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共8篇）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1
一、创业投资的基本认识
创业投资又称风险投资, 是一种向处在发展阶段、具有高成长潜质的企业投入权益资本, 并为之提供创业管理等增值服务, 以期通过该企业发展和资本增值获取高额收益的资本运营方式。其特征是:投资对象一般是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创业企业;采用权益资本而非借贷资本, 在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间建立起适应创业企业内在需要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机制;投资者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金, 而且提供技术咨询、管理经验、市场营销甚至员工培训等经营服务, 主动参与管理;对退出机制要求较高。
创业投资是一种支持创业活动的金融投资制度创新, 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出现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融资方式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为最需要资金但又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创业投资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 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尤以提供高新技术产品、创新服务模式的中小企业最为突出。
二、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创业投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1998年以前。1985年3月, 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拉开了我国创业投资的序幕, 资金来源为政府出资。1985年9月, 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中创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标志着我国创业投资业的起步。
第二个阶段, 从1998年到2004年, 在当时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和随后国家七部委制定出台的政策推动下, 及受到互联网泡沫和创业板即将推出的影响, 涌现出了数百家创业 (风险) 投资公司, 资金来源包括各级地方财政、民间资金和外资, 金融机构除了少数证券公司以外基本未进入。大批国际创业投资基金和公司涌入中国, 为刚起步的中国创业投资业注入了新的资金, 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新的风险管理技术和规范化的风险运行机制, 从而促进了我国创投业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 约从2005年开始进入。《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法》的修订颁布, 基本解决了创投设立和投资运作的法律障碍。金融业的资本充实和机构投资者的逐渐成熟, 使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始入主基金型的创投。加上国外PE大举进入的影响和本土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的起步, 创投企业向国际主流的基金管理型转变。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 标志着创投企业进入了一个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展望我国创投业未来的发展, 可能将出现以下趋势:金融资本将成为创投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合伙制可能成为创投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VC和PE将日益融合发展;创投管理人的品牌将日益突出;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将从一般性扶持培育创投企业, 转向主要鼓励合规竞争树立优秀管理人品牌和对重点领域投资的扶持相结合的政策。
三、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启示
世界各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对我国发展创业投资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1. 规范风险投资主体。
一是风险投资公司。我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是以政府出资为主, 由此带来资产所有者虚置、错位和预算约束软化等问题, 不利于风险投资发展, 需要加以调整。二是风险投资基金。用私募或公募方式筹集风险投资基金是扩大风险资本的主要手段, 也是发展风险投资主体的方向。与风险投资公司相比, 公募基金的集资规模大, 作为一种金融工具, 与金融机构具有天然的联系, 在设立运作一段时间后可申请上市。
2. 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
首先, 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风险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其次, 商业银行资金也可以多种模式介入风险投资。第三, 积极引导国外资金进入, 不仅可以获得风险投资资本, 而且可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第四, 引导大企业参与风险投资, 同时解决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供增值服务的问题。第五, 引导民间资本投向风险投资领域等。
3. 正确定位政府在建立创业投资体系中的作用。
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创造环境、培育市场和实施监管, 制定推动创业投资发展的鼓励政策与符合创业投资发展和创业企业成长的政策法规, 并运用政府以及动员社会中介力量对参与创业投资的各类主体实施监管。此外, 在初期政府给予启动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而产生一个政府如何正确把握出资人地位的问题, 应注意避免超越出资人权利而进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 保证创业投资体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健康发展。
4. 健全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投资的特点, 风险资本投资于风险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从风险企业获取短期红利分配。而是选择最适当的时机进入企业, 并在最适当的时机退出投资。因此创造顺畅的多元的撤出渠道, 才能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保障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
5. 培养投资人才。
通过组织专业知识培训, 提高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大力发展教育, 尽快培养大批金融、证券、投资, 财务、会计、管理、法律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制定优惠政策, 提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必要条件;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人才成长的环境, 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高层次科技与经济管理人才投身于风险投资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1]康中迈.创业投资在中国[J], 北大商业评论, 2007, (4)
[2]郭向军, 刘健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解读[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 (3)
[3]黄汉权.风险投资与创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2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要追溯到论说文体的发展，狭义的论说类文体，是指以阐释、议论、辩驳为主的说理文章。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将议论文体统称为论说文。论说文又可分为“论”与“说”。刘勰认为，“论”体的渊源是先秦诸子的学术论文。刘勰认为，说体文是用言辞说服某人，使其心悦诚服。刘勰将“说”的源头追溯到上古三代大臣向君王进谏论说之辞，并将战国游士的雄辩之辞都纳入“说”体。他认为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汉邹阳的《上吴王书》等是说体文的代表作。唐宋时期的论体文，如柳宗元的《封建论》，宋代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荀卿论》、苏辙的《三国论》等都是论体文中的精品；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曾祺的《文体刍言》。
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新闻评论的历史。王韬是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1月5日主持创办了《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张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他在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和从事报刊政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首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其特点为
1、及时论述时政
2、争论内容广泛
3、系统的中心思想。他的政论文体立论鲜明，内容充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感情和说服力，既继承了古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当时文坛和以后维新派政论有很大影响。
