轻畸重,行政处理与实际行为应受的结果相去甚远;一行为受到多次处罚;违反人道主义原则,行政处罚科罚无度,未考虑当事人基本生活保障,影响其生存权等[6]。纵观国内外学者们的各种判断标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社会理性人标准。由于显失公正本身无法找到确切的量和精确的比例,所以,审查者进行显示公正的判断活动实际上是内心世界的精略估计,为防止审查者以违法的自由裁量权干涉行政自由裁量权,各国通常以社会理性人为衡量标准,即行政行为的结果是如此荒唐以至于一个理智的人无法接受的标准[7]。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明显不当的行为还是一般行政不当行为,不能仅靠一个标准,应兼采其他判断标准,在此,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行政相对人的身心承受能力。如行政主体做出了一个行政行为,在常人看来属于一般不当行政行为,但对于某种特定的人或群体来说,可能已经超过其身心承受能力,那么,这个行政行为便不宜看做一般不当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基于某种原因对一个生活确有困难的老人处以50元的罚款,对一般人来说50元的行政处罚算不上什么,但对这个特定的老人来说明显已超过其身心承受能力,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其以后的生活,此时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行为便是明显不当的。明显不当行为的表现形式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至于一般行政不当行为,个人认为是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尽合理注意而又考虑不周所致,它一般不会影响相对人的工作和生活,相对人对此反应正常。一般行政不当行为应包括不正确的行政行为,如打印错误、计算错误、自动化设备出差致使行政行为错误、某些错误的省略等。
四、行政不当行为的效力
有关行政不当行为的效力问题,我们认为,除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外,一般来说与行政责任并无必然联系,一般的不当行为仍具有法律效力,只有明显失去公正合理的不当行为,才因撤销而失去效力或因变更而部分失效。任何有瑕疵的行政行为都应具备法律救济手段,否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充分获得保障。对行政不当的救济可以通过权力机关的“撤销”、行政机关“撤销”和“改变”或司法机关的“变更”来实现。对因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不当行为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的,国家是否应当负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对此并未作具体的规定,但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因行政不当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国家应予赔偿。但国家并不是对一切行政不当所造成的损害都负赔偿责任,对一般的行政不当行为,国家是可以免责的,但对明显不当(包括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国家应当负赔偿责任。
在此,一个特别注意的问题是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归为行政违法行为,与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是都属于可撤销的行为,但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滥用职权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职务权限范围内严重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自由裁量行为,它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从根本上对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的否定。明显不当虽然也是对合理性原则的违反,但其程度远不如滥用职权,它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行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事物。有的学者认为,明显不当或显失公正往往与滥用职权联系在一起,是滥用职权在行为结果上的极端反映。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明显不当(包括显失公正)和滥用职权有各自的判断标准和表现形式,虽然两者都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违反,但它们违反的程度是不同的。前文已经提到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不仅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而且要求行政行为要客观、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因此,违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应然会导致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如果把明显不当作为滥用职权在行为结果上的反映,那么,《行政复议法》就根本没有必要把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并列作为可撤销的情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不当行为违背了合理行政的原则,特别是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势必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加大对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行为监督审查力度,在保证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众形象。
摘要：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不乏对行政不当行为之探讨,但大多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或系统的研究,对不当行为的认识也不一致,还存在着很多误区。深入研究行政不当行为对于行政责任的认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目的而对行政不当的概念、特征以及效力作了分析与探讨,以期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行政不当,明显不当,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石佑启.几种特殊类型的行政侵权责任探讨[J].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4).
[2]吴雷,赵娟,杨解君.行政违法行为判解[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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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建淼.比较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91.
[5]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9.
[6]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28.
[7]朱新力.行政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0.
不要让孩子在不当行为中得利 篇2
Q:我儿子今年5岁,在幼儿园中班。他自尊心很强,又很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有一天,他把幼儿园的图书偷偷带回家,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他说:“妈妈,我再也不这样做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把这本书带了回来。我很生气,他问我:“妈妈,我长大后会不会变成小偷?”他的表现让我很担心。他这样知错不改,我该怎么办?
