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老城南

南京市老城南（共4篇）

南京市老城南 篇1

站在南京老城南的老宅前, 我们还可以依稀感受到昔日的温儒与繁华, 这座争议了四年的老城, 差点就在拆迁机器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今年8月, 新的规划出来, 老城似乎有了一线生机……

8月17日下午, 南京市召集了有关专家、媒体和众多规划实施部门召开“南京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专家座谈会”, 对南京市老城南改造的整体问题进行了新的提议和规划。明确表示:“南京老城南改造不搞大拆大建。”

事情还要回溯到今年4月, 29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呼吁对南京老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5月, 温家宝总理即作出批示。6月5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 组成联合调查组, 前往南京调查。调查中, 矛盾尖端直指南京政府对老城毁灭性的改造工作, 引起了中央调查组的高度重视。

其实早在三年前, 16位国字号文保大师和学者上书国务院恳请停拆老城南时温总理就做出过批示, 只是时隔不久, 拆迁死灰复燃。今年, 总理对古城进行二度批示的关注态度让我们感到惊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为什么老城南的拆迁竟然如此一意孤行?老城南又在哪里?它对南京为何如此重要?

老城南的风风雨雨

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 是南京的发源地, 因民国以后在新街口以北发展新市区而被称为“老城南”。老城南依傍秦淮河而生, 同河水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 它们都是南京历史的见证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 政府的发展都未曾打扰过这里。

老城南的街道以江南穿堂式民居为主,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是它的特色。南唐的街巷、宋代的古井、明清的建筑和石板路……老城南是一本阅不尽的历史书。除此之外, 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发源于此。

其中, 南捕厅与甘熙故居又是老城南的两大亮点。南捕厅是老城南现存成规模的历史街区之一, 拥有以甘熙故居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群, 是南京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回民聚居区。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划定其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甘熙故居位于南捕厅历史文化保护区东部的15、17、19号,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清嘉庆年间, 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多进穿堂式古民居“九十九间半”之一。1992年, 其被辟为南京民俗博物馆。

但是, 这片承载着秦淮遗风的城池并未得到善待。据资料记载, 老城南的改造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至今已经历时十多年。

1984年, 南京市政府开始对旧城进行部分改造, 重建了夫子庙、学宫和贡院, 修复了秦淮河两岸河厅河房。至90年代初, 夫子庙为中心的秦淮河风光带 (东五华里) 建成, 但因被指“假古董”而饱受争议。

1992年,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南京市政府从城南保护街区中打通中山南路延伸线, 老街区被接连拆除的序幕由此拉开。

1993年, 为迎接“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将中华路 (南唐御街) 两侧历史建筑全部拆除, 为在五台山体育馆前拓宽道路, 将市级文物永庆寺拆除。

1995年, 城南金沙井、百花巷传统民居保护区被破坏, 明代状元焦竑故居、明代大学士程国祥故居、清代方苞教忠祠、太平天国铜作坊建筑、民国总统府照壁等大批文物保护单位被拆毁。

2002年, 提出“建新城, 保老城”, 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至此, 据规划部门统计, 90%的老城已被改造。2003年“老城改造”中, 在城北, 最后一块明清古街区邓府巷被拆除, 此后, 城北地区的明清街区已完全消失。

2006年成立“双拆” (拆除违法建筑、拆迁危破房屋) 指挥部, 颜料坊、安品街、船板巷、门东的多片历史街区被拆除。

2008年成立“危旧房片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2010年基本完成全市重点危旧房片区改造任务。

在老城被一点点蚕食的过程里, 引起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关注。从2002年至今的7年间, 国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先后三次发出保护南京老城南的疾呼。

2002年, 南京市博物馆馆长梁白泉等19位南京学者联合署名的《关于建立南京古城保护区的建议》中呼吁, 尽快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行为, 在城南建立三大古城保护区。

2006年, 吴良镛、罗哲文等16位国字号大师, 在一份《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上联名疾呼, 恳请国务院和当时的建设部立即叫停南京老城南的拆建。梁白泉回忆, 2006年他被南京市政府紧急召集开会, 说有关部委马上要到南京来听取老专家对老城南改造的意见, 会上老专家要求市政府下令立即停止拆迁, 事后发现拆迁并未彻底停下。

2009年4月, 一份《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在民间流传开来。梁白泉等29名专家学者在《告急书》上具名呼吁, “如果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金陵古城将在几个月内被彻底拆光。”4月底, 《告急书》被送往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

拆建与保护的博弈

当地政府官员为何对专家的呼吁熟视无睹?