政论体的进一步发展是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报刊理论，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主持主编了《时务报》，并撰写论说。刊登的主要论说文章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他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突破了文言文写作，开创了通俗新颖自由的报刊政论新文体“时务文体”特点为：文体解放，文体自由，结构清晰，情感充沛。所谓“时务文体”实质上是论述现实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无产阶级政论家，白话文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运动时期创办了《新青年》，后来创办《每周评论》，评述时事，发表政论。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名记者兼报刊评论家邵飘萍，在主持《京报》期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不畏强暴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在华敛之的主持下形成“敢言”的风格。指责权贵，讥评地方，毛泽东曾在长沙《大公报》上刊登社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等，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日报》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发表多篇社论文章。
以五四远动为分期比较前后报刊评论的变化：
1、报刊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不断加强运用报刊评论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克
思主义；
2、报刊评论的体裁样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出现了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各类评论形式，杂文、述评等逐渐成为常用的报刊评论文体；
3、报刊评论出现通俗化趋势，报刊评论开始使用白话文在语言和表述方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主要以广播和电视类的新闻评论节目为主，分两大类型主评型和评述结合型，主评型的代表节目有凤凰卫视的对话式新闻评论《《时事开讲》，我国第一档“个人化的新闻评论节目”、该节目采用了两人一问一答的交流方式，评论员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家常式新闻评论《锵锵三人行》，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身兼发问和回答双重身份，主持人为此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沙龙式新闻评论《实话实说》指早期由崔永元主持的以多方观点交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部分节目。沙龙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嘉宾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述评结合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代表性的节目为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调查式新闻评论节目和以《新闻会客厅》为代表的新闻当事人访谈式新闻评论节目。另外还有一些具备鲜明的主持人点评风格的述后点评型分为三大类：（1）资讯组合类，以《世界周刊》为典型代表，在这类节目中，除了主持人尖锐的点评外，节目新闻信息的特别组合为主持人的点评起到了铺垫作用；（2）民生新闻类，以《南京零距离》为典型代表，主持人通过“说新闻”，一语点醒梦中人；（3）读报类，以《第一时间·马斌读报》、为代表，主持人通过解
读后的总结来树立节目的舆论导向。还有新兴的网络新闻评论的产生，范围更广，话题更多，言论更加自由。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编写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书中论述了从中国报刊评论的发端与兴起到我国新时期新闻评论的革新与趋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博士，曾建雄写的著作《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从古代报纸论起，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中国新闻评论史实及重要的新闻评论作品进行评价，见解独到，富于启发性，有显著的“论”的价值。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规律，先是报刊评论的发展与丰富，评论题材的扩展，评论体裁的丰富，评论比重的增加，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评论时效性的提高，形成了评论独特类型，评论手段的创新，评论影响的扩大，网络言论的出现。每一次创新和进步都对传统的新闻评论进行了抨击，功能上的延伸和内容上的补充。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3
一、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发展历程
(一) 18世纪前:高校初创期兼顾区域社会实际需要
在殖民地时期, 美国相继建立了哈佛学院、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国王学院、费城学院、罗得岛学院、皇后学院、达特茅斯学院。但是, 这一时期的学校深受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 其教育模式多是欧洲尤其是英国高等教育的移植, 比如自然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绅士教育思潮等均在这些院校中有所体现。然而, 新大陆的院校在综合借鉴外来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仍然不忘考虑区域社会的实际需要, 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办学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多数殖民地学院除为当时的社会培养合格的牧师外, 还兼顾到世俗社会的需要, 关注区域社会的需求, 将各自学院的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哈佛学院17世纪中后期致力于医学专业和法学专业的教育, 为社会培养了许多医生与律师;耶鲁学院则曾经广泛开设讲座, 传授医学、航海、农学、商业学等方面的实用知识, 培养世俗性的职业人才;国王学院则开设了矿物、管理、商业、家政等方面的课程, 以适应当时区域社会的实际需要。这一时期的院校虽然是模仿欧洲高校而建立, 但是却考虑到了新大陆的实际国情, 为区域社会的建设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二) 18世纪:改革浪潮中高校调整学科设置以适应区域社会需要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影响着美国, 实用主义观念在国人心中深深留下烙印, 这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反映为迫切要求大学进行改革, 调整学科设置, 增加自然科学等一些新兴专业, 以适应当时区域社会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之下, 一些州立大学和专业学院相继创办发展专业教育, 这些大学和学院结合区域社会发展需求, 坚持“面向现实、学以致用”的办学方针, 在注重培养政治人才的同时, 还面向社会实际, 积极与各州的实际生活相联系, 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区域社会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各州智囊团和人才策源地的作用, 为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职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世纪:高校服务区域社会职能的确立
南北战争结束后,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迫于国内百废待兴的实际需要, 工业化、城镇化由初步发展到快速发展并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同时19世纪的美国, 实用主义盛行,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人们开始关注美国自身的实际状况, 开始探索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活动的有益尝试。于是,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充分借鉴德国柏林大学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灵活地融入了本土的实用主义思想。从1862年 《莫里尔法案》 的签署, 到赠地学院兴起, 再到威斯康星思想的形成, 美国高校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校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进一步拓展了高校的职能, 至此, 高校为区域社会服务的思想得以确立并广泛得到传播与发展。这一时期的高校为美国农业、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 20世纪中前期:突出技术服务、社区服务、实用人才培养
20世纪前、中期, 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职能得到初步发展。高校提供技术服务, 使得农业、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高校提供的社区服务,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得以克服。这从整体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 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强烈。在这种背景之下, 美国的高等教育又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适时地做出调整, 加强学制较短、起点相对较低同时拥有诸如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功能的内涵丰富的初级学院的建设, 以迅速满足国人的需要, 并未社会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
