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植物新品种

经济植物新品种（共7篇）

经济植物新品种 篇1

一、植物新品种权概述

植物新品种权 (简称品种权) 是知识产权中的一种类型, 保护的对象是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 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由于品种权涉及的专业性比较强, 很多人对它都比较陌生。按照WTO规则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简称Trips协议) 的要求, WTO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对植物新品种进行立法保护。在国际上, 1961年签署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其后分别在1972年、1978年和1991年进行了三次修改, 现在同时存在着1961/1972年文本, 1978年文本和1991文本, 三种文本在对育种者的保护力度上逐渐地增强, 至今三种文本同时有效, 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文本。我国1999年加入了1978年文本, 1997年颁布了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并且从1999年4月开始受理在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在我国, 涉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瓜果蔬菜类的植物新品种由国家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受理和授权;涉及树木类的植物新品种由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受理和授权。在我国品种权的保护期限, 从授权之日起, 藤本和树木为20年, 其他植物为15年。近年来,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在逐年地增加, 其中从1999年4月到2008年1月31日, 我国农业部共受理申请4645件, 授权1525件, 植物新品种对我国的农业、林业、园艺、国际贸易等经济发展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 当前人们更多地还是关注如何有效地获得品种权, 以及如何使用和保护自己的品种权, 而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经营利用这类知识产权却很少进行研究, 没有使这类知识产权的潜在力量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二、植物新品种权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

品种权的经营管理总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对品种申请权的经营管理、对品种权使用和转让的经营管理、对品种权维护的经营管理和对品种权保护的经营管理。下面就分别对这四个部分进行分析和论证。

1. 对品种申请权的经营管理

品种申请权就是植物新品种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能够独立地到国家机关申请获得品种权的一种法定权利, 这种权利虽然只是一种申请权, 享有这种权利的人即使申请了品种权以后, 也不一定就能最终获得品种权, 但是,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品种申请权本身也是植物新品种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一份财产权利, 并且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这种权利进行转让。

按照一般的规律, 实际培育出植物新品种的育种工作者或者单位就是该植物新品种的品种申请权人, 但是, 在现实中, 品种权申请权已经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商品的特征, 可以通过进入流通市场而由购买方所拥有。目前可以使用的流通方式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合作开发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征是, 想要获得品种申请权的单位或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具有培育植物新品种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签署合作协议, 一方主要提供资金 (甲方) , 另一方主要提供人员、技术、设备和场地 (乙方) , 通过合作培育出符合目标的植物新品种, 该品种的申请权由双方协商约定, 具体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归甲方, 乙方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二种是归乙方, 甲方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三种是双方共有。在这种模式中, 虽然也发生了品种申请权的市场性转移, 但是范围比较小, 合作成分比较大, 完全的市场买卖特点比明显。

(2) 委托开发模式

甲方为了获得具有一定特征的植物新品种, 通过签署协议委托乙方培育出这种新品种, 由甲方提供资金或相关的物质条件, 由乙方组织人员完成育种工作, 所培育出的植物新品种归属于甲方所有, 甲方支付给乙方一定的费用。签署这种协议时, 甲方一定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协议中写明所培育出的植物新品种归属于甲方所有, 否则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 可能会判定归属乙方。

(3) 直接购买品种申请权的模式

我国法律允许对品种申请权进行转让 (买卖) , 但是规定所有的买卖活动都必须签署书面的转让合同, 而且要分别经国家农业部公告或者国家林业局登记后才能生效。在现实中具体地又分为四种情况区别对待:第一种是对外国人的转让, 法律规定在国内培育出的新品种向外国人进行转让时必须要报国家农业部或者国家林业局批准, 否则不能转让。第二种是国有单位享有的品种申请权要在国内进行转让时要经过其上级单位批准。第三种情况是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享有的品种申请权在国内可以自由地进行转让。第四种情况是在国外培育出的新品种的品种申请权转让给国内的单位或者个人时不需要我国政府机关批准。

通过上述的经营行为可以让品种申请权在市场中得以流通。

2. 对品种权使用和转让的经营管理

申请人一旦获得了品种权以后, 就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科学合理地积极经营这一品种权, 让它为品种权人和整个社会增添利益, 实现蕴藏在其中的社会价值。在现实中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自己使用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方式, 品种权人可以通过不断地繁殖和销售自己的植物新品种来获得利益。但是, 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 这种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 销售的范围有限, 而且往往受到品种权人自身物力和才力的限制, 一般难以发挥这一植物新品种的潜在效力, 因此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原始的方式。

(2) 许可他人使用

品种权人通过签署许可合同允许他人有偿地使用自己的植物新品种并从中获得收益, 这种模式无论对品种权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比较有利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可以扩大繁殖和销售植物新品种的规模和范围, 造福于社会;另一方面可以摆脱品种权人自身生产能力的限制, 又可以让品种权人从具体的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专心地从事新的植物新品种的研究, 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在现实中, 这种许可方式又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独占许可型。这种许可就是品种权人只许可一方使用该品种权, 不再许可第二家使用, 在合同有效期内自己也不能使用。这种方式中品种权人可以要求比较高的许可使用费, 被许可人 (独占许可使用人) 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殊的权利, 那就是当有人侵犯这种品种权时, 独占许可使用人可以直接单独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用征得品种权人的同意。二是专有许可型 (排他许可型) 。这种许可就是只能由品种权人和被许可人两方公共使用该品种权, 不能再允许第三方使用。被许可人 (排他许可人) 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殊权利是当有人侵犯该品种权时, 他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 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 单独地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三是普通许可型。这种许可就是品种权人在已经许可一方使用该品种权后, 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再许可其他人使用该品种权, 自己也可以使用该品种权。当然, 这种许可方式收取的使用费相对比较底, 而且一旦发生了侵权以后, 被许可人必须经过品种权人的明确允许和授权以后才能提起诉讼, 如果品种权不同意起诉, 被许可人就无法起诉。

(3) 进行投资

品种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 也是一种法定的财产, 因此通过评估作价以后, 可以作为技术或者无形资产进行投资, 品种权人可以从中获得比较长期的收益。