“这次联名上书的专家根本不知道这些老街区的居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这里的环境很差, 并不是专家站在那喊喊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让他们去住, 别说几天, 就是一天也受不了。这29名专家名人中部分人对这个街区根本不了解。”南京市建委宣传处处长丁昌华如是说。在他看来旧城改造中, 南京市是不追求利润的, 为的是改善民生。

“我们有一组一个月前的调查数据, 老城南有个历史风貌街区, 28%是暂住人口, 近30%是下岗、待业人员, 60%都是老年人。这些居民文化程度都是中小学生。你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们是否代表老城南?经过权威调查, 我们还了解到, 这些老街区里居住的人中, 除下岗失业、低收入者外, 不少还劳教过, 还吸毒。”

理直气壮的调查数据似乎在告诉我们, 老城南如果再不被改造, 将沦为被社会淘汰的角色。但是, 老城南的民生问题仅仅靠房子就可以解决吗?下岗失业、低收入者、劳教人员、这些社会问题能够靠拆迁来改善吗?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吸毒者是真正让居民接受却尚需努力。

丁昌华还说, 经过调查统计, 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搬迁, 只是他们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在一位张姓居民看来, 既然政府说旧城改造是为了改善民生, 那为什么改造后的别墅要卖三四万一平米, 而补偿给他们的价值不足一万, 这也是让居民心中颇感不平的地方。

据了解, 正在实施的南捕厅四期工程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 需拆迁4200户居民。据南京市发改委官方网站介绍, 将投资35亿把这里建设成“高档江南园林别墅”、“别墅TOWNHOUSE”。多位有过商业建筑规划经历的大学教授认为, 依照项目地段和市场规律, 这些别墅、公寓一旦建成, 市价均不少于四万元一平米。南捕厅的东面是大型SHOPPINGMALL“水游城”, 南面是即将崛起的“特易购”高档购物中心, 西面是“金鼎湾国际”, 北面是“朗诗熙园”, 周围的楼盘一平米已卖到近2万元。所剩无几的优质地段, 是开发商觊觎已久的黄金土地。

南京政府方面宣称, 危旧房改造“一举多得”: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 拉动内需, 拓展城区发展空间,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遇冷, 拆迁带来了市场多赢功效。今年, 南京市的城市建设工作动员大会, 比哪一年都开得早。今年的城建投入总额438.2亿, 比哪一年都要高。无论投资还是规模, 都创下南京城市建设历年之最。这很明显地表示, 政府对改造工程的决心势在必得。

不错, 如此一来政府不仅能够将老城居民“解救”出来, 更能刺激内需带来刚性需求, 这样一石多鸟的法子确实很具有诱惑力。可是, 诱惑力再大, 老百姓不同意, 怎么办呢?改造本身就是城市价值的刷新, 城市只有在不断地刷新中才能获得成长。拆迁并不能强行, 作为一方衣食父母, 必须照顾到百姓的情绪和需要, 仅凭一声令下, 再好的措施也会遇到阻拦和误解。安置工程、迁居住房、补偿费用等等, 都需要从居民自身的角度去着想。

除此之外, 城市该保护的历史文物也需要在更新中保护起来,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人文底蕴, 这些古建筑就是最好的表现和存在方式, 一味地为了追求利益也是不明智的。城市不仅需要新的血液, 也需要在历史中积淀属于自己的灵魂。老城南的保护工作, 不是仅凭改善民生几个字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是摘“假牙”还是镶“真牙”

三年前, 南京市政府启动了南捕厅历史街区二期项目。采用的方式是“镶牙式改造”, 现在熙南里历史风貌区已完成, 对外开放。

熙南里位于白下区中山南路南捕厅, 南捕厅及其西侧的安品街, 都是南京规划部门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所谓“镶牙式改造”, 就是哪颗牙坏了就补哪颗。高档的会所, 华丽的厅堂, 仿古的摆设, 现代不失豪华的朱漆门窗让人眼花缭乱。这种非一般意义上的修补工作, 让熙南里披上了一层光鲜的外衣。南京旧城改造中, 熙南里项目被当地官员称之为一个保护工作的样本。

今年5月27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特地考察了老城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回忆, 当日上午, 他陪同单霁翔考察了熙南里、安品街。在已被拆光的安品街工地, 单霁翔问陪同的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这就是你们的‘镶牙式’保护吗?你的牙在哪儿呢?”

当日下午, 单霁翔就在论坛上明确表示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满意: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还要保护老民居、原住民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不能只保护个体的文物建筑, “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看到, 镶上去的多是‘假牙’, ‘真牙’太少了。”

建筑的修缮和改造, 改变的是外貌, 然而归根结底, 文物保护的内在含义保存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没有得到体现。保护工作形同虚设, 在周学鹰看来, 这是完完全全的“拔牙”而不是“镶牙”。“整体保护”的欠缺就是“镶牙式”保护的最大弊端。在29位联名上书的南京专家学者看来, 金陵古城仅剩不到100万平方米, 尚不到50平方公里老城总面积的2%, 对于古都的最后这点种子, 依法实行“整体保护”已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们所说的“依法”, 指的是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其中规定, 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 “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目前, 南京“镶牙式改造”的地方性措施, 和《条例》要求的“整体保护”存在差异。

也有学者提出另外的方案, 周学鹰等人认为, 有三个方案可以尝试:愿意搬迁的, 房子交给政府, 拿补偿;想留下的, 经专家评审提出意见, 政府和原住民按照一定比例出资维修;想留下, 不想动手的, 由政府修缮好后, 住户出租金。

不过, 这些方案, 在官方那里被一票否决。

有学者提出, 利用发展来保护, 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保护。以保护文物为名义限制住在棚户危旧房内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无法改善, 肯定是不对的。历史上, 南京城也是建了拆, 拆了建, 所以“单一的保护”某栋老建筑也是不对的, 应该是将老城南的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 只有老城南整体活了, 保护与复兴才算成功。