A:5岁的孩子处于价值自我评价阶段,他们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父母、老师告诉孩子要做好孩子不做坏孩子,孩子就会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好孩子还是坏孩子。3～5岁是自我意识的萌芽阶段,孩子喜欢想象自己属于哪一类孩子,但他们并没有判断的标准和能力。他们不能抽象地判断未曾做过的事是好是坏,必须尝试着做,并通过父母、老师、同伴的语言评价去获得判断。不让5岁的孩子犯一些被大人看起来很明显的错误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是在错误中成长。
你面对把书带回家的孩子,不妨这样来改变孩子的行为。你可以说:“老师是不允许把书拿回家来看的(不是想占有,而是想继续阅读)。你要把书还回去,明天在幼儿园里继续读。”母亲可以收起书,第二天上幼儿园时让孩子把书带着,并微笑着让孩子当着自己的面把书还给老师,及时给予表扬;还要告诉孩子放学后妈妈想听他讲书中的故事,看他是否把书看完了。这样,既让孩子自己承担责任,又帮助孩子从错误中获益。一定要避免说孩子错了,更不能使用“偷”这个字眼。要说“不怎么好”或“这样不太好”,隐含一种委婉的责备。首先把孩子的行为导向一个良好的动机,而非一种糟糕的动机,使他好的意愿被强化;二是要在孩子改变的过程中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表扬,让孩子觉得虽然自己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但妈妈还是爱自己的。
最让我担忧的是,如果在孩子用不当行为获得利益的时候,家长只是简单地批评,却允许孩子拥有它,那么结果会是非常糟糕的。
编辑 牛淑娟◎
书比情人好
1977年是特殊的一年,很多评论家称它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那一年冬天,在高考制度中断11年后,570万考生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走进了阔别已久的高考考场,最终诞生了“我们七七级”。七七级大概是有史以来年龄最为参差不齐的一级了,最大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突发的政治危机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而后一等就是漫长的10多年;年轻一点的,也都进工厂做过工,下乡务过农,参军当过兵……在他们身上,有积聚了太久的希望,有压抑了太久的梦想。他们从农场、工厂、中学各行各业进入大学校园,穿着破旧的衣衫,带着泥土的气息,成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所以,《我们七七级》这本书,记载的是艰辛与坎坷,代表的是光荣与梦想。它以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文章为主体,师生共同回顾了高校生活对他们命运的改变,以饱满的激情书写了各自的人生经历。这不是一级学生的回忆录,这是一代人的生命写照。
顺便说一句,你知道主编“佟雪”是谁吗?这部大作是山东大学七七级教授和学生的合力的心血,谁也不愿专美,于是便有了这个史无前例,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主编——“同学”,取其谐音“佟雪”。他们无瑕的情谊,将被这个名字,永远地记录在封皮上。
教师不当教育行为探析 篇3
关键词：教师,不当教育行为,心理健康
中小学生的心理还没有发育成熟, 自身的心理调节能力普遍较弱, 若受到外界环境中的不良刺激则往往会出现心理问题。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如果采用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不当, 比如语言暴力、体罚或变相体罚、歧视、冷漠等, 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小学生造成心理伤害, 导致中小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害怕教师, 或者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等, 最终演变为师源性心理问题。
1 导致教师不当教育行为的原因
1.1 教师错误的教育观念
“师道尊严”、“严师出高徒”等传统教育观念在部分教师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教师必然会对中小学生采取以批评为主的教育方法, 或用简单粗暴的惩罚方式代替帮助与引导。很多教师认为, 严厉批评和惩罚是为了让中小学生对所犯的错误有更深刻的印象, 这样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教师严厉批评和惩罚中小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但其结果会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斯波尔丁研究发现, 教师采用惩罚手段会增加中小学生的焦虑感。华尔伯格和安德森在对美国高中生的研究中发现, 教师教育中的专断行为会使中小学生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使中小学生对教师产生反感, 并且学习积极性下降。教师长期采用以严厉批评和惩罚为主的教育方法, 就会使中小学生在活动和人际交往中退缩、不合群、孤僻, 甚至敌对, 造成社会适应不良, 同时还会造成中小学生在校园生活中较少体验到成功感、喜悦感, 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甚至感到学习是痛苦的事情。
中职教育阶段仍然是中小学生自我概念发展的重要时期, 他们的自我评价主要还是他评, 主要是通过教师、父母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形成对自我的看法。教师以批评和惩罚为主的教育方法给中小学生的是消极的评价, 经常性的消极评价必然会导致中小学生也消极地看待自己, 从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 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方法应以赏识和激励等积极的评价为主, 要让中小学生感受到校园生活和学习的快乐, 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和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1.2 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技能
长期以来我国只注重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而忽略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近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中职学校的教师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系统学习, 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1.2.1 缺乏对中小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不少教师会用成人的行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中小学生。如教师要求中小学生在45分钟的一节课中自始至终保持注意力集中。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 注意的稳定性是随神经系统的不断发育而逐步增强的。7~10岁中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约20分钟, 10~12岁约25分钟, 12岁以上约为30分钟。许多教师还会从成人的角度主观地推测中小学生的行为动机, 把自己的想法当作中小学生的想法, 并且不容中小学生为自己辩护。实际上, 在很多场合, 中小学生与成人的想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教师主观地推测中小学生的动机难免会委屈和冤枉某些中小学生。中小学生进入青春期以后, 由于身体的迅速发育和性成熟, 他们在外表越来越接近成人的同时, 心理上也要求别人把他们当作成人看待, 以成人的标准评价他们。如果教师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往往会使中小学生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1.2.2 缺乏心理卫生知识