(五) 20世纪中后期:相互作用大学产生创新了高校服务模式
20世纪中后期, 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 高校与区域社会、高校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在外人看来高校为区域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似乎是完美无缺了, 但是一些有战略性眼光的专家和学者们对此深感忧虑, 仍然致力于高校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于是相互作用大学在美国社会率先诞生了。休斯敦大学清澈湖分校校长、公共政策教授T·斯托弗认为相互作用大学除具备高校传统的三大职能外, 还应发挥出推动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作用;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校长G·约翰逊则强调相互作用大学参与到社会喧闹的日常生活之中, 肩负着解决社区重要问题的部分责任, 是以“以他方为中心”的;而奥斯塔则认为相互作用大学的兴衰存在于与社区的双向交流、合作中。相互作用大学的出现, 顺应时代潮流, 符合美国社会的实际, 推动了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职能进一步发展。
(六) 21世纪: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内容丰富, 方式多样, 效果显著
进入21世纪后, 高校与区域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效果更加显著。主要表现为:一是“高校主导型”的社会服务模式更加成熟, 美国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社区学院等各类不同性质的高等院校与政府、企业、社区积极互动, 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 共同构成美国高校社会服务体系的核心;二是高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创办研究中心展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解决区域若干企业在发展中面对的难题;三是大力创建科技园与创新中心, 高校与和研机构、企业既精诚合作, 又注重各自优势发挥, 提升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效果;四是通过校企联合办学的形式, 使高校有机会直接进入企业当中传播理论知识、传授科学技术, 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进而提升校企合作效益;五是注重高校的专利申请和许可证工作, 鼓励高校向企业转让技术;六是无论在州立大学、市立大学还是社区学院, 积极鼓励教授、科研工作者、学生等人员向政府、企业、组织团体等机构提供政策、管理、决策、技术研发等方方面面的咨询服务;七是发挥社区学院在转学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补偿教育等方面的功能优势, 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社会化、终身化及机会均等;八是在美国高校推行服务—学习教学方法。
二、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启示
美国高校的区域社会服务与当今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建设与发展息息相关, 有其自身的特色, 主要表现为:
第一, 纵观美国高校区域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史, 我们不难得知, 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在立足本国国情以及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发展的过程。美国高校在区域社会服务方面每一次的变革都是适应美国实际国情的需要;而每一次变革都应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 也取得了应有的实际效果, 不断推动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社会职能每一次的探索与拓展都充满着争议、充满着艰辛, 但都在坚持中做出了成果, 获得了认可。
第二, 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侧重于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 个性化是社会的主流。而在人才培养的服务上, 高校各自发挥自身的特色, 为区域社会培养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特色型人才。比如研究型大学为社会培养高深层次的研究人员;一般院校则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高级应用性人才;职业学院则侧重为社会培养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性人员。社会上对这三类人才不存在任何歧视, 而是坚持在三类人员培养中协调发展, 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 这样一来, 各级各类人才服务于美国区域社会的发展。
第三,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得力于其先进性的、创新性的科学技术的支撑。而美国高校的科研服务追求高质量、高层次的成果生成以及高效率的科研成果转化。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均青睐于具有创新性的科技成果, 这就使得创新性人才与创新性科研成果共同服务于这个创新型的国家。
第四, 在美国, 受实用主义的深深影响,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甚或社会, 都注重实用性。而高校所提供的直接的社会服务均是实用性质的, 这一方面表现为高校侧重于将理论成果服务于社会建设, 另一方面表现为高校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实用性较强,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 美国高校的区域社会服务大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和特点, 注重根据高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提供地方社会所急需的各项服务。
第五,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因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与习惯, 使其社会文化具有十分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融合性。而美国的高校作为多种文化的聚集地, 在包容、糅合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着高校文化对区域社会乃至全国的辐射作用, 引领着区域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篇4
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旧资本结构理论时期, 第二阶段是新资本结构理论时期。旧资本结构理论又分为重要性不等的两部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是以1952年美国财务学家杜兰特为代表的资本结构理论。他把当时对资本结构的见解划分为三种: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以上三种理论的观点中有两点与现实不相吻合:首先是其理论中认为债务比率与财务风险不相关。实际上债务比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加大。其次是其理论认为负债比率与股本成本不相关。事实上, 在企业财务风险加大的情况下, 股东风险也在增大, 一旦出现债务危机, 股票的市场价值会大大降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财务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和金融学家米勒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 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 企业的价值与它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 即资本结构无关, 也就是著名的MM定理。由于MM定理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 它与现实经济相差也较远。因此MM定理问世以来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针对MM定理假设条件的缺陷, 后来又出现了MM定理的修正结论:即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 由于负债会因利息而具有减税的作用, 从而使企业的价值随着负债融资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因此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好。60年代末, 资本结构理论顺着MM定理的假定条件又分为两大分支, 一类是在引入税收制度后, 研究各类税收差异与资本结构的关系, 形成税差学派。另一分支是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 引入破产成本, 研究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在此基础上, 这两大分支最后归结到斯科特等人所倡导的权衡理论。权衡理论认为, 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负债的税收理论与破产成本的现值之间进行权衡。马苏里斯说:一个企业的最优财务杠杆比率取决于一点, 即预期负债的边际税收利益等于预期负债的边际成本。