老城南有了新的保护方案

8月, 南京市出台的新保护规划对专家和市民提出的“整体保护不够、历史街区缩水、大拆大建”等三大问题抛出了解决的方案, 这标志着南京政府对老城南毁灭性的改造工作被划上了句号, 并且加强了对剩余历史文物的保护力度。

在最新版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 城南、明故宫、鼓楼—清凉门被划为南京老城重点保护的三大历史城区。就城南历史城区而言, 新规划将蒋百万旧居以南、胡家花园以东等未拆的相对完好部分积极纳入历史文化街区, 并明确“不得大拆大建、避免资金就地平衡”, 实行专家领衔制, 接受社会监督。

城南历史城区, 北至运渎 (秦淮河中支) , 东、西至外秦淮河内侧河岸, 南面至应天大街。该城区以夫子庙为核心, 以秦淮河、明城墙为纽带, 形成集中体现明清南京老城传统风貌的特色片区。明故宫历史城区, 东、北、南至明城墙、护城河 (内侧) 、西至龙蟠中路、珠江路、黄埔路、解放路。该城区以明故宫遗址公园为核心, 依托中山东路沿线的民国建筑, 形成展现明代皇城格局、与钟山风景名胜区相协调的特色片区。而鼓楼—清凉山历史城区西至外秦淮河, 北至模范西路、宁夏路、南秀村、北京西路, 东至天津路, 南至广州路、永庆巷、乌龙潭公园南侧围墙。该历史城区将依托民国历史文化资源和清凉山、石头城等自然环境, 形成展示近现代南京城市风貌、人文气息浓郁的特色片区。

“具体到全城的保护点的数量、面积都是增长的, 不过城南保护街区的面积有所减少。”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规划师童本勤解释, 以前的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所划的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虽大, 但并未明确其中核心区、协调区的边界;而文物方面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和规划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规范》两个法规中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其控制地带的规定并不一致、不衔接, 导致具体划定街区边界时, 按“60%”来确定的街区面积小了。“现在经国家住建部和文物总局的指导, 目前已经确定《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的效力更高, 因此我们调整了城南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调整后, 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块, 南捕厅片区分为3.2公顷的历史文化街区和12.7公顷的评事街历史风貌区, 门东三条营片区分为4.3公顷的三条营历史文化街区和9.4公顷的双塘园历史风貌区 (又称边营历史风貌区) , 门西荷花塘片区则分为11.4公顷的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和7.1公顷的花露岗历史风貌区。

据了解, 门东三条营、门西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都比原来增加一倍左右, 这意味着能够整片区保存的古民居将大大增加, 不能随意拆除。就门东三条营片区而言, 原来其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中蒋百万旧居是0.8公顷, 而现在蒋百万旧居0.8公顷中除了已经拆的部分, 加上其南侧一直到明城墙的“三条营”地区都被纳入历史文化街区, 面积达到4.3公顷, 扩大至5倍多;北侧双塘园风貌区从原来的7.3公顷调整为9.4公顷, 片区中的历史文化街区面积增加数公顷。这两大片区原来规划设计面积加在一起才7.7公顷, 调整后达到13.7, 增加近一倍。而且在三条营南部4.3公顷的历史文化街区里, 将在南京率先试点“原住民回迁”制度, 目前的拆迁只搬迁居民不拆房。新规划中, 首次提出了“名城保护机制保障”。首先是优化更新方式,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应采用渐进的有机更新方式, 不得大拆大建, 探索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保护更新的方法, 建立历史建筑的长期修缮机制。其次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更新由政府给予资金补偿或政策倾斜。建立差别化考核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支持和鼓励各区、县加大历史文化保护力度。同时还要制定年度保护计划, 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阶段性目标编制年度保护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

此外, 规划加强了公众参与。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实行专家领衔制度, 项目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应进行专家论证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批准的实施方案应进行公示, 接受公众监督。

新的举措让老城南在8月的阳光里看到了希望, 南京的历史不会消亡。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准备拆迁的“老城南”, 正在拆迁的“老城南”, 甚至是已经拆掉的“老城南”?在历史文化保护的道路上, 相同的问题屡见不鲜, 城市发展PK历史文物保护需要求得一个和谐的发展方向, 否则类似的“战役”还是会打响。怎么和谐, 怎么共生, 这是一个尚需努力的课题。

南京市老城南 篇2

然而, 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在近十年间遭到大面积拆除。当地政府声称推行“镶牙式保护”, 即只保留个别古建筑, 而大量拆除所谓“没有保留价值”的房屋, 用于商业开发, 兴建仿古建筑。今年年初,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走访南京安品街后发现, 所谓保留个别古建筑也只是空言, 他对这一“镶牙式保护”作出严厉批评。单霁翔表示,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同于文物建筑的保护, 不能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 认为它们才是“牙”, 其他的都可以拆掉,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还要保护老民居、原住民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不能只保护个体的文物建筑。不仅如此, “我在现场看到, 镶上去的多是‘假牙’, ‘真牙’在哪儿呢?”