许多教师对心理健康的概念模糊, 对中小学生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难以鉴别, 常常把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与思想品德问题混为一谈。比如心理学研究表明, 中小学生写字太慢、作业拖拖拉拉大多是由于其感觉统合失调造成的, 属于心理障碍, 而大部分教师认为是中小学生太懒惰的缘故。对于中小学生厌学这样的心理问题, 很多教师简单地认为是中小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是思想问题, 结果不厌其烦地对厌学的中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论证他们思想上的错误, 并对中小学生的所谓错误思想进行分析与批判, 责令改正。对于中小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退缩行为, 大部分教师都会认为是其性格内向。对于中小学生的攻击行为, 很多教师会认定他们的道德品行太差。由于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缺乏, 在教育教学中只注重中小学生的品行问题, 而忽视了其焦虑、孤独、沮丧、抑郁等异常的心理和行为, 同时也忽视了其表现出来的自卑、敏感、依赖等异常的人格。这样必然会导致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恰当的疏解, 从而影响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1.3 教师自身存在心理问题
近几年对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 教师群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存在心理问题, 教师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化以及偏执倾向比一般人群高。造成教师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 一是教师存在着较多的角色冲突。当前社会把教师宣传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要求教师成为下一代的榜样与楷模, 而无法接受教师作为“凡人”的一些表现, 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心理压力。教师在教学与中小学生的管理工作中, 既要作为知识的传播者, 又要作为管理者、引导者, 还要作为中小学生的贴心人, 充当在校中小学生的监护人, 多重角色的存在, 致使教师比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产生心理问题。二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在横向对比中偏低。这很容易使教师产生失落感和自卑感。教师的工作环境具有相对封闭性, 在职务升迁、外出考察学习等方面机会较少, 这些也会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及心理状态。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讲, 由于学校仍保留着传统的管理体制模式, 官僚主义严重, 许多领导只对上级负责而很少对下级负责, 在处理与教师利益有关的事情时往往有失公平与公正, 给教师带来了严重的挫折感。当然, 也有一些教师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个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比如人格异常, 自身修养低, 不注重学习提高等。教师在中小学生的心目中是权威和榜样, 教师的行为方式、情绪状态、人格特征等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教师自身心理问题所导致的教师不当教育行为会直接危害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比如, 教师情绪烦躁、教育行为粗暴就会使中小学生惶惑不安, 自尊心、自信心就会受到伤害, 产生过度焦虑、压抑心理或者抗拒、逆反心理, 并很容易导致中小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和进取心, 产生厌学情绪, 从而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人格、情感的健康发展。
2 减少教师不当教育行为的对策
2.1 开展全体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要避免教师不当教育行为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 当务之急是开展对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提高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应用心理健康知识的意识和能力。当前学校一般都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工作放在加强中小学生心理辅导和辅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上, 而忽略了对全体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对全体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时应该突出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概念与理论。包括心理健康标准, 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健康与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等理论知识。二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方面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中小学生认知发展和个性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小学生各种认知能力和良好人格的培养途径与方法, 中小学生在发展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等。三是教师心理健康与保健。包括教师应如何完善自我, 应如何缓解职业压力, 应如何处理学校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如何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等。四是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应用到学科教学中的方法和技巧。包括教师如何在课堂中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如何分析在教学过程中中小学生反馈的心理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心理诱导等。
2.2 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科学的教师评价制度是规范教师教育行为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教师评价制度比较抽象、简单, 或以成绩论优劣, 或以功绩评好坏。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校应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制订教师评价制度。在评价主体上应实行多元化。传统的教师评价主体主要是领导和同事, 甚至连中小学生都排除在外, 这样做是相当不恰当的。教师工作的直接对象是中小学生, 并且其工作的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因此教师的评价主体一定要包括中小学生、家长, 甚至社区等。在评价内容上应该多方面结合。除传统的教学态度、教学成绩、班主任工作之外, 还可以包括社会活动情况, 自身的形象和素养, 与中小学生、家长、同事的关系等。教师的教育活动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 还包括人格力量的影响与传播, 因此在具体评价指标上应具体化与抽象化相结合, 避免走极端。既不能全凭领导的个人印象来判定教师好坏, 也不能对教师的所有行为实行量化;既要有客观标准, 也要把教师放在某一环境中对其进行定性评判。在评价形式上应该坚持多样性。除了各项成绩的统计指标外, 还应该采取听课、中小学生访谈、教师自评、问卷调查等形式。当然, 在对教师的评价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教师的个性差异, 具有不同教学风格和方法的教师应该得到鼓励。鼓励教师的个性化教育教学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创建学校的教学特色。总之, 只有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才能加强对教师的监督和规范教师的教育行为, 促进教师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 不断地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2.3 学校内部管理要引进竞争机制