到了70年代后期, 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理论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开始正式登上财务经济学的舞台。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突出特征是认识到了“不对称信息”在资本结构决定中的主导作用。不对称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异。当信息呈不对称分布时, 较少信息的一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得信息, 而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获利。一般来说, 不对称信息是通过投资项目的融资方式选择、负债比例的显示作用和企业家的风险厌恶程度来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从内容上来说, 主要包括代理成本说和财务契约论。代理成本理论认为, 债务的发行在债权人和所有者之间形成一种代理关系, 从而产生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主人监督费用、代理人受限制费用和剩余损失之和”, 它会随着负债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若发行新股, 新的所有者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原所有者的损害, 也必须付出监督费用等代理成本。因此, 所有者必须在债务的代理成本和股票的代理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以使其所承担的总代理成本最小。使所有者承担的总代理成本最小的债权与股权的比例就是最优资本结构。财务契约理论认为, 通过债务契约的一系列限制条款来控制债务的风险, 以确保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最优资本结构的确定。
二、资本结构的理论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MM定理的利息税蔽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充分利用利息的税蔽效应, 企业需要创造大量的营业利润以弥补利息费用的数额。资本密集型企业已经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法降低了税收负担, 结果, 这些企业的税前营业利润较低, 无法充分利用高负债率创造的利息税蔽, 这类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低于服务型企业的负债率。而服务型企业的厂房、设备折旧很少, 不足以降低税收, 同时服务型企业的税前营业利润较高, 能够充分利用高负债率创造的利息税蔽。
启示二:由于破产成本的存在, 使我们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必须考虑破产成本的高低, 我们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 收益和现金流量波动较大的企业要比现金流量稳定的企业使用债务少, 比如垄断性较强的企业通常财务杠杆率较高。第二, 如果企业在规划其债务时, 使得用于债务支付的现金流量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同步增减, 这样就可以利用较多的债务。因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时拖欠的可能性最大, 而同时发生的用于债务支付的现金流量减少使拖欠的风险降低。第三, 如果我们将债务的偿付与价格联系起来, 使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随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 企业就可借更多的债务。第四, 当企业的资产不易细分及销售时, 其破产的直接成本是很高的, 因此这一类型的企业不宜借更多的债务。比如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的财务杠杆率一般应低于有形资产和流动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5
关键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文学思潮,日本文学史
文学是时代的缩影,是对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又对意识形态领域起到宣传和塑造作用。作为日本文学的流派之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及整个发展历程都与日本国内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斗争倾向。这既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壮大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所在。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步入攻坚期,宣传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具有更为突出和深远的意义。回顾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归纳,能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端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队伍迅速壮大,逐渐形成无产阶级,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到日本,并首先为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使得社会主义思潮进一步在广大无产阶级内部得到传播。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蓬勃兴盛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日本政治舞台的标志,革命运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指挥。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得以发端的政治和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萧条之中,人民生活愈发困苦,1923年关东大地震对日本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背景之下,统治者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盘剥与镇压,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斗争空前强化,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端提供了群众基础。
国际上,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表现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和斗争情况的文学思潮,进而发展成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关国际组织相继成立,1925年成立的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涵盖二十多个国家。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端的国际背景和条件。
就日本文学本身来看,无产阶级文学发端以前,自然主义文学已经在日本文坛占据一定地位,然而自然主义文学所关注的对象越来越从社会现实转向个人内部心理情感,越来越“私小说”化,已无法准确有力地反映社会矛盾。广大民众迫切需要一种紧密联系现实,能够及时满足他们表达诉求的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并占据该时期文坛主流的。
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端
1921年2月,小牧近江、金子洋文、今野贤三、山川亮等人在日本秋田县创办了杂志《播种人》。这被当前学界一致认作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端的标志。1922年6月号杂志刊登了平林初之辅的文章《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首次引入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明确指出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文艺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新倾向,强调艺术的阶级性,初步构建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框架,也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实践定下了基调。
《播种人》杂志在当时起到了两重作用,一是紧跟国际革命步伐,对日本国内进行启蒙;二是使得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了一个确定的根据地。此后,许多无产阶级作家都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或作品。然而由于杂志早期宣传第三国际,并在关东大地震时刊文报道日本残杀朝鲜人事件,最终受到日本政府取缔而被迫停刊。
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从《播种人》杂志停刊一事就可看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而是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和内部压力。但恰恰是在与这种压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学不断积累经验,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1924年6月,小牧近江、金子洋文、今野贤三等十三人创办了杂志《文艺战线》,将其自身定位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艺术共同战线”,主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个人思想及行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战线》就是《播种人》的后继者。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在《文艺战线》上连续发表了数篇文艺评论,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需要重视 “社会调查”,明确文学作品对社会现状具有批判意义,并强调无产阶级文艺要具有“无产阶级斗争目标的自觉性”。同时,以叶山嘉树的《卖淫妇》《水泥桶里的信》《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为代表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涌现,作品内容均具有显著阶级特征,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1925年年底,以《文艺战线》为中心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普罗联”),结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统一战线。《文艺战线》也升格为该联盟的机关刊物,从理论和实践上引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此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较之《播种人》时期更加重视贴近社会现实, 重视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意识,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渐臻成熟。