书生们的“保卫战”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 老城南历史街区一直遭受着被改造的命运。经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等一批文物专家证实, 自2001年以来, 至少有36处区、市、省级文物因旧城改造等被毁。

实际上, 老城南在南京曾是重点保护对象。早在1995年, 《国务院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1—2010) 的批复》 (后简称《批复》) 中就强调了对老城南的保护。《批复》中提到, 要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和落实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的各项保护规定, 这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中, 有5片为城南传统民居。

但对老城南的拆除一直就没有停下, 2006年出现拆除高潮。

对此看不下去的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等16位国内著名学者上书高层, 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拆除, 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拆除工作一度告停。

按照上级指示, 2008年3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会议在南京举行, 会上, 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要求南京“一定要有整体保护的观念”,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认为“城南地区要重点保护”,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强调“要保持历史遗存的原真性”。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 曾参与制定《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先后到城南调查五十多次。“门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门西等还剩下1平方公里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现在除去水面和道路, 也就五十多公顷了。这是最后的还能够整体保护的地方了”。

可到了2009年, 对老城南的大规模拆除又由当地政府拉开大幕, 老城南的南捕厅、安品街、门西、门东等历史街区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 当年春节后大规模拆迁进入高潮。

当时, 88岁高龄、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谢辰生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不守信用, 简直是胡闹!”

29位专家学者又挺身而出——由他们联合署名的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 被分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他们呼吁, “如果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金陵古城将在几个月内被彻底拆光。”

“镶牙”还是“拔牙?”

2006年底, 在大拆大建遭各方反对之际, 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本地专家学者, 让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向大家介绍了“镶牙”式肌理再造的老城南保护模式。

南京市规划局编纂的《南京门东南门老街复兴规划研究》对该模式解释如下:突出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保护, 在保护、修缮部分有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的同时, 对其余搭建棚屋及不协调的建筑进行“镶牙”式更新。

在城南, 经过“镶牙”式改造的例子已有三个——“南门老街”、南捕厅和内秦淮河后五里改造。“镶牙”式还被写进了《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该规划提出对南捕厅分三层次保护:历史街区、历史风貌区、环境协调区。其中, 历史街区在甘熙宅第周围, 确保原汁原味;历史风貌区, 保护一、二类历史建筑, 其他建筑采用以传统风貌的新建筑用插建方式更新。

然而, 这个美好想法, 后来并未实现。

在南捕厅二期和三期改造中, 老建筑几乎被拆除殆尽, 全部原住民被迁走, 前者用于建设大型仿古商业街, 引入绿柳居等几家“老字号”和“爱尔兰酒吧”, 形成游玩、购物、餐饮一条龙的产业链, 后者则用于开发独栋公寓、酒店公寓、花园酒店和总部会所。而在内秦淮历史文化保护区, 有关部门承诺原址保护的生姜巷43号“北货果业公所”, 最后在规划的“保留”名单中删除, 最终被拆成一堆瓦砾。

“老宅全无、住民全无, 剩几个全新的商铺, 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谢辰生叹道, “牙都被拔光了, 谈何镶牙?”其他一些专家也表示, 镶的“牙”跟以前风貌根本不相符, 都是些假牙。

对这种“镶牙式填入、织补肌理”的做法, 有专家指出, “这都是理想中的状态, 但最终这个地块拆平之后怎么开发?政府很难拿出这笔钱, 而开发商又不希望拿到手的地块有零星的文保建筑留在上面, 或对容积率、对开发项目限制太多, 所以到最后, 根本无法落实。”实际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南捕厅这块地后来就被政府卖给了一个开发商, 对方提出:净地出让。

面对种种质疑, 赵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镶牙”式的尝试“就如同写一篇文章, 从立论本身就是商榷的, 即使立论成立, 整个如何写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值得商榷的”。

有人反驳:哪有随便拿历史街区做试验的道理, 文物拆掉了, 拿什么弥补?

而作为该规划的主持人, 赵辰否认自己是镶牙说的提出者。他说:“我就是打死了, 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 也就是一个建议者, 不是决策者。规划只是规划。城市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 我们的工作是做协调, 既要保护, 又要发展, 这个事情非常难做。”

“整体保护”走弯路

“镶牙”模式要不得, 那么该怎么保护老城南历史街区?专家们有一个共识:名城的整体保护就是要落实到各个历史街区的保护, 对南京而言, “整体”就是“街区”, “街区”就是“整体”。

这个共识也体现在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该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整体保护意味着包括传统民居、民国建筑、历史街区、地下文物、城市肌理在内的一切历史遗存都应当保留下来。

去年3月18日,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草案)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和吴小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姚远5位专家联名向南京市法制办递交了建议书, 表示《条例》 (草案) 出炉令人鼓舞, 但其中老城的“保护区”划得太小令人担忧, 他们希望对老城实施整体保护。“不久前应邀参加该市法制办的保护条例专家咨询会时拿到的文本上明明写有‘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的字样, 刚过了一个星期, 怎么反倒又不提整体保护了?”薛冰质疑道:根据制订中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1.186平方公里, 历史风貌区2.489平方公里, 共3.675平方公里, 占老城面积7%, 如果单算历史文化街区, 只占老城面积的2%, 如果除去其中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面积, 恐怕老城面积的1%都没有。如果一座城市99%的面积都不配作历史文化街区, 这个城市还是历史文化名城吗?

