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红包文化（精选5篇）
春节红包文化 篇1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以微信、支付宝为主的新媒体平台的流行,“电子红包”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加之2014及2015连续两年的春节红包活动着实使这种新型电子红包火了一把。但电子红包大火背后的缘由以及对于传统的春节实体红包的挑战却不应随着春节的远去而渐渐冷却。本文希望追根溯源,从春节红包文化的由来谈起,结合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春节红包文化的未来走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传统春节红包文化、新式春节红包文化的兴起与来由以及对于两种红包文化的思考方面进行阐述。
一、传统春节红包文化的由来
现在意义上的春节红包起源于“压岁钱”的概念。压岁钱的由来最通俗的版本是有关避“祟”的传说。“祟”黑身白手,出没于除夕之夜,趁孩子睡熟之际摸他们的脑门,致使其高烧呓语,退烧后变成傻子。而有一户管姓人家,碰巧用包了八枚铜钱的红包吓跑了“祟”。于是红包包钱即“压岁(祟)钱”的习俗就由此流传开来。
“压祟”习俗的真伪不必考证,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家长希望新的一年子孙平安的心愿。由此,可以将传统春节红包定义为在除夕或农历初一期间,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赠予内附金钱的红包。
传统春节红包有其特定条件。其一,红包的发放是单向的,即红包的发放者是长辈,而接收者通常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小辈。其二,红包发放和接收大部分是在家庭这一初级群体[1]范围内进行的,即红包主要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另外,红包作为一种符号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点:红包寄托了长辈对晚辈的新年祝福和关怀,毕竟作为晚辈开年之际有一笔额外的收入作为零花钱是一种好的开始;红包体现了传统封建家庭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观念。首先是幼对长进行新年问候,表现“尊长”之意,其次才是长对幼的关爱,表现“爱幼”之情。传统大家庭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理想之态,也是以和为贵的体现。
二、新媒体承载的红包游戏
2014年1月,微信红包与支付宝红包上线,红包游戏开始悄悄流行起来。这里所谓的新媒体承载的红包游戏,就是使用移动终端,采取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支付的一种线上的收、发、抢红包的游戏。2015年春节,随着微信和支付宝两大应用平台的不断更新优化,红包游戏的玩法更加多样化,加之微信红包与春节联欢晚会的合作,“抢红包”一跃成为全民游戏。
微信红包原本是腾讯财付通公司推出的一个叫作“新年红包”的公众帐号,而后经过优化的红包功能在对话框边的附件和“摇一摇”中都可以使用,主要有“普通红包”和“拼手气群红包”等方式,可以一对一的发放红包,也可以在微信群中发放设定总金额和总个数的群红包,微信群里的用户所抢到的红包的金额由系统随机设定。而春晚直播当晚的“全民抢红包”环节则需要主持人口播详细的互动引导,用户通过“摇一摇”来抢红包,每个抢到红包的用户还可以领取多个额外的红包分享给微信的好友。支付宝钱包的红包形式则主要有个人红包、接龙红包、群红包和面对面红包。由于玩法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虽然支付宝钱包的红包功能上线较早(情景支付方面介入较早),但微信红包却来势凶猛,被马云称为“珍珠港偷袭”。由于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又兼具支付功能,使得微信的红包游戏更具社交功能,即使用户不在微信支付上绑定银行卡,也不影响红包操作,简单易行。与传统红包相比,这种新媒体承载下的红包由于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更加便捷,同时在“抢”与做游戏的过程中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抢红包的趣味性,打破了传统红包长辈对晚辈的单向性,通过新媒体裂变式的传播扩大了发红包的规模。因此,这种低成本、高效率、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红包游戏比传统红包具有了更多的功能。
三、新型红包的流行原因与功能
(一)新型红包的流行原因
1.在社会生活信息化中展开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流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展现了新的生命力。这一次革命同样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惊喜于这一连串的社会变迁,将其概括为新的社会形态———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其特点之一就是以网络为载体的社会生活信息化。
智能手机是社会生活信息化在个体层面的展开,它比起传统的功能手机具有更佳的功能,可以像个人电脑一样安装应用软件。而像微信、支付宝等应用软件的客户端正是以智能手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微信、支付宝所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现和应用更新了人们的支付理念:由原来的唯现金支付不可到如今的以电子支付为代表的多元支付形式给予新型红包以支持。这一转变体现了“实体经济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的信息化、符号化甚至虚拟化”[1]的言论。简言之,新型红包正是在社会生活信息化中展开的,它作为一种信息形式凭借成熟技术的支持在个体之间流通,影响着个体间的沟通交往。