1926年,青野季吉发表题为《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 的评论文章,主张“ 开始自觉到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才成其为阶级的艺术”[1],强调把无产阶级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招致加藤一夫、秋田雨雀等一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不满并退出联盟,造成了运动内部第一次分裂。 1926年11月,“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改称“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普罗艺”)。当时日本共产党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左、右倾思潮,分别是主张“先分离后结合”的“福本主义”[1]和 “解散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运动方向转变” 的“山川主义”[2]。受此影响,“普罗艺”内部在对文学与革命运动的认识上也分为两种观点,当时组织内部的主导力量主张消除艺术战线,仅保留政治战线。两者的对立最终导致1927年6月以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叶山嘉树为代表的一派被开除出“普罗艺”,另结成“劳农艺术家联盟”(“劳艺”)。1927年11月,“劳艺”也发生分裂,藏原惟人等人退出“劳艺”另行组织了“前卫艺术家同盟”(“前艺”),并创办机关刊物《前卫》。至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了“普罗艺”“劳艺”“前艺”三股力量鼎立的局面。争论与分裂虽然使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作用。
此后,日本国内法西斯化日益严重。1927年,共产国际在《日本问题的决议》中对日本共产党内部的“山川主义” 和“福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建立统一战线,使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感消除分裂、团结统一的迫切需要。藏原惟人适时在《前卫》发表《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新阶段》一文, 号召无产阶级文学各派摒弃分歧,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前提下实现联合,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1928年,日本爆发“三 • 一五”事件,政府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 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加速了无产阶级文艺联合体的成立。在此背景下,1928年3月25日,“普罗艺”和“前艺” 合并,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并于同年5月创办机关刊物《战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由此走向了统一并迎来了全盛时期,涌现出了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无产阶级作家,藏原惟人也成了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
藏原惟人在“纳普”时期曾先后与持不同文学主张的人进行过两番争论。第一次是与中野重治、鹿地亘等人对艺术大众化的解释争论。藏原惟人认为文学应当面向大众,使其成为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第二次是围绕形式主义与艺术的价值。藏原惟人反对平林初之辅提出的把作品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割裂来看的“二元论”,而主张将作品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统一来看的“一元论”。这两次争论都以藏原惟人占上风而告结束[3]。
而藏原惟人在理论上的最杰出贡献,就是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928年5月,他发表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道路》, 1929年8月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着重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是同资产阶级和理想主义双重对立的,无产阶级作家必须采取彻底客观彻底现实的态度,避免一切主观臆断,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描写现实生活。这一方法理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起到了指导作用,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忠实于生活的重要意义。
但是,藏原惟人的这种现实主义到了后来陷入了教条主义的倾向之中。1931年9月,藏原惟人发表了《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强调无产阶级作家必须发现一切事物过程中的必然性并加以描写,寻找社会现象的物质原因,要求作家将一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最终全部都归结到生产关系的斗争上。这一理论严重束缚了作家们的创作思路,抑制了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变,因而遭到批判。德永直就曾于1933年9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一文, 批驳藏原惟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是机械的观念论。
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解体
1931年,日本发动“九 • 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对内则实施法西斯统治,军国主义日益猖獗, 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也进一步遭受到了空前的打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受充斥社会的法西斯思想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开始出现危机。面对危机,藏原惟人等人并没有将矛头对准帝国主义,而是采取了妥协的做法,倡导文艺要以工厂、农村为基地,实现所谓的“真正的大众化”。这种权宜做法实际上使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脱离真正的无产阶级。1931年11月,“纳普”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不仅限于文艺组织参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 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组织上开始走向解体。“考普”成立后立即遭到镇压。1932年3月, 日本政府禁止了“考普”进行任何活动的权利,并开始逮捕 “考普”成员。1932年4月,藏原惟人等人被捕。1933年2月20日,当时任“考普”旗下组织“作家同盟”书记长的小林多喜二被捕,当晚即遭拷打致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名存实亡。1934年,左野学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发表转向声明,公开表示放弃共产主义,支持军国主义,“考普” 也自动解散。文学界出现了“转向”思潮,除藏原惟人等极少数无产阶级作家继续进行秘密写作活动之外,大部分都进行了“转向”[4]。 至此,一个时代的声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完全解体了。
五、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与启示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是短暂却艰辛而曲折的,在军国主义横行的社会背景下,在遭受疯狂打压和围剿的不利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之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实属不易。但如果从该文学运动内部进行分析,也能够看出一些问题,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潮流相适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自始至终贯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任务、所描写的情节无不反映出当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对立,毫不避讳地对社会矛盾进行剖析, 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斗争倾向。这无疑对当时的广大无产阶级成功起到了宣传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也正因此,无产阶级文学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写作方法上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很多作品难免流于政治说教,文学性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使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很难在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唤起更多受众的共鸣,具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其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带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 精神。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大都处在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阶段,受到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影响,往往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表面化,把革命斗争现实简单化,在尚未认清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的情况下便着手创作,给作品中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内容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色彩。作家本人也容易对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在立场上容易动摇与妥协,这为后来反动政府的打压下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迅速解体和作家的纷纷“转向”埋下了伏笔。
