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伦理主义

2024-11-27|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自由伦理主义(精选12篇)

自由伦理主义 篇1

摘要: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对二者的对比可以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出发。自由与平等是政治哲学中两大重要的价值,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优先性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 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文将主要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角度对比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分野

自由主义可谓渊源深远。在启蒙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就当作一种理念, 开始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问题。被大众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主义开始逐步成为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至今, 自由主义已经在西方流行了很长时期, 并且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 还是从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来看,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从兴起走向成熟甚至式微这一完整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两个阶段。

首先, 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自由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 并没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 由于自由主义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的分歧, 所以古典自由主义被用来指称早期的自由主义。由此, 便不得不追溯自由主义的起源。从历史的纵向去考察自由主义, 有学者认为, 要想寻找到自主主义的真正源头, 就应当到古希腊的传统政治中去挖掘。例如, 沃特金斯和斯坎皮罗力图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中谋求自由观点的历史根源来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定义一条清晰的线路。但大多数学者却只愿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起源是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1971 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 成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 它标志着自由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之前的自由主义便被标志为古典自由主义阶段, 以进行相互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罗尔斯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其次, 从自由与平等的地位来看。无论是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 自由与平等都是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两者虽是并称, 但在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与阐释却并不一致。罗尔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由于时代所限, 主要解决自由的问题, 而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 是因为它把平等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试图解决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比较: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 一) 比较的缘起

自由与平等, 世人孜孜以求。自由与平等作为近代社会政治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物, 被人们高举着, 一方面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另一方面用来对抗神权统治下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自由与平等被当作锋利的思想武器, 有力地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从这一角度来看, 自由与平等是相互支持的。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扩张, 他们也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并主张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种政治平等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它是相对于现实中不自由、不平等的状况而提出, 并且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政治上的平等是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否定,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否定、形式上的意义。从此角度出发, 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自由的要求, 两者是一致的, 还是相互支持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自由与平等开始逐渐转变为实质的、肯定的意义。同时, 自由与平等也开始陷入悖论的困境, 最主要的在经济领域中有所体现。如果要真正保障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 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然而, 如果要保证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 就必然会使一部分经济活动的自由受到干预、限制或损害, 从而使得社会效率降低。

可见, 自由与平等不仅概念复杂,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 赛亚·柏林将自由概念划分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是一种经典而简洁的划分。由于大家对自由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西方将自由分别划分成以洛克和卢梭两人为代表的自由传统。洛克比较重视公民权利的自由, 包括思想和良心的自由权利, 以及包含基本的个人、财产权利, 并且尝试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上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包含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两个方面。

后来, 贡斯当又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区别的角度将上述洛克式自由、卢梭式自由分别区分为“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按照贡斯当的理解, 比较有保障的是“现代人的自由”, 它是一种以私人快乐为基础的制度保障, 而“古代人的自由”是共享社会权力。

因此, 柏林在贡斯当对自由区分的基础上, 提出了“积极”与“消极”两种自由的概念。从实质方面来看, 贡斯当所指的“古代人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提出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的自由”则等同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 具有某种主动的意义, 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 能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就是自由的, 因而是积极的; “消极自由”则是作为“免于什么”的自由, 即一个人如果在不受别人阻碍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从整体来看, 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都继承和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自由传统观念———“消极自由”观。

然而, 平等也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平等。前者的政治对应于形式上的平等, 后者的经济则对应于实质上的平等。

如前文所提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平等先具有的是否定的、形式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进而拥有肯定的、实质的意义, 就是说, 形式平等的要求先于实质平等的要求。一般来说, 社会生活领域大致可以区分为与形式平等相对应的政治领域和同实质相对应的经济领域。简单来讲, 政治平等的实现相对经济平等较为简单。政治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权利平等, 以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强调的是实现的过程是否平等; 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在何种立场采取何种分配结构, 更多强调结果的平等, 而当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体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平等, 并将它视为平等的核心。

( 二) 优先性: 自由与平等

由于时代背景所限, 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直至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期, 平等同样也被纳入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 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般秉持着消极自由的观念, 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经济上的平等, 更是将经济平等作为平等的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 自由主义分野之后, 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极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 或者说, 正是自由与平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区分, 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界线变得明确。而且,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更得以凸显。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更面临着如何实现这些观点的问题。当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时候, 首先要求的是和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的自由, 也就是平等。自由即平等, 实现了自由也就实现了平等, 因此可以说,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以密尔为代表, 他的思想主要凝结在《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这两部不朽的经典之中。密尔在《论自由》里解决了自由的理论问题, 在《代议制政府》中于实践上确立了自由制度, 标志着自由问题的基本解决。在密尔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政治哲学似乎也没有重大的建树。①

随着二十世纪动荡的局势, 政治哲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由主义逐渐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以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出来。正义社会的实现不仅要求人们承认他的正义原则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而且要求正义社会所体现的自由与平等具有一致的内恰性与圆融性。所以, 一个正义社会的内在价值之间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做出选择, 而使社会正义的稳定性失去保障。因此, 要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首先要求其所遵循的价值原则能够一以贯之。

由此, 正义原则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通过罗尔斯提出的“词典式序列”方式来解决, 就是较早的原则同较后的原则相比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即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 按照“词典式序列”方法, 自由作为第一个正义原则要优于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平等。

而罗尔斯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对待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似乎走上了极端。

诺奇克主张自由至上, 把自由当作首要的, 第一位的, 且唯一的。在诺奇克那里, 人所享有的诸如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各种权利中, 尤为重要的权利是自由权, 自由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 自由是十分地重要, 以至于即便是在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的不平等, 只要自由能够存在, 其它都无所谓。诺奇克哲学中, 他恪守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权利构成了平等的理论限制和实践约束②, 剥夺了平等内在价值和独立性。

与之相对, 德沃金主张平等的优先性以及平等至上的观念。而平等之所以在德沃金看来如此重要, “一是, 他认为平等主义原则的奉行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因为如果不能平等对待公民和个人, 政府的合法性会受损, 社会自然不是正义的社会; 二是, 德沃金认为只有平等才具有内在价值, 自由没有。如果说自由的价值在于自由的生活是更有价值的生活, 那么平等本身就要求政府关注自由, 要求政府关心被统治者的生活”③, 从而平等才真正具备内在性的价值。然而事实上, 德沃金由于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不断后退与让步, 导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理论中, 他最终只有接受自由的优先性, 从而放弃平等的优先性。

( 三) 比较的结果与对优先性的批判

自由,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自由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德沃金虽然提出了平等至上的观点, 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由的优先性。自由在新自由主义中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 新自由主义将平等提上政治哲学讨论的议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与其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受时代所限而以自由为主题, 不如说, 当自由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 从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将自由主义推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整体上来看, 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 首先, 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形式统一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 其次, 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用优先性原则来解决。优先性原则使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与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相互融合、有序运作。于是, 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政治理想在此得到实现。事实却是, 自由优先性的原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对当前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确认。自由优先性主张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并不是一以贯之, 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具体的意义。例如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雅典社会当中, 公民拥有高度的参政议政和政策决议的自由, 但这里的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有限度的, 它仅指雅典的自由民, 外来民、奴隶及女性并不包括在内;又如在黑暗的中世纪, 自由的价值在神权统治下早已被忘却。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是在历史中生成的, 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内涵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优先性———作为一种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确认, 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单纯的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或者平等对自由的优先性都是不可取的,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自由与平等可以说都拥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因此, 这就造成了在特定的历史的境况下, 由于现实的处境决定了自由与平等的重要价值, 从而显示出优先性, 而不是其本身所显示出的优先性。

三、启示

对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比较, 使得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目前, 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 并且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越来越重要。一个正义的社会, 就应该体现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此外, 我国在宪政民主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如何体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还需更深入的探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的认知虽然并不全面, 但他们的探索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切实一个实践问题, 只有处理得当, 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在此, 我相信只要理论和现实相互结合、双重推动, 必能更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罗尔斯, 张晓辉, 李仁良, 邵红丽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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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立.优先性:自由与平等.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5]姚大志.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评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哲学研究, 199 (9) .

[6]王彩波, 靳继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

[7]刘训练.两种自由概念探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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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玉芳.新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吉林大学, 2009.

自由伦理主义 篇2

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自由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自由主义就成了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幌子。

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这篇小说中来看,父辈帕维尔就是一位贵族自由主义的代表。自由主义者的爱情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常带有一种悲剧色彩,自由主义者是承认爱情的存在的,这样的爱情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爱情来临的突然性、神秘性。二是男主人公的优柔寡断: 坚强的女人与软弱男子的对比。三是“意志的服从”。四是一生的毁灭。五是痛苦然而无益的忏悔。

二、虚无主义及虚无主义者的爱情悲剧的特点。

自由伦理主义 篇3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尹浩(1983-),男,安徽省界首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博士生,长江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乡社区基层治理研究;

吴恒同(1973-),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喀什师范学院法政系讲师,主要从事城乡社区基层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840048);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2SKP04);重庆市社科联规划项目(2012YBZZ013);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2YBMK00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2012-ZD-045);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121325)摘要:借助历史比较方法,比较分析东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代交汇下的互逆、共生与融合历程。近现代初期,因中国社会发育不足,东西方自由主义呈现互逆态势,但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两种自由观在二元法治社会中得以共生,并最终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相融。东方自由主义发展依靠“德”治、“礼”治,西方自由主义存在和发展依靠“法”治,两者的融合程度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关键词:东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自由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4.015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7卷第4期尹浩等:互逆、共生、相融:当西方自由主义遭遇东方自由主义

近现代以来,看待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学界存有三种理论分析范式。一是以费正清、李文森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预设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结构与文化稳固不变,提出中国近代、现代化起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二是以孔飞力、史华慈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预设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我变革,强调中国现代化动力来源于内部而非外部冲击。加州学派王国斌认为,无论是以欧洲中心观来研究中国,还是扎根于中国内部去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动力,都有失偏颇。他开创性地以历史比较视角,分析欧洲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差异与共同性,探究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文借助上述分析范式,以历史比较方法,分析东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冲突与发展历程。具体来说,近现代初期由于社会发育条件的不足而引起两者互逆;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初期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两种自由观在二元法治社会中得以共生,最终映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为两者的相融。

一、东西方自由主义概念的界定

(一)西方自由主义概念界定

哈耶克从强制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视角,将自由界定为“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于独立的程度不同。自由表示能根据自己的决定与计划行事,不自由则表示隶属于外人专断之下。\[1\]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是不受干涉的自由,即消极自由。

罗尔斯在其著作《自由论》一书中将公平正义引入到自由概念,主张基本自由具有优先性,以“差异”原则兼顾公平原则,认为所谓的自由是集体规则下的分配正义中的自由。

托克维尔在专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为多元组织的彼此制衡,遵循的分析逻辑是:自由意味着对国家与社会限度的承认及其互动规则的清楚界定,民间舆情是国家与社会限度衡量的标准工具,因此舆情的重视程度往往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变量。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自由主义概念,迄今多达200多条。总体而言,这些概念可划分为以下类型:依据空间起源,将自由主义划分为英国个体式自由和法国集体式自由;依据发展时间,分为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依据性质,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依据外延,划分为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哲学自由)①。虽划分标准各异,但都是在强调个体经济运行与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亦可界定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形式而制定的个人、团体做某件事不受干涉的权利与规则。一言以蔽之,西方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在交换关系中所形成的对个体自由权利的状态及其相关价值的追求。