2.集体狂欢式的游戏
狂欢化理论是由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的,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开始盛行的的欧洲狂欢节庆典正是这一理论的来源,人们在广场上穿着奇装异服,带着面具,通宵达旦的疯狂跳舞。民众对于这种集体狂欢式的红包游戏的着迷正像那些在广场上疯狂跳舞的人群。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里,平民大众的常规生活充满了对权力的屈从与恐惧,第二世界则是民众在狂欢广场内,打破了身份和职位的界限,平等地交往,尽情地狂欢,真诚地对话,自由地生活。[2]微信、支付宝等新媒体的平台为大众所构建的正是第二个世界,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上下级、长幼尊卑的秩序变得没有那么明显,发红包、抢红包的游戏使得每个人都具有参与感,都可以主动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中提到的集体欢乐也可以为此做出解释,作为一种集体情绪,特指“人群由于福利、成功或好运气,或者得到某人所希望之物的前景而唤起的情绪”。[3]由于人们对于红包———这同一目标的关注,使得个体之间的欢乐的情绪转化为集体的情绪。新型红包正是趁着这股集体狂欢的情绪,像细胞繁殖一般在社交网络中快速流行起来。
3.符合人性特点
新型红包由于抓住了人性的特点,才激发人们使用的兴趣,促进其流行与传播。首先,对于发红包者,新型红包有利于其虚荣心的满足。尽管不能和“有钱任性”的“BAT三巨头”的媲美,但在自己的朋友圈、微信群里散红包,体会一把“土豪”的感觉也的确支撑了一部分人将游戏继续下去。这一过程更接近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三———价值命题,即“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4]假设一个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抛出一个红包,在其他人抢红包的过程中对其称赞有佳;或活跃了氛围,稳固或扩展了社交网络;或抢到了“回礼”红包中一笔客观的收入,会支持其继续发红包的活动。
其次,对于收红包者,新型红包着重在“抢”。尽管抢到的金额不多,甚至往往只有几分钱,但通过“抢”的趣味方式得到一些“蝇头小利”或者说“天上掉下的馅饼”,任何人都会心动。简言之,“抢红包”活动满足了人们本性中的贪欲。这一过程符合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成功命题,即“个人的某种行动越是经常地得到相应的报酬,那么,他就越可能重复这一行动”。[5]假设有人在第一次的红包活动中抢到一定量的红包,那么他继续参与红包活动并进一步“坐庄”发出红包的可能性就越大。
4.短信拜年的替代品
这种新型红包的出现和大火必然有其合理性,而一定的机遇和背景也必不可少。新型红包的出现是短信拜年衰落的体现,同时这一衰落也是新型红包的流行原因之一,即作为短信拜年的替代品而存在。
短信拜年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流行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从1994年中国正式拥有短信业务开始到2011年短信拜年创造短信历史的巅峰时刻,不到十年间,短信拜年凭借“省时省力”的方便优势,作为新兴拜年方式成为主流。然而“省时省力”的背后,却存在多种令人诟病的弊端。抛开电信营运系统和手机安全问题不谈,短信拜年并不能达到建立与维护社会网络的根本目的,反而冲淡了人情味。首先,短信拜年存在虚情假意,内容雷同之嫌。为图“方便”,很多人选择假借别人的拜年短信疯狂转发,有时候甚至忘记查看别人的短信内容是否合适,是否在末端留有署名就一股脑的转发,频频造成尴尬,反而破坏了过年气氛。由于重复转发,短信必然雷同,导致很多人相同的短信却收到多次,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缺乏互动性。值得提到的一点是,201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郝云一曲《群发的短信我不回》道出了“短信群发”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碰巧同年“微信红包拜年”的方式走红,加速了短信拜年的衰落以及新型红包方式的流行。
(二)新型红包的功能
1.新型红包扩大了传统红包的参与对象
传统红包强调长辈施而小辈受,家庭等级和次序不能乱;新型红包则注重在初级群体以外的其他群体发放,不在乎“上对下”还是“下对上”的形式,也就是说在新型红包中,为图一乐,小辈也可以给长辈发红包;由于年龄原因多年未收到红包的人也可以借机重走儿时之路。因此在对象方面,传统红包与新型红包形成互斥,几乎囊括了所有群体。进一步讲,当更多的人群参与到新年红包这一简单仪式中,对于传统文化归属和传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对于新社会形态产生相应影响
上文提到,我们已然步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社会生活信息化是其不可忽视特点。而新型红包作为社会生活信息化的一种形式,适应并影响这一新的社会形态。