去年8月, 南京市规划局、市法制办、市文物局等部门参与起草的新《条例》获得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新《条例》在总则第三条确定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体保护、合理利用”的保护原则。

而《条例》转变为具体的规划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年底, 根据新《条例》“整体保护”的规定, 老城南规划提出“小规模”、“逐院式”、“全谱式”地以院落为单位, 渐进地进行恢复保护。

今年初, 对前几年被拆掉的街区进行的恢复工程终于开始。门东、门西等片区本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唯一存留下来的同时保留有古街区和古城墙的地段, 却在2006年被拆除殆尽。如今, 南京市正在依据1937年地籍图、1951年地界图等鼎盛时期院落边界记录资料, 对这些被毁街区按照原来肌理进行重建, 有些地方甚至要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再现出来。已经消失的膺福街、大井巷、小井巷等七八条老街巷的名字, 也将随着道路的重现, 得以恢复。

南京老城内河水系形态演化解读 篇3

一. 水系演化的地理背景

在城市开始营建之前,南京地区的江河环境曾有过剧烈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城市的可建设范围和微地形特征。南京老城坐落在长江南岸秦淮河与长江共同作用形成的高河漫滩地上,其中交织纵横的内河网络以鼓楼岗一线低山丘陵为分水线,分属两大流域:南部的内秦淮河主流各段、珍珠河、玉带河、明御河等属于秦淮河流域;北部的内金川河干流和支流属于金川河流域。其中,城南的内秦淮河南段,即“十里秦淮” 的所在,与城北的金川河水系源于自然水系,城内其他水系多是历代建都时期结合自然水系条件进行开凿的人工水系。

史前时期,长江经常泛滥,在南京地区形成河网纵横的支流[3]。距今约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高3~4℃, 海平面比现在高约2米,长江河口西退至今扬州、 镇江一带。今南京所在地位于河口地段,因此这个河口海湾又被称作“南京湾”[4](图1)。此时的南京地区江面辽阔,波涛汹涌,两岸相距达15km,江水直抵两岸山丘岗地的坡麓(图2)。自秦以后,江中沙洲不断涌现、靠岸,江面逐渐缩狭,并呈自西南向东北发展的趋势。在整个六朝时期,建康城仍属于河口地区,江水常常“杀缘淮居民”、“毁大桁”等,造成巨大的威胁[5]。随着长江水位降低和河床向西摆动, 古沙洲(白鹭洲)自南唐以后与市区相连成陆,即今之河西地区[6]。

史前时期的秦淮河、金川河和玄武湖同属古秦淮河的范围。在距今35000年至6000年左右,古秦淮河纵贯今南京城区南北,通过前述北极阁和九华山之间的天然缺口,流入近玄武湖所在地,后又折向西在狮子山北注入长江[7](图3)。直到大约3000多年以前, 由于海平面上升及南京附近长江水位的上升, 导致这条古秦淮河因出水不畅而渐趋淤塞[8],古秦淮河才逐渐改为在雨花台附近入江,与金川河分化为两个水系。

古秦淮河对城市形态形成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古河床作用下的地形特点很可能影响了六朝时期这一地区主要水系的走势,进一步影响了六朝都城主要道路的方向;二是古河床流经之处地势低洼,其位置大致与明清时期老城内大量水塘聚集的区域相一致。自民国之后,老城内有一些地段的建设是以简单填埋水塘和沟渠为基础的, 致使城市在遭遇暴雨侵袭时,这些地段都成为内涝严重之处(图4)。

二. 老城内河水系形态演化过程

古代南京城市的营建主要集中在历次建都时期[9],近现代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集中在民国建都时期和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时期。 与之相应,老城内河水系形态的演化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六朝时期、 南唐时期、明朝初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以来。

1. 六朝时期

自东吴、东晋至南朝的宋、齐、梁、陈, 史称六朝。在六朝时期,南京地区拥有天然山水环护的地势条件:外围有大江及逆江诸山,内层有连岗拱卫,古人常用“龙蟠虎踞”来形容这一形胜特征,南有群山朝揖,中间又有秦淮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图5)。东吴时期先后疏浚和开凿了运渎、 青溪、潮沟等水系,并令诸水与秦淮河及后湖(今玄武湖)相贯通,即所谓“引江潮, 接青溪,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后湖”[10](表1 a)。东晋和南朝建康沿用吴都旧址, 同时也沿用了这些水系(表1 b)。由于六朝时期的都城内主要是宫城、官署和仓城, 相当于后世皇城,而商市和居住区主要则沿秦淮河两岸发展[11]。这种“城”与“市” 相对分离的格局令河流水系在两个区域中产生了不同的构型意义。

对于北部的都城而言,水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形态作用,一是作为防卫边界,二是定位城市轴线。六朝都城的城垣直到齐建元二年(480年)之前仍为竹篱[12],因此在防卫上主要依赖于淮水(今秦淮河)、青溪、运渎和潮沟四条水道[13],即所谓“以堑为城”; 东吴时期建立起北对北湖,南对淮水河湾的城市南北向主轴线1,至东晋时期将这一轴线自秦淮水湾进一步向南延伸至牛首山双峰之间,使之更为雄壮而浪漫。