(二)东方②自由主义概念界定

针对借助西方自由主义之标准,推导东方国家无自由主义这一结论,国内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有学者从宗法角度、传统社会二元结构上找寻中国封建制度下存在的自由传统,认为由于中国地理广袤,人口不断增加,自秦以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处于二元分层互离状态③。上层中的官僚科层代表着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利益,下层中生活着一般老百姓,是一种小农社会——“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天地,与上面的科层帝国毫不相干”。从社会分层角度得出下层存在自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因缺少对自由主义概念的清晰界定,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秋风、雷小鹏等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学文化模式——“天人合一”,“人与天、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和谐统一”,“实现个人与集体的一致”的解构中推导出自由的目标,从而论证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由主义\[2\];学者任剑涛则将自由主义分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自由主义,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对接\[3\];胡适则试图本土化自由主义,将其划分为自由、民主、容忍三个层次。从传统经学或者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自由主义存在虽有一定的依据,但缺少对历史基础条件的分析,忽略了国家组织对个人或组织自由影响程度的分析。徐勇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演绎出东方自由主义是中国农民的自由主义,是“东方中国自由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农民的自由状态和追求”,并将东方自由主义的特点归纳为“缺乏保障、放任极端倾向的自由、秩序之上自由”\[4\]。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中国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于广袤的农村,即使随着后来文化积聚于城市而丰富繁荣,传统仍具有很大的参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赞同徐勇的东方自由主义观点。但因“东方”二字指代广泛,用中国代替整个东方略显宏大。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将东方自由主义界定为:建立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脱离官僚组织严密控制下的个体,在社群中的自由状态及其对自由价值的向往与追求。笔者以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东方产生,是由于社会中不同的整合工具功能迥异引发:东方区域的上层社会往往由政治工具整合,官僚政治介入较多;基层则由社会工具整合,自治型宗族、血缘等非正式关系较为浓厚。在上述两种工具的不同作用下,出现了乡村共同体与中央官僚体的相对分离,而自由空气产生于不受政治权力随意干预的领域,于是乎自由之精神在分裂的空间中得以成长。这种自由主义因其存在的基础与空间主要是广大的农村而非城市,从而有着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成长逻辑。

(三)东西方自由主义差异性比较

两种自由主义形式上的相同并不能掩盖其发展基础的迥异。西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强调商品交换中的个体自由权利;而以土地为基础的东方自由主义则是以土地占有、土地使用为基础,强调家庭、村落等社群中个人实现自由的权利。前者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流动态势,对自由的追求往往以私人财产的保障为基础,后者则受限于土地,强调在相对固定空间中的频繁人情关系往来,自由关系往往镶嵌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中。

从追求的目标上来看,两种自由主义体现了利益的不同层面:东方自由主义是一种生存自由观,西方自由主义为一种发展自由观。在不同的自由观指导下,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生态。前者以利益尤其是土地产权分配为典型代表,是一种物质基础上的利益需求,这种自由观在现实中反映较为简单,仅以物质利益的再分配为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后者着眼于人的发展的权利自由,以精神文化需求及普世价值的追求为特征。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无论是早期的思辨式,还是近代的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涵义不断丰富,理论著作汗牛充栋的缘由。

从发展方式上来看,西方自由主义是横向式扩展,即随着商业经济主体的扩大与交换领域的扩张,其理论体系跟随各个时代的学界精英的不断反思而深化,从而逐渐由经济领域影响到政治、社会领域。而东方自由主义是纵向式深入,是随着基层民众与国家的反复博弈,政府权限不断收缩,公共权力边界逐渐明晰的过程。

中国历史发展到现代,面对内忧外患,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依据东方自由主义演变规律,采取自下而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发动土地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后期随着西方式自由追求的扩大化,东、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陷入低谷,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自由主义通过经济这个平台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二、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互逆

近代历史进程中,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社会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基于保种爱国、强国的理念,晚清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经历了由技术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思想救国的历史转变。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被引入国内。而最早将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的学者,当属清朝晚期严复等人,他们被历史学界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5\]。但因其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难以被接纳与利用,出现水土不服、不接地气的困境,其结局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典型的事件就是“百日维新”运动。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到来,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有力反击。科学是指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民主则是指一种不受歧视与欺侮的自由之精神。由于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势力的强大,在选择社会改革路线上,新文化运动倡导走全盘西化的激进路线,以对抗顽固的传统封建残余势力,如同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文化土壤的不同致使西方自由主义在东方有名无实,难以生存。到了“文革”后期,由于政治整合工具的广泛使用,自由主义发展陷入低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特别是解放思想的提出,为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学习先进的文化理念提供了机遇。从此,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受到东方的关注。一时间大量西方思想及其制度被学者引入。“规则的内化——人们对其价值的追求与遵循,并不在文本制定或者机构之后,而是在它之前”\[6\],这意味着制定的规则若真实地反映公众的价值追求,规则就会被认可并得以遵循,否则就会名存实亡,成为人们绕过执行的规则文本而已。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失序现象,就是当时知识分子脱离中国传统而谈论自由主义,忽略规则而实践自由主义主张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以村落为基本单元,呈现以差序格局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依然存在,以礼制、宗族社会为基础的东方自由主义依然牢固,所以这种失序并未触及根本。

“居于村庄的人们都在历史久远的共同交往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大家都承认这套规则,如果谁违背和践踏了这套价值体系,必将遭到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唾弃和鄙视。正是这套看来无形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准则,世世代代维系着村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村庄作为一个治理单元的稳定性是整个中华文明稳定性的一个有力的支撑”。\[7\]中国农村稳定的大后方使西方自由主义进驻中国时,遭遇到了巨大阻力,农村自由主义代表的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从而使这种自由主义运动仅限于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与学生群体,传统自由思想观没有发生根本动摇。

三、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共生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的前提则是自由,自由的维护与保障要依靠法治。因此,自由法治是市场经济活力的基础,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如一针催化剂,激发了自由主义的发展。但因东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不同,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形态也存在差异。西方是先确立自由主义然后是市场经济被催生,而中国则是先确立市场经济,其后自由主义才发育成长,之后再促使经济发展繁荣。二者发展路径的不同使自由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西方自由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一种个体式自由,其强调规则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主张从法治上界定与保护个人产权,在追求自由的“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目标上,为市场良性竞争保驾护航。东方传统文化中,有着自己独有的自由价值观念,以“礼”治、“德”治为理念,以情理型规则维护集体权力,自由价值的追求成为“工具合理性行动”④。

现实中两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二元共治局面。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契约规则话语的正当性要求,法治成为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的新工具。另一方面,传统“情理型”规则和礼治一定程度上被降格为非正式规则,但并未否定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实际地位。在实践世界,个体或组织通常以主观判断制定行动策略。针对公共性事务,组织或个人自我判断是“小事情”时,多依靠“德”治、“礼”治,人情关系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自我判断为“大事情”时,如触犯了刑法或被媒体炒作曝光,进入公众视野,法治功能便因而凸显。但何为“大事”、“小事”?衡量的依据是什么?答案的标准却难以确定,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理型工具与法治型工具还存有局部摩擦。但法治社会的建立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而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网络依旧盛行,即一改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互逆局面,出现了情理型社会与法理型社会并行不悖的二元共治场景。

四、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相融

中国起源于农业文明,在处于农耕经济发展阶段,农民依附于土地,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地域聚居信息透明,道德自律及乡村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规范。因此,无需官方正式制度的介入,乡村共同体内的秩序就得以维持。“以农民为主要载体的东方自由主义是一种日常生活形态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局限于‘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随心所欲,具有天生的随意性、散漫性和放任性”\[4\]。自由的放任与散漫在传统乡村共同体内受到约束,表现不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城乡人员流动加速,原有的传统道德约束变得十分无力,而相应规则体系建立的滞后并未及时给自由划出边界。“多数人的不加限制的权利并不是自由,而是放纵”\[8\]。这种放纵带来的不是社会秩序的稳固有序,而是紊乱。西方现代化经历了类似的困境,但在完成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打破了所谓的“斯密型动力”⑤带来的增长局限,乡村传统共同体也随之而瓦解\[9\],民众在城乡流动中,逐渐接受了理性和自由等思想,到现代化完成之际,自由主义传统最终被确立。而中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西方经验可为之借鉴,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中的自由主义发展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

麦克考伦提出了自由的三维结构:“无论何时在讨论一个主体或众多主体自由时,总涉及摆脱什么限制、束缚、干预和障碍而得到自由,从而能做或能不做什么事情,能成为或不能成为什么的状态。”\[10\]即自由问题通常包含自由的主体、自由障碍和自由的目标。借助三维结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去除其差异化,抽象出自由主义的共性,把自由主义界定为:社会中的个体或组织渴望一种对不受强权干预而积极做某些事情的权利,积极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的综合,继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维持社会稳定有序,最终实现个人或组织所预期的繁荣景象。这种共性意味着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虽在形式表现和所依据的工具上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其最终实现的目标却一样,即在公民权利方面,都追求人身的自由解放。只不过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体式的自由,东方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在群体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形式上的不同并未掩饰内容目标指向上的共性。

从两种自由观的历史演变来看,两者的逻辑起点虽不同,但存在共融的基础条件。东方自由主义曾存在传统乡村共同体,个人的自由权利实现离不开道德自律与族约乡规的他律。西方自由主义的实现是在扩大着的商业交换中,离开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的保障,个人自由权利难以为继。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职业分工将更加复杂化、专业化,交换也将不断扩大化,借助正式制度,保障经济交易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为自由权利在城市发育和生长提供了土壤。

制度经济学基本观点强调,正式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的实施程度,与地域空间文化,如习俗、传统道德观等非正式制度支持程度有很大联系。若两者有相通之处并相互支持,则经历短暂的磨合期后,就能有效融合,重塑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依靠传统“礼治”、“德治”自我行为约束影响有限,需要借助正式规则刚性体系,积极推进法治社会进程,“未来发展愿景、归宿、生活及我们对于良善生活的想象”\[11\]才得以可能。

五、结语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到来,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展现出从共生到融合的趋势。西方自由主义依靠公共规则的建立而生存,强调竞争中的自发性行为,但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通常会适时采取适当的国家干预策略,以保障其自由价值之追求。东方自由主义以传统伦理之“德”治、“礼”治为工具,辅以法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强调要利用道德传统力量和家庭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受传统狭义自由观中放任无规则约束之影响,法治规则与传统“情理”纠缠不清,两者共生共融还需假以时日,法治的二元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有待整合。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如果处理不好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当“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关系,民主进程就会大受影响。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制度化变量因素也不容忽视。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经济与政治都有各自的运行逻辑,经济现代化有可能带来政治现代化,也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混乱;政治秩序稳定取决于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扩大化的适应度。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则受制于传统文化与刚性制度之间的融合程度。换句话说,法治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精神之精髓,“德治”、“礼治”是东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前者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政治民主,保障政治现代化稳定,后者是民族文化之基因,通过文化符号发挥民族认同之功能。