首先,新型红包补充更新了红包文化的意义。传统红包是血缘关系内部互动的符号。它寄托了长辈对晚辈的新年祝福和关怀;体现了传统封建家庭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新型红包则是包括了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的互动符号。它是人们进行新年祝福的新方式;更是一种新兴的以社交网络和新媒体为媒介的新春娱乐活动。由传统红包到新型红包的发展,体现了符号互动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布鲁默在《符号互动论:观点与方法》中提到“事物的这些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随时加以修正的……因此,所谓意义、解释不是事先就存在的,而是一个形成过程,”[6]正如“红包”这一事物随着其形态的变化,意义也不断被修改。总之,传统红包与新型红包的结合使“红包”的意义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到完善,体现了新社会形态下人们更加关注主体间性或人际交往尤其对于和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的交往,是对新社会形态的一种追随。
其次,新型红包巩固了新型社会沟通与交往。这一新型的社会沟通与交往即利用网络互动,实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是现实社会互动在虚拟空间的延伸。在进行红包游戏的过程中,人们会由最初并不熟悉这一活动的规则,询问并模仿已经轻车熟路的亲人和朋友,在对于这一新事物的调适过程中逐渐融入到红包世界这一特定场域中。同时,人们可以消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与处在不同时区和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是带有传统文化印记的,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另外,以实实在在的金钱代替客套千篇一律的祝福,在主体间具有“可领会性”,原因是即使最终得到的钱并不多,微薄的物质奖励可以看出祝福者的心意,自然双方之间心领神会,无需再有过多反复的无效性沟通。
3.“零和游戏”背后的社会资本积累
新型红包的“零和游戏”属性仅仅是一次性的,如在一次“抢红包”的游戏中,发红包者向特定人群发出10元红包,接受红包的特定人群所得红包的总金额为10元。但中国社会讲究礼尚往来,在上一轮接受到红包的人会继续发放红包,由此增加了这一群体内的互动。这样的互动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先由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意指“实际和虚拟资源的总和,个人或者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关系的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7]其中,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加强了个人之间的联系,即“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8]新型红包下的互动通过你来我往的“零和游戏”在微观层面加强了主体间交往,进而使个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密切。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更趋向于“熟人社会”:认识的人更好办事;熟人好说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办事手续或节省时间。人们在支付宝里红包活动尤其是“红包接龙”可以在猜红包钱数的过程中认识熟人的熟人;而在微信群或朋友圈里发起红包,可以和长久不联系的熟人重新建立沟通,从而巩固并扩大了社会网络。另外,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体之间相对持久的联系可以帮助获取资源;个体社会网络越稠密越有利于资源以及相应社会地位的获取。所以“零和游戏”最终是指向“实际和虚拟资源的总和”,即社会资本的积累。
四、新媒体视域下春节红包的再思考
毫无疑问,新媒体应用基础上的春节红包是符合大众需求的,春节期间,人们对于亲人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络、对新年的憧憬祝福都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电子交易和发达的今天,社会交往也受到影响,新型红包便运用而生,它可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交往形式,通过抢、讨、发、猜红包来增加人们互动的方式。
在此视域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是这种新型的红包是对传统春节红包的一种代替吗?从现在的新媒体红包的发展来看,相比于代替它似乎更像是一种补充。即新媒体的现代性和春节红包的传统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在上文中提到,传统的春节红包发放范围小,而且是单向发放。新型的红包虽然加了不少游戏的成分,且扩大了发放范围,但长辈对于晚辈发纸质红包,甚至压在枕头下的习俗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太大影响。新型的红包的受众基本还是以青年人为主,目的也更倾向于娱乐性,与传统红包相比更具有外向型,即更多的是与家族亲属之外的互动,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扩大。因此,新型红包并不算是对传统春节红包的一种代替。