对于南部的居民商市区而言,秦淮河主导了两岸有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并通过商市确立了其中心意义。实际上沿秦淮河展开的居住区自秦汉时期就已有发展,自东吴至六朝, 秦淮河两岸人口日趋密集,而商市贸易也更为繁荣。

2. 南唐时期

南唐建国于战乱不息的时期,因此南唐江宁府的规划更符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的传统都城规划思想,将南面秦淮下游两岸富庶的商市区和稠密的居住区纳入都城范围,形成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城市” 统一体[14](图6)。

南唐时期都城水系的形态作用主要分为边界、定位轴线和商市中心三类(表1 c)。 边界实际上有三重,都城外围的杨吴城濠和外秦淮河是都城护城河;都城内部东引青溪, 西取东吴运渎而成的护龙河是宫城护城河; 护龙河南段向西延续至栅寨门形成运渎,由于此时的居民区还没有发展到运渎以北[15], 所以这条水系也相当于皇城的边界。江宁府城的南北向主轴线即今中华路一线,约呈南偏西14度。在轴线的定位上,北部以鸡笼山为主要因素,南部则与六朝都城相似,以秦淮水湾为主要因素。由于南唐都城形态较为规整,因此这一轴线的方位统领了都城干道网络和边界水系的总体走势。自都城城垣建设之后,秦淮河始分内外,内秦淮河仍是密集居住区、繁华商市和手工业作坊的中心,主导着两岸的有机网络。

3. 明朝初期

明南京城规模宏大,为四重环套配置形制(图7)。其中都城形制突破方形传统,大体上由南唐旧城、东南部皇宫区和城北军卫区3个区域叠加而成。此时是南京老城内河水系最为丰沛的时期,城内新开有皇城、宫城濠及城南小运河,余皆旧河重浚,水系网络全城[16]。

都城水系因城市分区而具有不同的构型意义(表1 d)。南唐旧城区沿用了历代水系, 此时的内秦淮河因城南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夫子庙、学宫和江南贡院等文教设施附带而来的文化市场,其形态中心的意义被进一步强化,杨吴城濠由南唐都城的边界转化为城市分区的边界;东部皇宫区是填燕雀湖而建的,其中所开凿的水系均作为皇城和宫城边界。皇宫区在富贵山和秦淮河之间建立了新的南北向轴线,约为南偏西5度,这一轴线主导了皇宫区大部分水系的走势;城北军卫区将金川河水系首次纳入都城范围, 但军卫区内主要是军营和少量住宅,水系虽起到了运输物资的作用,但并未对城市形态构型产生明显的影响。

4. 民国时期

自民国之后,南京城市建设出现了重大变革。 在国际城市规划潮流的影响下,现代城市规划开始产生并实施。这一时期南京出台了一系列城市规划文件,其中以1929年底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首都计划》最具影响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首都计划》认为“城内秦淮河既不便于运输,且将来道路改良,货物转运,亦无需及该河之必要,故只宜因利乘便,即取为游乐及宣泄之用”[17]。因此, 这一时期老城内河水系在形态意义上主要表现为景观性的骨架。在《首都计划》的《公园与林荫大道系统》一章中,计划在老城内建设5座公园,并以林荫大道相联系,令整个南京“无异合为一大公园”(图8、图9)。 将规划中的林荫大道与当时的老城水系相叠合,可以看到林荫大道实际上是沿内秦淮水系及其支流展开的带状公园(图10)。此外, 《道路系统之规划》一章又提出“干道和林荫大道融合,更可表出城中之优点,同时更可增加往来者之愉快,故林荫大道两旁,在可能范围以内,皆设有干路与之平行”[18], 这实际上是在干道的布局上确定了水路相依的基本格局。

由于经济力量有限,又受到战争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规划很多都没有落实,因此直至建国前夕,老城水系基本上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结构特征(表1 e)。公园和各条林荫大道都未能完全按计划实施。但是,计划中意图与林荫大道相邻的很多城市干道相继建设,如今日的广州路、珠江路、龙蟠中路、 建邺路、太平北路等(图11)。虽然目前在很多地段中,部分河道已被填盖,干道与河道之间为建设用地所隔离,但依然蕴含了优化的潜力。

5. 新中国以来

1949年建国后在规划上表现出了全面继承既有水系的基本态度,客观上继承了水系在历史上的一些形态作用。随着国家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城市规划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老城内河的形态变迁表现为两个阶段:

自1949至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土地市场缺失,城市建设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 反而要耗用宝贵的政府财政,因此政府对内河系统的填埋或建设都是以解决城市内涝为单一目标,而对水系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景观生态意义等问题关注较少。此时老城内河普遍淤塞衰败,污染严重,因此在市政建设中填盖了大量内河水系。如进香河于1958年被改为盖板沟, 覆土植灌木花草,两侧筑路植树,成为现在的进香河路。在1958至1965年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中,政府发动群众、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填埋大小沟塘近千个,埋设沟管百余条[19]。此外,为金川河主流改道而增建一段河道,以缓解城北地区内涝问题。