中国社会现代化不仅是对原有秩序的重塑,也是在坚持自己民族文化根基上的全球化融入,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12\]131137。这种转变大致要经历物质技术层次现代化、制度层次现代化与思想行为现代化,其中思想行为是文化价值的基本之所在\[12\]131137,因此,衡量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层次是否达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大转型秩序的建立。

注释:

①政治自由:主张从个人权利、自然法入手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公域与私域分开,强调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同盟军。从洛克到穆勒的理论一直持此主张。经济自由:主张财产权与贸易交易权不受外界的干涉。亚当·斯密和英国功利主义者强调的企业制度、个人财产与经济产权内容界定是该经济自由概念的典型代表。社会自由:主张实现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础上,保障少数弱势群体的权利。如扩大劳工的自由权利,不因其他人的自由权利而对其权利造成剥夺与削弱,罗尔斯的分配中的正义是此观点的代表。

②东方在这里指代的是以中国为典型代表,东方自由主义指的是中国式的传统的自由主义。本文可以说是对徐勇2012暑期在复旦大学高等研究学院作的题为“被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讲座的回应。另,讲到主义时,国内学者将此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证性研究,主要强调对事实的描述与概括,另一种为规范性研究,表达对理想建构的追求。就本文而言,主义的定义取自前者。

③二元互离:指上层是庞大的科层式中央集权帝国,下层是无数分散的且大抵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且两层结构并不是紧密相连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强调“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车轨只筑到县街门就停了。”

④马科斯·韦伯提出“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前者是将自由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与手段,后者则是将自由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与信仰。通过此理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东方自由主义往往将自由作为一种工具拿来反抗不公平的具体事件,而西方自由主义则将信仰与价值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

⑤经济增长的动力多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等产业,受制于自然资源与人口规模。

\[参考文献\]

\[1\]何信全. 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2.

\[2\]雷小鹏,陈晗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J\].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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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勇.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J\]. 学术月刊,2012(4):518.

\[5\]边昭江. 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及其思想特征\[J\]. 天津社会科学,2006(3):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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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必亮,刘强,李晖.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基本理论、国际经验与实证分析\[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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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曦.情理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J\].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秋季卷,2011(9):116124.

\[1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 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写实主义与自由具象主义的区别 篇4

关键词:写实主义,具象主义

一、艺术领域自由具象主义的回归

十九世纪末的西方艺术家被西方人自古希腊建立的人本主义立场束缚太久, 疲惫于以理性主义的眼光来观察、认识和探究世界的思维方式, 乏味于重复地描摹大自然, 他们急切渴望反叛传统, 第一次忠实内心来创造一个抽象的艺术世界, 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客观世界的全新宇宙。但是抽象艺术在它存在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产生了成千上万、面目各异的艺术品、但与多彩多姿、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客观世界相比, 抽象艺术所创造的图像仍然显得极为贫乏、单调和有限。与抽象艺术家当初企望的摆脱具象和客观世界的束缚、进入无限丰富的表现天地的美好愿望相反, 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有限的符号形式, 使得抽象艺术比起具象艺术更易重复、更显枯燥, 而且抽象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哲理玄思和内在激情因抽象符号的不确定性、而显得含糊不清、难以确认。80年代的西方艺术家重新将目光投向五彩缤纷的人间生活, 投向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既然大千世界重又受到艺术家的关注, 那么再现客观对象的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便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卷土重来。

二、自由具象主义与传统写实主义的区分

有人将80年代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写实画风统称为自由具象主义。自由具象主义是对写实主义的上升性回归, 两者表现的形式相似, 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分:

首先, 写实主义虽然是科学的, 但它包含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科学知识, 在工业文明时代诞生的现代主义美术也是科学的, 但是它蕴藏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科学知识, 不仅体现了西方现代物理学的成就、还将数学、量子物理学、色彩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原理紧密相连, 展现出一个全新而又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由具象主义的艺术作品, 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人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探索宇宙及其奥秘的新成果, 他们的作品不单单是对自然的描摹, 而且加入了对宇宙的深刻思考, 作品中不仅有写实主义, 还有现实主义的层次。你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艺术品不再纯粹, 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它更为丰富。实际上, 经过抽象主义洗礼的后现代艺术, 较之写实主义更为清醒, 更接近自然的本质。

超自由主义 篇5

超自由主义

发布时间: 2003-9-8  作者:崔之元

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旨在建立一个“构

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

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

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马

克思、普鲁东和弗吉尼亚・伍尔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建设

方案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观点,

对安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

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安格尔主张“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 和“否

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属于“解构”(deconstructive school)

学派,因为他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我们对于生存其间的社会具有反抗、重新

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安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相反,

他主张通过变革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体现来实现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在这个意义

上,他称自己的理论是“超自由主义的”(superliberal)。安格尔是怎样发展出

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的呢?他的“构建性社会”理论的实际政策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不预备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

而仅就安格尔理论中的要点做一介绍,祈藉此激发读者自己去研究安格尔理论的兴

趣。

人为社会

我们不妨这样说:安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

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安格尔说:“社会是被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

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为社会”的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

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建立一种与“人为社会”观点相

左的“历史科学”,这就阻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

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面的剖

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

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

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人的能动作用多

有表述,霍布斯(Hobbes) 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自然权利”(

naturalright) 并非从“自然法”(natural law) 中获得。如此,现代的自然权利

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发展基于“人

为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在“怀

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我们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

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

会”这一观点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应。

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似乎

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

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的领地。这样看

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无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暗喻了。

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安

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 socialtheory),

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

伯(MaxWeber) 身上也具有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

安格尔指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就是其三个可以反复的理论步骤:

第一,要在每一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formative context) 和它所

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

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第三是要诉

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规律,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

“必然”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与现实的

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

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全盘

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安格尔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应是错误的。由于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

别,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现存制度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要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

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家便忽视了关于现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终就视现存的结

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因此,

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是非批判

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

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

会”的观点出发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必然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

>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有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

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反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

安格尔不赞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赞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

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

“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但是,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

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一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

复的类型,反对支配这些类型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

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

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

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创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

参照人类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样:“安

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生产方式

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用。结构性构架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

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重要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我们却可以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对

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认为,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

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将来的“意

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些“结构性构架”越来越开放(或

可称作“可塑性”)的特点。安格尔使用“否定能力”这一概念来表达一种“结构

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

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

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

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

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

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在于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

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否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

从不确定的角度去观察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

和制度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

安格尔认为,结构至上主义者否认我们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

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

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观点。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

相对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因为他们最终

都赞同这样的论点:既然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么我们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观点,为解决

后现代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我们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

赖时,我们不必向现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我们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更加尊

重我们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么,如何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

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

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我们触

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关键。安格尔与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

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

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阻碍了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制

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正多样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我们

无法将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区别开来。将制度

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能够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权利

体系是徒劳的3。重要的是缩短对我们的制度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

离。如果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制度安排给我们的命运的话,

批判制度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安格尔认为:制度拜

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抽象概念(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

直接划等号。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

这样的抽象概念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

一谈。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些相同的安排认定

为是迈向未来的必经阶段,而未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能给予

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很实干的政治家或

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

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据这一神

话般的历史观点:“现代政治经验不断的摸索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

证实现已形成的制度安排决不只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

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

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

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我们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

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是

他的“制度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

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观点。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

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人们所熟悉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些制度

的产生和发展的偶然性,而只有当人们抱着“虚假的必然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

时,这些制度才会显得“自然”。

安格尔“制度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制度安

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商品生产”时,安格尔强

调这样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

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通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小商品生产”

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在对技术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商品生产

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这样看待“小商品生产”。他既不赞美也不否定小商品生产的不能

与时俱进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他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和政制制度来“援救”小

商品生产。例如,他认为:我们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一个市场管理的方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

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中新

的财产权利体系,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制度来赋予“自耕农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商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

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

题,就是他在这些历史制度问题与当今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反映“人类历史

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

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总结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

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际制度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

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际制度安排所能够和

应该具有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制度收敛(

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认为,世界市

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

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

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敛论者

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们

却不愿承认或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

在其最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财

政收支平衡来达到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而财政收支平衡的获得是通过遏制公共支

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达到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的获得是通过

自由贸易(指商品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还主张

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狭窄地理解为政府从生产过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

地理解为是对西方标准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会安全网络”则被用以抵消其正统

纲领之不平等社会后果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

案的合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身激进

的鼓舞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方案没有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

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是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后

果。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

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批“局外人”为代价的。如果说局

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民主政体难以应付的问题,那么对于象巴

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说,同样的难题及其后果就会变得更可怕的多。补偿性的

社会政策依然不能缓解极大的基于经济发达部门与经济落后部门间断层的不平等。

由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流,安格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行动纲领,

也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它谋求克服富国和穷国中都存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二

元化,使得资本配置更加开放和多元,并且通过建立能够支持反复的结构改革实践

的政治制度,。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的主

要原因,是现时提供给局内人所有的

特权。不论在发达部门中与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对立有多大,但他们有着不与在无组

织状态中的局外人分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今天,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与工业革新经营计划相对照来定义自身。这一

新工业革新经营计划,希望加强资本流动的自由而又鼓励工厂中的协作。它诉诸劳

动阶层分化的方法来处理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保有就业权

之类的办法来控制资本的过分流动。另外,他们还想在生产企业内部加大对利益相

关者(指工人、消费者、地方社区及股东们)的承认。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剧了僵

局与冲突的病态发展,并强化局内人与局外人业已存在的断层。

安格尔经济重建方案的核心即在于:试图通过扩大单个“工人-公民”的资源

和能力来代替对保有就业权的要求,并以彻底的多元化分散的渠道提供生产机会,

藉此代替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这个方案中的第一条主张,要求每

个人皆可获得的来自社会继承下来的财产的“社会分红”;第二条主张,要求对传

统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对其进行再组合和再配置。这两条

主张都需要从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过程及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和实践中汲取营

养和补充。自由的立宪主义对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设计是不充分的;同样,我们

所熟知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对后者(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及实践)的设计也是不

充分的。

现代法律分析中将财产解释为“一束权利”,安格尔充分肯定这一分析的民主

化潜力。他建议拆解传统的财产权并赋予其所有成员不同种类的权力。这些传统所

有者的继承人包括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组织及社会投资资金。安格

尔反对将传统的私人所有简单地反转为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因为这样的简

单反转仅仅是对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没有改变“统一财产”的性质(即财产权

利束未分解)。他主张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

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

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

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

”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

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

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

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1 在讨论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 与安格尔的时候,罗蒂(Richard

Rorty)很好地抓住了安格尔的理论位置。他说:“卡斯特洛狄斯与安格尔都愿意

研究而不是破坏现时的人们已有所理解的那些概念,尽管他们不对他们生存其间的

这个历史的世界给出最后的判断”见Richard.Rorty 的《安格尔、卡斯特洛狄斯与

国家未来之罗曼斯》,引自Robin.W.Lovin 与Michael.J.Perry 主编的《批判与建

设:罗伯特・安格尔“政治学”讨论论文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 波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罗伯特・安格尔与加强民主的政治学》