其次,新型红包在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消费市场对于新产品的热度总是难以维持,新型红包如果不能根据大众的需求不断改进,拥有自身独特性的功能,红包热很可能会像当年的“偷菜热”一样,短期风靡之后便沉寂下来。新型红包虽然发放便利,但是这种便利性也会让人们感受到“人情味儿”的缺乏,譬如短信拜年在近几年总是被诟病没有真情实意。因此,新型红包在发展和改进过程中不应单图操作简单便利,还应该加入更多的人性化的操作,以增强赠收红包双方的互动,使得新型红包不只是简单的货币赠送。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任何新科技、新媒体要想把传统文化之中的精髓传递下来,“以人为本”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看到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人们真正的需求,比如抢红包、讨红包的行为并不是为了物质的钱财,更多的还是为了传递人们新年的美好祝愿,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络。或是清明节烧纸祭奠先祖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寄托对亲人先祖的哀思,网上祭奠就需要更加关注人们情感的需求,换一种方式来代替烧纸,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其糟粕,文明祭奠。只有抓住了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找到人们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需求,新科技、新媒体才能和传统文化相得益彰。
美元助力“春节红包”行情 篇2
A股春节红包行情的宏观条件皆已具备：A股估值存在着近30%的套利空间。由于加息甚至准备金工具在节前动用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将修复悲观估值。再加上基金的补仓行情，“十二五”开局的信贷高峰，以及惯例性的年初资金流入，使得A股的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在1月份有望得到叠加。
此外，从愈演愈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大宗商品、油价企稳回暖，美元指数持续震荡的外围环境来看，可以说A股行情存在随时爆发的可能。
什么东风才能让A股立刻飞？
缺一个能够凝聚资金的突发性事件。我们认为，市场受限于存量资金的积弱，蓝筹行情很难在一季度里因为年报行情一蹴而就。而来自太平洋东面的美元，才是煽风点火的关键角色。
看好蓝筹股的兜底作用，但并非领涨，充其量只是个副旗手。未来预计节后货币回收的杀伤力应该还有一次集中爆发，尤其是通胀、信贷、地产“三大失控”未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前提下，行情恐怕只能期待外部的力量（美元、大宗商品等）来发现领军板块。
当前外部环境：美元下行，欧债企稳，令行情被燃起的可能性大增——1月13日葡萄牙售出总计12.5亿欧元的债券，实现了原计划的最大拍卖总值，这表明投资者对于葡萄牙改善其财务状况的能力充满信心。同时，随着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日程临近，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首次突破6.60，加之美国相关经济数据温和增长，美元指数跌破80美元关口，这与去年10月份A股爆发之前颇有相似之处。
我们还注意到，当前两市成交量低迷，投资者几乎没有卖出股票的意愿，极小资金就能让多数中小盘的个股股价产生较大波动。在过去的3个交易日中，我们注意到了不下20只个股出现尾盘异动。加上当前多数个股技术指标调整已经相当充分，大资金只要能够在下一轮成交量有效放大的行情爆发之前建仓完毕，就能完成资本套利。
所以说，当前“花期”为一个月的小周期行情之空间、时间都具备，东风渐现，资金吸筹布局当是时。
在1月20日左右，宏观经济数据确认中国经济及A股估值，即是行情的表现期。当前，信贷投放一如既往火爆，从灰色一点的逻辑链来说，可以看成资金在布局了。
但对于中期的一季度行情，我个人依然看高频加息下的下行通道。当前存量资金点火，增量资金大规模入市的迹象没有看到，而这又是蓝筹启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不否认银行等权重的投资机会，但对于短期行情来说，我更认为蓝筹权重只是副旗手的角色——有机会，但起到的是兜底作用，而不是领涨进一步，这些机会仍然指向中小盘股，蓝筹启动仍受一定条件制约。
未来的最大变数在于，胡锦涛主席访美后，人民币升值预期一定会发生方向选择——要么“见光死”，市场透支预期；要么继续向上，继续预期，但一定不是横盘。现在就我个人和市场的观点而言，更倾向于前者。
另外，中国周边，韩国、泰国相继加息，市场重现加息预期。未来预计春节后货币回收的杀伤力应该还有一次集中爆发，尤其是通胀、信贷、地产“三大失控”未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前提下，高频加息预期仍会压制行情空间——一则，信贷投放，很可能令管理层忍无可忍，差别准备金常态化，但可能仍然不够；二则，目前央票一二级市场倒挂，慢慢透露再加息信号；三则，通胀预期，有可能在春节之后再度攀上高峰。
春节红包文化 篇3
一、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微信红包”数据统计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对传播内容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关于内容分析法的定义, 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根据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的定义, 他认为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1]该定义是被学界广泛引用的经典定义。在此, 我们采用贝雷尔森的定义。根据定义, 我们可知内容分析法具有“客观”“系统”和“定量”这三大特征。所谓客观是指分析过程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进行, 不得改变之前制定的评判准则, 从而确保不同的人可以从同一篇文献中得出一样的分析结果。系统是指分析内容或类别的取舍应依据一致的标准, 不能根据研究者的假设和要求随意作出改变。定量, 是指运用图表或数字等直观、显著的方式表述内容分析的结果。