卡尔沃主义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篇6
卡尔沃主义是南美著名国际法学家卡尔沃 (曾任阿根廷外长) 在19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种学说。当时, 欧洲列强介入拉美国家同欧洲的公司或个人间有关契约等方面的争端, 借口护侨, 滥用外交保护权, 甚至动用武力向拉美国家索债, 激起拉美各国的愤慨。卡尔沃主义就是为了反对欧洲列强的粗暴干涉, 维护属地主权的完整性而提出的。其基本原则主要有三个: (1) 本国人与外国人应该享有平等的待遇, 外国人在拉美不应该要求得到比侨居国公民更多的保护; (2) 外国人对于投资或其他商事争端, 只能在当地法院寻求救济; (3) 各主权国家是平等和独立的, 都享有不受其他国家通过武力和外交进行干涉的自由。由此可见, 卡尔沃主义出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排斥外交保护、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解决, 将因契约引起的纠纷交由本国法院依其国内法加以解决, 进而维护属地主权的完整性, 维护本国在国际社会上平等的主体地位。
卡尔沃主义提出后, 得到了广大拉美国家的支持, 1889~1890年召开的第一届拉美国家国际会议将它接受为美洲国际法原则之一, 有的国家如墨西哥甚至将其写入本国宪法之中, 许多拉美国家都开始在法律、条约和契约中订入含有卡尔沃主义精神的卡尔沃条款, 从而使卡尔沃主义具有法律效力。当然, 卡尔沃主义早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拉美地区, 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在那些反殖民运动中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中间拥有大批的拥护者。当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达到顶峰时, 卡尔沃主义的一系列原则甚至一度被写入一系列联合国大会的重要决议之中。
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开始空前扩大,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大量接受国际直接投资, 而这些投资也极大地改善了输入国的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工业结构甚至国际收支, 使输入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拉美国家由于长期坚持卡尔沃主义, 排斥一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特别是其排斥当时国际社会上流行的ICSID-MIGA体制的态度, 严重影响到了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外国资本都对拉美市场持怀疑态度, 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对拉美的投资增长仍起伏不定, 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墨西哥汽车工业和智利自然资源开发) 和与私营化相关的项目 (阿根廷和秘鲁) , 在国家层次上, 年度之间投资流量的变化波动极大。此外, 许多外国投资商认为卡尔沃条款会增加契约风险, 从而要求提高契约价格以作为保险费用, 这便大大增加了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成本, 经济发展难度可想而知。面对困境, 拉美国家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纷纷签署BIT (双边投资协定) , 作为南椎体共同市场两大条约之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中规定了“岔路口”条款, 即投资者既可以将争端提交东道国法院审理, 也可以提交国际常设仲裁机构或特设仲裁机构仲裁, 这显然已经背离了卡尔沃主义。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开始接受了ICSID-MI-GA机制以及为在世界范围内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提供便利的《纽约公约》。同时, 这些拉美国家还修改了自己的国内法律, 接受了国际待遇标准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基于上述种种变化, 许多人认为, 卡尔沃主义已经寿终正寝。
二、卡尔沃主义的复生
令拉美国家意想不到的是, 随着对投资政策的放开, 投资者依据各种争议解决机制提出的仲裁案件如潮水般袭来。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统计:截至2006年底, 已有至少259个依据投资条约提起的仲裁案件, 绝大多数被告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而拉美国家更是出庭大户:仅阿根廷一国便被起诉42次, 墨西哥也有17次之多。另据ICSID数据表明, 截止到2008年4月10日, ICSID未审结的案件为128个, 其中有61个针对拉美国家。
面对种种不利情况, 拉美国家开始对争端解决方式做出限制。阿根廷采取了从程序到实体的全面尝试:程序上, 阿根廷几乎对每起仲裁案件都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但到目前这些异议几乎被如数驳回。此外, 阿根廷提出对投资条约进行违宪审查, 然而除非投资条约明显违反其国内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一国是不能够用国内法来对抗其已经同意接受的国际条约的, 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重要规定。实体上, 阿根廷开始进行新的立法尝试, 典型的实例便是2003年颁布新法令来取代1996年梅内姆政府的一项命令, 这项命令主要规定的是阿根廷政府与保格罗尼石油集团之间的投资争端一律交由国际仲裁庭来解决。对此, 新法令认为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无论从法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存在一系列困难”, 政府还指派专人对原属保格罗尼公司控制的两家公司向国内法院重新起诉。许多人认为, 这项新法令的颁布意义深远, 它标志着卡尔沃主义在它的诞生地开始复苏。
拉美的另一个大国巴西在1996年以前一直对国际仲裁进行抵制, 如其规定外国仲裁裁决要得到认可和执行就必须先得到仲裁地法院和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可。1996年巴西通过仲裁法案, 2002年批准《纽约公约》, 外国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似乎已畅通无阻。然而, 巴西并没有彻底抛弃卡尔沃主义, 随着投资争端的增多, 巴西对国际仲裁的态度更加谨慎。2004年12月30日, 巴西通过第11079号法案, 该法案允许公私合伙合同双方就合同所产生的任何争端选择仲裁作为解决方式, 但仲裁必须在巴西境内进行, 而且仲裁程序必须使用葡萄牙语。此外, 巴西尽管签署了一系列BIT,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批准。
除了这两个拉美大国, 其他拉美国家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如玻利维亚于2005年5月向世界银行提出撤销《ICSID》公约的申请并获得通过;厄瓜多尔政府宣布不再将有关石油和采矿部门的投资争议交ICSID仲裁, 政府还陆续终止了其与美国及其他九个国家所签订的BIT, 等等。对上述种种现象, 美国华盛顿律师协会称之为“卡尔沃主义的重生”。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卡尔沃主义的重生并不仅仅局限在拉美地区, 其影响已经扩展至全球。2002年一项有关政府在贸易和投资条约方面谈判的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 法案规定:“……美国就外国投资方面谈判的基本目标是减少或消除对外国投资所设置的人为的或者有贸易歪曲效果的法律障碍, 同时确保在投资方面外国投资者所享受的实体权利不应高于本国投资者, 并且保护投资者享有可与依据美国法的原则与实践所享有的权利相比拟的一些重要的权利。”这条法案的表述与卡尔沃主义如出一辙, 它也标志着一向标榜投资与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开始接受了卡尔沃主义的某些原则, 而这项法案也被人称之为“国会中的卡尔沃”法案。不仅美国, 加拿大、日本等国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 这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BIT新范本, 而这些BIT都呈现出限制国家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不仅如此,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 世界各国限制投资自由的国内立法逐年增加, 从2000年到2004年的短短5年内, 这种国内立法从150个上升至271个, 而限制性措施在法律变化中的比重也由2%上升到13%。种种迹象表明, 卡尔沃主义的影响正在悄然归来。
三、卡尔沃主义发展历程的启示