(4) 转让品种权

从法律上来说, 品种权是品种权人的一种法定财产, 但是, 这种财产本身并不是具体的资金或者物品, 而是内涵着一定社会价值的法定权利。在现实中, 品种权人直接使用这种权利只是具有从中获得资金和收益的可能性, 并不能保障就一定能够获得真实的资金收益, 因此, 对于品种权人来说,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可以把属于自己的品种权转让出去 (卖出去) 并从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这也是一种科学的经营策略。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我国法律规定, 对于品种权的转让也应该像品种申请权一样办理相应的手续, 否则转让合同无效。

3. 对品种权的维护

获得品种权以后, 维护品种权的合法存在是经营管理品种权的基础, 也是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品种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 它的诞生必须经过法律的审查和确认, 同时, 品种权又是关于植物新品种的一种权利, 植物新品种本身具有生命的特征, 即具有遗传变异的特性, 品种本身所体现的一些生物学特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有些特征可能在被审查时完全符合法律的要求,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变异成其他特征而不能满足法律的需要了, 因此, 从品种的特点出发品种权本身又必须经常接受法律的监督检查以确保原有特征的存在。除了品种的自身因素以外, 国家为了从宏观上对品种权进行管理的需要还做了其他规定, 这些规定品种权人都应该遵照执行, 否则就丧失了已经获得的品种权。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品种权人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我国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的通知要求做好下列工作:一是要按时交纳年费, 在拖欠了年费以后最迟应该在通知补缴的期限内全部补缴。按照农业部的规定, 这种补缴的宽限期限是从应当缴纳年费的期满之日起6个月。二是要按照国家农业部或着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要求按时地提供检测所需的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接受他们对品种的检查。三是要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确保一直拥有着与申请品种权时所提交的繁殖材料的特征和特性相同的繁殖材料。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当不能满足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要求时, 已经获得的品种权都得被审批机关宣告提前终止。

4. 对品种权的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既然品种权能够给品种权人带来直接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 因此就难以杜绝有人为了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去侵犯这种权利, 因此, 依法保护品种权也是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当前对于品种权的保护有两种比较有效的途径, 一种是对品种权本身直接进行保护, 另一种是借助商标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来间接地保护对应的品种权。

(1) 直接对品种权的保护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当某一植物新品种被依法授予品种权以后, 在没有经过该品种权人许可的前提下,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能为了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也不能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否则就是侵犯了该品种权。当品种权人发现他人已经涉嫌侵犯自己的品种权时,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有两种途径可以保护和救济自己, 一种方式是向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农业或着林业厅 (局) 投诉, 要求这些行政机关依法查处和制止这些侵权行为,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向侵权行为发生地有权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的法院 (一般是中级以上的法院) 直接起诉, 要求法院判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具体的诉讼中, 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可以请求法院先行裁定侵权人立即停止侵犯行为, 还可以同时提出证据保全请求。对于赔偿损失的数额, 一般按照品种权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失额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 也可以参照实施许可合同中的许可使用费来确定, 或者在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2) 利用商标间接保护品种权

在植物新品种的生产经营中, 可以通过申请注册商标并把这种商标使用在植物新品种的外包装上的办法来保护这种新品种所对应的品种权, 这种方式虽然是一种间接地保护品种权的方法, 但是由于工商管理部门查处侵权注册商标案件的力度大, 程序快捷, 在当前实务中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

三、合理注意法律中对品种权的限制

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 我国法律中也规定了对品种权的明确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的豁免, 也就是说他人使用受品种权保护的新品种从事育种等科学研究时不属于侵权。二是农民豁免, 是指农民为了自身生产的需要种植自己收获的受品种权保护的新品种时不属于侵权。三是强制许可制度, 是指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品种权人无正当理由自己不实施, 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或者对重要农作物品种, 品种权人虽已实施, 但明显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又不许可他人以合理条件实施时, 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或者审批机关依据职权都可以作出实该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 予以登记和公告, 并给予品种权人一定的使用费。这些内容都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应该遵守。

参考文献

中国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1999年～2008年品种权申请情况汇总表[EB/OL]

对一起植物新品种权案例的探讨 篇2

案例:新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农场签订合同, 约定由新疆××农场种植新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A品牌啤酒花。该品牌啤酒花由新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种苗并负责回收全部产品。合同2009年到期后, 新疆××农场负责铲除销毁种苗并保证种苗不流失。2008年双方因产品收购价格产生争议, 新疆××农场一怒之下将A品牌啤酒花产品卖给第三方。原告遂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并销毁种苗, 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交付2008年度所收获的全部A品牌啤酒花产品并支付原告违约金100万元。

笔者试对此案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1 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法律框架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起步较晚, 直到1997年3月国务院才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对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要求, 中国于1999年加入了UPOV1978年版本,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取非专利的形式。加入WTO后, 中国开始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 , 1999年国家农业部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细则 (农业部分) 》, 随后出台了《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等部门规章。此外, 国家颁布的《农业法》、《种子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也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至此, 中国初步建立了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框架。

2 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植物新品种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 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笔者认为, 新疆××农场出售的是A品牌啤酒花产品, 而非A品牌啤酒花品种, 不是繁殖材料, 不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是违反合同的行为, 构成违约。

3 本案是否适用适用权利用尽原则

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用尽是指植物新品种权人销售的或经其授权销售的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出售后, 其专有权即告“用尽”, 他人合法取得该繁殖材料再进行销售和侵权的不构成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1988年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公约》 (1978年文本) 第十六条规定:“受保护品种的材料或第十四条第 (五) 款所指品种的材料, 或任何从该材料衍生的材料, 已由育种家本人或经其同意在有关缔约方领土内出售以后, 不受品种权制约, 除非这类活动: (1) 涉及该品种的进一步繁殖, 或 (2) 涉及品种材料出口, 使其繁殖, 而进口国并不保护该品种所在的植物属或种。出口材料用于最终消费的情况例外。”该条款明确规定了权利用尽原则, 我国又没有申请对该条款保留,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对权利用尽原则是认可的。

具体到本案, 被告辩称适用权利用尽原则是没有根据的。因原被告合同中明确约定由新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种苗并负责回收全部产品, 原告并未将植物新品种销售与被告, 被告仅享有一定期限的种植权, 不享有销售权。所以笔者认为, 原告的植物新品种权并未用尽。