内容分析法的形式可分为: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这三种内容分析的表现形式均与社会现实、传播者和受众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内容分析的研究目的也可概括为三点, 首先是为了将传播内容与社会现实进行比较。研究者试图以定量分析的方式, 揭示研究内容所展现的社会性质。第二个目的是从信息内容判定信息传播者的观点和立场。例如, 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两家报纸对同一起暴力事件的报道, 看出它们对这起暴力事件所持有的不同看法。内容分析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从媒介内容预测即将取得的传播效果。人们会被自己长期接触的媒介内容所影响。这一假定已得到传播理论的支持。本文意在通过内容分析法说明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流行的现象, 从而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解读“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进一步提出解决措施。
微信作为一款免费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应用程序, 截至2015年3月, 其在智能手机中的覆盖率已经高达90%, 月活跃用户达到5.49亿, 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 超过20种语言, 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始于2014年春节, 微信和支付宝为争夺支付地位首次拉开了红包大战的序幕。2015年, 微信开始联合各行业、各领域的商家推出春节“摇红包”活动, 并在短短的春节期间送出了金额超过5亿的现金红包。微信宣称, 2015年春节期间, 微信红包抽取次数为21.1亿次, 远超支付宝和微博。并且微信特别联合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 吸引广大用户群体参与其中, 在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同时也赋予了春节别样的节日氛围。
早在2016年春节前夕, 微信抢先于支付宝、微博, 率先发起春节预热活动, 在沿袭2015年定时“摇红包”活动的同时, 2月5日, 微信拜年红包全新上线, 受众可以随机挑选吉祥的红包金额发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除此以外, 微信还新增了在红包中添加照片的功能, 受众可以点击页面上的金色小相机, 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 并附上祝福语, 其他朋友可以发来红包查看照片内容。微信通过官方平台已提前宣布, 将把春节前后整整10天朋友圈里获得的所有广告收入, 均以免费红包的形式发给广大网民, 以便对广大关注和支持微信的网民表示感谢。受众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通过“摇红包”的形式获取金额不等的随机红包, 免费派发红包金额至少达到9位数。截至2016年2月7日8:30, 微信红包在亲朋好友间的收发总量已高达49.8亿个, 4800万个免费红包被微信官方平台发出, 1280万张红包照片出现在朋友圈。2016年2月13日, 微信官方平台宣布了猴年春节期间 (除夕到初五) 的红包整体数据。微信红包在春节期间的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 共有5.16亿人通过微信红包的形式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节日的快乐。与2015年羊年春节6天收发的32.7亿次相比, 2016年总体的收发次数增长了近10倍。
由此可见, 微信红包已经获得了用户极高的认同感, 其媒介影响力不言而喻, 这也正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集中体现。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介形式正在改变传统的“春节”, 站在传播理论的角度解读微信红包也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热议的话题。
二、“微信红包”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解读
“使用与满足”是传播学关于大众媒介使用效果的理论, 用以研究媒介和受众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 探究受众的社会需求和心理动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社会学相关知识, 解释人们使用媒介如何得到满足的行为, 以便揭示受众接受媒介的社会和心理两方面原因。“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 传播学问题的探索是站在传播者的角度来进行的, 就传播者如何影响受众而研究、探讨,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出现则把人们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受众身上, 以期望得到有关受众和媒介之间的研究结果。“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把受众看成是有一定社会和心理“需求”的个人, 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是满足社会需求和心理动机的过程。