卡尔沃主义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这项主义的内涵及其代表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其发展的早期, 卡尔沃主义并不是一个能够追求利益平衡的工具, 可以说早期的卡尔沃主义是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一个极端, 带有浓厚的地区保护主义色彩, 从它的身上体现出的是当时南美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对资金输入的排斥, 刻满了南北矛盾的时代印记, 这种完全的排斥国际司法和国际仲裁的行为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 它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招商引资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拉美国家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经济发展的滞后便是有力的证明。
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和南北差距的减小, 卡尔沃主义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20世纪反映卡尔沃主义的卡尔沃条款曾一直被认为是“设计来作为抵制强大的发达国家经济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然而,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作为新自由投资制度最狂热的支持者的美国竟被16次推上国际仲裁庭, 而加拿大也有13起之多, 这些案件都使它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 同时也是主要的资本输入国, 要改变自己面临的不利局面就必须尝试站在资本输入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于是便有了发达国家纷纷修正它们的BIT项目的举措, 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发达国家更好地理解了发展中国家当初执行卡尔沃主义的苦衷。由此可见, 卡尔沃主义的复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它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国际投资自由化制度, 特别是对国际投资条约全面接受国际仲裁的缔约实践所进行的深刻反思, 而复苏的卡尔沃主义已不再带有南北矛盾的色彩, 它更像是世界各国限制投资自由措施的总称。
可以肯定的是, 卡尔沃主义的复苏是有限度的, 它不会回到最初的那种极端状态, 新形势下的卡尔沃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投资制度弊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修复和补充。美国和加拿大BIT新范本可以看作是这种融合趋势的体现, 这些BIT范本主要倾向于缩减实体义务范围以及对诉诸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的解决机制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美加两国的努力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发展方向, 而这也是卡尔沃主义新的生命力所在。
对我国而言, 早期的卡尔沃主义并没有打下多么深刻的烙印, 国内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来自另一个半球的理论。但是, 1998年以来, 为鼓励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BIT允许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不少甚至规定所有的投资争端都可以自动提交包括ICSID在内的国际仲裁。迄今为止, 4个含有此类条款的BIT已经生效, 另外有16个有待批准。如何避免重蹈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覆辙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 有保留地接受ICSID仲裁条款会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复兴后的卡尔沃主义无疑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借鉴价值。
摘要：从19世纪六十年代至今, 卡尔沃主义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 从被提出到发展繁荣, 从濒临消亡到现在的复苏, 它的这段发展历程耐人寻味。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全面开放, 是否应该接受新自由主义投资制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而作为其对立面的卡尔沃主义便不可避免的被人们提及。本文旨在通过对卡尔沃主义发展历程的系统描述, 以达到对这一主义较为全面的认识, 并从这一历程背后总结出些许经验为我所用。
关键词：卡尔沃主义,新自由主义投资制度,国际仲裁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王迁.卡尔沃主义论[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1.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7
一学校历史
1.“二战”前的起步时期
香港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 之后香港大学于1911年在香港岛薄扶林成立, 并在1912年正式办学, 成为香港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香港大学最初模仿利物浦大学的制度, 重理工而轻人文, 只设3个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及文学院。1916年12月举行第一届毕业礼。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于1927年成立。1939年, 理学院成立。
2.“二战”后的快速发展时期
“二战”后随香港的社会需要陆续设立校外课程部 (1957年, 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法学院 (1969年) 、社会科学学院 (1967年) 、牙医学院 (1982年) 、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2001年) 等。1961年学生人数为2000人, 是1941年的4倍。1989年后政府推行大专教育本地化, 大幅增加大学学位和课程种类, 让香港人不用远赴英国读大学, 也为主权移交中国作准备, 这使香港大学生人数倍增, 至2008~2009年度学生人数达21652名, 当中包括2068名内地生及国际学生。
二校园文化
1. 校徽
香港大学的校徽于1913年5月14日获得现在的盾形徽章。从徽章的设计可以看出, 早期的大学兴办者对香港大学的期望, 希望将大学发展为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1981年, 在香港大学建校70周年时, 大学向纹章院申请一个完整的大学纹章, 添加部分包括冠顶及扶持盾牌的兽形, 此项申请于1984年获英国纹章院批准。纹章里 (除校徽外) 有三头生物。居顶的是代表英格兰的小狮子。左边是代表中国的龙, 右边是代表英国的狮子, 脚踏着的草地代表香港岛。三头生物都系着翡翠项饰, 头盔与彩带代表勇敢的骑士。
2. 校训
香港大学校训是“明德格物”, 这句话出自儒家者言, 旨在训勉学生进德修业。“明德格物”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彰显德行, 先完善内在德智的修养, 然后推己及人:“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根据宋儒朱熹的解释, “致知”意指尽量扩阔知识领域;“格物”择优探究事物原理的意思。深入探索, 学识自然会丰富起来, 个人修养的基础巩固了, 就可以身体力行, 修己善, 体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三招生及人才培养
香港大学招生重非学科表现。首先, 在大学联招方面, 各科系充分利用中学校长推荐书所填写的内容, 并以此作为报读者考试成绩以外的甄选基础。其次, 在现行的推荐书上列出:学生的分析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领导才能、自发力 (自觉性) 、体力上的耐力及责任感等六种能力, 并按表现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各科系统将据此评分, 以作为初步筛选学生参加面试的考虑因素。各科系在面试学生之后, 将附加一个“非学科表现分数”以作招生参考之用。最后, 在学生的申请表中增设附加资料栏, 要求学生提供其课外活动、社会服务等非学科的表现资料, 以供各科系在作甄选时参考。
四学校历史、文化以及招生特点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香港大学的快速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建校时间短, 发展迅速。虽然香港大学成立仅百年时间, 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校时间相去甚远, 但是却后来居上, 发展迅速。并且学校的发展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专业开设也是由最初的三个增加到现在的十个, 院系和学科门类少而精, 有利于世界顶尖人才的培养。 (2) 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徽章的设计可以看出早期的大学兴办者对香港大学的期望, 希望将大学发展为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一所好的大学就应该这样兼容并包,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校徽里的三个生物更是体现了一所大学在面对纷繁的竞争中的勇气与魄力。校训短小精悍, 源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强调师生要明德、修身、治国、平天下, 将个人荣辱上升到国家层面。 (3) 全面的招生考试制度。香港大学的招生不同于内地“一考定终生”的形势, 而是更加全面、理性, 有利于选拔具有创新性的人才。
五对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启示