4 违约金数额是否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 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被侵权人请求按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赔偿数额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等因素, 参照该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依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 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 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被侵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 在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本案虽不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但可参照上述赔偿标准。

另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 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 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 还应当履行债务。”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 一方严重违约时, 另一方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被告将A品牌啤酒花产品卖予第三方已构成严重违约, 理应支付违约金。但经过法院调查, 被告出卖A品牌啤酒花产品总价为100万元, 违约金100万元有违公平, 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 最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7万元的违约金。

5 铲除销毁种苗是否合理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 当被告新疆××农场严重违约时, 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铲除销毁种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被告将A品牌啤酒花产品卖予第三方, 致使合同不能履行, 已构成根本违约, 从合同法角度看, 原告请求解除合同并铲除销毁种苗没有问题。

但啤酒花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 在盛果期将其铲除, 经济上极为不合理, 对农场职工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将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 人民法院可以不采取责令销毁侵权物的方法, 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经过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 原被告同意继续履行合同。

6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后续问题

浅谈中国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 篇3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品种权,法律保护

中国历史悠久,土地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植物品种资源丰富。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丰富的植物品种资源,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优势,维护育种者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农业和林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有必要分析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状况,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形势,建立并完善中国的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

一、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基本架构

(一)植物新品种与植物新品种权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是指已知植物最低分类单元中单一的植物群体,不论授予育种者的权利条件是否满足,该植物群体可以是以一种特性区别于任何其他植物群体,并作为一个分类单元,其性状特征经过繁殖不发生变化。从范围上,它既可以是新育成的品种,也可以是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所形成的品种。根据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名称的植物品种”。

植物新品种权又称为植物育种者权利,是农业领域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具体而言,其包括:独占权、许可权、使用权、销售权、转让权。除以上几种权利外,植物新品种权还包括标记权、排除侵犯权、追偿权等。

品种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核心。根据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是国家依法授予完成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完成的育种所享有的一种独占权”。因此植物新品种获得法律保护的首要要件是,人类的技术方案介入到植物新品种的生长过程中。其次,该品种应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的名称。中国植物新品种分为农业和林业两部分,分别由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负责相应品种权的申请、审查等工作。目前只保护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等。赋予植物新品种育种者以私有产权,使育种者得到成本补偿并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有利于保护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合法权益,调动培育植物新品种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促进科技兴农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二)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法律框架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起步较晚。1997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拉开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立的序幕。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对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要求,中国又于1999年加入了UPOV1978年版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取非专利的形式。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1999年国家农业部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细则(农业部分)》,随后出台了《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等部门规章。此外,国家颁布的《农业法》、《种子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也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至此,中国初步搭起了农业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框架。

(三)中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执法体系

在执法体系上,中国采取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司法保护包括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途径。行政诉讼保护,是指品种权当事人对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做出的假冒授权品种的决定和省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做出的侵权决定,以及对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做出的复审决定和无效决定,审批机关所做出的强制许可决定和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不服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保护,是指当品种权的权利被侵犯后,可以不经行政救济途径直接向有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犯新品种权之诉;同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的请求。刑事诉讼保护,是指品种权的被侵权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控告,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行政保护,是指当植物新品种遭遇侵权时,品种权人可以向省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申请处理,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司法保护相比,行政保护具有快捷、简便的优点,能迅速维权,但是其处理决定不具有终局性,法院的判决才是最终裁决;而且行政机关运用的救济手段有限,不能决定对品种权人的赔偿,司法保护则包括所有救济手段。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品种权的性质为民事权利,司法保护将是今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成效与问题

(一)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取得的成效

1. 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数量增势较快,保护名录不断扩大。

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使中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品种权申请量增势迅猛,保护名录不断扩大。目前中国植物品种权的年申请量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中跃居第4位。截至2009年3月31日,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已达到6348件,其中已授权2312件。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国内科研院所、企业、个人等申请量占总申请量95%以上,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日益受到重视。从植物种类来看,传统的大田作物依然是申请的主力,申请量接近总申请量的九成。此外,国外企业加大了在中国的品种权申请力度。(2)

2. 品种权审查、测试体系不断完善。

为保证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部组建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受理、审查及其他有关事务;成立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负责审理驳回品种权申请的复审案件、品种权无效宣告案件和新品种更名案件;设立了农业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保藏中心,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的保藏工作;建立了1个农业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14个分中心,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的测试工作。在借鉴UPOV新品种DUS测试指南的基础上,科技人员克服了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类型复杂给田间测试带来的困难,研制了42种植物属或种的DUS测试指南。(3)

(二)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不足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起步较晚,尽管植物品种权申请量在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1. 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意识不足。

由于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刚刚建立不久,育种单位和个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尚不完全熟悉,对品种权申请过程不甚了解,对侵权案件的处理还存有疑虑,植物品种权侵权现象严重,品种权权利人维权积极性不高。

2. 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太合理,申请程序复杂,审查速度较慢。

申请植物品种保护的作物主要集中在玉米、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品种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获得一项植物品种权的时间,至少也要1~2年,品种授权前测试周期较长,不利于及时保护育种人的合法权益,不适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需要。

3.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行政执法能力不强。

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农业、工商、公安等多头执法现象,由于各部门缺乏信息沟通和合作协商,造成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脱节。对品种权侵权假冒现象的查处力度不够,个别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从全国范围来看,假冒、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对品种权侵权假冒现象的查处力度不够,影响了育种人育种和品种权申请的积极性。

三、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状况

(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是为植物新品种提供具体保护的唯一的国际公约。1957年,法国邀请德国、荷兰、奥地利等12个国家和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联合国粮业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外交大会,拟定《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简称UPOV公约)。1961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二次外交大会通过了该公约,签署国家有法国、比利时、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该公约于1968年正式生效,此后又经过了1972年、1978年和1991年三次修改,目前生效的有1978年和1991年的两个文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与1978年文本相比,将育种者的权利扩大到禁止侵权品种进出口,对育种者的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更为具体,并扩大了保护范围,延长了保护期限,同时保护方式也更加多样化。鉴于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国于1991年加入了1978年文本,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第39个成员国。