(一) 社会关系需求
微信作为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拥有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 其首要任务是满足人们的社会关系需求。第一, “微信红包”在春节期间已然成为人们交流谈论的流行话题。人们为了增强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机会, 可能会加入微信红包的产品体验, 以期活跃自己的社交生活, 拓展社交圈。第二, 迫于群体的压力, 群体成员为了使自己合群、不落伍, 会采取服从态度, 追随多数人的行为。“微信红包”的出现使部分人最先开始尝试, 而当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到微信红包的队伍, 在微信群、朋友圈形成“刷屏”现象时, 剩下的群体成员会在群体压力的驱使下参与其中。第三, 对平等社会关系的需求。春晚的微信红包“摇一摇”在任何受众面前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机会摇到钱, 这使得受众完成了自我实现的臆想。
(二) 娱乐需求
微信立足于手机移动端市场, 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方式。春节期间, 受众通过“摇一摇”“发红包”“抢红包”“红包照片”等活动, 获得了情绪上的满足。除夕当天, 微信发起了4轮“红包雨”, 分别在12:30、19:50、21:30、22:30开启。另外, 在其他时段, 受众也有可能通过摇一摇获得红包。除此以外, 微信在2016年春节来临之际特别推出了“微信红包”活动。2月7日17:00到2月8日01:00, 受众会随机获得发送红包照片的权限, 权限时间为1小时, 1小时后将不能再发送红包照片, 也不能查看红包照片。没有获得红包照片发送权限的用户每个小时都可以尝试通过“摇一摇”获取, 权限名额有限, 先摇先得。用户在进入朋友圈时可自由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红包照片活动, 选择不参与该活动的用户朋友圈会和以往一样, 不能发红包照片也不会看到好友发的红包照片。如果用户之后想参与该活动, 可以通过点击朋友圈右上角按钮进行选择。模糊的照片只能显示出信息的大致轮廓, 点击照片会随机显示一点点照片原图。看照片的红包金额是随机的。由于红包金额的不确定性, 大大增强了微信红包产品的趣味性、互动性,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娱乐需求。
(三) 心理需求
微信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社交软件的交互性特点, 将中国人传统的春节发红包与互联网融合, 凭借微信朋友圈形成的群聚效应, 让消费者同时变成传播者, 实现了“病毒式”营销。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中表示, 媒介是社会更新的动力之一, 新媒介的出现是对传统传播方式的挑战, 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话, 那这种媒介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并相应地影响人际关系的维系方式。[2]微信为用户带来了新奇和使用的欲望, 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和勇于尝试的天性, 使微信满足了受众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需求。
三、“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的消极表现及应对策略
(一) “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的消极表现
“微信红包”在满足人们社会关系需求、娱乐需求和心理需求, 带来便捷的沟通和放松方式的同时, 也对人际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导致现实交往的冷漠和疏离。“微信红包”在打破中国人传统过节锁定春晚的同时, 也剥夺了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时间。从年前到过年, 许多人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摇红包”“抢红包”等活动中。更有甚者, 彻夜盯着手机屏幕, 生怕错过一个红包。这样的行为减少了受众与家人、亲朋好友相聚的时间, 流失了亲戚间走动的沟通机会。虚拟空间的人际交往与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差别很大, 其缺少了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信任感和亲密感。使用微信和他人交流时, 人们往往无法看到对方的表情、神态, 无法与之进行眼神交流, 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判断不出对方说话时的语气和情绪, 从而得不到文字之外的更多微妙但又有用的信息, 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际交往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尤其是对于强关系而言, “微信红包”挤压了强关系网络的人际传播空间, 影响了真正的人际交往的情感沟通。根据艾媒网提供的《2015年中国手机网民参与“春节红包”活动调查报告》显示:19~35岁是中国手机网民红包大战参与者的主要年龄段。青年用户群体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和时间本就有限, 而在家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用来“抢红包”, 则在无形中减少了他们与父辈交流的机会。