研究香港大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有以下借鉴意义。 (1) 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能急于求成, 要有适合本校发展的明确目标及其宗旨, 院系设置要合理、有序, 不能循规蹈矩地一味模仿世界一流大学。 (2) 要注重培养本校的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学术氛围, 这是一所高校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3) 规范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减少不必要的科目, 增加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试内容, 合理、全面地选拔人才。
摘要：香港大学是香港特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 建校时间短, 发展迅速;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全面、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等特点。本文通过对香港大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以及校园文化、人才招生方面的介绍, 试图找到香港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对加快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人学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篇8
同样, 全渠道、020在日本零售业的发展时间更短, 只是2011年才开始的事情, 而且与电子商务的发展, 以及日本通讯技术进步和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状况相对应。
一、曰本零售业的全渠道发展历程概况
从官方的统计资料上看, 日本的网上零售业发展始于2000年。那时, 全日本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0%, 但到了2 () 13年, 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83%, 增长速度较快。
在电商发展之初, 电商仅作为日本实体店提升业绩的补充手段, 而且网店和实体店都是各自独立运营, 由此也引发了实体店和电商部门的企业内部竞合状态。
2004年, 宝洁公司提出了“FMOT”概念 (英文:Frist Moment of Truth, 意为当消费者第一眼看到货架上的商品, 3~7秒钟才确定是否购买) , 但在当时, 日本的网店和实体店还没有融合, 也没有020的概念。所以, 顾客只能分别浏览网店或实体店的商品。
到了2006年, 020概念开始在日本萌芽。从这一年开始, 日本实体零售商开始实施网店与实体店的统一运营, 以此达到企业内部商品管理的统一化。但在当时, 顾客管理、供应链都还没有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这样, 虽然实体零售商分别拥有了线上和线下的业务, 但也还是分别经营。需要注意的是, 2 (观年日本的零售业管理者们已经具有了020理念的雏形, 并且开始进行相关的研发工作。
2008年, i Phone手机开始在日本销售, 智能设备也很快在日本消费者中普及开来, 由此激发了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成熟和发展。但是i Phone进入日本后, 使日本本土的信息技术受到冲击, 最后被淘汰。2008年9月I5日, 美国发生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日本的经济和零售业都受到严重影响。
2 () 10年, 美国Trial Pay的CEO Alex Rampell提出了“020”的概念, 但当时的想法是把访问网站的顾客诱导到实体店去购买商品, 即从线上到线下。
2011年, 全美零售商联盟 (NRF) 开始提出“全渠道”概念, 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配合移动零售。同年, 谷歌公司提出了"ZMOT" (英文:Zero Moment of Truth, 即零点接触营销术, 含义就是要让消费者在“尚未接触”到商品之前, 就已经通过网路向消费者进行营销, 从而让消费者主动接收产品的正面信息, 并影响其消费意向。) 这时, 日本零售商开始考虑实施全渠道、020, 并考虑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和管理全面融合。
但是, 2011年日本发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 使日本的供应链遭受了严重影响, 给日本零售业也造成很大冲击。由于经济停滞, 到2012年, 日本的IT厂商和零售商开始对营销更加重视。
2011�2012年是日本全渠道零售技术的研发年, 到2 () 13年部分产品开始上市, 即从产品研发到研发完成用了2年时间。
2012年, B本智能手机普及率达到50%, 日本零售企业开始开展全渠道的市场营销工作。
整体来看, 虽然日本的020、全渠道发展大约比美国晚2年, 但到了2013年2月开始激增, 这是零售商与IT企业共同合作产生的结果。
二、曰本消费者的特性分析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 地理上的间隔不大, 所以, 日本的市场非常不一样, 日本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很不同。
调查数据显示, 在日本, 只有20%的顾客乐意单纯在网上购物, 而高达72%的顾客虽然也有网购, 但仍需要去实体店确认商品;线上线下多渠道购物者的购买金额比单渠道顾客的购.买金额高2倍。此外, 网上下单、希望到实体店提货的顾客比例高达70%。
此外, 调查还显示, 日本消费者的O2O式购买方式表现明显。约75%的顾客即使在实体店找到了喜欢的商品, 也会去网上确认 (线下-线上) ;72%的顾客即使在网上找到了喜欢的商品, 也仍会去实体店去做确认或检测 (线上-线下) 。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日本消费者对实体店依然抱有很高的期待。同时,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 城市之间的距离比中美两国小得多, 消费者到达的便利性更好。因此, 实体店在日本零售业中占仍占有重要地位。也正因为此, 在日本, 专门从事线上零售的企业仅占20%, 而同时开展线上和线下业务的零售企业占60%。
三、日本零售企业的全渠道案例
虽然日本零售企业开展全渠道的时间并不长, 但已经涌现出一些先进的企业, 他们的O2O模式也各不相同。
(1) 资生堂模式:异业联合
在日本, 资生堂公司拥有大量的实体店, 其中90%以上都是直营店。2012年他们开始做O2O。其模式的主要亮点是既有网上销售, 还有异业合作的网上销售 (即异业间的合作) , 这样的好处是能够互相有导流的作用, 因为单独一家网站吸引客流非常不容易。
此外, 资生堂的网上还有美容咨询、在家美容检测服务、直营网店和实体店导航等, 以此与顾客间实现互动, 最终实现O2O。
(2) 永旺模式:资源共享
大家知道, 作为一家非常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 软银在很多零售企业、互联网公司都有投资, 例如日本雅虎、永旺等, 孙正义在日本拥有非常大的影响。
由于背后有资本上的联系, 因此, 永旺的O2O采取了与雅虎合作的模式。顾客可以在雅虎的网站上下载优惠券, 然后在永旺实体店门口扫描出来后, 就可以在永旺实体店使用。
这种“永旺+软银+雅虎”模式的亮点是:零售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顾客数据, 并通过雅虎引流到门店, 从而使雅虎和永旺能共享顾客资源。
(3) NTT模式:技术先导
NTT是日本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它利用GPS技术, 将顾客诱导+商品登记签到做组合。
当顾客进门后看中某一种商品时, 可以用手机扫描该商品, 这时他就得到了商品积分。即使顾客这次没有购买, 但下次光顾再买时, 这个积分还可以用。如果顾客第二次没有回来, 零售商也可以用第一次扫描留下的数据进行分析, 这个顾客为什么不回来了, 即分析他的购买行为。
这个模式与永旺模式的思路不同, 着重点也不同。NTT模式的着重点是, 只有当顾客真正拿到商品之后才给积分, 而永旺模式是顾客进店后, 还没有和商品产生直接联系就已经给了优惠。
(4) 东急百货模式:库存统一
东急百货的O2O是从商品信息共享切入的。2012年东急百货开始做库存数据打通工作。现在, 他们的网店商品和库存商品的信息已经打通, 虚拟库存、统一管理, 并且做到可视化, 每1.5小时库存信息更新一次, 实现了同一业态下的库存数据打通。
(5) JR日本东京火车站模式:店内导航
日本东京火车站的商场都在地下, 一共有200多家。如何找到顾客, 并把他们“拉”到店内呢?
JR模式的做法是:当顾客在室外时, 用GPS找到他们, 再向他们推送优惠券, 当顾客来到室内时, 就用AR做导航 (实际上, AR有定位功能) , 找到他们想要去的店铺。目前, 这个模式还在试验中。
(6) 优衣库模式:社交购物
2012年5月, 优衣库的社交网站设立。它利用了“领先用户” (即先行购买或使用了商品的顾客) 对商品的评价, 来引导、激发其他顾客产生跟随购买。当其他顾客看到评价, 如果评价好, 就愿意去买。同时, 厂商也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顾客的想法, 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
他们的社交网站同时建在手机上和PC端, 并且是独立的社交网站, 而不是在公司官网上开辟一个栏目, 这样能直接快速收集顾客建议。
(7) 伊藤洋华堂、永旺、西友:网上超市
前文提到, 在日本有70%的顾客喜欢门店自提。因此, 顾客在伊藤洋华堂、永旺、西友和顶点的零售店都可以门店取货。在这些企业内部, 已经做到了门店和网上的统一化管理, 但在具体细节上, 每个企业的做法还有不同。
伊藤洋华堂、永旺和西友的门店和配送中心的库存是统一管理的, 生鲜商品由门店直接配送, 常温商品从物流中心配送, 但顶点的做法则不同。因为顶点的门店较小, 没有足够空间代客保管商品, 所以门店库存和网上库存是分开管理。也就是说, 顶点还没有实现O2O。
四、日本零售企业的启示
从日本零售企业的全渠道发展和实践中,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
(1) 商圈的决定者不再是零售商, 而是顾客
以前, 商圈是零售商自己设定的, 是从零售商视角来“看”顾客;但现在, 商圈是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位置来决定的, 是移动的商圈。因此, 能被顾客“看到”的零售店才有机会。如果在消费者的“商圈”里没有你的零售店, 那么这个零售店就意味着被淘汰。这也是为什么, 60%的日本零售商要做O2O的原因。
(2) 用数据做营销
要用大数据分析, 找到新的需求后, 再去进行精准营销。在这方面, 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在不做数据分析之前, 日本零售商只知道购买胸罩的顾客有男士, 但并不知道有男士是在为自己购买胸罩, 以为他们是在为女友或太太购买。但数据分析后发现, 在购买胸罩的男性顾客中, 有30%是为自己购买的,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0多岁, 最大的70岁。他们不好意思去实体店购买, 而更愿意在网上买。通过数据分析终于发现了这个大市场, 零售商们就可以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显然, 如果没有数据分析,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