要减少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 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学校怎样才能调动教师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呢?根据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看, 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有力手段。同样, 只有在学校管理中引进竞争机制, 形成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 才能有效地激发教师的进取心, 调动教师调整自我、自觉规范自身教育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竞争机制只是一个抽象的、综合性的概念, 它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整合。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公平体系、评价体系、激励体系、竞争体系、培训体系等来支撑。所以, 要使教师之间的竞争转化为教师发展的动力, 就要保证做到公正、公平。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具有个体特性的, 而每名教师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 因此应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专业能力的教师进行级别与层次的划分, 区别对待, 避免公平标准过于简单。学校可以通过教学比赛、定期听课评审等形式来展开教师之间的竞争, 通过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而激励是竞争的推进器。激励其实就是利益, 凡是有竞争力的教师都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应单单是物质的, 还应该包括精神上的以及各种发展机会。评价是竞争的依据。学校只有不断地完善各项评价制度, 才能对教师的专业化能力做出公正的评判, 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使竞争机制真正起到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作用。
2.4 推进教师专业化建设
教师职业从经验化、随意化到专业化, 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 教师专业化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 社会要求教师不仅是有知识的人, 还要是有道德、有理想、有专业追求的人;不仅应该是学科的专家, 还应该是教育的专家。从本质上讲, 教师专业化就是要实现教师现代化,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专业化的实现, 既要有科学的理念支撑, 也需要国家、学校、教师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制度包括教师职业准入、从业管理、专业发展、教育机构认证、教师资质认证等各方面。我国教师专业化尚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如对教师专业化的认识问题, 相关制度的建设问题, 教育投入和教育机构的建设问题。只有认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保障教师队伍管理的科学和规范, 保证教师队伍的高质量, 推进教师专业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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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行政行为 篇4
[关键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不当教学行为矫正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00060
阅读教学课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课型，是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在高中英语阅读课上，英语教师的不当教学行为已经成为制约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质量的重要障碍，也是学生缺乏阅读动机、消极应付教师，甚至对教师教学产生抵触情绪的主要原因。本文描述了英语教师在高中阅读教学中常见的不当行为，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矫正策略。
一、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课常见不当教学行为
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中，英语教师不当的教学行为屡见不鲜。其一，轻阅读分析，重知识讲解。课堂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高中英语阅读课，阅读理解活动设计很少，重点放在语言点的讲解上，阅读课变成了语言知识讲解课，学生阅读能力得不到有效训练。其二，轻深层挖掘，重浅层理解。有的英语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突出逐句理解字词含义，进行文本翻译，很少触及深度理解阅读文本、分析文脉结构，学生主动参与少，课堂气氛沉闷。其三，轻策略指导，重教学形式。有的英语教师把阅读教学过程简单地划分为Lead in、Fast reading、Detailed reading和Discussion四个环节。通常每环节设计寻找大意、细节信息的问答题，最后开展一个与阅读文本话题有关的讨论，阅读策略指导重视不够，课堂教学效益不高。
二、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课常见不当教学行为的成因
教学理念决定教学行为。笔者通过课堂观察、评课讨论、个别访谈等方式，发现了部分高中英语阅读课常见不当教学行为的成因，现简要归纳概括如下：不明确课程标准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具体要求，阅读教学比较随意；了解课标对英语阅读教学的要求，但过于急功近利，认为与其花时间让学生分析、阅读、欣赏文本，缓慢提升阅读能力，还不如让学生强化记忆文中的重点词汇、句子来得更立竿见影；缺乏有效的阅读教学理论和策略，不知如何科学设计教学流程，有效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三、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课常见不当教学行为的矫正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激活图式。高中英语阅读课上，英语教师若仅重视语言知识灌输，必然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因此，在高中英语阅读课的导入环节，笔者常利用与话题相关的图片、音频或视频创设相关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激活学生已有图式，构建新旧知识的联系。例如，在进行牛津高中英语M8 U1 Reading “Appreciating literature”教学时，笔者在导入阶段设计了Quiz这个环节，即通过图片和问题检测学生对文学的了解。Quiz的内容有莎士比亚剧作名称、主要人物，著名诗人和诗歌作品，中外小说名家及其作品等文学常识。在实施该环节过程中，笔者采用小组竞赛的方式。然后，通过简练的语言巧妙地提问，将教学自然过渡到文本的阅读，为组织学生全面参与阅读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2.任务驱动，整合输出，提升能力。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任务型教学法，让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learning English by using it），这是符合语言习得规律的。