2.以娱乐为出发点的人际传播欠缺感情稳固性。“微信红包”对于建立虚拟人际传播关系的作用毋庸置疑, 但这种以娱乐为前提通过网络进行互动与交流所培养情感的稳固性却值得考量。现实生活人际传播过程中, 人与人之间有情感寄托、心理倾诉。正因如此, 建立起的朋友关系牢靠且稳定, 人们也会通过不同的途径, 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情感维系, 而这些都是在微信交往中很难实现的。以游戏形式或娱乐形态建立的人际交往圈缺少了人际传播的点滴性与长久性特征, 在情感方面也是极脆弱的。虽然许多受众积极地在不同群组里发红包、抢红包, 朋友圈里就红包而展开的互动也较为频繁, 但实际人际传播中他们的接触频度却十分有限。“微信红包”的娱乐属性将人际传播网络无形扩大, 而人际沟通的虚拟性使个人在较大的范围内很难将情感因素进行集中的培养与稳固的交流, 再加之这种娱乐属性使传受双方停留的时间不够, 因此这种人际传播欠缺感情稳固性。
3.诱发人际交往的心理障碍。虚拟的网络沟通能使人产生一种兴奋的解放感, 有些人甚至会表现出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而微信就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互动情境, 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可以通过扮演不一样的自己而获得满足感, 这可能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性格截然相反。长此以往容易导致个人在虚拟世界里形成多重人格, 造成人际交往障碍。
除此以外, 红包金额的攀比也诱发了人际交往的障碍。例如, 朋友间有人发较大面额的红包, 为了攀比, 自己也要发差不多数额的红包。这样会造成在朋友圈晒红包面额的攀比心态, 造成很多受众羞于发红包或不愿意发红包, 从而产生心理障碍。
(二) 应对对策
针对上文提出的“微信红包”对人际交往的消极表现, 本文提出了如下两点应对策略:
1.加强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过年的时候, 发红包和收红包也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在中国人眼中, 红包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祝福与美好愿景。微信红包的推出, 很大意义上为传统年俗带来了新动力和社交网络的新时尚, 但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也同样让我们少了很多人文关怀和现实交流。当下, 相比面对面的沟通方式, 很多人宁愿选择用手机来进行人际沟通与交流。因此, 我们在玩微信红包的同时, 要加强与父母、亲朋好友间的互动交流。春节聚会时, 更应珍惜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增进彼此之间的关心与关爱, 拒绝做“低头族”。尤其是当微信红包被冠上各种名目之后, 就改变了它原本的味道, 冲淡了我们的亲情、温情, 造成了人与人交往的隔阂。我们不能因红包、外物而沉沦, 相反, 我们应把握住现实生活中与父母、亲友每一次沟通的机会, 建立真正稳固、长久的人际关系网络。
2.把握好“度”, 建立良好心态。“微信红包”在给我们带来了参与感、游戏感和快乐的同时, 我们不能被“微信红包”所“绑架”, 更不能对红包金额产生攀比心态。
当我们因为“微信红包”而造成依赖感、人际焦虑时, 就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社会生活。在“微信红包”满天飞的时代, 我们不能将自己陷于某种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 更不能将“微信红包”变成虚拟赌博工具。我们要把握好“度”, 以良好的心态参与其中, 要懂得时间管理和信息管理, 克服自身的弱点, 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网络。
“抢红包”真的毁了传统春节吗？ 篇4
但是，这也引发了一次大讨论，新华社就发文指出，网络红包会毁了中国的传统春节。乍眼一看，还有些道理。大家忙着抢红包，把亲情、友情晾在一边，“盯得眼花、戳的手疼”。
新华社的文章说，新春佳节是家人团聚、共叙天伦的时刻，向亲友派发红包，是传递祝福与关爱的民俗传统。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让抢红包从线下走到线上，一些远隔千里的好友也能穿越时空为彼此送达一份心意，一些电商巨头也借机为观众奉上“红包大礼”，给人们的假期增添了不少欢乐。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不少人发现，抢红包正从消遣的“伴奏曲”演变为春节长假的“主题歌”。文章认为，无论多么抢眼的“红包”，也难以换来亲人温馨的笑脸。一些人为抢红包，没有和亲人说上几句称心的话语，没有来得及和爸妈唠唠知心嗑。这样过春节，未免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在人民网的一起调查中，有超过60%的人认为，抢红包正在毁掉传统春节。网友“江武生”认为：那些网上流传的天上掉馅饼的不劳而获心理的抢红包，颠覆了民间流传已久的温馨的红包的本意，演变成了赤裸裸的商业炒作，把亲情、友情晾到了一边，简直可说是抢红包正摧毁着春节。父母等长辈给儿女等小辈的压祟钱（祟指邪恶，压祟指祝福安康）的红包，应当温馨传承。
“正义追求555”说：春节谁也毁不了。但“抢”却可以毁了红包、毁了我们传承千年恭敬谦让长辈们的赠送于祝福化为乌有。“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抢是硬取，抢夺，抢劫之意。企业推出抢红包是为了抢眼球仅此而已，“抢”文化应该引起警惕。当然，抢做好事另当别论。