,见其《A Zone of Engagement》,伦敦、纽约出版,Verso,1992 年版,第135

页。

3 Geoffrey.Hawthorn 在对Rawls (罗尔斯),Habermas (哈伯玛斯)及安格

尔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罗尔斯和哈伯马斯对中立性的研究令人担忧。参见Geoffrey

Hawthorn 的《实践理性与社会民主:对安格尔的“激情”与“政治学”两书的思

考》,见Lovin 与Perry 编辑的《批判与建设》。

4 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其形势与任务》,剑桥:剑桥

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0 -201 页。

5 参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错误的必然性:激进民主主义反必然主

义的社会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 页。

6 安格尔即将出版的著作:《民主的实验主义》(伦敦、纽约:Verso,1998

年)详尽地发展了他的行动纲领构想,并与当代的问题与机遇联系起来。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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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走向融合 篇6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作为两种此消彼长的经济思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发挥着的作用,得出实践活动和干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反思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化分析,证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应该是政府和市场应相互配合。实践证明在世界市场经济社会中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走向融合。

关键词 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 融合

一、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在发展过程中相互碰撞,但它们各自的主张并非完全排斥,而是对立中又有融合,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所谓国家于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落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是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二、美国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一)美联储不适当的货币政策

美国为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实行零首付等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美国长期的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起到2007年9月美国联邦储备局连续17次加息,将利率由l%上调至5.25%。不断提高的利率使得抵押贷款的债务人还款成本高于房产价格,债务人都无法继续支付贷款,由此滋生了道德风险。

(二)信用评级机构虚高的评级

次级抵押贷款经过复杂的层层打包后,很多机构投资者已经无法确切了解其中包含的风险,更不知道次级抵押贷款债务人的真正支付能力。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政府监管部门一直没有对评级机构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在危机爆发之前,评级机构给各类抵押担保债券、抵押债务债券等产品给出了虚高的信用评级。高的评级吸引了大量机构投资者加入到这个高风险的市场中。过高的评级助长了刺激抵押贷款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政府监管失当

美国的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是建立在缺乏有效监督之上的,缺乏监督的金融创新一味追求风险转移,必然会滋生道德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还将对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交给评级公司,并且缺乏对这些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管领域即有重叠又有空白,从贷款发放到证券打包销售及再加工的整个流通过程中,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缺乏必要的法规对其约束。这次金融危机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自由放任的意识和在这种意识下政府对金融部门监管的缺失。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同时,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长期以来政策运用的好的效果即适度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带来的利益。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总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稳中有升,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億元人民币、居世界第10位、占世界经济1.8%的份额,提高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2008年在全球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GDP仍然有9%的增长率。

四、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的融合

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包含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不包括自由的干预主义思想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的“第三那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既强调经济自由,又强调国家干预的典范。我们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在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失灵和无效率,市场也可以制衡政府。

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政策来抵御危机带来的损害,表明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逐渐融合的趋势。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经济的巨大潜能是人们无法估量的,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对市场机制于预过多,无疑会阻碍经济的发展。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不要国家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看到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都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其经济发展过程都揭示了具有共同性规律的东西要擅于发掘利用它,为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努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我们需要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我们所要建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并非是抛弃市场机制作用,完全靠政府权威力量左右经济运行的模式,而是政府适时适当的干预。对待“新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那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促进的思想,去除那些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2]王东.美国次贷危机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当代经济.2008(9).

论新自由主义 篇7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在新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1776年,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 古典经济学由此诞生。古典经济学主张经济自由, 奉行完全放任的自由政策, 强调市场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作用, 而反对政府和国家政策干预。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 资本得以在全球得到扩张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但始终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受到重创, 工业生产急转直下, 失业率连续走高, 这宣布了以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的破产。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家就如何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因此产生了两种经济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流派。首先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哈耶克就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问题、与兰格就社会经济计算展开论战, 在论战中基本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

但是经济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弊端, 以均衡就业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为基本特点的凯恩斯主义, 在经过“罗斯福新政”实践后在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经济危机此后的四十年, 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得新自由主义被冷落, 但始终在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伺机等待着发挥自身的价值, 登上历史的舞台。

而这个机会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通胀、高就业、低经济增长的滞胀现象,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 新自由主义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并提出解决滞胀危机的措施。至20世纪70年代末, 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发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 助推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迅速向全球扩张。这一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勃兴的时期, 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被广泛宣传的“新思想”。

滞胀危机被解决后, 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资本从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 为适应抢占国际市场, 扩张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理论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成为英美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其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 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这一时期 (20世纪最后20年) 是新自由主义走向了政治化并向全球蔓延的时期。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容与政策

以上可知, 新自由主义来源于古典经济学, 是与古典经济学一脉相传的经济理论。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派别和理论内容在不断的变化, 但其内容大体是相同的, 其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

(一) 绝对的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竞争和金融自由化, 其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通过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 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进行弱化;是发达国际垄断资本抢占国家市场, 攫取超额利润的手段。

(二) 市场化,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新自由主义将国家干预看作是经济效率低下、市场失灵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消除国家干预、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

(三) 私有化, 反对一切形式的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才是最为合理和有效的, 公有制只能导致效率低下。

(四)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倡导全球一体化, 其意图是凭借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 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占领、资源的掠夺和商品的倾销。另一方面更是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新自由主义通过肯定自由化, 反对国家干预;通过坚信私有制, 从而在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通过主张市场化, 来否定实施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通过实现全球一体化, 来输送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其本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干预。高和荣指出“在1944年, 在可称为“新自由主义宪章”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其实质是借反凯恩斯理论之名而行国家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之实, 是一种彻底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1]米瑟斯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行不通的, 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非完全行不通, 但它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 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反而会减少财富的作用。”[2]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公有制的主流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蔓延, 给全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解决滞胀危机提供了“良药”, 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 早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时, 英美两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犯罪率不断升高、工人生活恶化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摘要:新自由主义其本质是一种披着经济理论外衣而实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对于加强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避免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高何荣.《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N].人民日报, 2005-5-21 (007) .

自由伦理主义 篇8

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 女性运动的主导倾向是跟随着自由主义的传统, 它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和政治、宗教自由, 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直接面对的严酷现实是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 它为将女性包括进社会生活奋斗了200多年;它认为, 社会剥夺了女性的平等权利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 女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一个人, 都应当享有同男性相等的权利;它主张将过去大多仅仅与男性连在一起的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有关的价值扩大到女性中间。概括地说,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

《末路狂花》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忽视性别的差异, 强调两性的趋同。在男权制社会, 人们对男女性别角色问题存在着刻板印象, 主要是指人们对男子和女子在行为、个性特征等方面予以的期望、要求和一般看法。社会期待的男性特征, 一般看法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好攻击;有强烈的独立性、情绪稳定、不外露、客观性强、不受外界的影响、支配感强、十分爱好数学与科学、在一般情况下临危不惧、好动、竞争性强、逻辑性强等;而女性, 正好相反, 有强烈的依赖性、情绪好激动、容易受外界干扰、好静、逻辑性不强等。在性别异同问题上,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女性别没有什么差异, 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

在《末路狂花》中, 塞尔玛和路易丝起初也是应和着社会的“召唤”, 做着男权制下的“标准女人”, 路易丝是一家餐馆的女招待, 属于打工一族,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塞尔玛则是一个全职的家庭妇女, 她的丈夫是个地毯推销商, 他对妻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好好待在厨房, 别打扰我看电视里的橄榄球比赛!”她的整个世界就只有丈夫和家庭, 她胆小怕事, 甚至在决定和好友出游时只能采取留字条的方式来征得丈夫的同意。出行前, 塞尔玛一袭雪白长裙, 长发纷披, 路易丝则比较简洁, 但头上也系了条花丝巾, 添了几分柔媚。这时,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是明显的, 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 按男性的审美眼光来打扮自己, 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欺侮与暴力后, 塞尔玛换上牛仔衬衣、长裤, 并穿着这套衣服抢劫了超市。路易丝换上白色背心与牛仔裤, 颈上系一根牛仔布绳, 除了在服装方面她们的打扮越来越中性化外, 在性格上, 她们的转变也较大, 塞尔玛从遭遇强暴而杀死哈伦时的六神无主、近乎崩溃的情绪, 到被牛仔英俊外表的引诱以致失去了那笔由路易丝男友辛苦地送来的跑路的钱后所表现的坚强, 理性的转变;路易丝有自己的工作, 在一开始就比较独立和自主, 随着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她变得更加果断、坚强和独立。两人在性格上变化十分鲜明, 她们通过努力抗争, 逐步冲破那一道道暗地里凝视着她们的世俗眼光, 让身上的“男性力量”复活壮大, 性别差异日渐缩小, 两性趋同。

独立、理性意识的成熟。塞尔玛14岁与达里尔恋爱, 18岁结婚, 婚后她的全部世界就是丈夫和家庭, 常年在家做饭洗衣, 从不出门工作或游览, 只有一个好友路易丝 (就连跟路易丝的交往也不受丈夫的赞成) , 生活中完全没有自我。路易丝要比塞尔玛自立, 她有工作, 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不太依赖男人。不过她早年被男人强暴过, 因此可以揣想她的冷峻坚强某种程度上与她受过伤害有关。路易丝在酒吧做侍女的工作,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镜头一开始便展现了她忙碌喧闹的工作场景, 在这种工作环境中, 她很难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感, 于是, 两个被压抑的女性相约一起度假, 在度假的路上, 她们的遭遇让她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同时, 理性意识也日趋成长, 这从她们的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出发前塞尔玛在和丈夫的对话中唯唯诺诺, 缺乏主见, 让丈夫的情绪控制着自己的行为, 以至于在征求丈夫意见时欲言又止。而在路易丝枪杀试图强奸她的哈伦后, 塞尔玛还是惊慌失措, 但我们可以看出塞尔玛慌乱的眼神中已隐约透出某种坚定。这种不同在其被丈夫训斥和被J.D欺骗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她开始变得坚强、果断, 能够理性地分析事情的局势, 并作出决定, 尽管抢劫的方式过于稚嫩, 但相对于之前的软弱已有很大进步。两人在看似疯狂的举动下, 实际上隐藏了她们理性的反抗和独立意识, 在电影结尾, 汽车在悬崖上划出一道优美而悲壮的弧线, 暗示了女性对独立和理性的追求, 也反映出男权社会的强大。

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 她们不可能获得和男人一样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在看似公平的现代法律条文下的平等和自由, 实际上隐藏着男女不平等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女人总是处于被男人支配和压抑的处境中。