例如，在进行M9 U4 Project “The White Horse Temple”的教学时，笔者先指导学生阅读文本，熟悉描写历史名胜的相关词汇、句型，掌握描写历史名胜的写作框架，然后让学生完成任务——向到家乡访问的来宾介绍本地名胜狼山广教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教材文本阅读，懂得从名胜的地理位置（location）、背后的故事（story）、寺庙的结构（structure）、寺庙的功能（function）、寺庙的维修与扩建（repairs and extensions）和寺庙的保护（protection）等方面运用所学词汇、句型完成写作任务，以读促写、有效输出，整体提升了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3.自我反思，自主探究，自觉改进。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不当教学行为的矫正离不开英语教师自我反思、自主探究和自觉改进。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录音录像设备记录自己的课堂教学，通过回放课堂实录重点观察：教学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教学设计是否科学，技能训练是否扎实，策略指导是否到位等。这样有利于集中精力，发现问题，各个击破。英语教师还要养成课后反思的习惯，及时记录反思内容，整理成文，形成系列。这不仅有助于英语教师积累大量鲜活的案例、素材，而且能激发教师研究的兴趣，让教师实现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再到研究如何教、如何有效甚至高效地教的转变，成为语言教学的研究者。
总之，英语阅读课是高中学生英语语言输入的主要渠道之一，高中英语教师必须熟悉课程标准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要求，掌握必要的阅读教学策略，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学校也要加强对集体备课的管理，通过“优秀课例”的典型示范、同伴互助和英语教师自我反思三位一体，促进英语教师专业成长，打造高效英语阅读课堂，切实提升高中生英语阅读能力。
民事诉讼不当证明行为之研究 篇5
在证明行为如此被重视的情况下, 不当证明行为的现实也不期而至, 并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
(一) 逃避债务型
诉讼参与人通过故意采取编造事实、伪造证据等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从而达到逃避债务之目的。如申请人甲与被执行人乙公司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的账户后, 接到了黎某等四个申请人根据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乙公司所欠的40万元的工人工资, 法院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本案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意图通过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恶意参与执行分配, 稀释债权, 从而达到部分逃避债务之目的。
(二) 侵占他人财产型
行为人通过不当证明行为提起诉讼, 意图凭借法院之判决书、调解书侵占他人财产。如: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 就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不当证明行为方式, 侵占龚如心的遗产。后来经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陈振聪败诉。
(三) 转移财产债权型
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多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财产, 与他人串通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提起诉讼转移财产, 如2012年10月, 张某以赵某及其妻王某为被告, 以有赵某签名的5张借条为据, 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张某和赵某通过不当证明行为串通提起虚假诉讼, 目的是使赵某能在日后的离婚诉讼中多分些共同财产。
(四) 规避法律型
规避法律指当事人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实施不当证明行为, 意图钻法律程序空子。如夫妻双方通过虚构事实等不当证明行为假离婚, 以达到拆迁补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处罚、骗取第二套福利性住房等目的。违章建筑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通过诉讼取得合法地位。
二、不当证明行为机理之考量
(一) 不当证明行为之涵义
通过上述案例, 不难发现不当证明行为通常具有表象的合法性;当事人的通谋性、趋利性;证明行为的便易性;案件领域的集中性等特点。究竟该如何对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界定呢?当前学术界尚无完备之论述的前提下, 对民事诉讼中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研究, 运用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证明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必然产生的一种特殊活动和思维过程, (1) 是思维活动与诉讼行为的统一, 其目的是说服法官做出对己有利的事实判定, 从而追求有利的诉讼后果。证明对外表现出来就是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明行为。
证明行为是诉讼活动的核心, 证明行为的成功与否事关诉讼的成败。对其合理的界定事关重要。我们认为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向审判机关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积极主动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的行为。这里讲的证明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是一种诚信诉讼的行为, 是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反观证明行为, 从逻辑解释的维度来讲, 不当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证据之内容不真实、收集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不当证明行为不仅是一种违背诚信的行为, 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其必须予以严厉制裁, 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切实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才能切实构建诚信社会。
综上, 我们认为, 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 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内容不真实之证据、收集证据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二) 不当证明行为之类型
根据不当证明行为的内涵, 我们将不当证明行为划分为三大类:
1. 提供证据内容不真实的行为
(1) 一方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 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 往往会有自己伪造、变造或者指使他人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如在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中, 陈振聪就是企图通过伪造遗嘱的行为达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