人民网网友“伸援手“说：中国人对红包还是蛮有感情的，尤其是过春节，职工期盼老板发红包，晚辈希望长辈给压岁钱红包。但是网上流行的抢红包却扭曲了红包的本意，变成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把亲情友情晾到一边，与红包的初衷大相径庭，应该引起人们警觉和深思，那些该传承，那些该摒弃？
有网友指出，痴迷抢红包是不好，影响视力，影响家庭和谐。有人就因为抢红包，抛弃家务，闹得家庭不和;还有人因为摇红包，把苹果手机摔坏了，得不偿失。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文化需要创新，网络上流传的抢红包，就是这个时代文化创新的体现。
中国人流动性强，不少人在不远千里的地方工作，隔山隔水，春节回不了家;或许，有些人挣的钱少，舍不得春节回家庞大的开支。他们在春节爆竹响起时，思念之情油然升起，这个时候，网络红包起作用了。他们通过微信发红包给亲人、朋友，不在金额多少，意在这份礼节，抢红包的过程中，交流也在进行。
不应该将抢红包与亲情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长辈与晚辈一起抢红包，不是很融洽吗？更何况，抢红包的过程，也可以拉家常。微信交流，仅用少许流量费，如果是靠电话沟通亲情，成本十分高昂。
《京华时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认为，新华社过于多虑了——在“抢红包毁掉春节”的忧虑背后，是对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对生活的改造的深层忧虑。不过，换个角度看，事情也许没那么糟。因为，无论从小孩到老人，不管抢到多少钱，大家都乐在其中。
很多人不认同“抢红包毁掉春节”，一位湖南永州的网友说，以往的春节，家乡都是打牌、打麻将，赌博风气很浓。今年春节，赌博少了，大家忙于抢红包，就这一点来看，“抢红包”改变了人们不健康的娱乐方式，是其有利的一面。
对于“抢红包”，我们应该理性去看待，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大痴迷，应该保持超然的态度，既理解新技术，又不玩物丧志、伤害家庭和睦。像网络上流传的那位为了抢红包，连家务也不做的女士，最终会引发家庭矛盾，就显得过犹不及。
在中国南方体验“红包”文化 篇5
这是我来中国后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春节期间，广东的宴会很多，而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常住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感到困惑，就是所谓的“红包”。
每见到一位长者，他们都会拿出一个红包给我，而且至少有100元。我向相熟的朋友打听为什么，朋友说，在广东，过春节的时候，凡是未婚的人，不管年龄有多大，都可以拿红包。
这似乎是个风俗，但渐渐地，我发现，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红包不仅是个礼节问题，在“多边外交”场合，给红包以及给多少钱是牵涉面子的大问题。
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未婚”为标准给红包的事。在日本，大人确实给孩子压岁钱，假设两个家庭互相拜年，每方都是两个孩子，父母们就会给对方的孩子们压岁钱，一般都是5000日元左右(约300多元人民币)。这靠的是默契，纯属民间风俗。而孩子到了大学阶段，大人一般就不给了。
有一天中午，在餐厅的高级包间跟广东本地企业的几位老板吃饭。在甚至都没有问我有没有成家的情况下，他们就拿出了红包。我很不好意思地鞠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说“谢谢，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突然间，有个老板的孩子进来了，据说是初二学生，个子很高，也很帅。那位老板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儿子，你给叔叔们拜个年!”儿子只是点了点头，甚至都没说过年好之类的话。下一刻，所有的老板都站起来，把红包扔给了这个小朋友。而这个初二的孩子连“谢谢”都没说，就心安理得地接收下来。
又一眨眼的工夫，孩子把所有红包都收好就消失了，甚至也没说“叔叔再见”。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让我沉思了很久。孩子大概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出场并不是真的拜年来的，而只是替父亲收一下红包。叔叔們给红包，大概也并不是出于多喜欢孩子，而是通过给孩子红包来跟他爸爸巩固关系，为新年的生意做个铺垫。而且，我感觉，“叔叔”们好像是随时都准备着红包，放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的。
这一切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礼仪和民俗的范畴。我原来就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深有体会，此次春节让我进一步加深了感受。
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关心孩子的成长。中国的媒体常常批评现在的孩子缺乏生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但看到大人们把春节这一最传统的节日都视为牟利的机会，把孩子的作用工具化，孩子的问题，恐怕就不能责怪他们自己了。
之后我到了香港，一些香港长辈们也给我红包。还是很不好意思，但打开一看。里面只放着10港币，至多是20港币，比广东的红包少了10倍，心安了不少。一个老总悄悄地告诉我说：“香港人给红包的意思是个‘吉利’，里面多少是无所谓的，一般都是10或20港币。”