1978年后,经济形态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南京市规划局也正式成立。老城内河在生态、 景观、历史文化和城市排涝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受到重视。在城市历次总体规划和专项绿地规划中,强调“显山露水”的原则,以滨江、沿河、环湖绿带和道路轴线串联星罗棋布的景观资源[20]。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也显示出不断提升的对内秦淮河南段和历代护城水系的保护意识。但城市建设在修葺和保护老城内河的同时,也曾为缓解雨涝问题和道路建设而继续填埋了部分河段,如东吴运渎南段和九华山沟等。自2000年之后,老城内河及滨河地段的实际建设开始与多元化的价值观相并行, 老城内河形成了稳定的结构(表1 f)。

三. 结论与启示

老城现状水系是其历史形态层叠的结果

老城内河水系的层叠现象带来两方面的认知: 首先,现状水系的分支和段落来源于不同时期。 图12以水系进入城市建设范围的时期为准, 标示了老城现状内河水系的形成时期分类。从中可见,老城内河水系多在古代建都时期开凿或疏浚而成,自民国时期后少有增设,只在1950年代因金川河主流改道工程增设一段; 其次,老城内潜藏着大量已填埋或填盖的河道。 图13中以虚线示意已不可见的河道,从中可以读取一些水系原有的完整结构。如内秦淮河北段止于洪武北路,但其原有结构应向西延伸直至与乌龙潭相接。这一河道原为南唐都城的护城河(杨吴城濠),标识了江宁府城的北界。

内河水系与城市的交互方式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观念

老城内河水系在每一个时期与城市形态的交互作用都存在具体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在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之时,水系的构型原则和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都城是封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产物,其选址和布局受到传统的都城营建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综合影响[21]。 这促使老城水系与城市的多重边界、主轴线等空间格局息息相关;近现代南京城市建设开始由城市规划进行控制和引导。同时,老城内河在军事防卫、生产生活、交通运输等方面功能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取代。老城内河的形态价值不再是源于政治意图或实际用途, 而是来自于城市公共生活对物质空间形态的诉求。内河水系逐步转化为城市的景观骨架,对城市道路和公共用地的布局产生影响。

内河水系形态的分层呈现构成其深度解析的基础

将老城内河形态进行分层呈现,除显示出水系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外,更重要的是展现出水系与城市形态之间的交互影响。水系形态在层叠过程中所发生的强化、延续或衰亡现象, 与其故有的构型意义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分层呈现的基础上,至少可以在两方面作深入讨论:一是水系的构型作用是如何叠合的,这将揭示老城内河水系不同河段的形态价值,为水系及滨水地段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思路。如作为形态边界的水系,应具有连续性,在展示上应与城防设施遗存相联系,其滨水区形态应显示出双岸差异;二是水系于宏观层面上的构型作用是如何向中观和微观层面渗透的,这将揭示内河水系与城市形态的交互作用是如何被居民感知的。如内秦淮河对南唐都城主轴线的控制作用实际上转化为水系与中华路的交接关系,更通过中华门瓮城强化了其水湾的形态定位意义。

今天的南京老城水系结构上虽有待整合,其尺度相比于迅猛发展中的道路和建筑也缺乏优势,但是它们与老城形态结构间的密切关联已经深深烙印在城市的内在结构中,具有彰显城市特色的重大潜力。

南京老城街道布局形态的类型解析 篇4

本文选取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南京老城作为研究载体,其范围以明代城墙为界,总面积约为40平方公里[1](图1)。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持续建设更替后,如今的南京老城具有(图2)所示看似繁密无章的街道网络。本文从方向和密度这两个街道布局形态的表征因素入手,通过类型归纳和发展历程分析,讨论其特征、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

1. 街道的方向

街道的方向,即街道在方位上的走向。观察南京当代道路和街巷方向,呈现复杂的状态,很难快速辨析其规律。然而在与城市历史轴线的比对中,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互成角度的城市轴线是南京老城重要的形态特征,并至今仍对不同地段的城市街道布局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

1.1 历史时期城市轴线的影响

自六朝时期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中,南京城市历经持续的建设和改写,对当代南京老城格局最具影响的时期主要包括六朝时期、杨吴和南唐时期、明朝初年,以及民国时期。

三国时期的吴、东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皆以南京为都城,史称六朝。该时期的城市轴线约为南偏西14º方向,一方面适应秦淮河走向,另一方面此正对城市南面的牛首山,以牛首山两峰为天阙[2]。此城市轴线于是成为城内道路方向的准绳,其他街巷走向多以此方向为依据。南唐时期在六朝建康宫城南部建设了新城,并继承了建康城的中轴线走向。如(图)3所示,南唐江宁府城的中轴线(宫城前的御街)——中华路至今仍为南京城市的重要干道,而六朝和南唐的城市轴线方向更影响着今天南京老城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街道走向。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将皇城和宫城的建设区选在旧城以东相对荒芜的郊野,填平了燕雀湖,以广龙山(今富贵山)作为宫城中轴线的北端点,向南一直延伸至正阳门(今光华门)。此做法避开了热闹繁杂的南唐建康旧城,旧城区内街道肌理得以大体延续,新城区则以御道为轴(约为南偏西5º方向)布局。以御道街为准绳,今天南京老城东部的大部分街道走向仍受此轴线方向影响。

1912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并以1927年至1937年为南京近代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使得南京开始摆脱中国古代城市的传统形制。为迎接中山先生灵柩,民国政府修建了中山大道,形成新的城市轴线。中山大道在南京老城中部和南部以正南北方向切割原有城市肌理,但对老街巷方向影响不大。而在老城北部则以中山北路为轴线,形成与正南北方向呈45度交角的街道系统,后来仅部分路段付诸实施。