(2) 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司法实践中, 这种类型较上一类型常见, 其操作方式主要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提供虚假证据, 通过调解或者仲裁迅速达成协议, 然后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自己主动履行, 从而达到行为人的不法目的。报纸等媒体常见的“假讨债”、“假离婚”、“假倒闭”企图逃避债务等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案件就是这种类型的真实写照。
2. 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我国对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不当证明行为的一种法律的否认。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 收集证据采用刑事违法行为的。比如采取抢劫、盗窃、抢夺、侵犯他人住宅等暴力方式取证的等。 (2) 收集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行为。比如在他人住房安装窃听器、摄像机等等。 (3) 收集证据采用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收集证据违反国家保密法、违反公序良俗、采用有伤风化的行为等也属这类情形。
3. 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所谓证明妨害是指, “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中通过其特定行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公平地利用证据, 而导致对该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利裁判后果的情形。” (2) 证明妨害这种不当证明行为在民事诉讼上的蔓延趋势令人触目惊心, 已经成了当代民事诉讼的悲哀。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做了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的认定主要考虑以下要件: (1) 主体要件:既可以是诉讼当事人, 也可以是受当事人控制或者支配的诉讼外第三人; (2) 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 (3) 客体要件:仅限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4) 客观要件:存在某种证明协助义务、存在特定的证明妨碍行为、受妨碍的证据或证据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导致对被妨碍人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果关系的形成。
(三) 不当证明行为之性质
证明行为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证明行为对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民事纷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不当证明行为, 违背了证明行为创制的宗旨, 严重背离了司法的正当性目的要求。从宏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浪费了司法资源。从微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扰乱了诉讼秩序。简言之, 不当证明行为具有非正当性和侵权性。
三、不当证明行为规制之考究
对不当证明行为的规制已经刻不容缓,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以理想主义路径为目标, 走现实主义的进路。
(一) 现实主义进路
所谓现实主义路径, 在当下的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实操的路径。
1. 在考核指标中增设查证不当证明行为案件数
法院绩效管理不能让指标主导一切, 应该以司法为民的实际工作为根本。在现行法院考核指标继续适用的情况下,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在法院的考核指标中有所体现, 这样就可以避免部分经办法官为了追求其完美的考核数据而不愿、不敢、不去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建立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机制
这个机制实质上就是强化法院主动审查职权, 尤其是对三方诉讼和群体诉讼, 法院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1) 立案时:严审查, 减少不当证明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如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 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并告知立案人相应法律后果。在七天期间内不能查实, 先立案并对有关嫌疑予以记载, 随案移送业务庭, 以引起业务庭审判人员的注意。
(2) 立案后: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对立案庭移送的或审理中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的案件, 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经办法官在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对不当证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 对此案的一些异常情况要记录在卷。
(3) 判决前:中止审理和及时报告制度。经办法官对不当证明行为能够心里形成确信, 要认定还需要查证。此时应允许经办法官裁定中止案件的审理, 并将案件提交本院审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由审判委员会授权有关机构进入不当证明行为的查证程序。
3. 理顺不当证明行为的处罚机制
对查证的不当证明行为, 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目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112、113条的规定对其予以拘留、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要注意拘留、罚款和构成犯罪处罚之间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对此做了部分规定。
(二) 理想主义路径
所谓理想主义路径, 就是在实体上能够完善预防和打击不当证明行为的路径。从法律上来讲, 理想主义路径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
1. 完善刑事立法
不当证明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其“情形的严重”不仅仅在于它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它敢于在法官眼皮子底下、在庄严的法庭上极具蔑视性地从事违法活动, 将法庭作为违法活动的“舞台”, 将法官当作“傻瓜”玩弄于股掌之间, 将司法权变成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时候, 它侵害的就不是一般的司法秩序, 而是整个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因此, 不当证明行为对司法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制度性的, 是最为恶毒的伤害。
虽然, 不当证明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 但其危害性较之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罪等妨害司法的犯罪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完全存在实施刑事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更具伪证罪的行为特征。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仅对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行为进行了定罪量刑, 对民事诉讼领域的妨害司法行为未作明文规定。而刑法的“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刑法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适用, 使不当证明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犯罪。 (3)