(二)部分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1. 美国。

美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保护制度,采取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的模式。1930年美国颁布了《植物专利法》,将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块茎植物除外)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审批机关为美国专利与商标局。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实用专利法》(4)修订案,并通过三个重要的法院判例逐步确立了植物实用专利的合法地位,(5)对有性或无性繁殖的植物发明都可授予实用专利。1970年,美国颁布《植物新品种法》,对有性繁殖产生的植物品种提供类似于专利的保护,审批机关为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员国,美国于1994年签署实施UPOV公约1991文本,随后颁布了修正案,规定允许农民保存受保护的品种的种子,为繁殖目的销售、交易及与其他农民交换种子。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审查是通过书面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审查员主要依据申请人提交的新品种描述信息和试验数据做出是否符合授权条件的判断(6),这是美国的一大特色。从整体上看,美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强化了育种者利益的保护,规定育种者可选择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模式。

2. 日本。

1941年,日本公布了《农业种子和种苗法》,这是亚洲第一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此法规定了种苗注册制度,对品种优良的植物新品种实行保护。已注册登记的植物品种的繁殖资料被用作商业目的销售或第三者使用该品种登记注册的名称时必须得到品种所有者的授权或许可。保护期限较为短暂,限定在3~10年。此外,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大豆等)都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1982年,为了迅速适应农业国际贸易的需要,日本加入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可以说,日本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意识是很强的。在审查方式上也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首先,依据申请品种的客观情况选择审查方式,其次DUS测试(7)采取田间试验和定点检查两种方式,实际操作过程简单高效。

3. 印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鉴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高水平保护和侧重于保护商业育种者利益的立场,对是否加入UPOV1991年文本持观望态度。作为人口较多的农业大国,印度采取了兼顾育种者利益和农民利益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1993年,印度农业部起草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法》,采用植物品种权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予以专门法保护。根据该法,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专有权。为了防止本国种质资源的流失,保护特有农作物品种,对符合DUS标准的“农户品种”(8)也予以保护,此外,印度还建立起利益分享机制和生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9),这是印度的一大特色。《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法》以产权界定的方式保护了育种者的投资和创造性劳动,也使印度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

四、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建议

(一)强化品种权保护意识,增强品种权保护观念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信赖,充分发挥植物新品种保护积极效应。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大查处假冒授权品种和处理品种权纠纷的法律依据和手段、方法,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育种单位和育种人应树立产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既防止他人侵犯自己的品种权,又避免侵犯他人的品种权。

(二)逐步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加强新品种保护和品种审定的结合与衔接

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加大对植物新品种的研发投入,逐步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范围,为越来越多的育种者提供保护空间,避免中国植物种质资源非法流失。在品种保护和品种审定衔接方面,要重点强化对农业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借鉴国际做法,实行品种登记制度。

(三)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体系,加强品种权的行政执法工作

加快科技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由科研计划和成果管理向以知识产权管理为导向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沟通与协商,避免重复执法。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整顿种子市场秩序,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切实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打击植物新品种侵权假冒行为,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司法保护,任何拥有知识产权的公民法人和组织在其拥有的权利受到损害时,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保护。其二是行政保护,品种权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当地农林行政部门申诉。

(四)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信息服务体系

扩充、完善审查、测试数据资源;研制数据加工技术标准与规范,建立品种数据资源自动查询系统;建立和完善品种权相关信息披露系统,拓宽授权品种实施与产业化渠道;建设国内外品种权信息交换及预警平台,追踪研究主要国家、国际组织的立法动向,分析其可能对中国相关研究和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及时预告和预警。

(五)完善植物新品种法律法规

经济植物新品种 篇4

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比较分析

1. UPOV公约

1961年通过的第一个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UPOV) , 标志着植物品种保护法律制度与专利制度并存且自成体系。当时公约的第2条规定, 成员国可以选择对植物种植者提供特殊保护或给予专利保护, 但两者不得并用。而事实上, 多数成员国均选择给予植物品种权保护。1961年UPOV的保护范围仅限于该品种用于繁殖的部分, 其他部分则不在保护之列。这一制度设计显然是针对生物技术的特殊性而降低了权利人的垄断水平。但是随着生物专利的日渐为世瞩目, 学界普遍认为植物新品种保护已经成为过时的障碍物, 进而要求用专利法取代该专门法的保护, 强化培育者的权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1991年UPOV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增加了一些条款供成员国选择适用, 从而加大了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力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 如果成员国认为有必要, 可以将保护范围扩展至生殖物质以外部分, 任何从受保护的品种获得的产品未经权利人同意, 均不得进入生产流通, 衍生品种的市场化也在受限之列。这显然明确许可成员国对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 从而放弃了1978年UPOV禁止双重保护的立场。同时规定因公共利益、农民特权而对培育者的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 但须给予权利人适当的回报。

2. 美国

美国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特殊制度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实质性审查制度。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条件是植物新品种的新颖性、特异性 (distinctness) 、一致性 (uniformity) 和稳定性 (stability) , 要求有关机构必须通过书面材料对该植物新品种特性进行审查, 但不进行田间实地考察, 并且权利人申请保护制度不同审查宽严程度不同。二是植物专利保护制度。, 植物专利要求品种应具有新颖性、识别性和非显而易见性, 且只能给无性繁殖的变种以保护。《专利法》第101条不排除对种子、植物、植物组织培养物的保护。三是植物品种保护证书制度。根据《植物新品种法》规定, 以有性繁殖方法培育的植物新品种、野生植物、自然生长的植物和其他的植物品种, 由美国农业部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审查并颁发植物品种保护证书。四是植物普通专利保护制度。除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外, 美国还授予某些植物普通专利。20世纪80年代初Diamond v.Chakrabarty案, 使美国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首开植物品种获得普通专利保护先河。