塞尔玛和路易丝驾车出游, 对于备受家庭与工作所累的两个社会底层妇女来说, 出游似乎成了她们对自由和平等生活追求的唯一的发泄口, 而这次出游, 也成就了她们对父权社会最强烈的反抗。在出行前, 镜头给了塞尔玛的那支手枪一个特写, 这是塞尔玛那极端大男子主义的丈夫送给她的一支为防身之用的手枪。对塞尔玛而言, 甚至对所有女性而言, 这是男人给她们的一种心理安慰, 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绝妙讽刺, 女人从未使用过这支手枪, 它只是作为一种存在物给女性带来心理上的被保护、被允许拥有自由的权利的幻觉。此时的塞尔玛与路易丝, 并没有自觉的女权意识, 她们只是在憧憬自己来之不易的自由之旅, 被挤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身份, 已经磨平了她们身上不多的棱角, 然而, 酒吧男人哈伦的出现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更改变了她们对自我与社会的认知。在她们将代表权力社会的警察装进后车厢后, 第一次感觉到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正在前方, 更是清楚地表达了她们对重获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期望及舒适心情。这种捍卫女性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斗争在与油罐车司机对峙的一场戏中达到了顶点。以女性的名义, 塞尔玛与路易丝第一次发出呐喊, 教训了对她们进行性骚扰的油罐车司机, 并把油罐车付之一炬。这把怒火烧毁了一个男权社会的象征, 也注定了她们将要为此殉葬。

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转变。在这部影片中, 两位女性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身份的转变是其女权主义呼声中的最大看点。在未枪杀强奸者哈伦之前, 塞尔玛是地道的家庭主妇, 很少出席社交活动, 没有自己的工作, 路易丝尽管有自己的工作, 但也只是一个酒吧侍女, 社会地位极低, 与主流社会权力中心相差甚远, 两位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中。塞尔玛在家唯丈夫是尊, 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而路易丝在幼年时期遭遇强奸, 罪犯却可以逍遥法外正是对男权社会所宣扬的法制社会人人平等自由的绝妙讽刺, 影片中的两位女主角在遭遇男性的极端侮辱后, 开始对男权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进而希望通过自己的斗争来获得女性应有的尊重和自由, 于是, 一场弱势的女性对抗强势男权的斗争开始了, 女性也彻底摆脱了其私人领域的身份, 进入到公共领域, 与主流意识形态正式对抗。

在影片中, 有这样一段对话:

路易丝:“我们会在海滨喝鸡尾酒, 改名换姓, 住在农场。”

塞尔玛:“我想找工作, 在度假休闲时去工作。”

路易丝:“警察能提出比这更好的条件吗?”

……

这段对话, 不仅反映出两位女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同时, “警察能提出比这更好的条件吗”更是揭示出要真正获得自由和平等, 在男权压迫到处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拥有的, 因而女性只能通过自身的抗争和努力才能改变这个社会现状。

在影片的结尾, 象征女性反抗的塞尔玛和路易丝的汽车在前方疾驰, 后面象征男权社会的警车在拼命追赶, 头顶还有飞机盘旋, 最终将女性逼上绝路, 而正因为如此, 女性以及其强有力的反抗向男权社会证明了自己的执著和力量, 使得女性真正进入主流视野中, 以与男性平分秋色的身份真正进入公共领域。

结语

虽然这部影片以公路片的模式表现了男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次掀起了女性主义电影的狂潮, 但同时, 我们也发现, 影片中表现的女性主义漏洞百出, 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还是按照男性视野下的审美观在塑造;第二, 由于强调性别的无差异性, 导致女性对男性潜在的模仿, 从她们的越来越男性化的装扮, 以及在剧中塞尔玛抢劫超市对骗子J.D的刻意模仿, 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局限, 这种表现方式忽略了女性品质特有的价值。第三, 在整部影片中, 并没有找到更好的维护女性地位的解决方式, 女性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实现只能以死亡结束。这也向我们昭示, 女性要想真正摆脱第二性的地位,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李银河:《自由女性主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李阳:《冲向峡谷的女权主义——电影〈末路狂花〉评析》, 《阅读与写作》, 2008 (8) 。

[3].阎海英:《用女权主义视角解读〈黛西·米勒〉》, 《安徽文学》, 2008 (2) 。

[4].王友琴:《人格平等与个性独立——以女权主义解读夏洛蒂的〈简·爱〉》, 《科教文汇》, 2007 (2) 。

作为自由意志外化的伦理 篇9

1.1 自由意志的提出

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的贡献颇多, 而在其众多的贡献当中, 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及根据而开显出了人的另一维更深刻的超验存在, 即人的自由意志, 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指南”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向。这种奠定在对自由意志觉识基础之上的罪—责伦理学不仅使人在本性上区别于他物, 而且使人在位格上与万物有别。因为有自由意志, 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 也只有自由意志, 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奥古斯丁甚至表示:没有自由意志, 人便不能正当地行动。

1.2 自由意志是一种权能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自由意志的承载者与度量者。因为你被赋予了自由意志, 被抛入了自由, 也就是说, 你赋得了这样一种权能, 即你完全能够只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断自己的意愿, 能够把自己意愿什么和不意愿什么完全置于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正是这种权能, 便使个人获得了这样一种绝对的法律属性, 即他在与他者发生法律关系时, 他必须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由于每个人都赋有自由意志, 因此, “必须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是每个人赋得的法律属性, 而且每个人的这种法律属性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

1.3 自由意志是人的绝对尊严的来源

由于每个人赋有自由意志, 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存在的目的本身。如前所言, 既然自由意志使每个人都能够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 而不必以任何他者的意志, 哪怕是最高存在者的意志为根据, 那么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存在不以任何他者为目的, 而只以自己为目的。这恰恰是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之所在。

1.4 自由意志产生的原因及其自律法则

我们说意志决断意愿什么, 人便做什么。各种外在的实际因素是否被顾及和重视, 完全取决于它们对于获取意志决定意愿的东西来说是否重要。所以, 自由意志之所以为自由意志, 就在于它是决断它自己意愿什么的唯一原因。与此同时, 自由意志虽然使人有能力只从自己的意志所意愿的东西出发行动, 也就是说, 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为所欲为”而不顾及任何现实制约, 但是, 这绝不意味着自由意志允许人“为所欲为”。作为一种普遍性力量, 自由意志本身隐含着自我决断的法则:只决断能普遍化的意愿和行动, 或者说, 只决断不会导致自相矛盾的意愿和行动。自由意志允许的自由就是在这一法则内的一切可能性。如果人们遵循自由意志的法则, 人们就会决断正当的意愿, 给出正当的行动;而当人们违背自由意志法则, 从而决断不可普遍化的意愿和行动时, 也就意味着人们误用了自由意志。

2 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观

黑格尔将“自我规定的普遍性”看成“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由于是以“无限形式的自身”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的, 所以它不仅是“自在的”, 而且是“自为的”。换句话说, 自由意志是普遍存在于人本身且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自在自为的一种权能。“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他认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 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 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 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 作为第二性的精神的世界。故“自由即意志的根本规定”。黑格尔继而强调:“意志只有作为能思维的理智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 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志, 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原则。”从而引申出:“任何定在, 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 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 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自由意志”在黑格尔精神中的客观精神3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自身就形成法, 在《法哲学原理》中, 也称为“抽象法”;“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得以在内心中的实现便是道德;综合前面两个阶段的发展结果, “自由意志”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外化, 就构成了笔者下文着力想阐述的伦理, 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3 自由意志在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的3种外化形态

3.1 自由意志的外化

贺麟先生曾指出:“法哲学是以法的理念为对象的科学。在黑格尔看来, 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 (整体的内在规定) , 并经过这一实体的外化、现实化即定在而成的。这是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所谓理念, 就是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只讲概念或者只讲定在, 都是片面的, 错误的。”

在这里, 其将“外化”与“定在”等而视之, 认为“外化”即“定在”的观点, 笔者有自己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定在”一词, 因此, 搞清楚两者的真正含义对于理解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以为, “定在”与“外化”在相对于自由意志抽象性而具有的物质承载性层面上确实有着统一性的一面, 但两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前者强调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载体呈现, 多为静态意义上的现实表征;而后者则强调自由意志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与外界事物的有机联系而发生的效果。也许有人会说“定在”本身即为一种“外化”, 是自由意志通过特殊载体的一种“外化”。这实际上是对“外化”的一种曲解。试想, 既然是“外化”就一定要有“化”, 亦即“变化”。而“定在”只是意志的另一种形态的表达而已, 根本没有“变”又哪来“化”呢?

故此, 笔者认为黑格尔在法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定在和道德是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的基础上, 最终一并统一于伦理之中, 使自由意志发生了外在转化, 成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代名词。这也正是笔者为什么选择作为自由意志外化的伦理来探讨的原因。

3.2 自由意志伦理外化的3种形态

3.2.1 自由意志与家庭

首先, 家庭是直接的伦理实体, 以爱为规定的集团。直接的伦理就是两性和血缘的结合, 也叫自然的伦理。爱是个人的感觉或感受, 是主观性的东西。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它是彼此不相识的两性结合成为一个人格, 使自然性别的统一转化为精神的统一, 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由此可见, 自由意志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得以充分地外化, 使自己的意愿付诸于能够证明自己, 感受自己存在的他 (她) 身上, 使之成为组建家庭的第一步。

其次, 家庭作为一种人格, 必须有持久的、稳定的财富作为外部的定在物。人作为自由意志的存在, 总是要将自身的自由意志变为定在。而自由意志的定在过程, 就是对物的占有过程。这个占有过程通过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活动实现。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 人对一切物有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并且当我能够说我占有某物时, 我就已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了。这种通过自由意志对物的占有, 即可达到维持家庭财富的目的, 进而满足家庭人格化的需求。

最后, 子女的受教育与家庭的解体更是自由意志外化而引起的效果。子女受教育本身乃是家庭性自由意志的延续, 是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意愿的延续性表达。与此同时, 子女的受教育以父母共同意志外化的财产作为必要条件。而对于家庭解体来说, 不管是离婚, 还是父母死亡, 甚或是子女成为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财产的独立的家庭, 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外化痕迹。正是自由意志向着各种不同方向的发展, 才导致了家庭的解体。

3.2.2 自由意志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伦理发展阶段。它是现代的产物, 即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市民社会是由每个特殊人的满足自己需要和由这些需要的整体所构成的混合体, 亦即任性和普遍性的混合体。在这里, 普遍性以任性 (利己目的) 为基础, 但它又依赖普遍性、受普遍性的控制。所以, 市民社会是需要和理智 (对需要的意识) 、利己和利他相统一的外部国家或物质国家, 即纯粹以伦理为实体的国家的物质关系形式。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是需要的体系。需要, 最初表现为同普遍性相对立的主观需要。黑格尔还认为, 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随遇而安, 而是通过劳动这个手段破坏食物的直接自然性, 以满足需要与对情欲的抑制, 都是自由意志外化为利益与意志力的结果。

其二, 黑格尔以司法来规范市民社会中的需要体系, 来达到人人都有权获得财富和占有财富的目的。我们知道, 在黑格尔看来, 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 而将法予以现实化实施即司法, 则其目的是再明显不过了, 那就是将法这一普遍的意志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实际效果, 这充分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外化。再次, 黑格尔设计了警察和同业公会来对社会的特殊利益分别进行外部的保护和内部的促进。表面上看来, 自由意志在这里是无用武之地的, 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警察和同业公会恰恰是市民社会共同的自由意志的具体外化, 各市民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内心中的善, 从而依从自己的自由意志, 让渡一部分权利给警察和同业公会, 这样不是抹杀自由意志, 而是会更好地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得以实现。

3.3 自由意志与国家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 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 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 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在黑格尔看来, 国家是借助于最高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法, 它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即整体的社会意识中, 而间接地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国家是自由的最高权利;而充当一名国家成员, 是单个自由人的最高义务。个人只有在国家之中, 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首先, 从国家法内部制度来看, 无论是代表着国家最普遍东西的王权, 还是负责实施国家已经决定了的东西的行政权, 甚或是涉及完全具有普遍性国内事务之立法权, 这其中都蕴涵着一种富有阶级性特征的利益指向, 更是外化了统治阶级自由意志的具体形态。

再者, 作为对外主权的国家, 表现为对别国的关系, 其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 是排他性的自为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 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作为一种整个国民整体自由意志的外化, 它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 它是独立的、自在自为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但又往往凌驾于该条约之上的深层次原因。在这里, 自由意志外化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关系形态。

其三, 在黑格尔看来, 世界历史就如一个法院, 它以普遍精神为准则展示形形色色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特殊的现实。世界历史是普遍精神自己认识自己、把握自己进而推进自己的过程。而这种普遍精神是与世界各民族的整体的自由意志密不可分的。这种自由意志外化为一种富有审判与辩论的场所, 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绘写着各自不同的历史画面, 并通过相互的交织与碰撞, 最终呈现出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剧场。

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 但因其语言晦涩、理论高深, 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笔者也只是在前辈的研究成果上去找寻新的发现, 以期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因此,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范扬, 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吕世伦.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3.