为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我们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 使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严重违法行为能够以伪证罪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或者, 直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不当证明行为罪, 专门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构建不当证明行为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不当证明行为实质就是利用不当证明行为桥接诉讼程序进行违法活动, 不当证明行为者通过各种违法手段, 以合法外衣之表象行不法行为之实, 诱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形式上加害人是法院, 实质上是不当证明行为者借用法院之力量,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因此不当证明行为者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 造成他人损害, 因果关系清楚。上述情形完全符合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因此立法上完全可行。不当证明行为民事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将这种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以畅通受害人的索赔渠道, 让不当证明行为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是很有必要的。在制度设计上, 我们建议对于不当证明行为人适用的不仅仅是补偿性赔偿, 可以选择性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的不当证明行为实施补偿性的赔偿, 对于那些行为人不仅出于故意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 就对其实施惩罚性赔偿, 除了让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 还将对其进行处以重罚以防止将来重犯, 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
摘要：证明行为是法治社会中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 一些恶意当事人利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相关规定的缺失, 异化证明行为的功能, 把法律视为侵权方法, 把不当证明行为当做侵权手段, 把法院作为侵权工具。运用不当证明行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 是恶性程度相当高的不法行为, 必须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
关键词：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救济机制
注释
1本文是从化法院课题组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1 在我国, “证明”这个概念较之“证据”而言尚属新型范畴, 在职权主义模式中, 法官往往借助证据来查明事实, 对案件事实的揭明似乎仅是裁判权行使主体的单向事务, 而与诉讼的利益攸关者不发生直接关联, 这种模式查明事实的方法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 因而不能适应现代诉讼机制的构建需要.随着当事人主义的日益臻于完善, “证明”这个概念日显重要, 并逐步形成一个制度性体系.
32 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不当行政行为 篇6
【案例】2014 年12 月29 日, 由于包工头张某携带从建设单位结算到的全部工资, 和“小三”跑得无影无踪, 曹某等3 人见自己辛辛苦苦一年的工资转眼成了泡影, 一气之下, 他们强行搬入张某家居住, 以期逼迫张某家人找到张某或代为付清工资。张某家人曾多次拒绝并要求3 人搬出, 但3 人却一再不予理睬。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20天后, 3 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不久, 法院也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判处他们一年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难道只是为了索回自己工资, 也真的会构成犯罪?”直到手持判决书, 3人似乎仍然觉得无辜。
【点评】 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也指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与之对应, 曹某等3 人具备了该罪的构成要件:一方面, 尽管张某拖欠工资属实, 携款潜逃也已导致3 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但即便如此, 3 人也只能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来维权, 而不得以非法方式“以毒攻毒”。另一方面, 3 人属于未经张某家人同意, 强行进入住宅, 甚至不顾张某家人的多次要求而拒绝搬出, 时间达20 天之久。
误以为老板逃薪, “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
【案例】2015 年1 月3 日, 因他人拖欠货款, 使得公司资金运转出现困难, 以至于一时难于付清所欠员工工资, 老板林某遂外出筹款。不料, 员工李某却不顾相关人员的一再解释, 坚持认为林某是故意逃薪, 并固执己见地在网络上发起了对林某的“人肉搜索”, 不仅先后公布了林某的籍贯、家庭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 甚至还上传了林某的照片。此举不仅给公司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给林某的生活带来了干扰, 名誉、精神也受到一定伤害。林某曾要求李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而李某以自己只是不明真相, 导致误会为由拒绝。
【点评】李某必须承担侵权责任。隐私是指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 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等。公民的籍贯、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当属其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 造成他人损害, 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 李某恶意发起“人肉搜索”, 公布林某的相关信息, 给林某带来伤害, 明显侵犯隐私权。
索要工资无结果, 偷单位财物抵偿也属盗窃
【案例】2014 年, 黄某等5 人所在的公司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销路阻塞, 产品大量积压, 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连锁反应。时至2015 年1 月11 日, 急需领取工资回家过年, 却又希望渺茫的5 人, 将主意打到公司的原材料上。5 人利用风高夜黑、夜深人静之际, 悄悄撬开公司仓库, 搬走价值9 万余元的原材料, 然后低价抛售, 从中获利3 万余元。直到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处刑罚, 5 人仍疑惑不解:“我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 收回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即属于自我救助, 要说也只能是方法或手段存在错误, 怎么会扯上犯罪?”