3. 欧洲

欧洲国家大多是UPOV的成员, 最初大多对物品种提供特别法保护。当然, 依据UPOV赋予其的选择权, 它们也可以对之提供专利保护。但是, 到了20世纪70年代, 成员国批准了欧洲专利公约 (EPC) , 该公约明确地将动植物品种和主要利用生物方式繁殖的动植物排除在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外。于是, 在这些国家, 动植物只能受到特殊的保护, 不再受专利法的保护。该公约排除植物新品种的主要理由是避免对植物品种提供专利法和特别法的双重保护, 其潜台词是不受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将可以受专利法保护。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1999年4月23日,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成为第39个成员, 同时启动实施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0年来, 在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激励育种创新、提升种子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加快建立具有中国国情、符合国际惯例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规体系, 基本形成了适应发展需要的组织体系。二是全面夯实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提升了品种权审批授权能力。农业部在全国建立了1个测试中心和14个测试分中心, 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 组建了审查和测试专业人才队伍, 组织研制完成了玉米、水稻等102种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 公布了7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受保护的农业植物达到74个属或种。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快速增加, 年申请量由10年前的115件攀升到2008年的868件, 自2004年以来一直位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第4。三是大力推进品种权交易服务, 加速了品种权转化应用。四是努力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 调动了社会资源投入育种创新的积极性。五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推进了植物新品种领域的互利互赢。

三、我国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不足

1. 立法层次低, 不能适应入世后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条例》在规范属性上属于行政法规, 而农业部根据《条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则属于部门规章。我国已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国, 现正面临着是否加入1991年文本的重要抉择, 以行政法规方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实属不妥。

2. 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不能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一方面, 我国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定政策性、原则性强, 规范性、可操作性弱, 不能起到很好的惩罚和警示作用。另一方面,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很严重。许多农业行政部门存在执法人员缺位、执法水平不高等问题, 制约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3. 保护水平不够高, 不利于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我国加入的是《UPOV公约》1978年文本, 在保护育种者权益方面, 《条例》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实际做法有些接近于《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规定, 但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第一,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小, 保护期限短。第二, 《条例》与专利法、商标法一样, 没有规定继承权, 也没有授予品种权人的进口权, 缺乏海关中止放行制度。第三, 我国《条例》没有限制农民特权, 难免会授人以柄。

总之, 《条例》与《UPOV公约》相关规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护范围、保护领域、实质性派生品种概念的引用及其商业化的规定、农民特权等方面。

四、完善我国植物品种保护立法的措施

1. 认真研究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规则, 用足用好选择性条款, 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植物品种保护法

我国农业底子比较薄, 农业科技水平不高, 生产尚未实现规模化, 现代化和机械化的耕种方式也远未普及。在此情况下, 植物育种人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植物育种人) 要求增加外国投资的需求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选择权, 必须放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加以考虑。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上占绝对优势, 因而极力推行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UPOV模式。同时, UPOV公约1991年文本加大了对育种者的保护力度, 限制农民特权。这符合拥有先进生物育种技术的发达国家的利益, 但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因此, 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1991年公约文本,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UPOV公约1978年文本。当前, 国际上要求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认为, 中国即使将来加入UPOV1991年文本, 也要借鉴别国的经验, 深入研究公约内容, 准确理解和把握公约的每一个条文, 用足用好选择性条款。例如, 在农民特权的问题上, 要充分利用UPOV公约选择性限制的规定, 在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 尽可能多地保护农民利益和民族产业的发展, 既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植物品种的研究与开发, 又不损害本国的福利目标, 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切忌盲目听从少数发达国家的摆布, 而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本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置之度外。

2. 大胆创新立法, 平衡各方利益, 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当看到, 作为一国农业科技领域的重要法律制度,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不仅要有利于激发育种者的科研积极性, 更要为本国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法律保障, 尤其是本国的优势农作物品种。因此, 我们还要解放思想, 积极进行立法创新。一是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的经验, 丰富农民权利的内容, 对育种人权利和农民权利进行平等保护, 对社区利益和植物多样性保护进行综合考虑, 平衡好各方利益。二是在立法中注意体现特色, 突出优势, 对具有我国特色的一些植物品种, 如茶叶、水稻等作物进行倾斜保护, 将一些重要的中草药品种列入植物品种保护名录, 以保护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中药文化传统, 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由于过度保护对国家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 建立新品种保护补偿基金激励机制, 促进新品种申请数量的增长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育种科研和种子经营环节的长期脱节, 打破现有育种体制, 解决育种经费不足、投资单一化以及育种者的科研成果得不到回报等问题, 唯有对新品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由于育种经费的不足, 往往一个新品种育成审定后, 几乎没有经费再申请品种保护, 加之育种者对申请保护品种的信心不足、认识不够等诸多因素, 基本上是无偿提供给社会利用。笔者建议由财政从种子专项经费中, 设立新品种保护专项补偿基金, 对申请品种权保护的新品种给予一定的费用补偿, 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通过5~10年的品种权保护经费的扶持, 使育种者从中获得利益回报, 逐步建立育种者对新品种保护申请的信心, 提高植物新品种申请数量。这对促进我国育种事业投入的多元化, 减轻政府的投入压力和育种者对新品种保护的积极性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 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使育种人品种权保护的需要, 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在当前品种权侵权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 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要求下, 《条例》以及UPOV1978年文本已不能满足我国育种业发展的需要, 也不利于全面维护品种权人的品种权。因此, 有必要修改条例, 提高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立法层次, 为人民法院以及省级农业行政部门解决品种权侵权纠纷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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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中植物新品种的引种筛选 篇5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园林景观,筛选

环境条件影响着植物的分布, 植物对环境也有各种各样的适应性。植物引种 (introduction of hortcultural plants) 是指从满足当前生产的需要出发, 把植物栽培品种、野生植物资源或国外的优良品种、品系从分布地区引入到新的地区栽培, 通过适应性试种后进行推广种植或作为育种原始材料的过程。园林景观中植物新品种的筛选要根据植物对当地的光、热、水、 土等自然生长条件的适应性以及造景需求来引种筛选, 进而扩大应用。

一、调查研究

植物引种应以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 不恰当的引种不仅可能导致引种失败和经济损失, 更可能产生诸如生物入侵、危害环境、损坏地域绿化特色等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 所以引种前需要对园林植物物种组成、应用情况及其多样性特征等进行调查研究, 通过分析园林植物多样性的变化原因以及现有植物的生长状况和景观要素的调查, 可为园林的持续发展和后续研究, 以及为城市的绿化和植物应用, 甚至是为增加城市绿地系统的植物多样性提供参考依据[1,2]。