自由伦理主义 篇10

一、新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的理论来源和发展

自邦雅曼·贡斯当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后, 以赛亚·伯林将两种自由概念提升, 并称之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以这种二分法, 古代人的自由观即积极自由观, 现代人的自由观即消极自由观, 后者即为古典自由主义所确立的自由观。根据伯林的定义, “消极自由 (free from …) ”所回答的是“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而“积极自由 (free to …) ”所回答的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 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1]简单说来, 前者即不受别人阻止做出选择的自由, 后者是成为某人自己主人的自由。早在贡斯当的理论阐释中, 他就试图弥合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两种自由的分歧, 使二者融合。但是有趣的是, 在后来自由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个人主义也是试图使两种自由融合而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决裂。相反, 新自由主义却坚定地继承了它并欲图使之发扬光大。

古典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理论论证是非常鲜明的。洛克以自然法和契约论为基础论证政治国家的根本目的即维护自然法所赋予的个人自保必备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其契约理论中, 人们为了更好地自保而让出的是除了这些权利之外的权利, 如裁判权和执行权等, 而那些个人保留的权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让的。洛克所论证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即消极自由。另外, 边沁所主张的“没有法律即没有自由”中的自由即指个人自由, 这些自由是不能以其他任何名义随意侵犯的。在他所论述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中, “公共利益即个人利益的总和”这一命题也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2]。但他又同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因为既然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那么个人权利、利益和自由又如何得到切实的保证呢?再者,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师那里的消极自由主义观念也是很明确的, 其典型表达即“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模式。亚当·斯密和伯纳德·曼德维尔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是, 国家或政府不能干预经济运行, 它只能作为裁判员而不能作为运动员, 只能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秩序[3]。因此, 总的说来,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极力维护的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即我们这里所言的个人必须留有的不可侵犯的私域之一——经济活动自由, 这一必须确获保证的领域即消极自由。

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 消极自由理念同样旗帜鲜明。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那里, 他甚至明确认为只有消极自由而没有积极自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哲学家安·兰德也是消极自由的积极鼓吹者和坚定捍卫者, 她所论证的权利观是与其消极自由观密切相关的。她的坚定观点是, 只有个人权利, 没有集体权利、国家权利或民族权利等这些以整体形式存在的权利。在她的哲学体系中, 个人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加以侵犯的。为此, 她坚决反对为了一部分弱者的利益而进行财富分配的国家再分配政策。而在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 他在论证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则毫不隐晦地宣称个人拥有无论是国家或政府都不能侵犯的权利, 并且认为这些权利是界定国家和政府活动边界的基础。

哈耶克坚持认为一个人为了防止他所受的不必要的侵犯, 必须有一个确获保障的私域, 这些私域的存在是个人自由的保障, 否则自由将不复存在。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有消极自由, 而积极自由则会使社会沦落为极权主义的专制秩序。在此基础上, 他力倡社会的运行应该以人人平等适用的“一般规则”为基础。相反, 不能专门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制定优惠政策, 因为这样会以损害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消极自由的捍卫者。他与哈耶克一样, 所捍卫的都是以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基础的消极自由。他们对以这些权利为代表的消极自由的捍卫的理论承袭关系的一个现实因素就是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历史时期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体制下出现的全能国家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目的是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其价值取向则是要求社会保障其消极自由。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没有消极自由就没有自由。

二、古典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的理论困境

客观而言, 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的积极效应是不可抹杀的, 有关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充分的肯定。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使自然力可以为人们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无限地增加了生产, 并认为“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 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4]。按理来说, 在如此高的生产力条件下, 社会财富本可以大幅度增加, 并进而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但是, 恩格斯却同时指出, 在人的进化过程中, 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能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无法预见的作用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影响就会越小, 历史的结果也就会与人们的预期越符合。但是, 恩格斯却看到即使在最发达的民族国家, 预定目的和结果之间仍然存在极大出入, 无法预见的作用仍然占优势, 无法控制的力量仍然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 这一意外作用发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 私有制使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失败者在资本的魔威下战战兢兢、不由自主, 使社会发展的成果的绝大部分为资本家占有,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却反而更加贫困, 使社会生产陷入无序状态并使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震荡。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的核心即对私有财产权和私域的崇拜和捍卫。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 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并非如此完美。他们揭示了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的面貌及其本质。其基本命题就是, 由于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滥觞, 经济平等和社会分配正义等价值被同时弱化甚至被忽视,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表现为片面的、畸形的发展。

恩格斯为此尖锐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 指出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是与古代观念相对抗的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 它以抽象的主体性以及任意、内在性和唯灵论为基本原则, 并认为“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 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 而是对主体的奴役”;它在废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国家表面上承认理性但却使非理性达到顶点, 并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它所推崇的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 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5]。在恩格斯看来, 这种基于主体的、纯粹利己的利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分散状态, 使人们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并因此彼此隔绝。在这种生产关系下, 人虽然已经不再成为人的奴隶, 但却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根据恩格斯的分析, 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导致经济领域中的一个个分立的、原子式个人的存在。于是, 每个人为了对他自己的消极自由的捍卫而忽视了人类所应当追求的其他价值的寻求, 平等和正义也因此处于弱化甚至缺失的境地。

以当时恩格斯所观察到的伦敦为例, 当时伦敦表面上一片繁荣, 大规模的生产集中使劳动生产力大大增加, 从而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 以至于其雄伟和壮丽的景象令人陶醉, 使人感慨英国的伟大。这一切也都是自由主义者所竭力赞美的理论成就, 但是恩格斯却透过现象窥察到了这一繁荣现象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到过这个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 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 而且是被压制着, 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 并能够和别人的理论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 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6]。恩格斯指出, 这些代表着各个阶级和等级群集在街头的人, 本来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并渴求幸福, 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获致自己的幸福, 但他们彼此却好像毫不相干地追逐其私益并表现出可怕的冷淡和不近人情的孤僻。在恩格斯看来, 人的孤僻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在伦敦表现得异常露骨和无耻。在这种规则的驱使下, 人们分散为一个个具有其特殊生活原则和特殊目的的分子, 社会整体则表现为一个一盘散沙的世界, 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 每个人都把别人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 每个人都在剥削别人, “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 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 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6]。

根据恩格斯的解释, 导致这一平等和正义缺失的真正原因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机制。它使得每一人都都想寻找更好的机会获取私利。于是, 各个资本家之间、各个工人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6]。最后, 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其次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脱节, 生产和分配脱节, 无产者无法取得他们的必需。引起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恩格斯看来即人们利益的彼此背离。然而恩格斯却认为, 每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与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资本主义秩序却使人们的利益直接对立。恩格斯为此宣称, “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 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 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 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5]。不幸的是, 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矛盾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普遍存在。在上世纪80年代后, 在新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的主导下, 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个人价值, 公共善和社会整体利益处于相对缺失状态。长此以往, 社会无序甚至动荡和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与国际金融危机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属于价值论的范畴, 这是与其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从结构—功能角度分析,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认为, 组成社会的只是一个个的个人, 而没有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国家、民族等。他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即社会的虚幻性[7]。因为自由主义在解构社会时没有观察到社会中确实存在的联系人们之间关系的一条一条的紧密的纽带, 在其视野中, 人们就变成了一个个点状式的原子存在[8]。

遗憾的是, 自由主义一方面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观察西方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国家或城邦至上的传统情节;另一方面没有从比较的视角横向考察那些没有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或者受自由主义影响很小的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论, 自由主义的认识论是片面的、“去系统思维”的认识论。它只认识到事物的一面并把这一面片面放大, 而另一面则与其说被它无意忽略, 倒不如说被它有意视而不见并摒弃于其理论视角之外。正是在坚持个人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 个人史观才顺理成章地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命题。其实, 社会的整体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例如, 当某一民族或国家受到外来侵犯时, 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一般都会同时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反应和行为。另外, 人们在很多时候会针对某一事件达成共识, 并在共同的领袖指导下行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往往超越于每个个人的目标, 所要追求的利益也绝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另外, 从认识论角度分析, 二者认为认识主体只能是个人。因此在其看来, 具体活动, 如经济活动都应该以个人的认识和判断为基础, 而不能有任何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对个人的判断进行控制或干涉。据此, 自由主义一般主张个人自治或曰个人选择, 并主张为个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从精神层面来说, 它可以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从物质层面来说, 私有权的维护是最根本的。约翰·洛克的私有权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就是典型代表。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 自由主义并非所有形式的自由的捍卫者, 它只捍卫“消极自由”, 因为只有消极自由与其认识论和价值论一致。

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通过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的基本政治宗旨以及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竞争为基本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支撑, 资本所有者的势力不断增长, 劳动者的地位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资本所有者的“仁慈的施与和眷顾”。有关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社会基础。当危机发生时, 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不是支撑其稳定立足的社会基础, 而是将其推倒的重大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句, 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它自己的掘墓人。对于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 资本主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并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的同时, 却制造出其副产品:“过度劳动日益增加, 群众日益贫困, 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4]。按照恩格斯的观察, 这种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颂扬的自由竞争和生存斗争式的生产方式还没有使人脱离动物状态。而只有建立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 才能真正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才能实现人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

令人深思的是, 恩格斯在19世纪70-80年代做出的判断, 在如今的21世纪仍然显示出其真理的魅力, 难道这是纯属的巧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揭示之后一次一次地不断地印证了其真理性, 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生动地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判断。