不当行政行为 篇7
生活安宁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正常生活所享有的不受他人干扰、妨碍的权利。生活安宁权是自然人在人文社会中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也是保护自然人身体和心灵健康以及保障生活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无论是对公众人物或是普通大众而言都有保持私人生活不被非法干扰,维持个人生活安宁与祥和的权利。王利明教授认为生活安宁权主要包括排除对私人正常生活的骚扰、禁止非法侵入私人空间和对个人自主决定的妨碍三方面的内容。在媒体不当采访行为导致的对公民生活安宁权的侵犯最主要体现在对私人正常生活的骚扰和非法侵入私人空间。
二、媒体不当采访行为对公民生活安宁权的侵犯
(一)媒体不当采访行为对公众人物生活安宁权的侵犯
2015年1月16日,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于深圳病逝。对于姚贝娜事件无论是新闻界或是社会公众都关注于三名记者为抢独家新闻伪装成医护人员潜入太平间拍摄的行为引发的媒介道德问题与侵权问题。从姚贝娜事件整体来看,媒体不当采访行为不仅表现在记者伪装成医护人员潜入太平间的侵权行为,还表现在新闻从业者在姚贝娜逝世前的蹲守行为,也严重侵犯了姚贝娜的生活安宁权。具体来说,姚贝娜在逝世前,病房门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那里蹲守,等候着姚贝娜的死亡,以追求对该新闻事件的首发。在具有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中,人人都享有获得个人生活安宁的权利。对姚贝娜及其家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姚贝娜在逝世前能拥有最后时刻的安宁,而记者的不当采访行为不仅不尊重逝者的生命,违背了公共利益至上的媒介伦理道德,更侵犯了姚贝娜离世前所该享有的生活的安宁、不被非法打扰的生活安宁权。与此同时,记者的过度报道也对姚贝娜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
此外,姚贝娜病世后,记者进入太平间进行偷拍,亦严重违背了新闻职业伦理。首先,记者的偷拍行为一般都是被禁止的,并且在此事件中的偷拍行为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只是为了追求独家报道,即为了经济利益而为之。这不仅是对逝者及其家人的不尊重,使逝者的亲人更为痛苦,同时也侵犯了其家属在此悲痛时刻生活安宁的权利。虽然新闻的价值要求新闻具有时效性、接近性和重要性等,但是追求新闻自由与新闻价值的同时,必须尊重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不能以侵犯受害人的权利为代价。
(二)媒体不当采访行为对民众生活安宁权的侵犯
2011年10月22日发生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媒介关注度持续升高。与此同时,媒体对此事件狂轰滥炸式的报道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深刻地体现了媒体的道德缺失。案发后,一些媒体不仅在新闻报道上为了追求吸引力,采用带有侮辱性色猜的新闻标题。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些新闻媒体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味地迎合公众的窥探欲,弃新闻的伦理道德于不顾,在受害人极其痛苦的情况下,闯入被害人的私人生活空间,进行强行、轰炸式的访问,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向受害人询问事情的经过。最终使得受害人更是痛苦不堪,侵犯了受害人的隐私权,严重破坏了被害人的生活安宁,使受害人无法拥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和时间来医治心灵的创伤。此外,在当今高度发达的媒介型社会,各大传媒对于某信息无节制的报道和影像呈现对媒介信息接受者的心理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投射了社会不安宁因素过多的社会印象,媒介道德无处可寻,也变向侵扰了作为受众的生活安宁权。
三、媒体侵犯公民生活安宁权的解决路径
法治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公民权利的维护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生活安宁权作为公民人格权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侵犯公民生活安宁权的解决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在法律上更加确立生活安宁权的地位,赋予其更多的法律上的保护。其次,要完善新闻法规,以明确媒体具体的权利范围、建立新闻媒体人的伦理规范准则并具体确立媒体侵害公民生活安宁权的责任承担问题,为受害人提供有力的保护。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媒体不当采访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活安宁权,着眼于在日常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维护公民的生活安宁权,成为媒介参与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发力点。再次,要提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在新闻实践中平衡好职业冲动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增强新闻媒体从业者社会责任感,加强其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护,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结语
总之,对于媒体不当采访行为导致的侵权现象的发生,在确立生活安宁权、完善新闻法规和提高职业道德的同时,也需要在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进行平衡。在新闻媒介日常的新闻实践工作中培育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制意识,树立法治观念,以法律为保障来夯实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保障公民生活安宁的权利不被媒介的不当采访行为所干扰、侵犯。
摘要：法治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公民生活安宁权的保护被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一些法学学者提出将生活安宁权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独立出来进行法律保护。而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媒体在倡导新闻自由和追求独家新闻的同时,也伴随着由于媒体的不当采访行为而产生侵犯公民生活安宁权的现象。本文基于对媒体侵犯公民生活安宁权相关案例的分析,对媒体的不当采访行为导致的对生活安宁权的侵犯进行研究分析,倡导对公民生活安宁权予以更多重视的同时,提升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水平,完善新闻法规,平衡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履行媒体服务公众的天职。
关键词：媒体,生活安宁权,媒介道德,侵犯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9辑[M].法律出版社,2014
[2]朱青.场域视野下的新闻伦理——以姚贝娜遗体偷拍事件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