二、园林植物引种的影响因素

室外园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原因, 主要有温度条件 (年均温、月均温、昼夜变温和低温) 、降水和大气湿度、光照因素、土壤条件和栽培地小环境等。其中, 温度条件对于热带分布属的大部分种类和温带分布属的一些树种是引种的主要限制因子;降水和大气湿度方面, 3~4月份, 对一些湿生性树种和一些喜荫蔽或半荫蔽而栽培于全光照条件下的植物种类生长极为不利;5~10月, 易造成一些喜光植物死亡;土壤方面, 对一些适应于中性或碱性土壤和一些喜肥的植物生长尤为不利:园林内小环境条件复杂多样, 其中以园林树木最为明显, 流失种类较多[3,4]。

三、引种原则

不断引进植物新品种, 将成为丰富当地品种资源, 补充品种类型, 加速品种更新换代, 促进园林绿化市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植物的生长发育离不开环境条件, 任何一个植物品种, 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 因此引种就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 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 把所引进的植物进行适应性种植试验, 筛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植物种类, 才能在园林生产上推广应用。

(一) 相近原则

一种作物在一定的生态地区范围内, 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形成与该地区生态环境及生产要求相适应的品种类型, 因此引种要坚持原产地与引种地生态环境尽可能相近的原则。如上海地区大规模引种了适应在低纬度华南地区生长的检树, 结果全军覆灭。又如江南地区为片面追求热带风光大规模引进南方植物, 如棕榈科、桉树属、榕属植物等, 尽管暖冬和商家投入的过冬保暖措施使一些植物侥幸过冬, 但潜在风险和巨额投入仍不容忽视。

(二) 迁移原则

对原产地与引种地生态环境有差别, 但确有好品种或好资源需要引进的, 就需要按一定距离逐渐迁移种植的原则, 逐步向引种地迁徙, 让其逐步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尽量选择那些对环境条件 (主要是日照、温度) 反应迟钝的目标品种进行引进。

(三) 需求原则

如果当地缺少某个优质、专用的种质资源或品种, 就驱使人们到外地进行引种, 以满足需要。如上海植物园坚持致力于木兰科植物的引种与筛选工作, 广泛收集了木兰科植物。近年来, 尤其加强了新优落叶类木兰品种资源的收集、筛选与繁殖技术研究, 目前仅收集到的国内外落叶木兰品种资源已超过100个。上海植物园收集的木兰科植物, 其树形、花型、花色各异, 花期也不尽相同。一些观赏性高、适应能力强的品种被逐渐筛选出来。

(四) 法制原则

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威胁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研究已显得相当急迫[5]。《种子法》对种质资源、品种和种子管理做了具体规定。所以引种前要根据地域、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制定详细的引种计划, 引种一定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建立完善的检疫制度, 提高引种工作人员对生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严防生物入侵。

四、引种的程序

植物引种缺乏相关法规、条例和执法来限制和管理植物引种行为, 许多引种单位和个人只根据局部利益的需要制定引种计划, 使引种工作缺乏全盘性、预见性和长期性, 导致苗木结构不合理, 重复引种屡见不鲜, 甚至不遵循严格规范的引种程序。

(一) 制定引种目标

根据引种的原则和当地生态条件, 确定引种的方向和地区, 要尽可能地收集较多的基因型不同的品种, 以弥补当地资源和品种的不足。许多新引进植物的定名不够准确和规范, 从而导致了一些不恰当的植物应用配置方式, 影响新引进植物的推广效果。如虎耳草、八仙花类植物种植在全光环境下, 植株容易遭受日灼, 叶片萎蔫、反卷和变小, 植株生长不良, 甚至死亡[6]。

(二) 严格植物检疫

为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 引种驯化必须遵照国家《植物检疫条例》的有关规定, 严格检疫。外来种的无序引进, 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后果, 如排挤本土植物, 使微生物和小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 对野生生物缺乏友好性, 不利于丰富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和构建地域特色的绿地景观等;由于各种形式的国际间植物材料交流相当频繁, 城市绿化植物引种已经成为最有可能造成生物入侵的途径之一。绿化植物引种所带来的入侵生物不仅包括植物, 还包括植物材料可能携带的危险性昆虫和微生物等。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 超过一半的种类是由于人为引种造成的。作为经济物种、药物、牧草或饲料引入而成为人侵例子的如蓖麻、曼陀罗、紫苜蓿、一枝黄花[7]等;作为观赏花卉或树木的如紫茉莉、五色梅、荆豆等;作为改善环境植物种类的如大米草、微甘菊、凤眼莲等。

(三) 引种驯化并选育新品种

植物引种驯化, 是通过人为作用, 使野生植物进行家化栽培, 外地植物成为本地植物的技术经济活动[8]。如2010年山东师范大学承担的“黄河三角洲滩涂耐海水植物新品种筛选培育及综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 经过3年多的攻关选育了适于黄河三角洲种植的盐地碱蓬、耐盐三倍体木槿、小叶野决明栽培品系东营1号等7个耐盐植物新品系, 建立了柽柳、耐盐甜菜、耐盐棉花等相关耐盐植物新品种 (系) 的栽培技术规程, 并进行了规模化种植示范, 为加快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滩涂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课题组筛选驯化多个耐盐绿化物种。

参考文献

[1]马凯.园艺通论[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 199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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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胜娟.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立法研究现状[A].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环境资源法的热点问题研究——2006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四) [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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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晋镇, 郭喜红.北美一枝黄花[J].杂草科学, 1999, (1) ;17.