从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解释和说明, 导致这一现象和后果的根本原因, 即在自由主义所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围绕次贷的金融业的运行中, 人们过分关注于其私域 (经济自由) 的保障以及在这一保障基础上的对其私利的过分追求 (如华尔街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为了获利而对金融高杠杆的使用等) 。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公德丧失, 社会公益一点点地受到侵蚀。最终, 当社会无法承受时危机必然爆发。这一机制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解释即个人的有序性和社会的无序性。如果反向推导, 那就是由于美国过分对个人消极自由张扬而导致经济秩序无序危机的大爆发。因为这种机制一方面会使一些社会群体经济能力不足而没有行使积极自由的能力, 在危机到来之时, 他们根本无力抗拒危机对他们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而只能是任由危机宰割;另一方面, 使社会大众在被忽略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干预国家政治生活, 不能有效影响政治决策, 导致他们在利益综合机制中集体失语。于是, 在“蝴蝶效应”影响下, 人数占十分之一的次贷者影响社会整体, 国家整体经济链条出现断裂。

从制度层面看, 单独的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它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极自由思想——自由政党执政——自由化政策——自由化经济模式”这一“四位一体”的机制来实现的。“大萧条”和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的时间节点都是在奉行消极自由理念和政策的共和党长期执政期间和连续执政时间末尾, 这不是巧合, 其中的逻辑就是:“消极自由思想——自由政党执政——自由化政策——自由化经济模式——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M].胡传胜,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18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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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儒家奴隶主义” 篇11

关于“读经”

近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掀起了一股读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的热潮,并编辑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华宝典”,在文化界引发了一阵波澜。号召青少年“读经”,这似乎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有人要这样做,我以为也并不表明是什么主义的复辟。在少数地方有一部分青年甚至儿童读四书五经,就全国而言仍可称之为个案,这并不足以改变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可是,一些以捍卫五四以来反孔传统为己任的人却坐不住了,对之大张挞伐。这些颇以民主、自由和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知识分子,却全然没有五四先贤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儒家文化就是毒素文化,是奴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当今世界,人们对一切外来文化、理论和学说,均可取“拿来主义”,何以对几本中国书,却一定要采取“焚坑主义”?我以为,即使所有的儒家书都是毒草,让它印出几本又有何妨?毛泽东不是说毒草可以肥田吗!将东西方不同主义不同流派的东西拿给人看,应该相信人们自会分辨,自会取舍。以为一本书一旦印出来就会流毒天下,是把人类的智力看得太低。张远山先生的意见就更离奇了,竟因为蒋庆先生所编的书中“我酷爱的诸多经典竟然无一人选”而大为光火。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你酷爱的经典别人就一定得选进来?而且,既然是先生酷爱的经典,书店里就一定有售,自己去买就行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蒋先生又不是《四库全书》总裁,难道他不入选就一定是被打人另册了?读到此处,我真是倒抽一口冷气。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儒家文化,特别是经汉代官方改造过的儒家文化,极大地限制甚至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儒家以讲孝悌、中庸为核心的道德驯化,使儒生只是死读经书,使得其精神保守、体质弱化。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汉以后的儒学已一无是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发达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因言论文字杀士的时代。但是,宋代又是一个为人们深深诟病的时代。宋朝武备不振,军队战斗力低下,败多胜少。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宋朝之所以经济文化发达而防卫力量脆弱,究其原因,除宋太祖实行的一系列防范内部造反的政策外,与宋代儒学大行其道也不无关系。一再失败,除朝廷调度无方,将帅贪生怕死外,与整个民族过于“文明”以致文弱有很大的关系。而所谓“腐化”,也可视为“文明”过甚的反映。

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经历三千年从未有之变局。中国不仅感到自己科技、武器不如人,而且在身体体力上也远不如人(东亚病夫)。陷入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使有爱国心的人痛心疾首。西方文化的传人令一些知识分子在对比之后,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彻底抛弃的态度。他们将历史上的现实中的一切丑恶与苦难,统统算在“孔老二”的账上,对固有文化抛弃的彻底和决绝,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四以降,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动乱和变革,传统儒学的血脉已被斩断,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经济架构已经建立,儒家理论体系复辟的条件已不存在。现在虽有人提倡读经,但无论他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都不可能重建昔日的辉煌。而且,以目前世界的喧嚣,能有多少人坚持坐下来读这些冷僻的典籍?

儒学生成的土壤已不复存在,目前的“读经”热恐怕也长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少数人可以因此获得硕士、博士,贡献于学术领域。以为一读《十三经》,中国就会出皇帝,是缺乏根据的。世界上皇帝很多,皇帝与孔夫子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不知儒学为何物的世界,各种皇帝仍然存在。

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无须担心。前者让人视野开阔,后者让人守住根基。而在今天这两者皆显不足。我们似乎已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向前一片迷漾,后看则不知所之。令人害怕的则是规定什么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这会使社会重新走向文化专制主义。

“经”的误读

《诗经》为儒家五经之首,是士的必读书,但也常被误读。如《诗·小雅·北山》这首服劳役者的怨愤之诗就是如此。该诗首章云:“陟陂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大意是:我们登上北山服役,大伙采杞叶来充饥。一群健壮的小伙子,整日里拼命劳作。王事没有停息的,心里担忧年老的父母)其第二章前四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特别有名,而后两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人们很少提到(意思是说长官太不公道了,为什么我要做的事特别多)。全章六句,写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之情。后四、五、六章是全诗的精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形,跃然纸上:“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楼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全诗表明诗人对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现状的极端不满。仅将诗中“溥天”四句抽出来,用以概括中国三千年来的王权专制主义,的确恰当。

古人说:六经皆史,《北山》就是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孔子说,诗可以怨。将怨诗搜集起来且尊之为“经”,这是儒家的功劳。但以“溥天”四句出自《诗经》而断言这就是儒家的“十六字真言”,就不合道理了。鲁迅曾说中国历史字缝里都是“吃人”两个字。其实这岂止是中国史,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又有哪一部历史不是充满吃人与血腥!写历史的人能将吃人的历史真相披露出来,哪怕是用了曲笔,都比尽量掩盖、歪曲历史真相要强得多。《北山》的作者面对当时社会的不公,不是极力颂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伟大和人民的幸福,而是大发哀怨,这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司马迁说:“小雅怨诽而不乱”,说诗人只是发牢骚而没有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这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十六字真言”说则完全是误读。

儒家与奴隶主义

儒家是主张积极人世的,以帮助君王治理国家为最高理想,所以儒者教人做良民,做好臣子,做好子弟,由此而断言儒家宣扬的是奴隶主义,是有一定根据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地之性人为贵”,但这个“人”是就全体人而言的。儒家将所有的人都置于“五伦”的框架之中,关心整体人的生存状况,孔子强调“仁”,主张爱人,即希望统治者给统治下的人民以人的待遇。这与后来的法家是不一样的。法家反对讲仁,民只是耕、战的劳动力和炮灰。孔子宣扬周礼,因为他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认为是“礼崩乐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法先王”,目的是用他所称颂的先王之道来改变现实。孔子的社会理想是“礼乐征伐白天子

出”,也就是要约束各级诸侯的行为,不准其僭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气愤的当然是诸侯的大逆不道,擅自使用天子的排场。而另一方面,这种僭越也致使人民的负担加重、赋役增加。儒家呼唤仁义,正表明当时仁义为稀缺物。春秋无义战,连年战争不断,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中国先秦诸子,大多关心天下国家,君臣关系是各家都少不了的话题。儒家特别看重君臣关系,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不过儒家所希望的君臣关系是有条件的,即君臣各有其准则,有其道德和行为规范,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视臣如土芥,则臣可以持视君如寇仇的对等原则。儒家在忠君的主张之下,仍强调了士的独立人格,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法家有着与孔孟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商鞅、韩非均出身贵族,因此他们深知权力之可贵,所以获得权力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孔子那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话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不明事理。为了权力,商、韩二人都抛弃祖国,投靠敌国,并为之谋划去消灭自己的祖国。这种行为本是当时游士的常态,但与为楚之同姓的屈原不愿舍弃故国的事迹相比,显然有别。由于他们身为贵族,了解权力斗争的内幕,所以他们坚信人性是恶的,人是绝对自私的,人对道德不会有真心的服膺,只有对富贵的贪求和对刑罚的恐惧。法家从君王的最高利益出发,以性恶论为理论依据,设计出一套严密的治国理论。

儒家的先王之道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儒家的德治很难从内心里使君主们认同。法家理论刚好与之相反,打出了“法后王”的旗号。后王即现时当政者。只有这些当政之王才是社会的最高主宰,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和法令。法家主张君王“独断”,对于臣下,则不存在所谓的人格和道义,只须“顺上之为,从主之法”。(《韩非子》,下同)君臣关系只是“势”与利益关系,君主决不能信任臣。“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双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统治者的错误就是“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政治在他们看来就是阴谋,必须实行特务统治(告奸),严刑峻罚,以杀立威。像儒者所尊崇的伯夷、叔齐这样不认同现实政治的所谓廉洁之士是“不畏重诛,不利重赏”的无益之臣,应当“少而去之”。这样的主张在明太祖手上达到极致,“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诛”。(《明史·刑法志》)法家认为君应当对臣行督责之道,而自己则应恣情享受,为所欲为,“专以天下自适”。(《资治通鉴》卷八)臣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格和操守,甘心作君主的工具,直至被杀,也不应有任何怨言和反抗。法家诸子无疑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希望依傍君王猎取富贵,其所创造的中国古代的“法西斯”理论实在是当时世界之最。然而,他们告诫君主不能信任任何臣下,那他们又怎么能要求自己被信任呢?不少人悲叹法家人物“忠”而被杀,而不明白这恰恰是贯彻法家理论的必然结果。

儒家忠君的一个特点是认为天下还有一个“道”存在,君王必须依道而行。在君与道发生矛盾之时,儒家标榜“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篇》)。有人说儒家是想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定一个宪法,使之成为君王们的行为准则,儒家主张臣子要作诤臣,要对君王的违道行为加以劝谏,甚至以死相争。儒家将道置于君之上,从而取消了君的至上性。以上种种,与法家以君王为绝对权威的理论大相径庭,成为专制独裁政治的最大威胁,最终导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见如果说儒家学说中如包含有奴隶主义的话(这在古代政治学说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奴隶主义也是极不彻底的,而且有走向反面的可能。只有经过法家的设计,中国真正的专制主义及奴隶主义才得以最终完成。

儒术独尊的由来

儒家在秦代受到沉重打击,由于民间还有一些胆大的人仍偷着讲授诗书礼仪,使儒学不至于断绝,这是因为儒学修身齐家的主张代表了普通农民希望子弟成为奉公守法、持家守成的良民的普遍愿望。汉代初兴,叔孙通的演习礼仪使刘邦尝到了儒家奴隶主义的甜头,尽管汉因秦制,尊崇黄老,但随着汉朝政权的巩固,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不少人认识到儒家学说稳定社会的作用。贾谊指出:“攻守之势异也”。要坐稳江山,就必须用儒家的一套。

儒家的理论是向天下人言说的,法家则不同,秦至汉初数十年的以“法术”治国,却从未出现一个读法家著作的热潮,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们是专讲“君人术”的。他们言说的对象只是君王,其中所讲的道理即老子所谓“国之利器”,是不可以示人的。他们书中反复申说的人性恶,人的私欲、奸诈和冷酷,比如将同床定为“八奸”之首,都会使人看过后不寒而栗。那些欣赏其理论的君王也不愿这样的东西落人其潜在的政治对手手中,让他们学到其中的奥妙,甚至还担心公开宣扬这种阴谋论而损害自己崇高的道德形象。因此只能是“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韩非子·说难》)当然,法家著作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有不少真知灼见,一些段落甚至是很好的范文。但他们是从性恶论即人的兽性出发来看待一切事物的,因此他们的理论对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有着巨大的破坏性。