1.2 自然山水条件的制约

南京地处丘陵地带,河流和地形的起伏亦会对街道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其发生扭转变形。南京老城地形的起伏,主要由钟山的余脉向西延伸,把城市拦腰一分为二,接着向西北部延伸形成山丘聚集区,因此在风水学中南京老城被称为“虎踞龙盘”。追寻山体周边的街道走向,会发现为了避让山头而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变形(图4),从而对老城西北部的街道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秦淮河周边的街道走向更明显受到水体走势的影响,紧邻河道的街道会自觉地与河道垂直或平行发展,而在离河体一定距离后又逐渐被城市轴线的影响力所吸纳。

2. 街道的密度

街道密度是指被城市干道划分下的街区组团内所有街道长度的总和与该街区组团面积的比值。观察南京老城街道密度的总体情况,存在明确的低密度和高密度街区组团。高密度街区组团分布于老城南部、以及北部的部分地区,而老城东部和西北部则主要被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占据。

2.1 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的分布首先与自然山体或水体的制约作用密不可分。地形起伏剧烈和水体面积较大的地段不利于高强度的城市开发,在这些街区组团内部街道密度较低成为必然。观察南京老城山体与水面的分布状况,会发现其与老城中部和西北部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的分布形态大致吻合。主要沿以下两条线索分布:一条沿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横穿南京老城,是钟山余脉向西延伸的一系列山丘地带。另一条线索以清凉山为起点一路北上,占据了老城西部的大片用地,最终指向狮子山阅江楼。

2.2 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与“边缘带”(Fringe-Belt)

对比南唐江宁府都城范围与街道低密度街区组团分布,会发现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以近乎贴合的姿态沿南唐都城以外呈带状展开。而老城西北部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亦是呈带状连续展开,从而在南京老城版图上围合出两个片区(图5)。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主要被以下几类用地性质占据:军区大院、工业用地、高校和研究所,以及城市公共绿地。这些用地具有相似的属性:较大的地块面积;地块内部道路属单位私有,设置门禁,城市公众限制出入;常出现尽端路,街道间的连通性较差。

以上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的分布情况印证了英国城市形态康恩泽(Conzen)学派经常关注和讨论的“边缘带”(Fringe-belt)现象。它最先由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 Louis)在其对大柏林的研究中提出[3],主要指源自城镇发展进程中的暂时停止或者缓慢发展而形成的带状区域,并由一系列最初倾向城市边缘区位的用地单元构成。它通常地块面积较大,用地属性通常包括工业、研究机构、社区服务、公共空间等[4]。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张,边缘带会被突破并包裹入城市建设区,成为城市版图上具有明显形态特征的带状用地。

南京老城的边缘带也是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节奏变化中形成的。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地图的比对,可以发现南京城市建成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到清末城市建成区仍主要集中在南唐都城范围内。民国时期以蛙跳方式跃出已建成区,将新的城市建设区设置在山西路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从城市发展的停滞中苏醒过来,一系列倾向于围绕城市边缘区位的用地单元在旧有城市建成区的外围迅速形成了连续的、圈状的城市边缘带。

南京老城边缘带的基本形态为沿南唐都城和民国密集建设区外围展开,与街道低密度街区组团的分布形态非常吻合。综上所述,可以将南京老城街道密度较低的街区组团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两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自然地理因素和城市边缘带效应。

3. 启示

本文通过城市形态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从街道的方向和密度这两个表征因素入手,对南京老城的街道布局形态展开解析,归纳其类型和特征,探索形态生成的影响因素。从街道方向看,南京老城的街道走向至今仍受到不同时期城市历史轴线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作用于不同城市地段,使得当代城市呈现几种方向的街道肌理相互拼贴的格局。就街道密度而言,南京老城存在明显的街道低密度和高密度街区组团。除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外,城市边缘带效应有效地解释了

街道低密度街区组团形成的原因及其分布规律。

城市街道形态不会凭空产生,其背后是生成时代的交通方式、土地开发建设模式、规划设计方法等一系列深层因素的作用。认识城市空间形态特征,理解物质形态与其背后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辅相成关系,是当代城市建设的前提。相比于一些源于西方城市理论的、并被大量应用的形态模式,中国城市自己的物质空间形态特征和规律仍有待发掘。本文对南京老城街道形态的分析和解读,希望为中国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摘要：城市建成环境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充分认识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特征,理解其成因和发生规律,是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的前提。本文以南京老城为研究载体,对街道布局形态进行类型解析,从方向、密度这两个表征因素展开,呈现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多样性,揭示其时空分布规律,并探索其生成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街道布局,方向,密度,形态类型学

参考文献

[1].Moudon,Anne Vernez.Built for Change:Neighborhood Architecture in San Francisco.Cambridge,Mass.:MITPress,1986.

[2].Panerai,Philippe,Jean Castex,Jean-Charles Depaule,and Ivor Samuels.Urban Forms:Death and Life of the Urban Block.Oxford[England];Boston:Architectural Press,2004.

[3].梁江,孙晖.模式与动因--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形态演变[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4].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城市规划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