经济植物新品种 篇6

1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内涵

植物新品种保护,也叫“植物育种者权利”,是授予植物新品种培育者利用其品种排他的独占权利,是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获得授权的植物新品种在法律层面上赋予了品种育成者一种权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1,2,3]。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实施,保护了品种育成者的利益,增加了品种育成者的效益,促进了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在我国要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要经过递交申请书、审查、田间测试、实质审查、授权等环节,一般需要3 a左右的时间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2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经验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简称“UPOV”)组织中的各成员国的国情不同,设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机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与文本、管理模式、审查制度、技术规则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点。现总结了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形式,从中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2.1 美国

美国于1983年加入UPOV。1994年国会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订案,并于1999年2月22日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公约。美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有2种形式,一种是由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实施的植物专利法保护无性繁殖的新品种,但不包括块根、块茎植物;另一种是由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司设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实施的保护有性繁殖和其它植物新品种。美国对植物新品种进行DUS测试是所有UPOV成员国中唯一通过书面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的国家,利用生长试验、因特网、品种释放通知、种子目录、PVP申请和其它出版物获得品种描绘信息,建立完整的植物性状审查数据库,对申请品种的描述与数据库对比,确定特异性。目前,美国植物性状审查数据库存有130多种作物80 000多份品种信息[3]。在美国,审查员靠申请人提供的书面审查材料判定一致性和稳定性,重点检查申请品种系谱图和是否有变异产生[4]。

2.2 日本

日本于1982年加入UPOV公约,是亚洲第一个成为UPOV成员的国家,现在适用于UPOV的1991年文本公约。设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主管机构,主要包括规划班、国际班、审查运营班、审查官、品种登录班、种苗产业班和管理班,各负其责。通过不同分工,使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审查方式更加灵活。针对不同的申请者和申请品种,采取不同的审查方式,可采取书面方式和DUS测试2种方式。对于国家品种性状数据库存在,申请者保证提供准确信息的采用书面形式,审查速度快,节省人力、财力。其它品种采取DUS测试,审查机关自己来做或委托申请者自行做,审查员依据结果进行判断[5]。此外,日本的品种注册(类似我国的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是“合二为一”的,凡是申请保护的品种都必须登记注册,这样节省了开支,提高了效率。

2.3 英国

英国于1968年8月加入UPOV,现行的法律与1991年文本公约相协调。所有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即植物育种者权利PBR),都要经过DUS测试,DUS测试仅是确认申请品种是否是一个新品种(从植物学的观点看),通过DUS测试的新品种根据育种者的意愿,决定是否申请植物育种者权利(PBR),英国的DUS测试工作由英国农业部制定的测试机构承担,不进行任何新品种的选育和开发工作,独立开展测试,不受外界行政和经济的干扰。但通过DUS测试的新品种,如果要进入市场,就必须再进行VCU(Value for Caltivation and Use)测试,测试的目的就是为农场或农户提供植物新品种的农艺性状适应性、抗病性、加工品质特性与利用途径及适宜的栽培方法和技术,使新品种的使用者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6]。英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品种推广很好地结合,在同一试验过程中取得了两方面的试验结果,节省了财力、物力以及人力。

2.4 荷兰

荷兰于1967年公布实施了《种子种苗法》,1968年正式加入UPOV,是UPOV的5个创始会员国之一,采用UPOV的1991年文本公约。在荷兰,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必须先向植物育种者权利局(简称BPR)提交申请材料,材料经受理后,采取官方检测形式,由政府测试机构负责进行DUS测试。但自2006年2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种子种苗法》后,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进行DUS测试的同时,要进行VCU测试,两个方面都顺利通过测试后,才可以进行品种释放,进一步进行种子生产,最终推向市场[7]。

2.5 新西兰

新西兰于1973年颁布了《新西兰植物选择者权利法》,经多次修改后,形成了《新西兰植物品种权法》。于1981年加入UPOV,执行1978年文本公约,从2006年起执行1991年文本公约。成立了隶属于经济发展部的植物新品种权办公室,办公室仅设立4名工作人员,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在品种测试过程中,采取官方测试、育种者测试和购买测试报告3种测试途径。DUS测试报告完成后,邀请专家参与审查,审查结果仅作为审查员的参考意见,不作为授权与否的结论。最终的授权与否,在通过各项测试后,仅由专职审查员签字即可,程序比较简化[8]。

3 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正式加入UPOV1978年文本公约,并启动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根据条例,农业部出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新版本。农业部已经发布了7批共74个属和种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在检测体系方面,农业部成立了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14个分中心,以及新品种繁殖材料保藏中心。截止到2009年8月31日,全国累计申请植物新品种权6 017件,授权2 504件。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介绍,30年来,我国培育主要农作物新品种1 500多个,实现农作物品种2～3次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推动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 025 kg·hm-2提高到目前的4 725 kg·hm-2,粮食总产量先后迈上了4 000亿kg、4 500亿kg、5 000亿kg 三个台阶,可见植物新品种保护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1]。但是,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起步比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从国外先进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经验中寻找新的启示,取长补短,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的发展。

3.1 积极准备各项基础材料,加快推进加入UPOV1991年文本公约的进程

我国当前加入的是UPOV1978年文本公约,但实际执行的是在1978年文本公约和1991年文本公约之间的保护程度。虽然基本满足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一般要求,但是在保护范围上、派生品种上、生物技术上还存在不足。因此,我国要加强与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种子法》《专利法》中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部分的细则与条款,为加入UPOV1991年文本公约奠定法律基础。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鼓励企业逐渐成为创新的主体,提高国内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为加入UPOV1991年文本公约奠定物质基础。

3.2 搜集全国植物品种信息,逐步建立完备的品种权审查数据库,保证质量的同时缩短审查时间

美国目前拥有的品种信息数据库是最全面的,大概包含了80 000个品种信息,通过信息数据库能够快速准确查找出某一品种的信息,有效提高了品种权审查速度。而我国一直采用书面申请品种权审查形式,通过这一形式进行审查,在准确性上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同时,给一些不法申请者提供了向审查员上报虚假信息的机会,将误导品种权的审查申请。应借鉴美国的经验,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品种信息,按照植物种属分类,品种归属地,隶属机构等进行分类,分阶段、有步骤地将保护名录中的植物品种进行田间试验、数据采集等,逐步完善品种权审查数据库,利用计算机系统来提高审查速度,保证审查质量。