汉朝皇帝在权衡利弊之后,听从了贾谊们的建议,逐渐加重了儒家在朝政中的地位。但儒学中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必须加以改造。比如儒学有鼓励暴力革命的倾向。汉景帝时,关于汤武“受命放杀”桀纣的问题引发了争论,当时的汉景帝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汉书·辕固生传》)为理由绕开了争论话题,但从此儒者关于“受命放杀”的问题也就再不敢讲了。对于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在汉朝很少人提起。经过汉初的一系列无害化处理,到汉武帝时搞独尊儒术,就终于水到渠成了。

汉武帝时,儒生们已不再讲“受命放杀”、“民贵君轻”这些话头,只好与阴阳家合流,大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巫术化的儒术当然不是儒学的正宗。董仲舒怀有治国的宏愿,他与汉武帝的对策,促成了儒术独尊的地位。而他关于“天不变、道亦不变”说法引起后世一切有革命思想的人的反对。但细检董的“对策”,他的立意却恰是要变,即要改变汉朝当时的体制。他指出:“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得天下以来,“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然儒家是唯心主义者,儒者们所遵循的是至高无上的道。所以他才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不变的道是天道,而人间的治道则是变的。“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其本意为,秦是乱世,汉应当变更秦之道。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顺应潮流,将儒学抬到很高的地位,不少儒生做了丞相,儒学正式走进了庙堂。然而直到汉宣帝时,儒家的地位也并未完全稳固。宣帝就曾经训斥太子与儒士们的关系过于密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可见这个“制度”的实质,就是儒表

法里,且被汉以后历朝沿袭下来。谭嗣同说,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根据即在于此。

其实,专制主义是以用暴力构建起来的政权为依据,任何理论都只是辅助工具。即使没有理论,它也能制造出一个理论来。以为打倒了儒家,就消灭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根源,实在是本末倒置了。

自由的尺度

自有人类,人一直在努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增大其自由度。但由于自然的、社会的乃至自身的限制,还远未能实现充分的自由。如今奴隶没有了,但在恶劣条件下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还大有人在。端谁的碗,受谁的管。自由只是人的追求,是相对的。孔孟时代的儒家,认定尧舜和西周是他们理想中的治世,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就是生存权有了一定的保障,可免流离死亡之苦,有了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自由。大家认定几千年的中国人都是奴隶,但各时期奴隶的待遇不完全一致,有时关奴隶的笼子大一些,奴隶们舒缓的空间也就大一些。有时则是使人完全不能动弹。至于说贵为宰相也还是奴隶,这只是对皇帝而言的。从逻辑上讲完全正确,但与做苦力的奴隶相比却不属同一范畴。

对于关奴隶的笼子,儒家主张尽量大一些,当然其目的在于巩固统治。董仲舒就曾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他告诫当政者不要把人民逼上绝路,以致造成社会动乱。以前不少批孔批清官的文章,以为社会越动乱越好,因为其使封建统治动摇,殊不知在这动乱中最受其害的,恰是那些无权、无勇的老实百姓。

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愿望是强烈的。上古时候的《击壤歌》曾描绘一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田园图景,并且喊出“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时候,地广人稀,古代酋长的统治手段还十分粗陋,以致给不少人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以后统治逐渐严密,实行了井田制,种公田之后再种私田,无论多么劳苦,但还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到了秦,用商鞅之法,将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个人的自由就基本不存在了。以中国历史为例,不同的时代,人们“自由”的程度是不一致的。而人们希望多一点个人自由的愿望却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专制主义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清朝,大约是其人关前尚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缘故,奴才竟成了某种高贵身份的代称,儒家传统的“礼教”至此就荡然无存了。

几点余论

张远山先生的文章中写了“有和无”一节,作者将“有夏”、“有明”、“有清”之有当作有、无之有。按《辞海》有字条,此“有”作语助,无义。古书黄帝号有熊,舜称有虞,以后的文人模仿古人,于是有宋、有明,有清相沿成习。古籍不称“有秦”,也罕见“有汉”,凡汉大都称炎汉、两汉,称有唐的也不多见,凡褒称皆谓大唐、盛唐,清人写文章只说“大清”或者“本朝”。朝代前加“有”字,乃多称前朝,与该朝是否大一统更不相干。南北朝间,有梁、有齐、有周等多见。关于秦朝,虽然汉人文章中常有暴秦一说,但汉人写文章不是一味地贬低它,贾谊《过秦论》可证。他们所探讨的是强秦何以失败,并以为汉之殷鉴。《史记》在《周本纪》之后立了《秦本纪》,当时的秦国,是与楚等处相同地位的诸侯国,秦立“本纪”,而楚等只能为“世家”,分别是十分明显的。

伪朝之称,史书多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标榜正统者常用以称他国,这不是儒家的专利。在没有儒家的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侮辱性的称呼也同样存在的。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 篇12

一、中国改革如何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

1978年,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也正是在此时,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推行。西方国家的普遍性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一度达到崩溃边缘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不恰当地干预太多所造成的。随着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滞胀的局面,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有了充分的暴露, 这时, 人们回过头来审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里根总统在美国, 撒切尔首相在英国相继执掌政权, 他们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全力诉诸实践, 全力推行私有化, 削减社会福利, 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 这些政策使美英两国经济得到了强劲的增长。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失效的背景下, 新自由主义的复归给西方带来了繁荣[3]。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指标完全是计划和预算的产物, 思想也在集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僵化到极点。“自由、民主、市场”离中国实在太遥远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在寻找世界的声音, 而新自由主义的很多经济主张必然适用于这样一个远远脱轨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借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很多成功的经验, 这些改革思想主要有:

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内核。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引入价格机制和竞争法则, 使经济能够在“看不见的手”的规则下有秩序地运行, 这是遵守了规律性的法则,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毋庸置疑, 中国能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 吸收其最合理的内核, 迈出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步伐, 俨然是一种进步, 是摆脱长期思想禁锢的一种解放。

2. 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度, 却忽视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对人权的尊重。只讲求奉献和牺牲精神不是社会主义, 无言论自由和思想禁锢更不是社会主义。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国家、集体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对人和自由的关注, 强调社会和谐、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和机会平等的统一。

3. 加强法制和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

法制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指令和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机制和法律的保障, 政府的行为、企业的运行都需要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监管。因此建立法制社会, 不断规范立法权、不断出台完善各项法规, 加强执法力度都成为中国当前改革的重要方面。

然而,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步入新的阶段, 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思想的冲击必然要求中国政府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任何一个思潮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又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孕育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又如何能够毫不思考地拿来呢?因此, 在更多方面, 中国改革是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主要包括:

4. 完全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色彩的, 即他们极力推崇市场机制, 把市场机制看做是十全十美的, 是唯一能够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 完全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 这样的认识就走向了极端, 他们把国家干预看做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观点也是片面的[4]。因此, 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 而是国家如何进行干预, 以及国家的干预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创新就在于实现了两个结合:一是把市场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二是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中国遵循市场化改革的路径, 在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模式, 这就是建立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国选择的这一改革路径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比较, 更科学, 更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更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5. 完全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 也极力反对公有制, 他们把公有制看做是产生独裁的根源, 认为公有制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可以使企业主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 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最充分的动力。那么公有制又如何不能够做到产权明晰, 如何不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呢?可以说整个推理过程是不严密的。经济效率不是单单跟所有制挂钩的, 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 企业的管理方式都会影响效率。其二, 私有制具有最充分的动力是因为财产私有与财产利益和直接收入直接相关。然而, 随着小私有制经济逐渐为股份制所代替, 这种私有与财产利益的直接相关性在减弱, 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 那么私有制的直接动力性越来越不明显了,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已经不再成为衡量效率的重要标准。其三, 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要私有化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概念的提出, 为公有制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很多产业更加需要国家的参与才能够保证其正常的发展, 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境保护、医疗、教育、卫生、能源产业等, 既要弥补市场失灵, 也要保证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因此, 国有或公有制与私有制有共同存在的必要。

中国的产权结构改革是遵循以下的基本思路展开的:一是对产权结构的改革, 由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二是对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改革, 把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经济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经济,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中国的产权结构改革选择的路径突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特点, 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这一特点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5]。

二、面临改革攻坚和国际新形势, 中国如何对待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相信这种成功和进步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 那么在改革过程中, 我们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也是客观存在的。目前, 中国步入后改革开放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阶段, 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已经响起, 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 人们难免会反思。成绩的背后必然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当难题难以诠释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然地推向另一个极端, 全面否定改革呢?当然不是!那么是否又会将所有的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呢?当然也不是。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我们应当客观, 更应当警觉。

客观地对待新自由主义首先弄清两点:一是我们要客观地看中国当前改革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实际情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容阻挡, 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影响参与世界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本国经济高速发展, 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不断巩固, 加入WTO并不断开放中国市场, 而本国改革也面临着诸如能源短缺、贫富差距加大、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多问题[6]。二是客观地看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目的。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 赢取国家利益而纵然发起的一股思潮, 它不是救世主和慈善家, 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果富国推荐给贫国的政策和制度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不是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富国试图踢掉使他们, 爬到顶端的梯子。”[7]西方发达国家增长的路径发生了变化, 科技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成本最小化和国内市场需求能力的饱和都需要将供应链条拉长到国外;面临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势必会转嫁波动和危机给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面对强势经济的攻击, 逃避不是办法, 而不假思索地接受诸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 必然会像拉美那样步入贫困化增长、俄罗斯休克后倒退、东南亚危机四伏[8]。

(上接7页) 的冲击,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应当依然坚持批判地借鉴的态度, 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同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 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改革模式。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 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 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中国加入WTO谈判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中国加入WTO承诺表充分考虑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中国各个产业的承受能力。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但是任何自由的背后都应当以一定的保护作为前提的。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 面临西方各国强压, 中国政府能够保持渐进稳健的原则, 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 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 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 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然而,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步伐过快, 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些有关社会稳定的福利体制改革走过头, 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机会的获得, 因此我认为, 这已成为中国改革继续深入的关键。产权制度改革要走下去, 私人领域内国有企业退出仍应当继续, 大型国有企业更多从企业运行机制上下工夫, 不能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 现代企业制度就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 加强国有资产转移的评估和监管更为重要。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 中国强劲的增长客观上肯定了中国的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 我们应当坚定信心, 继续向前进。

新自由主义是不是金子, 要看拾起它的人如何使用它。

摘要:世界经济依然笼罩在由美国发起的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 人们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金融市场的过渡开放和自由以及政府监管失效, 甚至反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适用性。然而, 中国却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 人们难免会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经济体制的国家是如何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希望。主要阐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批判地借鉴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 以及分析中国的改革模式的利弊。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全球化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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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夏准, 王晓蓉, 译.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经济史和智力史如何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而被改写[Z].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评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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