3.3 建立独立的DUS测试机构,完善DUS测试规程,保证测试的公平与公正

在DUS测试机构方面,我国根据生态布局的不同,先后建立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14个分中心,以及新品种繁殖材料保藏中心,但绝大部分分中心是挂靠在各地方农科院或农业大学。应借鉴英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DUS测试机构建立形式,单独设立测试机构,不进行任何新品种的选育与开发工作,也不受挂靠单位外界行政和经济的干预,单独测试机构由国家资助建立,经费由国家提供或自身开展科技服务获得。在人员配备上,保证各个环节都要有专业人员担当主要职务,建立DUS测试大学教育学科,培养后备人才,实现精兵强将的人员构成。借鉴UPOV和日本、英国的DUS测试指南和规程,因地制宜,逐步完善我国DUS测试规程,特别是在试验设计、统计分析、表格汇报等环节上逐步完善。

3.4 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与种子管理部门协同合作,将品种测试与品比试验同时进行,实现多赢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目的是将新品种通过法律保护,获得独有的品种权,而品种审定是使新品种获得市场推广权的行为。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新品种测试主要是进行植物学特征特性的观测;品比试验主要是观测经济性状,与对照品种的产量或品质进行比照,达到规定的标准就可以通过审定而进行经营、推广。申请品种必须先通过新品种测试,确定其是新品种,育种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是否申请新品种保护,但是要进入市场就必须通过品种审定。应借鉴英国、荷兰等国家的VCU测试形式与经验,在进行品种测试的过程中,完成品种审定过程中的品比试验,从而减少申请者的费用支出,缩减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与种子管理部门的工作量,缩短品种保护测试与品种审定时间,实现多方共赢。

摘要：植物新品种保护是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赋予品种育成者的权利。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起步稍晚,与世界其它国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还存在差距,在分析其它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形式的基础上,借鉴其发展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提出了准备各项基础材料、建立完备品种权审查数据库、建立独立的DUS测试机构和将品种测试与品比试验同时进行,实现共赢等促进和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事业的建议。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保护,经验,启示,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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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植物新品种 篇7

据报道, 意大利金色弥猴桃公司买下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弥猴桃品种“金桃”在欧盟从2001年到2028年的繁殖权, 该权利使用费累计将超过1, 800万欧元。可见, 植物新品种的培育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科学贡献, 也可为培育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框架里, 植物新品种权已经作为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权利, 被纳入到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之中。本文将从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方式出发, 分析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背景

1961年12月, 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在巴黎签订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国际保护, 并作为一项知识产权被纳入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 自此植物新品种纳入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之内。199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由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独占的权利, 并不同于专利权。我国采取的这种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方式从实践来看, 在刺激科技创新、保护育种者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 知识产权问题不是学术理论问题, 而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

二、我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方式在刺激科技创新、保护育种者利益方面作用显著, 并与国际接轨, 较好地履行了所参加国际条约的义务,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作为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 原则上不能为当事人设置新的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由其设定植物品种权是否合适还是值得商榷的。第二, 在执法方面, 由于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知识产权案件, 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较强, 且审判经验有限, 审判思路尚欠成熟, 因此就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且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 对侵权案件的取证困难, 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执法的现象也很普遍。第三, 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薄弱。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产权意识薄弱,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权申请数量少, 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第四,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审查测试技术滞后, 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 影响了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第五, 我国如何利用植物品种权保护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 以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位置, 这些考量还不够。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 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 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 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 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

三、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的思考

(一)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模式的启发。

最初美国的专利法并不保护植物发明, 原因之一是当时占优势的观点认为植物是自然界的产物, 不是育种者创造性的发明。原因之二在于美国专利法规定必须在专利申请书中清楚地描述要求保护的发明, 使同一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在保护期结束后实施, 而这一要求对植物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以文字或图片很难将不同植物品种完全清楚地区分开。1930年美国通过了《植物专利法》, 对以无性繁殖方法培育的植物品种进行保护。但是, 《植物专利法》只保护通过无性繁殖方法产生的植物新品种。这意味着只有当他人未经权利人许可, 使用无性繁殖的方法从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中培育植物才是侵权行为。他人独立地培育出和受保护的品种相同的品种不算侵权。在生物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 《植物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就显得过于狭窄了。1953年,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植物新品种及相关植物发明的保护, 美国国会在其通过的《实用专利法》中规定对植物发明可授予实用专利, 从而突破了将植物视为“自然界的产物”而不能受到一般专利法保护的障碍。1970年美国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并据此制定了自己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但鉴于已有《植物专利法》专门保护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 因此美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只保护有性繁殖的植物品种。可见, 美国实际上对植物新品种实施的是三种保护方法, 三种方法互相配合, 形成了较为完善和严密的保护体系。

(二)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一些思考。

为了使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更加完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改善, 为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第一, 加强法律体系的完善。

立法机关应尽快将品种权法律化, 即通过授权立法或者法律条文中准用性条款的规定。增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的原则性规定细化工作, 使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审理中的实体性问题更加明确, 为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 促进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

第二, 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 使全社会都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 认识到植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提高人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意识。

第三, 强化植物保护执法环节。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提高其整体素质。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加大执法力度,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把对植物新品种权扩大到许诺销售权、出口权和进口权等, 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第四, 建立健全新品种的行政保护体系。

调整国家、单位、个人的利益分配体系, 进一步激发创新育种的活力, 扩大新品种的保护范围, 继续扩大新品种保护名录, 对于那些具有特色, 经济价值高, 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品种要尽早纳入保护, 促进育种新技术创新。

第五,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及双边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反映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意志和主张, 打击侵权者在境外生产、繁殖授权品繁殖材料然后通过进口在中国境内销售侵权品种的不法行为。

第六, 完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

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 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 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在遵循WTO和UPOV等国际规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要加强保护,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 提高申请人进一步研发的信心和积极性, 例如可以降低其申请国家发展基金的门槛并授予一定荣誉等。

四、结语

基于我国的国情,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 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不采用专利法, 而是采用专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我国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的方式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但是从国际发展和现状来看,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善于观察和学习, 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 把握我国国情,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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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萍.“双重保护禁止”我们需要不需要——植物新品种权与植物的专利保护间的两难抉择[J].专利法研究, 2004

[3].罗中玲.国际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第24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